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em>编辑按语：本网刊专栏作家夏明的新著《政治维纳斯：从一无所有到中国民主》2012年一月16日在香港出版上市。本文是该书的一章，在此发表，以飨读者。</em></div><div> </div><div><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2/Jan/1152012BookCoverFinalizedcopy.jpg" width="433" height="575" alt="" /> </div><div> </div><div></div><div><strong>中共总书记的智慧</strong></div><div> </div><div>前中国国务院总理和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为当代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作出了卓越贡献。他是中共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先后担任总理和总书记两个职位长达十年之久的领导人。应该说，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他有着丰富的经历。1989年天安门镇压时，他拒绝做屠杀学生的侩子手，选择放弃党内一切高位，宁愿为保晚节和留下历史伟名过上囚禁的生活。在经历了十年的囚禁，或者说，在经历了汤因比所谓的“英雄退隐”后，赵紫阳对中共统治的秘密和问题都有了更深刻的领悟。他与杜导正谈起过中共拒绝政改、采用五种办法延长统治：（1）依靠军警；（2）控制舆论；（3）将事件灭于萌芽中；（4）防止任何有组织的活动，让百姓处于一盘散沙中；（5）笼络救济，勿让饥民铤而走险。</div><div>在赵紫阳看来，这样的拖延战术只会把矛盾越积越多，最后导致总爆发。而中共现在不搞民主政体，也不为民主政治做准备，群众中没有有组织的党、团。他无不担忧地说：“中国现在不培植反对党，中共一旦垮了，国内会大乱的。如果开放党禁，有强大反对党起来，共产党下，反对党上去，局面还能维持。”由此可见， 即使中共内部开明的领导人，在内部私下议论中，也发出了呼声：中国政治舞台要有反对党！ </div><div>政党制的产生和多党制根源</div><div> </div><div>在中共保守的领导人看来，赵紫阳接受西方的东西太多。在赵的任期内主持的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诸如：党政分开、权力下放、建立社会协商机制，等等。在当时，这些举措确实是令许多保守势力反感的，今天中国政府还不愿意回到这样的目标上。但在囚禁后的十几年间，赵紫阳的思想继续发生升华，他从一个党内改革派嬗变成一个接受“议会民主制”的社会民主党人。他最终认识到了反对党与民主制的内在联系。</div><div> </div><div>代议制和政党制是现代史为民主大厦贡献的两大关键部件。当人民主权在现代民族国家确立之后，政党制就成为通过选举纽带把人民与代议民主联系在一起的动员和传送机制。现代政党一旦产生，就必须为进入议会、执掌政权而努力。依政党的数目，政党制度大致可以分为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而所谓的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并非以社会中存在的政党数目来决定的，而是以有机会执政的政党数量来决定。比如，美国、英国都是典型的两党制国家，但在美国，除去民主党和共和党以外，还有40多个政党（包括若干社会主义工人党、共产党、绿党、独立党、和最近成立的茶党等）。在英国，在保守党、工党之外，还有自由民主党、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的地方民族主义政党等十几个政党。因为基本上英国的组阁权和美国获得总统职位的可能都被两党垄断，所以英美都是两党制国家，而不是多党制。又比如，中国不仅有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第一大政党执政，而且也有八个“民主党派”。