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存档：2011年11 月

红色圣地的一块疮疤

每当我看到袁文才和王佐的名字，都会想起<<水浒>>中的王伦。用今天的话来说，中共内讧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争夺资源的历史:就这么多资源，你占了，老子就没份了。解决这个资源分配的矛盾，在井冈山时期非常野蛮，无非是把头儿杀光，虾兵蟹将赶走。长征到了陕北，文明一些了，借国民党的手把山大王刘志丹给除了。后来南下到了广东，云南和大西南，先没有动地头蛇，等到土改和镇反一来，就用反地方主义的名义把本地干部往死里整，把他们占着的位置统统拿了过来。对所有那些\”白区干部\”，还专门有一个文件，规定对他们不能重用。所谓不能重用，无非就是说把大官都留给自己，哪怕你对地方事务一窍不通。（本刊首发）

政体转型与公民政治社会

人民主权是今日中国最大的共识，全民求变是当今民众最大的情绪。“民间政治共同体”应当尝试，在全民情绪和全民共识二者之间，构筑一条建设性、可成事的桥梁——不管局势发生任何变化。在必然到来的政治转型之路上，自由主义不仅要和老左新左竞争，而且要和威权主义、普京主义竞争。

追溯河图洛书，还原华夏人文景观

要华夏民族一下子回到河图洛书的高维智慧，显然是不可能的。但管仲式的人物，稷下学宫那样的人文天地，也不会重新再现了么？西方绘画史上有一幅著名的巨作：雅典学派。这在中国的先秦时代，也曾有过，叫做稷下学宫。不知华夏民族什么时候，才能够从“荒江野老屋里的二、三素心人”，扩展到稷下学宫那样的宏伟景观？在这样的人文景观面前，孔丘、韩非之流，实在微不足道。司马迁的《史记》，应该重新写过。（本刊首发）

维稳年代的政治

将来的人们会用什么来称呼我们这个年代？“维稳”是再合适不过的了。“维稳年代”会变得如同“大饥荒”、“文革”、“改革开放”一样，用来标明某个历史时期。维稳着眼于当下。因此，对于我们民族来说，从来没有像这个年代，丧失了任何对于前景的期待。不论是“平等”、“自由”、“不受支配”这些现代展望，还是“耕者有其田”这样古老朴素的愿望，都变得无从谈起。没有未来，便缺少了信心。在某种程度上，如果说“人性”与“个人”是八十年代的关键词，“经济”和“市场”九十年代之后的关键词，那么，从现在开始，“政治”与“社会”将重新回到人们当中来，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重心和中心。那将是每一个人“同意的政治”，是建立人与人之间互相连结和共同分享的社会。

中国政府缺钱，何必做救世主？

如果希腊以公投为名真的赖债，恐怕难逃沦为流氓国家的形象。至于中国，本来可以说“干卿底事”，然而虚荣心作怪，要充当“大救星”的角色来“大长中国人民的志气”，可是自己并非老外别有用心吹捧的那样可以一掷千金，而且真是如此慷慨解囊，也与共产党的贪婪本性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