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域血红自由火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在过去三年里（从2009年2月至2012年2月4日），中国境内已发生了20起藏人自焚事件。在2012年的前五个星期之内，就集中发生了7起。他们都是藏传佛教的僧人、僧尼或前僧人。最近在甘孜色达县自焚的三人中据说也有牧民。在我们的记忆里，恐怕还找不到一个可比的例子，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教派在短短的时间里发生了如此密集的自焚事件。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自焚事件背后的诉求已经得到中国政府的及时回应和满意的解决。也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它们的终极根源也已消弭。所以，面对如此性命关天的大事件，我们必须紧急关注，并努力找到解决办法。而不幸的是，当西方主要国家都深陷全球经济危机之中时，西藏自焚事件未能得到足够的关注。这种忽略让中国政府可以完全逃避国际舆论的监督，从而漠视自焚者、死亡者和他们生活其中并为之代言的社区的诉求，使得人间悲剧继续发生。十二年前，现任藏人行政中央的首席部长洛桑森格博士曾对笔者讲到：我们藏区没有石油，连空气都稀薄，我们只有喇嘛。所以，西方世界对我们漠不关心。今天，一个又一个的男女僧侣在雪域高原燃烧，他们应当给我们带来震撼。在人性的根本层面，这种震撼产生的关注应该远远高于紧吸全球人类眼球的石油，因为，石油的燃烧驱动的是我们的轿车、我们的经济；而生命的燃烧，尤其是那些“生如秋叶之静美，死如夏花之绚烂”的僧尼的燃烧，烧灼的当是我们的良心、驱动的应该是人类社会的进步。为此，我想讨论和阐明下列几个议题：藏人自焚的国际、国内大背景是什么？藏人自焚传达的诉求和讯息是什么？是什么复杂的原因造成了藏人，尤其是僧侣的频繁自焚？在佛教和藏传佛教里，暴力、自杀和自焚与佛法教导有何关系？最后，解决自焚的关键在哪里？西藏和藏人的危机西藏雪域高原，藏人的鲜血在燃烧！藏人的生命在抗争！这是因为，西藏，这块土地养育的人民，和他们赖以生存的文化、宗教、民族特性和生活方式都面临着灭顶之灾。西藏高原恶劣而独特的地缘、气候和农牧环境造就了藏人的独特生活方式。以其独特的生活方式，尤其是虔诚的佛教信仰，藏人成为世界屋脊的最好守望者。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全球的大多数国家和民族都获得了历史发展的新机遇时，早已皈依佛教、放弃武功的藏人却被迫去面对世界上最大的毁佛政党和无神论武装起来的军事暴力机器。据达赖喇嘛在回忆录中的描述，1955年毛泽东见了达赖喇嘛，说：“宗教是毒药。首先僧尼守戒不结婚，它减少人口。第二，它忽视物质进步。”  独立学者李江琳的研究揭示，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期，中共军队一直不停地对藏区（西藏自治区和四川、青海等地的藏人居住区）进行“秘密战争”。而后，所谓“平叛”的军事长官变成了当地的行政领导，从西藏建制初期就实行了“军区”和“工委”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模式。六十年来中国政府在藏区实行着“军政府”控制的历史。官方有意掩盖或淡化文革中藏区遭受到劫难。与官方的历史叙述恰恰相反，在《杀劫》一书中，藏人泽仁多杰和唯色父女用图片和文字记录再现了“文革”中西藏文化和人民遭遇的浩劫。唯色写道：“一九五〇年，毛泽东派遣军队进入西藏，从此军队成为掌控西藏的唯一力量。即使在中共总结的‘十年浩劫’时期，军队仍然牢牢地掌控着整个西藏。”对西藏的“军事管制”“从未有过任何放松，”存在至今。  过去的五年，“军管”还得到了更加系统的强化，甚至广泛深入到了藏区乡村，直接控制寺庙和抓捕僧侣。