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div><div></div><div></div><div> </div><div><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1/Dec/1272011wpy.jpg" width="600" height="450" alt="" /> </div><div> </div><div><em>（作者与张大圃、张可心在王佩英纪念碑前）</em></div><div> </div><div> </div><div> <strong> 王佩英在看着我们</strong></div><div> </div><div></div><div> 直到今日，方才读完广东省汕头市原常务副市长彭启安老先生赠送的厚厚一叠材料。他推动建立的塔园文革博物馆，被著名独立纪录片制作人胡杰称为“中国唯一表里如一的文革博物馆”，巴金先生的遗愿最早实现于此。彭启安带领大量义工坚持15年之久，全力捍卫夹缝中生长的此一历史镜鉴之地，终因文革受难者王佩英的纪念碑矗立于此，我才得以有缘踏足其中。与我一同聚集的，有张大圃（王佩英第六子）、张可心（王佩英女儿）、胡杰夫妇、王佩英慈善基金会工作人员、塔园义工，以及来自澄海、潮州、揭阳等地的200余人。10月25日，一场庄严的公祭王佩英活动在此举行。</div><div> </div><div></div><div> 举目望去，与会者多是亲身经历过文革的老人。义工曾庆彬今年40多岁，他说：“我这样的人在塔园可以说够年轻的，至于你这样的80后出现在这里，一定会把他们惊呆。”果然，当日无论我朗诵祭文还是发表演讲，底下静得连掉下一颗针都能听见，“谢谢”之后，总是掌声雷鸣。我揣测，对于文革这段被狠狠遮蔽的历史，80后从面目可疑的教科书上究竟能了解多少，这实在是个大问题。倘若年轻人尚能在短时之内就此问题作番剖析，义正词严，已属罕见。就这样，借着这个极其偶然的机会，我让老人们感受到了青年之于文革，其实并非完全无知，未来也誓必有更多80后、90后就此问题，一一浮出水面。</div><div> </div><div></div><div> 王佩英纪念碑立于刘少奇塑像旁，碑前是大圃、可心敬献的花圈。有那么几瞬间，当张可心在流泪演讲，当王平在深情朗诵，当余远恢在沉着主持，人群中齐刷刷的目光一再凝视碑上王佩英的脸庞，我愈发真切地感觉到，这位杀身成仁的烈女其实并没有走得很远，反倒就在我们身边，正在那么近地静悄悄地看着我们。1970年1月27日在押往刑场的囚车里，她被绳子勒得停止了呼吸，我们当中，包括她的子女在内，无人有机会、有可能与她告别。她的子女没像别的家属那样，被国家索要子弹费，只被告之这个人不在了，你们要争气啊。听胡杰说，王佩英被杀后，身为第三子的张大中整个人都蒙了，这时他的一个伙伴拍拍他的肩膀：“大中，走，到我家吃饭。”这个感人的瞬间，被张大中记了41年，直到今天他还在感激这个伙伴在那种天塌下来的时刻拍了拍他的肩膀。</div><div> </div><div></div><div> 尸骨不知尚在何方的王佩英，在这里与千万冤魂聚首，如果真有另一个世界，她在这里将不再孤单。她旁边的刘少奇塑像旁刻有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王佩英当年因为同情声援这位被活活整死的国家主席，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她从开封的人生起点走向在北京的受难终点，刘少奇从北京的高层起点走向在开封的受难终点，历史乃是如此巧合。这样一个没有任何专著留于后世，既非精英又非权贵，而且还是丧夫多年、独力抚养七个孩子的母亲，因坚守良知而两度抛家为国，终于在今天成为被民众景仰的平民英雄。她显然已超越一切判决书和平反决定，已不能以简单的有罪无罪或有功无功来判定其在历史中的地位。其为信念而死的道德勇气，已走向每一个具体的公民视野，接受他们发自内心的敬意，而且这种敬意还会以故事或传奇乃至教材的形式，传承到你我都已不在人世之时。</div><div> </div><div></div><div> <strong> 为传承信念而纪念</strong></div><div> </div><div></div><div> 2011年6月9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王佩英终审判决无罪，堪称完美。从道德、史实、舆论等方面做“声誉影响力平反”，这是一般人都会想到的办法，但司法平反毕竟才最具说服力。我能理解大众对这罕见的第二次平反的复杂感受，有赞叹的，有兴奋的，有辛酸的，也有心理不平衡的，还有力主穷追猛打彻底反攻倒算的。能看到现象表面而不追究问题实质的人，有许多；能看到光鲜亮丽而不反思奋斗历程的人，也有许多。