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div><div><strong>國王離開城堡</strong></div><div> </div><div> </div><div></div><div></div><div>瓦茨拉夫•哈維爾作為捷克共和國的總統住在布拉格城堡的最後一天，爲國民錄製了一個簡短的告別演講，然後，他收到了美國總統喬治•布希（George Bush）的一個電話。哈維爾十三年前穿著向別人借的一條短到脚踝的褲子，來到他這間辦公室﹐而今穿著做工考究的海軍藍三件套，雪白的襯衫，打著領帶，一身參加首腦會議或出席紀念儀式的打扮。在他的辦公室裏，一群幹練的助手邁著輕快的步伐交替進出，臂上纏著餐巾的管家遞來一杯白酒。溫暖的陽光透過高大的落地玻璃傾瀉進來，經過吊燈的折射，給屋子裏的鮮花和東方地毯罩上一層迷人的光環。</div><div></div><div></div><div>如果得知哈維爾的城堡讓白宮黯然失色，美國總統也許會很驚訝，但是布希應該對那裏記憶猶新。就在幾個月前，布希因參加北約的首腦會議到過城堡，冷戰後第一次來到一個前華沙公約國的首都。布希和他的國防部長唐納德•倫斯斐（Donald Rumsfeld），還有其他幾十個將軍和政客，受到了熱烈歡迎。除了工作會議，哈維爾還別出心裁地安排了自編的戲劇表演。北約的來訪者們觀看了一場模仿十八世紀風格的舞蹈（頭戴假髮，尋歡交媾），如果不是那表演還能讓人忍俊不禁，它一定會被認爲是淫穢、不堪入目的。其他節目還有快節奏版本的〈歡樂頌〉（Ode to Joy），改編了的〈馬賽進行曲〉（Marseillaise），以及約翰•藍儂（John Lennon）的〈給人民以力量〉（Power to the People）。</div><div> </div><div></div><div></div><div>「我一點也看不懂」，倫斯斐在走向宴會間時這樣說，「我來自芝加哥」。</div><div> </div><div></div><div></div><div>最近我有機會問到哈維爾關於北約那次來訪的情况時，他笑著說：「我不想讓它看起來和其他那些政客雲集的首腦會議一樣，所以我最大限度地變更了一下內容。芭蕾舞的背景放在中歐，配以莫扎特（Mozart）的音樂，還有著美國式的荒誕風格，也是爲了突出在座各位的歐美特徵。也許它已超出了倫斯斐先生和其他幾個人能够承受的限度」。</div><div> </div><div></div><div></div><div>木訥、害羞，哈維爾是一個天生的導演。四十幾年前，他只是一個舞臺助理兼劇作者、貝克特（Beckett）和尤內斯庫（Ionesco）荒誕劇的學徒，這種荒誕的風格貫穿了他的一生。顯然，沒有哪一種現代劇比這種戲劇更加不可思議又如此通俗易懂。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曾這樣寫道，哈維爾的戲劇是一種罕見的生活，類似於藝術，給人「一種完美的和諧的印象」。讓我們看看：一個資產階級的孩子成爲了一個波希米亞劇作家；後來成為持不同政見者，寫了一些顛覆性文章，幫助組織了一場名爲「七七憲章」的顛覆運動，並因此而入獄；在捷克陰暗腐臭的監獄裡，他仍然沒有放棄理想中的政治體制，這激勵著他學會並掌握聯合大衆這門藝術；終於，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末，一切都爆發了，哈維爾在溫塞斯拉斯廣場（Wenceslas Square）領導了示威遊行，成千上萬的人們高呼：「哈維爾進到城堡去！」；幾天後，他成爲了國家元首，正式入主山頂上的城堡，那是波希米亞歷代統治者招待柏林的使者和克里姆林宮總督的地方，也是哈布斯堡王朝權力的象徵。</div><div> </div><div></div><div></div><div>在這場被稱為「天鵝絨革命」期間及之後的一段時間，大街小巷裡可以見到「哈維爾是國王」的標語。新「國王」試圖去掉城堡神秘的面紗，他邀請電影〈阿瑪迪斯〉（Amadeus）的服裝設計師爲他的警衛設計了紅藍白三色的制服，代替了共産主義年代的卡其布制服。他一開始便拒絕了朋友奧地利王子卡列爾•施瓦森伯格（Karel Schwarzenberg）買給他的西裝，「這些衣服我一件也穿不出去！」哈維爾說，「會讓我看起來像個小白臉。」他通常就穿一件套頭衫和牛仔褲，騎一輛踏板車在城堡的走廊裡穿梭。他在庭院裏舉辦了一個「民主節」，有變戲法和默劇表演，他則喝著比爾森啤酒（Pilsner）四處走動，與所有的人打招呼。