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五类忆旧》第十二期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if !mso]> <![endif]–>     卷首文—— 谁是公义的原动力    焦国标   《黑五类忆旧》如今编到第十二期，收到的肯定、鼓励、好评无数。对此，我是一则一喜，一则一惧。喜不说了，只说惧。仿佛我是公义的原动力，为社会争公义这事就拜托我一人了，别人，包括肯定、鼓励、好评我的人士，都与此不大相干；不是天下公义，人人有责，而是天下公义，人人无责，唯焦国标有责似的。面对这样的潜在语境，我能不惧吗？ 那位问了：你凭什么说存在这一潜在语境？我的直接证据有两个：一是有的朋友来邮件肯定、鼓励、好评我，却不留自己的名字；二是有的朋友来邮件要我发《黑五类忆旧》的电子文档，却不留自己的名字。有时我兴之所至，随手回曰：“敢问先生尊姓大名？”常常得不到回音。当然，其中一部分是习惯了写邮件不留名字，我想必有另一部分是心有莫名的余悸，不敢留名字。这后一部分朋友的心理可能是：黑五类的历史确属不公义，至于争公义，自己还是离远一点，只做个匿名的拉拉队员比较安全。 我还有一个间接证据。一些朋友来信，除了肯定、鼓励、好评，还提出需要什么帮助，有时口气近乎两肋插刀，可是每每我实言告以需要经济上的帮助之后，就再也得不到他们的任何回声。 有些读者朋友以为，编《黑五类忆旧》可能得到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或台湾民主基金会的经济支持。没有。有朋友建议我申请它们资助，我迄今没有提出。我在想，中国大陆经济这么牛逼，富人这么多，再去申请美国、台湾的资助，不是我情何以堪，而是国何以堪，民何以堪，中国的富人情何以堪。还有一些读者朋友以为我是一个退休的北大教授，与几个退休同事老来无事，领着退休金，编个《黑五类忆旧》发挥余热。有一次我信手回信道：“《忆旧》就我一个人编，不存在一个北大退休教授编辑团队。我1963年生， 虽现已享年48岁，到底尚未到退休年龄，故无退休金可拿。” 我的忧虑，还有一种情形。有朋友发来一篇记述女地主X氏的文章，附函交代道：“因为当前毛泽东没有彻底否定，共产党也没转变成社会民主党，土改也没重新评定，为了不影响其后辈的生存环境，因此对X氏的遭遇，只提供姓氏和情节，不公布人名和施展迫害人的名字。”关于X氏的居地，该朋友建议，只公开到市就行了，“原先所在的区和居委会也不要公开”。这位朋友也相信，有必要完全公开这一切，只是“前提是要把毛泽东的那一套歪理全否定掉。到中国也是社会民主党执政的时候，以后有的是申诉揭露的机会。不否定暴力革命论，不否定土改政策，毛派人物随时可以操起阶级成分的大棒，迫害她的后代，因为到现在为止，没人来像反右一样，承认土改中划分的成分有搞错的。” 与这封附函中传达的考量相似的一个现象：网上许多回忆黑五类的博客文章，不见作者的真实姓名。为什么？恐惧。 这些考量和恐惧是可以理解的，可问题是谁来“把毛泽东的那一套歪理全否定掉”，共产党如何才能转变成社会民主党，重评土改如何才能实现。显然，大家都在等共产党把毛的那一套歪理否定了，等共产党自己转变成社会民主党了，等共产党重评土改了，然后再毫不遮掩地“申诉揭露”。如此说来，共产党就是公义的原动力，大家都在等着搭乘共产党的公义顺风车。这太令人忧虑了！ 我必须纠正大家，公义的原动力不是共产党，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上帝造人的时候，已将公义机理安装在我们每个人心里。这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就是公义的原动力。当年的黑五类摘帽，仿佛胡耀邦是公义的原动力，实际上胡只是浚发了上帝安装在每个中国人（包括胡自己）内心的公义机理之源而已。所以，不要等别人恩赐我们公义，我们只须放胆发出自己的公义呐喊。不是有人说吗，“如果没有勇气，其他美德都算不上美德。”同样，如果没有追求公义的勇气，其他的算计都将化为泡影。        2011-3-30北京   ————————————————————————————       总有一种力量， 让我们泪流满面。   长平语       ———————————————————————————— 目     录 绍兴徐氏……………………………………………丁篾冒（06） 爷爷的一次变脸……………………………………美 妹（10） 关于地主的记忆……………………………………众网友（13） 我爸是贫农…………………………………………祝念祖（17） 爷爷的两个儿子……………………………………新 年（18） 挂千顷牌的地主……………………………………潍 客（20） 一支钢笔……………………………………………晋 英（22） 临终的致歉…………………………………………侯钦民（23） 我和哥哥的童年……………………………………海 川（25） 师生情………………………………………………王 波（27） 父亲的日记…………………………………………周 方（31） 姑爸舅的三角亲……………………………………<a>瓜外虫</a>（33） 三个儿子三颗星……………………………………王昌鹏（37） 地主家的喜酒………………………………………余 姚（39） 不识数的婉英………………………………………鲤 紫（41） 我的曾外公…………………………………………张燕燕（43） 插队时的地主邻居…………………………………京 生（46） 一块玻璃一条命……………………………………凤 翔（47） 我的台胞父亲………………………………………李亚莲（49） 父亲正直而善良……………………………………木 子（52） 父亲与淄博六中……………………………………张肖文（54） 血腥海丰……………………………………………京 晨（57） 沈阳镇反目击记……………………………………俊 杰（60） 我的三个舅舅………………………………………皖 水（63） 父亲糜藕池…………………………………………糜莲子（64） 一个闺友的身世……………………………………丫 丫（69） 父亲是这样被杀的…………………………………钟茂昌（71） 澄海残害人八十七式………………………………余少镭（72） 博斯腾湖大捕杀……………………………………李 金（78） 父亲的梦想…………………………………………李兴濂（81） 贫协主席蒋大杆……………………………………兴 濂（82） 地主家的女子………………………………………秦 汉（85） 黑皮人格……………………………………………山 道（86） 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芳（89） 一件诬陷案…………………………………………曹 为（91） 五六十年代的职业歧视……………………………曲 子（93） 点天灯………………………………………………碧薇萍（94） 嵇根丑之死…………………………………………秦 腔（96） 毛像遗弃记…………………………………………汉 阳（98） 梁羽生的故乡心……………………………………南 都（99）     ——————————————————————————— 我小时候听爷爷讲，他过去给地主打短工，地主给他们吃细粮加肉，地主家里人吃粗粮加野菜。一次，地主家的一个小女儿悄悄地跟我爷爷要肉和馍，结果还被地主打了一顿。过去的地主并不是都剥削和压迫农民，他们家的财产是用仔细和汗水积累的。今天，我们有一部分人富了，确实富了！家产不光是几十套房子、几辆豪华轿车、几亿资产、几个佣人、几个保镖、几群狼狗的事了，有的还拥有几大公司、几座矿山、几条专用铁路，几乎富可敌国，可这些富人心眼没有当年的地主好。我以前在报上看过一个报道，有一次一个专门喂狗的女佣，由于饿得难挨，偷吃了富人家的狗食，被富人看见，命左右几个保镖将这个农村来的，年仅19岁的女孩活活打死。今天的富人他们忘记了，他们的富有，其实是私有化了全民的工厂、矿山、河流、湖泊，是以牺牲千千万万个温饱职工和家庭为代价的。  ————————————————————————————         绍兴徐氏   丁篾冒   绍兴塔山区有徐氏者，与夫同庚，十八岁完婚，十九岁生子。二十三岁那年，天降恶运，出嫁不久的三姑姐的丈夫因失业，兼三姐又怀了孕，迫于生活压力，于农历七月大伏天投河自尽。一家六兄弟，没人关心老五的自杀；倒是妻弟，即徐氏的丈夫，连续几天没日没夜到各处荒郊河道打捞尸首。姐夫的尸首是找到了，因暑热、疲劳再加悲伤，妻弟却病倒了，上吐下泻。本来城中有西医，吊上盐水，打上几针，谅不会有大碍，可是家中老人思想保守，说西医是洋鬼子开的，吸人血，不去看，只看中医，不几日一命呜呼。徐氏夫与潘天寿同门，师弟亡故，师兄潘天寿还送了挽联。 徐氏与丈夫生有二子一女，此时大儿子五岁，二儿子三岁，女儿半岁多，家里还有公婆、公婆的兄嫂和徐氏的母亲五位老人。公婆的兄嫂，因子女相继夭亡，兄弟未分家，一直吃住在一起。二十三岁花季年龄的徐氏成了寡妇，兼家里的顶梁柱。 日本人来了。为避战乱，徐氏带着儿女逃难到乡下。十二岁的二儿子患痢疾，受医疗条件所限，病死乡下。徐氏自认命运不好，便吃斋信佛，积善积德，定期到庵堂做功课，希望通过自己念佛修行，使恶运不再降临这个家庭。 徐氏夫家祖上（康熙年间）有五房兄弟，徐氏夫家属于第五房。二房在外做官，定居外地，出资在老家买了一百二十亩田，留给家中兄弟及其后辈，轮流收租，接济生活。繁衍到徐氏的丈夫这一代，这个家族己有一百五十多户族人。二房留下的田地，成为这个大家族的公田，每年一家，轮流经管、受益。徐氏一个妇道人家，无论自己家的田，还是轮到的公田，都托夫家一位做过师爷的族兄代管。自家的田，与租地的农民五五分成，最多四六分成，有些年景不好，只收倒四六，租户得六，她得四。街坊邻里有口皆碑，称赞徐氏好心肠。 好不容易把几位老人送走（送终），熬到儿女长大，土改来了。土改工作组根据实情将她划为小土地出租，并且也告诉了她。 问题出在家族的公田上。 1948年，家族公田轮到徐氏收租。起初，土改工作组将1949年收租的那一户划成地主。地主不就是土地的主人吗？划作地主就做地主，那一户也没争辩。土改工作组要枪毙地主了，将其他被划为地主的人员也被绑去法场“观礼”。1949年收公田租子的那一位也陪绑去了法场，吓坏了，开始醒悟：“地主是当不得！”于是就提出申诉，说这个公堂地主不该由他当。土改工作组决定，那就由1947年收公田租子的那一家顶替这个地主名额。可是1947年那一家顶门立户的也是男人，会争，会辩，去闹，逃掉了这个地主名额。最后，这顶地主帽子落在不谙世事、与世无争、处处小心退让的寡妇徐氏头上。 随着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形势的强调，到了1961年，居委会又重新给徐氏戴上地主帽子。当时重新戴帽的据说有六到八人，包括国家级统战人物邵力子的侄子、民国时期当律师的邵堂。徐氏因与邻居关系不错，在给她戴地主帽子的居民斗争大会上，没人斗她。三里外另一个居民小组的莲香，是一个姓王的理发师的老婆，拎住徐氏的头发将她揪上台，并发表斗争演说：“你在旧社会穿的是绫罗绸缎，吃的是山珍海味，压迫我们穷人。” 徐氏的邻居陶阿凤大嫂和朱爱爱姑娘，主动上台保护她，责问理发师的老婆：“你知不知道她的情况？她穿过绫罗绸缎？吃过山珍海味？对老人怎么这么没有礼貌，没有规矩？”坐在台下的派出所长急眼了，把大嫂和姑娘拦了下来，责问她们怎么这么没有觉悟，并问爱爱在哪个学校读书。得知姑娘这一年刚好小学毕业，要升初中时，他立即交待：“告诉她的学校，不准给她升学！” 爱爱的父亲知道情况后，将她接去省城，脱离了遭受迫害的环境，但这位姑娘从此中断了学业。后来个人问题也未解决，至今是个六十三岁的老姑娘。居委会委员陈阿宝（其子后任该市的农委主任）认为徐氏为人忠厚，胆子小，没劣迹，坚决不同意给她戴地主帽子，但居委会主任不听她的意见，坚持要给徐氏重新戴帽子。陈阿宝以辞职抗议，从此与主任分道扬镳。 徐氏的一儿一女都很争气，入了党。女儿护校毕业，分配到政府疗养院，后又调去中央保健局，在陈云家工作过三年，在陈伯达家工作了六年，直到六十年代查出肝功能数值不正常，才回到省属医院。儿子1949年考上华东军大，1959年立有战功，一直在部队工作，退休后进了干休所。那些年，居委会每年慰问军属送灯笼，徐氏重戴帽子前大部分年份不来她家，重戴帽子后就根本不来了。五十年代安排年青人参加工作，其儿媳有小学文化，贫农出身，本应作为真正的军属安排工作，但到街道开身份证明，因是地主家庭，不给安排，直至随军后才有了工作。 重新戴上地主帽子的徐氏，收到的所有信件，要拿到居委会当着治保主任的面才能拆开，治保主任看完后，她才能看。寄出的信，要经治保主任检查才能寄出。她也做了一点小小的抗争，说儿子的信不是寄给她的，是寄给媳妇的，才使儿子的信在当时免遭检查。徐氏每天白天扫马路，每周晚上各去几里路外的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学习”一次，年终上台一次，接受革命群众的斗争。孙子也被人骂作四类分子，为了不影响晚辈的前程，徐氏主动提出要儿子将孙子、媳妇接走，让她独自生活。 1966年，徐氏的女儿在宁波地区搞四清，原定四清结束自宁波返杭州途中在绍兴下车来看望母亲，徐氏也向居委会作了汇报，告诉女儿将要来看她，但女儿最后没下车来看她。女儿的解释是，当时大串联，车上很挤，很难下车，就没下来。现在她自己也老了，每听电视中唱起“常回家看看”就后悔不己。 徐氏生病了，但她不告诉子女，而且坚持每天扫马路和每周两个晚上的“学习”。实在坚持不下去了，1967年春，徐氏上吊自尽。儿子单位的政工部门见到死讯电报，却不立即告诉本人，压了三天才把电报交给他，且不准他回去发殡母亲。徐氏是阳历3月1日自尽的，赶来处理丧事的女儿发现，徐氏的购粮本上，2月份的指标还未买，1月份购的米，在米罐里还剩十几斤。当时成人的定量是每月二十五斤，这意味着，徐氏在生命最后的两个月里只吃了不足十斤米。 徐氏自杀后，街坊中有一位原先开棺材店的师傅王长荣，公私合营后己改行，提出愿重操旧业，用徐家的门板连夜为徐氏赶制一具棺材。居委会和居民小组长说，你们邻居同意，他们没意见。其女儿则说，这是人民的财产，我不能动。最后，徐氏仅得以棉被裹尸于当天下午下葬。其女也没陪送到下葬地，而由其嫂的姐姐送至大禹陵附近草草泥葬了事。后来徐氏的女儿解释说，从四清回单位后，不少大字报写她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所以不敢再为母亲做什么了。 徐氏的女儿离家回杭州时，被街对面一个老石匠拦住骂了一顿：“你这个地主的女儿XXX，你要弄清楚，你不是人民养大的，你是由地主养大的，你娘一生多么艰辛！多么不容易！你娘把你从一草纸长养大到今天，你为了自己少受罪，竟这么对待她，你良心到哪里去了？你们不回来，我们还可以把她的丧事办得体面一点，你怎么能这么对待她？”面对寿头脑的责备，她只好眼泪往肚里流。如果说她不孝，可她自参加工作，每月都寄十元钱给母亲，这在当时不能算少。 居委会主任、治保主任、居民小组长对邻居们说：“四类分子学习时，我们不到场，由他们自己组织，但我们稍稍站在窗外天井里监听他们的谈吐言行。其他人都有过一些牢骚话，但从未听徐氏发表过不满言论。我们本打算文革结束时给她摘帽子，但她现在自绝于人民。”徐氏一过世，居委会即来霸占房子，将家具用品拍卖。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徐氏被霸占的房产才得退还。       爷爷的一次变脸    美 妹   “贫农张大爷，身上有块疤。大爷告诉我，这是仇恨疤。”这是七十年代末我在万寿上小学时一篇课文中的几句。全班同学一齐背诵，场面很壮观。下午放学后，我和几个伙伴还饶有兴趣地边往家走边齐声背诵，惹得路人频频侧目，有的忍不住夸我们几句，说我们聪明伶俐，我们背得更起劲了。 回到家时，母亲正在灶门前拉风箱烧火，爷爷坐在靠近门口的一个粗糙木板凳上，边抽长烟袋边和我母亲说着什么。也许背兴未尽，也许是想在他们面前显摆一下，我站在门口摇头晃脑地大声背起来。模糊听见爷爷严厉地说了句什么，站起身气愤地走了，妈妈立即大声呵斥我停下。  我从没见爷爷这么严厉地对待过我，更没想到会招来妈妈的呵斥，我伤心地闭着眼仰头大哭起来。妈妈咬紧牙小跑过来，扬起手给我一耳光。我哭得更大声了。妈妈咬紧牙厉声说：“你还好意思哭？你刚才都背了些什么？你不知道你爷爷就是地主吗？”我突然犹如五雷轰顶，止住哭声，吓得呆站在那里。 “地主”这个令所有好人都仇恨的坏蛋的代名词，怎么会和我爷爷挂上钩呢？全世界公认的好人雷锋，小时候上山砍柴，被狠毒的地主婆夺下柴刀砍伤。小学生刘文学放学回家路过辣椒地，看见地主偷辣椒，刘文学大喊地主偷辣椒，那地主把刘文学掐死。地主太狠毒了，我和伙伴们看小人书，看电影，每看到穷人斗地主、杀地主，无不拍手称快。     可是现在，妈妈却说我爷爷就是个地主，我幼小的心里怎能不翻江倒海呢？我一直认为我们全家都是好人，爷爷在生产队喂牲口，每次看到我，也像别人的爷爷那样，有时摸摸我的头，有时抱抱我，有时还从怀里掏出一块糖给我，那糖常常都化得和糖纸粘在一起，上面沾着草屑尘土。难道爷爷曾经是坏人？曾经像其他地主那样欺压百姓？只是现在迫于压力装好人？如果爷爷是地主，那么我呢？难道是地主羔子？我不敢往下想了，我的阶级路线开始混乱了。从那以后，再看见爷爷，我就远远地躲着，看着爷爷那张瘦长、严肃的脸，越发觉得他神秘，可怕。在学校里，同学们再说斗地主的故事，我都吓得不敢作声，害怕同学们知道我家的底细。     后来妈妈告诉我，当年爷爷跟着他的父亲开染坊，攒下点钱，置了几十亩地，盖起了东西两个跨院，一个大门楼。平时地里的活都是自己打理，农忙时才雇佣几个短工。这些短工中有一个后来当了村里的支书，我家就倒霉了。本来我家地不多，也没雇长工，是没资格定为地主的，就是因为这个短工支书，让我家享受到了地主待遇。 每当村里开忆苦思甜大会，我爷爷、奶奶、父亲就会被揪到台上，像罪人那样弯腰站着，接受全村贫下中农的控诉。他们控诉爷爷的最大罪行有两个。一个是爷爷让短工干很多活，给的工钱却很少。母亲说，其实那时雇人干活都是按行市来的。另一个罪行就是爷爷曾经先后娶回了四房太太，而很多穷人却打光棍儿。爷爷虽然娶了四个太太，但并不是同时存在的。那时医疗条件差，不用什么大病就会死人。爷爷同时存在的只有东西两个跨院的两房太太，而且除了大家闺秀四奶奶，其他几位太太都下地干活。我小时候见到的就是四奶奶，总是干头净脸的，收拾得很清爽，衣服平平整整一丝褶皱也没有，真的没见她下过地，具有闺秀的风范。 最可怜的是三奶奶，她第一次被拉去批斗的时候，正在坐月子，小宝宝才下生三四天。被批斗一天，晚上也没放回来，关在大队的一间空房里。快天明的时候，三奶奶心急如焚，偷偷跑回家，看到心爱的小宝宝已气绝身亡。三奶奶又急又怕又伤心，受不了站在台上接受批判的屈辱，悬梁自尽。 