平反本身，除了恢复受害者名誉、修正历史定论外，其实同时也启示着当代，对于共产党人的纠错能力及其机制是个考验，对于当事人家属所秉持的平反方案抉择也须深思熟虑。</div><div> </div><div></div><div> 张大中把各种枝节问题抛开，直追根本问题：一，王佩英没有罪；二，王佩英不是精神病。一句话就是：王佩英是在头脑十分清醒的状态下，基于朴素的良知判断，同情刘少奇，反对文革，对亲自发动文革等祸国殃民政策的毛泽东持异见，且坚持立场，绝不屈服于任何暴力乃至死亡。站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重新审视本案，就会得出“今是，而昔非”的结论，因此王佩英得以第二次平反，顺理成章。十年浩劫，罪太大，冤太深，大到深到许多受难者及其后人甚至不屑平反，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可如果把问题放在法律准绳上考虑，就会简单许多。文革是典型的政治强权于法律，令法治完全泯灭的运动。在法治渐兴的当代，我们不能再次抛弃法治。走这条路，厘清事实，重获结论，就是胜利。</div><div> </div><div></div><div> 张可心当日演讲的指向是还原常识和良知，呼吁的是公民社会的公民精神，这是文革最紧缺、当代最亟须的文明。文革在我眼中，犹如一出持续十年的荒诞惊悚剧，广大民众被绑为道具，区区几百人占据舞台中央，以领袖和革命的名义祸及华夏，受害者是绝大多数，至于受益者在今天看来恐无一人，既能保住命又能保住灵魂的人少得可怜。稍能回忆的人都清楚，那时人人自危，即使看得清形势，沉默和顺从也是无奈而可悲的选择。一位老人对我说：如果当时能知道还有王佩英这样的不屈强音，对于憎恨文革的中国人来说，绝对是莫大的鼓舞。我也反问自己：如果我活在那个恐怖的时代，内在的光明足以穿越外在的黑暗吗？</div><div> </div><div></div><div> 王佩英做到了。她把宗教中的赎罪理念以实际行动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受迫害时，她依然勤勤恳恳地接受牛棚劳教时的劳动，依然试图以个人之力唤醒麻木盲从的人们，甚至对毒打她的人以悲悯之心对待。在泰山压顶的险境下，她喊口号、写纸条，即使被口罩、泥土、石头堵住嘴不能发声，但也仍在奋力挣扎，高昂着头颅，誓死不从，绝不做诬陷刘少奇的罪人。她只是一个平凡的清洁工，没有任何权力与资本的后台，反倒天天面对着举国动乱、强权虐杀以及抛舍儿女的巨痛。支撑她血洒从容的力量，只可能来自最强大的信念。纪念她，不为别的，就为传承这种信念。正如张可心所说，有信念的人是不可战胜的。</div><div> </div><div></div><div> <strong> 活在人心就会永生</strong></div><div> </div><div></div><div> 老人们陆续起身，向王佩英子女赠送书画，向王佩英敬献鲜花。人群缓缓流动，每一双眼睛都显得那样严肃而凝重，他们在用手和脚为历史的大是大非投上神圣的一票。看着眼前一个个老人排队向王佩英纪念碑鞠躬，这时我明白了何为英雄：活在人心就永生，浩然正气方英雄。王佩英，值了！身为歌手，我曾多次见识过上万人为演出而疯狂，但那样的感动与此时的感动完全不同。这一刻，每一双颤抖的手、凝望的眼，都已穿过几十年的风雨才走到今天。有一位老人，戴着助听器，年近百岁，也来到现场认真听着、蹒跚走着，每一次与他眼光对接中，我都能感受到殷切的寄望。我不禁有些颤抖地正告自己：年轻人，你在历史中，你在时光里。</div><div> </div><div></div><div> 公祭之后是座谈。这是一群至真至诚又最具发言权的老人，既正义凛然，又可爱纯净。彭启安当年在潮汕一带清正廉洁，着力于民众住房、就业、冤假错案平反，功勋卓著，因而备受推崇。他本人也是从造反派枪杆子下死里逃生的典型，当年枪毙五人名单中他排行第二。他的亲人里有人被杀，他的上司中像余锡渠（时任广东省农业厅副厅长）这样心系人民疾苦的官员惨遭毒手，被迫害致死于1968年。至于塔园文革博物馆所在的汕头市澄海区莲上镇涂上村，当年叫涂城大队，包括大队党总支书记杜美宗、副书记杜妙枝在内的众多党员民众也是多人被杀。澄海是广东省文革死难者的重灾区之一，乱打乱杀案件层出不穷，刽子手之大恶，当首推李作章、陈德福、李耐拍。塔园中，我见到两座墓碑刻着一长串名字，即骨骸群体性地埋葬于此，可见那时杀人的程度已非针对个体，而是集体屠杀。</div><div> </div><div></div><div> 现任汕头市政协副主席方展伟曾说，彭启安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他对于文革研究的广度、深度、密度和从中得出的反思教训，当今的大学教授不一定在其之上。座谈会中，彭启安大赞10月25日公祭会的四个“了不起”，称赞王佩英、张大中、与会者及塔园。