不久，哈維爾發現金壁輝煌的西班牙大廳裏的枝形吊燈已過時了，一對典型的城堡常客，米克•賈格（Mick Jagger）和奇斯•理查德（Keith Richards），掏錢換了新的。那以後的好幾個星期，他拿著遙控器手舞足蹈，一會兒把燈關上，一會兒突然又打開，搞得所有工作人員都發了瘋。</div><div> </div><div></div><div></div><div>「剛住進來時，我發現了很多荒唐可笑的事情」，哈維爾在他的辦公室對我說，一絲狡黠的笑容閃現在他的臉上，好像在說：「信不信由你」。「第一天我們發現，現在這間房的隔壁有三間房，怎麼也打不開。我們最終還是進去了，發現了一套通訊設備，是和華沙公約組織聯繫的，我們順便用它給米哈伊爾•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發了一個新年賀詞。後來，我從情報機構得知，蘇聯國家安全局（K.G.B.）的首腦弗拉基米爾•克尤可夫（Vladimir Kryuchkov）對我們發現那台設備大為光火。」</div><div></div><div></div><div>哈維爾上任幾個月後，「天鵝絨革命」的激情開始漸漸褪去。那個冬天的詩歌會、戲劇的新聞發佈會，還有街上的示威，逐漸為在廢墟上重建的平淡乏味所代替。不再騎踏板，不再偷偷溜出城堡找一家小酒館喝酒了，哈維爾承認他感到「不可思議地麻木，內心空虛」，害怕主張異議與真正治理國家是兩回事。「在內心深處，有一種荒唐的感覺：就像希臘神話中的薛西弗斯（Sisyphus），有一天發現他必須要推的石頭突然停在山頂上，而且無法再推下去。」他在奧地利薩爾茲堡（Salzburg）演講時說，「這種感覺就像，薛西弗斯還沒有心理準備接受已大獲成功的事實，他的生命已經失去了原先的目標，但還沒有一個新目標。」</div><div> </div><div></div><div></div><div>哈維爾的前任都是獨裁者，所以他幾乎完全靠自己，自學成爲一個總統。他借鑒了很多例子，尤其是托馬什•加里居•馬薩理克（Thomáš Garrigue Masaryk）（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捷克共和國總統）的人道主義，以及他的朋友，德國總統理查德•馮•魏茨澤克（Richard von Weizsäcker）（捷克總統制基本上是仿效戰後西德的模式；在國內事務的處理上，總統的權力居於總理之下，但是在任命官員和對外政策上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有時，哈維爾感到這種模式完全沒效率，不過是一場騙局。布拉格人熟悉的作家卡夫卡（Kafka）告訴他，任何一個在極權國家長大的人都會本能地知道這一點：來得容易，去得也容易！</div><div> </div><div></div><div></div><div>「如果在我任職期間，突然被傳喚到某個陰森森的法庭接受審訊，或者直接被帶去哪個採石場服苦役，我一點也不會感到驚訝」，在上任還不到六個月時，哈維爾對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Hebrew University）的一群震驚的聽衆這樣說。「如果哪天我突然聽見起床號，醒來後發現自己身處監獄，我大惑不解地向其他犯人講述六個月以來的經歷，我也不會感到驚訝。我的地位越低下，我就覺得自己的位置越合適；可是如果越高，我就越强烈地感覺到有什麽不對勁。」</div><div> </div><div></div><div></div><div>在哈維爾十三年的總統生涯中（先是捷克斯洛伐克總統，而後，一九九三年斯洛伐克和捷克分裂為兩國後，出任捷克共和國總統），他的很多顧問一再懇求他不要在公開場合表現出這種不自信，至少應該淡化。對於一個變革時代國家，他的這些話對已經身心疲憊的人民來說，會產生什麽樣的影響呢？（想像席哈克（Chirac）、布萊爾（Blair）、或者布希在發表全民演說的開始先描述一番自己昨晚的惡夢！）然而，哈維爾是毫無保留的，總統演說是留給他的唯一一種文學形式，他最直接的表達方式，不僅要表達個人的情感，還要表達在多年非人性化的教條洗腦之後，他倡導的特殊的、人性政治學的精髓。「一些助手試圖阻止他，但這些演說對他自己是一劑良藥。」哈維爾最親密的助手弗拉基米爾•哈澤爾（Vladimír Hanzel）告訴我。有時哈維爾並不像卡夫卡描述的那樣。從他的日記中可以看到，縈繞他心頭一直揮之不去的是什麽：「心中常會有一種强烈的疏遠感，……一股難以承受的壓力，經常地想向別人傾訴，想保護自己，渴望令行即止，我走過的路越多，就越會有一種莫名的渴望，並越來越混亂，理不清頭緒。