在1979年中共实施“改革开放”战略后，次年三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五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书记处书记、副总理万里率领中央工作组到西藏各地考察和指导工作。随着平反大量的“冤假错案”、调整极左的政策、中央加大对西藏的财政支助和经济投入、重建宗教寺庙和恢复宗教生活、开始与流亡海外的达赖喇嘛代表接触和允许部分流亡藏人返乡探亲，西藏在八十年代初进入了较为平稳的发展阶段。期间，在寻求西方的技术和资金的支持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做出了某种让步，因此，进步向上是主流。藏区的形势也反映了中国改革的整个大趋势。但在八十年代末期，尤其从1987到1989年，中国政治的自由化显露出局限性，它和中国民众（包括藏民族）的上升期盼（尤其是在民权和自由领域里的）发生冲突。从内地沿海（例如合肥、北京和上海的学潮）到雪域高原都出现了和平游行示威。中共内部权力斗争加剧，改革派（或叫自由派）逐渐失势于强硬派（或叫保守派）。中共的政策逐渐趋于强硬和保守。在加强控制、打压异议人士的总方针下，北京对汉人相对要耐心和克制一点；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态、对“国外敌对势力”的臆想、大汉族主义的影响都使得中共领导层更轻易地把少数民族问题上升到“领土和主权完整”、“国家安全”的层面，针对藏人动辄使用军队、武警来暴力弹压。所以，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开枪镇压和平示威、造成流血事件首先在1987年和1989年发生于西藏。1989年三月的拉萨军事戒严（长达14个月）是由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胡锦涛直接决策实施的。以后在1994年召开了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对藏工作继续强调控制和镇压。中共统战部在1996年发布通告，禁止悬挂达赖喇嘛的画像。到2008年西藏再度出现大规模游行示威。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中共都采取了军事暴力和广泛镇压来处理藏区冒出来的抗议事件。但军事镇压的效果愈来愈差，治理藏区的成本愈来愈高，藏民的不满和反抗都在加速产生。以至在过去的五年中，藏区抗议活动从未停息，甚至很快地蔓延到汉藏交界区、内地城市（例如西安和成都）。而且，危机还在不断升级。从中国政府角度来看，它陷入了“以暴维稳、越压越乱”的恶性循环。有必要指出，藏人面临的灾难源头集中表现在以“械心”闻名的“技术官僚治国”的治理体系。其中尤以后来从西藏回到北京、再升任总书记的胡锦涛，和从四川省委书记升任政治局常委、主管政法工作的周永康为典型代表。胡锦涛头戴钢盔在拉萨街头亲自坐镇并参与89镇压的报道在海外已经流传甚广。他对宗教、文化事务的僵化和铁腕控制已无需多写。但周永康需要提一笔。作家茉莉写道：“在四川藏区迫害西藏人，周永康也是‘有口皆碑’的。2001年夏天，四川省色达五明佛学院的几千名藏人和华人僧尼遭到镇压，他们的住宅被强行坼除，在被驱逐之前，当局要求喇嘛在声讨达赖喇嘛的声明上签字。穿着破烂袈裟的喇嘛和尼姑被迫到处流浪，这成了周永康的‘治藏政绩’之一。”她还写道：2000年3月，刚上任两个月的周永康在和四川农民人大代表见面时说，“他视察了四川藏区甘孜地区，不明白四川藏民为何不顾今生只顾来世。他反对西藏人捐献给寺庙“，还说，“西方也有宗教信仰，但他们哪有把钱都送到教堂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精神层面的满足对藏人如此重要，将藏人和佛教三宝（佛、法、寺）割裂开来，也就在文化意义和生命本质上消灭了藏人。