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五类忆旧》第十期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if !mso]> <![endif]–> <img src="file:///C:/Users/AJF/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jpg" height="179" width="396" alt="" />    卷首文—— 基督徒的苦难观    焦国标   本期《忆旧》收入五篇关于基督徒黑五类的文章。不同信仰的人，其内心的风景也很不相同。某种信仰的人，其内心风景充满野蛮、残忍和杀气；另有某种信仰的人，其内心风景尽是平安、喜乐和感恩。尤其是在遭遇人生巨大苦难的时候，不同信仰的人，其内心呈现的风景更是全然不同。 在编辑《忆旧》的过程中，为故事中的当事人流泪是经常的，但是编本期《忆旧》中的《这个家是属于神的》一文时，其中一句话却给我带来想嚎啕大哭一场的强烈冲动。父亲因信仰被判刑坐牢，女儿因车祸致死，二儿子求保父亲回来操办丧事而不被允许，大儿子正逢博士毕业答辩，导师和领导们扣下了噩耗电报，以至于遭遇车祸人亡这么大的变故，家里却连一个主事的人都没有；在世俗的中国人看来，此时这个家算是背运到底了。大儿子答辩通过后，导师和领导才把电报和返乡的火车票交给他，此时他已赶不上妹妹的葬礼了。回到家，面对母亲，面对爸爸坐监、妹妹去世，他沒有怨言，只说：“主啊，虽然在人看来家破人亡！但这个家是属于你的！”无论遭遇怎样的困厄，永远相信上帝的看顾，这是一个基督徒内心最深处的精神风景，代表了基督徒对苦难的极致性看法。 倪柝声可能是中国第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基督徒和基督教神学家，五十年代初被判处无期徒刑，并遭到污名化，称其政治上无比反动，经济上偷漏巨额税款，生活上荒淫无耻。对于这些指控，倪柝声不予辩解，他说：“我比你们说的还要坏。”每个人都有原罪，人的败坏无以言表，因而“我比你们说的还要坏”之语，同时也意味着你们绝不比我更好。基督徒是罪人，诽谤、加害基督徒的人也是罪人；作为基督徒，遭遇诽谤、误解和各种苦难，是十字架的苦难，是属灵生命成长的养料，难以避免；牢狱之灾是“为主受苦”，是“基督徒的荣耀”，不应逃避；自我辩解、自证清白等于主动从十字架上下来，是拒绝“为主受苦”，是逃避“基督徒的荣耀”，是不应该的；最终的审判在上帝那里，尘世统治者给你的任何加害或平反，都是不必为意的。七十年代末平反冤假错案，王明道、吴维尊等基督徒却拒绝出狱，或如基督徒蓝志一，既出狱，子女再三苦求他向政府要求平反，他却始终不肯，即出于这样一种苦难观。1972年，倪柝声死于劳改营，留下的绝笔是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他的信仰声明：“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人赎罪而死，三日复活。这是宇宙间最大的事实。我信基督而死。倪柝声。” 当今世界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每一种文明、每一个信仰群体所呈现的形态，都是各自观念之树、信仰之树历经数百千年风霜雪雨结出的一个果子。耶稣说过，凭果子可以认出树来，结蒺藜的不可能是无花果树，荆棘上也不可能摘葡萄。同理，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明、一个信仰群体的当下形态（物质文明、私德、公德和社会制度），可以认出该族群内心风景的良窳优劣。   目   录 同院的桂…………………………………………………戴为伟（04） 我信基督而死……………………………………………百 科（09） 倪柝声的绝笔……………………………………………颂 恩（12） 富农岁月…………………………………………………李兴濂（15） 我做过十世班禅的联络官………………………………焦国标（18） 引诗贾祸…………………………………………………沪 生（25） 岳父岳母…………………………………………………张允若（27） 父亲琐忆…………………………………………………胡迎建（30） 成都的土改杀人…………………………………………铁 流（35） 历史反革命吴九爹………………………………………黄振迪（36） 南阳张建功………………………………………………陈 更（38） 这个家是属于神的………………………………………白受恩（40） 父亲董渭川………………………………………………董乃强（46） 一次诉苦会………………………………………………王法尧（60） 想让党支部掉到茅坑里…………………………………李子军（62） 将军的女儿………………………………………………董婉如（63） 我亲历的杀人……………………………………………王法尧（65） 富农郭玉德………………………………………………俞加深（70） 邓星杞一家之死…………………………………………林启山（72） 故人王文焕………………………………………………段华庭（74） 在神的帐幕隐秘处………………………………………袁相忱（76） 袁相忱被捕………………………………………………李迪雅（79） 北京三自会………………………………………………李 克（83） 遥祭六姑妈………………………………………………陈仁德（89） 两个坏分子………………………………………………崔光宇（94） 刑事罪名种种……………………………………………小 闲（96） 一幅反革命的骨骼………………………………………黄 芩（98） 我的祖辈…………………………………………………张 健（99）     同院的桂    戴为伟   我们几家合住这个小四合院。北屋住的一家被轰回安徽老家后，北屋就空了。不久，北屋住进新邻居，桂、她男人、婆婆和女儿。桂是机关后勤处的杂役，文革伊始，她由杂役而红卫兵而机关发稿组成员，修成了革命干部正果。桂，发面饼脸，一脑袋黑钢丝似的自来卷短发，棕红色镜架后面的眼睛，好像总是眯在问号里蔑视人。院里除我家之外，其余人家都在同一个机关里挣生活。自桂家搬来，原本稀松无事的小院，有了些暴风雨前的沉闷。 南屋住着地主婆吴姥姥。一天，吴姥姥的9岁外孙女去街西口副食店打酱油，被桂拦住，说：“哎，给我带5分钱韭菜来。”夏天菜便宜，5分钱能买2斤韭菜。一个多小时后，贪玩儿的女孩儿拎着酱油瓶回来，早把桂的韭菜忘到爪哇国。眼瞅着婆婆揉好面等菜调馅，肥胖的桂有些气不顺，叉腰立在当院发泄不满：“什么点事儿！地主婆也想翻天了！”温良的吴姥姥原本坐在家门口等外孙女和酱油，这时只得拎起小板凳进屋了。 1970年，我6岁。出生不到2个月的妹妹被送到街道托儿所，我只好被单独留在家里。妈每月28块钱的工资，供不起俩闺女一个上幼儿园，一个上托儿所。小院里只有桂的闺女燕儿和我一般大，妈上班前叮嘱我：“别跟燕儿玩儿，她妈会不高兴的。”我鸡啄米似的点头，可妈前脚刚迈出院门，我后脚就去找燕儿了。妈下班回来打了我：“白天，不许出去玩！在家呆着！”我大声哭起来。妈的声音小下来：“你再吵别人！燕儿妈最近有夜班了，白天得睡觉，你不能不懂事。还有，不要找燕儿玩，说了多少遍，听不进去吗？聋了吗？”看着妈手里的笤帚疙瘩，我糊里糊涂地点点头。 我记住了妈的话。妈上班去了，我敞着家门，拿着妈的钢笔，在有蓝白格子的床单上乱画。画完，自我欣赏一会儿，在床上蹦起来。咔嚓一声！咦？靠墙的床板怎么塌下去了？我趴到床下看，呦，一只床腿歪了。我使劲儿往上推那床板，可它吱吱哼唧了两声，却并不挪动分毫，只好又爬出来，气急败坏地哭了起来。 冯家妈妈过来问怎么了，我哭着告诉床坏了。不知怎的，这时桂的男人也站到门口了，问：“床坏啦？”我哭着说：“叔叔，这床，我不会弄。”桂的男人很兴奋，自告奋勇帮忙，说：“我来。”我心里高兴起来。他一脚跨进屋，把床上的褥子都掀去。咦？他怎么穿着鞋上了我家的床板，蹲在上面看起褥子下面的那些信来？我愣愣地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翻看了好一会，这男人才站到塌下的床角边，一手抬床板，另一手扶直下面的床腿，然后说：“好了，没事了，成了。”说着转身出了我家。 妈回来后，看着一床乱糟糟的被褥，问了问，皱皱眉：“下回有什么事，等妈回来再说，不往屋里招人，好吗？” 妈为了让我老实呆在家里，给我买回一条石雕小鱼玩具，手指头那么长，能用鱼嘴这头吹出好听的哨音，我很喜欢。第二天，我拿着小石鱼去找燕儿。不一会，我就发现鱼头和鱼尾巴分家了。燕儿告诉我：“我没有（石鱼），咱俩一人一半吧。”我生气、心疼，找到在水房淘米的桂：“阿姨，你赔我鱼，燕儿给摔坏了。”桂瞥了我一眼，端起锅往家走，我撵在她的胖屁股后面，手里紧紧攥着两半儿的小石鱼。桂开了家门进去，门在我鼻子尖前咣的一声关上了。 晚上，妈回家又打了我：“让你不长记性！明天给你锁屋里，看你再往外跑，自己弄坏了东西，还要别人赔，没出息！”我哇哇大哭着，听到桂正在院子里喊燕回家吃晚饭。 漫长冬季的白天真难熬呵，我站在被锁了门的屋里，把脸贴在门玻璃上，无聊地瞪着空荡荡的院子。看着看着，我感到有些困，头沉，勉强爬到床上，呜呜哭了起来。倒座房的吴姥姥往屋里看了看，开了锁，问我哭什么，又坐到床上，摸摸我的头，又看看火炉，说：“可能中煤气了，躺着，别动呵。”老太太往炉子里添块煤，封好火，敞开房门，走了。一会儿，小脚的吴姥姥把一只冒着热气的碗送到我嘴边：“喝了，孩子。”碗里，星星点点的麻油很亮，几根面条上卧着一个鸡蛋。那时每家每月只能买1斤鸡蛋。 妈不敢再把我锁屋里了。我又惹祸了，用捅炉子的通条戳碎了吴姥姥家的窗玻璃。吴姥姥骂我比野小子还能闯祸，说等我妈下班回来告我妈。我很恐惧，一顿打又跑不掉了。妈下班回来了，吴姥姥走过来，低声跟我妈说：“街道姜主任来了，问西屋老何家儿子搞对象的事，好像是桂到街道去了，说人家儿子耍流氓，搞男女关系。”妈不满地回应：“不就是欺负老何是右派嘛！”吴姥姥又说：“你还不知道哩，两年前，老何的妈就是她给告走的。老何家是四川的地主，又是右派，这可好，双料啊……”“是右派，怎么了？！右派人家的孩子不就搞对象？人家屋子那么小，还有个哥，都二十大几的了，后院里背静地儿和对象拉拉手什么的，我见过的，人家姑娘看见我还不好意思来着，有什么呀！”妈很不以为然。 “咳，我和赵奶奶跟姜主任说了，人家孩子是搞对象。老姜也说，既然桂去反映了，街道不能不来调查。这不是阶级斗争嘛，是提高什么警惕呗。咳，小何维搞对象这点儿事，桂先告到机关保卫处来着，人家没功夫管这闲事，这才又告到街道啦。哎，大伙多注意吧。还问你家哩，别往心里去啊。我回去了，你做饭吧。不要打孩子啊。”这一次闯这么大祸，妈还真是没打我。  那时候，院里各家都把入冬时卖来的几百块蜂窝煤，整齐地码在自家门口窗沿儿下边。一天，快中午了，我和燕儿蹲在西屋杨家窗沿外，一边晒太阳，一边用捡来的小棍在地上乱画。燕儿突然想回家去拿新买的化石笔，起身的当口，碰到了身后的蜂窝煤，两摞煤块被撞碎在地上。看着碎在地上的，我担心地叫起来：“呀，碎啦！怎么办？你也不看着点儿！” 燕儿看看我，看看碎煤块，不知所措，走了。燕回家没再出来。我在心里告诉自己，反正不是我碰的，可还是有点不安，在院里溜达了会儿，也讪讪地回了家。 不大会儿，桂突然拉开了我家的门，一手叉腰，一手指着我说：“告诉你呀，赶紧赔人家煤，把人家煤踢碎了，还没事人似的！” “不是我，是燕儿！”我争辩着。“你胡说！叫你赔！不赔，等你妈回来再说！”想到妈又会不明不白地打我，心里更急了。不知什么时候，我和桂竟都站在了我家煤垛边。桂继续斥责我：“你不大个东西，撒谎，挺能的你，啊？！” “是燕儿碰的！”我仰视着桂。桂贴得那么近，我已经只能看到桂粗壮的腰了。“你再嘴硬，你个小右派崽子！想翻天呐你！”桂咬着牙，手已经拧在我的小脸蛋儿上。“我让你个狗崽子撒谎！”又是一巴掌打过来。我只觉得上嘴唇热辣辣地厚了起来，下意识抹了一下鼻子，手背上湿乎乎的鼻血。“我今天替你那不懂人事儿的妈教训教训你！有娘生没娘养的东西！”桂那棕黄色的翻毛皮鞋也踹了过来。正吃午饭的邻居赶紧围上来劝，我小脑袋里嗡嗡的，只觉得眼前所有的人脸都变得特大，在晃。 “回吧，桂阿姨，您消消气。”吴姥姥嘴上说着，紧紧攥起我的小手，拽回家来。桂昂着下巴，甩手回自己家了。 不知桂为何经常上夜班了。我家隔壁原本是老何家的一间东屋，老何两口子去五七干校后，房子成了桂家的，桂下夜班后就在这间房里睡觉。我恨上了桂，见面不再叫她阿姨。有时，午睡的工夫，我不出去乱跑，而是平躺在自家铺板上，将两条小腿举得高高的，对着与桂家相邻的墙壁使劲儿踹，踹累了就换小拳头捣，捣疼了再换脚踹。墙那边睡着的桂也不再出来骂战，我暗自得意。 这一天，妈工休，又到了院里人午睡的时候。我乖乖地躺在床上，四合院的街门被木棍之类的东西敲得响了半天，也没人去开门。妈忍不住跑出去，拉开木门闩，桂那得过半身不遂的婆婆拄着拐棍颤巍巍地进来了。妈关了街门往回走的当口，桂手上抱着还不会走路的儿子，从我家隔壁的房子里冲了出来：“你想翻天呀，大中午的这么吵人！”妈一下转不过弯来，一边往家走一边解释：“你婆婆叫门，我去开门的。”那跟在后面的老太太也急得啊啊地叫着。可桂不依不饶：“你个右派小老婆，你和右派小崽子想翻天呐，我告诉你，只要有共产党在，你们永远也甭想！你们永远也翻不了天！” 桂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指着天：“我告诉你，你和你的狗崽子只有被人民，知道吗？人民！踩在脚底下！”桂很忙活地用一只脚在地上狠狠地碾了两下。”妈生气了，说道：“我是给你妈开门去了，你想想清楚，抱好你手里的孩子吧，孩子都听着呐，别把孩子再吓着，摔坏了。”桂听出妈冷嘲热讽的，更是气急败坏。赵奶奶出来说：“为伟妈，进家去！”不愿惹事的妈就坡下驴进了屋。又告诉桂：“小桂，赶紧扶你妈进屋吧，别再让她自己上街了。” 桂又去街道告状了，姜主任又来了，说：“你们院里右派家属最近是不是很霸道？桂的工作很重要，上夜班审核稿件，错一个字就有可能给国家带来政治上的损失，就有可能出现严重的政治事故。这可是国家大事，你们邻居要保证她能有一个良好的休息环境。”地主出身的吴姥姥和成分不明的赵奶奶这时体现了他们鲜明的“阶级立场”：“哪里是人家霸道，这院里就是这个桂……” 几年后，爸爸戴煌回来探亲，和妈去粮店买米，在街上碰到姜主任。老人很和气，问：“怎么样，你们现在这个院子里？以前，桂老来告状，我们也不能不去问问。咳，她那个人就那样，早晚都会过去的，好好过吧。”1978年，爸回机关工作了，爸被选为区里的人民代表了。不久，机关改选党组成员，爸是候选人之一。一天，中午去食堂的路上，一个同事和爸聊着：“老戴，小桂以前你们住一个院子啊。哎，那天她还跟我说呢，你爱人带着孩子，那些年真不容易熬啊。她挺同情你家的，她公公去世了，她悄悄把好些旧的棉衣、棉裤放你家门口。哎，你爱人都不动啊，她说你家里人可要强了。好多年不见了，她让我给你带个好，老邻居喽。” 1987年，机关院里盖宿舍楼。1988年，我家搬了进来，桂一家也搬来了。后来，爸退休了，桂和她丈夫也老了。桂有时会推着她那半身不遂的男人在院里散步，那眼光里蔑视的问号已经不见了踪影。     我信基督而死    百 科   倪柝声，1903年11月4日生，原名倪述祖，英文名字Henry Nee，福建福州人。被主耶稣基督兴起后，中文名字改为柝声（柝，打更的梆子），英文名字改为Watchman (看守人)，自比暗夜的更夫或看守。倪家是福州最早的基督教家庭之一，祖父倪玉成是福州公理会最早的华人牧师，父亲倪文修毕业于福州美以美会所办的著名学府鹤龄英华书院，母亲倪林和平是一位美国传教士的养女，早年入读上海中西女中（以英文水准高而著称的教会学校）。1916年，倪述祖就读于著名的英国圣公会在福州所办的三一书院，是该校一位名列前茅的优等生。 1920年，倪述祖17岁，还在三一书院读书，女布道家余慈度（Dora Yu）来福州传福音，其母林和平接受了福音，行为方面有令人惊讶的改变，放弃了打麻将的嗜好，且主动为自己曾向家人发脾气而认罪悔改，请求家人饶恕。倪述祖对母亲的改变非常惊讶，也好奇地去听余慈度讲道，深受感动，接受了福音，毅然放弃了原来的理想和计划，决心一生奉神，并且更改了自己的中英文名字。 此后几年间，倪柝声苦读《圣经》，同时博览了大约3000册基督教历史名著，同时与一批年轻人一起，到在福州附近白牙潭村隐居多年的英国女传教士和受恩（Margaret E. Barber）那里求教，从那里得到极大的属灵帮助。倪被她高深的属灵生活所折服，形容她是“一位发光的基督徒”。　　    1949年大陆易手前，倪柝声打发同工李常受去台湾开展工作，自己于1950年3月从香港返回上海，照顾大陆的数百处地方教会。1951年4月，朝鲜战争爆发不久，倪柝声被邀请去北京，参加政府召开的全国基督教会议。在控诉大会上﹐倪柝声被“揭发”出一连串令人难以想象的罪名。政治上无比反动，1940年代不赞成学生信徒上街进行反对国民政府的游行示威，因为坚持圣经中顺服政府权柄的要求，还让青年学生移居台湾这个“水深火热、暗无天日”的地方，又欺骗政府，虽是中国人自办的教会，却与外国传教士来往，同情他们，没有站在坚决反帝的人民立场上，以及其他很多耸人听闻的反革命、特务等等罪名。经济上偷漏巨额税款，欺骗政府。生活上荒淫无耻，甚至有与女同工私通的电影胶片公开展览（没有头部）。 倪柝声对于这些指控不予否认，他常说：“我比你说的还要坏。”因为在基督教信仰里，人的败坏，无以言表。在许多基督徒看来，诽谤、误解属于十字架的苦难，对属灵生命的成长是有益的，没有必要主动从十字架上下来（自我白谤、自我辩解）。1980年代出狱的基督徒蓝志一，不顾子女的再三苦求，始终不肯向政府要求平反，因他认定那牢狱之苦是“为主受苦”，是“基督徒的荣耀”。   1971年11月7日，倪柝声的妻子张品蕙，因遭受严重迫害在上海病故。1972年6月1日凌晨，倪柝声在安徽省广德县白茅岭监狱逝世。现在倪柝声与妻子张品蕙一同安葬在江苏省苏州市郊外的香山公墓。 2009年7月30日，在倪柝声为主殉道30多年之后，美国国会众议院对倪柝声这位中国基督教界伟大先驱的浩瀚属灵成就做出表彰： “《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杂志近日将倪柝声评为20世纪百位最具影响力的基督徒之一。倪柝声虽已逝世30多年，但他的为人和事工仍然持续影响着中国上百万的更正教基督徒。如今中国境外有超过三千处的教会，包括美国国内的几百处，都将倪柝声视为他们属灵和神学上的创始人之一。倪柝声一生全然奉献，不遗余力，这从他的生平简史可见一斑。他于1922年成为基督徒。30年代，他至欧洲和北美洲访问，在那里讲道演说。他的信息之后被汇集成册，出版成书。40年代晚期，倪柝声已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中国基督教作者、宣道者和教会建立者。1952年，由于信仰的关系，倪柝声和其他许多基督教领袖遭监禁。尽管如此，他的一些书籍却在六七十年代大受欢迎，影响越发深远，在美国尤为如此。他的《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在全球销售超过100万本，成为20世纪的经典著作。1972年，他死于中国的劳改农场，享年69岁。他遗留的数封信函表明，他向神忠信直到路终。 “据估计，中国有一亿以上的基督徒，其中有数百万基督徒认为自己是倪柝声的属灵后代，另有几百万基督徒因倪柝声对全球基督教的贡献（他是第一位对西方基督徒具有影响力的中国基督徒），和他对全球属灵文化的贡献为荣。遗憾的是，倪柝声的著作在中国遭正式查禁；与此同时，其价值却为新一代的西方基督徒重新发掘。我希望有朝一日，倪柝声的著作能在中国自由地出版发行。 “倪柝声死后，他的侄女前去领取他的遗物；狱卒交给她一张在他床边发现的纸条。纸条上所写的字，可看作是倪柝声的信仰声明：‘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人赎罪而死，三日复活。这是宇宙间最大的事实，我信基督而死。倪柝声。’”     ————————————————————————————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重庆分行的方运孚，经与人谈论说：“刘少奇是对的。他主张发展生产，发展经济，有什么错？”“刘少奇打倒了，但他的这些主张打不倒。”“彭老总的万言书字字闪金光，他的行为将与日月同光辉，与天地共久长，千秋万代受人崇拜。”六八年清队时，公安局曾拒绝银行革委会报捕方运孚的要求。一打三反中，公安局为配合运动，改变立场，将他收捕。起初拟判十五年，报到市公安局军管会，加至二十年，送重庆市革委会审批，改成无期，四川省革委会终审改成死刑。本来犯人有十天上诉期，可是十天还没到，方运孚就被拉去枪杀了。时为一九七○年三月。 ————————————————————————————       倪柝声的绝笔    颂 恩   倪柝声牧师与王明道先生、杨绍唐牧师和宋尚节博士同属对近代中国教会影响深远的人。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神为大陆弟兄姊妹预备的一炉炼金的火。倪师母张品惠姊妹是我姨婆，毕业于燕京大学生物系，一直是倪牧师的贤内助。公公倪柝声牧师入狱后，她也曾一度入狱受审，出来后仍一直受监视，后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受到许多非人折辱。婆婆身体很不好，有非常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但自始至终她一直坚定仰望主，“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在宰羊的人手下默默无声”。 1966年夏的一天，她被一群红卫兵关在一个小房间里昼夜拷打审问。我们在外面只听到皮带一声声的抽打，并夹杂谩骂恐吓声，却没有听见婆婆一声言语。过了许久，婆婆被押出来，眼睛被打得肿得像青馒头，身上也多处伤痕。那期间，她的眼镜被打碎几副，多次被揪斗游街。有一次，她同另外两位老姊妹一起被迫高举双手，手上套著鞋子，头上戴著纸做的尖顶帽子，项上挂著牌子，被责骂、凌辱，站立数小时之久。红卫兵要她们放弃信仰不再信耶稣，但几个钟头下来，她们三位都一声不吭。红卫兵怒不可遏，分别喝问她们：“你们到底还信不信你们的耶稣？”她们个个都坚决说：“信。”红卫兵气极了，拾起地上的皮鞋，砸向她们的身上头上，说：“带著你花岗岩的脑袋见上帝去吧！” 感谢神！在所有的逼迫中，神与她们同在，赐力量坚固她们。事后当她们谈到这次遭受的逼迫，老觉得很喜乐，因为她们算是配为主的名受辱。 红卫兵把家中所有的《圣经》、赞美诗都抄走了，但婆婆还是千方百计藏下几本。有一次外面小孩爬墙，发现屋檐下有两本《圣经》，婆婆又被定罪一次。我信主之后，一次偶然在大厨柜后面发现一本小《圣经》，真是欢喜万分。那也是婆婆藏的。在那没有《圣经》的年代里，这本小小的《圣经》对我实在太珍贵了。每天早晚两次，婆婆被勒令打扫弄堂。当时她虽在狱外，可是遭到的凌辱和迫害真是比在监内的犯人更甚。任何过路人，包括小孩子，都可以随意过去打她、唾她，因为她是反革命分子。有一次斗争她的大会结束后，婆婆对我说：“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圣经》上早就命定了。”在所有的逼迫中，她总是在批斗她的台上一直默默祈祷，始终靠主站立，没有羞辱主的名。 1970年当我被送去农村插队落户时，婆婆每天都为我祈祷。临别上海前，婆婆流著泪对我说：“主耶稣是我们最宝贵的救主，你无论如何总要牢牢跟著主。”在插队期间，我蒙了主很奇妙的带领和极大的恩典。我想这一定与婆婆的代祷分不开的。 公公倪柝声牧师1952年被捕前，有机会为教会的事宜去香港。当时许多人都劝公公不要再回大陆，但是他受神的呼召，回大陆去，与弟兄姊妹一同受苦。他回来后不久即被逮捕，关进上海提蓝桥监狱。