……我遇到的任何事物最開始總是把它們荒誕的一面展示給我看，我感到自己就像一直跟在一個强有力、充滿自信的人後面，我永遠不可能趕上，也無法仿效。我發現自己令人討厭，只配得到嘲笑。」</div><div> </div><div></div><div></div><div>政治八卦（並非指政治新聞）最恨生活太平淡，布拉格的專欄作家們和國會議員早就盯好了哈維爾在城堡最後幾天的日子，出現了這樣一篇文章，說他「像米哈伊爾•戈巴契夫」，是一個在國外受歡迎程度超出了在本國的歷史人物。對於戈巴契夫來說，那當然是真的。一九九一年聖誕節晚上，戈巴契夫辭職，將核武器密碼移交給虎視眈眈的繼承者伯瑞斯•葉爾欽（Boris Yeltsin），他的支持率是個位數的，幾乎爲零。哈維爾和他的情形完全不同。當他上任時，受歡迎率是百分之八十，離任時也有大約百分之五十五。即使是英雄，這樣持久的受歡迎也是少有的。2000年，波蘭團結工聯的領導人萊赫•華勒沙（Lech Walesa）再次競選波蘭總統時，他得到的選票僅有百分之一。</div><div> </div><div></div><div></div><div>當然，也有不滿哈維爾的人：那些「失落的一代」，領養老金者和工人階層，時代變換讓他們應接不暇，日益高漲的生活費用讓他們無法負擔；左翼分子仍然對共産主義的瓦解心懷怨恨；右翼人士認為哈維爾的經濟設想模糊不清，他的演說太天真，哲學味太濃。一些知識分子，如社會理論家厄尼斯特•蓋爾勒（Ernest Gellner），認爲哈維爾對那些惡毒攻擊他的人以德報怨的行爲固然令人欽佩，但却「荒謬得毫無抵抗力」，就像共産主義爲什麽會失敗一樣。蓋爾勒還寫道，這種軟弱使得以前的遺老們避開了應有的懲罰，並且在新的經濟社會中大撈油水。有些怨恨更不易察覺、更個人化。有天早上，我和一個七十多歲的戲劇導演一起喝咖啡，他從年輕時就認識哈維爾，很明顯這位導演不喜歡哈維爾，並不是由於政治原因，而是因爲哈維爾的「道德說教」。一九六八年八月蘇聯入侵時，哈維爾堅持捷克人要盡力以「生活在真實中」來抵抗被征服，直到現在，哈維爾一成不變得迂腐還讓導演感到刺痛。這位老人沒有在《七七憲章》上簽名，他認爲這樣做無疑是自斷生路。只有幾百人敢做這麽極端的事情，而「其餘的人只想活下去」。</div><div> </div><div></div><div></div><div>儘管捷克並未出現像鄰國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那樣的暴亂，新舊體制的轉換並非風平浪靜，甚至可以說遠非如此。儘管哈維爾反對，捷克斯洛伐克還是分裂了。隨之而來的對舊時代「罪人」的「清洗」運動是一個混亂不堪、千瘡百孔的過程。有些人不免發問：「爲什麽會有這麽多投機取巧？」爲什麽要組成這麼一個無經驗的流亡者、異議份子和過氣政客的內閣？哈維爾沒有組成一個延續下去的政黨或發起一場持久的運動；他有欽佩者，有助手，但是他沒有真正的接班人。事實上，他離職後，國會還沒安排出一位繼任者。</div><div> </div><div></div><div></div><div>長久以來，哈維爾最嚴峻的敵人一直是前任總理、現任捷克總統的瓦茨拉夫•克勞斯（Václav Klaus），他像幽靈一樣纏著他。十多年來，他們的關係變成布拉格政治圈裡的連台好戲。克勞斯是一個技術官僚，柴契爾夫人的支持者（Thatcherite），值得一提的是，他還是一個冷酷無情而驕傲自負的人。他一直對「城堡裡的知識精英們」心懷怨恨，指責哈維爾是一個「半社會主義者」，「貪戀國家權力」。他在二零零一年提到哈維爾時說：「我根本不相信他說的，他代表的，他做的，我不理解他的公民社會。對於我來說，那簡直是空話，毫無意義。……他是我一生中見過的最精英的人，我只是一個凡人，他不是。」</div><div> </div><div></div><div></div><div>然而，儘管有這麽多明顯的異議聲，每個人都能看到哈維爾在道德和政治上的成就，他在重塑歐洲上的重要性。對於一個在過去因爲大屠殺、放逐、移民和鎮壓而失去了大量人才的國家，哈維爾的身上表現出捷克人的未來感和理想主義。從異議份子到總統，哈維爾爲復興自由和民權而振臂高呼，在後共産主義充滿麻木和貪婪的年代，哈維爾要重建公民的責任感。他是一個劇作家和散文家，他的寫作從不顧慮文字審查；成爲政治家後，他讓他的小國家在歐洲的重組中顯出舉足輕重的地位。憑藉自己的道德威信和個人魅力，他發揮了超大的影響力。比爾•柯林頓（</div><div>Bill Clinton），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還有其他大國的領導人們，都被他深深地感染了。