如果“以食为天”、“信奉吃教”的汉人能够反思一下，某一天，突然成吉思汗的一位后人（大多数该是穆斯林）又重新入主中原，新的统治者将猪肉从汉人生活中剥夺，汉人的文化认同又将在何处存在？我们必须明白，“三宝”提供的精神层面上的价值是任何宝贵的美味都无法替代的。显然，对藏人来说，让他们忘记来世、只顾今生，就必然剥夺他们的根本，完全在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指导下的现代化就会成为“西藏的肿瘤”。  如果藏人没有掌控和决定自己民族命运的自治权和自决权，西藏继续缺乏内生性的、有机的发展动力，就难以摆脱被“天葬”的命运。胡锦涛和周永康表现出对宗教和精神信仰的彻底无知，以此想要来为西藏危机找到出路，必然是没有希望的。而如果以军事暴力机器去推行这样的“大现代化”，它引起的就不仅仅是宗教不自由、人权没尊重的问题，而是整个西藏和全体藏民族的危机。达赖喇嘛领导的流亡藏人1959年达赖喇嘛出走是中共试图在西藏推行第一次“一国两制”的失败，也是产生以后西藏问题的一个重要根源。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是，达赖喇嘛不只是带走了自己的家人，而且藏区的四大教派和苯教的高僧领袖也全部逃离，带走了西藏的灵魂。从此，喜马拉雅山两麓的藏人过上了“灵”与“土”分离的生活：逃离家园、暂居佛土的藏人获得了精神的自由家园，但却失去了祖国故土；留守家园的藏民却难以在精神上自由归家。王力雄观察到：“当北京把人权等同于‘生存权’，把‘经济发展’当作民族政策时，尽管生存指标和经济指标取得了相当进步，面对的却是更多不满。物非心，物也不一定买得到心。”对藏人来说，心的家园在西藏以外，“达赖喇嘛如同父母，甚至高于父母。”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藏人在藏区境内自焚，境外的藏人也有自焚（例如在新德里和尼泊尔），因为山麓两边的藏人渴望在藏土重归一家已经近六十年了。不仅藏传佛教的最高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流亡海外，而且中共认定和培养了十几年的大宝法王十七世也在千禧年之夜逃离西藏，居留在达兰萨拉。可以说，今天中共控制下的藏区除了有大片的土地和六百外藏人外，藏民族真正的“软实力”是在海外。首先，达赖喇嘛是藏文化的品牌和名片。在全球国际舞台上，达赖喇嘛的被识别率恐怕是和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不分高低的。而他的受欢迎程度在西方甚至超过他们自己的天主教教皇。王力雄曾写道：“由于达赖喇嘛是西藏流亡者几乎独一无二的象征，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西藏问题的国际化，实际上就是达赖喇嘛的国际化程度。” 其次，随着佛法在汉地遭到大规模毁坏和污染，流亡藏人和他们飘散在全球各地的僧团成了那烂陀佛教传承的守护者和纯洁性的捍卫者。在流亡政府的所在地达兰萨拉和南印度等地建立了佛教的研究、译经和辩经中心，全球各地都建有弘扬佛教中心。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和向神秘主义的回归同藏传佛教的全球化相互拥抱、融合。中共逼走达赖喇嘛，万万不曾料到佛教透过达赖喇嘛在西方日常生活层面产生如此广泛深刻的影响，这也是不幸事件中的万幸。未来也会证明，当中国汉地要重新回归正教，摆脱社会道德沦丧，清除现今内地佛门庸俗之风，未受污染而还在佛陀故乡不断升华的藏传佛教又会成为中华道德复兴的源泉。第三，流亡藏人社区推行的政府民主化和世俗化的政策已经取得显著成就。身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达赖喇嘛在北京参加过人大会议。到了印度访问，总理尼赫鲁陪同他参观了印度的议会。两个不同的议会比较，让达赖喇嘛认定民主的优越性。