1967年，15年刑期满了，政府要他公开声明放弃信仰，因为他们对外已经公开造谣说倪柝声放弃信仰了。但这个考验对他又算得了什么？主对他实在太宝贵了！为了对主忠诚，他再一次放弃人间的自由，在狱中15年之后，甘心为主作囚徒。这一次公开表态引来了更大的逼迫，公公被关在两位流氓刑事犯当中。流氓的任务就是逼他放弃信仰，虐待他越狠，就越能立功。 1971年11月婆婆中风去世。自发病至去世，仅仅三天。她一直盼望一旦发病就很快被主接去，既不拖累别人，也免得自己长时间受苦。感谢主，听了她的祷告，成就了她的心愿，在医院里十分平安、全无痛苦地被主接去。婆婆去世後，我们不敢马上告诉公公，因为知道他的心脏很衰弱，恐怕一下难以承受如此沉重的打击。过了一个多月，才断断续续写信告诉他。婆婆的去世使他万分痛心，事后同房间的难友告诉我们：公公一直有一个心愿，想早点结束刑期出来与婆婆团聚。他知道婆婆身体非常差，“如果我能在她还在世的日子出去，就可以好好服侍她——她为我受了许许多多苦”。 入狱前，公公为教会的事奉一直奔走於全国各地，入狱後一下又是20年，他们夫妇俩在一起的日子实在屈指可数。公公被捕时，他们捏造了许多骇人听闻、莫须有的恶名，蒙蔽了许多弟兄姊妹。但是婆婆对他最了解，她说：“他们说他的这些事，都是根本没有的。”公公为主承受了许多非人所能承受的冤屈。 1972年6月，我们接到农场的通知，说公公已去世。我和大姨婆赶去农场，但到了那里才知道他们已将他火化，只能看到他的骨灰了。他的难友告诉我们：公公心脏病发作，生命垂危，他们将他放在一台拖拉机上拖到40里外的农场医院。这40里坎坷不平的山路，被拖拉机载着颠簸，就是身体好的人也受不了，更何况是最忌震动的心脏病人。在途中公公就被主接去了。临离去前，他留下一张纸在枕头下面，那是用非常颤抖的手写下的几行大字，公公要用他一生的经历，来证明这个他至死都持守的真理——“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人赎罪而死，三日复活，这是宇宙间最大的事实。我信基督而死。倪柝声。”当农场干部将这张纸给我们看时，我祷告主让我快速将它背下来记在心里。 公公去世了，他至死忠心地带着他血染的冠冕被主接去了。虽然神没有成就他最后的心愿——能活着出来与他的妻子团聚，但主却预备了更好的——他们团聚在主前。“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喜欢迎接。” 他们去了，如同许多殉道者一样，他们是神为他自己的名呼召出来的一班得胜者，是这个世界所不配有的人。如今他们安息了，但是他们的祷告、他们的果子，却一直在那里蒙神悦纳，起著不息的功效，他们的脚踪也激励我们更加忠心向着主。            富农岁月    李兴濂   我家是村里的“首富”，有几间房，几十亩地，两辆马车，农忙时雇用几个短工，土改时被划为富农。这顶富农的帽子，像一块石头，压在我家每个人头上整整四十年。这是屈辱的四十年，我们只能弯腰低头，夹着尾巴做人，村里人见我们像见了瘟神，远远地躲开。反右倾丶拔白旗丶四清丶揭阶级斗争盖子丶批四旧丶刮十二级风暴，哪一次运动，我的叔叔们都逃不了被触及灵魂、皮肉的批斗。不批斗他们，村里的斗争就无法搞起来。 我的四叔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庄稼活是一把好手，有一次被派到南山坡地扶犁种豆子。种完豆，还剩下一把豆种，四叔本想揣回家，为得水肿病的四婶熬水喝，又怕村头人看到，就偷偷把豆种埋在了地头上。不知是四叔忘了还是由于害怕，这把豆种就被留在了那里。若干日子后，人们到南山坡地锄地，发现地头上长出一丛茂密的豆苗。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四叔当场被揪出来批斗。有人从庙里抬出一口铁钟，扣在四叔头上。四叔，戴着五十多斤的铁钟，在热辣辣的太阳底下，在人们的批斗声中，倒地死去。家人匆匆把他埋在南山坡，人们说他私吞公家的豆种，罪有应得。 我作为富农子弟，中学毕业与大学无缘，回家务农。富农在我心中是一种恐惧，一种耻辱，一种罪过。贫下中农的孩子，有的被保送上了大学，有的进城当了工人，有的参军当了兵，留在村里的有当队长丶会计丶出纳丶记工员的，有当民办教师丶赤脚医生的，就是干活也是看场院丶看瓜地丶看菜园丶赶马车等轻活，而最脏最累最苦最危险的活儿都是富农和他们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干。 二叔修梯田，三九天抬石头，雪大坡陡，不慎摔倒，石头砸在脚上，无钱医治，落下跛足。初春冰雪刚融，架浮桥丶打稻埂这些活就落在五叔六叔身上了。刺骨的河水泥水，冻伤了他们腿上曲曲弯弯的静脉血管儿，溃烂发脓。 那年冬月，我们几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被派到十里外的河边修电站。白天在结冰的河里打桩拦河，不到一小时就冻得浑身发抖，上岸喝一口老白干，再跳进河里继续干。夜里挖机坑，在水里风里一直干到深夜。无论如何卖力干活，我们还是与家庭划不清界限，还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为了表示与家庭决裂，五叔的三儿子也参加了对自己父亲的批斗。他几次扬起手，终不忍出手，专政头头说：“你不会打，我教你。”说着朝五叔脸上打去，五叔的脸立即成了血馒头，他的三儿子也哭昏了过去。其实富农子女与富农分子没什么区别，老一辈富农死了，村里还得斗下去，斗的对象就轮到富农子女。 有一次我和贫农青年丁二在牛棚里出粪，本来出这一圈牛粪是我俩的任务，可那丁二就是不干，坐在牛栏干上抽烟。牛圈出得只剩一角了，我要丁二下圈出粪，他不干，悠荡着二郎腿说：“今儿个让你孝敬俺贫下中农，我来教育你，怎么？不服气吗？”说着站起身，用粪叉扬我一脸牛粪。那时我真的忘记自己是富农了，也用粪叉朝他扬粪，不料那粪叉竟把他的手指划破了。这下我闯了大祸。“地主富农反了，打贫农了！”丁二大叫着。队长跑过来，不分皂白，当即叫民兵连长把我押送到公社派出所。所长喝斥一顿后，把我送进小号。我被送走后，妈妈送给队长五十元钱，又给丁二五十元，还给丁二做了两碗面条鸡蛋汤。要知道那一百元钱是我家唯一的积蓄啊！这还不算完，后来的批斗中都少不了我这个活靶子。 富农家最愁的不是苦累，而是娶媳妇。七婶有三个儿子，身子健壮，五官端正。老大快四十岁了，还没有成亲，七婶愁白了头发。那年月，谁愿意嫁给富农的儿子当老婆呀！贫下中农家自不必说，就是地主富农家的子女也不愿意，这不是从一个火坑跳到另一个火坑吗！没有媒人说亲，七婶就去求亲戚，亲戚也无奈，后来总算找到一个腿脚残疾比儿子大五岁的姑娘成了亲。 秋后打谷场上分口粮，是村里最高兴的事，可是富农高兴不起来。上风头的粮饱满，下风头的粮干瘪，贫下中农分的是上风头好粮，富农分的是干瘪粮。青黄不接时，上边拨下救济粮，贫下中农分得米面，富农分得糠皮。 大年三十晚上，富农家不许放鞭炮快乐，有时我站在窗前看贫下中农放鞭炮，无语流泪。春节期间，村里照例要扭上几天秧歌。扭秧歌要吹锁呐，打大鼓，鼓很大，两人打，四人抬，抬鼓的人历来都是富农分子。后来富农年岁大了，抬不动了，就由富农子弟来接班。那时有个笑话，一小伙子到外村相亲，女方父亲是个教师，假装斯文，问：“小伙子，台甫怎么称呼？”小伙子一时蒙了，答：“俺是贫农，不抬鼓，地主富农抬鼓。”几十斤的大鼓，绑上鼓架，抬在肩上，从这院抬到那院，从这街抬到那街，从这村抬到那村，从早上抬到晚上，从初一抬到十五，一般人是招架不住的，再加上两个打鼓人咚咚猛敲，震得耳朵嗡嗡直响，一天下来，抬鼓的就瘫在炕上了，真是“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阶级敌人难受之时”。     ———————————————————————————— 一九七○年夏天，南京市分两批枪决现行反革命分子，每批二十四人。先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宣判后将二十四名犯人分别押上十二台卡车，每台押两名，开赴江东门刑场。每台卡车前方两侧各架一挺机枪，后面是一二十位全副武装的军人，两名犯人挂牌站立，面朝车尾，游街示众。革委会严密组织沿途街道委员会，命群众在划定的地段观看游街。被通知观看游街的群众必须出席，且须自带板凳，端坐街道两侧，等候游街车队，接受活生生的“阶级斗争教育”。当局的组织效率奇高，从五台山体育场到江东门刑场，沿途安排的观众有百万之众。被枪决的包括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马列主义编译局俄文翻译王同竹、南京市第二中学校长王飞等。 ————————————————————————————       我做过十世班禅的联络官    焦国标 （此文据王唯先生口述整理而成。）   1951年11月，我们的部队到达拉萨。离开昌都向拉萨开拔时，18军统战部长徐冰把我喊去，交给我一个任务，说这里有两个箱子，是毛主席送给达赖的礼物。他没说是什么礼物。到了拉萨，打开箱子验收，是一对金灯和八个玉碗，上有“达赖喇嘛先生惠存 毛泽东赠”字样，日期是1951年。我们私底下议论说，达赖才19岁，毛主席还称他先生，觉得滑稽。玉碗是唐朝的，金灯北京现做的。后来由张经武代表毛泽东把礼物转交给了达赖喇嘛。张经武原是毛办主任，他是经香港、印度到的拉萨，不是随军进的藏。 不久，我被调到西藏军区干部学校第一期学习。当时军区的干部说，这个学校是我们的干部仓库，从这里出来的人以后都要有重大的任务担当。那一期有30多人，我的语文、绘画都是第一名。他们有意把我定为十世班禅的秘书。 1952年初，班禅从西宁塔尔寺回到拉萨。班禅与达赖历来有矛盾。大体说，班禅亲汉，达赖亲英。班禅有5个团（兵力），达赖有12个团，班禅是被达赖赶到塔尔寺的。共产党之所以把十世班禅接回拉萨，表面上是希望他们和解，实际是想让他们互相牵制。 随后，班禅在解放军护送下，从拉萨前往日喀则。为了提高班禅的地位，北京方面给班禅拨了20万块袁大头（银元），用4匹骡子驮着。从拉萨到日喀则的路上，许多藏民闻讯都来朝拜班禅，每个来给班禅磕头的藏民都赏一个袁大头。母亲背着孩子给班禅磕头的，就给两个袁大头。 到了日喀则，我被正式任命为班禅的联络秘书，那时我20岁。还有一位和我一起工作的，叫郝家驹，他不懂藏语。班禅那边有事找（中共）中央，我们就负责传达给（中共）中央；（中共）中央那边有什么指示，我们就负责传达给班禅。 我住的楼和班禅所住的楼之间有50米的距离。两个楼一样高。班禅起床后通常要在楼上晒太阳，我们彼此还能打招呼。那时我们称他们是达赖集团或班禅集团。班禅集团的官员平常没什么工作，上班就是玩麻将。在清朝，班禅属于一品大员，等级很森严。我们日常接触到的只是他的五品官。比如看藏戏，就是五品官陪我们看。藏人看戏有个规矩，官越高坐的越高，从上往下看戏。我们也算是5品官的待遇。有一次我给在北京的母亲汇六十块钱（银元），北京邮政方面不相信，追踪到西藏了解这几十块钱的根底。 我在日喀则待了近两年，从1952年2月到1953年底。藏人叫我们“甲密”，就是汉人的意思。在此期间，虽然几乎每天都能在楼上见到班禅，正式的会见却只有一次。那次见班禅是由于庆祝解放军建军35周年。他们藏人都给班禅磕头，我们穿着军装，敬个礼就算了。 在做班禅的联络秘书期间也参与处理过一些危机事件。班禅警卫团里的西藏兵，脖子里都带着一种银制的配饰，藏语叫嘎乌，里面放着班禅的像。他们说佩带嘎乌就可以刀枪不入。解放军的一个警卫营长就说根本不可能，这都是骗人的，如果不信就试试。于是这个营长就把一幅嘎乌挂在一只羊的脖子上，然后一枪打去，羊当然被打死。“怎么样？没有刀枪不入吧？”藏人当然非常反感，说这简直是亵渎神灵，我们这嘎乌是人带的，怎么能戴在羊身上呢？ 我和郝家驹听了他们的控诉，就向上面报告。上面来指示，要我们当着藏人的面宣布处分那个营长，留职察看。当然是做做样子，背后调到其他部门完事。类似的事情还有。鹰在西藏是神鸟，不能打。一个营长举枪打下来一只鹰，他们就开控诉会，最后也是把这个营长调走了。此外我还亲自参加过他们的天葬仪式。 我和郝家驹实际上是受公安部派遣的，但是在那里不允许这样讲。我们的任务是要在那里广交朋友，做联络工作。藏人对我们都很客气，看戏的时候每隔三五分钟就会送点心过来，说是班禅赏赐的。我们当然吃不了那么多，看完戏就打包带着给我们手下的人，也就是那些派来伺候我们的藏人。他们非常感谢，因为这是他们的班禅老佛爷送的点心。 每天清早一起床，他们就送来满满一大杯煮开的牛奶，还经常送点心、巧克力给我们。他们上层人士想吃什么都有，糕点师都是从外国请的。他们很有钱，除了当地的税收，北京也拨款给他们，下层藏民自己舍不得吃，可是很舍得给他们上供。 1953年底，西藏公安处要我离开日喀则，到白狼宗（宗就是县的意思）去做潜伏工作。说要在那里潜伏30年，每3年可以晋升1级。白狼宗在西藏与尼泊尔、印度的交界处，当时还未“解放”，骑马有1天的路程。为掩人耳目，上面指使我故意跟人打架斗殴，然后就开大会公开宣布我因打架斗殴开除军籍。当时共产党在日喀则有一个贸易公司，货物都从那里运送。上面起初准备派我和胡景福二人一起到白狼宗“做生意”，赔了算共产党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当地的情况，看有什么对共产党不利的事情。胡景福曾是新四军，1942年被国民党俘虏过。这一点共产党一直不放心，怀疑他是被国民党派来的。 后来公安处又说不派胡景福了，就派我一个人去。我拒绝了。我说一个人到那完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连个照应的也没有。处长就给我出主意，让我就地找一个藏族女人结婚，既可以做帮手，又可以更深的打入。那我哪干呀！当时我是有女朋友的，也算是青梅竹马，我们经常有书信来往，感情很不错的。想找一个藏族女人是非常容易，可是那时藏族女人脸也不洗，思想上根本无法接受。 最后我与处长闹翻了，实在难以从命，就给西藏工委社会部部长王华写了一封信反映情况。进军拉萨我得雪盲症的时候睁不开眼，王华就把他的马让给了我。王部长接到我的信，立即发了一个调令，把我调回拉萨。就这样，我结束了在日喀则为十世班禅做联络秘书的工作。 白狼宗这个潜伏点很重要，怕我无意间泄露出去这个机密，就索性在拉萨也不要再待了，把我从拉萨调回了重庆，在西南公安部的西南干部学校任职。这时已是1954年。   在西南干校，我和吴瑞珍住在一个房间。彼此熟悉之后，我们各自讲了自己的很多事情，其中包括他原先从解放军里当逃兵的经历。吴的叔叔是西南公安部的一位首长，名叫周兴（他参加革命后起的化名）。不久，这位叔叔又把侄儿从干校调到西南公安部。吴走的时候跟我说：“小王，还是朝中有人好做官啊。” 1957年反右时间，我说共产党也同样搞裙带关系，比如周兴安插提拔历史上有问题的侄子。我们学校的领导是周兴的铁杆儿，他们先是说我散布流言蜚语，后来又说是恶毒攻击中央首长——此时周兴已经上调到北京公安部任第七副部长。这个结论我不能接受。他们让我服个软认个错，就算了，我不干。我说道明明是事实嘛，我认什么错！最后他们说我态度恶劣，把我关进监里，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这时是1958年6月。 由于我一贯不认罪，再加上肃反期间有人告密，把我当初想扔手榴弹的事也抖露了出来，于是1959年3月2号宣布逮捕，罪名是组织逃跑集团罪，判刑5年。服刑地是四川盐津县。我们4中队负责修建盐津火车站，白天服苦役，晚上认罪学习，最主要的问题是吃不饱。 1959年7月份，我组织3个人越狱逃跑成功。那天夜里，狂风暴雨，雷鸣电闪。我们的那个厕所是平房，趁着大雷雨，我们掀开房顶逃了。当时玉米已熟，可是没人收，正在大炼钢铁，玉米都烂在地里，逃出去倒是饿不着了。初逃出狱，我们趴在附近的玉米地里一动不动，看着人们从四面八方打着松明火把追我们。天亮后我们才走出玉米地。我用肥皂刻了一个章，写个假证明，说我们是铁道部门出来采购的。后来我们其中一个逃友偷南瓜时被抓，忍不住酷刑拷打，把我们供了出来。另一个不久也被抓，供出了我的逃亡路线。我扒卡车逃到自贡，想到那里一个朋友家取衣服，再借点钱，然后到西藏去。刚到朋友家门口就被埋伏在那里的人抓住了。这样又给我加了4年刑，加起来就是9年，在昭通劳改科服刑。 劳改科有一个叫窦岐山的，是西南设计院的党委委员、办公室主任兼总工程师，后被打成右派。他不服气，判了9年。一般犯人是到不了劳改科的，我也是因为给班禅当过秘书才被调到那里。那个时候全军区到处都是劳改队，一个劳改科科长比一个军长管的人还多。当时其他地方都吃不饱，只有劳改科可以吃饱。劳改科科长陈景昌是长征过的老红军，陈景昌跟一个豆腐厂签有协议：豆腐厂的机器、汽车什么的出了故障由劳改科修理，不用付钱。作为交换条件，豆腐厂每天卖100公斤豆渣给劳改科。劳改科把豆渣和玉米面混合起来给我们吃，我们就能吃饱了。劳改科大概有300多人，刚到劳改科的人个个都皮包骨，一两个月后就都吃得白白胖胖的了。陈景昌当时真是救了很多人。文革时陈景昌被判6年刑，罪名是同情犯人，后来被活活折磨死。他的豆腐渣和玉米面不知救了多少人！那真是个好人！我们这些犯人出狱后都去给他扫过墓。 我仍然不服罪，1962年他们就把我调到了罗汉坝，说不把王唯调到罗汉坝就不知道劳改科是天堂。他们本来是想好好饿饿我，不料我命不该绝。罗汉坝因罗汉竹得名。每60年开一次花的罗汉竹，我到罗汉坝那一年开花了。开花之后结果，结的果实叫竹米。我到罗汉坝的时候正赶上竹米成熟。生竹米也可以吃，非常好吃。罗汉坝是高寒地区，连玉米都不长，只能生长土豆。我们利用出去割草的机会大量采收竹米，就这样读过了那个饥荒时期。 1962年这一年我还遇到一个好人，是个女右派。这个女右派的工作是每天放牧9匹马。按规定，每匹马每天有3斤豌豆料。她每天放马时就用报纸包一包豌豆，顺路扔给我。当时我的工作是每天在地里割草。他扔给我的豌豆是煮过的，还加了盐，非常香。就这样，我暗中吃了3个月的盐水煮豌豆。他们都觉得奇怪，说他们都饿得皮包骨，怎么王唯却啥事没有。后来我寻找过那个女右派的下落，没有打听到关于她的任何消息。 罗汉坝劳改农场有个水牢。并不是建就的水牢，它原先是一座普通的房子，因地基低洼，下雨积水成了“水屋”。有些没人性的东西就想出这个法子，把死硬顽固的犯人关进去。关进去就等于杀害，也不给吃的，进去就甭想活着出来了。 我受罪最大的地方是鲁甸硫磺厂（劳改厂）。一早就被赶到洞里采石头，天黑才放回来，整天光着脚踩在矿坑中的水里。我26岁当右派，这时已经32岁了。我的身体一向是很棒的，有一天忽然拉肚子了。我去看医生，医生问我是什么罪犯，我说我就是你们所谓的反革命犯。他说，你反革命犯的假我不批。我很生气，第二天没有出工。他们说我是违抗改造，要给我戴刑具。 那手铐太小，带不上硬戴，最后是用铁锤砸上的串钉。那个劳改中队的队长叫陈维芳，是个彝族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做了狗比一般人更恶。带了1周，我开始全身浮肿。一个右派医生把这个严重情况汇报了上去，说王唯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再不给他打开铐子要闹出人命，到时候我会如实汇报的。当初是用铁锤砸上的，撬开也是用铁锤撬开了。那7天我几乎疼得没合眼，手铐一撬开我立刻睡着了。一睡睡了3天3夜。我现在手腕上的疤痕就是这次留下的。 没过多久，法院来了个文件，由9年改判为4年，可是此时我已经坐满5年了。刑满了，但仍不放人，怕放虎归山，强迫“留队”，在那里继续给他们干活。据说这也是毛泽东的发明。与原先不同的是给发点儿工资了，每月29元。留队实际是变相劳改。从1963年起，直到1979年，我没有离开过劳改队。 有一种人是有人性的，有一种人只有兽性。文革期间，因说江青不是毛的原配夫人，我被以“污蔑江青同志”的罪名关在会泽县五星铅锌矿（劳改厂）。在那里，我被单独关在一个长2米、宽2米、高2米多的一个石头盒子里，时间长达4年。头顶有一个拳头大的透光孔，阴天里面什么也看不见。石盒子里放一只马桶，没有盖子，一周才倒一次。一个月出来放一次风。南非的曼德拉坐了27年的牢，我愿意用我的这4年换曼德拉的27年。 出了这个石盒子之后，我又被抓了，判刑7年。什么罪名呢？我说：毛不在之后右派是要平反的。毛比我大40岁，我就不信比不过他，我要跟毛做生命竞赛。就因为这句话，把我定为最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判了7年。 <div style="border:none;border-bottom:solid windowtext 1.0pt;padding:0in 0in 1.0pt 0in"> 满7年后，四人帮也被粉碎了。全国到处都在平反，可是迟迟不见对我的平反。我3次进京上访，也不见结果。最后最高法院写信给云南高院，云南高院又写信给曲靖中院，让给我平反。可是曲靖中院根本没有我的档案，又到五星矿找我的档案和判决书，仍然没有。中院没有判决书正本，五星矿也没有，可是我手里却有一个判决书副本。我说你们没有正本，那我手里的副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说不知道。我的副本判决书上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曲靖地区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日期是1968年12月28日，可是判决书编号却是1969年军管行字第68号。这等于说1968年就把1969年的判决书发下来了。他们就说，没你的档案怎么给你平反。最后是把我的判决书拿去作为一个依据，发了一个文，撤销编号是1969年军管行字第68号的文件，称所有言论不构成犯罪。这就算是给我平反了。      </div>   党治国原是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的学生，被打成右派，在铜川煤矿劳动教养。虽在劳改，却不忘宣传马列主义，组织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辅导煤矿工人学习《共产党宣言》，结果被控犯了现行反革命罪，铜川市法院判他死刑，上报陕西省待复处决。省法院按指标行事，此次计划枪毙四名，各地报审死刑犯七名，党治国排第五，活了下来。十多年后，党出狱，回母校领取了迟到近三十年的清华大学水利系的毕业证。排名前四的现行反革命，虽然也被当局承认是冤杀而平反，却白白成了杀人指标的牺牲品。 ————————————————————————————     引诗贾祸    沪 生   柳某从一所工艺美术中专毕业后，被分到市美术工艺厂设计室，创作了不少得奖作品。文革后，美术工艺厂被认定是藏污纳垢的地方，红卫兵几度冲进去，把陈列室内布展的封资修的美术工艺作品砸烧毁坏殆尽。设计人员大都被挂牌游街，柳也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牌子，每天洗厕所。负责监督改造柳某的革命群众，是食堂一个负责洗菜、切菜、打菜的女工，三十出头，细皮嫩肉，长得有几分姿色，背地里人称蔡文姬。 日子一天天过去。监督与被监督的两个男女日久生情，关系有点微妙起来。蔡文姬的丈夫，三代贫农，文革时揭竿而起，当上造反派“全无敌战斗队”的头头，因肩负“把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插遍全世界”的革命重任，经常是三五天不回家。即便回家，夫妻间也少有昔日的激情，现在让蔡文姬整天看着这个别样风流倜傥的人物，心生爱意也是情理中的事。柳某的妻子呢，自丈夫被隔离审查后，带着孩子回乡下娘家住了。干柴遇烈火，燃烧是迟早的事，一次值夜班时，两人跨过了“阶级”鸿沟，实现了两人唯一的一次最为亲密的接触。这事本来是你情我愿，你知我知，可偏偏弄得满城风雨，并引发一件现行反革命案。 原来这蔡文姬人是长得有模有样，可脑子有点灌水。