北約的迅速擴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爲哈維爾的努力。</div><div> </div><div></div><div></div><div>一天下午，我去參加了在城堡爲哈維爾舉行的告別宴會。幾百個過去和現在的幕僚，聚集在西班牙大廳裡，在滾石（Rolling Stone） 的吊燈下，喝著啤酒，吃著三明治，排隊向他們以前的老闆道別。哈維爾擺著姿勢與人留影，接受人們的忠告和祝福，時而微笑，時而扮出被牙醫檢查時慣有的鬼臉。他生性靦腆，這使他有一種特殊的魅力。他很矮小，小手總是很緊張地在衣領那兒擺弄，說話時總是看著地面或你的肩膀，每個人都傾過身去聽，每個人都被他的玩笑逗得前仰後合。</div><div> </div><div></div><div></div><div>我在一邊碰見了米迦勒•贊托夫斯基（Michael Zantovsky），哈維爾多年來親密的合作者。贊托夫斯基也曾是一個異議分子，寫過一本關於伍迪•艾倫（Woody Allen）的書。大革命後，他成爲了駐美國大使。</div><div> </div><div></div><div></div><div>「我想這已是第五次或第六次告別宴會了，還會有更多的」，贊托夫斯基高興地說，「還有一些所謂的秘密聯歡會，當然，每個人都喝得醉醺醺的。」這位外交官說著激動起來：「這是一個時代的結束，轉型期的結束，變化和後退的結束，也可以說是一個新的開始，隨你怎麼說。現在將要發生的是，我們的國家會變得和歐洲其他任何一個國家一樣。也許我有點玩世不恭，但是對於一個人或一個國家來說</div><div></div><div></div><div>，這個歷史瞬間稍縱即逝，對於捷克來說，它就像安迪•霍爾（Andy Warhol）說的十五分鐘的名聲，而這個瞬間就是哈維爾的任期，尤其是開始幾年。將來，也許這些會重演，但是我們現在與比利時或荷蘭差不了多少了。就像布萊希特（Brecht）說的，『需要英雄的國家是多災多難的。』我希望我們不再需要另一個英雄。」說著他擺出乾杯的姿勢。</div><div> </div><div></div><div></div><div>克勞斯也許會輕視哈維爾，但他也意識到：哈維爾不是一個普通人。「我正開始了解到，這一切其實是命運對我設下的殘酷陷阱」，哈維爾在他任期的最後一次紐約之行中說，「我的確是一夜之間被彈進神話世界。」</div><div> </div><div></div><div></div><div>哈維爾出生於一九三六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在慕尼黑被出賣之前，在納粹入侵之前，共産主義運動尚未發生之時。他出生在一個優渥的家庭，父親是一個家財萬貫的商人，父母的朋友圈裡幾乎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家裡有厨師、管家、女傭、園藝師和司機。哈維爾夫婦希望他們的兒子們，瓦茨拉夫和伊萬（Ivan），將來畢業於牛津或哈佛。孩童時期，他們上的是寄宿學校。一九四八年當共產黨掌權後，哈維爾家的財産全部被充公，爲了改變社會結構，政府禁止資產階級的孩子上優秀的學校。哈維爾有一次調侃地說，如果不是因爲那種變革，他很可能會去「大學裡讀哲學，參加比較文學的講座，畢業後，我將會開著進口跑車到處兜風，無所事事，像一個紈絝子弟。」 </div><div></div><div></div><div>斷斷續續地受過正式教育後，哈維爾漸漸對劇場産生了濃厚的興趣，特別是波希米亞藝術家的中心，巴魯斯特拉德劇院（Theatre on the Balustrade）。他的科學家弟弟伊萬這樣回憶：「出生於一個資產階級家庭，我哥哥對文學有極大的興趣，並接觸了很多有趣的人物，但他對此却有點負罪感。在他的文學圈子裡，他是少有的資產階級，這常常令他感到愧疚。」六十年代的布拉格氣氛比較寬鬆，哈維爾很快就習慣了這樣一種生活：在烟霧繚繞的厨房或斯拉維亞咖啡館（Café Slavia）中討論到深夜，啤酒、草藥苦酒（Becherovka）、風流韻事、地下出版物和搖滾。他的音樂品味逐漸趨向於地下絲絨樂隊（Velvet Underground），尤其喜愛宇宙塑膠人樂隊（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在他二十多歲以及三十出頭的時候，他曾經寫了一連串的舞臺劇，〈遊園會〉（The Garden Party）、〈通知書〉（The Memorandum）和〈越來越難集中精神〉（The Increased Difficulty of Concentration），觀衆們都能從中看出對政府的批評：扼殺「自主性」（哈維爾最喜歡的一個詞）、沒有人性的語言。