中国国际问题专家要中国的弱小邻邦“芬兰化”

近来中国各大门户网站纷纷转载一篇“中国国际问题专家”秦宏的文章，题目是“大国之仁与小国之智”。文章告诫在南海问题上“挑衅中国”的“某国”作为“小国”要弄清楚“大小之别”，不要“不智”，而要向冷战时期的芬兰学习以小事大之道，才能自保平安。这样的文章，可以说是将中国某些政治精英的国际观和盘托出：中国的弱邻们，芬兰化是你们将来明智的选择。文章在推荐芬兰以小事大的历史经验时是这样说的：小国势单力薄，与大国相处时多处于被动受制地位，因此小国就要开动脑筋，灵活处理与大国的关系，如果自不量力，躁动妄为，则会招致惨重损失。北欧小国芬兰的经验值得借鉴。上世纪30年代末，芬兰以强硬态度拒绝了苏联颇有些“强买强卖”的换地要求，进而引发苏芬战争。虽然芬兰重创苏军，令其丧师数十万，但依然没有逃脱亡人失地的结局。战后的芬兰汲取教训，悟出与强邻相处之道，不仅令其安然度过漫长的冷战寒冬，而且自身经济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所谓“悟出与强邻相处之道”，就是不挑战强邻，在国际问题上与强邻“保持一致”，换来太平日子。作为“国际问题专家”，文章的作者显然知道自己说的是“芬兰化”，但又知道这个历史名词是贬义词，它在表现小国的无可奈何的同时，也突出了“强邻”的霸道，所以又没有用这三个字。这就很耐人寻味：明明知道这不是个好词，但实际上又用了这个典故，只是为了避免过分刺激而回避了这三个字，可见作者对这个典故所描绘的那种“大小关系”是多么心向往之。除了“芬兰化”，那篇文章开头一段话的含义也不简单：虽然联合国宪章中规定，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但是大国和小国毕竟体量、能力不同，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有必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以为自己赢得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这样的话一般说说当然也无大碍，但放在这篇公开文章的具体语境下就等于说：如果你是一个小国，不幸和一个大国为邻，就别指望靠什么联合国宪章来救你，更别相信什么“一律平等”的鬼话。学学芬兰吧，放聪明点。文章的题目已经告诉你了：你要是不智，就别怪我不仁。 读一读近年来中国“国际问题专家”发表的文字，通篇议论以“大国”自居，从“大国”开始立论，站在“大国”的高度俯瞰“周边”，已经变得很自然了。有“大国”自然就有“小国”，“大国”只有少数，于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成了“小国”。可以说，身为“大国”的踌躇满志已经成为了这些“专家”的正常心态，也传染给了很多国民。在这种“大国”心态影响下，一些本来正常合理的领土要求在公共话语中变质，成为“块头决定是非”，别人则很自然地解读为沙文主义和扩张主义。要那个“挑衅中国”的“小国”向芬兰学习，就是这种霸道心态的最新表白。当然，和中国政治精英的另外一些想法和说法比起来，“芬兰化”还算是一个比较“仁”的字眼。这些想法和说法，可以从《读书》杂志去年发表的一篇提倡“班超精神”的文章中窥见一斑。我对那篇文章作过一点评论，附在下面。“班超精神”与大国崛起  收到最新一期北京《读书杂志》，看到一篇文章，篇幅不长，题目却很“崛起”，叫作“国弱无外交，使弱交不成”。所谓“国弱无外交”无甚新意，想来无非是重弹 “大国崛起”的老调，提醒人们中国直到今天才算有了外交，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根本都谈不上有什么外交。但“使弱交不成”是什么意思呢？文章说的其实是中国人熟知的汉朝班超出使西域的故事，但视角很独特，歌颂班超在外国为了“国家利益”而杀人放火。班超到小国鄯善，做鄯善王的工作，要争取这个在匈奴和大汉之间摇摆不定的政权。