我家成分不好，三个哥哥不好娶媳妇，我从小就常常听妈妈和父亲唠叨：你大哥只要有姑娘愿意跟，不管花多少彩礼钱咱都愿意。你二哥和三哥就不用发愁了，就用你和你妹妹换媳妇。我那时候还小，不大懂事，但是我知道那不是什么好事，每听见妈妈如此唠叨，心里就灰灰的，觉得自己的未来很暗淡。父母本来是不打算让我上学读书的，那时候女孩儿上学的本来就不多，但是，考虑到我未来换亲的悲惨命运，他们心怀愧疚，为了表示补偿，就让我去读几年书，少下几年地。  多亏父母的愧疚之情，否则，我怎么会敲出今天的文字来呢？就在我读书的那几年，一切运动都结束了，全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的哥哥们都那么勤快能干，很快就娶上了媳妇。谢天谢地，我和妹妹不用为他们换媳妇了。     ———————————————————————————— 父亲原是贵州德江县高山乡供销社的营业员。有一天，供销社被偷走几斤白糖、几张粮票和几十元钱。父亲怀疑是张某偷的，为了拿到真凭实据，父亲千方百计套近张某，称兄道弟，虚与委蛇，甚至在张某要求下写了一份莫名其妙的向台湾的求救书。张某后怕了，就拿着那份求救书到德江县公安局报案，诬告父亲从事反革命活动，并声称供销社被偷的东西是父亲拿去支援台湾了。德江县公安局急于立功，于是制造了包括我父亲、张某在内的华南总队反革命集团案。父亲被判有期徒刑十年，可从在狱中到今天，一直不服判决，不断申诉。在狱中申诉，当局说他不老实；出狱申诉到今天，当局长期卡压，随时监控，甚至连我们做子女的也不放过。为什么父亲的案子到现在不得平反？为什么当局长期对父亲和我们进行压制监控？因为一旦平反，就要处理一些人，就要赔偿受害人损失，这是当局极不愿面对的。家父为伸冤，几十年耗尽心血财力，如今身心俱碎，一贫如洗。     安泰甫 ————————————————————————————         关于地主的记忆    众网友   听父亲说，我们老家有两个地主。一个是当地最大的地主，其子是国民党的军长，后来被共产党镇压。另一个地主，他的田包围了一户人家唯一的一块田，为了逼该户人家卖田，不给人家放水，把人家逼上绝路，上山当了土匪，后来领人杀了回来。我老家离老蒋（介石）家不远，那时土匪成群。   我外公家原来是挺大的地主，还收了许多“徒弟”，每年从初一到十五，要开流水席招待这些来拜年的徒弟。要是土匪抢了谁家的东西，只要求到他们家老太爷一张条子，立马放人。陈毅在苏浙皖一带打游击时，也经常到他家做客。老爷子后来在上海被枪决了，我外公也在我妈妈很小时被迫害死。舅舅就更惨了，大舅死得早，二舅、小舅都打了一辈子光棍，现在老无所依，就靠我们这些外甥照顾了。   听我爷爷讲，我家前面的邻居，解放前是我们村最大的地主。用一根筷子插在铜钱孔里，制成一个工具，一大家子几十口人，每次炒菜放油，就用这个工具提两次。一家人减省节约，辛勤劳动，置办了土地。一解放，家产全部没收。冬天，村里道路上的雪，都是他们家的人去打扫，还经常被批斗。   我奶奶讲过一个故事。我们那里一个贫苦农民，很会干活，也很节俭，省下一点钱就买地买牛。解放了，被评为富农，后来想不开，傻掉了。   听老爸、老伯说，我家乡的地主还没有现在的一般人富裕，所谓富农也就是晚上有一顿饭吃。地主可能不种田，但富农还是要自己耕田的。课本上说什么大斗入小斗出，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地主的田一般也是租给自家的叔侄或同村同族的人，有事大家还得相互帮忙，不可能做出那些欺心的事，但在贫农面前有时比较强势，那是一定的。   我外公他爸，早年在码头扛包，做体力活，后来用这些钱走船，赚了一些钱，回家买地，盖大厝。盖完第二个大厝，第三个大厝还没有完工，解放了，被评为地主，大厝全部被分，土地也被分。   我们镇上的孙家曾经是大地主，号称孙百顷。有一次，一个要饭的去他家乞讨，他老婆不乐意给，他就说：“给他一口吃的吧。吃咱一口饭，给咱拉一泡屎，不损失什么。”他的意思是，他家地多，乞丐肚里带着的这泡屎必定拉在他家田地里。这个要饭的听了这话，很不服气，心想我不信一天走不出你家的地。走到最后，实在憋不住，就近蹲在庄稼地解决。一打听，还是孙百顷家的地。    我爷爷家是那种小地主。当年用几根金条买来一些地，凭证就是地契。国民政府承认清朝政府的地契，国民政府那时候也有地契，解放后共产党就不认地契了，说土地都是国有的。问题是，你不认地契，为什么认地主呢？   某镇一个大地主，爱国，抗战时任县自卫委员会镇分会的会长，做了很多好事。1938年他还在镇上建亭立碑，书写碑文，纪念本镇一位阵亡的国民党少将，碑上落着他的名字。解放后，这个地主被枪决。几十年后，这个少将被共产党追认为烈士，并举行隆重的重新下葬仪式。当年那个块石碑也找到了，重树在坟前。可是石碑上的落款不知何时被何人凿去了，这个被共产党镇压的地主会长再也无人知道。   我家上四代以前都是地主，还是很超级大的那种大地主，周边几个村子的地都是我们家的。后来我二祖爷爷把家底败光，到解放时，俺家变成贫农了。二祖爷爷是个瞎子，会算命。一是他瞎，看不见，下人都把东西偷光拿光了；二是他算出来要变天了，穷可以保命，败光就败光吧。   我奶奶是大地主，平时省吃简用，买房买地，后来全部没收了。我们小时候，哥哥成绩好，可是评选三好学生总是评不上。每次评选时，总说不看成分，可是我哥哥的名字被报上去，总是因成分不好打回来。为此，班主任与校长不知吵过多少次架。   我爸爸原来成绩很好，可是初中毕业了，连升高中的考试都没参加。爸爸总在喝了酒的时候提起他的学生时代，说他的好多同学后来都做了校长什么的。每次给婆婆、爷爷上坟，爸爸就说，有钱就自己用，不要再拿去买田买地了。小时在村里玩，爸爸总让我们让着贫农的孩子，斗地主把爸爸斗怕了。   我奶奶说，那时村里有一户穷人，穷到全家只有一身衣服，谁出门谁穿。斗地主的时候，这家人蹦得最欢，还斗过奶奶家的人。我奶奶到老还一直笑话他家，说他家以前就最穷，斗这个，斗那个，斗到了别人家的东西又怎么着，现在还不是他家最穷？   我们那里斗地主斗得厉害呀，带高帽，敲铜锣，扯边猪。知道什么是扯边猪吗？就是用绳子拴住左手左脚或右手右脚的大指，往横梁上拉，人被提了起来，轻的指头断掉，重的指头直接被扯掉。想想一个人百多斤的重量就压在那小小手指头上，能不断吗？   我奶奶说，她小时候，村里的地主婆到过年的时候就挎着篮子挨家去分发白面馒头。   我爷爷没出息，不是地主，是个自耕农，有空也去地主家里做短工，去打短工的时候有酒有肉，比在自己家吃得好。本地最大的地主姓母，人称母舵爷，听上去比较霸道，其实人很公道和善。这位母舵爷的父亲，人称母善人，信佛，本乡的火神庙就是他牵头掏钱修的，如今仍在。母舵爷有一子一女，儿子被拉去当兵，出川抗日死了，女儿嫁到另外一个县。斗地主的时候，政府发动了很多次，人们都不好意思斗母舵爷，最后还是发动起来，把他打死了。   我奶奶老家的地主对人很和气的，吃完饭不洗碗，把自己的盘子呱嗒呱嗒舔干净，也节约水了。想像一下他们一家人围着桌子抱着碗一起舔啊舔的美妙景象吧。土改后他们地被没收了，舔饭碗的传统因而更加发扬光大。   听爷爷说，以前俺村里有个地主，他家小孩子结婚的时候，刚好碰上下大雨，由于道路泥泞，那地主就从家里把稻谷一担一担地撒在路上。   小时候听妈妈说，她家的邻居是地主，吃穿和村里人没什么区别，夏天搬张小桌子在外面吃晚饭，充分利用自然光线，省下灯油。有一天傍晚，吃完晚饭，地主婆收走碗筷，眼神不太好的地主发现地上有一个小黑点，便一边嘟囔着说谁掉了酱豆也不捡起来吃了，一边用手捏起来放进嘴里——“呸，鸡屎！”             我爸是贫农    祝念祖   我爷爷是地主，我伯父是地主，我叔叔是地主，可我爸爸是贫农，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爷爷的爷爷家在辽宁开源，11岁那年冬天，去水井担水，脚下一滑，把(木)水桶摔坏了。他早就领教了他爸爸的大脾气，吓得离家出走，到了辽宁清原，后被一个做乌拉鞋的人收了，学得一手好手艺。做乌拉鞋的人只有一女，与我爷爷的爷爷日久生情。做乌拉鞋的病危时，把家和女儿托付给了我爷爷的爷爷。爷爷的爷爷和他的后辈们努力工作，挣了钱就买房子买地，到我爷爷那一辈，已经有600多亩地，34间房子了。后来分家，爷爷分得几间房子，几十亩地。爷爷有三个儿子，次子就是我爸。 爷爷是个生意人，他的土地，有的租给不相干的人耕种，有的借给熟人好友耕种。生意人讲人缘，任跟谁都是客客气气的，所以无论租借，都不是太认真。有的租地人或借地人，几年也不给一点钱粮，说是收成不好。电影里收租用大车，我父亲和我伯伯出去收租等于要饭。赶上家里没吃的了，他们哥俩就拿个瓢管人家要，得说小话求人家。 土改时，我爷爷就成了地主。爷爷一生一直在劳动，按土改的另一个政策，爷爷是手工业者。当时我伯伯、叔叔20多岁，都是成人了，一直与爷爷在一起生活，也是地主。我爸呢，11岁就去跟别人当学徒，土改时属于身无分文为人打工的无产者，成了贫农。 到了我们这一辈，要入团，入伍，入党，一外调，爷爷是地主，伯父是地主，叔叔是地主，尽管爸爸是贫农，可是社会关系有问题，那就别入伍入团入党了，大好前程就这样耽误了！       爷爷的两个儿子    新 年   爷爷有三兄弟，早年失去父母，到山里投靠叔叔，叔叔收养了他们。爷爷十几岁的时候，他叔叔给他们三兄弟三亩田，算是分了家。为生计，爷爷开始做点小生意，经常凌晨一更起床，挑着担子走两个小时路到县城进货，然后再走两个小时路，赶回家吃早饭，不管刮风下雨，都是如此。据说有一次走夜路遇到鬼，大病一场。 爷爷非常和善，从不得罪任何人。我奶奶是信佛的人，从不说人坏话，不刁难人，一辈子吃斋念佛，谁有困难都尽量帮助。我们那一带的人，都喜欢买他们东西，渐渐地生意好起来，成为当地的有钱人。 爷爷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全家一天只吃两顿饭，平时菜里没肉，只有客人来时才买点肉炖豆腐。父亲那时候很小，有肉吃是最高兴的了，爷爷有时会夹点肉给他，说：“好了，肉是客人吃的。”那时经常有土匪来，几个人端着枪，放两枪，把门踹开，叫把钱交出来，好在他们求财不害命。爷爷有了点钱就买田，一是为了生活，也怕下一代没本事，有了田就有保障了。 1949年，爷爷有三十多亩田，被划为地主，田分给他人。据说也没分给外人，分给了他的两个弟弟。爷爷还有一个商店，又算个民族工商者，所以还可以经营自己的商店。那时斗地主，爷爷经常被批斗。有时批斗完，拉出去枪毙几个，爷爷侥幸活下来了。 转眼公司合营，爷爷变成了国家工作人员，每个月有固定工资，爷爷的店铺被国家租去开店，每月都有房租。以前爷爷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现在看透了，舍得吃了，只是不明目张胆吃，是关起门来偷偷地吃。父亲说，他小时候比一般小孩生活要好得多，很早就有了收音机。 爷爷退休后，有两个顶替名额。那时我父亲在外面读书，我母亲带几个小孩，上不了班，所以两个名额都被我大伯家拿去了。大伯一家人都在供销社上班，全变成了城镇居民，而我们一家随母亲仍然是农村户口。那时城镇户口，国家每年分给粮油，而我们家不但要种田，要交公粮，养猪还要无偿交给国家，只能分到一点点猪肉。所以虽然同住在爷爷留下的房子里，但我家与大伯家贫富悬殊。我们小时候穿得破破烂烂，而大伯家的人穿得很好。他们关起门来吃各种水果，而我们捡他们抛掉的壳吃。 这件事对我父亲刺激很大，发誓要让我们全家离开农村。父亲一直读到研究生，毕业后分到研究飞机的单位工作。现在父亲已经退休了，过着快乐的日子。父亲说，有一次，一个老农民对我大伯讲，现在地主的后代翻身了，跑到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前面去了。我大伯说，你这个共产党员算什么，我们一家都是共产党员。确实，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都加入了共产党。     ———————————————————————————— 我的一个本家姥爷，解放前有七亩地，家里人口不多，七亩地够生活了。同村有个没出五服的本家，男人得病死了，留下一个卧病在床的妻子和一双年幼的儿女姐弟，生活极其穷困。我那本家姥爷看他家可怜，就把自己家的二亩地租给他家种，每年才要五十斤地瓜干作租子。后来那个姐姐嫁给一个外村人，那外村人参加革命，她也随夫参加了革命。土改时，我那个本家姥爷因租地给别人种，被划成地主，天天挨批斗，斗得最狠的就是那个弟弟。后来姐姐回家探亲，从老娘那里得知这事，一脚将弟弟踹出大门，坐在炕上哭着骂弟弟忘恩负义，说如果当时我那个姥爷不租地给他们种，他们家早就饿死光了，哪里还有现在。那姐姐拉着弟弟，到我那个姥爷家磕头赔罪，并亲自到县里把地主成分改为中农成分。 ————————————————————————————       挂千顷牌的地主    潍 客   我们家乡有个挂千顷牌的大地主。这个大地主，家里虽然有钱，自己却极为节俭。一家人在一起吃饭，有些菜味道不好，大家都不爱吃，他就先捡大家都不爱吃的菜吃。他说，大家都不吃，菜就剩下了，再温一顿，大家还不吃，菜就要倒掉浪费了，所以他要先吃那些菜。这老头有很多长工和佃户村，自己却很爱干活，是个闲不住的人，经常穿上破衣，背上粪筐，拿上粪叉，满世界转悠着捡粪。过去农村人串门，憋着大便往家跑，就是为了攒肥料。用牲口套车出门，要在牲口屁股上兜一个粪兜子，不是讲卫生，是攒肥。 那地主老头出去捡粪，有时走很远，就捎着饭，在外边吃。这一天，老头又穿个破袄，背个粪筐，出去拾粪了。中午走到一个村，看见十几个用独轮车推粪的长工在吃饭，老头自己带着饭，可是没带水，就凑过去要口水喝，顺便也把饭吃了。那些长工们吃的是煎饼就咸菜，这已经是很不错的饭了，可是看那拾粪的老头，吃的却是单饼卷鸡蛋就香椿芽。 煎饼是用粗粮烙成的，单饼是白面烙的，粗粮做不成。长工们就问这老头，你一个拾粪的穷老头，还能吃上单饼卷鸡蛋？那老头说，什么人什么福，这你们比不了。老头聊开了，说自己家里很有钱。那些长工都不信，说你那么有钱还出来拾粪，还穿那么破旧，都笑话他。老头说，不是我吹，俺钱库里的钱，就你们这十几个人，拿你们推粪的车子推，一天都推不完。长工们当然不信，老头就和他们打赌：如果他们一天能把他家钱库里的钱推完，那钱就全归他们；如果推不完，他们就得给他白干三个月的活。长工们给老头打赌，果真一整天都没推完。       一支钢笔    晋 英   1970年夏，历史加现行双料反革命父亲被判无期徒刑，在山西省第二监狱（汾阳）服刑。父亲在原籍本来有爷爷留下的老屋子，可是在那个年代，父亲在老家的同胞兄弟们没有一个愿意收留我们母子三人。母亲在老家虽然有爹娘、姊妹，却是地主成分，自顾不暇。万般无奈，母亲将十六岁的哥哥送回他的生父母家，然后与父亲离婚，带着我改嫁刘姓工人。有了工人继父这棵大树庇护，我摇身一变成为根正苗红的工人阶级后代，转学到新地方，没人知道我的过去。 冬天来了，母亲提出带我去探监。当时我十岁，受大环境影响，对于有这样一位父亲，感到非常羞愧，并不想去。母亲说，你爸爸来信说，特别想你，还要送你一样东西。我不想让学校知道此事，请假时就撒了个谎。 监狱的大门是黑色的，很高大，两侧有背枪的解放军站岗。在接待室登了记，等了大约十分钟，父亲出来了，穿着灰色囚服，带着灰色有檐帽子，样子很难看，一点也看不出原来的模样了。父亲英俊的面庞消瘦得很厉害，整齐的头发也不见了，从帽子周边看，好像被剃了光头。父亲勉强挤出一丝笑意：“你来啦？”母亲也是很不自然的表情：“来了。”“干活累吗？”“不累。在车间只干半天，剩下的时间他们让我做会计。”母亲默然递去一个小包袱。父亲解开包袱皮，里面是母亲亲手做的父亲爱吃的东西，几个烧饼，老咸菜，咸鸡蛋，还有一包香烟和一本稿纸。 母亲对父亲说：“事情已经这样了，在这里好好改造，不用再写那些东西了！”“还是得写哩，总有人能帮助弄清楚这件事。”母亲叹口气，不再说什么。 “秀秀，过来，爸爸给你一样东西。”我很不情愿地往前挪了挪，离父亲还是有老远的距离。父亲从上衣口袋里取下一只钢笔，递给我：“秀秀，好好学习，以后好好做人，不要做对不起人民的事。”“听爸爸的话，快拿上。”母亲催促着。我手伸出去，接过笔，心里老大不满意，不明白一个反革命分子，还有什么资格教育别人。我更不明白的是，在监狱里，有什么好写的，用那么多的稿纸。 十分钟的探视，我觉得好漫长。终于时间到了，有人提醒要爸爸回狱舍，要我们出去。父亲默默起身走了，母亲也默然拉着我离开。整个探视过程，我没说一个字，只是从监狱出来手里多了一支钢笔。     出了监狱，走在冬日的阳光下，我才仔细看手里握着的钢笔。这是一支老式钢笔，我认出来了，是父亲用了许多年的那支钢笔。我一直想要的这支钢笔，曾经多少次，我趁爸爸不注意，偷偷用它写字。爸爸说过，等我上小学三年级，就给我买一支钢笔。明年我就要上三年级了，爸爸还记着这个许诺。虽然钢笔是我久已想要的，可是我对父亲给的礼物并没有什么表示，甚至连一声爸爸也没叫，我只是怨恨他为什么成了一个反革命。 1975年，父亲的冤案得到平反，我才明白那些稿纸是父亲用来在监狱里写申诉书的。父亲送我的那支笔，陪伴着我。现在父亲的那支笔就存放在我的铅笔盒里，铅笔盒就放在我梳妆台的抽屉里，每每我会拿出来看看。———————————————— 在恶面前保持沉默，这本身就是恶。     ————————————————————————————       临终的致歉    侯钦民   那天我提着竹篮子到乡粮管所找我父亲拿钥匙，脸上长满肉刺的老田看到我竹篮子底上垫有一张印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语录，就说我是小反革命。我顶他一句，他便拉着我去公社，边走边说：“你把最高指示垫在篮子底下，你可知道犯的是啥罪？” 我说：“犯啥罪啦？竹篮子没有底了，我去地里挖野菜，垫张纸防漏，犯啥罪啦？”老田眼一瞪说：“你是现行反革命！”他过来夺我的竹篮子，我拼命往后退。他一把抓住我，把我和竹篮子一起提了起来。他把我拖到公社革命委员会门口，我忍无可忍地骂了他一句。这时父亲跑了过来，边跑边喊：“田主任！田主任！孩子小不懂事，你不要和他一般见识！” 老田放下我，质问父亲：“你孩子敢用最高指示垫竹篮子，是不是你指使的？”我趁机逃脱，站在不远处，抹着眼泪骂老田。正骂着，我从指缝间看到父亲突然扭过头，直奔我来。我感到不妙，转身就跑。我当时才七岁，怎能跑过父亲？跑出不足二十米，父亲已经到了我身后。我回头看到父亲凶神恶煞般的面孔，我绝望了，不跑了。父亲拽住我的耳朵，我疼痛难忍，大骂老田！我感觉耳朵要被父亲拧掉，大叫求饶，父亲却不松手，越拧越紧，我昏厥过去。 时光荏苒，我上学、当兵、参加工作，一直对父亲耿耿于怀，不愿和父亲多说一句话，父子感情一直不融洽。岁月无情，父亲一天天变老，也变得越来越想和我接近，但一种有形无形的力量一直横亘在我与父亲之间。父亲，我的亲生父亲，竟那样对我，我实在想不通。多少个日夜，我辗转反侧，心里在问：“父亲，你是我的亲生父亲吗？