由於當時的政黨出現了改革家亞歷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cek），這些戲劇被准許在國外上演，標誌著文化的復興，成為「布拉格之春」 的象徵。</div><div> </div><div></div><div></div><div>六十年代中期，哈維爾不顧母親的反對，娶了一個出身貧寒但頗有具丰采的年輕女人，奧爾嘉•斯比力查洛娃（Olga Splíchalová）。在奧爾嘉一九九六年死於癌症之前，她一直是哈維爾的精神支柱，她讓他的理想主義在現實中找到了平衡點，奧爾嘉充滿智慧，經過了多年的折磨和監禁，她一直支持著哈維爾。「我們倆之間有很多不同之處」，哈維爾曾經回憶道，「奧爾嘉出身於勞動階層，很有主見，很冷靜，不那麼多愁善感，同時她也可能嘮嘮叨叨，令人討厭。換句我們常說的話就是你永遠也難滿足她的要求。……在奧爾嘉身上，我真正找到了所需要的：她能對我變化不定的思想做出反應，對我放蕩不羈的想法提出冷靜的批評，對我的公開活動給予背後的支持。」</div><div> </div><div></div><div></div><div>蘇聯入侵布拉格後，驅逐了杜布切克，制訂了强硬的「正常化」政策，並維持了二十多年，共產黨禁演了哈維爾的劇作。他只有和奧爾嘉搬</div><div> 到一個鄉下小屋，他們叫它赫拉德切克（Hrádecek）（小城堡），他對當時政府的抨擊很快使他成為一個異議分子。産生了極大轟動的〈園遊會〉是專寫給布拉格的年輕人看的，那一段時間對他來說更爲重要，也許可以說對他的真正才華更爲合適。「哈維爾自六十年代起成爲政治家」，小說家伊萬•克里瑪（Ivan Klíma）對我說，「他的戲劇在當時是振奮人心的，意義非凡，但是現在似乎失去了熱力，尤其在國外。」</div><div></div><div></div><div>哈維爾的一些政論短文要尖刻得多，也更廣爲流傳，尤其是他寫給共産黨領袖古斯塔夫•胡薩克（Gustav Husák）的一封公開信，以及被認爲是七七憲章和捷克反抗運動最廣泛理論基礎的〈無權力者的權力〉。哈維爾的政論以其特殊的方式進入讀者的視線：打印、複寫的手稿、在國外出版了又被私帶回國的書籍、在自由歐洲電臺（Radio Free Europe）中的廣播（成為總統後，哈維爾在一九九五年使自由歐洲的工作室從慕尼黑遷往溫塞斯拉斯廣場作為報答）。</div><div> </div><div></div><div></div><div>如果說索忍尼辛（Solzhenitsyn）是共産黨統治期壓迫的最好見證人，那麽哈維爾就是最準確的道義醫生。「在極權世界有一些廣爲流傳的思想觀念，而哈維爾將它們綜合起來。」伊萬說。在那兩篇文章裡，他描述了在共産主義强制下的「熵」的生活，所有人都經歷到長期的系統的「暴力、屈辱和麻醉」。我在城堡採訪哈維爾時，他的助手們正在收拾他的私人物品，包括一張共産主義時代的標語，「全世界的工人們，聯合起來！」在〈無權力者的權力〉中有非常著名的一段，哈維爾讓讀者想像一個蔬果店經理把這個標語貼在窗戶上，擺在「洋蔥、胡蘿蔔」之間：「他這樣做目的何在？向人們究竟傳送什麼資訊？他是否對全世界工人的大聯合真得十分熱衷？……為了要過得下去，他非照章辦事不可。這樣的小事千千萬萬，做了才能保障能過如他們所說的『與社會和諧』的相對平靜的生活。」</div><div> </div><div></div><div></div><div>他還寫道，極權主義者的意識形態就像「一層面紗，人們可以用來掩飾自己失落的境遇、卑瑣和安於現狀的心態。……它好似交通訊號與指示標誌的彙編，對整個進程加以型塑和結構。這個形而上的秩序是後極權主義權力結構內部聚合的保障，又是粘著劑，同時接合具約束性的原則及其紀律的工具。」</div><div> </div><div></div><div></div><div>哈維爾描述自己的異見，並非是另外一種政治意識形態，而是一種對誠實人性的信仰，從思考到做事情的方式，即使是小事情，人性是出發點。七十年代中期，他在一家釀酒廠打工爲生。在〈無權力者的權力〉中，他回憶了廠裏的一次爭論。一個工人對老闆提議怎樣提高生産率。他不是知識分子，也非政治叛逆者，只是一個有些點子提高生産啤酒效率的人。但是他膽敢挑戰上級的行為却是無法容忍的。哈維爾寫道，你的生活經常就是「事情以努力做好工作的良好願望開始，以被打成社會的敵人告終。」</div><div> </div><div></div><div></div><div>對於哈維爾來說，就是這樣的。