当察觉到鄯善王的态度从热情转到犹豫时，班超认为一定是匈奴也派来使节了，于是当机立断，半夜三更放火，杀死了鄯善王的客人、匈奴的使节。第二天班超召来鄯善王(而不是以使节身份去拜见他)，让他看匈奴使节的头，鄯善“一国震怖”。鄯善王当即跪下磕头，表示不再与匈奴来往，还把儿子送到汉朝去作为人质。作者批评了班超，说“用现在的处世方法和是非标准来说，班超的做法是够鲁莽的。一是不请示，擅自行动；二是在出使的国家动武，不符合外交规矩；三是给所在国制造了麻烦，甚至还违犯了所在国的法律，杀人放火，其罪非轻；四是内部也不通气，连副手都不知道”。但下面的话却让这些批评显得言不由衷：“但历史就是历史，当时就是这么做的，而且效果是好的。我们不在这里分析历史客观原因，更不去提倡班超的做法，毕竟时代不同了，现在这样做肯定行不通。但班超的精神却是值得研究的。在班超的心中，只有国家利益，而没有个人安危，这是首先要肯定的，是所有使节都应该学习的并具备的。”以下作者还说了一段话，表扬班超的见微知著、临危不惧、敢冒风险、计划周密等等。把这些和“好的效果”放在一起，开头的那些“批评”与其说是否定，不如说是赞赏了。所谓“使弱交不成”，意思就是说外交使节要像班超那样，不然就办不了外交。但这么说来，班超的成就不就是个人英雄主义了吗？非也。作者说：“但这里有个基本的条件，就是国家的强盛。如果没有汉朝的强盛做支撑，班超此举是万难成功的，即使烧杀匈奴侍者成功了，鄯善国王也决不会答应。鄯善国王不追究，匈奴也不会答应，国际纠纷是肯定的。国家势力不强，政府软弱无能，班超回来肯定要被追究责任，你给政府捅了这么个大篓子，不杀头才怪呢。”接下来，作者还说了班超在另一个西域小国杀当地的巫师、鞭打那个国家的宰相、使得国王对他害怕、从而投向汉朝的故事。作者赤裸裸说：“这次班超胆更大，上次是在别国杀了匈奴人，而这次是在所在国杀了人家的巫师，并鞭打了人家的宰相。但效果是一样的。。。。经过这两次事件，西域各国都把儿子送到汉朝来，西域与汉断绝了六十五年的交往又恢复起来了。”文章最后一句话再次强调：“班超的做法不能模仿，但班超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但问题是，如果没有那些“不能模仿”的做法，那么那个“值得学习”的“精神”又何以寄托呢？介绍到这里，读者们可能会对这篇文章的口气和腔调觉得有些特别，至少不像是《读书》的多数作者。我也是如此，于是翻到篇首，作者叫吉炳轩。这个名字好像见过，上网一查，果不其然。根据“人民网”，此人是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七届中央委员，从2005年到2008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任。现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作为曾经的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任和现任的地方督抚，吉炳轩在这篇文章中发掘并提倡学习班超精神，至少让我们看到了这些在黑箱操作中爬上高层的大员在中国已很强但又还不算超强时内心深处关于国际关系的一些真正想法，而不是冠冕堂皇的空话套话。只要“效果是好的”，有“国家强盛”作后盾，哪怕在其他国家杀人放火也不要紧。这就是“班超精神”的实质。当然，我们完全相信吉炳轩决不是在号召杀人放火，因为他很清楚“毕竟时代不同了，现在这样做肯定行不通。” 注意：“行不通”不是因为道义上行不通，而是不可能达到那个“效果”，所以不值得 (或者还不能？) 提倡。之所以不能达到那个“效果”，遵循吉文的逻辑，恐怕还是因为中国还不够“强盛”。等到中国更“强盛”了，班超那么做能轻易得“好的效果”了，班超的“精神”和“做法”就完全一致了吧？经过不无痛苦的努力，前些年世界曾经适应了中国的“外交红卫兵”。但班超式的外交官，世界恐怕无论怎样迁就，也是无法适应或者难以满足的吧？看来一切就都取决于中国究竟“强盛”到什么地步了。《纵览中国》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