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改革與革命賽跑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div style="margin-top: 0px; margin-right: 0px; margin-bottom: 0px; margin-left: 0px; padding-top: 10px; padding-right: 10px; padding-bottom: 10px; padding-left: 10px; background-color: #ffffff; "><h2 style="color: #333333; font-family: Arial, Tahoma, \’Century gothic\’, sans-serif; font-size: 16px; "></h2><div> </div></div><div style="margin-top: 0px; margin-right: 5px; margin-bottom: 0px; margin-left: 5px; padding-top: 0px; padding-right: 10px; padding-bottom: 0px; padding-left: 10px; color: #333333; font-family: Arial, Tahoma, \’Century gothic\’, sans-serif; font-size: 16px; background-color: #ffffff; "><div style="margin-top: 0px; margin-right: 5px; margin-bottom: 0px; margin-left: 5px; padding-top: 5px; padding-right: 10px; padding-bottom: 5px; padding-left: 10px; ">一百多年前，徐錫麟因刺殺安徽巡撫恩銘而受審，他就義前說，假改良，必然帶來真革命。一百多年後，中國再度面臨改革與革命的賽跑。廣東啟動社會改革，2012年7月將降低社會組織註冊門檻，是對過去三十年市場改革的糾偏，走向與成效如何，關係到未來中國的又一場大變局。11月的廣東一下子就進入多事之秋。中山、陸豐烏坎村民維權，東莞、深圳工人罷工，廣州工人遊行討薪，緊接著11月25日，全國最大玉器市場所在的廣東四會市又發生抗議加租遊行。其中11月21日陸豐烏坎村民的遊行示威因為和平有組織，而更引人注目。而84年前的1927年11月21日，中共元老澎湃在海陸豐成立了史上第一個蘇維埃政權。而現在陸豐村趕走了以前的村委會，而靠村民的自覺自發的民主意識，維持自治狀態，其行動與他們84年前的先輩有得一比，不過卻是和平理性的一場社會革命。<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1/Dec/12132011wy1.jpg" width="600" height="450" alt="" /> 烏坎遊行打出“反對獨裁”的口號另一方面廣東社會領域的改革也正在緊鑼密鼓進行。 11月22日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稱，改革是廣東之魂，是發展的強大動力,是促進發展成本最低、動力最足、效果最持久的方式。汪洋並批評廣東幹部的一個要害問題是改革的意識在淡化，「有些同志片面地認為，只要把發展搞上去了，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搞改革只是『錦上添花』、甚至是『麻煩』。」顯然，汪洋說的「改革」不是單指經濟改革，而是他提出的以有限政府為目標的、以社會組織為主體的社會建設。廣東的社會建設能否解決或者說紓緩目前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廣東經濟發達，公民意識日增，群體性事件一波接一波，能否發展成為自下而上的社會運動，與廣東自上而下的改革相呼應？還是改革與革命賽跑？「史無前例不可小覷」廣東近來最大的改革便是降低社會組織註冊門檻。 2011年11月24日，廣東省民政廳發布《關於廣東省進一步培育發展和規範管理社會組織的方案》，明確從2012年7月1日起，除特別規定、特殊領域外，將社會組織的業務主管單位改為業務指導單位，社會組織直接向民政部門申請成立，無須業務主管單位「前置審批」後再向登記管理機關申請登記；同時推行「一業多會」，改變「一業一會」的格局。著名作家沙葉新稱：「（廣東）明年7月將放寬社團登記，只向民政局申請即可。石破天驚，史無前例不可小覷！」沙老對廣東這個改革給予高度評價，顯然是注意到其特別意義。這項改革意味著廣東社會組織去行政化（無須業務主管單位「前置審批」）、去壟斷化（一行多會）的開始。廣東省社會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社工委」）專職副主任劉潤華認為，社會組織的「行政化」、「壟斷」，都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遺留痕跡，已經不適應市場經濟下的新形勢，因此需要改變。<a href="http://www.isunaffairs.com/?attachment_id=1659" rel="attachment wp-att-1659" style="margin-top: 0px; margin-right: 0px; margin-bottom: 0px; margin-left: 0px; padding-top: 0px; padding-right: 0px; padding-bottom: 0px; padding-left: 0px; color: #ff9933; text-decoration: none; outline-style: none; outline-width: initial; outline-color: initial; "><img title="20099813485274409" src="http://www.isunaffairs.com/wp-content/uploads/2011/12/20099813485274409.jpg" width="600" height="399" style="margin-top: 0px; margin-right: auto; margin-bottom: 10px; margin-left: auto; padding-top: 0px; padding-right: 0px; padding-bottom: 0px; padding-left: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display: block; " alt="" /></a>廣東放寬社團登記引來各界矚目廣東省社工委是在汪洋提出「社會建設」要求下，在今年8月新成立的高級別機構，主任由省委副書記朱明國兼任，而負責日常事務的專職副主任一職，則由汪洋親自點將，由時任深圳市民政局長劉潤華出任。