1959年开始流亡生涯后，达赖喇嘛就提出了建立“政教结合的民主政府”并在此年建立“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由选举产生。在1961年流亡政府公布的《宪法草案（讨论稿）》中，提出了一条规定，“根据宪法和议会的章程”，如有需要可“罢免达赖喇嘛”。尽管这一条文当时遇到僧俗的抵制情绪而未被采纳，但可以看到，达赖喇嘛在流亡建政之初就有意识地推动“民主化”和“世俗化”。2001年以后，首席部长（噶伦）也由流亡藏人直接选举产生。达赖喇嘛逐渐放弃对议会和政府的干预权，处于半退休状态。 2011年他又宣布在政治上完全退休。  第四，新的政府内阁班子全面反映了全球化、年轻化、多元化和世俗化的特征。在2011年的大选中当选首席部长的洛桑森格，任职时年仅45岁。他是在印度德里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受到精英法律教育，并拿到法学博士学位的。六位内阁成员平均年龄也只有40-50岁，最年轻的卫生部长只有38岁。其中有两位女性（46岁的外交和新闻部长，48岁的内政部长），两位从北美返回，全部是受到印度和北美优秀教育的俗人。这样的内阁班子和议会、政府行政人员基本上都是在海外出生的第二代藏人，同时还反映出流亡社区藏人的对本民族尽责尽义务的献身精神。第五，全球化的援藏国际公民社会已经形成，并对藏人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近年来，达赖喇嘛对中国政府的信心愈来愈低，但却在他身边吸引和汇聚了愈来愈多的海内外华人。例如2011和2012年岁末年初，达赖喇嘛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耶举行的时轮金刚大灌顶法会就吸引了上千的大陆汉人。他对华人民众的信心越来越高，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意识到，中华民族的道德复兴和民主化进程都可以与西藏民族的自我拯救和自由解放形成良性互动。僧人自杀自焚的根源可以说，中国政府近二十五年来倒行逆施的对藏强暴政策与流亡藏人社区的加速世俗化和民主化形成强烈对比，把藏人群体灵与肉、精神家园与祖国故土、上师与信众更加撕裂开来，造成一种更隐蔽的事实上的种族灭绝。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折磨（亲情上的或精神上的）成为每一个藏人生活的常态。在佛教教导中，佛祖创建佛教首先是针对“生苦、老苦、病苦、死苦”（“四苦”）的，对僧众来说，它是能除一切苦的善法。《法句经》明确教导：“一切众生恐惧死亡”，“一切众生珍惜生命，以身作则将心比心，自不杀生莫教他杀。”因此，佛教根本宗旨是戒杀，在小乘佛教里并明确反对自杀。那为什么在藏区出家为僧为尼的佛门弟子，却成为连续自焚的主体呢？是什么原因让皈依佛法并以此普度众人出苦厄（死苦也在其中）的僧侣把死亡当成了一种手段呢？如果死亡变成了一种手段，那么它服务的更高的价值又是什么？是什么因素造成这更高的价值受到威胁，僧人必须以死相争相护呢？我们来分析一下2012年1月8日在青海果洛州达日县县城自焚的索巴仁波切（Rinpoche，即汉语的“活佛”）的遗嘱。年仅42岁的索巴仁波切身穿黄色袈裟、点燃汽油自焚。在牺牲前，留下了录音遗嘱，他说道：我的牺牲不是为了显示自己有多么伟大，我诚心诚意地忏悔所犯三昧耶戒以及一切罪业，特别是金刚密乘的誓言戒——不允许对自身的虐待和牺牲，我在此虔诚忏悔。并且我发愿，希望遍法界的一切众生，乃至如虱子等一切微小众生，临终时未有恐惧，不受痛苦，往生无量光佛的身边，获得圆满正等正觉的果位。因此我愿供养自己的寿命和身体。也为了人天导师尊者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为主的所有高僧大德长久住世，而把我的寿命、身体化作曼札供奉给他们。我做出这一行为，绝无贪图名誉、恭敬、爱戴等自私自利的心态，而是清净的，虔诚的，如佛陀当年舍身饲虎一般，其他牺牲的藏人同胞也是如我一般，为了真理和自由而舍生取义。