作爲一個分析家，他寫道這個體制容不下絲毫的挑戰，因爲它的存在是依賴於達成永遠的一致性。所以，哈維爾知道總會有爆發的那一天。在一次地下出版物的採訪中，他說：「我將一些東西在我所謂的『應急包』裡放在一起，包括雪茄、一把牙刷、牙膏、肥皂、一些書、一件T恤、紙、通便劑和一點其他的小東西。」每次他離家時就帶著這包東西。</div><div> </div><div></div><div></div><div>在一九七七到一九八九年之間，哈維爾好幾次因種種罪名而坐過不同的牢獄，最長的一次刑期是從一九七九到一九八三年，在那些苦難的歲月裏，他唯一的安慰就是每週寫一封家信。《獄中書──致妻子奧爾嘉》（Letters to Olga），是他涉及私人情感最多的書，所有的事，從他對自己長痔瘡的抱怨到對奧爾嘉有時不回信的不滿，也有對人類和政治責任的反思。哈維爾是在恐怖壓力下寫這些信的，有一個類似納粹的看守長，將這些信反覆檢查以確定裡面沒有任何可疑的密碼。他說，在洗衣房時，「我把草稿藏在堆積如山的被『未出世的孩子們』弄髒的床單裡，然後在午休時一邊修改一邊注意不要被告密者發現。」</div><div> </div><div></div><div></div><div>只有奧爾嘉和伊萬被允許來探視。他們一年可以來四次，每次只有半小時。當我問起伊萬那些探視時，他苦笑著說：「那時我看到他的次數比現在還要多一些。」</div><div> </div><div></div><div></div><div>上週在國家劇院舉行了一場為哈維爾離任舉辦的晚會，到場的嘉賓有盛裝出席的政府官員和娛樂界明星，還有數不清的記者來拍照。我和伊希•佩何（Jirí Pehe）一道去參加，他也曾被流放，在革命後重返布拉格，成爲哈維爾最親信的顧問之一。他告訴我這次晚會是由哈維爾的第二任妻子主辦的，她叫達瑪•佛斯科諾瓦（Dagmar Veskrnová），一個女演員，所有人都簡單地叫她達薩（Dása）。不同於奧爾嘉擁有無可置疑的異議血統證明書，達薩只是一個影視女演員，在「正常化」時期，偶爾在莎士比亞（Shakespeare）和史特林堡（Strindberg）的戲劇中扮演角色，但更常出現在鬧劇中，她還演過一次上空的吸血鬼。佩何說，這次慶祝會的節目有爭議，太多的安德魯•勞埃德•韋伯（Andrew Lloyd Webber），而不是哈維爾喜歡的盧•里德（Lou Reed） 和法蘭克‧查帕（Frank Zappa）。他這樣說一點也不爲過，我覺得自己簡直像是在看一盤鮑勃•霍伯（Bob Hope）聖誕專場演出的錄影。達薩甚至邀請了卡列爾•高特（Karel Gott），一個油腔滑調沙啞嗓子的歌手，他是共産主義時期「合作者」的樣板人物。一些哈維爾在《七七憲章》時期的老朋友，包括歌手雅羅斯拉夫•胡特卡（Jaroslav Hutka）和弗拉斯塔•特饒什納卡（Vlasta Tresnák），都拒絕出席這次晚會。布拉格只是一個小共和國的小首都，它的政治也只是類似村裡的小打小鬧。有些捷克人永遠不會原諒像高特那樣人物的過去；同樣，也有人永遠也不會原諒哈維爾娶達薩。</div><div> </div><div></div><div></div><div>「奧爾嘉不僅僅只是一個伴侶」，佩何告訴我，「哈維爾是一個波希米亞人，做事狂野不羈，他身邊不乏其他的女人，但他總是回到奧爾嘉身邊。她是一個堅强、品行端正的女人。她對待他就像對待小孩一樣，從某種意義上說，他也喜歡這樣。當她離去時，他世界的一部分也坍塌了。民衆們都認為﹐他再婚得太快了。」在哈維爾看來，達薩拯救了他的生命。他是一個烟鬼，多年監獄生活使他飽受著肺病、腸穿孔和其他疾病的折磨。「工作差點要了他的命」，哈維爾的朋友，作家提摩西‧賈頓•艾許（Timothy Garton Ash）告訴我：「好幾次他和死神擦肩而過。」最近的一次是一九九六年末，醫生發現他的肺上有一個斑點，診斷爲肺炎。哈維爾一直高燒不退，視覺紊亂。最後，醫生確定他患了癌症，並摘掉了他右邊的半個肺（就在進手術室前，人們還在電視上看到抽著烟的哈維爾和衛生部長在一起。達薩開除了誤診哈維爾的醫生（她還召了一個江湖術士，不過沒起作用）。危機並沒結束，據哈維爾的傳記作者約翰•肯尼（John Keane）介紹，有一天在醫院，達薩去危險病房看望他，哈維爾突然呼吸困難。達薩拼命呼救，救了他的命。幾星期後，哈維爾就和達薩結了婚。</div><div></div><div></div><div>由於奧爾嘉的形象深入人心，哈維爾感到不得不向全國解釋。「在奧爾嘉去世前，她說過我可以再婚」，哈維爾說，「那時，我根本沒有這個念頭，我已决心獨自走完自己的人生。她堅决認定我不可能一個人生活，也不應該這樣。她是對的，而且生活也證實了這一點，我非常幸運地認識了達薩。」