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一、</div><div> </div><div></div><div> 屈指算來，我與本書作者夏明教授竟有多重緣分。就淵源論，復旦人、四川籍、居美華人，是我們共享的三重相同身份；就關系論，他是我所主編的網刊《縱覽中國》的專欄作家，我們還共同主編過《自由荊冠》一書，共同主辦過兩次學術研討會，而收入本書中的多篇重要文章正是首先刊發于《縱覽中國》的。有鑒于此，夏明囑我爲本書作序，于情于理，何敢推诿？唯“義不容辭”而已。 </div><div> </div><div> 熟悉夏明兄的人都注意到他最近幾年來的變化，甚至有朋友頗爲訝異。自1991年來美留學並于1997年獲學位和教職以來的前十幾年，夏明兄給人的印象似乎是謹守在學術院牆之內，心無旁骛，在紐約市立大學兢兢業業教書研究寫作，典型的學院派形象： 兩耳不聞窗外事。</div><div> </div><div></div><div>然而，自從作爲制片人之一參與拍攝反映2008年四川大地震的電視文獻片《劫後天府淚縱橫》後，這位學院派教授縱身一躍，成了一名公共知識分子，成爲中國問題政論家乃至政治活動家。眼前這本書，正是這一變遷的見證。正如他概述本書緣起時說：</div><div> </div><div></div><div><em>“用中文寫作本身就具有強烈的政治性，所以，我的所有文章沒有一篇是爲純學術而做，而都是針對中國正在發生的重大事件，爲了干預和影響中國現今的政治、社會進程，幫助它朝著更民主、公平和自由的方向而做的努力。 ”</em></div><div><em> </em></div><div></div><div>轉變何以致之？從本書脈絡看，人們或可列出其荦荦大端：參與拍攝家鄉大地震而目睹學校廢墟中遍野亡童帶來的心靈震撼，基督教的潛移默化，回歸中國文化的心智努力，達賴喇嘛尊者以及藏傳佛教悲憫性的影響。</div><div> </div><div></div><div>雖然夏明兄曾在2009年6月我們共同主持的一個研討會上曾“嫁禍于我”，半莊半諧，聲稱是我把他“拉下水”的，當場頗令我受寵若驚。但癡長幾歲的我，畢竟還有點自知之明，了解他的自謙，而我自己確實無權無福承受如此沈重而又榮光的桂冠。</div><div> </div><div></div><div>正如皈依宗教，沒有源于深心的慧根，僅靠外緣式的說教是無法澆灌出一株信仰的參天大樹的。</div><div> </div><div></div><div>在筆者看來，對夏明而言，真正重要者，恐怕在于一顆埋藏心底多年的種子。對此，人們或知之不多。但在我看來，那就是夏明的“天命”，是他的“慧根”，也是他承擔此一角色的深層動因。</div><div> </div><div></div><div>那顆種子是——”六四”。</div><div> </div><div></div><div>遙想當年，1989年上海的五月，熱氣蒸騰……。其時我已離開復旦，應聘到另一大學組建了一個文化研究所並創辦了《思想家》雜志。5月15日我正在市中心的上海社科院忙于聯絡上海市各大學聯署聲援北京上海學運事宜，忽然從電話中獲知，在復旦校園內，有七位青年教師脫穎而出，他們公開而決絕地走到一間大階梯教室，輪番發表演講，對上海學運和北京的絕食表示聲援和支持，是爲“復旦七君子事件”。赫然名列其中者，就有夏明（葉茂強、夏明、俞平、王元、張光傑、葛國勇、馬新華）。在久經政治運動摧殘的中國，尤其是以明哲保身著稱的上海，心有餘悸的教師群體中，敢于公開站出來支持學生者，當屬罕見。自此之後，上海學運形勢急轉直下。第二天，上海絕食開始。5月16號，該七位教師牽頭貼出《教師呼籲書》，帶動了一大批復旦著名教授聯署。記得其中第一位就是我們哲學系的嚴北溟老先生。五月十九日，復旦教師舉行了大遊行，夏明與張才（姚勇戰，上海高自聯主席）、文江平（他的學生，高自聯副主席）、陳亞軍（新聞系學生，絕食現場總指揮）在外灘，商定和安排撤出絕食。當日下午，夏明與張才到陝西路市團學聯同江澤民和朱镕基的兩名代表談判，要求他們接受撤出絕食條件。因此，上海學運得以和平收場。……六月四日，天安門屠城發生，夏明衝冠一怒，毅然加入學生的教師顧問團。</div><div> </div><div></div><div>经此破繭而出，夏明以後的故事就无需任何想像力了：他被勒令暑期留校進學習班、交代問題並進行反省。後來的整黨中，也受到紀律警告。……</div><div> </div><div></div><div>這就是1989年上海學運的“黑手”之一——夏明，他的心結，他的創傷——沈埋心中長達22年的那顆“種子”。 </div><div> </div><div></div><div>今天，這顆種子兌現了它對中國的承諾：發芽開花結果，凝結成了這樣一本沈甸甸的書。</div><div> </div><div></div><div>這不是一本象牙塔內之制作。它是悠長的迴聲——來自天安門，來自上海灘，來自新大陸——整整走了22年。