呀！诸多的金刚道友和各地的信徒们，大家要团结一致，同心协力，为雪域藏人未来的自由，为藏地真正成为我们自己的家园，为这样的曙光，大家要团结一致，为了这个共同目标而奋斗，这也是所有献出宝贵生命的英雄们的心愿，因此无利益的一切行径必须要放弃，比如那些为了争夺草山而自相争斗等。最后，国内外的所有法友们，请你们不要难过，请你们为善知识们祈祷，乃至菩提间我们未有离别。依怙我的老人们和百姓们也请如是发愿，无论快乐与痛苦、好与坏、喜与悲，我们都要依靠上师三宝，除了三宝再没有依靠处，请你们不要忘记，扎西德勒！ 从上面摘取出的遗嘱中，我们可以看到下面几层意思：第一，索巴仁波切认真遵循了《中阴救度法》教导的死亡前的准备，避免产生贪念、嗔怒和畏惧，做到心不散乱；同时观想上师，向上师祈请。第二，索巴仁波切坦诚对自身的虐待和牺牲是破戒，因而发出忏悔。第三，索巴仁波切对上师达赖喇嘛尊者和一切众生，尤其是藏人同胞发出善念，祝愿前者长寿、后者和平自由。第四，索巴仁波切对在他之前“所有献出宝贵生命的英雄们”祈祷发愿，因为根据《中阴救度法》，在四十九天之内，祈祷善愿可以帮助亡者顺利转到下一世。第五，索巴仁波切明确指出“三宝”（佛，上师；法，教义；僧，僧众和寺庙）是藏人的“依靠”，此外别无他法。第六，索巴仁波切明示，他的自焚是“为了真理和自由而舍生取义”，此外别无他求私欲。这里的大义是维护佛法的纯洁和永存，而雪域藏人的自由又是佛法得以维护的前提。第七，索巴仁波切引用佛陀舍身救虎的例子，来证明为了实践、印证和捍卫佛法的根本慈悲，肉身是可以舍去的。第八，“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是，遗嘱没有一句提及中国政府、军队入侵寺庙、镇压僧人等。从上面的遗嘱我们可以看到，自焚的僧人明知他们已经破戒，但仍然赴汤蹈火，对藏人来说，他们的选择已经不可能在好与坏之间进行了，却只能在怀和更坏之间选择。那么，对索巴仁波切和其他牺牲的僧侣来说，他们自焚这一“坏的选择”又是在避免哪一种“更坏的选择”呢？前者是僧人个人的自身虐待，后者却是“三宝”的毁灭和雪域藏人未来的毁灭。那么，有什么理由说“三宝”在雪域高原正在被毁灭呢？概而言之有下面三点：第一：中国推行的无神论和唯物论的意识形态在系统地摧毁和破坏中国和西藏的信仰体系。江泽民对“法轮功”的强暴镇压、对地下教会的骚扰打击、对所谓“邪教”的“黑社会化”处理方式、对藏人和维族人的滥杀都是最明显的例证。农历新年西藏党委开展的“百万领袖像”（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进村进寺、落实寺庙“九有”工作会议（即：有四位领袖像、有国旗、有道路、有水、有电、有广播电视、有电影、有书屋、有《人民日报》和《西藏日报》），与此同时又严厉禁止出现达赖喇嘛的画像，就是在意识形态的最高层面对藏人的信仰进行侮辱和围剿。第二，中国政府插手灵童转世、以舞弊方式内定灵童，强迫僧侣和信众背弃和侮辱自己的上师，也是毁灭藏传佛教的根本教义，破坏它的独立和纯洁。原历代班禅喇嘛驻锡地西藏日喀则市札什伦布寺的主持、曾担任寻找第十一世班禅喇嘛转世灵童委员会负责人的恰扎强巴赤列仁波切被中国政府以泄密罪判刑入狱6年，后死于非命（据身边人说是被毒死的）。青海塔尔寺前住持、中国佛教协会前副主席阿嘉活佛逃离大陆后披露，中共在选定西藏宗教领袖班禅喇嘛转世的金瓶掣签仪式中作弊，在一个装写有候选人姓名的象牙签的锦套中塞了棉花，让这个候选人的签高出一截，因此才顺利的选中了内定的候选人。中国政府把被达赖喇嘛认定为十一世班禅喇嘛转世灵童的格顿确吉尼玛监管了起来，至今生死不明，成为世界上最小的政治犯。现在中国政府又在准备在未来达赖喇嘛的转世上做文章。第三，正如约瑟夫∙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的结语中，谈到共产党政权与传统宗教的关系时写的，表面上看来，一些寺庙和圣物还保留了下来，但他们发挥的功能就是不要宗教发挥功能。他写道：“‘宗教器物和宗教人物都只是留着‘来被观看的’。