一次与“革命豪情万丈高”的丈夫做完那事后，顺口说了句千不该万不该说的话：“你做得没柳工做得痛快。”第二天丈夫带着一批革命群众，冲进厂里，揪着柳某先一顿猛揍，然后以勾引腐蚀革命群众为由，要求厂革委会严惩柳某。厂革委会迫于压力，把柳关在一个小房间里，勒令他坦白交待犯罪事实，深挖其犯罪的思想、社会、历史根源。说也巧，这房间正是他让蔡文姬苟合之地。 犯罪事实好写，可挖的这根源那根源总是一次次被斥责写得不深刻，退回重写。一天，他又对着一堆白纸发楞，百无聊赖中开始艺痒，思想也开起小差，在纸上写写画画起来。此时此刻，柳某脑子里竟闪回起当初与蔡文姬在一起的情形，心到手到，一会功夫，竟鬼使神差地勾画出一幅蔡文姬的裸体画。好画要配好诗，正苦百思不得佳句，却突然想到现成的两句诗，于是飞快地题写在画纸上：“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题完，他很得意地拿着这张诗配画左看右看，陶然自醉，全然忘记了自己所处的境地。 <div style="border:none;border-bottom:solid windowtext 1.0pt;padding:0in 0in 1.0pt 0in"> 门突然被推开。柳某被以反革命罪判有期徒刑七年。前些年，我在一次美展上看到有他署名的一幅人物工笔画。画面上的徐娘半老，虽两鬓染霜，但从那双扑朔迷离的眼神与五官匀称的脸庞上，依稀可见她曾经的卓尔不群。我不敢说那就是他当年的蔡文姬，但一定有她的影子，因为她是他生命旅程中一个无法忘记的人。     </div>   1969年我参加学工劳动，到天津国棉三厂筒摇车间当义务童工。我们中学生做半个工人的工作，没有工资，可是每天下班后可以像工人一样在澡堂子洗个热水澡。每个人每天的产量都在车间公布，每天产量最高的是一位姓安的女工。这位女工四十多岁，是我家最早的邻居，人长得特别文静。她是戴帽反革命，是接受监督改造的人员，车间里的人都不与她说话。她是个基督教徒，1949年以前加入过基督教青年会。清理阶级队伍查档案时把她揪了出来，说她参加反动会道门，定为反革命，被押上批斗台。那时厂革委员会给每个有问题的人都做个牌子，一米高，六七十厘米宽，有木柄，刷上白油漆，用黑油漆写上罪名，下边写上每个人的名字，再用红漆在名字上打一个大叉。那些地富反坏右每天上下班要举着牌子，若有不从，就是对抗运动，要关进牛棚。这位安姓女工，上白班时一路上举着牌子，上夜班时走在路上把牌子提在手里，一进厂就把牌子高高举起。 ————————————————————————————     岳父岳母    张允若   岳父王德霖，浙江镇海人，生于1909年，幼年丧父，14岁只身到上海当学徒。满师后做了20多年店员，积了点钱，开个小店（华德文具仪器店），维持全家生计。岳父早年就信了基督教，一生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为人正直，痛恨国民党腐败，盼望新政权能带来一个光明公正的社会。上海解放后，岳父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满怀热情地参加中共领导的各项政治活动，先后被推举为蓬莱区文具仪器同业公会主任、蓬莱区工商联执行委员、上海市文具仪器同业公会执行委员、上海市工商联委员，还被任命为区劳资调解委员、税务及经济委员等，为落实政府的各项政策，密切政府同工商界的联系，做了不少工作。 1955年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前夕，蓬莱区文具仪器行业共有29户从业者，都是夫妻老婆店。岳父召集大小会议数十次，做了大量说服动员工作，终于把这些小店合并为6家，1956年初顺利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1957年反右，同业人员推举他牵头，联名写信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业内情况，9月被上级口头宣布为右派。1958年9月，在参加区工商联会议时以反革命罪被逮捕，两个月后判处15年徒刑，送青海劳动改造。15年徒刑，其实就是无期徒刑。15年，5500个日夜，完全与世隔绝，见不到亲人，回不了家，好不容易熬过了15年，还要被迫“自愿留场就业”，继续流放。15年刑满后，岳父曾获准回一次上海，见到了鬓发已白的老伴和长大成人的儿女。假期未满，农场就来电催促，不得不匆匆返回。 “五十岁进去，七十一岁出来。”劳改和留场就业加起来整整20个年头。这是无比惨烈的20年，也是岳父顽强谋求生存的20年，尽管落得一身病痛，总算没有早早去见上帝。岳父有自己的信仰，即便在极其困苦的情况下，他仍然感到上帝在他身边，心里默默祷告，祈求上帝保佑，让黑暗和苦难消退，让光明和平安到来。这种信仰使他比别人有更强的意志去忍受苦难，有更多的信心去等待明天。他在回望过去时总是说，自己能够活着回来，全靠神的恩典。我们不能不惊叹这种真诚、纯正的信仰，给人带来的可贵而又巨大的力量。 岳母张主召，浙江奉化人，生于1916年。她勤劳善良，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也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一辈子含辛茹苦，协助岳父操持家务，养育了两子四女。1937年八一三凇沪战发，她怀着七八个月的身孕，逃回老家。两个月后诞生一个新生命，这便是她的大女儿，我的妻子。 岳父被捕，对岳母来说真好像遭遇天塌一样，不知道今后这个家该怎样生活下去。当时全家8口，上有老，下有小，年纪最大的是80多岁经常生病的老祖母，最小的是还没有上学的7岁的小女儿。岳母变卖了部分家具衣物，还天天帮临近人家带小孩、洗衣服、倒马桶，从早忙到晚，一年忙到头，总算没让这个不幸的家庭坍塌下来。全家人也都能同心协力，共度难关。二女儿在南京一家工厂当工人，大女儿刚从大学毕业，她们每月三十几块钱的工资，除了留下十几块伙食费外，其余全部寄到了家里。 1979年，岳父的冤案获得了平反，但是遗留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当初岳父被整，家里的三居室有一间被整人的人占了，后又转手给他人。这个被占的房间始终没有归还。22年被扣发的工资分文未有偿还。单位和法院领导在平反时说，劳改时间算工龄，目前国家还比较困难，等国家经济好转了，工资一定会补齐。完全是欺骗。二十多年里全家曾蒙受的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害没有一个说法。岳父平反时，小女儿还待业在家，我们要求按当时通行的做法给予“顶替”，也未得同意。 几十年的折磨和煎熬，极大地伤害了岳父岳母的身体。由于行动不便，无人去医院护理，岳父只好采用家庭病床方式治疗。打针吃药，动不动就是几百几千元。尽管这都是劳保范围内的费用，可是单位规定每年只能报销1500元。这个数额只够看一二次门诊。所以只好东借西凑自筹医药费，筹不到钱时就停止治疗。面对无钱治病的严重局面，岳父不得不把目光转向政府，当年不是说“等国家经济好转了，工资一定会补给你”吗？现在国家经济已经好转，老人希望政府兑现诺言，至少也该对受尽伤害的耄耋老人有所关照，于是决定向人民政府求援。1997年，岳父特地委托我写了个申诉报告，请政府对劫后余生的九旬老人作一点“人性关怀”。我们认认真真地口述笔录、撰写打印，恭恭敬敬地寄给应该为人民办事的上海市人民政府，谁知竟石沉大海，杳无音信，直至老人辞世也没见到一字回音。 1999年1月，岳父病重不起，溘然长逝。对他来说，从此彻底摆脱了人间苦难，来到了日思夜想的上帝的身边，来到了充满阳光和爱的天国。我的岳母当时正静静地躺在养老院里，听候上帝的召唤，她对老伴的离去已经木然无知。这种无意识状态又维持了多年，2006年5月终于追随岳父，离我们而去。每当我想起他们晚年的凄凉，想起他们一生的困苦和不幸，心头总是难以平静。我只能默默地想念着他们，为他们祈祷，为他们祝愿。我不是基督徒，但我多么盼望真有这么一个充满阳光和爱的天国存在，多么希望我和他们能在这样一个平等、自由、幸福的世界里重新相见。我们要努力记下他们经历的种种苦难，揭示其根源和教训，引导我们的后人，同亿万受压迫的民众一起，为消除苦难的制度根源，为在人间实现民主自由公平正义，不懈努力。               父亲琐忆     胡迎建   1960年，蒋介石叫嚷反攻大陆，局势顿现紧张。有一天夜里，星子县教育局领导向全校（星子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师生传达中央文件，我父亲与母亲都被禁与会，父亲叫我去偷听传达。我隐隐感到，我们的家庭出身不好，是共产党不信任的人物。  那时学校时常要学生填表，需填家庭成份，父亲说要填地主成分。这使我小时候心灵蒙有羞于出口的耻辱，从此，家庭成分就象黑锅背在我身上。从父母那里得知，我老家益溪舍曾有十六亩土地，土改初划的是中农，土改复查时改为地主，遂牵连二代人。后来听我初中数学老师说，她家在蓼花乡，仅五亩地也划为地主。 父亲1945年8月毕业于国立十三中，1946年下半年至次年上半年在星子中学教书，曾报考中央大学，未考上，便由安徽军医院院长、姑父刘孟郡介绍，到国防部联勤总部84医院（今樟树市内）当了半年政工干事。做这半年事，为自己一生留下了历史污点。 1965年，我升入星子县中初中部，父亲在县供销社作主办会计。有一次父亲说：我们的子女再会读书，将来也上不了大学，你以后就跟我学做会计。我嗯了一声，心却想，一辈子在星子做会计多乏味。我将来要读大学，到外面做事，把父母接外地享福。 文革伊始，我母亲被揪斗，戴了漏划地主的帽子。说是解放前几年，父亲在外，母亲嫁到胡家，虽有祖母在，但患偏瘫，一定是母亲当家，应戴地主帽子。我全家一度被赶出门，让人挖地三尺，唯恐埋了变天账，哥哥被反剪着手吊起来。一天晚上，父母将家藏的祖父瓷象等文物全抛到医院南面的水塘里。 父亲也作为“漏划历史反革命分子”被揪出，戴上了国民党军官的帽子和用铁丝绕成的眼镜圈游街。次日，父亲跪在批斗台上，被人打得眼青鼻肝。家被反复抄过，一天半夜，县供销社徐贤达带了一班战斗队来我家，把砖砌的灶台也翻了，看看有无罪证发现。滑稽的是，第二天，这位革命者也被揪出批斗。 当时父亲在县西山气象站一带种了菜园，都是他在一排排坟墓之间开垦出来的，种得最多的是棉花，因为棉花收购价较高，比较合算。夏日，我们常顶着强烈的太阳光去摘棉花，早晚挑粪浇水。有一次，父亲用小玻璃瓶装了九十元钱，带我去埋在棉花地，并作了记号，后来差点刨不到，到处挖，才找出来，又埋到坟墓旁边一一棵树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家反复被抄，怕这点卖棉花的钱也被抄去，埋到野外才放心一些。 我对打打杀杀的文攻武卫不感兴趣，就退避三舍作逍遥派。父亲为我找来字帖，一本是楷书柳体，一本是草书《千字文》，买来毛笔，要我在家学写毛笔字。那时羊毫笔很便宜，但好的少，狼毫笔大号、中号贵，小号还算便宜，于是我用羊毫写大字，用狼毫写小字。父亲的书法很好，在县城公认排名第三。我初写时，整个字的结构总向右上方倾斜。有一次父亲下班回来，见状勃然大怒，一巴掌打过来，我顿时眼冒金星，我从此临摹再不敢苟且。有时父亲带我去他单位，为造反派抄写大字报。有时父亲为母亲写申冤书，要我代为抄写。 我曾与一同学在县工会图书室偷了一批图书，有小说、散文集，均是解放后出版的书籍。父亲发现后，又一批批将其卖给废品收购门市部。他担心抄家时被发现，给家里带来祸害。他还觉得，对我们而言，读书再也没什么用了。多年以后，我在型砂厂劳动，他劝我不要光看古人的书，要学一些社论文章，说这些东西还有些用，古人的书，读了没用。 父亲生性高傲，善于讲谈辩论，但脾气急躁。历经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父亲变得几近惊弓之鸟，在外特别谨小慎微，从不多言，所以一直没有把柄被人抓住。只有一次，当时被管制的舅父徐奠磐从关押中逃出，先到星子，父母留他一晚，被人告发，反复作检讨才过关。文革期间，一有风吹草动，父亲就预言对他会有什么动作。有的预言是对的，有的是过于着急，有时是近于钻牛角尖。 我下放在隘口公社大鹿湾作知识青年时，常参加大队举行的批斗地富反坏分子大会。批斗之后，便有人高呼“地主富农子女滚出去”。我内心打鼓，是否自己也要走出批斗会场，幸好另有一下放干部，他家里也是富农成分，他不走，我也不出去。 我们知青点有个知青，本是造反派参军，后被开除回来，其父作为漏划的工商业兼地主在城里挨斗，他却在乡下打地主富家以表现自己进步。我对此很不理解，这种事我做不来。当时一个生产队长，见我劳动卖劲，人又诚实，说要让我做赤脚医生，后来有人到县里，得知我父母均为三查对象，只好作罢。星子县城东有一座梯云塔，当时县革委会指挥一批三查对象，腰绑一条绳带，爬上塔，硬是将七层宝塔一层层折毁。塔上的厚砖是以糯米掺石灰粘合的，非常坚硬，竟被铲开，废物利用，用其砖块建成县剧院，当时是作农业学大寨展览馆用。星子县是江西省两个“大寨县”之一。 1971年，我上调到石粉厂，其时父亲已解放，被安排在食杂品公司商店当营业员。我学了点儿广告宣传画的画法，父亲要我为商店大橱窗画广告，有四特酒、李渡高粱酒等图案，配以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不久，哥哥也上调到九江搬运公司。父亲开始为我们的婚事着急，当时有工作的女性，难得瞧上我们这种家庭出身的人。记得父亲曾到乡下为哥哥找过一袁姓女子，未谈成。 清理阶级队伍时，父亲战战兢兢挨过一年，1972年4月被供销部门开除公职，遣送原籍都昌苏山益溪舍劳动，不戴帽子，以工分自养。没有了工资来源，他伤心恸绝，计划把两个弟弟也带回老家种田，但母亲不同意，说一旦下去，再想上来就困难了。这年春天，大板车将几件旧家具载到船码头，一只小帆船，载着父亲与送行的供销社副食品公司黄主任与我三人，在波浪间颠簸而行。到了都昌苏山公社马鞍山，村里人安排了一些人帮着把家具行李挑到益溪舍村，我则乘船返回星子。 父亲在乡下独自一人劳动，有时看守瓜棚，有时在工地上帮助煮饭。一有机会请假回县城，他的第一要事就是到县落实政策办公室上访。办公室主任姓万，原粮食局的局长。父亲每次带着乡下的土产万主任，他都说些模棱两可的敷衍话，让人觉得，他在尽力办，事实上却很难，弄得只好一次次送礼，一次次失望与企待。其实，大环境未改变，万主任也帮不了什么忙。 因父亲的牵连，我于次年春也被发落到型砂矿劳动，理由是石粉厂产品难销，不需要那么多人。我在石粉厂是守纪律、有文化的青年，却被排除出去，不禁放声哭了一场，醉倒在欢送宴席上。 在型砂矿，我受到最繁重体力劳动的折磨，自卑而情绪低落。为了调到县城一家新创办的工艺厂，我在回城休假时，不止一次晚上徘徊在轻工局领导的窗外和县砂石公司领导的窗外，因为公司领导不同意放我走，说那么多贫下中家子女不调，怎么能调地主子女，我真恨不得用一颗手榴弹与那一家子人同归于尽。文革中，凡出身不好的人，无论多么渴望求知上进，但周围环境还是要视他们为异类，受到歧视者，失去前途。我们一家人也不例外，见到共产党员，往往畏而远之。我对父亲有些埋怨，怪他不为我找人。有一次夜深二点醒来，我发觉父亲没有睡，坐在那里发呆。从此我理解了父亲的难处。我学写旧体诗，也始于此时。我不懂平仄，父亲告诉我，音读得上去为平声，读不上去为仄声。这两句话点拨了我。 四人帮倒台，高考恢复，大姑母鼓励我报考，父亲则半信半疑，不相信有这样的好政策。当时单位不同意我投考，父亲叫我去找县教育局长胡华桐，临考时才获单位批准。但此年落榜。次年再准备，临考前几天，父亲将他上班的菜市场腾出一角，让我在那里复习，其时天气炎热，父亲用凉水把地面淋湿。那年本科线340分，我考了350多分。一些人已经拿到本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的通知书却没有任何音信。我急得患了大病，父亲打听到省高招办设在景德镇，心急火燎乘班车赶到那里，找到县教育局长彭青云。彭答应帮助录取到九江师专，但这不是我的心愿。为了脱离苦难的砂山，虽不乐意，我还是去了。 那年我与妹弟均考出了一定的水平，在县城传为佳话。此事改变了父亲的工作，1978年8月被调任星子县中教书。父亲不再被视为一个普通职工，精神抖擞。校领导让他挑选教语文还是英语，他选择教英语，认为语文谁都可教，而外语可因难见能。随之而来的是紧张的备课，常常忙到半夜，其时是知识份子扬眉吐气的年代，尽管艰难，父亲内心充实，情绪是愉悦的。 我在九江师专读书时，有一次被小偷偷去钱财衣物，父亲闻讯后，急赶到九江探望。当时他身体不好，我陪他去一家医院检查了身体。1981年夏，父亲参加了高考命题组，在杭州的命题工作完成后，还到绍兴游览一回，这是他1949年后第一次出省观光。 1983年底，父亲退休了，我劝他写写毛笔字，颐养性情，但他未能坚持，而是养鸡种菜。一年后，县长段德虞嘱我将父亲聘至县志办，从事县志的编纂，负责建置沿革、商业、财政金融等卷的统稿工作。1985年我考上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在省古籍办工作，计划写一篇星子出土宋版书的考据文章。急于看到我出成果的父亲，到县文物站，恳求借出此书，送到南昌让我复印。但我并不领情，反怪父亲不必为我的事情操劳奔忙。父亲于次日返回星子，我心中难过，后悔不该责怪父亲。 1990年《星子县志》出版后不久，父亲即患柏金森综合症，时常叫头痛，但他意志还是异常坚强的，在病榻上写了二十多首诗抒怀言志。其《病中》诗云：“药到病难除，怕死不丈夫。天数既定矣，何必强留乎？”又有《偶成》：“妻子可怜耳深聋，我瘫不动若龙锺。相看默默各流泪，多情言语却难通。”最能说明他个性的的是《无题》诗：“性嫌阿谀憎奉承，生平惹得路难行。多年革命被限制，四载牛栏见实情。运转瀛寰人德改，成林子女各能行。眉须斑白阳光暖，恶疾罹身人不惊。”父亲坚强地熬到八十三岁。父亲一生没有留下多少物质财富，却留下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品德、为人，将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成都的土改杀人    铁 流   土改时，工作组组长就有权力批准逮人或杀人。后来逐步收上去，杀人权力控制在县上，但工作组仍可抓捕人。他们只需动过嘴，武装（民兵）就去执行，根本无审讯起诉一说，全是根据事先搞好的材料，布告也是手写，一批一批押出去毙了就是。把他们从监狱拉出来，对上名字、照片，也不脱衣服，也不赏酒饭，立刻五花大绑，插上标子，甩上刑车（不是押上，因为一部刑车要装二十余人，四周还有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只能人重人地堆放着），即向成都郊外二十里的迥龙寺磨盘山驶去。到了刑场，从车上把他们甩下来，然后由两个解放军提着胳膊，飞快地跑向指定地点。二十人为一批，犯人齐崭崭地跪在地上，一声哨音预备，二声哨音瞄准，三声哨音扣动扳机。被杀的人全打脑袋，子弹均是开花弹，一枪一个，真利索。死者虽属痛快，但半裁脑壳不见了，有的还没有脑袋了，人变成了一个木椿椿。解放前有人说“共产党来了要开红山（大肆杀人）”，谁也不相信，现在亲眼看见了！杀第一批时，我执内勤（外勤是当地农会的武装，现称民兵），那没头没脑的尸体一大片，白的脑花和红的血水流成一条小河，半匹山的山坡看不到绿草，难闻的血腥味直冲鼻孔，真叫惨不忍睹。 按照共产党一贯的两头小中间大的策略（这个策略适用于一切政治运动中对人的划分与掌控，比如土改，依靠对像为25%，团结对像为55-65%，孤立打击的为10-15%，依此类推），土改期间全川杀关管斗的人应不少于150万。1978年我被关押在四川雷马坪劳改农场唐家山中队，马湖分场一位姓王的管教在一次讲话中指著几棵弯曲的大树说：“我们雷马坪农场先后关押改造了几十万人，这几棵树子就是吊人吊弯的。”     历史反革命吴九爹    黄振迪   文革时，满舅是大队党支书。那时过年过节的节目有两个，一是文艺汇演，一是开斗争会。斗争会上最常见到的人一个是满舅，再一个是吴九爹。两人都在台上，满舅是主人，作报告，南腔北调地大骂一通，九爹则是批斗对象。吴九爹和三五个地富反坏右一起，脖子上挂个“历史反革命”的大牌子，低头、勾背、弯膝、缩脚，很窝囊地站在台前听训，好像没思维似的。 那是大队支书耀武扬威、颐指气使的年代，但满舅还确实是个老实人。他在台上训斥九爹时，没有多余的口舌，多半是：“你这个家伙，老实一点！站好！”这时的吴九爹则是唯唯诺诺，不敢抬头，以免引起公愤。 有一天上午，开完斗争会，几个民兵提着枪，把这些反革命押回去，我跟在他们后面看。回到满舅家那个村时，押解的民兵全去大队部交枪了，最后只剩下我、满舅和九爹一起向家走。九爹走在最前，满舅看起来像是还在押解着他一样，我走在最后。九爹大概六十来岁，平常走路都是腰板直直的，现在则要做出很可怜的样子，不敢迈大步。三人一起走着，谁也不说话。快到吴九爹家时，满舅见没人了，就说：“九爹，我就不送了啊，对不起你老人家了呵。”听到满舅这话，我懵懵懂懂的，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和满舅继续往家走，我问他：“怎么对不起他呢？”满舅则说：“你不要到外面讲就行了。” 后来我爸调到另一个地方工作。有一天，上小学的弟弟因玩闹腿骨脱臼，老师心情忐忑地把我叫了去。我弄个担架，把弟弟抬回家，我妈的第一个反应是：“马上赶车送到吴九爹那里去！” 吴九爹治好了我弟弟的脱臼，可是我家连个感谢也没敢说。我妈心里对此事一直感到歉疚。 后来我知道了吴九爹历史反革命的来由。他原是一个铁路工务段的工长兼地区党委书记（当然是国民党的），解放后自然就成了历史反革命。肃反时，他不在本乡，没人知道他的历史。当时他已是一个单位的工程师，本来肃反也过关了，可是他有文化，在技术刊物上发表了论文，一下子被人盯上，就这样被遣返原籍。 十几年后，我想起九爹，向满舅讲起当年斗争的残酷，满舅倒是显得很平淡，说：“九爹被遣返回乡那几年，他们原单位的人来过好几次，要把他押回去批斗，都是我给扳住了。假如让他们狗日的抓回去，你怕现在还有人啊！”     ———————————————————————————— 暮色苍茫，我扛着猎枪在生产队饲料田四周巡绕。突然，我发现离饲料田不远的地方，有个黑影在晃动。我顿时热血沸腾，心想，如果打到猎物，那可是英雄壮举。我抖擞精神，端着猎枪，步步向前逼去。可是那黑影却直立起来，原来是一位蒙古族老妇在割草。我格外扫兴。那老妇背起草蹒跚而去。为这件极为平常的事情，第二天我在知青点会上做了严肃而深刻的自我检查。那割草的老妇是日本特务阿拉坦的老婆，她傍晚在生产队的庄稼地边晃动，肯定不怀好意，而我当时却没有面对面与她展开斗争，说明我的思想觉悟不高，阶级斗争的弦绷得不紧。其实那个所谓的日本特务阿拉坦，只不过是伪满时期在外地上学读书时学过日语，后来当过一段伪满职员罢了。文革一起来，这种历史不清白，又懂得日本鬼子话的人，肯定是日本特务、阶级敌人，是专政对象了。在批判会上，知青们对阿拉坦的批斗很激烈，私下里有时又很欣赏他的才气。他说话有些口吃，但蒙古语和汉语的发音很清晰，每句话都有分量和分寸。我们平时既不能亲近他，又禁不住想与他交谈。   ————————————————————————————         南阳张建功    陈 更   张建功先生是小城南阳的知名人士，张氏也是南阳城的名门望族，城中心十字街以东百步之遥有一座高宅阔第，中堂森森，檐牙高耸，气派异常，就是张家。张先生的父、祖辈曾连出三位进士，民国废除科举，张先生继承祖上文脉，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攻研西方法律。 1960年大饥荒，在南阳市商业局任职的父亲，将我从偏僻的乡野带到南阳。商业局就设在张家大宅里，商业局的后院正对着小学，打开后门，可以在铃声响时赶往课堂而并不迟到。这些屋宇是张先生继承的遗产，经其手捐献给国家，后来做了商业局。  