对我下那么狠的手！” 临终前的那天晚上，父亲说：“我这一生最对不起你的就是在你七岁的时候，你骂粮管所的老田，我打了你。”这时的我不吃惊，但心颤了一下，说：“你还记得？”父亲说：“记得！是我错了！”父亲流着眼泪解释说：“那时老田是造反派，我在他手下上班，我如果不那样打你，咱家就可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我无语。几十年的父子恩怨在父亲临终前解开了。但愿那样的年代永不再来，那样的事情永不再发生！     ———————————————————————————— 一九五二年镇反时，我在天津铁路中学读初二。一次，学校组织学生参加区里组织的公审反革命分子大会，程序是先由武警把五花大绑的几个反革命分子押到主席台前，面对观众站立，然后分别宣布其罪行和判决，最后在就近的空地上立即执行，并组织群众参观。不久，我班杨同学的父亲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关入牢狱。父亲被关后，杨母带着四个子女，沒有生活来源，靠亲朋接济和帮人洗衣维生。后来杨同学在京走读，升高中时考入北京八中（北京名校）。高考时，其分数可入北大、清华，因其父的问题，只读了个不知名的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毕业后分到农业口工作。时隔五十五年，校友集会，得见杨，并听他讲了其父的结局。杨父原是国民党军队的下级政治教官，解放战争临结束时提前转业，由山西回到北京，在铁路中学当教师，五二年镇反时被捕，判刑十五年。岀狱后不到两年，文革开始，斗争黑五类，杨父自觉挺不过这一关，服毒自杀。镇反涉及人数达二百万，其中杀七十多万，关押一百二十多万。近年媒体上常看到镇反时被杀的一些名人或名人亲属得到平反昭雪，如朱自清之子，金庸之父，以及三十八名国民党将官。平民百姓就沒有这么幸运了，我那个杨姓同学的父亲只是国民党下层政工人员，谁替他平反昭雪？              曲老爷子 ————————————————————————————       我和哥哥的童年    海 川   1952年春，灾难突然降临到我们这个原本幸福的四口之家。在四川川南人民法院任审判员的父亲，因曾在原中央大学上学和在民国法院工作期间参加过国民党、青年军，并担任一定职务，被认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判处劳教5年。父亲被判刑后，母亲成为反革命家属，在四川举目无亲，两个幼子又经常生病，无奈之下，只好辞掉川南法院书记员的职务，回到镇江我外祖父家。当时哥哥3岁，我3个月。 外祖父是镇江的开明人士、商会理事，五进的房产都作为药材行公私合营了。母亲带着我和哥哥投靠外祖父，全家8口人住在一个50多平米的屋子里。1956年，外祖父因脑溢血突然去世，两个小舅舅与我弟兄俩年龄相仿，外祖母和我母亲成了家中的顶梁柱。 当时镇江小学教师奇缺，上海复旦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母亲就当了一名小学教师，且一干就是26年。1956年，她的工资定为44元5角，因丈夫是反革命，直至1979年退休，干了20多年，还是44元5角。父亲5年劳教期满后，仍然不得回家与亲人团聚，又在原劳教农场工作了5年，每月近有20元的生活补贴。 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母亲都不可能也不敢带我和哥哥去四川看望反革命父亲。为了满足父亲渴望见到孩子的心愿，每年儿童节期间，母亲都带我们弟兄俩到照相馆拍照片，寄给父亲。父亲在四川的10年中，也给我们寄过两张照片。这就是10年里母亲和我弟兄俩能够看到的父亲形象。 反革命父亲给我弟兄俩的童年带来说不尽的痛苦，一些不懂事的孩子和同学骂我们是野孩子、狗崽子，我们没有资格当班干部。童年的逆境和母亲的教诲也给了我和哥哥上进的动力，从小学到中学，我俩始终是班级和学校品学兼优、特长明显的好学生。因父亲是反革命，小学毕业时，我俩都不敢报考重点中学，先后报考了不太重视家庭出身、以升学考试成绩排学号的镇江二中，我和哥哥的学号分别是班级的1号和5号。 1965年，哥哥连普通高中都不许上，只能到镇江蚕桑耕读学校半工半读。1969年，我和哥哥一起上山下乡，上学、招工、参军皆与我们无缘。粉碎四人帮后，哥哥和我才先后回城，入党。     ———————————————————————————— 1958年10月，上级命令下来了，让海晏县（青海省）成分不好的几千名蒙古人和藏民，全部迁到600公里外祁连县的的苏勒托莱（今属天峻县和祁连县，离祁连山主峰不远）一带。上级说这些蒙古人和藏民都是坏人，牲口被没收了，每一户只让赶五头牛，到半路上又命令扔掉一部分，每户只赶两头牛。干部们拿着枪来了，叫人拿上衣服就走，别的啥也不让拿，说到了那里啥都有哩。谁要是回头看一下，干部就举着枪问：“你看啥哩？”哪个不走，就威胁要就地枪毙。我们要是坐下来喝点茶吃点什么，他们就拔出枪咔嚓咔嚓地压上子弹。走到一个大坂上的时候，人都饿得走不动了，有的就被扔到路上。从库库淖尔(青海湖)到苏勒托莱的路上，蒙古老人们一个一个地死去，有的人头靠在石头上就死了，有的人坐着就死了，主要是饿、病和心情悲愤绝望而死的。后来孩子们也习惯了，在老人的脖子上套个绳子，拖到远处就把老人扔下了。到了祁连县后，海晏县的蒙古族人全被分散在相距数百公里的俄博、野牛沟和托莱。一家人分到四五个地方，亲人不能相见。每天食堂里队长喊名字，如果有人回答某某没有来，第二天肯定就能在滩上看见他的尸体。有的人头枕石头死掉了，有的人蜷缩在土坑里死掉了，满滩都是死人。                                   洛布丹 ————————————————————————————         师生情    王 波   安徽省太和县李兴镇南谢庄村北新立一块墓碑，上刻“恩师谢玉璧师母王兴荣之墓”。立碑那天，阳光下的绿色麦田里，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年纪最小的也已68岁，站在墓前发出一片此起彼伏的啜泣声。 谢玉璧的儿子谢树秋是个农民，从来没想过要给父亲立碑。“已经死了50多年了，没必要了。”儿媳孟玉华，对公公谢玉璧几乎一无所知。1974年嫁到谢家时，谢玉璧已去世16个年头。 朱守仁老人第一次找到孟玉华，告诉她想给谢老师立碑，遭到拒绝。“俺不认识他，俺没同意。”没几天，朱老头又来了，说这个碑一定得立，孟玉华依旧没同意。邻居劝她，学生给老师立碑是好事，让他们立。 这位73岁的立碑发起人朱守仁，退休前是付集小学的语文老师。他在悼词里写道：谢老师是“伟大中的伟大，一流中的一流，不是慈父，胜似慈父”。59年前，小学四年级学生朱守仁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新班主任，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谢老师，教语文和体育，个子不高，皮肤黑里透红，穿着一身天蓝色中山装，不苟言笑，讲起课来却非常生动。“教《小英雄雨来》时，他还给我们示范雨来捉鬼子的动作。” 有一天朱守仁病了，谢老师提着一兜鸡蛋到他家探望，用手抚摸他的额头，还吩咐他妈赶紧给他做鸡蛋汤。50多年里，关公眉、大眼睛的谢老师多次进入朱守仁的梦里。 班里一个男生没钱理发，谢老师马上从口袋里掏出两毛钱，让他去理发。但是一毛七一块的肥皂，谢玉璧却舍不得买。学生孙光亮至今记得，谢老师把草木灰装在篮子里，从上面浇水，下面接住，沉淀后用来洗衣服。 体育课有3个项目，篮球、跳远和单杠。篮球架是谢老师找木匠做的，单杠是把打兔子用的土枪上的铁管抽出来，固定在两个木桩上，跳远用的沙坑，谢老师自己挖，自己从河里挑来沙子。“这些都是谢老师自己设计自己弄，他在黄埔军校读过书，知道怎么弄，别人都不会。 谢玉璧原来叫谢玉备（当地bi、bei不分，谢玉备死后慢慢被写成谢玉璧），生于1924年，1943年进入黄埔军校西安分校，1946年6月毕业，分配到国民党36军28师83团三营九连任少尉排长、中尉副连长，代理连长3天即被“解放”。在解放军里学习6个月后，留在四川部队。1950年回乡，在二郎小学任教，两年后调到付集小学。就是在这所小学，谢老师在他的学生们心目中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记。1955年，付集小学有7名学生考上县重点中学，而此前3年，该校考上县重点中学的学生才有6个。1956年，谢老师的学生有11人考上县重点中学。1957年，这个数字增加到12个，超过了李兴小学。 因教学成绩显著，区书记点名把谢玉璧从乡小学付集小学调到李兴区中心小学李兴小学。这似乎是一件好事，可是也可能埋下了日后的祸根。“他要是还在付集教书，可能就不会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他在付集威信高，把他打成反革命，学生不愿意，学生家长肯定也不愿意。”孙光亮分析说。 谢玉璧到区里工作仅一年，太和县的一个领导就说，谢玉璧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副连长，还代理过3天连长，不能当老师。这个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就这样被开除回家。1958年8月，太和县法院判谢玉璧为历史反革命，管制3年。“那时定历史反革命的标准，在部队是连长，在地方上是区长。那时区长相当于现在的正科级。” 谢树秋不愿多提“黄埔军校”这四个字：“我父亲如果上的不是黄埔军校，也不会这个样子。”父亲辞世时，谢树秋7岁。他至今记得，父亲每天跟在犁后拣犁出来的红薯，还有人专门看着，防止爱面子的他自杀。 1958年农历九月的一天早上，丈夫不见了，妻子王兴荣问女儿谢树英：“你爹人呢？”家人赶紧找，找一圈没找到人，谢树英却找到了父亲留给母亲的一份遗书：“小周(谢树秋的小名)他娘，你是个苦命的人。我死后，你把我埋得深深的，不要影响社会主义拖拉机犁地。也别烧纸钱，把钱省下来给孩子们生活。”把遗书交给母亲，树英继续找，最后在屋后大坑边桃树上看到父亲吊在上面。 谢树秋当时在李兴小学一年级教室里上课，比他大3岁的一个堂哥把他叫出来。“他告诉俺，俺大死了。俺当时就哭了，觉得自己没大了。” 谢玉备自尽后，王兴荣从邻家买来一口棺材将他下葬。谢老师去世的消息陆续传到付集的学生们那里。谢明义、刘泮廷、刘泮修等几个学生，一起走了20多里路，到老师坟上烧纸，哭了一场。朱守仁当时已上中学了，几个月后得到老师的死讯，一边往学校走一边哭。孙光亮正担任青年团的书记，不敢有任何表示。谢老师自尽并没有引起太大震动，因为那时被管制的人太多，自尽的也不只谢玉璧一人。 丈夫死了，妻子和4个儿女都成了反革命遗属，在家接受管制。王兴荣的弟弟王兴华，在姐夫死后跟姐姐家很少来往，可是每次填表，在社会关系那一栏都得写上“姐夫当过国民党连长”。谢树秋发现，父亲生前为村里人家用正楷写的中堂对子“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建设祖国锦绣河山”，也悄悄被撕掉了。 文革中，人们敲着锣鼓打着镲在集镇上游行。有人告诉谢树秋，那些东西是他父亲活着时亲自去买的。那一刻，他突然觉得特别想念父亲。父亲的音容在谢树秋的记忆里已经模糊，父亲留在家里的照片和书早被母亲扔了，与父亲有关的一切几乎都被清除，甚至包括父亲的名字。 家里没舍得扔的是谢玉璧生前那身中山服和唯一的一支钢笔。那时公社成立搜查突击队，不管家里有人没人，随时进家，打开房门乱翻。谢树秋把父亲遗留的那身洗得发白的中山服穿在里面，得以逃过搜查，父亲留下的那支笔却眼睁睁看着被“突击”走了。 1980年开始甄别平反，29岁的谢树秋随即写了申诉书。他和舅舅翻遍教育局的档案，没有父亲的档案。6年后，他们又把教育局和公安局的档案查一遍，仍然没有，后来最终在县法院的档案里找到了。这年9月1日，太和县法院下达判决书，认定谢玉备“虽代理连长3天，仍是副连长职务”，“当不构成反革命身份，属一般历史问题”。谢树秋用蓝墨水钢笔抄下了这份判决书。凭着这份判决书，母亲每个月有了25元的遗属补助金，直至2007年去世，当时补助金已涨到120多元。 父亲被平反后，谢树秋从姐姐谢树英家里找到了父亲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平头，穿着白衬衫。谢树秋用相框把照片夹起来，挂在中堂。后来母亲王兴荣悄悄把这张照片毁掉了，谢树秋不知何故。谢玉备或谢玉璧的形象，从此在这个世界不复存在了。不过，在谢玉璧那些年迈的学生眼里，他们心中那个谢老师的形象，50多年来一直不曾模糊。     ———————————————————————————— 1949年春，村里（河北魏县）划分农村阶级成分，采取“自报公议，三榜定案”的办法。我叔叔把他家报成破产地主（当时通俗叫法是破落地主），把我家也报成了破产地主。1940年初，父亲患急病，才30多岁就去世了，当时我不满5周岁。同年，叔叔与我们分了家。土改时，我不满14岁，正在离我村八里远的回隆镇住校读高小，我和有病的母亲都不懂得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政策界限。就这样，我家就定成了破产地主，也成了我的家庭出身。                        祝伟坡 ————————————————————————————       父亲的日记    周 方   父亲记日记不是每日必录，而是只记录重大事件。因此，他的日记断断续续，往往隔很久才写一次。我也记过一些日记，但大多是换了新环境开始记几天，之后就停止了。我记的最长的日记是在驻新华社达卡分社期间，当时急于学习孟加拉语，大多数日记是用孟语写的，现在我再看自己那个时期的日记，还得依赖孟语词典。 父亲56-68年期间的那本日记给我印象太深了，其中记载着太多的郁闷、忧愁和痛苦。父亲曾经是个热血青年，40年代初高中毕业后，曾计划去大后方重庆读大学。过长江时，钱全弄丢了，只得作罢。1943年，父亲考取金陵农学院，不久发现是汪精卫政权办的学校，遂领头闹事，结果被开除、通缉，落荒而逃。46年父亲同时考取北大和复旦，上了北大司法组。48年底，父亲向往革命，毅然放弃北大，投奔哈外专。49年参加工作后，父亲曾长期陪同苏联专家建设一汽、南汽等大型项目。父亲工作勤奋，很快受到重用，成为专家翻译组负责人。 父亲曾长期积极要求入党。因申请入党，父亲把自己的历史交代个底朝天，于是组织上从鸡蛋中发现了骨头，认定他是历史反革命，交群众监督。父亲政治上一落千丈，每次政治运动都跑不了。父亲日记里认为，一汽的这个结论太不负责，葬送了他的政治生命。 1957年反右，父亲34岁。大鸣大放一开始，他就注意到一些人的言论过于右倾，认为“有问题”。反右开始，父亲上台揭发一位老同学、老同事的右派言论。起初他心里也觉得把那位老同学打成右派太重了，但后来很快自我批评，对阶级敌人不能太温情。政治太可怕了，连我父亲这样善良、一直遭人欺负的羔羊都会咬人了。反右运动之后，父亲的心情彻底灰暗了，从此再没“神气”过。 1960年，父亲对我的出生给予“亦喜亦忧”的评价。忧什么呢？遗憾的是这篇日记的后几页撕掉了，想必是当年父亲被政治运动搞怕了，担心别人看到什么，自己主动撕了。我6-7岁时，有一天半夜来了一大堆红卫兵，戴着袖章，要抄我们的家。我惊恐地站在床上，看着他们翻箱倒柜，把许多书和照片都拿走了。 父亲的日记显示出他对政治运动并不反对，而且还积极投入其中，认为自己应该加强政治思想改造。似乎到了1963年，他还对入党抱有幻想。他的日记中充满了自我批评，一再批评自己太消极，没能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云云。 文革结束后，父亲成为离休干部，政治待遇与过去有了天壤之别。但他仍然是个极其低调的人，对政治上的事情轻易不发表看法，偶尔讲两句，大多轻描淡写，只是从他的日记里仍能感觉到知识分子臭老九不服软、不迷信的那种倔强劲儿。90年代时，父亲还经常说自己要写一本回忆录，名字叫作“一个知识分子的经历”，我也曾鼓励他写。不知为什么，他始终没有完成这个心愿。现在看他的日记，我发现他似乎一直在准备写这本书，做一些基础资料准备，但一直没有真正动笔。     ———————————————————————————— 1968年7月，我妻子到医院生孩子，填登记表要写家庭出身和个人成分，医生和护士一看是“富农”，就冷眼相待。我拿着孩子的出生证到派出所上户口，工作人员把孩子的家庭出身填写成“地主”。我说我参加革命工作和加入中国共产党都10多年了，共产党员怎么能生出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儿子？那个工作人员回答很干脆，而且理直气壮：“不填写地主，以后还有地主吗？！”没有地主天会塌吗！            祝伟坡 ———————————————————————————       姑爸舅的三角亲    <a>瓜外虫</a>   一天晚饭的时候，哭成泪人的姑姑突然出现在我家厨房门口。还没等奶奶问明白，姑姑就对着父亲骂个狗血喷头：“都是为了给你死娃子换个媳妇，让我嫁给那个邋遢鬼、窝囊废。你死娃子好了，一家子高高兴兴过日子，把姐我一个人扔到火坑里！”姑姑边哭边骂，越骂越哭。父亲端着一碗刚盛的红薯稀饭，站在厨房门口愣愣的，低着头一言不发。母亲赶忙放下碗筷，张罗着劝阻姑姑的怒气。 姑姑的一顿怒吼把我吓得萎缩到堂屋门后不敢露头。刚有朦胧意识的我，似乎明白了肯定是姑姑和姑父吵架了，肯定吵得很凶，姑姑委屈到了极点，不然她不会在很晚的这个时候回娘家，并且无缘无故地把怒气撒在我父亲头上。害怕之余，我有些迷惑，为什么姑姑和姑父吵架了来骂我爹？还说我妈是她换来的？我妈就是我妈，还用姑姑换？她拿什么给我换回的妈妈？是鸡蛋还是黄豆？我当时的常识是，想吃西瓜或是冰棍，就用家里的鸡蛋或粮食去换，有时候是自己带着弟弟妹妹瞒着大人偷偷拿鸡蛋去换冰棍。 　　有一年临近春节，姑姑的公公去世，我随爹妈去吊唁。当时我最喜欢参加这些婚丧嫁娶的活动，有白馒头吃，有茶叶水喝，还可以燃放鞭炮，有很多小伙伴在一起玩耍。在孩子眼里，哪管它是红喜还是白丧，有得玩就是天堂。更让我高兴的是，那次我不仅见到了姑姑家的表姐和表弟，也见到了大舅家的两个表姐。 　　年龄稍长一岁的大舅家大表姐带着我们这帮乌合之众疯狂玩耍，或围观唢呐班子听哀乐，觉得没意思后又去捡拾鞭炮点放，看大人们夸张的哭，我们在边上窃喜。大表姐突然下令让我们按高矮排队，她两手举着两个大白面馍，要给大家分白馍。我当然不会听从命令，我认为我和大表姐最亲，她应该先分给我。可是鬼机灵的小表弟不听话，抢先抱着大表姐的胳膊说：“先给我，因为姑姑最喜欢我。”