其实，它们既不民主，又非党派，因为他们都没有参与执政的机会，也没有独立于共产党的经费来源和发展党员的自主权，顶多只是在政协里被协商，连在人大里都没有建立党团的资格。所以，所谓的“多党民主协商制”在国际标准看来就是一党制。</div><div> </div><div>政党的数量和政党制的建立是遵循一定的客观历史规律的。因为“反对的权利”和“结社自由”是民主制的核心权利，选举的竞争性是民主政治责任的根本保障，“一马独跑”的选举和治理不可能产生竞争性和保证反对的权利。所以民主制天然地要求两党制或多党制来配套。</div><div>而且，民主制是反映、保护、协调社会多元利益的政体，社会的多元化塑造了政党的发展历史。从时间上来看，城乡差异、宗教派别、政教关系、社会阶级、种族语言以及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例如环保主义）都造就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政党。而在承认众多政党的情况下，为什么有的形成了两党制，有的形成了多党制，又是由选举制来决定的。在政治学里少有的“定律”里，有一个“杜维杰定律”，那是法国政治社会学家莫里斯∙杜维杰（Maurice Duverger）观察到的一个恒定现象：单一赢家的小选区制基本产生两党制，多位赢家的大选区制带来多党制。所以，如果没有使用人为的强制手段去扭曲利益表达，一党制在现代多元社会下是难以出现、也一定会难以为继的。</div><div>不同政党制的治理成本</div><div> </div><div>美国政治科学家（例如，Bruce Bueno De Mesquita和他的同事）经过大量的实证统计研究发现，一个政权是否能够有效地给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建立和平与繁荣；或是寻租贪腐盛行，特权集团绑架公益，是由“制胜联盟”（the winning coalition–W）和“选拔团”(the selectorate–S)的规模大小和他们的比值(W/S)大小来决定的。他们最重要的结论是：W/S的比值越大，治理效能就越高；比值越小，则治理效能就更差。 具体说来，以美国为例，全体合法选民（18岁以上的美国公民）构成“选拔团”（在2010大选中有两亿一千万合格选民）；而“制胜联盟”就是参加投票的选民（90,682,968人）的50%加一票（45,341,484+1）。从理论上来分析，在民主国家美国，“选拔团”很大，同时“制胜联盟”也很大，所以要想赢得选举胜利，候选人和政党必须去“讨好”至少四、五千万投票的选民，同时还不能激怒近一亿没有兴趣投票的选民。他们不可能贿赂一亿以上的人口，所以必须集中在公共产品上，以获得选举胜利。</div><div> </div><div>而有的国家，“选拔团”很小，当然“制胜联盟”更小，所以，贿赂行为较容易产生；利益集团或家族可以牺牲公共产品，服务特权利益。但因为“制胜联盟”成员面对着一个不大的“选拔团”，如果他改换门庭，加入到“挑战者联盟”中去，他被接纳變成为新的“制胜联盟”的一部分的几率还是很高的。由于挑战者集团容易形成新的成功的“制胜联盟”，所以，任何“制胜联盟”成员的“忠诚度”都相对较低。面对较低的忠诚度，统治者不得不小心谨慎、不离异“制胜联盟”成员、从而维持较为良善的治理秩序。我们以台湾为例加以说明。政治学家德-梅斯吉塔和他的同事们发现，蒋介石在大陆时政权贪腐成风、治理非常低下；但他到了台湾后，治理效能明显改进、公共产品提供得更多。其中的秘密就在于，在大陆时，民国实现了表面上的选举，“选拔团”已急剧扩大，W/S值非常低，意味着“制胜联盟”不仅小，而且成员的忠诚度很高，所以蒋介石除了满足几大家族利益外，可以忽略公共产品。但到了台湾，选区从四亿人口的大国变成了七百多万人口的小岛；尽管“制胜集团”的数量基本未变，但W/S的比值增大了；也就是说，“制胜集团”成员的“忠诚度”削弱了。所以，蒋介石对自己家族的贪腐有所收敛，对公共产品也更加注重。后来的台湾经济起飞也就容易解释了。</div><div> </div><div>与前两种情况（美国和台湾）相比，第三种情况（也就是国民党在大陆时的情形）最坏，因为W/S的比值最小。