</div><div> </div><div></div><div></div><div></div><div>二、</div><div></div><div> </div><div>雖然夏明聲言本書文章都不是爲純學術而撰寫，然而浏覽之下，作爲一位政治學教授，其所受學術訓練的蹤迹依然彰彰在目，難以掩蓋。翻閱本書，回憶夏明贈閱的另兩本專著—— 《二元發展型國家: 中國轉型的發展戰略和制度安排》 （ The Dual Developmental State, 2000 年） 和《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與治理：走向網絡治理模式》（The People’s Congresses and Governance in China: Toward a Network Mode of Governance, 2008），使我不由得聯想在現代中國，政治學的命運和中國的政治命運。 </div><div> </div><div></div><div>二者之間，是有其特殊關聯的。</div><div> </div><div></div><div>回望一百多年，19世紀末，政治學在西方從哲學中脫身出來，自立門戶，成爲一門獨立學科。 1880年代，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成立政治研究院，標志著政治學在大學成為一門正式的學科和系所的開始。這一新興學科，不久就經由康有爲、梁啓超等人介紹到中國。1901-1904年，中國翻印出版了西方政治教科書66種；之後，1903年中國第一所大學京師大學堂設立政治堂，課程中就有政治學。以此爲發端，如春草萌動，緊隨其後成立的大學，紛紛創設政治學系。政治學傳入時機，正好是中國尋求建立現代國家的歷史階段。在這種背景下，近代中國湧現出了一批研究和教授政治學或政治哲學的先驅，其佼佼者計有：張君勱、蕭公權、張佛泉、錢端升、羅隆基、徐志摩、儲安平、張東荪、王造時、張奚若、余日宣、金岳霖、劉師舜、楊光泩、陶孟和、雷震、胡佛、王世傑、杭立武、吳恩裕、龔祥瑞、周鯁生、浦薛鳳等……這些在近代中國不同凡響的名字，與中國政治學的建立和發展，進而與中國的政治演進，息息相關。</div><div> </div><div></div><div>而中國國運的惡化，也是與中國政治學命運的惡化同步的。</div><div> </div><div></div><div>1949年，中國共産黨以武裝力量奪得政權，不久，當局就對中國大陸的高等院校實施了“院系調整”，從此，作爲一門學科的政治學遭全面取締，已不複存在了。政治學學者，除了1949年去台灣者以及漂流海外者外，留在大陸的，均被掃地出門，或改換門庭，或寂寂而終。尤爲慘烈者，在反右以及以後的運動中，很多人被打入另冊，淪爲賤民，其遭受的苦難與侮辱，令人不堪回首。這是中國政治學發展歷史上最慘痛的一頁，也是中國現代政治史上最黑暗的一頁。</div><div> </div><div></div><div>那是中國政治學學統的斷裂、荒漠的時期。</div><div> </div><div></div><div>直至1978年，中國再次開啓國門，政治學才逐步獲得中國式的重生。留學歐美日本的新一代學者再次成爲中國政治學界的主力。以我有限的觀察，無論是在中國國內還是海外從事教學、研究或從政者，其關注的重心仍然是中國的政治演進。除夏明外，大家比較熟悉的還有吳國光、黃亞生、王軍濤、楊建利、裴敏欣……等以及更年輕的一代如劉瑜、熊培雲……等，他們潛心學術，縱論國是，投身公民社會。這些當代學人的活躍表現，已然顯示，他們正在接下前輩中國政治學者的學術薪火，並把它投射到更爲複雜且變遷迅速的當代政治世界中去了。</div><div> </div><div></div><div>回溯百多年來中國人的留學史，不難發現，發生在夏明教授身上的這種演變是有迹可循的。在某種意義上，其實是前輩學人的道統在其身上的映射。 猶記滿清末年，有多少赴日本、歐美的中國留學生、學者在埋首書齋之余，參與了當年立憲派、革命派的推進中國政治文明的活動與啓蒙！他們相互激蕩，奔走往來于歐美、東洋和故國之間，義薄雲天，事功卓著，可歌可泣，彪炳史冊。</div><div> </div><div></div><div>上述先後幾代留洋學人共享的情結，除了導致他們在學術與政治之間踟蹰徘徊的複雜心緒外，筆者還注意到，該情結甚至衍生出了一種“學術界的落葉歸根現象”：有相當一部分在海外的人文與社會科學華裔學者，在其學術生涯的早年，置身于競爭激烈的國際學術領域，基本上以非母語（英文或其他）撰述爲主。然而當其在學界安身立命之後，母語論著逐漸增多，至晚年，更是回歸到以母語的論著和演講爲主軸了。這一演變無疑是源自對故邦的拳拳之心。正如余英時先生所云“不能忘情于故國”，他托佛經上鹦鹉灑水滅火的故事，借喻了這一中國情懷：<em>“昔有鸚鵡飛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鸚鵡遙見，入水溽羽，飛而灑之，天神言：‘爾雖有志意，何足云也？’