我说：“应先给我分，大舅最喜欢我。”我和小表弟开始推搡起来，小表弟急哭了：“她是我亲姑姑家的表姐，我们最亲，你是我大舅家的孩子她不亲你。”我也当仁不让：“她是我亲大舅家的表姐，她最亲我，你是我姑姑家的孩子，不会亲你的。”大表姐这时候也愣那里了，双手举着馒头不敢放下，也不知道如何分是好。 丧礼完毕回来的路上，我问我妈谁是小表弟的姑姑，妈妈回答说，我大妗子就是小表弟的姑姑。这很奇怪，我大妗子是小表弟的姑姑，我姑姑是大表姐的大妗子，我妈妈又是小表弟的大妗子？这个问题像是一道高难度的应用题困惑了我很多年。之后我多次向妈妈提出这个困惑，老妈每次总是惭惭的避开。这是为什么呢？ 我上学了，也读了些书，压在童年心灵上的问题恍然有些解答：可能因为家穷，爹到了结婚年龄没有姑娘愿意嫁给他，外婆家也很穷，姑父的爹家也是穷鬼，不但爹不能娶媳妇，大舅和姑父也娶不到媳妇；当然，穷不杀情，天不断爱；爹有个姐姐，大舅有个妹妹，姑父有个姐姐，经媒人撮合，成了这六人同喜的三桩婚事。后来就有了我们表兄妹九人：大舅家大表姐、二表姐和表弟，姑姑家大表姐、二表妹和小表弟，我和我的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再回想姑姑痛骂父亲那件事，我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姑姑说我妈是她换来的，是拿她自己换来的，不是拿鸡蛋黄豆换来的，也解开了小表弟和我在大表姐面前争宠的困惑。 自己解开了这个曾经压在自己小小心灵上的迷惑，我感觉很了不起。有一年暑假，和爹在棉花地里逮虫子，我把答案告诉爹，一方面是向爹展示自己，通过读书学习，我可以推理解决问题了，另一方面想让爹证实一下我的推理是否真确。爹说我说的对，但不完全对。他说确是因为家里穷，娶不到媳妇，才走这换亲的渠道把我妈娶进门的。之后爹便不再说话了，他说他要到地头喝口水，走了。爹说话的口气里略显一丝惊悸。 　　爹的回答让我刚刚自觉聪明骄傲的情绪一下子凉了下来，爹妈的婚姻在我心里更增一层神秘。因了妈曾经的惭惭的神态和爹的一丝惊悸的口气，我再也不敢有从他们那里把这层神秘面纱揭开的妄想了。 　　读完中学，我到北京读大学，然后工作，结婚，有了自己的孩子，一晃20年过去了。但是关于爹和妈婚姻的神秘，一直藏在我心里，我一直试图弄明白当年他们三角大换亲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你家的成分是地主。”这是大一寒假回家邻家二爷告诉我的。“你爹小时候上学可聪明哩，可是上到小学三年级就死活不去了，他害怕每天遭同学们叫他‘小地主’。他们经常成群打他，还偷他的文具。你爹发现后，那帮孩子明目张胆地说：‘地主家的东西都是剥削来的，就应该瓜分掉。’你爹受不了那个气，就死活不读书了，可惜了他。”我突然明白了妈的惭惭和爹的惊悸，那可是地主帽子摘掉六年之后的事了，我不谙世事的冒昧曾经让他们一想到当年的地主身份仍然内心颤栗。 2009年初，爹大病治愈后，我把他接到北京来，好好饮食调养。爹每天在家看电视，说是把前半辈子的电视都补回来了。“从邓小平上台后，国家变化可真大。”爹说“从邓小平上台”时，我看到他眼中有喜悦闪亮。我明白爹说这句话的意思，爹想说的是他那顶小地主的帽子也在那时被摘掉了。 　　我从爹喜悦闪亮的眼神里得到鼓舞，我想这个时候我可以求证他和母亲及姑姑和大舅他们三角大换亲是否与地主成分有关。于是我试探地问他：“我外婆家和姑父家以前也是地主？”爹这次没有躲闪，只轻轻看我一眼就回答说“是”。“不过他们两家都是小地主，解放前有半公顷地。你外爷和你姑父他爹都是独苗，家里人丁单薄，就请人种地，解放后就给扣了个地主帽子。咱们家虽然土地也不多，有那么两三公顷吧，你老爷（曾祖父）身体不好，做不动农活，你大爷（伯父）又在外当兵，你爷爷在保里做副保长，所以自己家的田地只能请人耕种，土改时就把你爷划成地主了。” 这可是爹第一次讲到我们的家史。也许爹懂我这么多年的心事，他把话题直接转到我妈身上了，他要给我解开我几十年的迷惑。 　　“那时候我和你大舅还有你姑父都该结婚了，可是没有人愿意把女儿嫁给地主家的。后来经过和这三家都沾边的远方亲戚说媒，促成了我和你妈、你姑姑和你姑父，还有你大舅和你姑父的姐姐，就是你大妗子，我们六人的婚事。那说媒的亲戚也是地主成分，根红苗正的人家不会管地主家的事情，那些人躲闪地主都来不及。”我插问道：“那时，是不是这三家也很穷？”“穷得很，地主家有再多的产业也早被瓜分完了。那时候家里都靠挣工分，你爷爷他们经常被拉出去批斗，哪还有时间和精力挣工分，所以那个时候地主家更穷。” 　　困扰我二十多年的关于爹和妈的婚姻迷惑终于得到了最正确的解答，我轻舒了一口气。然而父亲的话还没有结束： 　　“我和你妈结婚的时候，所有的嫁妆只有那个红漆木盒子，你姑姑和你大妗子的嫁妆也是这同一个木盒子。”我有些吃惊，问：“怎么回事？”父亲解释道：“媒人和这三家都说好，结婚的时候都不要彩礼，也不陪嫁妆，都用你外婆家新做的一个木盒子作为三家女儿唯一的陪嫁品撑面子。你大舅和你姑父的姐姐先结婚，因为他俩岁数大，他们就用这个红漆木盒子作陪嫁品。半月之后你姑姑和你姑父结婚，你姑姑的嫁妆仍旧是那个木盒子。到了1975年腊八节那天，我和你妈结婚，你妈的嫁妆依旧是那个红木盒子。我们最后结婚，那个木盒子就落在咱家，成了咱家的财产了。” 我还记得那个红漆木盒子，小时候我用它养过白兔。 　　这是一个与自己如此贴近的辛酸、真实故事，这也是一个幸福的时刻，一位年过半百的老父亲在给他的三十大几的儿子讲他的婚姻故事。              三个儿子三颗星    王昌鹏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给三个儿子起的乳名都带“星”字，期盼他们将来都能发光。但那时地主成分压得我抬不起头，我的愿望只不过是个白日梦。 1979年1月29日，我终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这一天，报纸上说国家会尽快解决地富分子摘帽的问题和地富子女的成分问题。听到这个好消息，我高兴得两宿没睡着觉。2月 22 日，我摘掉了地主帽子，从此一身轻松。现在，我的三个儿子一起组建的山东三星集团，利税近2亿元。2008年3月25日，他们集团还在美国上市了。我盼儿子都能发光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我原来是泥瓦匠，是踩百家门的手艺人，威信很高，所以乡里乡亲不好意思斗我。苦累咱都不怕，就怕别人另眼看。开会的时候，我总是蹲在最后头，从不敢多说一句话。因为家庭成分高，我岳父家的成分也高，亲戚都不敢跟我们走动。 我的大儿子王明峰，仅上到小学就不能再上了，14岁就到生产队劳动，什么脏活累活都抢着干，只是期望人家给个好评价。至今他一有时间就自学，看到不明白的原理什么的就难受，做梦还是在听课呢。我的二儿子王明星当兵体检，身体合格了，可是政审家庭成分高，被刷下来了。  没摘帽时，我愁三个儿子找不到媳妇打光棍。1982年，王明峰找上了媳妇。他扬眉吐气，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一门心思尽快富裕，找生产队队长担保贷600块钱，冒雨跟他二弟到张店去买电焊机。在公路边，用四根棍子支起一个棚子，就开起了维修部。挣了钱就买工具，扩大再生产，到1994年，他们一年能挣20多万。 三个儿子甩开膀子大干的时候，我还提醒他们：“够吃够喝就行了，别再铺摊子了，政策说变就变，不是有句话说十年再来一次吗？再来场文革，还不得挨斗啊。”儿子们却认定，政策不会变了。 我现在一家16口人，四世同堂没分家。孩子们的生意做得挺好，企业固定资产将近 30亿，老大是集团董事长，老二是总经理，老三是常务总经理，孙子、孙子媳妇一共有6个是留学生，真是梦都梦不到啊！ 现在王明峰还对我念叨说，他想搞个“三星博物馆”，把他们发展的艰难历程记录下来，大家吃了不少苦，都十分珍惜现在的机会。三兄弟赶上了好时代，我一直跟他们说，回报社会是我们应该的。他们做得很好，汶川大地震，他们公司员工捐款捐物30多万，给慈善机构捐款200万元，每年老人节都为村里老人捐款10万元。看着三个儿子三颗星，我高兴啊。     ———————————————————————————— 解放初，共产党在金华县马安山村设立管训处，收容从四面八方送来的各色人等，住在金氏祠堂和地主家的木楼上，不准与外界接触，当地百姓统称这批人为“地匪”。起初，上午这些人被带到小山坡上开荒种粮，下午在规定范围内自由活动。不久，自由活动取消，改为集中训话，然后就宣布几个重犯死刑，就地枪毙。后来，这些人白天被押解去挖坑，夜里解送死囚，用机枪扫杀掩埋在挖好的坑里。因枪毙的犯人太多，埋得太浅，致使狼群成灾。那时我在距该村六七华里的寺后王小学教书，夜里经常听到枪杀地匪的声音。再后来，我做了该村的女婿，接着又在该村监督劳动二十年，直到1996年离开。我在该村劳动期间常碰到狼，有一天夜里，单独到小山坳里放水，竟遇到四只狼。据说马安山管训处大概枪毙了一千五百名左右地匪。一位妇女探得丈夫已死，当晚在村西馒头山上的柏子树上缢死。        郑明桂 ————————————————————————————       地主家的喜酒    余 姚   杨柳村农民杨老汉，解放前勤劳致富，买了几亩地，土改时被戴上地主分子帽子，背上了沉重的黑锅。膝下一儿一女，儿子长大后，白面书生，一表人才，耕犁锄耙，无所不会，成了村里种田的好把式，上门提亲的人与日俱增。文革初期，当局颁发公安六条，杨老汉一下子被划进反革命队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造反派，在杨老汉的大门两旁用黑漆刷上一副对联：“只许你规规矩矩，不许你乱说乱动。”前来相亲的人一见黑漆标语，扭头就走了。那年头，谁还敢跟地富反坏右结亲啊。 到了1969年，杨老汉的儿子三十出头了，仍然是光棍一根，杨老汉心急如焚。然而就在此时，邻村一个富农的女儿竟看上了杨老汉的儿子。经过一段时间恋爱，婚事很快定了下来。这年腊月，他们选定一个黄道吉日，给儿女完亲。 “杨柳村地主杨老汉儿子结婚大办喜酒，朝南坐的全是一伙地富反坏右分子。他们一个个划拳行令，喝得正得意忘形呢！”消息立即传到公社革委会，造反派起家的汪副主任从沙发上一跃而起：“大批判小分队马上集中，跟我走！” 热烈的喜宴被叫停，所有亲友都被赶到村里的社场上，一场革命大批判开始了。三代贫下中农出身的汪副主任不愧为阶级斗争的老手，他别出心裁地下令每一个参加酒宴的亲友将自己的成分报将出来，如有隐瞒，严惩不贷！都是附近三里五村的，谁敢隐瞒自己的成分啊。耷拉着脑袋的几排人一一报过去，参加酒宴的亲友十之八九十都有成分问题。 “这叫鱼亲鱼，虾亲虾，乌龟亲王八！我早就料到，地主家办喜酒，来喝喜酒的没有好东西！现在贫下中农都移风易俗，你地主富农成亲凭什么大吃大喝大办宴席？乌龟王八蛋凭什么一个个朝南坐？来人，给我把所有的饭菜酒全都倒入浴缸，叫他们吃个屁！” 一声令下，大批判小分队成员个个动手，五六桌的鸡鸭鱼肉，热炒冷盘，白酒黄酒，全被倒进大浴缸。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办了这么几桌酒席的杨老汉一家和所有的亲友们，无不目瞪口呆。 五六十位亲友在接受一场羞辱至极的批斗后，喜酒没吃成，饿着肚子一个个灰溜溜地离开了杨柳村。新媳妇虽然贤慧，怎忍得住这般打击，一气之下，也跟着父母跑回了娘家。     ———————————————————————————— 我的曾祖父是山东章丘的地主。有一年春天，青黄不接闹灾荒，很多人饿得活不下去。我家门口有两棵榆树，树上长出榆钱。那天，曾祖出门，看见有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正往树上爬。他喊道：“下来！”那女人吓坏了，灰灰的来到曾祖父面前等候责骂。曾祖问她：“你啊，几天没吃饭了？”“两天了。”“你爬这么高，万一晕了掉下来怎么办啊！”曾祖让人回家拿了两个饼子，递给她，说：“吃了再上树，这样就不会晕了。”我家当时是生产布匹的，从外地购来棉纱，分给家乡的一些个体户做外加工，付给加工费，最后销售。那一年也是个灾荒年，外加工的一些个体户甚至不得不卖儿卖女度日。有一天，我曾祖准备了几桌酒菜，把那些个体户请到家里来。大家都以为是鸿门宴，不知有什么坏事等着自己，没一个敢动筷子。曾祖看出了大家的心思，便说：“你们放心吧，今天请大家来，没有别的事，只告诉大家，前面各位欠的棉纱钱今天一笔勾销，走的时候每人再带走一斗米，咱们共同度过灾荒。”大家听了，纷纷给我曾祖跪下磕头。灾荒过后，那些个体户又重新振作起来。他们欠老掌柜的棉纱钱，不但不一笔勾销，反而加倍送了回来。直到今天，家乡的老人们还谈我曾祖父的这些事。 ————————————————————————————         不识数的婉英    鲤 紫   志财家过去是地主。我爸说，他们家是苦地主，种田比长工下力，吃的比长工还差，省死省活买田置地。志财弟兄仨，爹是地主，儿子是地主家的崽子。崽子们纷纷与父亲划清界线，但是划得再清还是地主家的崽子，照样娶不上媳妇。我懵懂记事的时候，常见志财他爹老地主，戴着尖尖的白纸糊的高帽子，与另一个地主婆、一个富农，还有一个坏分子，在村子里无声无息地走过，面无表情，现在想起来，倒是有点郑重其事的样子。村子里的人照常做他们手里的活，老地主的孙子孙女和我们一起好奇地看，嘻嘻哈哈地拍手。   我家竹林后面，一个茅屋，住着志财他爹老地主一人。红卫兵偏爱这茅屋，常在四周挖宝，说老地主藏了几大坛子金元宝银元宝。元宝没有挖到，倒是那竹林，因为经常松土，竹笋出得出奇的多。有一次，老地主的茅屋像神仙炼丹的地方，飘出袅袅青烟。老地主吭哧吭哧跑出来，有点像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杜甫，拄着杖，只呼哧，却不敢高声呵斥，更不会吟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如果没有红卫兵的访问，老地主可以说是个隐士，像活在唐诗里一样。他家的踏埠头，弄得很清爽，石级两旁植月月红，五六月的时候，又香又好看。我们常常在老地主不在家的时候，偷偷去摘几朵。我们认为老地主像周扒皮一样坏，那时我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只相信书上写的、电影里看的。后来老地主病了，双脚粗得像水桶。他的那些划清界线的子女还是没有划清界限，最终还是薄葬了他们的父亲。 志财是老地主的二儿子，娶了一个不识数、不知道自己名字的女人，志财的妈妈叫她婉英。婉英有一次想娘了，娘家在西北方向，婉英就朝西北走，转了俩弯，就不知道西北是哪里了。婉英走了一个礼拜之后，志财才想到可能自己的老婆丢了，不是生气躲起来了。 婉英与志财生过一次气，她的耳朵被志财咬掉半只。她撩起头发，给村里的人看。村里的男人就教她，不要陪志财困觉了。她真的不陪了，后来志财在他们家的柴垛里找到了她。 这一次，柴垛里找不到婉英，哪里也找不到，志财急了。村里也急了，队长居然派工找婉英。我爸就被派去找婉英了。婉英后来被找到了，她饿得走不动，就坐在一个机埠头，等着别人发现她。 村里人不说婉英傻，都说是因为志财“逑”。平湖人不说“坏”字，坏是指那些腐烂的东西。志财这个家伙，居然能把老婆的耳朵咬掉，还不“逑”吗？ 志财是前年走的，癌，瘦得像根竹竿。他的老婆，也不知道哭。村里的人教她：“你哭呀，你男客走了，你要哭呀！”婉英婉拒了村里人的指点：“哭点啥呀，伊逑天逑地。”志财走后，人们发现，婉英有点不对了。儿子叫她去田里拔草，她就一直拔。日午了，她在田里；日薄西山了，她还在田里。这时人们发现，婉英这个人，简直像只羊，你把她牵到竹林里，她是不会跑到田头去的。她啥事都不操心，她的心放在心窝里，就负责扑通扑通跳。这下，人们开始理解志财的“逑”了——谁都没有这个性子啊！ 婉英生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女孩子生在这样的家庭，专讲门当户对的媒人，自然就也给她门当户对地做媒。女孩子一气，去上海打工了，做裁缝。裁缝老板有个不会生育的太太，女孩子生了个老板的儿子，于是名正言顺地做了老板太太。女孩子年年都要婉英养些土鸡、草鸭、山羊，婉英说，养这些要花钞票的，女婿就一张一张地把钞票数给婉英。过年了，女婿来抓鸡鸭送人，婉英就挑最小的，女婿就再数钞票给婉英。男孩子也跟着姐姐去了上海，找了个安徽来的打工妹。今年过年的时候，跟着打工妹去安徽了，家里就剩婉英一个人。       我的曾外公    张燕燕   曾外公于世富，是大连旅顺口的大地主。土改后，曾外公一无所有，正房也分给别人。他们让他去放羊，一个人住在四下透风的牲畜棚里。他放的羊正是他家原先的羊群，虽然现在是别人的了，可他对这群羊是有感情的，不会搞破坏。 有一天，我姥姥一家无米下锅，孩子们饿得爬不起炕，姥姥忽然想起供桌上还有一碗陈米，就拿来给孩子们煮了一锅粥。我姥姥一口没舍得喝，正给孩子们穿衣服，住在正房里的林君升的母亲过来，不吭不哈把粥端走了。她一双小脚，可走得比我姥姥陈大脚还快。姥姥一句话也没敢说，老地主于世富更不敢说。孩子们眼看着到嘴的粥让人端走了，急得哭起来。老地主心疼孙子孙女，带着两个大孩子去他的二女儿家，也就是孩子们的二姑家，想要点吃的。走到二女儿家门外，就闻到了贴饼子的香味，曾外公对两个孩子说：“别哭了，有东西吃了。” 曾外公领着两个孩子进了屋，在灶下烧火的二姑站起来说：“你们来干什么？”曾外公说：“孩子们饿，我带他们来跟二姑要点吃的。”二姑说：“谁是他们二姑啊，你们赶快走，我早跟你们划清界线了，你们别来给我找事，你还嫌我事少啊。”老地主曾外公气得说：“你真没有良心，你的孩子不都是我给养大的，现在你跟我划清界线了，你早咋不跟我划清界线呢。陈大脚对你的孩子多好啊，就像亲娘一样，如今她的孩子吃不上饭，你都不给一口吗？”二姑说：“此一时彼一时，亲爹顾不上后娘，你们快走吧。”说着把祖孙仨推出门外，还把大门插上了。 老地主只好把饥肠辘辘地孙子们领回家，对儿媳也就是我姥姥说：“他二姑没有良心啊。”我姥姥也挺伤心，自己把二姑姐的两个孩子养大了，还换不来她一块饼子。曾外公不甘心，放羊时故意往他二女儿家走，希望她能可怜父亲，给他一口吃的。可是二女儿家的大门总是关得紧紧的，有时等到天黑也见不到女儿女婿。这位二小姐，一心想和娘家划清界线，以逃脱厄运。她的丈夫家是贫农，多么值得骄傲的成分啊。可是后来，她还是没有逃脱。有人看见她在土改前，从娘家拉走了一大车东西，便断定老于家的金银细软都被她拿走了，结果把她家抄了个底朝天，定为坏分子，每天扫大街。 刚解放时，政府卖公债，只要是政府号召的，我姥姥都积极响应。那时家里已没钱，她便把结婚时娘家陪送的套碗拿到集市上卖掉，到乡公所交了公债。乡公所的人对买公债的人很热情，对我姥姥也不例外，这让我姥姥非常高兴。有人给她一个笑脸不容易，一个笑脸足够她高兴几天的。 