进入文革，父亲成为牛鬼蛇神，我随父亲悲惨的足踪，与这所充满少年温馨记忆的大院告别。文革第三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与张先生的女儿张颖在南水北调工地（邓州市陶岔）相遇。她带着名门望族的书卷气，畅朗，智慧，健美，给略感卑微的我以强烈的印象冲击。我与张颖的友谊保持至今，她增进了我的见识，给困厄中的我以温暖、勇气和希望。结交张颖，是我一生的福气。   我是通过另外途径认识张先生的长子张显的。张显是一位儒者，一位极其忠诚的人。相识相交之后，我与他的友谊过于张颖，也许是因为我们共有男性的胸襟，就更容易惺惺相惜。 我的父亲于文革期间死亡于工作岗位，但一直未按因工死亡处理，这加剧了我的青年时代的艰难。八十年代，在市信访局工作的张显，力主公道，在我父离世十三年之后，执意按工丧处理我父的死亡，使穷困的母亲略有补益。八十年代后期，我开始在南阳开办律师事务所，从事法律工作，余暇收集许多当代民间故事，遂效柳泉先生，撰《聊斋新志》，张显先生即是故事素材的重要提供者。吾以《鬼啮》一篇压卷，此故事即由张显先生提供。文革结束，高考制度恢复，我得入大学。八十年代初，大学校园新潮激荡，我因此遭难。当彼之时，张显是我十分重要的慰藉者，我们聊人生，聊历史，聊先辈人物，帮我解脱。  至此，张先生应该改称张伯父了。张伯父生于1916年，卒于1985年，1934年进入北大读法律时，正当东三省沦陷，热血在青年学子张建功身上振荡激扬。在中共党员影响下，他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在国民政府社会部供职期间，张伯父曾以社会贤达身份营救过十几位遭受逮捕的共产党员。自1957年反右至文革结束，张伯父的身份一直是国民党残余人员、反动学术权威，还是叛徒特务。至1978年，叛徒特务之冤案方才真相大白。当此之际，张伯父余寿还有七年，一生襟抱，尽化为黄昏的云烟。     ———————————————————————————— 安徽淮北市委书记高心泰等二人，一九六七年被中学红卫兵拷打致死，副市长杨杰等六人被诬为这件政治谋杀案的幕后黑手，于一九七○年四月被判处死刑。支左的部队首长、市革委会主任，在全市干部大会上宣告：“无产阶级专政的枪声就要打响了！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但是，现在有人说我们头脑发胀，草菅人命，屁话！这是屁话！对于反革命，我们就是要草菅。他们本身就是草，毒草。我们不但要杀，还要斩草除根！他们的头，杀定了！我们杀定了！”因待杀者中有两名高级干部，省里派人复查，确是一起冤案，这几位受迫害的人的人头才没有被削掉。 ————————————————————————————————— <div style="border:none;border-bottom:solid windowtext 1.0pt;padding:0in 0in 1.0pt 0in"> 乔哥是搞阶级斗争的积极分子，他悄悄告诉我重庆的肃反大逮捕，一夜就抓了七千人，镇压了好几百。他的丝厂厂长肖渊也给枪毙了，肖是留日的，有缫丝专业技能，枪毙他是有人说他是日本特务。他夫人收的尸体，火化未烧尽，连肉带骨头装了两坛子运回浙江老家。        刘家驹             </div>       这个家是属于神的    白受恩   我出生前，家里每天烧香祭奠，拜各种偶像。有一次，全家人长疮，求鬼拜神不灵，药石无效，弄得倾家荡产，苦不堪言。我舅舅是位基督教传道人，在全家人走投无路、求助无门的情形下，他把我们家的偶像全毀掉，无名的毒疮竟都不药而愈。从此，我祖母、父亲、母亲和姑姑们都信了耶稣。 我出生后不久，尚未懂事，祖母和母亲就把我奉献给主，每周日带我去听福音。那时人家都把我们当成信洋教的，许多小朋友藉故欺负我，打我骂我。小时候还会还手，长大一点才知道这是为主受逼迫。 一九五一年我二十岁，与小我四岁的妻子结婚，她也是一位基督徒。在我们生了兩个女儿后，因我家人口众多，家族往来复杂，为着能好好服事主，我和妻子带着孩子搬到了岳母家。我的岳母大半辈子守寡，自个儿吃粗的、穿破的，却给弟兄姊妹最好的，扶助软弱的，安慰受创的，每天过着不住祷告、亲近神的生活。她这样绝对的爱主，深深影响了我们夫妻和孩子们。 在我们家出入的人，都是来聚会的，从早到晚，少则三五人，多则上百，不管环境多么艰难，从不间断。一九六〇年，口粮奇缺，老百姓沒吃的，妻子沒奶水喂儿子，出生不到半岁就死了。一九七二年，十九岁的大女儿得了肺结核，服药无效离世。若沒有主亲自安慰我们，兩次的打击都让我们夫妻倆痛不欲生。 一九七五年十月，公安将我抓起来审讯一周，逼人用谎言批判我，又把我送到县看守所审问了几个月。审讯时，他们说我很清白，沒有外人送我物质；但群众控告我，女儿生病不给吃药，只管祷告，女儿死了又沒有很伤心的哭号，一定是我们故意把女儿谋害的。之后，当然他们也查出了我並沒有不救女儿，只是他们很难明白，这么个聪明乖巧的女儿，又这么疼她，怎么不见像其他人一样的哀号伤恸呢？因为我们有主，我们知道主已接女儿脫离这地上的苦难，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和女儿还要再见面，同享天上的喜乐！ 收取外资与谋杀女儿的罪名都不成立，我被安了什么罪名呢？因为我爱主，就说我是“小群派”，跟倪柝声同样的罪名。其实，我从未见过倪柝声弟兄，但我读过他讲的信息，那信息完全出自神圣生命，让我很得着供应。  文化大革命那几年，每次的批斗我都有分，因为我被列为黑五类中的坏分子。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立四新，我读的圣经、诗歌、信息，通通都是四旧。我被抓到台上受批判的次数，大概不下几百次！有时，正在家中吃饭，红卫兵站在门外叫一声，我就得赶快跟他们走。还有一次，那是最炎热的一天，我身上只穿一件短裤，一群人就把我绑到会场，场中有许多人被批判，但因信耶稣被批判的只我一人。在我身后，有兩个小伙子，一人拎我一只胳臂，向前挪移一步，就跪在地上，汗水如大雨般淋滿全身！且每移动一次，兩个小伙子的拳头就往我背上揍！连邻居都很讶异，这么重的拳头，这么多的毒打，我居然还挨得住？但感谢主，我沒有昏倒，这並不是我能挨，而是主把我带过来！叫我在这过程中，并不感觉他们是怎么待我，只知道主在我里面对我说，一切的辱骂、痛苦，都是落在主身上，主都替我担当了！ 最后，我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五年，送河南省西华县五二农场強制劳动。但我心里很平安，因为我沒有作过任何一件触犯国家法律的事，我只不过是清心爱主罢了！一九八〇年一月，邓小平上台后，农场裁定我构不成现行反革命，宣告无罪释放，结束了第一次的监狱生涯。 一九七九年底，李常受弟兄关于生命与灵等真理的信息经香港传到內地，我一出监，即深蒙这些信息的光照。我们开始知道，要用灵呼求主名，操练灵；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我们懂得了运用灵享受主，当时面对如此简单易懂而又可实际操练的路，內心真是欣喜若狂！我们弟兄姊妹就组成福音队，不分日夜大传福音，无论到那里都操练释放灵，带人藉着呼求主名而得着神圣的生命，迁入神爱子的国度。这样在兩年半的时间內，全县十六个乡镇中，有十四个乡镇已点燃了国度福音的烈火。 一九八三年，我们传扬国度的福音达到高潮，逼迫接踵而来。六月中旬，政府贴出告示，定我们为呼喊派，並有人上告中央说，若让我们这些人发展到百分之七十，中国共产党就要变色了。一九八三年七月，我再度被抓进监狱。那时，全国因此被抓起来的人无以数计，全县更何止上百！他们並沒有查出我有什么反对党或违反国家人民利益的行为，但仍然把我判了十二年重刑，罪名是反革命呼喊派。呼喊派是政府強加给我们的名称，就像小群派，都不是我们应有的称呼。 我兩次坐监，並无任何违反国家法律的事，就像查不出什么罪的主耶稣，仍然被彼拉多钉了十字架。第一次我坐监五年，终得平反，宣告无罪释放；第二次，我虽提出并无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动机，又无推翻的目的，怎能算是反革命呢？但他们仍然关了我九年。在这段高墙內的年日中，不能读经、不能唱诗，但在我里面仍感深深的享受，无时无刻不在经历主。祂在我的呼求和祷告中的同在，是真而又真的。我总是面色和蔼，少有苦闷，別人就觉得奇怪，产生羨慕，于是我就趁此把福音传给同监的犯人，或监狱管理人，让他们也得着在主里的喜乐。 为主坐监，我从来不后悔，因为祂曾为我舍命！这许多年狱中生活，讥诮、捆绑、毒打，都不好受！但最苦的是不让我读主的话。然而，主还是陪伴我，用祂的大能保守我，不断地在我里面加力给我，叫我藉着信成了祂美好的见证人。 事实上，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戴高帽子，被批斗，遊街，不仅是我一人的苦难，我们全家都置身于无理的虐待中。我坐监后，我的妻子就靠整天在农田的劳动来养活六个儿女，夜晚又担心有坏人闯进我家，怎么办呢？只有祷告！一到晚上，她就要到每个孩子的床前，一个个陪他们祷告。念小学的女儿在学校里遭老師用棍子敲她的头，一边打一边吼着：“你这反动家庭的孩子！”让她实在无法再读下去，而成了个不识字的人。儿子在学校里，也是同样要被叫起来接受站台批判，放学回家后还得继续被迫劳动，参加劳动时被別的小孩子毒打，还要我妻子陪孩子去道歉。虽然如此，我们还为那些逼迫我们的人祷告，求主释放他们、拯救他们，脫离黑暗的辖制，显出祂的大能。果然，打我们的人，一家一家地得救了，福音在这里扩展开来，以至于像我们这个不到两百人的村子，就有三处地方聚会，从早到晚有读经、祷告，真是喜乐！ 一九七六年我大儿子初中毕业，因我们是黑五类家庭，我又是因反革命被判刑，他不能受推荐入高中，就在家里劳动。后来经亲戚介绍，去念了一个离家三公里、师资差、校舍是草屋的村办高中，每天来回走泥泞路。念了兩年后，各科平均都是九十九点七，又正逢一九七八年高考制度恢复，父母不影响子女的前途，我大儿子就考上了大学。那时真惊动了整个村子，沒人敢相信这鸡窝里怎能出凤凰？有些反对我们的人甚至想让我儿子收不到录取通知书，好在我妻子无论如何总在主前静静祷告，靠主一路引领，才让儿子顺利上了大学。 大儿子大学毕业后，教书两年考上硕士，两年半后又考上博士研究生。读了两年半，正逢博士毕业答辩的时候，我的四女儿却因车祸离世，噩耗传来，儿子研究所的领导怕影响他，故在他答辩通过后，才把噩耗电报及返乡的火车票交给他，但他已经赶不上妹妹的葬礼了。四女儿去世的时候，我正在坐监，二儿子上书保我出去办女儿的后事，被监狱领导拒绝，而大儿子也不在家，是主內弟兄姊妹亲手把我女儿埋了！大儿子回到家，面对母亲，看见爸爸坐监、妹妹去世，沒有埋怨，只说：“主啊，虽然在人看来家破人亡！但这个家是属于你的！” 一九八八年，大儿子博士毕业，许多国家邀他去作博士后研究。在政审时，我坐监的事被他研究所的政治处知道了，就派人调查，逼我儿子非写出书面告白不可。他很无奈，就在报告中说：“我父亲坐监一事，一直未向组织报告，实属不忠。但我父亲为什么会被关在监里呢？因为他是一个相信耶稣的人，在我国信仰自由的政策下，过着敬虔且正确的基督徒生活，按着圣经纯正的启示‘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天天呼求主耶稣的名，但遇上一九八三年政府严厉打击‘呼喊派’，就被抓进了牢里。我父亲是真爱他所信靠的主耶稣，从沒有作过任何不合国家法律的事；他的罪名是反革命，但这种罪名是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而我父亲根本沒有参加过任何与政治有关的团体或活动。事实就是这样，组织要给我什么样的处罚，我都沒有怨言。” 这一关虽然过了，但出国仍有障碍。几个国家都邀请他去，他最有兴趣的是美国，此刻美国也催他赶快过去，他只好拿着邀请函向研究所的领导说：“美国的邀请函来，我该怎么回话呢？总要顾及国家的声誉，不好说我不能出国，是我父亲因信耶稣还被关在监里罢？”领导告诉他：“你就回信说，我们国家规定，学生毕业需留在国內工作一年，才可出国。”这样，到一九八九年八月，大儿子才到美国芝加哥作博士后研究，一年后在纽泽西工作。至今十年来，他天天与弟兄姊妹在一起传扬福音，过着喜乐的召会生活。如今，我们全家都到了美国，小儿子完成了硕士学位，小女儿仍在读书，两个大女儿虽沒受过高等教育，却在召会里清心服事主。我们夫妻仍然天天把自己及孩子们，奉献在主前，求主使用我们全家每一位，成为祂的彰显。 祂的心意从不是叫我受苦。我所见证的这位主，祂是又真又活的神，在那些烽火烧杀、饥寒交迫的日子里，祂从沒有离开我，不然，谁能经得起这些痛苦、折磨呢？像我这样的例子，何止千万？倪柝声弟兄的同工張愚之弟兄，因信耶稣一九五二年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刑十五年，到新疆服刑后，因病送回上海，又因传扬圣经、信息，被拉出监狱枪毙。当时见着的人都说，張愚之被枪毙时，既安详又荣耀…… 我兩次坐监，为主受苦从来不觉得苦，反而觉得荣耀。人说我跟从倪柝声、李常受，就定罪我，其实我从未见过他们，但他们的信息却让我能迈开属灵的步伐，向着标竿竭力奔跑。我也从来沒有见过主耶稣，但在我的深处，却是爱祂、经历祂、见证祂，祂真是实实在在，是带给我喜乐，带给我无尽丰富的活神。 我只是一个破瓦器，主耶稣才是瓦器里的宝贝。哈利路亚！我这破瓦器里有活宝贝，主耶稣是惟一的宝贝，我一切的能力乃是出于这宝贝！神的心意从不是叫我受苦，乃是叫我们在受苦中认识祂的法则，而荣耀祂。我原是一个罪人，一个天然败坏的人，主却爱了我，让我盛裝祂的丰富！如今只求主将祂自己的成分再更多地赐给我，叫我能够与弟兄姊妹一同在爱里，成为祂的彰显。     ———————————————————————————— 1958年10月，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以破坏革命秩序罪判处我有期徒刑五年，接着就被塞入铁闷子火车，押送安徽省治淮总队劳动改造。最初在皖南山区径县陈村水库服劳役，当地环境卫生恶劣到无可言喻的地步，遍地苍蝇，好似一层黑色的地毯一般。劳改队规定，吃饭后休息的短短十几分钟时间，每人要灭蝇200只。由于苍蝇多得出奇，随便拍拍，俯拾皆是，完成任务十分容易。有一天我捕到苍蝇500多只，本待上缴，但想到每天夜以继日肩头压着几百斤的重担，过着非人的生活，活着又有什么意思？于是我将500多只苍蝇和水一齐吞了下去。劳改队里的广播立刻狠批、咒骂我，说：“劳改人员陶增烈，为了抗拒改造，将打下的苍蝇500多只一气服下，企图对抗人民对他的改造。”此时我生死都早已置之度外，岂能惧怕区区批判。食蝇之后，居然没死，仅患上了阿米巴痢疾。                  陶增烈                                             ————————————————————————————         父亲董渭川    董乃强   我的父亲董准，字渭川，是近现代著名教育家，2007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董渭川教育文存》是该社“中国近现代教育家文库”中的一本。 1951年2月，父亲应孙瑜、赵丹之邀，观看了他们创作的影片《武训传》，并应约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影评，肯定了武训行乞办学的义举。该片剧本经中宣部审查通过，摄制款由国家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拨付。公映后，从中共高层朱德、周恩来到一般观众，好评如潮，然而却引起毛泽东极大不满。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两次修改定稿的社论，点名批判了肯定《武训传》的10篇文章。父亲的那篇影评排在第11位，因版面所限，没有被点名见报。这篇社论立时在全国煽起一场声势浩大的电影《武训传》批判运动，周恩来被迫作了检讨。父亲除在北师大和九三学社接受大大小小批判并多次违心检讨外，还根据校党委的指令，将这些检讨整理成文，发表在《光明日报》上。 1951年底掀起“三反五反”运动，父亲再次挨整，排在北师大被“洗澡”教师行列的头一名。与此同时，我四姨夫家里也上演了挖地寻金的闹剧。四姨夫当时是北京市邮政局的一个小头头，他的正读中学的女儿，听了学校“五反”斗争动员报告，便跑到市邮政局“五反”领导小组，告发她爸爸贪污，她的根据是她爸爸长得胖，外号“胖子”，肯定是常用贪污来的钱背着家人大吃大喝的结果。她爸爸一到节假日就到单位日夜值班，她由此推断，准是乘单位无人，盗窃公家财物。市邮政局的人在她的带领下，回家翻箱倒柜，搜寻她爸爸从单位偷来的金条，屋里院内刨土挖地，找藏匿的金条。 有亲生女儿揭发，我四姨夫马上被单位关押，日夜轮番审讯，我四姨也被市邮政局多次传唤询问。他们的女儿则因政治斗争积极，立场坚定，大义灭亲，立刻被批准为青年团员。 北京市邮政局对这起案件的调查结论是：我四姨夫经手账目清楚，并无贪污盗窃行为，“家里藏有从单位偷的金条”的事根本不存在；我四姨夫领导的小单位里年轻人较多，有的趁节假日公休时间补习文化，有的利用节假日谈恋爱解决婚姻大事，他为了照顾年轻同事，就主动在节假日到单位代为值班。这个调查结论虽然使我四姨夫的冤案得雪，但他精神和皮肉之苦都已受尽，从一个胖子变成了一个瘦子。 1957年共产党反右整风时，父亲的态度是消极的。直到5月13日，时为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北京市人民代表和北师大副教务长的父亲，才在教育系教师整风小组会上作了他在共产党整风中的第一次发言。6月8日，“反右斗争”正式开始，校党委按照早已拟定的计划，在全校组织“左派”，对包括我父亲在内的“待定右派”进行揭发批判。一时间，大字报、批判会铺天盖地而来。父亲对共产党由党内整风突然转为整党外人士的作法感到困惑和难以理解，就跑去找国务院参事卢郁文问询。他与卢早年私交颇好，既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同学，后又同到北伐军“铁军”张发奎部政治部工作，父亲任东海中学校长时还聘卢为教务主任。中共建政之初，卢当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秘书长。 父亲此去找他，只是想和他谈谈心，问问共产党态度的变化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料卢郁文只冷冷地讲了几句空话，就打发我父亲离开他家。后来得知，卢早在1957年5月中旬，就在国务院参事室鸣放会上反驳过对中共党内弊病的指摘，此时他已将我父亲视为敌人。 父亲又去找时任国务院二办（文教办）主任的林枫。林原名郑伯乔，东北人，1926年我父亲在南开中学任教时他正在南开中学读书。在南开中学的一次学潮中，林被校方开除，我父亲见他无处可去，便把他带在身边，并供给衣食。1927年暑假，我父母带他到了武汉。1928年父亲任东海中学校长，也安排他在东海中学当事务员。后来他专职革命，改名林枫，中共建政后一直是党政高干。父亲找他也只是想和他谈心解惑，可林枫竟闭门不见。这时，我父亲才亲身体会到，共产党真的是“铁面无私”。 父亲在共产党整风中的发言，大都是对别人已揭露的事实发表感想或重复别人的意见，都是他个人的感受，并非与某几个人串联后商定。单凭这些，远远达不到共产党所拟定的右派标准线。30多年后，一位年长的知情者私下告诉我，我父亲被划为右派，全在于我四姨家表姐的揭发，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位“五反”时大义灭亲、诬告自己父亲的表姐。此时她正在北师大历史系读四年级，面临毕业分配和加入中国共产党两件大事。她体察到校党委的意图后，写了一张大字报，捏造我父亲的反党言论，并说这些恶毒言论是她在我家坐在父亲书房里的沙发上听我父亲亲口说的，除她之外，谁也不知道。校党委得到外甥女揭发姨夫的罪证，如获至宝，立即将这件过硬材料抛了出来。 父亲在会上听到我表姐的揭发材料，恼怒至极但无从辩解，会后就气呼呼地回到家中，一进门怒冲冲把身上的钱、物、证件全掏出来放在书桌上，而后就向屋外冲去。当时我正在家里复习功课备考高中，看到父亲举动异常，便连忙跟了出去。他走得飞快，无论我问他什么话，他都不搭理，我只好小跑着跟他走出校门，又跟他上了331路公共汽车。我掏钱买票，跟他来到颐和园东门口的汽车总站。他下了车，直奔颐和园，当时已经闭园，父亲谎称他是园内教工疗养院的休养人员，混进园门。他一进园就朝昆明湖疾走，我突然意识到，父亲这是要投湖自尽，以表明自己从未对我表姐说过那些反党言论。此刻我特别想找人把父亲拦住，但四周并无一人，我只得紧紧地跟在父亲身旁。来到昆明湖左岸，我就紧护在父亲右侧，尽量把他推离湖边。 这时刚巧有一群收工的园林工人经过，我连忙停脚恳求他们把我父亲拦出园外，但他们个个毫无表情地盯着我，仿佛在看一个怪物。眼看父亲独自走远，我顾不得和工人们再说下去，拔脚去追父亲。那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十七孔桥头铜牛脚下，满湖平静的水面唯独在这里翻滚激荡，发出阵阵轰鸣并形成一个深深的漏斗漩涡。父亲冲过去就要向下跳，我抱住父亲，用脚使劲抵住护岸石块的棱角，死命地把他推离湖边。我们僵持了一会儿，近60 岁的父亲毕竟没有我的劲头大，只好长叹一声随我出了颐和园。但他说什么也不回北师大宿舍，而是执意要去我四姨家。我怕父亲乘公共汽车时再出意外，便叫了两辆三轮车直奔我四姨家。在那里，父亲当着我四姨的面，要用沾上水的手去触摸电门，以抗议外甥女的诬陷，但被我四姨制止了。 在我即将升入大学三年级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得知当初诬告自己的父亲和姨夫、时为师大附中党支部书记的的表姐李毅，被革命小将揪斗，剃了阴阳头，我生怕家里又要遭劫，马上给父母写了一封信，“勒令”他们辞去照顾父亲的保姆（父亲1962年小中风，1965年再次中风，卧床不起），暗示他们准备自保。我父亲终于还是成了众矢之的，学生们喊出了官方没有明说的“摘帽右派还是右派”的口号，大字报、批斗会接踵而至，连父亲在校医院看病的收据上都注明“右派”二字。 父亲被“摘帽”后，主要从事教育史方面的资料工作，同时给教育史专业的研究生开讲古代教育典籍课。革命小将抓住他是教授，并在讲课中讲“士为知已者死”，上纲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狂吠‘士为知已者死’”，大加声讨，并冲来抄家，以获取罪证。 不但是父母的住房，就连我单独居住的小屋里的书柜、抽屉甚至床下，都被翻动很多遍，家中一批珍贵古籍、明代的几块古墨、一批私人照片（主要是父亲年青时在北伐军“铁军”张发奎部任职的照片）和集邮册中的清末大龙邮票等等，都被当做四旧罪证抄走。不久，造反派以“右派和反动权威根本没有资格住这么好的房子，只配住猪圈”为由，强迫我父母搬出小红楼宿舍，迁到一处不足10平方米的阴冷朝北的小屋，二人只一张单人床、一张小桌、一把椅子和一只做饭用的火炉。 小红楼宿舍我家门上，交叉贴了两张封条。我平时住校，一天回家，看到封条，吓了一跳，赶快向造反派打听，才找到父母的棲身之处。年近七旬，且已卧床多年的父亲，经此变故，身心又一次受到沉重打击，话音变得模糊不清，但脑子还很清醒。我每次回家，他总是很认真地阅读我带回去的各种小报材料。一次，他用手指点着林彪的照片，费了很大劲说：“奸……奸相。”吓得我赶紧捂上他的嘴，生怕被负责监视我家的造反派看见听到。 文革期间“外调”活动极多，目的大多是为整倒对立派的某个人。有的外调人员，为获得对本派有利的材料，不惜对被调查者使尽威逼利诱手段。