以中国为例，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给所有年满18岁的人予以公民权，也就是说，现在75%的中国人口都在“选拔团”里面，有11亿人口。但中国的“制胜集团”有多大呢？我们可以看到以下两种情况：第一，“制胜集团”就一人的“一言堂”体制。毛有一段时期完全消灭了党内的派系，大权在握。他整天就担忧别人会篡权，甚至达到癔症的程度。对他而言，失去权力，就失去一切。所以他大搞唯我独尊，无视公共产品。第二，十来个人组成的制胜集团。邓小平依靠党内“八老”和两个政治局常委（李鹏和姚依林）可以在1989年决定中国政治走向。今天，政治局常委（9人）基本就是一个“制胜集团”。如果以9人/11亿来算，中国的W/S比值恐怕是全世界最小的了。一方面它决定了中共最高精英的忠诚度特别高，所以，赵紫阳式的分道扬镳难以再现。另一方面，中国贪腐成风、特权毫无收敛，而许多公共产品，诸如环境污染、食品安全、治安犯罪等问题难以得到认真解决。在我的有关中国黑社会的研究中，我发现，不仅中国的污染使得绿色GDP可能成为负数，而且过去三十年犯罪率的增长是高于经济增长率的：从1973年到2002年，中国立案率以17%的平均数增长。所以，在我看来，中共的缩写（CPC）真正代表的是：腐败（Corruption）、污染（Pollution）和犯罪（Crime）。</div><div> </div><div>就中国的现状而言，无论是加强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作用、加强中央委员会的作用（所谓的推行党内民主），还是加强人代会的作用，都会提高W/S的比值，因而是会有一定进步意义的。但最根本的还是要落实民主选举，让11亿选民中的50%+1成为制胜集团，这样才会根本改变W/S比值，从而把权力体系的关注中心从特权利益转移到公共产品，对治理效能和质量有根本的改观。要做到这一点，反对党的存在又成为关键。</div><div>为什么说反对党可以帮助降低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效能呢？我们知道，对于执政党来说，政治分赃（官位和物资利益的奖赏）是维持统治的关键。而反对党不控制资源，反对党领袖和成员首先必须做出物质上的牺牲；其次，反对党的任何政治运作都必须仔细考虑投入产出，从而在资源利用率上胜过执政党，才会有可能在大选中取胜。反对党资源的匮乏又要求反对党领袖的素质和运作都高过执政党，同时，对荣誉、名声的更强烈追求成为补偿反对党领导集团物质牺牲一种机制。对选民来说，只有反对党存在，公开的、竞争性的政治市场才会出现；他们才可以从反对党得到素质更高、物欲相对较低、办事运作效率更高、代价更小的替代选择。即便反对党并不执政，它的存在也可以扩大制胜集团，逼迫执政党关心公共产品。所以，反对党基本上又是一个不用纳税人负担的义务监督员。正因为有如此的妙用，英国不惜给反对党支付薪俸，扶持一个“英王陛下忠实的反对党”。</div><div> </div><div><strong>不同政党制的转型成本</strong></div><div> </div><div>反对党可以降低治理成本、增加公共产品只是一种静态的分析。赵紫阳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看到了反对党的动态功用，也就是说，反对党还可以降低治理体系和模式的转型成本。在我的《二元发展型国家：中国发展战略与制度安排》一书中，我注意到邓小平在中国经济改革上的成功，一个重要因素是他注重降低转型成本。我们知道，在政治经济学里，古典经济学家非常注重降低“生产成本”（Production cost又叫“transformation cost”），制度经济学家则注重降低“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制度设计师们一般会比较，那一种体制在降低这两项成本上的效率上最优，从而做出选择。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在“公司的性质”一文中注意到，在人们选择不同的制度安排时，不仅应该考虑“运营”的成本，还应考虑“转入一个新体系”带来的成本，两相顾及，才是“总效益”（total effect）。 