一年后，公债返回来了，家里只有放羊的老地主。领到公债后，老地主来到赵家坊我姥姥的娘家，把公债钱递给我姥姥，说：“公债发下来了，全给你吧，你带孩子住在娘家不容易，手里有俩钱，娘家人还能待见你。”我姥姥没有接钱，看着衣衫褴褛的老公公，心酸地说：“还是你留着吧，你一个人，日子不好过。”老地主说：“我老了，要钱没有用，给孩子们吧。”我姥姥死活不要，说：“你留着会有用的，等孩子们长大，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老地主只好把钱揣起来走了。 回去不久，老地主就病倒了，不能放羊了。姥姥知道后，领着孩子们回去看他。他有气无力地躺在门板上，看见我姥姥来了，便用瘦骨嶙峋的手从怀里掏出那笔钱放到我姥姥手里，说：“我有千顷地，孩子们没得着，只有这点钱了，你一定给孩子们留着。你把钱收好了，别让人看见，这是我们家的全部财产了。”我姥姥只好收下。老地主又说：“你一个人的日子不好过啊，你得想法把显龙（我的姥爷）找回来。他走时不是说去打日本吗，这小日本打跑好几年了，他咋还不回来呢，还打谁呀。实在找不着人，你就去奉天找他大姑，他大姑兴许能知道显龙在哪。”我姥姥说：“爹，我脱不开身哪，我要是去奉天，他们会说我逃跑了，去抓我的。不如你找他二姑，让他二姑去奉天。”老地主伤心地说：“别提她了，她是不会去的，就算我这辈子白养她了，我没这个闺女。” 老地主不再说话，孩子们叫了几声爷爷，两行老泪从他混浊的眼里流出来，在他沟壑纵横的脸上反射出两道泪光。老地主，我的曾外公，就这样死了。     ———————————————————————————— 我弟弟在魏县初中学习时，曾任少先队大队长，1956年初中毕业，各科成绩都是A，因品学兼优，被保送到省立邯郸中学（后为邯郸四中）。1958年，弟弟在学校黑板报上写了一首小诗，其中写道：“他姗姗来迟，走向队伍，真像阅兵的军官一样。”校团委书记看了，对号入座，认为这是讽刺他的，于是借整团之机，说我弟弟祝俊坡出身地主，思想反动，并诬陷其参加过反革命小组，将俊坡开除团籍。所谓“反革命小组”，实际情况是学校的一名老师想成立一个学习小组，让我弟弟参加，学习小组尚未成立，那名教师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这个未成立的学习小组，就被认定为反革命小组。1959年弟弟高中毕业，第一次参加高考，志愿是北京外国语学院。当时高校招生，先看政审结论，后看考试分数。因“政治思想不合格”，“不宜录取”，弟弟被迫回农村劳动。1962年，邯郸四中给俊坡来信说，经审查，参加所谓“反革命小组”问题是不存在的，是错案，予以甄别平反，恢复团籍。恢复高考，在农村劳动了将近20年的弟弟，于1978年第二次参加高考，成绩出人意料，全县两千多名考生中，他竟是第八名。                         祝伟坡 ————————————————————————————         插队时的地主邻居    京 生   上山下乡时，我与村里唯一的一户地主是邻居。这个地主分子，沉默寡言，胆小怕事，见任何人都低头而行。生产队在土墙上写宣传标语，只有他能写。写标语前，他总要让别人核实要写的究竟是什么标语，生怕写错了被打成反革命。他干活从不敢偷懒，无论队长安排什么活，总要想办法加班加点干完。谁家有病，谁家就“命令”他去给人家先看看。到了春节，全村的对联都是他一个人没日没夜地写。后来他的身体每况愈下，走起路来咳嗽不停。他虽然被全村人瞧不起，可他是全村唯一懂政策的人。 大伙都把地主家的女主人叫地主婆。地主婆干活也很老实，从来没有投机取巧的现象。邻居一泼妇不知什么原因整天指桑骂槐，地主婆明知骂的是自己，却装作什么也没听见。这个泼妇骂人不解恨，就跑过去撕地主婆的头发。一起干活的人都不敢劝解，地主婆就只有让对方撕打够了痛哭的份儿。她上工最早来，收工最迟回，忧伤的脸上从没见过笑容。 这对地主夫妻有两儿两女。大儿子，大伙都叫他“地主家的”，初中毕业上不了高中，就回村劳动。他和他家里人一样，上下衣服破烂不堪，也很少和别人一起说话，总是不停地干活。他一米七八的身高，全身很瘦，面容看起来很清秀，但头发很乱、很长。他数学、物理特别好，历史事件也知道很多，会吹笛子，还会写诗词，在他们村绝对是人才，但他的才能从来没有机会施展出来。他不被人了解时看起来很冷漠，了解他之后就知道他有太多的委屈和无可奈何。小儿子初中毕业，大女儿小学没读完就回家劳动了，小女儿托改革开放的福上了大学。       一块玻璃一条命    凤 翔   老杨是西北农学院分配到陕西凤翔县畜牧兽医站的大学生，戴副眼镜，说话慢条斯理，显得文质彬彬。文革开始后，凤翔县兽医站的战斗队突然把老杨专政了。当时叫群众专政，简称群专。群专现象是个新生事物，其专政对象是那些被排除在人民群众之外，但还称不上是敌人的人。群众专政完全没有章法，有的地方严酷程度超过劳改农场。 群专对象每天早上给战斗队（1969年之后变为革委会）的头头请示，由头头安排当天的劳动改造任务；下班时再由头头检查一天的劳动情况，训示几句；隔几天写份检查或思想汇报，表明你心悦诚服接受改造，正在不断提高觉悟。过一段时间，头头觉得你改造得差不多了，大发慈悲，经群众讨论，认为你已经改造好了，可以重回革命群众的行列，就宣布对你解除群专。 老杨被群专后，主要的改造方式是当清洁工打扫卫生。同他一起被群专的，还有一个老陈。文革初老陈很风光，是最早的战斗队的头头，但好景不长，自己也成了改造对象。当时正值“全国山河一片红”，到处是用红漆刷出来的毛像、毛语录等，红油漆都卖脱销了。凤翔县兽医站墙上也一样，有毛语录，有摹仿毛手迹的诗词，有《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之类的宣传画，窗户玻璃上都用红漆喷上了剪纸毛头像。头像剪得有的精致，有的粗糙，铺天盖地，就像今天泛滥的廉价广告招贴画。 有一天，老杨打扫完兽医站的长廊，推着装垃圾的架子车向外走。一不留神，车轴挂了一下门，门一震，一块玻璃哗啦从上面掉下来，摔成碎片。这块玻璃上有个毛头像，如今一碎，老杨受惊不小，赶紧把玻璃碎片拾进垃圾车。这一切恰巧被老陈看在眼里，便大叫起来：“好哇，你竟敢打碎主席像，还想偷偷摸摸地掩盖，是何居心？”老陈这么一嚷，整个兽医站的人都知道了。老杨更加惶恐，怯怯躲回宿舍。 嚷归嚷，一般人对于这种事并不较真，除非他想挟私报复，或是被毛崇拜彻底洗了脑。同事们并没谁计较这事，可是第二天却发现老杨自杀了。对于老杨的死因（无意间打碎一块上有毛头像的玻璃），人们很少谈论，仿佛是很自然的事，谈论更多的是他的自杀方式。在凤翔，自杀往往是上吊、跳楼、服毒之类，老杨的自杀却不同凡响。老杨的宿舍里满地是血，可是老杨的尸体上却看不见任何伤口。清洗尸体时，在他的颈动脉处发现一个指甲盖大的伤口，几乎看不出来。人们窃窃议论，他竟然采用了如此匪夷所思的死法，而且割得那么准。     ————————————————————————————     小时候我很纳闷，为什么我们的院子有一亩地大？父亲后来告诉我，说我们这院子是从地主家分来的。我的曾祖父是老革命，领导家乡的土地改革运动。当时我们家十来口人住在三间旧房子里。我们村有一户地主，是爷爷的干亲，就是他把自己的儿子认给我爷爷当干儿子。土改要分他家的新房子和大院子了，可是没人敢要，怕哪天地主翻过身来。我曾祖父就对我祖父说：“这两亩多的院子，外加新房子，别人不敢要，你们就带头先要了吧。有我呢，你们别怕。”爷爷的那位地主干亲也是说，他这房子、院子早晚得让共产党分了，你们要了也算肥水没流外人田。就这样，我家没花一分钱就拿到了三间崭新的房子外加两亩多的大院子。那房子的木料都是最好的落叶松木，样式也是最新的，那院子是当年地主家的菜园子和种大烟的园子，里面还有十几种果树。后来再分地时，我们的大院子一大半又分给附近没房子的农民盖房了。  ————————————————————————————       我的台胞父亲    李亚莲   父亲李升是家中的长子。爷爷李飞鸿，精于经商，办食品加工厂，承包建筑工程，盘下不少商铺，家境富裕。爷爷非常重视教育，父亲先在家念私塾，后到南昌、上海等地读书，是德安县第一个到上海求学的人。工作后，父亲担任过德安县国民党党部秘书科长、中学校长、区党部书记。1947年，父亲到崇仁县任县长，不久离开崇仁，到江西省教育厅任职。共产党接管政权时，父亲原没打算随国民政府到台湾去，因家有父母儿女，还有年迈的爷爷奶奶。 不久，当地干部需要抓典型，就把我爷爷抓起来镇压了，一家人惊恐异常。1949年底，母亲变卖了首饰，让父亲带着当路费，忍痛离家潜逃了，当时我尚在母腹中。父亲先逃到高安，准备辗转到美国继续求学，可中途出现变数，最后还是去了台湾。 父亲一走，家里顿失顶梁柱，母亲只身带着我们兄妹四人生活。土改后的地主之家，没有一分田地，好在母亲心灵手巧又天性乐观，帮人做些针线活维持生计。生活仍然难以为继，无耐之下，母亲将姐姐瑞儿送人，带着我们兄妹三人回到外婆家，在舅舅的帮扶下勉强度日。 文革时期，母亲和我们兄妹成天戴高帽游街，住牛棚，受尽侮辱。那时我最怕天亮，因为天一亮我们就要受侮辱被折磨，晚上我可以静静地想念父亲，想像父亲的模样。那时我多么想得到父亲的疼爱、父亲的呵护，多么渴望有父亲的一点点儿消息啊。在对父亲的无尽思念中，我一天天长大，从襁褓中的婴儿到为人妻，为人母，我想这一辈子也许永远见不到父亲了。 1979年元旦，叶剑英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台胞的来信陆续得以进入大陆。我开始一天天地盼望等待父亲书信的到来，在煎熬度过了几年。1985年，父亲托人给我们带来了第一封书信。父亲在信中告诉我们，他在台湾，一切都好，且是一所中学的校长。那封信，我和母亲、哥哥、姐姐不知看了多少遍！父亲后来的来信告诉我们，他1988年退休，一退休，第二年春天一定回家乡。 1989年3月17日，是我终身难忘的一天。当时我在德安县城工作。那天，阴霾的天空飘着丝丝细雨，初春时节仍然寒气逼人。下午刚上班，我便收到哥哥由南昌发来的加急电报：“父已到昌，十八日到县。”顷刻之间，我的激动和喜悦无以言表。四十年，漫长的四十年啊，终于盼来了朝思暮想的父亲。此时此刻，我恨不能立刻飞到父亲身边。不能再等了，别说等到明天，一刻也不能再等。我随手抓起包和伞，狂奔火车站，赶上开往南昌的火车。  南昌站到了，我迫不及待地拨开蜂拥的人群一路前奔，不知道是怎样冲上六楼哥哥家的。 推开虚掩的门，见一位慈详的老人正从内室出来。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这就是我的父亲？我四十年未曾谋面的父亲？老人面露温和的笑容，哽咽道：“是亚莲吧，我的儿，你受苦了。”说罢，一把将我搂在怀中。此时的我，两腿擅抖着抱着父亲发不出声来，手中的包和伞是怎样掉在地上的，全然不知，只感觉泪水顺颊而下，是委屈，是激动，还是喜悦，我想都有吧。我有太多太多的话想说，却一句也说不出来。哥哥轻轻走过来，抚了抚我的肩：“不要哭了，和爸爸好好聊聊。”父亲边抚摸着我边流泪说：“让她哭吧，四十年啦！把四十年的苦水全哭出来吧！”巨大的父爱向我袭来，将我淹没……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徜徉在无比的幸福快乐之中，和父亲谈天说地，回忆往事。 父亲淡泊名利，博古通今，谈吐高雅，又不失风趣，深深感染着家里的每一个人。父亲说，在台湾，他无时无刻不在牵挂大陆的亲人。每次吃饭时，父亲都告诫我们的台湾弟弟李安和李岗，不能将碗里的饭吃完，要留一些与大陆的哥哥和姐姐们吃。听父亲说这些，我们兄妹激动不已。 短短六天，一晃而过，父亲回到了台湾。没想到，这成了我们的永诀。因健康和政策原因，父亲此后再未回大陆，我们通过写信、打电话倾诉思念。这种相思之苦时刻折磨着我们，可我们无能为力。我们的经济条件还不允许我们兄妹到台湾去看望父亲，政策层面赴台省父也是难上加难。直到2003年父亲去逝，我们也没再能见他一面，成为我们终身的憾事。     ———————————————————————————— 刘廷秀，字紫奎，广东海丰人，无党派人士，曾任海丰县公平日兴市商业联合会理事长（半官方性质），是全国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府创建者和主要领导者刘廷波的胞弟。1915年六月生于海丰县公平镇新盛塘一个工商业地主家庭。他继承了父亲刘江的田地200余亩，并且开设了喜丰、彩记和茂利等商行，主营大米批发，营业网遍及汕头、汕尾及东江一带。1951年土改，县委书记高增全指使工作队，将刘廷秀诬陷为“恶霸地主”、参加过特务组织等等，土地和房产契约全部被没收，扫地出门，并对他和家人进行批斗。他的子孙也受此牵连，“地主子弟”被喊了半个多世纪。1952年秋，海丰县土改复查，他远在印度尼西亚的兄长刘廷波，给广东省委、海丰县委各发来一份报告，要求将刘廷秀成分改为华侨小商，最后划为华侨工商业。1970年11月文革中，刘廷秀受到非人待遇和人身迫害，投水自尽。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82年，最后剩下的没有平反的地主，全部恢复了名誉，被冤枉31年的刘廷秀和全家得到昭雪。 ———————————————————————————             父亲正直而善良    木 子   我的父亲生于1931年，六岁入读私塾，十岁时由他的亲哥哥教导他。父亲说，伯父教他许多中国古代文化知识，那是他一生中最幸福、最有收获的时光。 1953年镇反时，我的这位伯父被镇压了。为什么呢？与大家庭内讧有关。伯父本是一个正派人，他有一个堂兄弟不务正业，娶了一个妓女做老婆。伯父为为此很愤怒，认为有伤门风，经常教训他们夫妇。我的这位婶娘就对我伯父记恨在心。镇反一来，这位婶娘拼命教唆自己的男人写状纸告我伯父，编造他有人命血案。我的这位堂叔在婆娘逼迫下，就写了一张状纸，告到军法处。军法处领导看了状纸，事关人命，而且是自己家的人举报告状，那还有假？就把我伯父枪毙了。 父亲非常尊敬自己的这位兄长。兄长被枪决，我父亲无法接受，跑到军法处吵闹。军法处领导认为他已不适合留在部队了，便把他下放到农村，安排到一个小学里任教。父亲到农村任教后，不服当地领导，说他们没有文化。地方领导说这人不服管，就给他戴上了四类分子的帽子。 父亲始终认为，1953年镇压他的哥哥是一个错误，他一没有命案，二不是恶霸。父亲一生刚正不阿，在部队与团政委拍过桌子，回农村后与地方镇委书记拍过桌，始终没向任何个人认过错或做过检讨。父亲说，他一生只做过一件错事，就是1959年秋与村里其他年轻人一起到邻村地里偷红苕。虽没被人抓住，但父亲内心愧疚一生，说这是他今生做的一件最不光彩的事。 1975年夏天，河南省南部遇到千年不遇的特大洪灾，大批难民纷纷南下，到湖北、湖南来讨饭。当时农村大部分家庭都生活在温饱线以下，我们一家八口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八口人每天围桌吃饭时，常有河南难民来要饭。每当这时，我们兄弟姐妹个个都气鼓鼓的，父亲却总不嫌他们，慷慨解囊。兄弟姐妹纷起指责父亲，父亲就对家人说：“我们一餐不吃没什么，人家可能两三天都没有吃一点饭了。我们家的日子虽然不好过，可总比他们强。你们如果连这一点都想不到，那你们还作人干什么？” 当时父亲还顶着四类分子的帽子，学校老师们还一再强调我们要与自己的父亲划清界限。可是从此以后，我们兄弟对学校老师的看法改变了，对父亲的敌意态度也改变了。     ———————————————————————————— 文革初期，红卫兵造反派给党总支书记贴大字报，说祝伟坡出身地主（“破产”二字早已省略），却被重用为政治辅导员，是阶级路线问题。1969年，中共九大前后，进行整党，恢复党的组织活动，成立党小组时，有几个多年党龄的党员，因家庭出身不好，都不能当小组长，而指定一个出身好的预备党员当小组长。可是党章明文规定，预备党员是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这位预备党员小组长当面对我说，出身好的党员和出身不好的党员，对党的思想感情是不一样的。1969年冬，我们河北师大响应中央军委“一号命令”，战备疏散到束鹿县（现辛集市）。为加强战备，从师生中挑选骨干分子组织基干民兵。一些出身好的非党员编入了基干民兵，我是党员，身体和年龄都符合条件，却未编入。可见，关键时刻出身不好的党员，还不如出身好的非党员受到信任。                  祝伟坡  ————————————————————————————             父亲与淄博六中    张肖文   淄博六中的前身是周村中学，周村中学的前身是教会学校光被中学。1949年前后，父亲张文敷是光被中学的校长。 共产党接管光被中学以后，开始组织学习文件，如《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1949年秋季开学不久即是建国大庆，学校组织多次庆祝游行，敲锣打鼓，腰鼓队、秧歌队走街串巷制造气氛。作为一校之长，父亲工作繁忙，社会活动很多，不时应付上级教育管理部门来人检查指导。 1950年的镇反、土改，与学校关涉不大，只有极个别教师受到冲击。小学部主任赵竹青老师，寒假前还在上课，过了寒假却没再来。听我父母讲，赵是长山县人，原为共产党工作，后叛变投敌，且有血债，寒假回家就被长山县镇压了。 抗美援朝，全校师生集会游行，演活报剧，出壁报画、漫画，揭露美帝的罪恶历史、侵略罪行。父亲过去与教会里的外籍人士有接触，因而此时行事更加谨小慎微。学校积极组织一些实际活动，比如让小学生登门征集呼吁和平的签名，或去各家各户募集咸菜干菜支援志愿军。光被中学还选送一批学生到军事干校学习，与我同村的两位同学王立俭、王立诚，后来一个成了军医，一个当了海军。 在捐献飞机大炮的活动中，师生们纷纷捐款，父亲带头捐了50万，这个数字比他的月薪还多。1951年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组织报告团，在水胶场开欢迎大会，父亲还被请上主席台，他的笔记本里还有那位人民军代表用朝文写的题辞。 此时共产党对学校的控制加强了，派来了教导主任，充实了骨干青年教师。母亲个性很强，对解放后共产党的这些做法无法适应，又考虑到父亲所处的地位，所以1950年初母亲就离开学校，回基督教会工作，接着受教会委派，到齐鲁大学神学系进修一年。一年之后，母亲开始在周村、邹平、淄川、博山、益都等地的教会巡回服侍，不常在家。 光被中学虽为私立中学，但没有哪个人是实际拥有者，房产设施是教会的，父亲只是一个拿薪金的管理者。1952年三反五反，父亲成了替罪羊，要他反省有哪些贪污行为。父亲几次交待都不得过关，后来他们就组织打虎队，要打我父亲这只老虎。 打虎队日夜出入我们的住屋，监督父亲反省、交待问题。有一天晚上，我已上床睡觉，父亲在屋子里踱来踱去，突然问我一句：“你怕不怕？”