我父亲因结识人较多，向他了解情况的外调者也就很多。他们拿着学校造反派开具的“董渭川务必老实交代清楚”的条子，频繁来到父亲病榻前。对所有外调人员的提问，父亲都坚持如实回答，从不任意乱说。 一次，中共中央党校两个外调人员，专程来查证时任党校校长的林枫的历史，多方引诱我父亲说林枫是叛徒，并许诺，只要写了林枫是叛徒的材料，就此即可在政治上彻底翻身。我父亲绝不跟风，也不记恨林枫曾在自己找他时他闭门不见，坚持实话实说。两个外调人员见我父亲这么“顽固”，恼羞成怒，为洩愤，乘我母亲不备，顺手偷走了桌上父亲的一块欧米茄手表。母亲当即跑去将此事报告给学校造反派，却受到“你这是诬蔑革命造反派”的一顿训斥。几个月后，师大革委会突然把我母亲叫去，发还了这块手表。原来中共中央党校造反派组织分裂，来我家外调的两人已分属两派，在两派的互相攻击中揭出了此事，便把偷去的父亲手表退了回来。 为让久躺的父亲能起来坐坐，稍稍活动，母亲和我请求造反派批准我们从查封的家中搬回沙发等几件家具。父亲看到沙发，挣扎着下床，到沙发上坐了一小会儿，这给母亲和我一个极大的安慰。哪知此后不久“反击二月逆流”，父亲竟被诬为“借搬家具大搞翻案的急先锋”，居所再次被抄，从家中搬来的沙发和我新购的必需家具物品又被掠一空，居所里外还贴满了大字报。 <img src="file:///C:/Users/AJF/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6.jpg" height="299" hspace="12" width="236" align="left" alt="" />1968年9月15日，我回家告诉父母我的毕业分配方案。母亲和我给父亲擦了一个澡，我俯身抱起父亲，脸对脸地扶着他，父亲睁大双眼紧紧注视着我，好像要说什么，可是已经虚弱             得发不出声了。就在我凝 望父亲的一瞬间，我对父亲“沦为右派”后给我身心造成严重创伤的怨恨顿时化为乌有，想到的是他既遭国民党通缉又被共产党诬陷、坎坷而又光明磊落的一生。给父亲擦完澡，母亲和我给他更换了衣服和床单，安排他舒舒服服躺好后，我们才开始吃午饭。寂静中忽然听到父亲发出轻微的“咯”的一声，我赶紧起身去看，父亲已经永远睡去了。我马上到校医院，请医生到家里验看并开死亡证明，内科主任赵大夫拒绝到“摘帽右派”家出诊。我陪笑脸，说好话，央求另一位大夫到我家来，之后又赶紧到驻校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去报告。宣传队员们正在办公室午睡，几个年青队员刚听我说了一句，就从床上蹦起来，兴奋地大叫：“死了一个人！死了一个人！！”边穿上衣边要到我家来看。当看了校医院开具的自然死亡证明后，他们都泄了气，             正义与非正义    焦国标书 冷冷地开了个介绍信扔给我。我拿着介绍信，到设在西单的火化厂办事处，办理火化和购骨灰盒手续。办手续的人，用手点着介绍信上注明的“摘帽右派”字样，同样冷冷地说：“这样的人骨灰一律不留。”   当初我是被北师大附小保送上的初中，因而还想继续在北师大附中读高中。父亲被划为极右后，我突然感到自卑，觉得能有个学上就谢天谢地了，因此被口碑不佳的北京七中录取时，我甚至暗自感到庆幸。该校地处城乡结合部，社会环境和学生成分复杂。 入学不久，七中的校行政和共青团委就把我叫去谈话（我一上初中就以少先队中队长的身份加入了共青团），要我认清形势，与父亲和七中的右派教师划清界线，至少每两个星期交一份思想汇报。当时北师大已经停止了父亲的一切教务教学工作，改为打扫卫生和抄写资料。因曾经自杀，而自杀是“自绝于人民”，于1958年2月又被补划为“极右派分子”，按五类处理，即送京郊农村监督劳动。当时对右派分子有六种处理方式，即免予行政处分、降职降级、撤职、留用查看、监督劳动和劳动教养。母亲原在全国妇联办公厅任处级科长，本拟1958年底提升副厅长，父亲成了“极右”，母亲也被迫办了退休手续。我表姐李毅则因在这场反右斗争中大义灭亲，被批准入党，留校当上北师大历史系的助教，大半年后被派到师大附中历史组当组长，后来升任师大附中党支部书记。 我的一位小学女同学，父亲被划“右派”后，母亲立刻划清界限，与其父离了婚，并把她留给父亲抚养。高考前，她父亲因正接受批判，为让她能有个安静环境好好复习，便把她送到一个朋友家寄宿。谁知父亲的这位朋友居然强奸了她，奸后还得意地说：“你去告吧，没人会相信一个右派崽子的话。”这遭遇强烈地刺激了她的神经，后来她考上农业大学，常于晚间突然闯入男生宿舍赖着不走，或睡到半夜爬起来，脱光衣服到水稻田中间站着让蚊虫叮咬，诸如此类，令人匪夷所思。大学毕业后，她被分到专业根本不对口的蓄电池厂，厂里专门安排她做别人不做的危险工作，结果中了很严重的铅毒。  我的三年高中几乎没上过什么文化课，大部分时间是上街叫卖报纸，除四害打麻雀，在铁道边挑砖抬煤，为修人民大会堂到前门拆除旧房，到香山植树造林，修建十三陵水库，在七中铸造车间每周翻砂浇铸四天，等等。香山种树，我曾背扛着32棵松苗从山脚无路处爬上山腰，一天往返4趟。修建十三陵水库，因土篮装得过满过重，我曾挑断3根扁担。在七中铸造车间，上午蹲在地上做砂型，下午端火、倒火（浇铸）。一次与同学合抬满满一大包铁水（端火），重达四五十公斤，前边的同学手一颤，铁水从包内飞溅出来，热铁水一落到湿地上，就“扑”地一声迸射出无数火花，把在后首抬承重手把的我的手腕烫出一串燎泡。我虽疼痛难忍，又不敢撒手，怕一撒手铁水包落地爆炸，将我们两个抬包人都烫成重伤。还有一次，端小包倒火时，因铁水烫穿包体急淌直下，一片铁火顿时流到我脚下，烧毁了我的鞋和裤。修十三陵水库，规定年满18岁才能去，我当时刚满17岁。我之所以这样透支体力地劳动，既是在诚心诚意为父亲赎罪，也是自己与父亲“反动思想”划清界线，可似乎所有的人都没有注意，得到的只是周围轻蔑不屑的目光和频繁整团（整顿共青团内错误思想）中大家的“批评帮助”。从此我开始学着隐忍，对任何事都保持沉默。 我小学时就展露出表演天赋，初中时是校话剧团导演组成员，到了七中又和一些同学创建了校话剧团，因而高中毕业时，我信心满满，准备报考戏剧学院和电影学院。我把这些年我改编的话剧剧本，写的导演阐述和舞台设计，平日写的文学习作，等等，厚厚一摞，都作为报考材料，交到电影学院考点。在艺术初试时，我觉得特别幸运，因为所考内容都比较简单，特别是在我认为最难的图画分析考试中，我抽到的那一幅画，居然是我前一天请七中美术老师帮我分析过的。 初试榜上，我列名第一。进了复试考场，主考焦老师拿着我的报名表问：“你父亲是谁？”我如实回答后，焦老师提高了声音又问：“是北京师范大学的那个吗？”我回说是。他点点头，环视着周围说：“好了。叫下一个。”在考官和考生众目睽睽之下，我突感五雷轰顶、无地自容，赶快低头退出考场。以后的文化课考试，我虽然参加了，但面对试卷，我的思想总是集中不起来，脑海里反复出现复试考场上的情景。 缺了复试成绩和文化课成绩，我当然不可能考上艺术院校。半个月后，我又随同学们参加了普通高校的入学考试，听说当年（1960年）高校大规模招生，全北京市高中毕业生都被录取也还招不满。我想只要有个最差的学校上就行。考后等了一个多月，同学们都接到录取通知报到了，我的通知却迟迟没来，我大着胆子去七中打听，七中让我去问市教育局，到了市教育局，他们又让我去问七中。 从市教育局出来时，我无意中听到两个消息：一是北京高校因招不满学生，调进了两万多名外地高中毕业生来京上大学，现在他们就在市教育局办手续；二是市教育局扣着200多名“狗崽子”的考试成绩，既不发给录取通知，又不发给不录取通知。我心灰意冷往家走时，突然想到当时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正在招生，以前我跟他们联络不断，关系也很好，现在不妨到他们那里试试。 儿艺的师友们熟悉我的情况，没考我，只简单交谈了几句就让我回家等通知。刚离开时我很兴奋，转过几个街角就冷静下来，电影学院复试考场上的情景一再在脑海里出现。儿艺的谈话中没有提到我的父亲是右派，如果被儿艺录取后再查出父亲的右派问题，不仅我会被侮，和我谈话的师友们也都会被责备。想到这里，我马上在路边买了纸笔，向这几位师友写了封致歉信说明情况。当我把这封信扔进路旁邮政信筒时，心里真是五味杂陈，既有对师友们说了实话而释重负的欣然，又有对自己前途未卜的悲怆。 又了几天，到电影学院考点取回我的报考材料时，看到了新疆电影制片厂的招生通知，我马上赶往新疆厂招考点，交上刚取回的全部材料。他们翻了翻材料，当即就给我办了入厂手续。我兴奋已极，这下子总算离开让我永远抬不起头来的家庭了，甚至在和父母话别时，我还用磕磕绊绊的语言批判了一通父亲所说的“党天下”言论。 到了新疆才知道，全国同一个天，而新疆电影制片厂又是收容全国电影界右派分子之地，因此我还得继续背着父亲的“右派”包袱老实改造。冬天夜里，我常被叫起来，砸开厂边河沟的冰层，给厂锅炉房上水，完了回来再接着睡。做了和别人同样的好事，别人可以得到表扬，而我却无人理会。因不满国家困难时期某些党员干部搞特殊化，偶发一句牢骚，立即引起众人的注意和组织的批判。三年后，因贯彻国家“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文化部电影局决定新疆电影制片厂下马，按“哪来哪去”原则遣散全厂人员，于是我又回到北京。 虽然在家吃喝不愁，但我总觉得呆在家里压抑，便跑出去找工作，可到处碰壁，最后找到离家最近的东升人民公社，申请当农民，公社一口回绝：“你什么都不会干，还得我们养你、教你，等教会了你，这政策一变你就会走，这亏本买卖我们不做。” 连农民都当不成，我的前途何在？这时父母让我考大学，我不想考，因为大学绝不会收“右派狗崽子”。父亲说他已经摘帽，和戴着右派帽子不同，再加上这些日子四处求职而不得的经历，我就抱着反正无路可走就考考看的心态，第三次走进高考考场。对这次考试，我丝毫不抱希望，却居然被北京大学录取了。这太出乎意料。事后才知道，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了关于文化工作的会议，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外交部长的陈毅，在会上脱帽鞠躬，向知识分子认错赔礼，致使高校录取时放宽了政审标准。 我抱着对陈毅的感激之情，决心在大学开始新的生活。入学报到没几天，班上唯一的中共党员许锡庆，把我叫到他的宿舍。当时屋里还坐着一个人，后来我才知道他叫孙机，是考古专业的“右派学生”（现在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许用他那结结巴巴说不成句的话把我俩，一个右派，一个右派狗崽子，教训了一个多小时，要我们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定期向他汇报思想。在开学第一堂政治经济学课上，老师讲了斯大林的一个什么理论，我因搞不清楚其中的逻辑关系，就在回宿舍的路上向班主任秦文炯请教，谁知他一张口就斥责我的疑问和唯生产力论者的反动言论差不多，把我吓出一身冷汗。 开学之初的这两记大棒，就此打灭了我开始新生活的梦想和求学热情。独往独来，尽可能地忍辱寡言，做好随时接受批评或批判的准备，就是我自那时起给自己制订的生活方式。 文革大串连时期，母亲惦念她的三妹，要我借此机会去天津看看。我找到三姨，发现他们全家已很“自觉”地挤在一个小套间里。我敲门进屋时，全家人的表情都显紧张。不一会，套间的小门打开，三姨夫和五姨、五姨夫从里边走了出来，我吃了一惊。在我印象中，身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要员、河北省副省长的三姨夫，永远西装笔挺，正气凛然；长期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的五姨夫，一向和蔼可亲；既是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长，又是郑州大学党委书记的五姨，最喜欢逗我玩，可今天他们都特别尴尬。 交谈之中我才知道，时在河南农村当教师的我的小表哥，参加了造反派。他大义灭亲，揭发五姨和五姨夫的滔天罪行。造反派组织一面将我的小表哥突击入党，突击提升为县教育局长（俗称“双突”），一面四处抓捕五姨夫妇批斗。五姨、五姨夫是偷跑出来避祸的。言谈中他们千叮咛万嘱咐，叫我千万不能把他们藏身天津的事说出去。我回京后把这些事都告诉了母亲，她也只是叹息。 大学毕业那年，送走了辞世的父亲，在那只讲阶级斗争、不讲人性的年代，我只能告别年迈且身边无人照料的母亲，独自来到内蒙古科尔沁草原。当年学校毕业分配的原则就是把我这样的“右派狗崽子”和“问题学生”（我是“反聂元梓派”）发配到长城以北。 在草原上，我从事过多种劳动和工作。我本想一生独身，以免我的子女重蹈我的经历，可是又怕生病得不到医治，或批斗时被打伤无法治疗，就与医院一位不计较家庭出身的护士结了婚。当时看病必须报出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医院拒绝给“地富反坏右”及与其相关的人看病。因写独幕话剧，我被诬指为刘少奇翻案，遭到批斗。回京探亲时，因卷入悼念周恩来的活动，险些被捕入狱。   在文化大革命进行到第八年的时候，我觉得“革命”之风似有减弱的趋势，就向母亲原工作单位全国妇联提出申请，调我回京照顾老母亲。听说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医院病床上批示，将我和妻儿一并调回。年近八旬的母亲，得知这个消息十分兴奋，可是盼了个把月还不见动静。正疑惑时，母亲碰到了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康悄悄告诉我母亲，说中央文革小组诬蔑周总理是“右倾翻案风党内最大的风源”，而毛泽东没有表态。这个消息很快传到科尔沁草原，这下子让我和“右倾翻案风党内最大的风源”连到了一起。那段日子，中共干部又开始用异样的眼神时时监视我。 1976年10月，毛泽东已死，我所在旗县的中共县委宣传部长，代表中共盟委书记，向我因写剧本被诬为替刘少奇翻案而遭批斗的事道了歉。在全国妇联的帮助下，我和妻子、孩子得以回到北京。为让我更好地承担起供养老母的责任，全国妇联建议北师大安排我们工作。北师大虽然同意接收，但掌权者依然用对付“右派狗崽子”的办法对待我和我妻子。校人事处的林处长，不顾我们老少三代五口人挤住一间十几平方米房屋的现状，要我应允“今后不得提出增加房屋面积”。历史系的好心人实在看不下去，主动调给我们一间面积较大的宿舍。林处长得知后，竟到历史系质问我，为什么又增加了房屋面积。林还不顾我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的事实，安排我做历史系资料员，“不能当教师上讲台”。我妻子有在旗县级医院工作20年的从医经验，拖了半年就是不给安排在校医院工作。当时北师大校园里并不是没有空房，历史系也不是不缺教师，校医院更不是不缺大夫。 1979年3月初，教育系党总支突然给我家送来一份“右派改正审批表”和中共北京市委的批复件，要母亲当即签字认可。这大出乎我的意料。我父亲不是已被“摘帽”了吗？怎么现在又来“改正”？冷静一想，这“戴帽”和“摘帽”还不都是整人的权术吗！我母亲以“右派改正”事过于突然，我们思想上毫无准备为由，对审批表“现在意见”栏中的“经复查董渭川在五七年呜放期间有错误言行”一句话表示反对，认为这是给整人者留下的一个口实。但拖了几日，母亲生怕会影响到我和我妻子在北师大的前程，才在审批表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当时教育系（中共）党总支的人对“董渭川在五七年鸣放期间有错误言行”的诡辩是“谁都有错误言行”。难道有错误言行就必须被扣上政治帽子，并接受长达22年的折磨并株连家属吗？中共又凭什么给党外群众的错误言行定罪呢？更何况我父亲在1957年所说的话，至今都找不出半点有错误的地方！师大校园里长期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解放初期，毛泽东请师大教授吃饭，罗志甫、李长之、董渭川几个人借故不去，所以1957年就都打成右派。”是不是没去吃毛泽东的饭就打成右派我不敢说，但这几位确实都戴上了“右派”帽子。 中共中央宣传部原部长陆定一概括说，“我们那么多年的工作，无非是整完一个人再整另一个人！”反右运动已过去53年，我父亲被“改正”也已31年，人们提出，中共应对在反右运动中受迫害的知识分子正式公开道歉，明确宣布反右运动错误，并予这批知识分子以精神损失和物质损失赔偿，同时开放所有有关反右运动的言论禁区，以提供反思历史的空间。这些正当、合理的要求迄今无法实现，但我深信这句广泛流传且屡试不爽的民谚：“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1979年10月18日，北师大在八宝山公墓为我父亲补开了追悼会，父亲遣像前的骨灰盒里装的是他的眼镜和一方印章。虽然父亲沉冤得雪，但“三反”时帮他“搓澡”者，“反右”时批判他最厉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斗争他最狠者，当时在学校里都还握有大大小小的权力。这些有权者仍然视我父亲为“右派”，视我为“右派狗崽子”，视我妻子为“右派儿媳”，在那些卑视、不屑、甚至恨不得打杀我们的眼光中，我们一家子过得并不轻松。我们在校内的工作极其困难，特别是要办成一件与自己有关的事，例如职称问题，更是难于上青天。我的职称，不但让我从图书资料系列的最低一级起算，还整整被压了6年未得晋升。我妻子的职称，更是因为领导间的互相推诿，不知该进入哪个系列，弄到最后只拿了个行政正科级。 为彻底改变人们心目中我家的“右派”形象，更为让老母和年幼孩子此后不再遭周围人们的白眼和闲话而感自卑，我和妻子咬紧牙、忍着泪超负荷地默默工作。 我在历史系资料室默默而有成绩的工作，为心怀嫉妒的龚系主任所不容，逼我离开历史系到图书馆。虽然同是从事图书资料工作，但还得从最低层工作做起。我妻子在正常上班和回家照看孩子做家务之外，挤时间到北医三院进修运动医学，并参加光明中医大学的函授，连回家做饭手执锅铲时都在背英文和拉丁文单词。多年后，在人们的白眼和闲话中，我们的艰韧努力得到回报。我在北京市取得了图书资料系列的最高职称，并在学校图书馆建立了图书馆学硕士点，发表了百余篇文章，出版了13种工具书和4本专著，其中有半数获得过各种奖励或再版，成了有权评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国家级专家，还被国外几个学术团体聘为顾问。我妻子不但成了学校体育代表队的随队医，而且能融经络学说与西方体操为一体，创编出独特的经络健身操，成书后一版再版。校园里注视我们的目光从卑视不屑变成了尊重，对我们的背后指点变成了羡慕。我们不仅做到了没让孩子在心灵最脆弱的年纪背上“爷爷是右派”的包袱受到歧视，影响成长，而且出版了历30年搜集整理完成的父亲遗著，向世人展现了董渭川一代教育名家的风彩。                                     一次诉苦会    王法尧   我们村的支书叫老三，他弟弟叫老四，可是他爸爸叫老六，大家都叫他六儿爷。全村开诉苦会，都说要让支书老三他爹六儿爷先诉苦。六儿爷就走上台去，说：“别看俺从小穷，俺穷得有志气，没偷过没摸过，没坑过没骗过。俺上蒙古地面去，带一包针去，换他一群羊回来！别看俺儿女多，俺都养大了！” “这不对啊！”那个教导员说：“要你诉苦，你这是说的什么呀？要不你就说现在吧，别说过去了。”六儿爷叹了口气说：“唉，你别提了，我这辈子村里一个仇人都没有，现在老三当了干部，把全村的人都给得罪了！”教导员赶忙说：“不对，不对！下来，别说了！换别人！” 换上来的是老毛。老毛是外县人，原先给地主赶大车，做长工。地主去世后，老毛把地主的第四个姨太太拐跑了。当时他赶着三套大骡子车，拉着现大洋，拐着这个四姨太太，跑到我们村来了。老毛一上台就讲当年赶大车怎么美，“三套大骡子车，我这鞭子啪啪啪一甩，全村老百姓都拍巴掌叫好！” 教导员赶紧提醒：“你说生活上怎么样，吃饭怎么样，不要说赶车了。”老毛又得意地说：“俺们做活的吃完了，他家娘们才能吃饭呢！”教导员只好说：“别说过去了，你说现在。”老毛不满地“哼”了一声说：“现在全村就欺负俺是外乡人。村干部专欺负俺，打谷场都归自己有，就把俺的打谷场没收了，就欺负俺是外乡人呗！”教导员急了：“换人换人，不让他说了！” 海乐被换了上来。海乐是小学教员，小时家真穷，他妈领着他讨饭。海乐一上台就哭，讲从小怎么讨饭，怎么难，有的人家不但不给，还说不好听的，说他没出息。他哭着说着，他是真诉苦，又有文化，很会说。 海乐正哭诉村里人待他如何不好，六儿爷突然站起来了，问他：“你娘怎么死的？你娘怎么死的？”教导员傻眼了，不知是怎么回事。原来这个海乐很不孝顺他妈，当了教员挣了钱，可他妈却冻饿而死。他妈冻死了，他不知道，村里人看他妈好几天没出门，进门一看，早冻死在炕席上了。村里人连炕席带他妈拉到街上来，村里人都说，他妈这么苦，把他拉扯大，他当了教员，不孝顺，把他妈给冻死了。教导员一看这个诉苦会全乱套了，就说：“算了！不开了！散会！”     ———————————————————————————— 1959年之后，中国进入三年大饥荒，分散在安徽各地野外干土方工程的治淮总队下属的几十个劳改支队粒米皆无。我所在的大队共有劳改劳教人员2500多人，派遣一个由安徽土著劳改人员组成的中队200余人，每天上山采集野生植物的种子根茎，供全大队食用。每到一处新工程工地，不论挖河或建坝，第一步就是“清皮”，将表面腐土、杂物去除。清皮无论从湖面开始还是从农田开始，劳改犯们都欣喜若狂，如过节一般，因为可以趁此机会饱餐一顿或多顿。湖水一抽干，稀泥中有鱼虾，捕到后用杯子盛装，冲入开水就可生吞大嚼。挖掘干土农田，虽无鱼虾，每每挖到一尺深时，却会有冬眠的青蛙、癞蛤蟆。掘到以后，剥去外皮，用开水浸泡，连内脏屎尿都不舍得丢弃，全部吞下肚中。夏春秋无青蛙，也可挖到很多野生植物块茎，边挖边吃，大快朵颐。有一次我吃下不明有毒根块，喉管胀痛异常，数天不能出声说话。又有一次挖到一只贮藏丰富的老鼠窝，老鼠逃之夭夭，遗下一窝浸胖了的黄豆、花生，足足装了一大搪瓷杯，我大嚼了好几餐。1960年的冬天，我生食的青蛙、癞蛤蟆有几十只之多。  ————————————————————————————         想让党支部掉到茅坑里    李子军   1972年夏，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四师二十二团八连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团的大事。知青朱德贵将一把南通地区流行那种的坐便木椅的楔子全拔掉，致使坐上去的人立即仰面朝天掉进圆形大粪坑里。 朱德贵的母亲病逝，向党支部书记张勤帮请假，张借口农忙，不批准，朱恨得咬牙切齿，寻机报复。朱发现张经常到南通式坐便木椅上大便，就产生了让张掉下去的念头。趁无人时，朱德贵悄悄拔掉那把坐便椅的所有楔子，并把它椅推到圆形粪坑的边缘，然后悄悄躲在窗户后面，静等张勤帮掉下去。当天中午，张去了厕所但没有大便，朱激动万分之后又懊丧万分。他又跑去检查一次，然后又回到窗户后面。没多久，一个南通知青走进厕所，没过一分钟，传了“救命！救命！”的呼声。大家跑去一看，南通知青正在厕所里拼命挣扎，身上脸上全是粪便。 厕所里发生了事故，党支部书记张勤帮想破解这个问题。他发现坐便木椅的楔子全被拔起过，显然，这是一起人为的破坏。阶级敌人搞破坏！阶级斗争新动向！张勤帮在全连进行排查。没多久，线索发现了：朱德贵最近很不寻常，平时他根本不去南通式厕所，这两天却频繁进出，有重大嫌疑！一审，朱德贵就全盘交代了。他说，这样干的目的就是想让张勤帮掉下去！张勤帮的脸顿时涨得通红。全连召开批判大会，张在会上讲：有人采用卑鄙手段，想让党支部掉到茅坑里！于是，我们立即“义愤填膺”，“上纲上线”，痛批朱德贵的狼子野心。