科斯没有为这个成本命名，我称之为“转型成本”（Transition cost）。继续用邓小平来做例子说明：他的“提高生产力”、“科学技术革命”、“四个现代化”之类是针对“生产成本”而言的；他的“解放生产力”、“反对官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解决政企分开”是针对“交易成本”而言的；他的“摸着石头过河”、“乱不得”、“搞特区实验田”是针对“转型成本”而言的。如果我们比较中、苏（俄）的经济改革，在八、九十年代的二十年，中国的成效还是不错的。现在中国领导人的失败主要在于，面对不能为继的政治制度，他们没有用“投入产出”和“边际效用”的概念去看待政体营运，而是不惜一切代价“维稳”、“和谐”，同时没有做好民主转型的任何准备（思想上、制度上、和官员运作民主体制的能力要求等）。如果现在还不能允许“政治上的试验田”（例如深圳想搞的“政治特区”和香港想要的普选），结果势必导致中国面临社会全面溃败和政权崩溃的危险，那会带来天价的转型成本。</div><div>而反对党的建立，正好可以帮助降低转型成本。我们可以设想一党制的专制结构为金字塔形，“制胜集团”是塔尖上的很小部分，而“选拔集团”是下面庞大的底座。由于这两张皮并未通过民主的选举纽带连接起来，而一直存在着永久的张力。用黄仁宇的话来说，“上层建筑”和“基础结构”经常在中国历史上发生冲突，最后割断撕裂。而这种撕裂的结果通常以翻天覆地的颠覆形式出现，带有强烈的灾变色彩。对于统治精英来说，最大的一个危险是这种“自杀性治理”没有退出机制，结果“制胜集团”经常是骑虎难下、难得善终。而对社会进步来说，精英的灭顶之灾并不见得是好事，因为它荡涤了社会和政权的人才积累、打断了历史进步的传承。中国历史上循环往复的“超稳定结构”和“王朝周期律”都没有超越这种逻辑。齐奥塞斯库、萨达姆、卡扎菲和穆巴拉克也是政权颠覆的牺牲品。</div><div> </div><div>我们再来看看两党制结构。如果说一党制是一个单峰金字塔，两党制则是双峰结构。由于执政党想要保持自己“制胜集团”的地位，而反对党想要取而代之，二者都会向“选拔团”靠近，把自己的选民基础扩大、夯实，出现“包罗万象党”（Catch-all Party）。两党的实质差别会变得很小，政权的变更已不再是颠覆模式，而是“漂移模式”：权力的顶峰从一党移向另一党，而社会的基础一小半可以不变，而变的另一大半可能只是微调或位移。社会的基础结构不会被破坏。最重要的是，因为权力位移，在颠覆模式下的纵向性仇视会得到遏制，新的精英集团可以很快到位、维持法律与秩序；所以，难以出现对旧精英暴民式的复仇、报复行为。旧精英可以安然退出执政集团：部分可以跳槽再回到新的“制胜集团”；部分可以流向其他专业谋职（当教授、做律师，等）；还有的可以继续从政，从事反对党事业，力求东山再起。台湾国民党和民进党的转型模式就是好的例子。所以，中共前总理和总书记赵紫阳高度称赞和欣赏这种政治智慧。</div><div>只有反对党能救共产党</div><div> </div><div>政治的智慧是：“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反对党政治的智慧是，让别人活，也给自己留条活路。不幸的是，中共对待反对党的态度就是不给人活路，也可能断了自己的生路。中共权势集团可以大快朵颐，如果连一杯羹也不分给异议人士，而且他们在外面好不容易找了根骨头，中共也要把它打掉，那最后的结局就是谁也不要吃了。</div><div> </div><div>面对高涨的反对声音和反对力量，中共习惯于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这两句政治口号多少包含了些绑架和恐吓的味道，暗含的信息是：我坏归坏，但你找不到替代性的组织化力量。事实上，中共对中国社会资本的破坏是深远的，对人民自治的能力扫荡是全方位的。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还紧紧地控制者世界上最庞大的官僚体系、士兵数量最多的军队、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渗透社会各级的工、青、妇、团组织。在这个庞大体系意外，人民任何组织化的想法和行动都被视作是非法的或颠覆性的。但是，即便如此，中国人自发组织起来的行动已经成为人民抗争的一个特征。