我支支吾吾无以为答，迷迷糊糊睡着了。半夜里，我被嘈杂声惊醒，睁眼一看，父亲浑身湿透，学生们正在给他脱去湿衣。原来父亲一直没睡，乘值班学生不注意，跑到屋外附近跳井了。井水深仅及腰，学生们又把他救了上来。 自杀是对抗运动，是自绝于人民的表现，于是连续几天几夜，除了吃饭、解手之外，日夜有人围着问他同一个问题：“你贪污了多少？”几天下来，父亲腿脚肿了，嗓子充血，嘴角流血。在办公楼前，全校师生开批斗大会，先让父亲交待，接着是大会批判发言，口号声不绝于耳，还算斯文，没有施以拳脚。 后来上面来了指示，运动嘎然而止，学校恢复正常。父亲的校长职务就此被停，不久去市里参加学习，然后调到张店中学当教师。父亲到张店后，母亲也辞去教会工作，于1952年下半年来到张店，先住保安街，后在火车站下面的北泰康街17号定居。父亲在五中教过地理，后来转数学组，教过三届初中代数。母亲后来去小学当了教师，一家人过了几年平静的生活。 1957年反右，波及到淄博。春节寒假，老师们不得回家，留在学校搞运动。父亲所在的数学组，青年教师金锐波，浙江人，时年26岁，年青气盛，一时想不开，在数学组的门楣上上吊身亡。这一下激化了矛盾，数学组被他们看成右派窝，多名老师被划为右派，我的父亲被称为黑后台。1958年上半年，对右派还没做组织处理，父亲还继续教课。从下半年开始，全民大炼钢铁，对右派的处理也下来了，几名年轻教师送去劳教，外地的遣回原籍，父亲则留校劳动。大炼钢铁要用碾子压粘土做坩埚，学校买了一头牛一头驴拉碾子。父亲被责令当饲养员，每天手持镰刀，去附近野地里割草喂牛驴。大炼钢铁结束后，父亲在教职工食堂打杂。1960年，父亲已64岁，开始有心脑血管病症状，以“隐瞒义教身份”的名义被开除公职，在街道接受管制。 1965年，父亲突发中风，行动不便，语言不清，情绪不稳，但尚能自理生活。多亏母亲已退休，在家日夜陪护照料。1966年9月5日，街道造反派抄家封门，父母在外露宿一夜。9月6日，母亲被造反派在居委会纠缠。是日傍晚，父亲大叫几声，突发脑溢血，大小便失禁，于当晚11时去世，终年70岁。1978年，父亲被改正。2005年淄博六中举行百年校庆纪念，父亲成为六中校史上被打捞的文物。     ———————————————————————————— 从1953年初参加工作到1956年上大学，每年都涨工资，我从亲身经历中，深切感到新中国成立后，党风正，干部廉洁奉公，社会风气好，处处都是明媚阳光，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经过1955年至1956年一年的“肃反”，1956年9月，中共八大前夕，根据七大党章，我未经党支部大会讨论，由中共魏县县委直接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对要求入党人员的家庭出身、个人经历和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政治审查，还是相当严格的。但是，我入团入党、读师范、上大学、当学生干部，并没有因为破产地主家庭出身而受影响。所以在那段时间内，我丝毫没有因家庭出身不好而来的政治包袱。                          祝伟坡 ————————————————————————————         血腥海丰    京 晨 　　彭洪是彭湃与妻子蔡素屏的第三个儿子，出生仅两个月，母亲即在海丰县城被敌人枪决，一岁时，父亲壮烈牺牲。乡亲彭承训冒着杀头的危险，将彭洪隐姓埋名哺育成人。15岁那年，彭洪成为海丰中学地下党组织的一名党员。 中共建政后，彭洪先后担任海丰县委组织部长、县委副书记、县长等职。1957年底，广东大搞反地方主义，彭洪受到冲击，被撤销县长职务，一年多后重新启用。1963年，彭洪给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廖似光写信，申请调动工作。在组织的安排下，次年春，彭洪改任华南农学院党委委员、水稻生态研究所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全家从海丰迁到广州。 　　1966年文革爆发，海丰刮起反澎湃风。彭洪被从华农校园拉回海丰批斗。这次批斗长达100多天，回到广州后，彭洪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到学院农场放牛。 　　彭洪的祖母，即彭湃的母亲周凤老人，在此期间也一度被监禁。后经周恩来关照，广东省革委会负责人通过省民政厅，在海丰驻军帮助下，将周凤老人从海丰接到广州治病。 1967年，海丰爆发惨案，半个月内100多名干部群众被杀害，800多人被打成残废或重伤，3000多人被打伤。是年8月26日，海丰几个公社组织了5000多人的武装队伍，携带机枪、冲锋枪、步枪等进入海城镇，沿途任意开枪，群众纷纷上山躲藏。 8月29日下午，彭湃的侄儿彭科随着逃难的人群躲到郊外的将军帽山，被搜山的一伙人发现。在场一个姓洪的中年男人，听到彭科的名字，立即冲到他跟前，大声喊道：“我要报仇！”举起篾刀，连砍带割砍下彭科的头颅，然后将这血淋淋的头颅挂在身上，拿回城去。当晚，彭科的头颅被挂在城东门的电线杆上示众，三天后才取下。 　　彭科被杀后，彭湃的堂弟彭劲、堂侄彭株等彭家亲属相继遇害。彭湃著、周恩来题名的《海丰农民运动》一书，新华书店发行的宣传彭湃和海陆丰农民运动的书籍，都被诬为黑书予以没收。与海陆丰农民运动密切相关、被国务院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红宫、红场也被改了名，大门被捣毁，红色围墙被涂成黄色。 此时有亲友为彭洪安排逃港之路，彭洪谢绝了。他叫妻子把所有较粗的裤带都换成细细的红头绳，还把自己平时随身携带的钥匙、指甲钳、小剪刀交儿子彭丹和女儿彭伊娜，一再告诉孩子：“有人要说爸爸自杀了，你们一定不要信，爸爸是绝对不会那样做的。” 　　1968年7月中旬的一个晚上，两个年轻人来到彭家，他们是彭洪的同事、华农的造反派，将彭洪带走抓走。第二天，彭洪被送到广州警备区司令部关押。不久，彭洪被转移到海丰批斗。他被打得遍体鳞伤，还被紧绑在一辆汽车上，头戴用铁条、铁丝做的几十斤重的大高帽，全身涂上黑油墨，在烈日下游斗。 有一天，彭科的儿子彭伊林在海丰街头看到写着彭洪“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的大字报，给暂居在广州彭洪家中的姐姐彭小真寄来一封信，信中说道：“你不要忘记你死去的爸爸，更不要忘记你死去的叔叔。” 海丰方面始终没有正式将彭洪的死讯告知其家人亲属。亲人们不相信大字报上说的彭洪是自杀的。此后十年间，彭洪的妻子陈平通过各种途径，数次上书省委、省革委会，要求调查丈夫的死因，但是一次次石沉大海。 　　1978年，习仲勋主政广东，提出要为海丰骇人听闻血案中的死难者平反昭雪。有人坚决反对，说如果平反昭雪，就上告党中央，习仲勋勃然大怒：“你要是不上告，你就是王八蛋！”在习仲勋力主之下，广东省委、省革委会同广州军区党委派出联合工作组，协助汕头地委，彻底清查海丰反彭湃烈士事件。 据与彭洪一起关押的老干部们回忆，1968年9月1日晚，彭洪从牢房被押走。接着，听到公安局大楼内的吆喝、毒打、惨叫、呻吟声音持续到深夜。安静一会儿之后，传来一阵杂乱、急促的脚步声。一老干部偷偷爬上窗口，只见几个人用床板抬着不能动弹的彭洪，把他扔回牢房。9月2日深夜，两个农民抬走了包裹着的彭洪尸体。 　　1978年11月，为查明彭洪的死因，工作组决定提棺验尸。通过走访，他们找到一个曾参与拖尸、埋尸的农民。十年前这个农民挖坑埋下彭洪的尸体后，顺手在坟里埋下一块红砖。根据这一线索，工作组在海丰县中医院（现海丰彭湃中学）后面一片荒郊野地找到一具遗骸。据彭妻陈平描述，调查人员判定，这正是彭洪的遗骸。 11月10日，海丰县委为彭洪举行追悼大会，省委、省革委会、汕头地委、地区革委会，都送花圈，并派代表参加追悼会。接着，海丰全县3200多人得到平反，被开除或被迫退职的干部、教师、职工1300多人获重新安排工作。在反彭湃事件中犯有严重罪行的原汕头地委副书记孙某，由国家专政机关逮捕，残酷杀害彭湃侄儿彭科的洪某和其他几个民愤极大的杀人凶手，交由专政机关依法惩处。     ———————————————————————————— 趁中午休息，三杠子拿起柴刀上山，家里还等他砍柴做饭呢。三杠子远远看见一棵树，叶子己枯萎落掉。那时生产队规定，社员见到死树，可以砍去当柴烧。三杠子的父亲是被管制的四类分子，他怕砍树惹出麻烦，便想找个人证明那树已死。憨牛大爹在附近放牛，三杠子便走前去，问那树是不是死了。憨牛乜眼看了看那树，笑道：“三杠子，那树别人砍就死了；你砍，它就没死。”三杠子只好去搂树下的叶子。不一会儿，那棵死树被别人砍去了。            ————————————————————————————       沈阳镇反目击记    俊 杰   1951年4月25日上午10时，我们赴朝慰问团正忙于准备回京，被邀去参加沈阳镇反斗争大会。会场在日居时代建筑新式体育场，可容六七万人。会场里插满旗帜，时而是歌颂共产党的歌声，时而是“杀绝反革命分子！”“共产党万岁！”的震天呼声。 主席台坐北向南，主席台前又伸出一个可容二三十人站立的小台，是临时用木板搭成的。小台上有一只八仙桌。小台前是用木板围成的一块牛圈式的场地，约有2千平方，包围在广场的群众当中。小场里站着19个人，个个胸前挂着一尺多长、五寸多宽的白布条，上写姓名，姓名上冠以罪名，如恶霸某某之类。这19人分东西两排靠木板站立，身上穿着不同的衣服，有的短袄长裤，有的长袍短褂，深深低着头，每人左右各站一个枪上刺刀的武装人员。 　　主席台的扩音器送来一个声音：“现在开会了！”排山倒海的群众呼声立时停止。随着大会主席、沈阳市长朱其文宣布把罪犯某某提上台来，牛圈里的两个武装人员就押着一个矮矮的猴子似的人，一步一跚地走上主席台前的小台。猴子被指示跪在八仙桌前，低头面向群众。 接着，主席宣布带诉苦人上台。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两手捧着脸，由人搀扶着上了台，走到八仙后站立。这女人身穿青袄，短发蓬乱，面庞瘦瘦的。她一上台就哭，哭了一刻钟，接着开始述说：前面跪着的这个人，是她的父亲，是一个裁缝匠。她小时死了母亲，和父亲同住，九岁时父亲把她强奸了，直到十四岁还不断被奸污。 群众怒吼了：“枪毙禽兽某某某！”会场上一时掀起激昂的空气。群众台上负责指挥喊口号的人，不断挥拳领头高呼口号。主席台上宣布判处此人死刑，群众高呼：“共产党万岁！”“革命胜利万岁！”然后这个被判处死刑的人被带下台，回到牛圈。 主席台上又命令把恶霸某某某带上来。两个荷枪的士兵把一个年约三十的男子带上小台。押解他的士兵叫他跪在八仙桌前，他挣扎着不肯，两个武装人员强按下去，他的一条腿跪下时还在挣扎，似乎要骂人的样子。一个士兵在他脖后紧拉一下，那挣扎的人就范了。我有点莫名其妙，问坐我旁边的一个地方官员：“方才那人想挣扎，士兵在脖后一拉，他就老实了，这是怎回事？”他回答说：“犯人的脖子套着铁丝，防备他叫骂。他一反抗，士兵一拉铁丝，他就被勒住气管透不过气来，就不能叫骂了！” 一个被带上台的男人，站在八仙桌后向群众诉苦，说这个恶霸欺压良善，害了几条人命。群众中又喊起枪毙恶霸的呼声。主席台上宣布判处此人死刑，群众又高呼：“共产党万岁！”“镇压反革命胜利万岁！” 　　其他十七人，都是这个模式。下午三点左右，斗争大会胜利结束。群众的嗓子已经喑哑，整队出场，人人脸上灰暗无光。 　　当天晚上，我们下榻的东北人民政府交际处招待所里（日居时代沈阳最高贵的大和旅馆）举行舞会，政府首长和干部三四百人，乐声悠扬，舞步曼妙，人们脸上流露着无限春意，热闹而快乐的天堂直到午夜一时才告关张。 　　第二天，沈阳市万人空巷，迎接惊心动魄的大杀戮。这一天天气闷热，太阳光很强烈。从早八时起，街上开始过有组织的大队行人，马路上涌动的人海好似波浪。为看看整个城市的情况，我邀一个共产党员乘着招待我们的汽车巡视全城一遍。由新市区（原日本租界）到张作霖时代繁华一时的旧城四平街，一路上，铺子关门，饭馆停业。留守的人们告诉我们，每家每户都得派人参加示威。如果你是生客，一定以为是过劳动节或国庆节。 上午十时，我们回到招待所，服务员报告我们：公安局就要押解犯人去刑场了。我们几人走出客厅，赶到二楼凉台上。此楼位于广场南边，公安局在广场西北角，距离不到一百码。街上，人群站在马路边，万头有如秋收前的高粱穗子。扩音器先放送一阵革命歌曲，接着传出声音：“市民们！我们就要把罪犯押赴刑场，在他们偿还血债之前，先行一个赔罪礼！” 公安局的大门开启了，“忽”的一声开出一辆警车，大约有二十个持枪的警察站在卡车里，接着是二十辆左右的卡车，上边装满罪犯。车队开得很慢，向西转弯时，离我们所站的凉台最近。我看见卡车上的罪犯都没穿上衣，光着膀子，绑着两手，俯在车厢里，乍看好似堆积一些去过毛的肥猪。这些堆积物，毫无生命迹象，他们的身体没有任何动弹。扩音器里高呼“枪毙反革命分子”的口号，我身边的其他看客有说有笑，街上的群众鼓掌呐喊，人海跟着车队涌向刑场。 　　这一天，沈阳枪毙了四百多名反革命分子。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中描写阿Q押赴刑场时的情形，阿Q自己有说有笑，群众在后边喝彩。几十年之后，中国仍然以看杀人为乐。与阿Q时代不同的是，共产党有组织地强迫每家出人参观杀人场面。 在沈阳期间，我还看到共产党在沈阳故宫“展览皇帝”的一幕。故宫进门南廊下拘着几个人，个个带脚镣，旁边站着看守。廊前有一个说明牌子，大意是：白云天，某地人，纠合一般无知之徒想造反，自命为皇帝，还封某某为护国八千岁，某某为护国大将军。白云天有正宫娘娘一人，妃子一人。 我近前一看，皇帝白云天将近五十岁，身体很结实，一看就像个不安分的乡下人。八千岁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老态龙钟。大将军是一个十足的乡下佬。皇后是农村妇女，妃子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农村女孩。 　　“皇帝展览”颇能吸引群众，来参观的人很多。这是真人真物的反革命，不镇压能行吗？这个展览等于搞一个宣传行为艺术，其不言自明的含义是镇反有理。    　　   我的三个舅舅    皖 水       舅舅家世代为农，临解放时买些田地，盖了几间房子。土改时，外祖父、二舅、三舅被划为地主，房子被没收，人被扫地出门。1960年大饥荒时，外祖父母和二舅先后饿死。大舅之死是我家讳莫如深的话题。隐约听村里老人们说，大舅是被枪毙的。我曾多次追问母亲和三舅，皆不得确答。九十年代我上大学后，母亲和三舅才陆续告诉我大舅之死的真相。 大舅自幼聪明，好学上进，弟兄三人，外祖父只供他一人上学，一直念到大学，加入国民党。大舅毕业后回乡任公职，不久当上乡长。1949年，大舅被捕判刑，50年秋镇反时被拉到乡里学校操场，在群情激愤中“就地正法”。外祖父一家事后才得消息，强忍泪水（反革命家属不得公开表达感情）去收尸。大舅横尸操场边的田埂上，身下一滩血。外祖父把大舅的尸体拉回来，连夜掩埋，不敢留有坟头。大舅是个书生，当了很短时间的乡长，是旧政权最基层的公职人员，不是恶霸，也无命案，更未暴力反抗新政权，却未经审判，被群众大会执行枪毙，真是冤哉。 旧政权的高级官员，大多被制成统战标本，不但不杀，还被安排成政协委员之类。当时定反革命罪非常草率，不经任何审判，乡里某个头子甚至村里小头目都可以决定枪毙镇压反革命分子，往往在学校操场之类开阔地上开个群众大会，就予以正法，滥杀妄杀非常普遍。许多无辜的人被杀，还给亲人留下屈辱的反革命家属帽子。镇反已过去半个世纪，反右、文革都予以平反，至今却仍未给镇反一个说法。       　　 父亲糜藕池    糜莲子   1950年秋，一天晚上，父亲晚饭后出门访友。10点多，父亲捧着一包热腾腾的包子回家，推门就喊：“祖英，拿包子，娃娃明早吃。”母亲应声走过来，却见父亲身后站着一个头戴鸭舌帽的生人。“啊，有客人，请进！”她误以为是父亲的朋友。一听这话，父亲转过身，问：“请问，你找谁？”见有人跟上楼来，父亲有些诧异。“啊，糜先生，区长有请……”“区长找我？有何贵干？”“没什么事，区长请糜先生过去闲坐，想请教一下先生。” 父亲接过那人递上的公函看了，说：“那好，请稍等。”便转向母亲：“祖英，你把我那包东西翻出来，让我带着。”母亲翻出一个布包，递给父亲。包里是父亲在抗战期间获得的奖章、奖品和一些证件，还有忻口战事之后卫立煌、蒋介石等人授予他的金奖章、怀表、钢笔等。“祖英，你先睡下，我一会就来。”父亲接过布包对母亲说，便与鸭舌帽一同下楼而去。 几经周折才打听到父亲这是被暗捕了。母亲赶紧去找贵阳市市长秦天真、副省长周素园。秦是父亲的同乡，搞地下工作时被捕过，父亲曾保他出狱。周是父亲的故旧。见到我母亲，秦市长诚恳地说：“糜二哥为和平大义，放下武装，以独立第一师师长的身份参加西南绥靖区起义，来省城居住后，又参加市政府组织的学习，应不会是被捕，恐有误会，待我打听清楚，让糜二哥尽早回家。”周也这样说。 不久，秦市长回母亲：“军中不放人，说糜二哥态度强硬，请他说降他的学生曹绍华，他推说曹与他不和，请他带兵攻打曹，他说年事已高，可是在下面，他对朋友说：‘我不能劝说我的学生去背叛我的校长啊！我自己加入起义，已对不住……’说着还流泪。军中说他死心塌地效忠老蒋，拒绝与我们合作！” 母亲一听，急了，赶忙说：“秦市长，请您为藕池说说话，你知道他这脾气，一辈子就讲忠孝节义。只是他没有犯法，请省里看重这点，释放他。”秦市长答应再去说情，不久告诉母亲，上边坚持不放人。这时秦的夫人，也是母亲少年时的老师熊老师走了出来，母亲便上前跪下，说：“请老师救救藕池！”熊夫人扶起她，说：“糜二哥太反动了，我们想尽办法，都通融不了。你回去好好照顾娃娃吧。”母亲只好写请告书，递到省政府，陈述丈夫没有触犯国法，抗战建国有功，请无罪释放他。他若犯罪，请法律庭审。可是母亲的请告书，和父亲的身影一样，石沉大海。 母亲一边奔波救人，一边变卖旧衣度日。父亲忻口战役时的老上司陈弦秋师长，见自己的部下遭难，妻儿无着，便暗中送钱给我母亲。陈师长对我母亲说：“糜藕池一辈子不喝兵血，人又豪爽，总帮亲友，所以他一点积蓄都没有，这我知道。”母亲听了十分感激。父亲不喝兵血，是指他带兵从不克扣士兵的军饷。 到了1952年，母亲才听说父亲已于1951年5月1日作为历史反革命被镇压了。父亲像三国人物那样豪义，保释救援不少共产党人，然而他自己竟被共产党视为不共戴天之敌遭到枪决，母亲哭得昏厥过去。 母亲只将噩耗告诉了大哥，大哥捧着一幅铅笔画大哭。我们跟着大哥哭，却不知道画这幅画的父亲已不在人世。那幅铅笔画，是父亲在监狱暗淡的光线中用心画下的，辗转数人才送达我们手里。画面上漫天风雪飞舞，一株老松被大雪压倒在地；一只幼小的松鼠蹲在树上，眼睛大而惊疑，蓬松的尾巴在身后高高翘起；小松鼠的上方，有一枝昂然绽放的梅花。