</div><div> </div><div></div><div></div><div>在慶祝會上，哈維爾和達薩坐在總統席上，注視著舞臺，神情極為高興。無論是卡列爾•高特、伊萬•奎爾（Ivan Král），在宇宙塑膠人裡唱民謠的前流亡者，還是隨後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的〈裸足之舞〉（Dancing Barefoot），他都還以鼓掌，尤其是當一個演員走到舞臺前沿，讀一段二十五年前出現在共產黨黨報《紅色權利報》（Rudé Právo）上譴責《七七憲章》領導人的文字時，哈維爾顯得異常興奮。文章的標題是「自取滅亡的和自己封官的」。那時，共產黨領導人古斯塔夫•胡薩克很自信地宣布七七憲章運動會瓦解，哈維爾和「這些雇來的傀儡們將會被扔進歷史的垃圾箱」。而現在這一切看上去是那麽滑稽。</div><div> </div><div></div><div></div><div>有一天，我在歐得里奇•切爾尼（Oldrich Cerny）的陪同下參觀了城堡。他很結實，說一口流利的英語。多年來，切爾尼爲好萊塢電影配捷克語。少年時代，他看過〈遊園會〉，並請求見見這位劇作家。後來，切爾尼和哈維爾成爲了朋友，並爲一個名爲公民論壇（Civic Forum）的組織跑過腿，這個組織是革命的核心。哈維爾就職後，老喬治•布希（George H. W. Bush）的國務卿詹姆斯•貝克（James Baker）給捷克送來一本簡述中央情報局（C.I.A.）的書，描述著美國所瞭解的共産主義時期捷克的國家安全機構。哈維爾的英語水平有限，讓切爾尼翻譯。後來，哈維爾讓他做國家安全顧問。每次切爾尼對我提起這個頭銜時，他都會自嘲地笑笑說：「我的確不是康達莉扎•萊斯（Condoleezza Rice）。」</div><div> </div><div></div><div></div><div>他繼續說：「革命後，我們就像一群小孩迷失在叢林中，毫無經驗，所以我去西方尋求幫助。」軍情六處（MI6）和中情局的官員們幫助捷克重建安全體系，最重要的是讓它像政府的私人警察和武裝力量。即使現在離開城堡已多年，切爾尼和其他許多人一樣，不能忘記剛進去的情景，他說：「當我們第一次走進城堡時，感覺它很奇怪﹐屋子裏淩亂地擺放著一些家具，是那種共産主義式毫無品位的風格。巨大的仿真皮椅，冬天坐上去讓你冷得發抖，而在夏天裡會黏住你的褲子。」</div><div> </div><div></div><div></div><div>我們吃完了午飯，到那個古老的避暑建築看了看，那是在城堡周邊一個兩層樓的別墅。</div><div> </div><div></div><div></div><div>「這是胡薩克的房子」，切爾尼告訴我，「我還有鑰匙。」</div><div> </div><div></div><div></div><div>我們上了樓，樓梯空間狹小，天花板很低，切爾尼的關節都碰到了牆壁。「剛來時，我注意到手機信號非常糟糕」，他說，「後來發現胡薩克是一個妄想狂，他把天花板重新用水泥加固，總認爲有人會朝他扔巡航導彈。」</div><div> </div><div></div><div></div><div>切爾尼帶我去了地下室。那兒有胡薩克最喜歡的設施：一個有造波機的游泳池。「他游泳相當出色。」他說。</div><div> </div><div></div><div></div><div>在哈維爾任職總統早期，他在胡薩克的房子裡住了幾個月，這自然是一種折磨。他回憶道：「我發現自己進入了一個特權世界，一個大人物的世界，住在這兒的人會慢慢地忘掉外面電車票價多少，奶油賣多少錢，怎樣沖一杯咖啡，怎樣開車，怎樣接電話。」最後他還是適應了這一切，不過他從來沒有給胡薩克的游泳池灌過水。要做的事情實在太多了，幾千份文件等著他去批閱，一個爛攤子國家等著他去重建。</div><div> </div><div></div><div></div><div>「就我所知，哈維爾早就想下臺了」，切爾尼告訴我：「他已疲憊不堪，身體一直不好，他對所有事情都太認真。很顯然，總統不能改變所有人的生活，於是年輕的捷克記者們開始寫一些哈維爾的負面新聞，這當然是他們的職業習慣。他討厭這樣，心理上也起了反應：意志消沈時，身體就開始疼痛。」</div><div> </div><div></div><div></div><div>離職後的第一天，哈維爾按計劃要開始五週的環球旅行。他一直咳嗽，溫暖的天氣對他的肺有好處。有好幾次，他說過他要寫一個「荒誕派的戲劇」，或者與提摩西‧賈頓•艾許和亞當•米奇尼克（Adam Michnik）撰寫對話錄。