但回到宿舍，我们的肚子都笑疼了，很长时间没有这么开心了。假如掉下去的是180斤的张勤帮，我们都可能像程咬金那样笑死。       将军的女儿    董婉如   冯天明60年代中期出生在越南。父亲冯国栋，原名冯中兴，是一位国民党的将军。母亲陶英是记者，曾为在台湾的国民党提供越南情报。天明的爷爷是一个乡绅，在其子冯国栋面前与妻子一起被共产党杀害。后来冯国栋参加了国民军，大陆易手时携家随蒋介石去台湾，后又被蒋派往越南。中共一直在追杀冯国栋，最终在1971年将其毒杀。孤儿寡母一家人陷入困境，曾经的人脉不复存在，34岁的母亲靠帮人翻译和做生意赚钱养家。为了保存将军血脉，天明的妈妈委托外婆带着12岁的二儿子和两岁的小儿子先逃，结果辗转困在柬埔寨，与家里失去联系。后来才知道，将军的二儿子14岁时，在越共逼迫下排除战时留下来的地雷，被炸身亡。 天明的大哥，16岁时就因对越共不顺服，被抓入狱。不管天明如何尝试给哥哥送饭，大哥还是因折磨和饥饿而死。妈妈对天明这唯一的女儿说：如果你想逃离，现在就逃命去吧！1978年，12岁的冯天明辞别母亲，独自一人登上逃难船。衣领里缝藏一条钻石项链，还有相当于二百美元的金钱。很多人死于海上，最后船在马来西亚的一个荒岛停泊下来，这一停就是两年。 那个荒岛好像叫巴拉比东（Bolo Bidong），岛上生活很苦，都是难民，12岁的天明成了一名等待某个国家发善心来接收的国际难民。她用相当150美元的价格买了一把斧头和一块塑料布，给自己搭了一个帐篷挡风遮雨。在那里，天明经历月经初潮，没有人指导，一切都是无师自通。她剪下两个裤脚，做成几个月经带，脏了的就去海边洗洗，晒干再用。天明说，那时她哪个国家也不想去，只想回自己家，可是她失去了与所有亲人的联络。很多次往家写信，可是从未收到回音。 岛上的难民一个个陆续被一些国家接走了，天明属于剩下来没人要的一群人中的一个，最后美国将剩下没人要的难民都接来美国。此时天明14岁，随身携带的只剩下那条缝在衣领里的项链。天明说，美国在当时被称为“垃圾收集站”，因为美国当时的政策是“没人要的难民我都要”。天明到美国后，被加州一个天主教徒家庭收养。这个家庭已经有10个孩子。养父是个建筑工人，家里人口多，生活不富裕，孩子们也没得到很好的教养。离开越南时，天明已有相当于五年级的中文教育，小小年纪嗜书如命，无论妈妈带回什么书，她都能看。在美国的最初几年，无论家庭影响还是学校教育，天明都受到了不好的影响，但收养她的家庭是好人。来美国的第二年，由于经济萧条，养父失业，家庭面临破产而搬家。天明拿出仅剩的那条钻石项链，估价5000美元，欲支持家用，可是养父坚拒不收，让她保存了下来。 17岁的天明高中毕业了，想与母亲团聚的心更强烈了。由于没有经济担保能力，18岁那年她参加了海军陆战队，在北卡的军营里渡过4年艰苦岁月。在教官的魔鬼训练下，实在受不了时，她会偷偷跑到教堂里哭。1985年，在担保充分的情况下，天明邀请母亲、小弟弟和母亲后来收养的两个流浪儿，来到美国定居。     ———————————————————————————— 合肥市一家无线电厂挖出一个“三民党”反革命集团，全案二十一人，合肥市中级法院判处其中四人死刑，二人死缓，一人无期徒刑，其余判有期徒刑。安徽省高院法官汪崇启接到报审的案卷，没大笔一挥了事，而是仔细核查案卷，提审被告，查明该反革命集团张贴反革命标语等罪名，全部是办案者为邀功请赏，通过刑讯逼供诱供编造出来的。案情澄清，被告开释，汪法官一下救了四条人命。 ————————————————————————————       我亲历的杀人    王法尧   1950年3月25日共产党在北京杀第一批人，我亲眼目睹。共产党与历朝历代杀人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开会杀人，要杀人了先开会，然后游街，开着大卡车。这一批共杀53人，都是粮店老板，剃了光头，一辆卡车装6个，一面站3个，脸朝外。军人一手拿着大片刀，一手摁着这些人的脖子，他们的罪名是囤积居奇、操纵粮价，当时叫“打老虎”。   1951年镇反，跟国民党沾边的人，道会门（包括老和尚），头疼脑热时给灶王爷烧个香、磕个头的山里人，都算反革命，在可杀之列。你们那里杀那么多反革命，我们这里杀得这么少，这不落后吗！杀人也要攀比。这样一来，烧香的老太太也倒了霉了。 河北易县抓出一个30多人的反革命集团，说是一贯道，但是没有杀他们。每逢庙会，共产党就让他们穿上皇帝的衣服，穿上娘娘的衣服，或者大臣、太监的衣服，让他们自己说自己的反动思想——“我要当皇帝”，“我要当娘娘”，让他们充当反动活教材。后来胡耀邦掌权，给他们落实了，说他们不是一贯道，其实这些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一贯道，都是公安局给他们编的，一套一套怎么说。那些衣裳也是公安局给的，让他们去这样做。 我其实没有给共产党提过意见，一次发言也没有，一张大字报也没有，也被打成右派、反革命，从1958年4月到1979年10月，劳改21年半，这里的故事太多了。 跟我一块劳改的有个李健，是共产党县级法院审判员。河北农村，五天一个大集，三天一个小集，在镇反高潮时，共产党规定，大集杀五人，小集杀三人。县有大县，也有小县，小县也不甘落后啊，人家杀得多，你杀得少，那哪成啊。镇反时李健审了一个犯人，姓王，判了死刑。一般杀人布告上最后一句话都是“验明证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其实此犯根本就没有验明证身。监狱里有两个姓王的犯人，狱警提人，一叫名，其中一王，也没听清楚叫谁，就答应了，站起来往外走，也不知要干什么。狱警不问三四，上去把他脖子、嘴拿绳子勒上，怕喊冤啊，绑到了刑场上。 李健走到集上，一看，人错了，不是他审的那个人。这怎么办啊？赶紧告诉法院院长。院长一听，就骂他，怎么搞的！李健问现在怎么办？布告都已经贴出去了。院长说：“杀错了就杀错了，下个集再杀那个人不就得了嘛！” 这件事如果就李健、院长知道，也就完了，可是李健老跟别人说：“哎呀，杀错人了！杀错人了！”这一来，院长发怒了，把责任都推到李健身上，给他一个处分。李健内部做了检查，档案里也装上了。李健觉得冤枉，人是我审的，往外叫人可不是我叫的，而且我发现了错误，也及时告诉你了，这处分，我不服。越不服越处分，越处分越不服，最后被送进劳改队。劳改队里要认罪，他说：“我怎么认罪啊，是院长记了我这个仇了！” 和我一起劳改的还有个李省悟，河北河间人，原来是国民党宪兵营长。国共内战时期，共产党对外许诺，凡投降的，官升一级。李省悟见国民党大势已去，就和另外两个营长一起胁迫团长，想起义投降共产党。团长和另两个营长最后放弃了起义，觉得这样做有辱人格。李省悟一意孤行，自己带着两把手枪投降了共产党。李的岳父是国民党的县长，曾告诫他：“你不能投降！共产党对待投降俘虏，当场不杀，以后杀；在前方不杀，在后方杀；现在不杀，将来杀。”李省悟不听，他认为投降共产党的人多了，怎么可能呢？ 共产党一开始还优待他，让他写信劝宪兵团投降。宪兵团没有投降，李省悟功没立上，共产党也就没有给他升官一级。李见没给自己升官，就去问，主动要升官，他觉得自己怎么也得当个师级。共产党就说，你这人是假起义，真李省悟逃跑的时候已经被宪兵团长枪毙了，你根本就是冒名的，还想当师长？ 李省悟找来各种材料，证明自己是真的，但没人理他，军队也不留他，给他转业了。他后悔没听岳父的话，看来共产党明不杀暗杀、今天不杀明天杀，是真的啊。李省悟老是跟人这样说，他老婆一看这个人完了，可不能把自己和孩子搭上，就和他离了婚。这一来，他更不服气了，起义了官没升上，连家也没了。他不服气，越闹越闹，最后被送进了劳改队。 劳改队批判他的反革命思想，说他怀念国民党，想复仇，就斗他。其实劳改队不让搞文化大革命，因为已经都是被打倒的人了，就不搞了，可是劳改干部里有些以整人为乐的坏人，好人也不敢管他们。 有一个王队长，名叫王震川，老是整李省悟，叫犯人们“帮助”他，一“帮助”就是打，我看见脊背被打得肉都离开骨头了。打他的时候，他真硬，就是不喊叫，也不出声。有一次晚上斗他，罚他站，王队长叫人架住他的两只胳膊，下面点着原油。原油烟特别大，就用烟熏他。两边的人都得轮班换人，谁都受不了那个烟熏火燎。那晚我值班，风很大，风一吹，火一撩，撩到李省悟脸上，头发、眉毛一下子就烧着了，脸都是黑的了，李省悟就是不出声。 我一看，不好，这要出人命，赶紧报告王队长。王队长就骂我：“你这个小子真混蛋！你看他的骨头多硬啊！”接着烧，李省悟脸上的肉皮慢慢烧熟了，他挣扎着，一下子挣脱架他的人的手，往自己的脸上一抹，变成了一个大花脸，黑的黑、红的红，这时他才喊出来：“苍天啊——苍天啊——苍天啊——”连喊了三声。王队长一摆手，说：“散会！”于是会就这样散了。从那以后，王队长就不再斗他了。 到了新年，我们劳改农场的场长说，要让大家过个好年，保证吃好，不斗争了。过年要交心，谈怎么把年过好，大家都交心。李省悟交心时说：“过年这四天，我保证不杀人。” 李省悟的监管人叫蒋少先，外号大土匪。李上茅房、打饭，他都跟着，监管他。蒋听到李省悟说“保证不杀人”这话，站起来就对他拳打脚踢又打又骂：“你什么玩意儿啊，还想杀人！” 本来场长都说了，不让打人，他又打开了。李省悟冷笑，对蒋少先说：“嘿嘿，我不跟你动手，我跟你动手，三个五个你也不行。”李省悟以前是宪兵，会一套武术。 李省悟去打饭，蒋少先后面跟着。打饭回来，李省悟先进门，门自动关上，把后面迈脚进来的蒋少先的菜打翻了。蒋不干了，说怎么办？李省悟说，又不是我给你弄掉的。我那天值班，就把这事报告给队长。队长说，多卖给他两份菜，这件事当时平息了。 晚上李省悟下手了，先杀别人，再自杀。他偷了一把剃头刀，连割了三个犯人的脖子。被割的第一人叫徐占鳌，挨着李省悟睡，脖子上挨了两刀，切断了动脉，血打到天花板上，溅得到处都是，接着又去割其他人的脖子，但都没割到动脉。当时屋里12人，谁都没敢出声，全都吓傻了，眼睁睁地看着，也动不了。其中有一个久经战场的国民党营长，负伤三十多次，这时候也说不出话来。 蒋少先手脚并用逃出去，爬到院子里，喊了一声“杀人啦！”声音很小，都变了声了。我值班听见了，一脚揣进门，一看也吓傻了。徐占鳌的血还在往上打，李省悟正坐那儿用刀片割自己脖子。他的手已经软了，割不到动脉，没一会儿他也出溜倒了。地上一层血，冬天很冷，我的球鞋抬起来都觉得粘粘的。我强站着没摔倒，赶紧去找队长。“李省悟杀人了！”我拍门。队长没出声。我就砸他的门，喊：“李省悟杀人了！”队长不敢出门，在屋里说：“知道了。” 因偷窃进劳改队的徐占鳌死了，24岁，那一天是他结婚的第十天，李省悟和其他两位被他割脖子的犯人都被救活了。至于李省悟最后的结局，我就不知道了。     王震川队长让我去整别人，我不愿意，他就认为我对毛泽东不忠，对文化大革命有看法，罚我站，在劳改队院子里立了个毛泽东纸像，大概一米宽，一米三、四高，天天让我冲着毛泽东像罚站，吃饭也得冲着毛泽东像站着。别的队长去了让我下来，他回去了还让我接着站，就这么一直站了三四天。 有一天晚上，院子里又点着了原油。以前点火烤李省悟，现在不烤人了，但天天晚上还要点火，造那个气焰，在院子里放火放烟，唱歌，喊口号，又开会又喊，一百度的大灯泡有好几个。很奇怪的是，那天晚上不知怎么，铺天盖地的屎壳郎冲着这个光亮飞过来，把院子里那个毛泽东纸像撞了个稀烂，没碰倒，把纸都给碰烂了。屎壳郎碰到墙上掉下来，有死的，有半死的，我们扫了扫，一共装了九大麻袋屎壳郎。屎壳郎救了我，王队长不罚我站了。没过几天，这个王队长遭了报应，得了癌症，很快就病死了。     ———————————————————————————— 1961年冬天某日，我们劳改中队派遣四十多人，抬了二十多只大屎桶，去几十里外的荒山上积肥。途经一处已被当地农民挖掘一清的红薯地时，和我合抬屎桶的伙伴小朱，无意间在松土中踢到一只农民遗留的红薯。这是天大的喜事，但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因为前面有带队的蓝衣干部，后面跟随有荷枪实弹的现役军人，而且还有四十多个饥肠轆轆眼中冒火的劳改犯同伙的八十多颗乌珠盯着。可是机警的小朱不慌不忙停下脚步，放下屎桶，弯腰拾起地上的红薯，迅速投入屎桶。在小朱停担弯腰拾取的瞬间，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地投向我们，继而见拾取物被投进屎桶，众都释然。卸屎时，我们蓄意落在最后，等别人倒完才走近坑边倒屎。稀屎倒尽前，我伸手从屎液中取出红薯，迅速在泥土上擦一下，一掰两半，我俩各得一半。回程抬着空桶，踏着轻松愉快的步子，在裤子上抹去红薯上的余屎，塞入口中大嚼起来。 ————————————————————————————       富农郭玉德    俞加深   在零下二十几度的严寒中，劳改人员往地里放夜班水可不容易。这是一项争分夺秒的艰巨任务。水从大渠分流向各地块，立马冻成白花花的薄冰，稍一怠慢或迟疑，地块就瞎了，低处积水成冰，高处水再也上不去。土壤的水分状况直接影响开春的播种，地搞砸了，算责任事故，劳改犯就会挨处分。 队长分派上海人小许值夜班放水。小许视力差，看不出地块高低，害怕因此惹祸，就向队长请求调换工作。队长不耐烦地说：“什么叫脱胎换骨？!去，我叫郭玉德带着你，慢慢就学会了。” 当天晚上郭玉德耐心教小许如何打坝，如何闸口，小许一一照办。两人忙碌到下班夜，大约凌晨三四点，任务完成了。两大排几十亩地，一片白花花的薄冰，十分匀称，没有花斑漏放的。二人披着破羊皮大衣，蹲在地边吸烟，小许突然好奇地问郭玉德：“我冒昧地问一声，你啥出身？什么样的农活你干得都很出色。” 郭并不隐瞒，答道：“富农。”小许趁热打铁：“当个富农就会判无期徒刑？”郭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咬了咬牙道：“全是这狗日的……”他嗑了一下烟袋又装了点烟丝：“那时我村还处在国统区，我家对面有个叫吴光的坏虫，平时游手好闲，好吃懒做。这狗日的还对我家那口子不怀好意，趁我出门做生意，闯入我家，试图不规矩，事后被我狠狠揍了一顿，打掉他两颗门牙。” 郭狠狠吐了口痰又道：“不久我村解放了，国民党军队撤退到县城。土改了，吴光这小子划个贫农，还在农会里当了个小干部，而我家成了富农，我就出去跑生意暂避风头。过了几天，那狗日的趁农会主席出去开会，私自召开村里批斗会，把几个妇女拉上台批斗，其中有我老婆和我老娘。他命一个民兵上前强行剥我老婆的衣裤，剥得一丝不挂，站在台中央，群众都说太过分了！有一个民兵小声提醒吴光，这样不妥吧？吴光瞪着贼眼斥道：‘怕啥？！阶级斗争就是你死我活的，富农不杀他们就已经够宽大的了。’我老婆又怕又羞，双手一直捂着下身。晚上回家，她与我娘痛哭一场之后双双上吊自杀了。”郭玉德流出硬汉难得的眼泪。 “消息传来，我仇恨满腔，为了复仇，我就去县城投了还乡团。正好解放军围攻县城，国民党军寡不敌众，团长想出一个办法，抽一个班，带上还乡团，去我那个村‘打援救赵’。我为报私仇，就自告奋勇杀回村里，亲手抓了狗日的吴光两口子，吊在村口，先示众后枪毙。”郭玉德终于大吸一口气说：“咱两条命换了他家两条命。解放后我被抓，在判刑时据说我犯的是死罪，但因事出有因，故而判了个无期。”小许感叹道：“是啊，你这也是逼上梁山。”此后，小许与郭玉德成了知根知底的好难友。 队里的邵姓中队长很信任郭玉德，为了上山找羊板粪的粪源，邵队长挑选郭玉德跟他一起赶马车上山。说起羊板粪，外人不明白。老藏民的家，随季节流动，夏天逐水草放牧，冬季就在朝阳背风的山沟里安家。他们的羊圈因而也有冬圈夏圈之分，冬圈是祖辈相传的老窝，圈里的羊粪蛋层层积累，有的竟有一两米厚，是一色发过酵的好肥料，这就叫羊板粪。 当晚队长和郭玉德就在一处山岙里歇宿。夜深了，二人准备就寝。郭玉德出帐篷给马再添一点草料，突听邵队长在帐篷里大喊：“快来呀，有狗熊！”郭听到叫声，立即抓起一把铁锹冲进帐篷往黑熊背上猛砸，咔嚓一声锹把断了，黑熊龇着牙，用肥厚的熊掌狠狠地拍郭一掌，又一爪将郭肩上连衣服带皮肉撕下一块，鲜血顿时淌下。此时邵队长迅速从枕下掏出手枪，由于人熊抱成一团，队长怕误伤人，先朝天开一枪，黑熊一愣，反身逃出帐篷，很快消失在夜幕中。邵队长立刻用枕巾替郭包扎一下，套上马车，出山送医院紧急救治。郭见义勇为营救国家干部，队里为他上报减刑材料，上级批准由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十五年。     邓星杞一家之死    林启山   邓星杞，湖南省邵阳县黄亭市公社金锋大队人，1958年湖南师范学院毕业，在本县任语文教师，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1970年秋，邓被调到县师训班教语文。师训班学员积极要求参观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韶山，学校领导也大力支持，并具文上报。县有关领导批示，每期学员可去韶山参观学习一次，但必须选择时间，服从安排。前两期学员都如愿以偿，可是第三期等了几个月，多次请示未果。 1971年5月，邓星杞在语文课上讲解《颗颗红心飞向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韶山》一课，把外国友人无限热爱毛主席家乡一草一木的动人情景讲得有声有色，更加激起了学员们去韶山参观的强烈愿望。有人提问：外国朋友都可以去韶山参观，我们是毛主席家乡的儿女，想去参观为什么这么难？邓老师答复：你们想去韶山参观是革命行动，我坚决支持，不过上两次去是经过县领导批准的，这次要去，还得靠你们的三寸不烂之舌去向县里请示。于是学员们选出9个代表，带着报告去县革委教育组请示。教育组负责人带他们找主管财经的县革委副主任Z批钱，Z说现在财政困难。学员们继续强烈要求，新任县委书记C则严词批评学员们是在搞无政府主义，说：“现在不是文化大革命了，你们这是第一次围攻冲击新县委，性质极其严重。”他还批评教育组领导不该支持学员闹事，并当即指示政工组、教育组，联合组成工作组,去师训班追查幕后操纵指挥者，宣布师训班停课办学习班。 首先是9个学员代表遭到轮番审讯，大会揭小会批，围攻的大字报、小字报、横幅、标语铺天盖地，声势搞得特别吓人。后来查到语文教师邓星杞头上，C书记在全县区社干部整风会上说：“师训班有个邓星杞，什么知识分子，打着红旗反红旗，利用社会主义讲台贩卖封资修的黑货，煽动学员冲击新生的红色政权——县委，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邓星杞立即被停职反省，组织学员批斗围攻，到处贴满“邓星杞攻击新生的红色政权罪该万死！”“邓星杞不老实就叫他灭亡！”的大字报。整风学习、批斗围攻整整搞了7天，工作组请示是否继续搞？C书记答：继续搞。又斗了7天。邓一边挨批斗，一边写检讨，越检讨越想不通，明明是政治迫害，还要自己无休止地写检讨。6月7日下午3时，邓星杞以死抗争，悬梁自缢。C书记说他是“畏罪自杀，是现行反革命，埋几块楼板还便宜了他”。邓的妻子哭得死去活来，三次自杀身死，未满周岁的小儿断奶饿死，邓的父母也被活活气死。     ———————————————————————————— 2010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到来之前的那个夜晚，国家信访局对面的地下通道里，74岁的贵州访民刘耀明在上访40年之后悄然离开人世。刘耀明文革时期被打成反革命，要求平反，解决冤案，陆陆续续来北京上访40年。最后一次，2010年11月底，老人听说案子已被最高法院受理了，怀着极大的希望来到北京。多年上访，极度贫困，老人舍不得住小旅馆，就住在国家信访局南边的地下桥洞里。12月4日法制宣传日和12月10日人权日前夕，他（们）居住的桥洞多次被警察和城管清理，破烂的被褥和塑料窝棚被强行拆除拖走。死亡前两三天，刘耀明已经水米不进。同一桥洞照顾他的访民老杨为他做饭端饭，他拒绝饮食。他可能觉得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给远在贵州老家的孩子们打电话，希望他们来接他回家。孩子由于家庭困难，和父亲说先给汇点钱过来看病，然后他们安排好就过来，没想到这是他们父子之间最后的通话。9号夜里他已近离开人世，10号早晨，同洞的访民去看他的时候，身体已经冰凉，兜里还剩20余元。                许志永 ————————————————————————————       故人王文焕    段华庭   文焕王公，砀山县城北关黄烟厂人，身材修长，体质文弱，原为砀山中学语文教员。其为人也，书生气足，言辞犀利，自以为风趣，人目为异类。1956年我毕业分配至砀中语文组，与公同事。 一次，学生在礼堂举行入团仪式，公说：“快去看，那些孩子在赌咒发誓呢！”赌咒发誓本为封建时代缔约结盟或者道会门秘密结社所必行仪式，民主社会，信仰自由，一般不兴这一套。孙中山先生于东京发起成立同盟会，要求大家举手宣誓，就曾遭到与会同仁的抵制。解放多年，公尚未见过这种仪式，觉得有趣，随口之言，日后竟成为“荣膺”右派的主要罪证。 公有肺疾。当上右派后，令其在校看图书。有人说：“不行，会传播肺结核病。”遂逐出校门，送城北某生产队监督劳动。生产队待其颇宽容，让公记记账，去城里搞些采购。我当时尚自由，曾在城里遇见他两次，肩挎草帽，卷着裤腿，风尘仆仆，笑嘻嘻的，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白胖了许多。 四清时期，右派分子被集中至飞机农场监督改造。吃的不行，劳动强度又大，孱弱的他怎堪承受？据说某监管人员，转业军人，突击刨了十分钟荒地，然后拉皮尺一量，算出面积，扩展为劳教人员一班四个小时的工作量，作为基本定额。一日两班，完不成就是“不老实”，就要开展斗争，并克扣伙食（就是不扣也不够吃）。以公之耿介、羸弱，所受际遇，可想而知，批斗，毒打，血肉模糊，奄奄一息。 监管负责人令几个右派用担架把他送到县公安局，因其拒不接受改造。将息几日，略有恢复，有关方面就说：“回去吧，要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争取重新做人。”难友们对他十分同情。某日起床后，有人说：“他昨晚很长时间没入睡，就让他多睡一会儿吧，等开饭再喊他。”然而，他这一睡就再也没有醒来。着几个右派拖到大堤上，挖个坑，草草掩埋。几个有气无力的右派，坑挖不了太深，据说不久就被野狗拖出来，啃了。如公尚在，今止八十来岁耳。 其妻李静，小学教师，年轻无子嗣，另嫁他人。公为独子，早孤。老母孤身一人，生活无着，又顶着地主分子帽子，凭着给人家拆洗缝补挣钱度日。挨到文革，城镇居民下放，老人竟被遣放到陈庄公社梅屯大队去当“候补社员”，北关城里原有的房产易主。梅屯大队并无梅花可看，如何能接收这七十多岁的莲足老妪？便告之曰：“城里落实政策了，让你回去。”于是派一名社员，拉上板车，将老人连人带行李一起攉到了县城西关桥头。万幸，被公幼年同学刘树丹发现，接到家中。拨乱反正后，公得平反，老人家由县民政部门和砀山中学负担，安度晚年。寿高九十余，后事由砀中操办。 <div style="border:none;border-bottom:solid windowtext 1.0pt;padding:0in 0in 1.0pt 0in"> 劫后余生，我怀念故人，曾拟前往询访刘树丹，然刘已中风失语多年。半个多世纪之后，有公之学生李丛昕者，往访母校，问及当年所钦敬之王文焕老师，遍询砀中师生，物换星移，众皆茫然。当年曾经风度翩翩、谈吐幽默的王文焕公，自从被野狗啃食之后，连同他的名字，早已消失于茫茫尘寰。     </div> 一九七○年三月，湖南长沙召开两次杀人大会，每次处决近百名犯人，一半以上是政治犯。原判决为死缓的政治犯，全部从劳改农场拉出，改为死刑，立即执行，包括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而开除学籍的大学生张九龙。长沙中学生杨曦光回忆：“我在劳改队，亲眼看到五十多个从未有犯罪行为和暴力行动的政治犯被处决。”四月某日，当局又宣布次日将判处六十多名反革命分子死刑，可是第二天上午九时，有线广播突然通知，宣判大会取消。