由于中国政府以猜忌心态和敌对眼光看待公民社会，被政府承认和允许注册登记的民间组织只有62万个（2008年数字）。而大量的民间组织化力量是以非法方式存在的。李凡在他新近出版的《当代中国的自由民权运动》（2011年台湾巨流图书公司）一书中透露，“中国NGO的数量应该在700-800万之多”（其中包括家庭教会100万个左右，农村传统会社100万左右，城市里未登记的各类社会组织200-300万左右，访民团体有100万左右，互联网上的群体有100万以上）。 假如情况果然如此，那“党外”的力量（这是台湾反对党组党的前身）已经逐渐积蓄起来，可以成为反对党的坚实基础了。如果“零八宪章”运动、维权运动、海内外民主党运动、地下教会、法轮功能逐渐协调起来，再加上香港、台湾和流亡藏人的力量，中国的反对派实力已经蔚然成长起来了。</div><div> </div><div>在共产党一党专制统治之下，中国民主人士为组建反对党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都遭到了最残酷的镇压。早在1991年，中国自由民主党在北京成立，中共逮捕了包括胡石根先生在内的该党20多名领导人和骨干成员。1995年，陈西等人在贵州创立了中国民主党，很快遭到镇压。1998年，王有才等人在浙江向当地政府公开申请注册成立中国民主党，随后，北京、湖北、湖南、四川、陕西、辽宁、山东、广西、天津、吉林等全国许多省市的民主人士也迅速加入到这一组党潮中。共产党同样不择手段地将组党运动打压下去。从1998年到现在，已经有300多人因为参加或发展中国民主党而身陷囹圄，更多的人出狱后还受到警察的严密监视和频繁骚扰。</div><div> </div><div>但是，非常明显，中共已经无法彻底阻挡中国的反对党运动。2008年以刘晓波、张祖桦为首领导的“零八宪章”运动，是继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后的最大的反对运动。与中国共产党权力精英丧失创造力形成鲜明对比，越来越多的知识精英和精神领袖已经告别现存共党体制，聚集在了中国民间和海外华人社区。全国各地公民组党此起彼伏，维权运动蓬勃兴起，民间宗教顽强复苏，地下教会空前活跃。“零八宪章”的发布、网上维权的创意、西藏和新疆民众争取自治权的抗暴和海外民主运动薪火相传、内接外联。凡此种种，反映出今日中国公民社会在日益成长壮大，政治反对派力量已经破茧而出。以海外的中国民主党运动为例，王军涛、王有才和王天成临危受命、敢为天下先，已经开始了促进中国各路政治反对派力量的整合，正在组建和打造强大的政治反对党。</div><div> </div><div>如何走出在中国本土建立反对党的第一步？对此，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也有过思考。在他看来，台湾的蒋经国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临终前，蒋经国嘱办三件大事：“开放党禁、两岸缓和、给2.28事件平反”。 在中国的场景下，相类似的三件大事就是：开放党禁、停止反对普世价值、给6.4平反。但让共产党做出这三点，难道不是与虎谋皮吗？其实，所谓的共产党也就是一群追求特权和享受的人。如果他们意识到来日不多、甚至身家性命难保，他们是会想办法、找出路的。美国其实一直都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一个反对党，现在中国的精英层早已把他们的亲人和资产转移到了美国或者是其他西方国家。移民西方的华人恐怕又会成为反对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基础。所以，美国这个反对党在为中国精英留条出路。最后，如果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开启中国民主化，反而会赢得新的尊重和合法性，不至于被国民完全抛弃，从而留下转型成民主政党的空间和时间。再说，承认反对党的合法性，也是中共在未来政治精英层做的一笔感情投资。如果反对党救不了共产党的政治生命，但至少可以挽救许多共产党人的性命。</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