画的背面留有父亲的绝笔：“我心爱的宝贝们：爸爸就要出远门了，好多年、好多年回不来呢！但你们可要记住啊，一定要努力学习，孝顺妈妈，德和智双佳，让爸爸在远方为你们高兴！尧儿，烦劳你了，帮助妈妈带好弟妹。这幅画，是爸爸为你和弟妹画下的。你看，小松鼠多可爱，它单纯、无知，想知道天下的一切。永远爱你们！爸爸一九五0年冬天” 另有一信，是写给母亲的：“祖英，我对不起你，丢这么多儿女给你! 你的性格我知道，善良、重情义。但请你听我的话：你才35岁，这样年轻，务必改嫁，过新生活；也请你给娃娃，找一个好心的继父！永远爱你！你的夫君九泉保佑你” 成为反革命家属的母亲，无法找到工作，只能给人洗衣、打扫卫生。亲戚劝她说：“以后娃娃都是国家的下一代，何必跟着你饿饭？”于是母亲忍痛将两个最小的妹妹送人。 1955年，陆筑坡（父亲在湖南收养的一个孤儿，后读军干校，留在父亲身边工作）找到母亲，讲述父亲在贞丰被害的经过，以及他掩埋父亲的情况。 “我穿着农民衣服，跟着看斗争教育长。他们问他：‘你老实交代，贪污的钱在哪里？’教育长指着肚皮说：‘在这里！’我马上明白教育长的意思。他一生多在军校任职，七七抗战爆发上前线作战，从未当过父母官。他奉命任师长兼贞丰县长时，也是委托秘书王均全权代理县长职务，他只负责军队。他指着肚皮说‘在这里’，是愤慨地表达他除了吃饭，没有贪污。那个时候天天斗人，县长、保长、甲长、镇长、地主、富农、读书人、绅士，不经司法审判，草草斗完就推到不远处抢毙。农民被发动起来斗人，跑着看枪毙人，我跟在他们中间，听有人指挥：‘子弹磨薄，这一位，要脑袋开花，不见面目！’就见人磨子弹，磨好，就要开打教育长。只听教育长说：‘看见成立共和国，我参加起义。不曾想，你们至今还是土匪！’枪就响了，他老人家的头，就遭打开花，面目全非。我难过得没法看，死死记住教育长的装束，半夜跑去背他的遗体，朝白天看好的隐蔽地方背去，深挖一个坑，将他老人家埋了。我眼泪八撒，跪下叩头，就赶快逃出贞丰。” 陆大哥说：“教育长冤枉啊，他一辈子不贪污，不收老百姓的礼物，规定我们也这样，说国家有难，发财就是犯罪。他穷一辈子，我们也跟着穷，可解放后，我们反而成了‘蒋匪军’。”陆大哥走后，母亲悲痛万分，不断地说：“为什么？他死得这样惨，他究竟做了什么坏事！” 父亲青年时代一心保卫共和，17岁只身奔云南，一路卖画求生，晚上睡人家屋顶，到讲武堂学军事。3年后父亲在云南加入倒袁护国军，被蔡锷将军派作侦探，远赴四川侦察敌情时被俘。在绑赴杀场途中，父亲慷慨作绝命诗，打动仁人志士，捡回一条命。 1981年，我开始为父“落实政策”奔走，不想程奎朗却提出异议，说：“糜藕池是反对起义的。作出起义决议的当晚，他独自喝闷酒、流泪，写反诗哀悼蒋介石！”当事人萧开讯参谋长当面激烈地批驳程：“我真想说你狗嘴吐不出象牙！糜师长丢不下对蒋校长的情义，一时间反对起义，起义后流泪写诗，都是人之常情！难道要他有奶便是娘才好？他最后服从集体，加入起义，已是改变不了的事实。何况，他抗战立了怎样的功劳，你不知道？这样的人怎该被杀，你说？” 1982年，父亲和陈弦秋师长抗战时的老上司陈铁军长多次在政协会议发言：“糜藕池是抗战功臣，不给他落实政策实在说不过去！”我和弟弟去见陈军长。看到我们，陈军长很兴奋，拉着我的手，一个字一个字地大声说：“见到你们，我又想起糜藕池，他是一个英勇善战、热情助人的人，他让人喜欢、信任。”陈军长讲了一个父亲飞奔上马，前去营救下属的故事给我们听。我听着，眼泪不断地流。 198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之际，陈弦秋师长给贵州省政协写了一个提案，倡议为国民党起义师长糜藕池被镇压平反。1987年3月，贵州贞丰（1949 年父亲师部所在地）法院来省城找到我，告诉我已给糜藕池平反，把《刑事改判书》递给我，要我签字。读完改判书后，我无法接受以下内容了：“一、撤消本院一九五一年度特刑字第99号刑事处分书对糜藕池的量刑判决。二、对原判宣布没收财产予以维持。三、对糜藕池按起义人员对待。” 我向来人申明：“这份改判书我不能接受，原因有二：一、承认他为起义人员，又维持‘没收财产’原判，说得过去吗？二、我父无房无地，一生未置不动产，所谓‘原判决书’‘没收财产’，对我家不起作用（我们也从未见过什么‘判决书’）。你们现在的改判书第二条，‘对原判宣布没收财产予以维持’，是再度侮辱我的父亲，也辱没你们自己——没有诚意，不怕人耻笑。试问，如果家父拥有财产，那是他的权利与自由，谁也无权没收，不是吗？然而，他被非法夺去生命，妻儿在痛苦与饥寒中挣扎，挺到今天，最珍贵的，难道不是精神上的道歉吗？可你们却为可怜的所谓财产，继续凌辱被杀害的英魂，欺负他的亲人。请想一想，我能签字，将这份‘改判书’交给悲苦一生、现已七十多岁的老母，让她再次接受你们的欺侮吗？” 我拒绝签字，复印改判书后，将原件退到贵州省统战部。我对统战部长重申了上述申明，他接过改判书，没说任何话。 后来我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山西省忻州市委1985年8月出版的《忻口战役亲历记》一书中，看到宋思一将军写的《陈铁八十五师忻口抗战见闻》，其中写道：“于是陈铁即命糜藕池团拂晓向突破口之敌进攻，经过激烈的白刃战后，一下恢复了几天来被敌夺去的原阵地。天明后，敌不断反攻，均被击退，敌连续反攻几天均未得逞。”这时我才理解，为什么陈铁军长和陈弦秋师长那样慷慨激昂，倡导为我父“平反”，那样一忆起家父糜藕池，就感情饱满、激情四射。 二位将军的心愿被打折扣，被亵渎了，可是我仍然感激二位将军，他们没有忘记糜藕池不怕牺牲、神勇抗敌的爱国壮举，这就够了。我奔波致力于为家父“落实政策”，唯一目的，是想看到加害于他的同胞今天能有道歉的诚意。尽管我的这一良好愿望，在贵州省贞丰县的《改正判决书》上破灭殆尽，但我并没有悲伤。父亲和千百万国军将士抗击倭寇的沸腾热血早已永载史册，决不会因别人的态度发生丝毫而改变或减色！       一个闺友的身世    丫 丫   土改那年，父亲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那一天，村公所里又抓了人，父亲跟着人流跑到那里。村公所挤满了人，父亲奋力挤到人群前面，看到两男一女五花大绑跪在那里，一个几个月大的婴儿躺在地上嗷嗷大哭。父亲认得他们：那五十多岁的男人是这家的长者，二十多岁的男子是他的儿子，那年轻女子是他的儿媳，那哇哇大哭的婴儿是他的孙儿。 父亲跟这家人沾点儿亲，知道他家的底细。那长者的父辈从外地逃难而来，开垦了别人不种的荒地，没日没夜劳作几十年，有些积蓄之后又买了一些好田地。一家人凭着肯下力气、会过日子，到长者这一辈，置下几十亩地。但是日子过得仍然很仔细，这么多地，只在农忙时才雇个帮工，与雇工同吃同劳作。 今天为什么把他们一家抓来？父亲不明白。抬头看见村里的民兵队长，父亲就更不明白了。那个好吃懒做没挣得一分地，靠偷鸡摸狗混日子的流氓，现在当着工作组的面，竟成了被眼前这一家逼得走投无路、苦大仇深的受压迫阶级的代表。 父亲后来得知，如今这个当上民兵队长的流氓，看上了这家的儿媳妇，几次调戏不成，就怀恨在心，寻机坑害他们一家。 “把恶霸地主XXX，恶霸地主的狗崽子XXX和他的狗婆娘XXX立即拉出去镇压！这个小狗崽子有没有人要？没人要一起镇压了！”民兵队长叫道。村民们鸦雀无声。年轻的母亲爱子心切，匍匐在地祈求着：“大爷大妈大叔大婶，请看在幼儿无辜，烦劳收养，大恩大德，来世再报！” 乡亲们发出隐隐的抽泣声。婴儿似乎明白了些什么，嗷嗷的哭声渐渐弱了，变成断断续续地呢喃，听来仿佛是一声一声的“恩-妈-恩-妈”的叫声。纯良的村民终于抵不住那幼儿的一声声呢喃，一位年轻女子走了出来，弯腰轻轻抱起地上的婴儿，似在说给众人，又像说给婴儿：“我们没有孩子，你今后就是我们家的孩子！” 一声不吭跪着的父子二人几乎同时硬生生地叩头致谢。“押下去！”民兵队长嘶嚎着，几个持枪的民兵拖起老少三人，拉到村外乱葬岗执行枪决。 不久之后，工作组被调离。民兵队长失去工作组的支持，恢复了流氓无产者的原形，后来打了一辈子光棍。那个婴儿被抚养成人，有了自己的家庭。后来，他的女儿成为我的闺中密友，但是直到父亲告诉我这一切，我才知道她的身世。     ———————————————————————————— 张秀山在1947年土改期间是东北松江省委书记，他所领导的土改，曾对当地的地主富农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打击。当年他公开主张，斗争地主不要受任何条文限制，打击得越激烈就越人道。然而到了晚年，在回忆自己父亲的发家史时，张秀山显然再不认为地主都是应该打杀的恶人了。他写道，他父亲原本贫穷，12岁时还在给富人家揽工、放羊，连糠窝窝也不够吃。但因为好学，粗通文字，又吃苦能干，庄稼种得好，家境就逐渐好起来了。又赶上光绪末年陕北大旱，许多人外出逃荒，有一家人交不起田赋，被迫出让河滩地，转让给了他父亲家。他父亲一家把石滩地改造成了水浇地，因而很快发了财，建起了六孔石窑，并置办下几百亩地，雇了一两个长工，还出租了一部分土地，“这样就成了小地主”。“那时买地，一亩好地也就一块银圆，不好的地只值几毛钱。”因此，父亲省吃俭用，常常跑几里路进城去忙活一天连花个铜板买个烧饼都舍不得，而是“有了钱就买地”。不仅如此，他父亲还十分同情革命，给了他很大帮助。                   张云初 ————————————————————————————         父亲是这样被杀的    钟茂昌   我是黑五类的儿子，是被错评为“反动富农”的儿子。我家根本没有富农的财物和田地，土改时每村都要评出一个靶子，作为批判对象，不然土改不下去，田分下去没人敢要，于是我家就被定为富农，作为土改的靶子。 <img src="file:///C:/Users/AJF/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8.jpg" height="168" hspace="12" width="204" align="left" alt="" />我父亲名叫古子，民国时期任过甲长（村长），镇反时被解放军抓去，关在长汀县城大牢，与一个土匪头子关在一起。这个土匪头子也叫古子。1958年正月十八，枪毙土匪头子那天，行刑者到牢房提人，叫一声“古子”。我父亲以为是要释放他，他认为当甲长没有大罪，就大声应了一声：“到。我是古子。”执行者就把我父亲五花大绑，插上斩标，一共18个犯人，一起押赴长汀县去四都路旁一个小山岗上，用机枪扫射。当时没有法院，县长或看守所长说拉出去枪毙就可杀人，没有审判，没有验明正身。 父亲被抓被杀后，我家成为反动富农。1957年我考取武汉航空学院，乡党支部书记说：“户口不能迁，不能让反动富农的儿子上大学。”就这样，害了我一辈子。 ———————————— 今日之中国，遂成一不疼不痒之世界。 曾国藩论清末 焦国标书 ————————————————————————————         澄海残害人八十七式    余少镭   文革期间，广东潮汕地区残害人疯狂至极。这里的八十多种残害人的招式，已被汕头澄海塔园首座民间文革博物馆勒石记下。当年不少害人者和被害者，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乡邻、同事或姻亲，而且双方都坚信自己是革命派，是拥护毛主席的，对方才是反革命。这跟张志新、林昭等人的被害有本质的不同。  1、活埋。公安特派员、派出所长余再苞，被抓去假活埋，逼他承认反党反毛主席。余说没有这回事，结果被革命派一锹一锹加土活埋而死。 2、大石压尸。人被打死，还用大石头压其尸身，称让其永世不得翻身，也不得投胎转世。 3、尸奸尸：把一男尸一女尸剥光，女尸置下，男尸置上，成交媾状。 4、打风炉窗：原省农业厅长、全国模范地委书记余锡渠的长子余俊生，被用利器刺死，死后用冲锋枪扫射，尸体打成“风炉窗”。 5、挑面腺：用大头针挑刺手掌静脉边缘和神经末梢。 6、石块砸头：机关干部许汉味，被用石块砸头死于楼下街口。 7、压大石：在被批斗者身上压大石头。 8、活人展览：教师杜良克看不惯某些人造谣惑众，抨击了几句，便被关进一个木笼，作为反革命展品陈列，任人侮辱，最后被开水浇死。 9、悬粽子：把人捆成粽子，架于两只水桶中间，用一根大竹棍穿过，四面挨打。年迈的副县长王鼎新，民主人士，曾受周恩来委派改组国民党澄海县党部，即遭此刑惨死。 10、擦亮眼睛：抓起头发，用枪尖准星拖擦两眼。 11、奖白兰地：把人打伤，再灌冷水，使伤口难以愈合。  12、奖食鱼骨：夸被斗者硬骨头，强迫他吃鱼骨头补钙。  13、奖食大蕉：强迫人吃屎。 14、毛擦捅喉、十指扎针。  15、牛头相答：用力推两个人，使头与头相撞，以此取乐。 16、狗舂碓：打人后八卦（背部正中）。县潮剧团支部书记林锦荣，即被打得当场吐一便壶血。 17、施肥：副区长杜之基被用刀在身上“放圈”，多处浇上硫酸，最后在“中国共产党万岁”声中毙命。 18、田涂啵：用刀在身上插四边，挖一小方块肉。肉没挖成，人已昏死。（田涂啵，潮汕话挖土块的意思。） 19、开水利沟：用刀在被批斗者身上划刀痕。 20、竹梢打屌：用刺勾竹竹梢抽打男人生殖器。 21、碎石塞阴：光天化日下，在公路边、工厂、村头剥光妇女裤子，将碎石塞入阴道。 22、煤钎穿肛：用烧红的长柄煤钎穿肛门，插入大肠。抗美援朝立过功的县饮食公司经理欧宏在楼下街口受过此刑。 23、梭标穿阴：用梭标或铁钎捅妇女阴道。 24、趁热打铁：像锻锄头一样，乱棍狠打。永新大队一总支委在批斗台上遭此毒打，吐血而死。 25、踏菜脯：把人打倒在地，用脚猛踩其腹，造成肠粘连，当场窒息，经救治复活。原县公安局副局长余岳云即遭此刑。（菜脯，萝卜干。潮汕人制作萝卜干，先用脚踩去水分，再用盐渍。） 26、舂膏药：用枪托又捅又舂，把人全身舂烂。某公社党委书记姚秋龙，在押往潮安的汽车上，被此刑舂烂致死。平反时，在竹竿山挖出其尸骨，26条肋骨全被打断，无一完整。 27、架双巴掌：父被批斗，十二岁的小女儿给父送饭，也被拖上双巴掌，吓得神经错乱，不久死亡。（双巴掌，可能是批斗台的名称。） 28、飞毛腿：喝令被批斗者成排低头站直，施刑者转身飞足踢其下身，使人倒地翻滚，痛不欲生。县影剧管理站站长陈锡藩在县城新会堂遭受此刑。 29、点尿穴：曾在解放战争中抢救过受伤游击队员的中医师黄炼石，在县城新会堂被懂拳脚穴位的打人者点打尿穴，致其此后小便失禁，一年后死亡。 30、扣摇琴：将男性被批斗者剥光衣服，用竹片轻摇重打其生殖器。 31、喝狗咬：吆喝军犬或土狗撕咬被批斗者。 32、拔河：用粗绳子捆住被斗者腰部，两队人从相反方向拉。 33、举重：让被批斗者手托50斤重铁块接受批斗。 34、缚铅线：用铅线捆绑被批斗者胳膊或手掌。 35、抽铅鞭：用几根8号铅线扎成铅鞭，抽打被批斗者。 36、长跪炙日：连续从早上日初出，跪至日落灯上。 37、长跪请罪：令被斗者长跪于毛像前，稍有摇摆即遭毒打。 38、玩小皮球：将一个才两岁的男童在地上甩。 39、踢皮球：强令被斗者跪于庭院或房子中间，或者黑布幕后，打人者站于四周，把人当球来回滚踢。 40、敲布鼓：敲打孕妇肚皮取乐。 41、和尚撞钟：将旧式长凳平悬于被批斗者前面，再将被批斗者两手反绑于身后，然后用力猛推长凳，使其撞击被批斗者胸部。 42、独木难支：将一片七寸见方小木板钉在一根椅腿上，成为一只独腿凳子，强令被批斗者“坐”在上面，施刑者冷不防抽打被批斗者，使其栽倒。 43、听耳机：把未熄灭的烟蒂猛地塞进被批斗者耳窝，致使耳窝被烫伤。 44、和尚背米：强迫人背着大石头接受批斗，直到被石头压倒。 45、请佛祖：用器物点打男人阴囊，不打死，只打得他翻滚哭叫，从中取乐。（潮汕话称睾丸为卵核，核音同佛。） 46、敲木鱼：用大烟斗猛击被批斗者脑袋。 47、榴弹滚身：用木柄手榴弹击打被批斗者全身，重点是肝区、肋骨，致多处重伤。 48、榴弹击脑：全国劳动模范杜美宗，被用木柄手榴弹锤击脑部，死于潮安县监狱门外。 49、锁喉扣：用板指掐住声带，被批斗者声音嘶哑，有口难言。 50、打喉结：县潮剧团副团长黄延臣被打喉结。 51、稳扎稳打：铁扎包布打肺部、肝区、心肾，伤在内脏，外不见红。受刑者过后即出现血尿、吐血，或形成内脏粘连，长期伤痛或并发其他疾病。 52、数钟点：在被批斗者脖子上挂秤砣，每10分钟撞击胸部一次，然后慢慢加速，至每60秒砸一次，先轻后重，直至受刑者不省人事。 53、流星锤：将自行车链绑上秤砣，甩打全身。 54、九纹龙：用自行车链条抽打全身，致全身遍布龙状伤痕。 55、挖黑名单：诬说被批斗者心中藏有黑名单不交代，要劈开胸腔取出。 56、四人打夯：四个大汉各拉被批斗者四肢，高高举起，再用力摔下。县委副书记吴仁秀即被当场夯死。 57、乌鱼泡肚：把被批斗者长时间浸泡在水中。 58、水上飞机：把被批斗者悬于大榕树桠，坠入池塘，然后用竹竿敲打，让他自己挣扎滚动，自喝池水。 59、空中飞人：把被批斗者悬吊起来，一人用刀割断绳子，另一人在绳断的刹那用力推被吊者，让其飞摔。 60、倒吊金钟：使被批斗者长时间倒悬。  61、皮革踩肾：逼被批斗者跪下，在其后用响底皮鞋猛踩其腰，致肾部内脏受伤，当场撒血尿。澄海县文化馆、新会堂、大众戏院、财贸办等地多处使用此招打人。  62、板指啄肝：乘批斗者不备，从右侧用板指啄其肝区，造成内伤。 63、长凳直劈：在逼被批斗者承认莫须有罪名的讯问中，遭到说理抗辩，即举起一公尺长的长凳向被批斗者脑门直劈击砸。据幸存者回忆，幸及时闪避，仅致左肩脱垂，手和左身多处受伤，皮绽肉裂，血流满身。 64、敲钦锭：用铁锤敲击被批斗者的耳上脑门，如敲钦锭锣一样，致被批斗者脑壳凹裂而死。  65、破西瓜：用木片当刀劈脑，虽没劈开，可致脑部伤痕累累。 66、船钉锥脑：某公社社长余庆，被革命派用船钉从脑部锥入，当场毙命。 67、打开天窗：用钉钯打脑部。中学历史老师章文，被制耐火砖用的钉钯击打脑部，致头部千疮百孔，伤愈后仍神志恍惚，天天向江青写信求救。1976年，“四人帮”在权斗中失败倒台，中央专案组从江青办公室抄出一叠章文写的信，疑章为江青爪牙，特意从北京派员调查。 68、练活靶：将被批斗者吊起，用凳子腿、石块或其他短器瞄准其胸部，用力投去，看谁投得准。  69、飞机吊及跪铁钉板：两臂被往后吊起，双脚离地，长时间吊着，直到被吊者不省人事。汕头市某处处长陈若山，潮安黄金塘人，刚宣布调任某县县委书记，还没上任，文革开始，遭批斗，被施以飞机吊和跪铁钉板刑罚，膝盖扎伤多处，长期伤痛。 70、跪碎玻璃、跪碎蛤壳、跪碎石、跪香糊罐。香糊罐（木糖椁包装罐大小，瓷的）是完好的，让被批斗者跪在上面，两膝各一。斗人者使劲打被斗者，直到香糊罐破裂，碎片插入膝盖骨。 71、扳鸽翅：把人的手反扳，用力打其肩，使其肩胛脱垂。 72、吊沙包：用小铅丝把二三十斤重的沙包挂在脖子上，铅丝会嵌进肉里。 73、沉厕池：把被批斗者推进厕池，说把他“彻底搞臭”。  74、披荆斩棘：强迫被批斗者俯身穿过荆棘丛，不断来回，直到伤痕累累为止。 75、清醒头脑：大冷天，让被批斗者站着，将冷水一瓢瓢从他头上浇下，直到内外衣服湿透为止。 