原来，中央发现地方杀人过多，突然收回了判处死刑的审批权。长沙的这一批反革命分子便幸运地由死刑改成十五年徒刑。 ————————————————————————————     在神的帐幕隐秘处    袁相忱   五十年代中国大陆盛行的逻辑是：不革命就是反革命，是没有中间路线的。由于我们不参加这个运动（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就被官方质问：这个运动是个爱国运动，是政府支持的，你为什么不参加？不参加就是立场有问题，等等。如此推理，我便被打成反革命份子。王明道先生是1955年被捕的，我是1958年，我俩都被认为是“首恶”，因此都被判处无期徒刑。 当1959年法院宣判我为无期徒刑时，问我上诉不上诉，我想，上诉也没有用，一切由神安排吧！所以没上诉，当年夏天就被押解到黑龙江兴凯湖劳改农场服刑。我被捕那年才44岁，有6个孩子，最大的17岁，最小的才6岁，还有老母亲，家里的一切担子全部压在我内人的身上。我是反革命，他们便成为反革命家属，处处受到歧视，8口人要吃要穿，还得让6个孩子继续求学，把他们培养成人，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我内人忍受了许多不可言状的痛苦与磨练，但由于神的保守，靠主胜过来了，她现在仍很健康，依然在愉快地服事主。 我被捕遭监禁，从表面上看是极大的不幸，但全能的主不会做错事，他所许可的都是美好的，我一点也没有怀疑神的信实和慈爱。廿年的劳改使我得到了很好的学习与锻炼，因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倘若我没被监禁，第一，在文化大革命中肯定会被批斗整死，是神奇妙地保护了我；第二，我的身体绝不会被磨练得这样健康。在荒无人烟、冰天雪地的北大荒，劳改犯吃的经常是高粱米和土豆；夏天穿一套单衣，冬天穿一套棉衣；每天要干9个小时的农田体力活。冬季最低气温是摄氏零下30多度，在零下20多度时仍要坚持出工，人们常说的“滴水成冰”我已深有体会，早晨到屋外去倒洗脸水，回来时盆底盆边都有结冰。奇妙的是，在这么多年这样艰苦的生活中，我却没有生过病，仅得过一次小感冒，这就是神迹。我被捕时身体很瘦弱，还戴着近视眼镜，人们都背后议论，说我不会活着回来了。在北大荒的劳改犯会出现下面三种结果：一种是投江或上吊自杀；另一种是神经错乱、精神失常或生病死亡；再一种是通过劳改磨练，体质得到不同程度的增强。我就是属于最后一种。我见到一些劳改犯死在那里，也曾想过自己是无期犯而且在劳动上又很差，不能立功减刑，做一个殉道者死在东北就算了，但我定意顺从主的安排，也是出于主，我每天都愉快地劳动和学习。是主奇妙的保守，使我平安度过那漫长艰苦的岁月，而且能够平安、健康的回来，这又是一件很大的神迹奇事。我知道神在我身上的工作还没有完，还要使用我。 　　我在劳改的这些年里没有遇过基督徒，只碰到四位天主教神父，他们都是因拒绝参加天主教爱国会而入狱的，有两位已死在劳改农场，另两位被释后还是不参加那个三自爱国会，他们说：我们要听从罗马教皇。我虽然没有遇过基督徒，更没有圣经阅读，但有两首诗歌成为我的力量，激励我持守到底：一首是诗篇第27篇，另一首是十字古架。在每天劳动中的休息时间，别人回到屋里去喝水吸烟，我就站在屋外向神唱这两首诗歌，愈唱愈有味道并重新获得力量。我深信主的保守：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密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特别是当我唱到“我要高声称颂主十架，直到在主台前见父面，那时听他说：忠心仆人，十字架可换公义冠冕！”我就更甘心顺服，等候听他说“忠心仆人”。神所要的是忠心，我愿做个忠心仆人，忠于主所托负。 　　在我被劳改的时候，其他犯人都说我是个好人，到底为什么，他们没有追问，我只引领了刘浩、赵晓岩两名犯人清楚得救归向主，现在我们还常通信和寄给他们圣经与福音小册子等等。坐了多年的监牢，即使能拯救一个灵魂不死也是可贵的。我被释回家以后，由于精神上愉快、生活环境好，心中也满有主恩，因此身体恢复较快，目前耳不聋、眼不花、头发也没白，可是在灵性方面确实需要下功夫很好地充实。廿多年没有读圣经，记忆力也已衰退，更需抓紧读经求得启示和能力。当时自己有个强烈的感觉，已近67岁的我还能再活几年呢！不知哪一天走完在世的路程，而且主来的日子实在近了，该怎样儆醒等候，又该怎样利用这短暂的晚年余生呢？要爱惜光阴，要竭尽全力去赎回已经白白浪费掉的廿多年光阴！要在自己生命的后期单单为主而活，将来不但要去见主，还要交账。我们不过是主的管家，主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要继续靠主忠心到底，迎着各种困难和阻力献出我的余生，使我将来向主交账时无愧，欢欢喜喜站在主的荣耀里。 　　海外的肢体常常问我，怎样才能帮助中国的教会？我的回答是“祈祷”。请大家为三件事祈祷∶第一，为那些将亡的灵魂祷告，因为全国信徒的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第二，为那些新悔改的肢体祷告，解放后信徒增加十倍以上，他们须栽培，要建立起众多在恩典中长进、在逼迫中为主站立得住的信徒。但是，我们缺乏圣书，特别是工具书和培灵书籍，同时传道人又很少，他们怎能得到牧养呢？请切切为弟兄姊妹们生命成长、灵命造就祷告。第三，请为我们的国家领导人祷告，“因王的心在神的手中”。祈祷神能使福音的门在中国大大敞开。请为这三件事祷告，神一定垂听你们的祈祷，在中国拯救更多的灵魂。我们深信世界最大的复兴是在中国，十二亿人口这么大的禾场正待你们来收割！ 　　我和太太虽已年迈，但我们坚持活一天就工作一天，直到主来。因每个人都要见主面而且要交账。愿你们不忘为大陆代祷，一直看到大的复兴在中国。阿们。           袁相忱被捕    李迪雅   天热了，袁相忱牧师把棉衣换下来，开始穿毛衣。妻子梁惠珍帮他把棉衣洗好后，准备把全家的棉衣一起收在包裹里，明年再用。袁相忱对妻子说：“你别把我的棉衣收起来，就把它放在我枕头边就行了。”梁惠珍问：“你还穿吗？不穿就收起来吧。我刚洗过了，放在外面会落上灰尘的。”袁相忱犹豫了一会，还是说：“你就放在外面吧，用块小布包起来，放在我枕头旁。”梁惠珍就没再说什么，把棉衣叠整齐了，用一块干净的布包好，放在袁相忱的枕头边。 袁相忱已经预感到自己会在近期内被捕，被捕时就把棉衣一起带着。又过两天，袁相忱对梁惠珍说：“你出去给我买双新布鞋吧，要合脚一点，耐穿一点的。”梁惠珍问他：“怎么想起来要买新布鞋穿了？”袁相忱平时登台讲道穿皮鞋的时候较多，并且袁相忱一向节俭，衣服鞋子除非穿破，才让梁惠珍去买。这一次是袁相忱主动提出让她买鞋，她就觉得很奇怪。袁相忱沉吟了一下说：“买双布鞋，好在以后劳动的时候穿。”梁惠珍楞了一下，继而明白，丈夫己经为被捕作准备。梁惠珍楞在原地，泪水在眼框里打转。 　　被捕的预感越重，袁相忱就越担忧。他的母亲当时已六十多岁，妻子梁惠珍没有工作，家里有六个孩子，老大福音刚满十七岁，小六还只有六岁多。五个孩子在读书，家中老的老，小的小，正是最需要照顾的时候。他是一家之主，如果他走了，这一家人怎么办呢？当时从表面上看，解决的办法有两个：一是向政府表态，愿意参加三自爱国教会；二是坚持到底不参加三自，听由他们逮捕。 除这两条路外，还有其他的办法吗？袁相忱忽然想到他要向神求一件事，那就是求神保守他脱离这患难，使他既不用加入三自，又不用被捕与家人分离，他就在这福音堂中事奉神。祷告了十多天，袁相忱感到心中的平安越来越清晰，外面也似乎一片平安，似乎觉得信神与政府也是可以和平相处的。四月十九日（一九五八年）上午，梁惠珍从街上回来，把一双新的厚底布鞋交给袁相忱，说：“你先试一试，看看合适不合适？”袁相忱当时正在看书，头也没抬，也没细想妻子的话，拿起鞋来套在脚上时才想起来，这是自己前一段时间叫妻子买来准备被捕的时候穿的，而现在，鞋己经买好了。袁相忱心中一惊：“神啊，难道你是藉着这件事来提醒我？” 　　梁惠珍看袁相忱不说话，以为他在看鞋，就说：“这鞋很结实的，花了四块八毛钱。我刚才拿了十块钱出去，找回来五块多，这五块多零钱就搁你的兜里吧。”说完就把钱塞进袁相忱的裤兜里。他们谁都没想到，这双鞋在当天夜里就派上了用场——袁相忱就是穿着这双新布鞋，带着那五块多钱，进了监狱的门。 四月十九日夜，大约十一点多一点，忽然听到门外有人敲门，又有一个管户口的警察在门外门，说“我们所长要请老袁去谈话”。袁相忱听了，说：“好吧，等我一会。”边说边赶快起来，下床的时候，顺手拿出放在床边的新布鞋穿上。袁相忱和梁惠珍都意识到要发生什么事了，但他们想：“不可能是逮捕；要逮捕的话，不会有这么客气。”袁相忱走到门口，又回头望了一眼梁惠珍，但却没说什么，就跟着派出所的人出去了。其中一个派出所的人对梁惠珍说：“你睡觉吧。”但另一个人却说：“等过一会或许我们还会再来。”梁惠珍听了觉得很奇怪，心想他们说话怎么两个人都不一样？他们到底把相忱叫去干什么？这样想着，心就咚咚地狂跳起来，赶忙跪下祷告。 袁相忱跟着两个警察往香家园派出所走，他一边走一边想：“叫我去，干什么呢？是不是就回不到家里了？”想到这里，他心里后悔刚才没有去另外一个房间里与母亲道别，也没有去看一看六个孩子，也后悔还有很多福音堂的工作没有向同工们交待。走到半路，一个警察问袁相忱：“哎，你是属于什么反革命？”袁相忱楞住了，说：“我不知道我是什么反革命，我也没有反革命。”警察就不再说什么。原来，在逮捕袁相忱之前，政府早就把他的罪名定好了——现行反革命。 　　到了香家园派出所，刚坐下，就从屋里出来三个人，是袁相忱不认识的，可能是从市里来的。他们凶巴巴地走过来，呼喝说：“站起来！”袁相忱就站起来，接着其中的一个人又把手上的逮捕证朝袁相忱一晃，就开始宣读逮捕证，正式宣布逮捕他。读完逮捕证后，又拿出印泥，指着一处空白的地方，让袁相忱按手印。袁相忱按过手印后，就有人给他把手铐带上了。这一切做得干净利落，前后不过三五分钟，显然是早已布置好的。那时正是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九日夜里十一点半，黑暗正浓。从那一刻起，袁相忱那长达二十一年八个月的铁窗生涯正式拉开帷幕。 袁相忱走后约半小时，梁惠珍还在祷告，就听到轰隆隆好多汽车开过来的声音。梁惠珍心中一惊：“难道相忱真的被捕了？”紧接着，又有人敲门，梁惠珍打开门，看到门外站满了警察。站在最前面的警察对她说：“袁相忱已经被捕了，这是逮捕证。”梁惠珍全身一阵发软，几乎站立不住。警察又接着说：“现在要把这里所有的东西都翻出来，我们要彻底搜查。”说完话，一摆手，五六个警察忽拉一下都进了屋。每人手里都拿着工具，二话不说，先从聚会的福音堂（做礼拜的房间）开始搜起，把东西摔得辟啪作响。 最先被这吵嘈声惊醒的是袁相忱的母亲。她听到儿子已经被捕，浑身发颤。梁惠珍对她说：“妈，我们一起去把孩子们叫醒吧。”老大福音已经自己起来了，一边扣衣扣，一边从房间里走出来。他看到福音堂里的椅子已经被推得东倒西歪，所有的圣经、诗歌本、属灵书籍都被堆在地板当中，连袁相忱布道时敲的鼓也被扔在地上。福音的牙咬得紧紧的，梁惠珍怕福音年纪轻，容易冲动，就对他说：“你进屋里把弟弟妹妹们都叫起来。”福音就进去把大家都喊起来。孩子们睡眼惺惺地站在那里，看一群穿制服的人在那里翻箱倒柜，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最小的老六被大哥弄出来的时候还闭着眼，满肚子不高兴，但她睁开眼看到一大群人在那里乱丢东西时，就吓得一下子哭出声来。她一哭，所有的孩子就都跟着哭了起来。梁惠珍把小六揽在怀里，轻轻抚摸着她的背部。她的身旁是年纪老迈的婆婆和六个尚未成年的孩子。他们一家人就这样看着警察在那里搜寻。 <div style="border:none;border-bottom:solid windowtext 1.0pt;padding:0in 0in 1.0pt 0in"> 搜完了福音堂又进到每个房间里搜。每个警察手里都有一根铁棍，每走一步都用铁棍在地下敲一敲，听到什么地方有空洞的声音就撬开。福音堂的地下有一个浸池（洗礼池），警察把浸池的盖子揭开后，看到里面什么也没有，还不甘心，就把浸池周围的地都撬开，结果还是一无所获。搜查从夜里十二点开始直到凌晨四点多才结束，检查之后把所有的东西都搬上车带走，临走的时候又对梁惠珍说：“你觉得我们的搜查合理不合理？如果觉得合理，就签个名。”梁惠珍看也没看，拿过笔来写下自己的名字。四月二十日凌晨四点半，警察开着车走了，但梁惠珍的家已经不像家了。     ———————————————————————————— 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二日清晨，一辆架着机关枪的卡车拉着长长的警笛，穿过兰州街头，紧随其后是全副武装的军人押解着死刑犯的一辆辆卡车。死刑犯后面有一个戴着白手套的军人，手里抓着细铁丝，将反革命分子的头颅高高拉起。死刑犯们个个被勒得脸色黑紫，眼睛暴突，街道两边的人们屏声静气，在肃杀的气氛里木然地望着眼前的一切。此次行刑共有二十多个囚犯，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尊敬的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师亮。其他还有原抗美援朝坦克兵、神枪手，后在兰州大学历史系上学时被划为右派，在天水北道区跑马泉公社劳动改造中，与北京大学新闻系的右派学生林昭等兰大、北大志同道合的青年一起办地下《星火》刊物被逮捕的张春元，还有因同情办《星火》地下刊物的年轻人，为彭德怀鸣不平，对大量饿死人的现象极为不满而被打成反革命逮捕入狱的原中共地下党员、甘肃省漳县原县委副书记、中共武山县委常委兼城关公社第一书记杜映华。 </div>       北京三自会    李 克   1950年5月，周恩来三次召集以吴耀宗为首的19位基督教代表人物，向他们摊牌。周说，教会必须独立自主，割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建立三自教会。随后，先后逮捕了最有影响的传道人倪柝声、王明道等人，皆以其不参加三自会打成反革命，判处无期徒刑。 1951年4月16日至21日，政务院（国务院）文教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决定对基督教团体进行登记注册，纳入政府领导管理。王明道带领的教会没有接受过美国津贴，所以王拒绝参加这个会议。会上，三自会领导人刘良模（地下党员）指责王明道是反苏反共分子。大会要求基督教徒参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革命运动。大会期间还开展对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会团体领导人的控诉活动。控诉至高潮时，有人提出：“这些人该杀不该杀?”台下有人喊：“该杀！”从此全国开始基督教控诉运动。 1952年政府对基督教工作人员开展思想改造运动。全国各地未正式成立三自会组织之前，政府给基督教成立一个临时性组织——北京基督教保卫世界和平抗美援朝三自筹备会分会。在北京，政府选派王梓仲牧师（日伪、国民党、共产党时期的三朝元老）为会长，委派实权人物萧静（女）为总干事，男女青年会的地下中共党员陈文润、赵复三、阚学卿等人为骨干，负责领导教会，对教会工作人员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内容包括组织经常性学习，听时事报告，了解政策法令，动员广大信徒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和医药用品，动员信徒在“革新宣言”上签名，等等。 1951年夏，在亚斯理堂（崇文堂）第一次组织北京市全体教牧人员和部分信徒集中五周学习班。这是一次试探性的学习，了解教牧人员和信徒对三自革新的态度。然后选派一些“思想进步”的人，替换各教会原来的负责人，又选派一些思想积极、有影响的人参加土改工作，培养三自会的骨干分子。 1952年8月组织北京三自革新集中学习班，全市教牧人员分三批参加学习。这是一次重大的思想改造举措，由北京市委统战部、国务院宗教局、团中央、中央统战部、公安局派出大批干部成立工作组，直接领导学习。学习内容包括，以爱国主义为主题，认识解放前后的生活变化，认识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关系，认识宗教政策和基督教会的前途以及三自爱国运动的重要意义等等。要联系教会和个人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控诉帝国主义传教士的罪行，解决亲美崇美、反苏反共思想，在大会和小组中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后评估每人的学习成绩，进行政治过关。除了以王明道为首的反三自教会人士之外，全市教会及团体工作人员都先后参加学习，人数总计346人。    1953年6月12日，在崇文门亚斯理堂正式成立北京基督教三自革新学习委员会（简称学委会），会址设在东城府学胡同燕京协和神学院内，政府派王梓仲为学委会主席，萧静为总干事，王毓华（女）为干部，张应洁牧师为办公室主任。学委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领导全市各教会及团体工作人员，进行经常性的时事政治学习，参加社会各种政治活动。 1954年3月28日至4月2日，上海召开全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筹委会。7月22日，在北京灯市口公理会大教堂召开中国基督教全国代表会议，为了争取全国教会不同宗派参加三自，决定取消“革新”二字，正式定名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基督教全国会议前后，王明道反三自成为政府的主要矛盾。政府希望王明道参加三自运动，对他采取的政策是“争取、争取、再争取”。全国会议之前，政府选派教会著名的牧长们登门请王明道参加全国会议，均被王拒绝。 1955年8月7日，王明道牧师做了最后一次讲道，题为《人子被卖在罪人的手里了》，当晚牧师夫妇与18名信徒一同被捕。10月29日，当局宣布三自以外的一切基督教活动均属非法。随后，三自会在各地发动声讨王明道的大会，凡支持同情王的信徒，均以王明道分子的罪名被逮捕。 王自己在狱中经受14个月的折磨之后，终于支持不住，于1956年9月签署了警方拟定的一份悔改书，获得释放。出狱后，他自觉如彼得一样背主，在人前否认基督。经过一年多的修养、反思，在一个清晨，王明道这对老夫妻，携手到公安局，对警察说：“那份悔改书不代表我的信仰和立场，我特来否认我的签名。”王明道第二次被捕，被判无期徒刑，其妻被判18年。 1979年，很多知识分子希望早日平反，王明道、吴维尊这样的传道人却出人意料地拒绝出狱，政府只好用各种欺骗手段，将其拖拉扔出监狱，就像当初把他们扔进监狱一样。 1979年邓小平访美，美国总统卡特点名要中共释放王明道，邓答应年底之前解决。警方告诉王，只要表示一下服从改造的态度，就放他出去。王明道说：“我是无期徒刑，除非政府认错，不然我只有死了，才能出这个监狱。”邓小平指示：“不管认不认罪，一定要在年底前放出去。”1980年春节前夕，狱方万般无奈，只好将王明道强行架出监狱，在他身后关上大门。 因反三自被打成无期徒刑的，在北京还有袁相忱、郑如岗、陈善理等人。 王明道先生于1991年安然归主。北京有位“三自专家”王某，至2002年还继续写文章攻击王明道，将其与李洪志、达赖并列为同样的罪名。 1957年12月，政府和三自会对基督教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北京全体教牧人员、男女青年会、燕京协和神学院全体教职员共200多人，集中在府学胡同神学院，每天学习，至次年7月15日结束，时间长达7个月之久。学习期间，明确提出中国基督教在中国近代史中是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的工具，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方面都属于剥削阶级的范畴，教牧人员和一切工作人员必须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并揪出以三自会主席王梓仲为首的右派45人（由政府和三自会内部审定），占全体学习人数的四分之一。 社教运动之后，全体教牧人员马上被赶到东郊农场劳动改造，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如右派分子）被赶到南苑农场，老弱病残者下放到城里工厂劳动。1958年大跃进，劳动强度极大，他们甚至跪在田地里爬着劳动，再加吃不饱，很多人身体浮肿，带病坚持劳动。教牧人员原来都住教会公房，属于剥削阶级，而今不可无偿住公房了，都要按规定缴纳房租。教会的房产也被没收。 1958年以前，北京教会原有70多处教会，解放后已经很少有信徒进堂礼拜。运动中提出反浪费，礼拜堂不可闲着无用，教会房产应当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于是教会大批房产被移交房管局，无偿支援文教和工厂使用。各宗教房产皆如此，佛教的房产最多。许多宗教房产被政府机关和干部私人占用、拆除、转让。三自干部认为，帝国主义遗留的房产归回人民使用理所当然，他们出卖教会财产正是爱国主义的表现。 政府出于外交需要，1958年之后，北京保留了东西南北四个教堂。东城保留了原灯市口公理会教堂，后因无人进堂，浪费，大堂转让给学校。米市大街原圣经会的米市堂，由蒋冀振、赵复三、单天乐负责堂务工作。西城被保留的教堂是原中华基督教会的西四缸瓦市堂，由刘仲和、李克、林祥增负责。南堂即原卫理公会的珠市口堂，由张应洁、杨周怀、阚学卿负责。北堂是宽街教堂，由闫迦勒、石泽生负责。 此四堂负责人，皆由政府选派。他们没下去劳动，负责各教会的善后清理工作。其中赵复三、萧静、陈文润、阚学卿四人，多年在教会中从事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其他人则是在教会中有影响，且政治上可靠。 基督教经过社会主义教育的重大变革，北京教会的人事、财产、教务系统已完全纳入政府和三自会的一元化领导，彻底成为政府的官办教会，教会不同宗派的名称皆被取消，成为统一的“联合礼拜”。北京燕京协和神学院被取消，合并到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北京保留的四个教堂，都由三自会统一领导管理，每周仅有一次主日礼拜，人数寥寥无几，四堂的礼拜人数总共有100多人。教会就这样维持到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文革破四旧，教会彻底被消灭。 文化大革命消灭宗教，对三自干部来说那是求之不得，他们觉得三自即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基督教的历史终于要在中国结束了。一个三自领导说：“砂锅捣蒜，一锤子买卖。”基督教在他们手里死了，他们是有功之臣，一定能捞点政治实惠。他们向红卫兵极力献策，成为红卫兵的参谋。几个三自干部甚至组成基督教造反小组，在东单散发反基督教传单。一位姓王的“三自专家”撰写《消灭基督教三自运动声明》传单，然后叫大家在声明上签名，然后叫红卫兵将此声明传单借串连向全国各地散发。王说：“三自运动是给帝国主义保教的保护伞，若没有三自，基督教早就被消灭了。”王某在教会负责掌管教牧人员的档案资料，她按教牧人员的姓氏笔画编号，然后把编序的名单交给红卫兵，供其按号批斗。 