后来我获悉，塔园十五年来一直颇受高压，曾被勒令关闭“三门”景点（文革博物馆、史鉴山屋、思安塔），每年的8月8日公祭会也并非一帆风顺。譬如2008年，当天恰逢北京举行奥运会的敏感日，上面的人又称澄海有台风，力阻公祭。但彭启安坚持公祭，绝不放弃，果然天公作美，留下一个多小时的阴天。2011年8月8日公祭时为王佩英纪念碑揭幕，基层官员阻挠，却仍有500余人到场，天气也是大好。10月25日这次更具戏剧性，明明天气预报称澄海有雨，结果直到临近傍晚我们一行人在彭启安带领下将塔园参观完毕，刚刚下山回程，天空刚刚飘来细雨。彭老说：这叫天助、人助、鬼助，幸得数千万文革冤魂保佑，苍天垂怜。</div><div> </div><div></div><div> <strong>历史与现实的托付</strong></div><div> </div><div></div><div> 塔园的未来，将集思想性、历史性、艺术性于一身。方展伟提出一个高论，看文革，若仅从党史、国史来看，未免肤浅，应从人类史、精神史来看待这一反人类的群体灭绝运动。换言之，今天的人们纪念文革，并非以此当把柄攻击政治，而应从人类的思想灵魂深处找到罪恶根源，这是世界性的苦难，与其它国家历史上曾经呈现过的苦难一样，具有根子上的普遍性，最根本在于精神层面的反思。看这塔园之中，警句遍地，墓碑丛生，死难者姓名密密麻麻，文革过程详尽细腻，图文并茂。受害者，有国家主席，有普通民众，有白发长者，有无知孩童。在文攻武卫、一打三反的岁月，血雨腥风，全民族喊打喊杀，刑法未生而大肆上刑，宪法虽有却也被踩于脚下，蒙冤者多是良心，无辜者多是俊才，被伤害的何止是个体的生命？民族的前途亦遭深锁。</div><div> </div><div></div><div> 离开汕头后，我总在抽时看彭启安赠送的塔园十五年材料。难忘10月25日下午，他以80多岁的高龄，以类似大中电器“为你服务我最佳”的精神，担任我们这群来自北京、南京、重庆的晚辈的导游。曾庆彬说，彭老这两年腿脚已不如从前了，但他始终都是这么精神。他这种坚定与活跃，贯穿一生，全身心投入。在游览途中，另一批游客偶遇彭启安，识出其人，人人激动莫名，自豪地向我们这些外地人大赞“彭青天”，感激他曾经为潮汕民众所做的一切。我与胡杰不约而同地感叹，共产党的官做到彭老这个份上，殊为不易。看得出，彭启安视任仲夷这样的改革功臣为楷模，塔园中也有任仲夷派人送来的亲笔题词——“以史为鉴，千万不能让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重演”。在晚餐中，彭启安谦虚地说：“你们表扬我这么多，我呢，其实还想听听大家有什么意见和建议，毕竟我已经80多岁了，我走了以后，塔园怎么办？我总在想这个问题。”</div><div> </div><div></div><div> 那次晚餐，如今回想起来，颇似一次沉重的托付。与我年岁差不多的李夕林说，她看到塔园石壁上有个大大的“恸”字，也深感年轻人之于文革反思实在做得太少。这么触目惊心的历史问题，摆在今天这个本来应由国家创立文革博物馆却不得不由民间自办筹建的时代，想到塔园至今不被官方正名，不能不深感悲哀，也看清脚下的路还很长。好在那一排排社会各界踊跃捐款的名字庄严地刻在墙上，有捐了上百万连个真名都不留的“敲钟人”，有香港李嘉诚这样的大亨拿出数十万元“藉表微意，端此奉达”（李嘉诚语），如今又有张大中捐赠42万元以实际行动来“表个态”的文革受难者后裔。真如彭启安所言：塔园啊，没有鱼也有蟹，没有蟹也有虾，没有大虾也有虾仔。面对高压的政治环境，着急的资金缺口，匮乏的中青年资源，每次山穷水尽疑无路之后，总能柳暗花明又一村，善哉！</div><div> </div><div></div><div> 耳旁又响起在塔园和王佩英子女一起撞出的“嗡嗡”钟声。那是一个叫“警钟长鸣”的亭子，大钟早已被撞得缺了一块，可见撞钟者力之大、人之多，仿佛几十年郁积于心的呼喊都随着钟声宣泄出来，回荡于青山绿水，飞扬于华夏大地。倘若某日大中先生来撞大钟，想必意义更为深远。车离塔园已越来越远，天空中的蒙蒙细雨又徒添我几许心酸，突然责备自己还没有和王佩英纪念碑道声再见，便匆匆离去。我寻思着，今后我还会再来塔园凝视她那张离我那么近的脸庞，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把鲜血与生命换来的教训一遍又一遍地刻在心里。回到重庆后，我又收到义工曾祥游寄来的一大包照片文档，翻看我们走过的路，细睹每个浮现的人，想到精神的凝聚力原来一直这么强大，就像此时塔园无数冤魂之间说不定一直在窃窃私语，这对我们自己的良心也总算是个安慰。</div><div> </div><div></div><div> 王佩英，已魂兮归来；塔园，已心碑永矗！</div><div></div><div> </div><div> <em>（作者为作家兼签约公益歌手，1983年生于中国重庆，崛起于社会底层，业已奋笔八年）</em></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