‘不许触摸偶像’非常形象地延伸到‘不许滋养敬拜者’。‘不许触摸偶像’似乎是革命中破坏偶像的延续，而不是它的反动。”  换而言之，尽管我们也看到中国政府恢复和修建了部分寺庙，但由于政府派几千工作组进驻寺庙，用政治学习和宣传代替佛法研修教导，并任意驱逐不配合的僧侣，动员僧众批判和诋毁自己的上师（例如，除达赖喇嘛之外，还有十七世大宝法王、塔尔寺前主持阿嘉活佛等），实质上是不让僧众敬拜自己的上师，不让上师加持自己的信众。如果出家为僧者无法弘扬佛法、普渡众生，如果信众无法皈依上师、获得教导，藏传佛教就无从谈起了。如果僧团想做出任何政府不许可的事，政府动辄派军队围攻、入侵寺院。肉体上的摧残已广为人知，但对于自焚的僧俗人来说，心灵的痛苦远远超过了肉体的痛苦，所以，自焚这一摧残自我的行为才会为藏人平静地接受。自焚事件的价值判断如果我们在上述的背景下来理解自焚行为，我们可以看到自焚展示的四个层面：第一，自焚是一种最高形式的、不伤害危及他人的抗议。它的抗议对象就是六十年来中共在西藏的失败统治和近期的暴力镇压升级。第二，僧人自焚是一种殉道。它是用点燃身体来颂扬佛法的伟大和维护它的尊严。第三，从个人层面来看，舍生取义的僧人在自焚中脱离今生苦难、获得了圆满。第四，从僧人的自焚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经历肉体和灵魂的双重折磨中，只有获得了圆满顿悟的英雄才能超越肉身的痛苦，同时在经历精神痛苦的折磨后能升华涅磐，让生命能量燃烧、绽放出不朽的火花。对于千百万藏人来说，他们的光明将普照雪域高原。这里涉及一个伦理问题：自焚是否是破坏性的暴力？从个人主义的伦理观来看，个人的自由包括对自己身体处置的自由（例如隐私、安乐死和自杀等）。但个人的自由又要受责任和义务的限制。个人的自杀可能对自杀者家属和孩童产生不利影响。  但对出家人来说，这一家庭责任几乎不存在。但佛教教义里有学者解读出自杀在一定的情况下是允许的，尤其是获得开悟的僧侣。例如，学者们在讨论，佛陀涅磐是否是一种自杀，佛陀舍身救虎是否也是一种自残，等等。在巴利文的《相应部》（又称《杂尼迦耶》）经书中提到僧人钱那（Channa）的“自杀是无可指责的”。印度哲学家拉达克里希南（S.Radhakrishnan）在《东方宗教和西方思想》一书中写道：“佛陀谴责自杀，但也有特殊例外：哦，舍利佛，任何人舍弃自己的身体，换上另一个，我都认为是该受责备的。但沙门钱那的自杀是不应当受责备的。如果牺牲肉身是出于强大的内在信念、它的维持已不能带来任何益处、或者是为社会做出更高的公益，那就是可褒嘉的。”  当然，有学者持异议，认为佛陀并非在“接受”、更非在“鼓励”自杀，而只是在除去某种自杀的恶意解读和加在亡者身上的指责。  但又有学者明确指出，《妙法莲华经》（又名《法华经》）中的“药王菩萨本事品”中有“自燃身”来“以身供佛”和后来“燃臂供养”的论述，而且认为这是“于诸施中、最尊最上”：作是供养已，从三昧起，而自念言，我虽以神力供养于佛，不如以身供养，即服诸香，栴檀、薰陆、兜楼婆、毕力迦、沉水、胶香，又饮瞻卜诸华香油，满千二百岁已，香油涂身，于日月净明德佛前，以天宝衣而自缠身，灌诸香油，以神通力愿、而自燃身，光明遍照八十亿恒河沙世界。其中诸佛、同时赞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如来。若以华、香、璎珞、烧香、末香、涂香、天缯、幡盖、及海此岸栴檀之香、如是等种种诸物供养，所不能及，假使国城、妻子、布施，亦所不及。善男子，是名第一之施，于诸施中、最尊最上，以法供养诸如来故。作是语已，而各默然。其身火燃、千二百岁，过是已后，其身乃尽。一切众生喜见菩萨、作如是法供养已，命终之后，复生日月净明德佛国中，于净德王家、结跏趺坐，忽然化生。即为其父而说偈言：     大王今当知，我经行彼处，     即时得一切，现诸身三昧，     勤行大精进，舍所爱之身，     供养于世尊、为求无上慧。 若有发心欲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能燃手指、乃至足一指、供养佛塔，胜以国城妻子、及三千大千国土山林河池、诸珍宝物、而供养者。  