在米市大街五号，红卫兵私设公堂，将反动教牧人员和信徒押到三自会进行批斗，毒打致死，甚至批斗尸体。在红卫兵进驻期间，教牧人员除了接受批斗，还要参加手工劳动，三自和教会皆既被取消，停发工资，每人只按12元的标准发给生活费。 1967年11月，政府和三自突然下令，将所有人员赶到郊区西北旺基督教公墓劳动改造。政府在此开辟了天、基、佛、伊四教劳动生产基地，由三自干部要士璟、林祥增、吴廷萱负责管理。传统的家庭生活被打乱，有的家庭妻离子散，老幼无人照管，工资停发，贫困交加。初期不许回家，没有休息日，白天劳动，晚上学习，继续进行批斗。劳动首先是削平坟头，推到石碑，砸碑盖房，养猪种菜，建食堂，挖坟掘墓，栽种果树，开水稻田。 1973年至1979年，国内外形势不断发展，政府开始恢复宗教活动：一、首先是补发工资，将“四教生产队”并入民政局西北旺果树队，纳入农场正式编制，由果树队发工资。二、民政局在佛教广化寺成立宗教人员管理所，将老弱的神父、修女、比丘尼、牧师、传道人等组织起来，参加手工劳动，由政府统一管理。三、在原米市堂恢复对外宗教活动接待点，只供外国人参加，由三自干部陈文润、王毓华、阚学卿和教牧人员殷继增、刘仲和、石泽生、王耀清等政治可靠的人物负责外事活动。 当时基督教尚未正式恢复活动，我（李克）因病不能继续在西北旺劳动，就调到广化寺宗教人员管理所参加手工劳动，1977年调到天主教南堂工作，参与外事活动。政府认为，基督教教牧人员在天主教工作，政治影响不利，又将我和其他教牧人员调到佛教雍和宫参加管理工作。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文革，对宗教也进行拨乱反正，因反三自被打成反革命遭逮捕判无期的都将无罪释放。 1980年7月13日，缸瓦市教会正式复堂。1958年之后，我一直是缸瓦市教会的正式工作人员。文革期间因对政府宗教政策表示异议，在教会恢复之初又发出反三自的言论，引起政府不满，遂将我排除在教会之外。我向政府干部据理力争，称理当恢复我在缸瓦市教会的工作。将一个基督徒安置在佛教雍和宫工作，显然有悖当下的宗教政策，政府干部自觉理亏，终于让我回到缸瓦市教会。 1981年4月12日，三自会在缸瓦市教会举行封牧圣典，会上宣布：“按立已经在教会传道多年，但在剧变的历史年代里未获按立机会的传道人，特按立石泽生和李克为北京教会牧师。”这是1949年以后北京首次封立圣典。                 遥祭六姑妈    陈仁德       今天下午4：26分，我正在报社值班，堂弟渝德从西彭打来电话说，他刚接到老家的消息，六姑妈在20分钟前去世了，享年81岁。刚放下电话，琳姐的电话又来了，说的是同一件事情。我不得不相信，父亲的最后一个同胞已经永远的离我们远去了，至此，父辈七个兄弟姐妹已经全部谢世。     这是我们家族一个时代的结束。     就在昨天，我和琳姐还在电话上约定，春节一定要去乡下给六姑妈拜年。没想到，就在春节还有最后几天就到来的时候，她却永远的离开了我们，思之曷胜悲痛。     六姑妈叫陈懋蘅，是我爷爷的幺女，可谓出生名门。很小的时候，六姑妈就接受过严格的家庭教育，她的女红技艺十分精巧，剪裁缝纫挑花绣朵无一不精，那时没有听说过缝纫机，家里大人小孩的衣服都是我的几个姑妈自己手工缝制，所有的枕套帐檐都是她们自己手工刺绣，那真是美丽，现在看来全都是精美的艺术品了。六姑妈的手艺非常好，我还记得，小时家里吃面，不管是面条还是馄饨（我们那里叫包面），都是六姑妈用擀面棒擀成一张张像纸一样薄的面皮，再叠在一起切成的面条或者馄饨皮，面条又细又软，馄饨皮又匀又薄，比起后来那些机器压的好吃多了。一大家人，至少十多个人吧，六姑妈从合面到下锅，好象并没有要多少时间就全做好了。     有谁愿意相信，像六姑妈这样一个善良能干的人，一生的大部分岁月竟是在悲剧中度过的。那个荒唐的时代，强加给了她过多的苦难。     在六姑妈还是个少女的时候，我爷爷就将她许配给了天堑乡著名绅士陶华轩的儿子陶奎，陶奎一表人才，刚从朝阳大学毕业回家，在一所小学当校长。陶家在当地是很有名的，陶华轩有三个弟弟，叫陶吉轩、陶馥轩、陶南轩，都是满腹文章的人，陶吉轩还当过四川省参议员。对这样的门第，我爷爷当然是满意的。陶家也为能和我们家联姻而高兴。     1949年，共产党进城后，一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地主开始成为阶下囚，我的幺叔从重庆写信给我爷爷，说六姑妈的婚约应该作废，不能嫁到陶家去，否则要受罪。我爷爷却听不进，他是饱读诗书之人，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不可失信于人，硬是在1950年正月十二那天将六姑妈嫁给了陶家。那年六姑妈23岁，从此，六姑妈就陷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1962年，我爷爷在临终前流着泪在遗嘱中写道：“今已无可奈何！惟有死后坐十八层地狱以抵罪耳。”     六姑妈嫁到陶家的当年，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土地改革等恐怖已极的运动便杀气腾腾的开展起来了，他们家的所有财产被抢夺一空，民兵们拥到他们家去分胜利果实，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强行搬走，六姑妈结婚的陪嫁包括箱子、雕花床、罩子（蚊帐）等全被搬走，他们身上穿的稍好一点的衣服当场从身上剥下来，就连泡咸菜的坛子都不放过，最后连尿罐都拿走了。陶华轩老大人为自己准备的棺材和一座很气派的生茔，也都成了民兵们的胜利果实。     这还不算，接下来就是极其残酷的斗争。     民兵们把陶华轩老人的两个大指拇并在一起，再用一把火钳把两个拇指夹住，用绳子把火钳捆紧，再往屋梁上吊。寒冬腊月，民兵们把陶老夫人的衣服脱光，只留一件菲薄的单衣，然后把她丢进一个盛满了水的大水缸里，再把她的头压到水里，过一阵又提起来再按下去。那是好冷的天气呀，天上下雪呢，水缸里的水冷得像冰，陶老夫人60多岁了，怎么受得了。我六姑妈和全家人被强行押在旁边看，不敢哭，只有背过身去悄悄抹泪。     陶家的二哥是国民党时期天堑的乡长，也挨了不少的斗。二嫂更惨，她的手被点天灯。什么叫点天灯？就是在手窝里装上油，然后放上灯芯点灯。她还被大针穿进指甲缝，痛得昏死过去。     六姑爷陶奎在学校里听说了父母被斗争的事，坐立不安，就给天堑乡的乡长写了封信，请乡长关照一下父母，他和乡长有旧情。谁知乡长把这封信交了出去，说陶奎没有和父母划清界限，六姑爷就这样被撤消校长职务开除回家了。民兵们硬要六姑爷去斗争会上打自己的父母和哥哥嫂嫂，说是这样才是划清界限。六姑爷是知书识礼之人，怎么能做这种缺德的事呢，但是民兵们用棍棒逼着他，非要他去打，不然就打他。他只有含着眼泪去打，晚上回家后，六姑爷和六姑妈偷偷地相对痛哭。     陶华轩老大人，还有叔公陶馥轩和那个当过天堑乡长的二哥，据说是罪大恶极的人，被押到乌杨镇关起，天天吊打。这时已经快要过年了，六姑妈和姑爷就天天等着他们回来过年。到了腊月三十，家家都在团年了，他们却没有回来。最后终于得到消息，腊月三十那天，正是万家团圆的时候，他们父子叔侄三人被绑到神溪口，就是县城对面的河坝，和另外几十个地主一起枪毙了。事前并没有告知他们三人，只是叫他们背着铺盖卷沿河边走。临近神溪口时，远远的看见河滩上搭起了公审台，陶华轩老大人一下就明白了，不禁仰天长叹：“今天是我的好日子啊！”随即父子叔侄同时罹难。六姑妈和姑爷是几天后才去收尸的，尸体在河边暴露了几天，已经变颜色了，看着父亲、叔叔和哥哥无端横尸江头，六姑妈和姑爷不敢哭，眼泪往肚子里流。     这年春节，六姑妈家里没有一颗米一滴油，夫妻二人就沿着村子去要饭。六姑爷是朝阳大学学生、小学校长，一辈子为人善良，没有做过亏心事，而且是很顾面子的人，六姑妈也是大家闺秀，过年的时候双双去走村要饭，是多么痛苦的事啊。     六姑妈的婆母和二嫂都成了寡妇，还要经常挨斗，不久死去。     1961年，六姑爷在特大饥荒中饿死，丢下六姑妈和只有几岁的儿子——我的表弟陶新明，那时我六姑妈才34岁，许多人给她做媒都被她坚决的拒绝了，她就带着幼小的孩子艰难度日，我爷爷在日记中对六姑妈有这样的记述：“蘅女过河来，谈及该区队伙食团已经停止吃红苕，每人每顿只供应荞子二两。此子鸠形鹄面，桔瘦如柴，情实可悯。”“蘅女每日抱病劳作，又出夜工，没有休息时间，情实可怜，此子将死于是乡矣，一叹！”     我爷爷是1962年7 月逝世的，也是死于饥饿。5 月1 日那天，他已经不行了，他坚持着翻开已经写好的遗嘱，用战抖的手艰难的握住笔，在后面添上了歪歪斜斜的一段《补抄》：“衡女身体不强，无力耕作，不足她母子二人之伙食，饥寒之险，在所难逃。我死之后，希望嫂嫂和内侄们大力照顾，我也得瞑目于地下也。1962年5月1 日写。”我每次读到爷爷的这段血泪所成的《补抄》，无不为之感伤。     生活上的艰辛已经难以忍受了，然而更可怕的却是政治迫害。六姑妈是1950年结婚到陶家的，根据共产党的政策，应该以1949年以前三年的经济状况来划定成分，六姑妈是无论如何也划不成地主的，可是中国的事情就有这么怪，他们硬是把六姑妈定为地主成分，而且“享受”地主的政治待遇，什么训话呀斗争呀苦役呀，一样都不少。那真是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六姑妈就冤枉当了几十年地主，表弟陶新明当然从小就“享受”了地主崽的待遇，在歧视中长大，成了文盲一个，除了种田什么也不会。     我伯父还在我爷爷之前就饿死了，爷爷死后，我父亲和我幺叔一直牢记着爷爷的遗嘱，尽量照顾六姑妈，但是，在漫长的恐怖与饥寒交织的人人自危的年代里，谁又能救六姑妈出水火呢，父亲和幺叔也只能尽力而为。2003年，父亲在经历了一次严重的脑中风刚刚好转后，坚持要到乡下六姑妈家里去度过自己的87岁生日。到六姑妈那里有很长一段山路不能通车，我们是请人将父亲背过去的。父亲和六姑妈一见面，两人都哭了起来，哭得好伤心，我们劝了好久才劝住了。那天天气晴朗，我们把酒席摆到屋外的院坝里，大家一起向父亲和六姑妈敬酒，真是喜气洋洋。谁也没有想到，历尽无数苦难后，父亲和六姑妈都是如此高寿。     2005年冬天，父亲去世了，我们在电话上将噩耗告诉六姑妈后，六姑妈当即失声痛哭，要下山渡江来奔丧。那时六姑妈已经很衰弱了，我们害怕她到灵前承受不了痛苦，就没让她进城来，结果她在家里哭了几天几夜。现在想起，还是应该让她来呀。     去年回家过年，初二上午，我就和储兄瑜妹一起，过江登山，去给六姑妈拜年。她看到我们高兴极了，忙着和新明一起去做饭款待我们。新明50出头，满手硬茧，头发花白，还好，他儿子熙忠再没当“地主崽”，从商校毕业后已经在复兴镇工作多年。我们去了一会，他就骑着摩托赶回来了。这孩子知道他奶奶一生辛苦，对奶奶很孝顺。那天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六姑妈，临别时，她老人家坚持沿着窄窄的田埂走了很远来送我们，一边走一边说：“我这些内侄儿好啊。”     本来说定了2006年农历六月初五我们一起去给六姑妈拜寿，那天是她八十大寿，结果到了那天，我却远在康藏高原的路上，失去了给她拜寿的机会。 六姑妈永远的走了，我倒真的希望有传说中的阴曹地府，那样的话，她就可以和六姑爷,和我爷爷奶奶，和我父亲他们相聚在地下了。     ———————————————————————————— 朱守中原是上海某师范学校副校长，因反右中“动摇退却”被开除出党，作为上海支援宁夏大队的一员，到宁夏中卫县中学任教。四清运动中，朱被开除教职，下放农场。他一直不服，常有反革命言论，诸如江青妄想以老佛爷慈禧自居，叶群要不是林彪的老婆，怎么也爬不进中央，他们这样做岂不是成了夫妻党？把林彪的名字载进党章，这还叫什么共产党党章？陈伯达自诩为中央唯一的理论家，看来快不行了，康生是中国的贝利亚，宁左勿右，不知有多少好人吃了他的大亏，等等。一打三反中，朱守中被枪毙。 ————————————————————————————     两个坏分子    崔光宇                我们的村子很小，文革来了，凑齐四类分子不容易，究竟把“坏分子”的头衔加给谁，当时是颇费了一番工夫的，最后是把村上两个被认为是最聪明的人定为坏分子。 这两个人，一个在天津银行当过职员，一个在天津布店当过学徒。两人算是村里的知识分子，见过大世面，人缘也都挺好，自被打为坏分子，仿佛一夜之间老了几岁，腰也变得弯曲起来，见谁都是一脸卑微，有人从身边走过，会马上停下来，谦卑地打过招呼，身子侧转，将路让于别人，待人走过后才迈着细碎的步子小心走过，一脸凄惶。 银行职员还写得一手好字，真草隶篆无不精美，在今天一定是一个很有造诣的书法家，但那时却成了加深自身罪状的证明。家中收藏的字画书籍被全部烧掉，毛笔砚台被砸烂，虽然后来经常被大队叫去写各种大字报，笔下的字迹仍是铁钩银画、苍劲有力，但他那诚慌诚恐的样子，看了让人揪心。 那时冬天特别冷，雪多且大，常常早晨一觉醒来，推门一看，已是大雪封门，足有一尺多厚。村上街道扫雪，都是此二人的事。每次下雪，他们必须早早起来，将雪扫净，等村人都起床了，主要道路上已见不到积雪。 他们的任何一点不慎，都可能为自己招来屈辱。任凭他们怎么小心，也不能保证自身的安全，不测之祸、不测之辱随时会降临到身上。有一年秋收时，生产队的马车拉高粱，中途遗落了几穗，正好被布店学徒发现，便随手捡起，放在自己的背筐，进村时被人看到，立即遭到民兵一顿暴打，并将高粱穗串成串，挂在脖子上游斗，自已敲着锣，走一步喊一句“我是偷盗分子”，那种对人格的侮辱，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1976年毛去世时，银行职员晚上喝了两盅酒，被人举报到大队。这个时候竟敢喝酒，当然是对伟大领袖怀有刻骨仇恨。这不是一般的酒，是庆贺酒，是反攻倒算酒，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大队干部立即组织民兵抓人，连夜召开批斗大会，办了一个多月的学习班，强迫彻底交待自己妄图变天复辟的险恶用心，并不时招来一顿拳打脚踢，一个月后被放出来时，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这两人都有几个儿子，而且个个聪明帅气，但因受家庭影响，都找不上媳妇，成了老光棍。文革结束摘帽时，儿子们早已错过了结婚成家的年龄。前年，银行职员的最后一个儿子死去，一家人就此断了根。布店学徒只有小儿子娶了媳妇，还脑子有毛病，生了个傻儿子。两个家庭，就这样轻易地毁掉了。     ———————————————————————————— <div style="border:none;border-bottom:solid windowtext 1.0pt;padding:0in 0in 1.0pt 0in"> 张师亮，河北涞水人，早年留学日本东京文理科大学，抗战期间与范文澜、嵇文甫在河南大学并称进步三教授，后为甘肃学院（兰州大学前身）、西北师范学院（甘肃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前身）教授。抗战胜利后，张到北平负责军队总务工作，后随傅作义起义，受到共产党北京市长叶剑英表扬。后到西北师范学院任校办公室主任、政治课教师，因历史问题，又调历史系任教，曾用马克思的《资本论》学说讲授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在该系世界近代史学术讨论会上，因批评毛泽东“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的说法不妥当，不全面，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阻碍经济发展时才会发生激烈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有规律的，阶级斗争不是万能的，被造反派指控为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后被枪决。 </div>         刑事罪名种种   小 闲   去外地出差，与一群刑事法官下去调研。山路漫漫，大家说笑话解闷。一位老法官说，他1975年刚到法院工作时，国家根本没有刑法，一本1950年代起草的刑法草案就是办案参考。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定罪量刑，尤其对罪名的认定，随意性很大。为了争取政治正确，那时任何罪名之前都得冠以“反革命”三字，杀人就是反革命杀人罪，强奸就是反革命强奸罪。有一次，某村发生奸尸案，搁现在，当然定侮辱尸体罪，可是那时这就属于疑难案件，法官们讨论了半天，始终没有结论。最后承办人突发奇想，拟定了罪名，曰反革命不讲卫生罪。大家哄笑。 另一位法官接着讲了另一个罪名故事。“90年代我们搞案件复查，发现一个案子。有位年轻工人，晚上做梦，梦到和车间一名漂亮女工发生了关系，早上醒来很兴奋，到处向厂里人吹嘘，连细节都说得一清二楚。消息很快传到那女工耳朵里，姑娘是个烈性子，羞愤难当，居然上吊自杀了。年轻工人很快被保卫科抓了起来。案子到法院，怎么定罪呢？有人说该定反革命流氓罪，有人反对，认为那年轻工人只是做梦，并没有真正耍流氓，就算硬说耍流氓，也是口头耍流氓。最后还是法院院长拍了板，反革命梦奸罪，判刑10年。” 一位女法官嫌这些案例恶俗，便讲个带点浪漫色彩的故事。有个村子，许多知青在此下放。有一段时间，女知青们纷纷投诉，说总有人偷看她们洗澡。村里很重视此事，安排民兵和男知青轮流值班。终于破案，原来是村里一个二流子所为。案子到法院，定罪又成了问题。有人提议定为反革命流氓罪，可人家只是偷窥，没有动手啊。最后还是一位军代表有见地，想了个又贴合实际又浪漫的罪名——反革命偷看青春罪。 大家聊得热烈，笑得声大，一位一直闭目养神的老同志开口道：“你们都说完了吧，我给你们说个猛的。一个真实故事，发生在昆明，80年代平反错案时，我亲手纠正的。两个年轻工人，其中一个家里有点小钱，买了块上海牌手表。那时候有块上海手表，可是很不得了的事情，跟你们女同志现在有个LV包包差不多。买表的那哥们儿，有一天无聊，跟朋友打赌说，你如果把路边那坨屎吃了，我就把手上的上海表扒给你！朋友一听，还有这么好的事，二话没说，就把路边那坨屎吃了。吃完了，漱了口，就对甲说，把表给我吧。这个时候，那家伙反悔了，赖账不给。朋友火了，要打他。那人只好说，那我也吃一坨屎，就当还你了，于是忍着恶心，也吃了路边另外一坨屎。不同的是，朋友吃的是新拉的屎，没事儿，那人吃的是陈年旧屎，有毒，当时就不行了，送到医院，人已经死了。出了人命，单位当然不答应，把吃屎没事的那位扭到公安机关。怎么定罪呢？反革命杀人罪？反革命贪婪罪？都不妥，最后定为反革命赌博吃屎致人死亡罪，判刑15年。”     ———————————————————————————— 兰州农校教师，甘肃酒泉夹边沟农场死里逃生回来的毛应斗先生的小妹毛应星，因口诛笔伐林彪等人，在甘肃省静宁县城西八里桥畔被枪决。甘肃省人民医院技术副院长、外科主任，著名外科专家、主任医师李树华，给甘肃省皋兰县农民做肺叶切除手术，最终病人不治而亡，造反派诬陷他搞阶级报复，故意杀害“红五类”，以反革命杀人犯的罪名判其死刑，执行枪决。枪毙李树华那天，由于刑车要经过兰州市郊东岗坡下的五里埔大桥，甘肃省卫生学校的造反派将全体牛鬼蛇神集中在桥头，列队观看，接受教育。熊如岩、李志桥、王继光等回到牛棚后，吓得精神错乱，其后一个个自杀失踪，后来只有熊如岩的尸体找到了。 ————————————————————————————     一幅反革命的骨骼    黄 芩   七十年代中期，我在北京上初中，学校开设生理卫生课。任课老师是一位北大毕业生，说话细声慢语，不慌不忙，动作优雅，穿着得体，课讲的也很生动，在那个年代是不多见的，因此她成了我最喜欢的一位老师。 有一天，讲人体骨骼结构，那位老师推着一个挂着一副骨骼的架子进了教室。到了教室，那骨骼在架子上晃呀晃的，好长时间没停下来。当时我认为是骨骼模型，不是真人骨骼，因而看上去虽感不舒服，心里倒也不太害怕。上课了，老师细声慢语告诉我们，这是一副真的骨架。我心里咯噔一下，马上感到浑身不舒服。可能不止一个人像我这样流露出害怕的表情，那位老师就面带微笑地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反革命的骨架，是在镇压反革命的时候被枪毙的，一个50多岁的男人。 仿佛是一服镇静剂，老师的话让我们安静下来，我顿时感到心里踏实多了，不再害怕，认真地上完那堂课。下课时，那副骨架又随着老师的身影晃呀晃呀的去了。 几十年之后，我常常回想，多么可怕的逻辑啊，多么麻木的人群啊，多么成功的洗脑运动啊，以至于一个半大的孩子，当听到那人是反革命时，居然就可以不用再害怕他的骨骼，可以心安理得地上课，可以紧盯着那副骨架只想了解人体的结构，可以觉得他就应该挂在那里晃呀晃的给人看。他们不仅仅是杀了那人的肉体，也同时杀死了我们这些孩子和老师的灵魂。       我的祖辈    张 健   我妈的爷爷是北京通县最大的大地主，叫金玉山，有一万多亩地，但是人家给他起个外号叫“弯黄瓜”。为什么叫“弯黄瓜”呢？因为他家种的黄瓜，直的好的拿去卖了，自己吃的都是弯的坏的。他跟长工一起做工，一起吃饭。他最初是富农，后来到张家口外卖柿子，挣些钱，土地越积越多，成为大地主。 我妈妈的父亲叫金志望，是右派。中共刚建国不久，办个什么党校，他作为干部参加培训，当时他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刘少奇、朱德等人经常去党校讲话，有一次我外公请刘少奇在他笔记本里签字，后来这个签字就成为他上了刘少奇黑船的证据。外公家庭出身大地主，再加上有刘少奇给他签过名，霉倒得大了。我小时候印象很深的一件事，就是我看见外公到我们家这边来掏大粪。他是北京大学农业系毕业呀，但是最后被打倒了，到农村各家掏大粪。我看见他，他也不跟我说话。我问我妈：“为什么外公不跟我说话呀？”我妈说：“他成分不好，他跟你说话，别人就去汇报了。”我当时很小，不懂这些东西。有一次，我外公被打得很惨，浑身是伤，身上被人倒了很多氨水，一个农民把他拽到一边，给他泼上点水，说：“没有事了。”  我爷爷呢，是地富反坏右里的坏分子。为什么是坏分子呢？过去我家在北京城前门有两家茶叶店，一个叫“大富记”，一个叫“小富记”，我爷爷既是品茶员，又是老板。爷爷结交三教九流，不讲国民党、共产党、土匪、汉奸，都是好朋友。1949年共产党打进北平了，我爷爷也举着旗就去欢迎，然后就成为欢迎解放大军招待所的所长。在那里，他做事有过去封建社会老板的习惯，被刷了下来，于是就毅然回到通县老家农村，参与土改分地。我爷爷分得十六亩地，不久就把这些地全卖了，吃了喝了玩了。很快就是合作社，许多人苦干了几年，挣得家大业大，买了大骡子大马，此时合作社一来，全被合进去了，我爷爷却以纯无产阶级入社。他多次跟我讲过这样的话：“我早知道那毛泽东不会白给我地的，所以我就把分得的地全卖了，然后我光杆儿入社，一点亏没吃。我走到毛前边。”     不是为自由而存在的权威就不是权威而是暴力。 阿克顿语                                                                          ————————————————————————————————— 一、本刊电子信箱：<a href="mailto:xyc1971@gmail.com">xyc1971@gmail.com</a> 二、本刊联络手机：133 6658 6793 <div style="border:none;border-bottom:solid windowtext 1.0pt;padding:0in 0in 1.0pt 0in">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