劉潤華在深圳素有「改革家」之稱，除了在今年初批准李連杰創辦的壹基金在深圳落戶引起輿論轟動外，深圳早在幾年前就開始社會組織「去行政化」的試點。社會組織的改革是廣東社會建設的核心內容。廣東以社會組織改革拉開社會建設的序幕，其實與七十年代末進行改革開放一樣，都是政府放權、民間發力，最後讓市場發揮作用，形成市場調節價格、分配資源的機制。因此廣東的社會建設不但在理論架構上是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九十年代建立市場經濟的延伸與深入，而且也是對過去三十年市場改革的糾偏，在改革策略與實施路徑上，也與經濟領域的改革有著諸多可以比擬的地方。社會組織「去行政化」社會組織的「去行政化」類似於當年的「政企分離」。八十年代在政企分離上下了很大功夫，要求政府把所承擔的企業經營職能放手，實現企業自主經營。現在社會組織「去行政化」比當年的「政企分離」簡單，因為即使是政府部門主管下的社會組織，也有相當部分的自主、自治權，只是仍需要主管部門，以及由政府官員兼任社會組織負責人。廣東社會組織去行政化幾年前就已開始，2006年廣東省委省政府頒發了《關於發揮行業協會商會的決定》，同年省人大常委會頒發了《廣東省行業協會條例》，率先在全國推出的行業協會商會改革，力圖解決行業協會商會去行政化的問題，把行業協會從官辦變成民辦。其中很重要一點就是去除行業協會的事業編制。目前廣東進一步降低社會組織的登記門檻，無論是社會組織還是民政部門都表現出疑慮。深圳民政局幾年前就已開始這項試點，但是只有行業協會、慈善公益類組織可以比較順利完成登記。因為根據中共十七大精神，社會建設要以「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成為指導原則，但「政府負責」讓很多地方政府對社會組織不敢負責，寧願少批准甚至不批准社會組織。東莞公益慈善組織坤叔助學團隊成立二十多年來卻不能註冊合法化，就是這樣一個典型案例。為此汪洋專門批示說，不能對公益組織在成立時就搞「有罪」推定，而成立後卻疏於監管。有什麼理由從他姓「俞」，就推斷人家會去「偷」，實在沒道理。對於民政部門來說，在現行體制之下他們確有難言之隱。因為取消主管單位之後，民政部門成為這些社會組織唯一的管理部門，一旦出什麼事就得負責任，而且與企業不同的是，這些社會組織出事很可能成為「政治問題」，這個責任之大，不是一個民政局長所能承受得起。企業在工商管理部門登記註冊，工商管理部門不必因所轄企業出現的勞動人事、拖欠工資、產品質量等問題而負責，但是民政部門卻不一樣。幾年前深圳一個公務員辭職成立了流浪兒童助養機構，為此她賣掉了房子、汽車，2008年因北京一家賓館欠她的錢不還，她帶著一群流浪兒童到北京，住在那家賓館裏不走，驚動了北京某區政府，因為當時正是奧運前夕，為此北京市某區政府發函給深圳市民政局，稱深圳某某助養機構的一幫流浪兒童影響了北京的社會秩序。搞得深圳民政局很緊張，馬上派人前去處理。本來是簡單的經濟糾紛問題，但是在中國特殊的政治環境下，往往會演變成影響社會穩定的「政治問題」。這是各地在社會組織管理上面臨的現實困境。顯然，很多「政治問題」其實不是政治上的問題，也不那麼嚴重，很多是因為「維穩」這樣的政治任務而產生的問題，而且「維穩」是越「維」越不穩，與社會治理的目標和方向背道而馳。社會建設與社會形勢賽跑目前廣東的社會建設，涵蓋城市社區、農民工以及農村。城市社區治理以深圳、廣州的社區服務體係為典型，其中社工隊伍的建設成效顯著。針對農民工的服務則有深圳、東莞等地模式，例如向富士康等企業按員工數量配置社工。而無論是城市社區還是企業，都面臨社工嚴重短缺問題，而且因為深圳社工發展早、經驗豐富，內地許多城市還專門跑到深圳來挖社工。農村社會建設，則以雲浮的三級理事制度為代表。不過，廣東目前的社會建設是以民生為重點，放寬登記的也主要以慈善公益、行業協會、商會為對象，解決社會基層急需的服務保障等問題，然而廣東風起雲湧的維權訴求則是更高階段的利益分配問題。無論是進城農民工的加薪討薪訴求，還是各地農民的徵地維權、城市中產的房產維權，目前尚無一套機制來解決問題。城市中產的業主委員會的法律地位有限，而且仍被閹割控制，而工會改革更是一個敏感話題。但在廣東看來，社會建設是一項系統進行的龐大工程，要先易後難，循序漸進，而且還要盡可能在改革過程中減少不穩定因素，避免來自某些方面的壓力。為此，有人懷疑廣東改革的誠意與魄力。沙葉新在給廣東高度評級的同時，但也有疑慮，他引用毛詩：「一片汪洋皆不見，知向誰邊？」稱今之「汪洋」已初見端倪，可知向誰邊？「真心政改或是繼續演戲？為權爭或是為人民且拭目以待。」與沙葉新一樣抱審慎觀望甚至懷疑的人不在少數，有人更質疑廣東的社會建設是在迴避政治體制改革，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目前社會矛盾無法解決；媒體人楊海鵬則認為，「以收縮政府權力，強化社會自治的『社會改革』，我認為是可期的」。而積極肯定者則認為，廣東社會建設是在為公民社會打下基礎，經濟建設滯後進行社會建設，社會建設取得成效後再進行政治改革。更有人把廣東的社會建設與1979年經濟上的改革開放相提並論，認為是廣東的第二次改革。這樣的「三部曲」先不論長遠是否可行，就目前形勢來看，廣東的社會建設正在與急遽發展的社會形勢賽跑。一百多年前，晚清面臨千年之大變局，是改良與革命賽跑。當時的志士徐錫麟因刺殺安徽巡撫恩銘而受審，他就義前說，假改良，必然帶來真革命。一百多年後，中國再度面臨改革與革命的賽跑（革命不一定是暴力革命，可能是廣泛的社會運動）。廣東的社會改革走向與成效如何，的確關係到未來中國的又一場大變局。</div></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