由于《法华经》在北传佛教中广为流传，所以，我们在大乘佛教国家才看到僧人自焚的行为。除去藏区外，文革期间西安法门寺的良卿法师为了保护佛门的宝物，就自焚以死去阻挡当时的“革命小将”搞打砸抢。1963年越南佛教徒在越战期间也出现释广德法师自焚的事情。所以，自杀自焚与佛教并非完全不容，对舍身取义的殉道和抗议行动，尤其是供养佛法，并不存在道义上的污点。死亡者也不因此而名誉受污。与自焚相关联的另一个话题是，佛门弟子是否完全不能卷入暴力。在林照真的《喇嘛杀人：西藏抗暴四十年》一书中，就详细记述了许多誓不杀生的喇嘛为了挽救西藏，脱下袈裟、变成战士的历史故事。  学愚所著的《佛教、暴力与民族主义：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佛教》一书，则记载了汉地的僧伽大众拿起武器，加入抗日大军的英勇历史。  所以，广义上的暴力，狭义上的自焚都可以因为行动者心发正愿，为了社会大众的福祉，或者为了捍卫三宝，或者为了供养佛陀，都可以被接受，甚至成为英雄义举。正如我的诗人朋友辰岸（也是一位在美国专攻佛教的宗教学博士）在《自杀者说》一书中写道的：“英雄末路\\是为那未尽的壮志\\圣徒殉道\\是为那神圣的呼唤……拥抱生命者豪迈\\拥抱死亡者悲壮\\不一样的勇气、不一样的喜乐”。 中国政府的官方宣传机器完全不顾国家结构性暴力迫害、军队武警在僧伽寺庙屠杀和平的僧侣、政府没有诚意回应和解决西藏人民的宗教和文化诉求，并由此而造成的藏民族反抗，而是把问题的根源归罪与死亡者、其他受害者和海外的达赖喇嘛和藏人行政中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藏学研究教授罗伯特∙巴纳特的研究表明，在2008年以来的抗议运动爆发之前的五年，四川甘孜和阿坝两州的维稳开支就已急剧上升。事实上，维稳费用的飘升反映的是中共把强力镇压作为了解决西藏问题的基本政策。而大规模抗议的出现和年轻人成为抗议的主体，则反映出大棒政策的失败。但今天的中共政府不断在经济上收纲、政治上加压，而且以共产专制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双重压迫来对待藏人，境内境外藏民族的联合反抗就只会升级。正如达赖喇嘛在许多场合已经讲到的，他对中共领导和中国政府已经不报信心。可以肯定的是，胡锦涛和周永康打造和维持的对藏控制体制和政策在十八大他们任期结束时是难以改变的。现在也难以判断，十八大上来的新领导人是否有政治远见、魄力和智慧，与达赖喇嘛一道真诚合作，解决藏民族的诉求，化解藏汉民族的紧张关系。恐怕，藏民族和汉民族都共同面临着一个更为艰巨的挑战，那就是只有在与共产党争自由的民主化运动中，汉藏两族才能获得自由解放，从而共建两民族的合作、和平的良性互动。所以，能够在短期内终止自焚行为的可能性存在于藏汉民族同心携手、发动国际社会力量，运用各种方式向中国政府施压。从长期来看，藏汉民族必须相互支持对方的自由民主事业，终止共产党的统治，给所有在中国境内生活的人民带来“言论自由、敬拜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面对没有尽头的藏人的牺牲，我们现在还能做的就是实践索甲仁波切在《西藏生死书》一书中谈到的方法，对死者，尤其是死于暴力和意外的死者，通过祈祷提供我们的关爱：观想从诸佛或圣者身上发出巨大的光，洒下他们的一切慈悲和加持。观想这道光芒流到亡者身上，完全净化他们，让他们从死亡的混礼和痛苦中解脱出来，施给他们深度、持久的安详。然后，全心全意观想亡者化成光；同时，他已经被治愈和解脱一切痛苦的意识，腾空升起并永远与诸佛的智慧智慧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div>嗡嘛呢呗咪吽！ </div><div>本文将刊载于《浴火袈裟》（杨建利韩连潮主编）</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