他的助手弗拉基米爾•哈澤爾告訴我，哈維爾在職時沒有寫過日記，所以不太可能有回憶錄，即使有，也不會是傳統形式。一天早上，我正在聖維圖斯（St.Vitus）大教堂附近的一個小餐館吃早餐，從布拉格《郵報》（Post）上看到，哈維爾要寫回憶錄了，不過他會將自己定位於「亨利•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和查理士•布考斯基（Charles Bukowski）之間。」</div><div> </div><div></div><div></div><div>從某種意義上說，他一生都在寫回憶錄。我記得曾經看過一部分，一九八七年寫的，回憶一次在國家劇院附近漫步，偶然遇見了戈巴契夫，他是來參加一個與捷克共產黨領導的首腦會議。他一眼瞥見了被圍在人群和保鏢中的蘇維埃領導人：「突然之間我發現自己爲他感到悲傷。我試圖想像他每天的生活：整日都有一群面無表情的警衛跟著他，而且毫無疑問，他每天的日程都排得滿滿的，無休止的會議、談判和演說；不得不和許多人談話；還得記住誰是誰；說話時還得機靈點，說到重點上，以防那些善於捕風捉影的外界抓住哪一個漏洞給你當頭一棒。」</div><div></div><div></div><div>我在城堡裡採訪哈維爾時，又提到了上述這一段文字，他笑了。我問他是否在某些方面，已成爲了自己可憐的那類人。</div><div> </div><div></div><div></div><div>哈維爾聳聳肩，開始說話，眼睛一直盯著地毯。「我記得，在我當選總統兩個月後，我又碰到了戈巴契夫。我去了莫斯科，第一次參觀了克里姆林宮，我們會談了八、九個小時。一開始，戈巴契夫盯著我，好像我是什麽外星生物一樣，他見到的第一個活著的『反動派』，而且是作爲一個國家首腦來見他的，而這個國家還曾經在他統治的範圍內。不過，我們逐漸地發展了一定的友情，並且是從那此見面的結束時開始的。」哈維爾擡起頭，笑了笑。「我以前是一個烟鬼，那次談話兩小時後，我問戈巴契夫能否抽烟。他說：『當然，請便。』他沒有叫他的隨從，但馬上有一個人突然拿著烟灰缸走了進來。我估計裡那間房一定有竊聽器。」</div><div> </div><div></div><div></div><div>哈維爾上任一年後，在伊拉克出現了一次危機。現在，他要離職了，又被捲入了另一次危機。月初的時候，他和助手們在鄉間別墅討論了幾個小時。就在那一天，《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上出現了一封由哈維爾及其他七位歐洲的領導人聯合簽名的信，內容是完全同意布希政府的决議。我問他為什麼。</div><div> </div><div></div><div></div><div>「那些與邪惡對抗的思想，可能會在我們這些曾經有過極權制度的國家中得到更多的支持，我想這不是偶然的；與之相比，西歐國家就沒有相同的經歷了。」他接著說，「捷克經驗了在慕尼黑的遭遇、綏靖政策、向邪惡低頭、要求更多的證據以證明希特勒（Hitler）確實是邪惡的。這也許就是為什麼我們看事情與他國不同，但那並不意味著自然而然地支持戰爭，我一向認為具體問題應具體分析。歐美國家不能簡單地向它不喜歡的國家宣戰。」</div><div> </div><div></div><div></div><div>哈維爾咳嗽起來，他呷了一口酒。我問他，爲什麽認爲圍堵政策對伊拉克不適用。</div><div> </div><div></div><div></div><div>他摘下眼鏡說：「文明已經變化了。今天，任何一個瘋子都可以炸掉半個紐約。而在十五年或二十年前，那幾乎是不可能的。這還不是唯一的原因。總的來說，世界改變了。以前是兩極世界，兩個超級大國在武器裁减上達成一致協議，好讓他們能將世界毀滅七次，而不是十次。現在我們生活在一個多極化的世界中。……當然，問題是：採取行動的最佳時機是何時？應該在很久之前就發生了嗎？這是一個政治問題，一個外交戰略問題，一個社會學問題。但是總的來看，這關係到世界的免疫系統能否發揮作用，世界能否在還來得及的時候對邪惡勢力採取手段。」</div><div></div><div></div><div>2003年二月二日，星期天晚上，捷克電臺和電視上都在直播哈維爾的告別演說。他耐心地向他的妻子和支持者們致謝。對於那些感到失望的人「或者，僅僅是認為我令人討厭的人，我誠摯地向你們致歉，並且相信你們將會原諒我。」哈維爾向他的國家伸出一個和平的手勢，他的任務完成了。</div><div> </div><div> </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