對曰：‘常僑居是山，不忍 見 爾！’天神嘉感，即為滅火。”（余英時《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P.379）</em>，這種令人沉吟不已的“不忍”情結，低調而深邃，自然而然且不絕于縷。該現象使人腦海中突然浮現出了那些愛國挂嘴邊，在官制裁判台上罵人漢奸卻對本國同胞 所受苦難視而不見的“愛國者” 們。對比兩造，夫複何言？</div><div> </div><div></div><div>鑒于上述共享的中國情懷，雖然其間有三十年的學統斷裂，三十年的學科空白，但我們仍可發現，文革之後破土而出的新生代政治學人與前輩學人，雖遙相隔離，在冥冥之中卻是有其一脈相承的道統相维系的，這是中國學人極其珍貴的人文資源。</div><div> </div><div></div><div>當然，兩波學人之間，區別仍是存在的。在這裡。筆者並無意去評估前後輩之間中西學養程度之差異，我的觀察在另一維度。在我看來，新一輩海外留學的政治學者群體，與前輩學者群體的最大區別在於，當代學人之間在學術觀點進而在政治光譜上的分野，比前輩學人之間的分野來得大而深刻。人們知道，早年留學歐美日的政治、人文學者之間，雖然也有過激烈論爭（譬如上世紀三十年代胡適、張佛泉等人與錢端升、蔣廷黻等人關於民主與獨裁的爭論），但比較今日新生代學人之間的深溝般的價值分歧，前輩論爭雙方對基礎價值的共識仍然是有的。兩代不同群體的這種區別恐怕在一定程度上反襯了一個基本背景：當代中國的政治系統與國際主流秩序的鴻溝深深，比前輩學者當年的國內外差異更甚。</div><div> </div><div></div><div>如果讀讀本書中的“憤怒的機器人——答孫雁教授”一文，我們的感受當更加具體。夏明在答复孫雁女士（亦在美國任政治學教授）時指出：</div><div> </div><div></div><div><em>“我和孫教授又有重大分歧了。孫教授認定，中國政府的確做了不少錯事，但再壞也沒有壞過美國。我認爲，中國政府不僅僅做了不少錯事，還做了更多的惡事、犯了許多的罪錯。無論從國體、政體、政策層面來看，美國都是西方民主的拱頂石，她代表的理念和體系高于專制體制，顯然高于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民主集中制。”</em></div><div> </div><div></div><div>僅此一例，即可看出，當今中國政治學人之價值分歧如此涇渭分明，似乎已經喪失對話的基礎了。</div><div> </div><div></div><div>所幸者，夏明及其朋友們的有效對話圈正在迅速擴大，縱橫皆然；不僅與西方同仁的交流若是，而且他們與政治學前輩之間的傳承脈絡也日益強固深廣。我知道夏明兄近年來正在研究中國政治傳統，事實上，本書中如“零八憲章，君子之光”、“道德危機：根源與出路”、“百年辛亥的当下意义” 等篇目也表達了對中國文化的敬意，這點使我想到蕭公權先生，一位廣受敬重的前輩政治學家。公權先生學貫中西，著作等身。他抗戰時在四川撰寫的七十萬字的《中國政治思想史》，是對中國自周代以來的政治思想的全面梳理，有開創之功。其論著中负盛名者還有《十九世纪之中国乡村》及《康有为研究》二种，亦被誉为经典之作。蕭公權對道德優先性的強調，對中國文化生命的關懷，是其政治學研究中兩道突出的亮色，而其著作中西交融，高屋建瓴，正氣磅礴，極富傳染力，可謂通儒。惜乎到上世紀的下半葉，中國的政治和學術環境变得太過逼仄，與張君勱先生一樣，蕭先生的下半生只能在美國教書研究，而他们本來應對中國政治學界和政治演進發揮更為深遠影響的。</div><div> </div><div></div><div>不過，時移世易，今天，一個無垠的嶄新用武之地，正呈現在夏明兄等朋友面前。作為蕭、張諸位前賢的學術及志業的傳薪人，值此中國國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在走向終點的歷史時刻，夏明們“<em>事业文章欲两兼，勇能赴火怯趋炎</em>，”（蕭公權詩）相互攜手，存亡繼絕，決絕而行。我深信，在這個被互聯網捆綁得日益縮小的世界上，他們的運勢將與前輩迥然不同了。命運之神正在叩門：向中國叩門，向中國人叩門。晚清以來，屢起屢僕、屢僕屢起的中國憲政之道，近年來若上善之水，<em>“乘天地之正，禦六氣之辨</em>”，正衝決它最後一個峽口，其通關出海的日子已經不會太遠了。</div><div> </div><div></div><div>海天新賦萬言湧，風雨故國一卷收。在關乎人類命運的這一中國進程中，我相信，本書將佔據它應有的歷史位置。</div><div> </div><div></div><div>是為序。</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