76、爬阴沟：强迫被批斗者从臭水沟爬进爬出取乐。 77、担椅枷：用办公椅把跪着的被批斗者笼住，上面再层层叠加椅子，似表演杂技。 78、顶肾：喝令被批斗者跪下，斗人者用膝盖猛顶被批斗者肾部，致其当场失禁撒尿。 79、画黑脸，涂黑手：用锅头、烟囱灰或墨汁乱画脸和手。 80、戴破笠，戴破篮：教师篮继权，被红卫兵改名篮破旧，又改名旧破篮，令其经常戴破篮接受批斗。  81、烫电炉：电炉烧红后断电源，用以烫被批斗者。 82、吃狗食、舐猫槽：强令被批斗者吃狗吃过的东西，用舌头将猫的食槽舔舐干净。 83、戴马桶：著名潮剧演员姚璇秋，技艺精湛，曾出国演出，被戴马桶开大会批斗。 84、戴铁帽：用钢条焊成三四十斤重的铁帽，游街或批斗时，让反革命分子戴上，一戴就昏厥。 85、雷公电母：用三节手电筒击打脑部。地委副书记、专区公署专员陈焕新，被车轮战批斗几十个小时，并加雷公电母多次，巡回批斗中被击打死。     86、抹红粉、涂五色釉、剃寿桃发、着彩罗裙：澄海县委书记余锡希被剃成几岁小孩子的寿桃发，面涂釉彩，并着彩罗裙侮辱，外加毒打。 87、剃疯狗头：将头发剔一部分，留一部分，扮成疯狗的样子。澄海县保健院院长林道辉即遭此打扮侮辱，外加毒打。           博斯腾湖大捕杀    李 金   1970年4月，文革中的红色恐怖登峰造极。我和我初中时的老师张树人，为了逃避一打三反的政治迫害，从塔里木荒原上的一个国营牧场向乌鲁木齐逃亡。那时南疆尚无铁路，我们坐班车途经库尔勒，当晚住在库尔勒汽车站候车室。班车到达库尔勒车站时，离天黑尚早，张树人老师呆在候车室休息，照看简陋的行李，我就到车站附近的街道上转游。突然，我看到墙上有一张新贴出来的布告，一些人围着看，我也走上前去看。 这是巴音廓楞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贴出的一张布告。布告上大约有20多人被判处死刑，每个被判处死刑的罪犯的名字都被划上一道血淋淋的红杠杠。第一个被判处死刑的罪犯名叫徐长生，四川长寿人，25岁。布告上说，该犯系盲流出身，在博斯腾湖打鱼为业，其罪状是撕毁了一张毛主席像，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我的脑子“轰”的一声，就像晴天起霹雳，立刻把我震懵了。这个年轻人我认识，我们有过一两次交往。文革初我也曾流浪到博斯腾湖，在湖中打鱼割苇抓水老鼠，因而认识一些在博湖谋生的盲流。这个徐长生，为人忠厚，仗义，怎么会有意撕毁一张毛像而被判处死刑呢？一个年纪轻轻的活生生的生命，就因为这样一件事被随意枪毙了。他才25岁，正是生命的黄金季节啊！ 接着看下去，布告上所有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的罪犯，几乎都是在博斯腾湖打鱼割苇捉水老鼠谋生的盲流。其中一部分人，我都见过，认识。那些被判处死刑的罪犯，没有一个有杀人放火，行凶抢劫，或颠覆政府的确凿罪行。他们的罪名几乎全是因为说了几句对现实不满的话，就随便找个借口，处以极刑。其中有个姓杜的，名字记不起了，四川人，也是在博湖打鱼、卖鱼为生，判处他死刑的理由是他的一个舅父是国民党军官，一个姑父是右派分子，社会关系非常复杂，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以社会关系复杂而判人死刑，全世界恐怕绝无仅有。这张布告上所判的几十人，全是这种莫须有的罪名。 其中有一位四川自贡人，叫罗绪刚，被判二十年有期徒刑，罪名是雇工剥削。他在大河口（开都河流入博斯腾湖入口处）打鱼，两名从关内进疆的盲流小伙来投奔他。出于同情，他收留了这两个盲流，就被安个雇工剥削的罪名。 这张布告给我打下终身难忘的烙印，眼睁睁看着自己认识的一些人被无缘无故地杀戮，我只觉得自己实实在在是生活在非人间，生活在人间地狱。 博斯腾湖是新疆戈壁荒漠中的一个大淡水湖，位于和硕、焉耆、尉犁几县之间。湖区面积近千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新加坡和两个澳门。湖中烟波浩淼，芦苇丛生，几十个大小岛屿散布其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在那场举世罕见的大饥荒中，关内大批盲流逃亡到新疆谋生，许多人就逃到当时还相当荒凉、人迹罕至的博斯腾湖，以打鱼割苇捉水老鼠为生。文革时又有许多内地逃亡到新疆的盲流，为了躲避公安部门、造反组织和收容站的抓捕，陆续聚集到博斯腾湖。他们藏身在芦荻丛生的小岛上，划着卡舨（独木舟），或捕鱼，或割苇，或捉水老鼠，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当时全中国阶级斗争白热化，这儿是盲流的乐园。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一打三反掀起空前惨酷的红色恐怖，当局决心端掉这个盲流乐园。他们调集正规部队、兵团值班连和沿湖各县的公社民兵，利用冬季博湖结冰的机会，对整个湖区进行大包围，大搜捕。据传公安部门发现湖中有敌特的电台活动，当局判断那里隐藏着苏修特务或美蒋特务。兴师动众大搜捕的结果，一个苏修特务、美蒋特务也未抓获，抓的全是在湖中打鱼割苇抓水老鼠的盲流。这些无辜的盲流成了美蒋特务、苏修特务的替罪羊，当局随便找个莫须有的罪名任意杀戮判刑。 当年发生在博斯腾湖的惨绝人寰的盲流大捕杀已过去四十多年了，当年那张草菅人命、滥杀无辜同胞的布告却刻骨铭心地留在我的记忆中，时时在我眼前出现，让我寢食不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的开篇题辞说：“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我是侥幸逃脱被捕杀命运的进疆盲流幸存者，我有责任把我所见所闻所历的告诉后来人。 盲流是当年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打工仔和农民工的前身。由于其分散性，文化素质相对低下，他们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今天我将这件至今仍被深深掩盖的历史事件披露出来，以慰死者，以警来者。     ———————————————————————————— 有一对父女，父亲是反革命分子，女儿是小学三年级学生。有一天，学校召开批斗大会，父亲被同学们揪进会场。班长命令父亲站在条凳上，低头弯腰，双臂向后伸直，又点名让他女儿上台发言。女儿慢慢走向讲台，眼含泪水，背了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便是沉默。班长无法忍受这种长时间沉默，带领同学们一遍遍地高呼口号：“打倒反革命分子林之清！”然后催促女儿彻底揭发林之清的反革命罪行。女儿被逼无奈，终于一步步走向父亲。同学们息声屏气，等待一场更加刺激的好戏，有的甚至激动得站了起来。只见女儿走近父亲，踮起脚尖，把父亲脖子上挂的反革命木牌正了正，并顺手在父亲的下巴上迅速地摸了一把。父亲是个讲究仪表的人，他的习惯就是抚摸自己的下巴。那一场批斗对父亲来说既是一种痛苦，也是一种幸福。从此，无论面对怎样的折磨，父亲总能平静地接受。文革后有人问他是什么力量支撑他熬过了那段时光，他回答：“是女儿的爱。”这个女儿后来成了我的妻子。          郑伯秋           ————————————————————————————       父亲的梦想    李兴濂   我三岁时父亲就离开了人世，听母亲说，父亲身材高大魁梧，是个好庄稼把式，扶犁、打场、赶车样样农活都干得麻利。他犁的地，田垅直得跟线打的一样，一个犁花儿压着一个犁花儿，从北道口到南山根，一条垅有一里地长，垅与垅之间距离匀称得简直分毫不差。三伏天，父亲顶着烈日，下地锄草，汗水浸湿一寸寸土地。秋收时节，父亲堆的谷垛，齐整整像刀切的一样。谷场上不见一丝风，别人家的谷，堆在场上等来风，而父亲操起木锨，不紧不慢，一堆谷子就扬出来了，别人说他锨下生风。 父亲下地从不穿鞋，尽管谷茬扎脚，父亲似乎全然不觉，干完活才穿上放在地头的鞋。父亲忠厚老实，很少说话，但是唠起土地，说起庄稼，如数家珍。父亲最倾心的是土地，站在自家的土地上，就感到心里踏实。他常跟家人讲地主张秧子的故事。有一年，一个乞丐到张秧子家讨饭，张秧子叫家人给他几张饼吃。二少爷不高兴，心疼那几张饼。张秧子说，让他吃吧，吃完了，反正拉屎也拉在咱家地里。乞丐听了，心里说道，这泡屎绝不拉这家地里。乞丐吃饱了，憋着一泡屎，走了五里地，心想，这里该不是他家的地了，脱裤子就拉，拉完了朝别人一问，这地仍是他家的。 父亲的梦想就是做张秧子这么大的地主。为了买地，我们全家吃稀饭，穿旧衣，糠糠菜菜，缝缝补补，终于攒钱买了七棵树和土地庙那两块地。这两块地是地主丁山卖给父亲的。丁山有个儿子，在沈阳干事，告诉他爹，一定把地卖了。父亲买了地，不久却去世了。接着就是土改，因了这两块地，我家被定为富农，丁山却成了贫农。       贫协主席蒋大杆    兴 濂   一条大河把大地分成两半。河东土质肥沃，抓一把能攥出油；河西土质瘠薄，除了沙子就是石头。河东山势平缓，土层深厚，长着茂密的林子；河西山势陡峭，怪石粼粼，像凶神恶煞。河东的住户大都是富裕人家，河西的住户大都是贫困人家。 河东最大的财主叫姜六，有瓦房三处，土地八百多亩，长工十余个。他原来住在河西，后来富了才在河东置家业。日俄战争那一年，从外面跑来一匹白马，身上驮着一个口袋。姜六兄弟几个正当青壮年，冲上去把马拦住，卸下口袋一看，里边装的全是白花花的银子。他们把银子倒出来，装上石头，驮在马背上，把马打跑了。后来才知道，那马驮的是日军的军饷，炮火一响，马惊了。 姜六有钱了，买了土地，盖了瓦房，置了马车。土地多了，兄弟们干不过来，便雇了长工。姜六对穷人仁义，家人吃稀，长工吃干；家里来客，长工陪客吃饭。河西的穷人没米下锅，姜六就让人到他家仓里装几斗米。就这样，河东河西，穷人富人，几十年相安无事。 平地起春雷。一个天黑风高的雨夜，河西的穷人被鼓动起来了，拿起扎枪、木棒，趟过河，分了姜六的土地、房屋、家产。姜六一夜之间成了穷光蛋，由于平时积善，没被乱棒打死，全家被撵出河东，住在原来河西的破草房里，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姜六有个儿子，叫邦子。邦子八岁那年，一拨胡子（土匪）到河东姜六家抢劫。姜家大人把财宝带走，骡马藏进后山密林里，来不及带走邦子。邦子奶奶就把孙子藏在衣柜里，自己坐在炕上，紧依柜门。胡子翻箱倒柜，没找到钱财，又不见男人，见邦子奶奶在炕上神色慌张，便一把将她拽下炕，打开柜子，把邦子捞了出来。胡子头见邦子虎头虎脑，甚是可爱，就说：“没得钱财，得到一个干儿子也成！”便把邦子带走了。 姜六知道儿子被绑票了，想拿钱赎儿子，派人四处打听，没任何消息。几年后，邦子竟奇迹般回家了，原来那拨胡子被人打散了。邦子人瘦了，个高了，野性十足，暴躁凶狠。土改一来，邦子领着河西的穷人打开自家的大门，叫穷人抬这抬那，把家里的东西全抬光了。贫协主席蒋大杆还是不依，要挖姜家的浮财。他让姜六夫妻对打嘴巴，说出浮财，姜六不忍打，姜六妻子更不忍打。邦子说：“不会打？我教你们！”便甩开手臂朝父母脸上打去。几个耳光下去，姜六夫妇脸像血馒头。因为大义灭亲，邦子受到表扬。那年冬天，邦子过河，掉进冰窟窿里，尸体也没找到。 蒋大杆原是河西最穷的人，地无一垅，房无一瓦，光杆一人，靠偷鸡摸狗为生。此人长得矮小，胆子特大，鼠眉鼠眼，经常到姜六家偷东西，还常当内线，把胡子领到姜六家。土改时，蒋大杆当上贫协会长，骑着高头大马，跨着盒子枪，扬眉吐气，威风凛凛。分地分财时，蒋大杆不仅分得姜六的土地、房屋、财产，更痛快的是还分到了姜六的小老婆。 那天，蒋大杆带领河西的穷人来到姜六家，分完浮产后，蒋大杆看着姜六的小老婆心里痒痒，就对姜六说：“你有两个老婆，我一个没有，你一个鸡巴操俩×，我一个鸡巴干闲着，这公平吗？分我一个。你是要脑袋，还是要小老婆！”说完把盒子枪往桌子上一摔。姜六吓得两腿乱颤，浑身哆嗦，眼睁睁看着小老婆被众人扶上马。尽管姜六小老婆又哭又骂，无奈人多势众，当夜她投河而死。 这个蒋大杆，命大，死几次没死掉。一天夜里，他在东山被人用棒击倒，第二天早上又活过来。当了贫协会长后，他把妇救会的女人都睡遍了。后来工作队来了，妇女们告他，工作队说打死他，于是妇女们用乱棒将他打死在路边，可是后来他又活过来了。有人来告工作队，工作队说，留他一条狗命吧。蒋大杆活到八十三岁。 土改一完，蒋大杆就“响应党的号召”，动员翻身的穷人参军，“保卫胜利果实”。他的动员手段很有创意：让妇救会的女人把大炕烧得火热，邀来二十多名青壮小伙子坐在热炕上，蒋大杆坐在屋中央八仙桌边，屋外是扎枪队。蒋大杆讲话，先讲参军的意义，解放天下受苦人，接着公布参军的指标，全村共二十五人，还强调说参军要自觉自愿。刚分完胜利果实的人们，本来是喜气洋洋的，一听参军，神情紧张起来，谁也不言语。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半天过去了，屋内静悄悄的。蒋大杆急了：“还不好意思报名呢，这好办，只要动一动弹，就算报名参军了！” 此时是三九天，屋子热得像蒸笼，炕热得像锅底，小伙子们脸上流汗，坐不住了。王山想换半个屁股，蒋大杆看见了，说：“王山觉悟高，第一个报名了。”两个民兵把王山拉下炕。这一拉碰了张五，张五也被拉下炕。不到两小时，炕上二十几名小伙子一个个被拉下炕。炕上只剩下刘七，身上的棉袄都浸湿了，还是一动不动。蒋大杆等不及了，说：“好个刘七，我看看你的屁股是不是铁屁股！”上炕一把把刘七拽下炕，发现刘七裤裆里鼓囊囊的，扒开一看，裆里垫了鞋底子。“你小子破坏征兵工作，我第一个就让你去堵枪眼！”刘七吓得面如土色，叩头说：“我报名，我报名！”蒋大杆征兵经验受到表扬，全乡推广。     ———————————————————————————— 儿子刚上初中时，有一次我带着情绪批评他，他气冲冲地说：“你别来地主这一套作风！”我怒火中烧，举手打了他一巴掌。他毫不示弱，动手反抗，在家里（仅一间屋）父子爆发了武斗。幸亏他妈妈尽力劝阻，才制止了。儿子在外边因家庭出身受到歧视和欺侮，一肚子冤气只好对我发泄。这场父子武斗的根源，就是因为我出身破产地主家庭。    祝伟坡 ————————————————————————————       地主家的女子    秦 汉   1956年正月初一，郭亚玲出生在泾阳县小寺郭村。解放前，郭家有土地160亩，拥有牛拉轿车。文革前，群众高唱革命歌曲涌进郭家大门开会，她爷正吃粘面，气得生病，次年死亡。又一年，婆气死。房子被拆，没地方住，干部让父亲伐树，又法办了父亲。 外婆是乡村里少见的女人，领人在地里干活，挥动木锹扬场，麦粒流腾空舞成彩虹。母亲善良胆小，走在街上不敢直看人。她相貌好，故意蓬头乱发。走亲戚，半路上才敢换衣裳，地主家的媳妇，没有打扮的权利。她家门前写的语录是“在阶级社会，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烙印”，她羡慕贫下中农门前写的语录。 她写大字“党是太阳照”，太字少一点，被同桌发现，捂着不让她加，拿起本子飞跑，她哭着撵。工作组老韩看了说：“以后再写错，要受批判。”还说：“今后听到你父母黑了（夜里）睡觉说反动话，给我报告。”她晚上用被子捂住头，不敢听父母发牢骚。 生产队在饲养室开会，她坐在玉米上。队长到来，瞪着她命令：“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退场！”她低着头红着脸跑回家扑在炕上呜呜哭。 她爱唱戏，大队科研站要她，队长说她是地主家的女子。科研站以排戏为主，她一有时间就坐在水渠边大树下看短篇小说创作谈。自己出身不好，要出人头地。她学画画、写小说，笔名想叫红莲，别人说你是地主家的女子。地主成分像四堵墙，包围着一个胸怀大志的青年。 父亲端着烟袋锅说：“人一辈子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往前磨。”她想，不死就磨。二十多年后，这个地主家的女子磨成了作家。如今郭亚玲是陕西省作协会员，礼泉县作协副主席。       黑皮人格    山 道   我乡黄土高原上把那种恃强凌弱、横行乡里的地痞流氓称为黑皮。乡人一般不招惹这种人，见面客客气气，免得惹祸上身。万一被黑皮找上麻烦，绝大多数人都宁愿相信破财免灾，吃点亏完事。 过去黑皮人物并不多，往往几个村才产一个。如果黑皮实在无法无天，搅得相邻不得安生，族长或村里德高望重的长老会站出来说话，把他叫来训斥一顿。多数黑皮聆听教训之后会有所收敛，也有个把不知天高地厚的黑皮，想与乡里传统权威较量，到头来十有八九要吃鞭子。四十年代有个黑皮，被乡村权威捆起来，吊在驴圈里用鞭子抽，又吊一天一夜，此黑皮后来改邪归正，金盆洗手。 实际上，做黑皮也占不了多少便宜。我们那里民风淳朴，妇孺尽知黑皮不是好东西。某人一旦被乡民认定是黑皮，就很少有人愿意同他打交道。也就是说，一旦背上黑皮的名声，就进入了良民不屑或不敢与之为伍的行列，类似于进入了乡村社会黑名单。如此一来，他可能在一些鸡毛蒜皮小事上沾点便宜，但在大事上乡亲们就都躲着他，不与往来，这个损失就大了。 但是后来历次政治运动催生许多乡村黑皮。政治运动之初，往往本分的农民都不积极，甚至抵触。黑皮则认为是个机会，就趁风起帆，成为主宰乡里的显赫人物。千百年来，乡亲们信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可是现在看来失灵了。一些人开始羡慕黑皮，黑皮的作人方式俨然成为一种立身处世的成功标本。如此一来，传统社会的是非之心垮掉了，横亘在黑皮与良民之间的道德感、羞耻心的边界线消失了。 狗崽曾经是我乡远近闻名的一个黑皮。这家伙从小坑蒙拐骗，脑子够用，惟独缺少良知。70年代，狗崽同生产队长老米为一点小事发生冲突，从此下决心把老米整下台。 当时收拾一个人，无非有三种理由：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好色。干部们都有一个共识：“只要不站错队，装错钱，上错床，谁也拿我没办法。”老米作为生产队长，与政治不沾边，穷得丁当响，惟一可被钻的空子只剩女色了。老米在男女之事上很本分，也没任何把柄可抓。可是天下事难不倒黑皮，狗崽就动员自己的婆姨献身，准确说是献出名誉，作为攻击老米的炮弹。 再穷再贱的女人也不可能不在乎自己的名声，不过狗崽的婆姨有点特殊。当初狗崽恶名在外，找不到媳妇，一个亲戚可怜他，为他介绍了一个姑娘。后来姑娘的父母打听到狗崽是一个黑皮，想反悔，可是黑皮好沾不好甩。他先是好言相求未来的丈人丈母，不成又恶言相骂，最后发展到声称不给女儿就要同他未来的丈母娘睡觉，再不行就毁掉女方全家。女家实在经不住这样折腾，本来这女子自身也有残疾，个子还不到一米四，一直无人提婆家。如今碰上了如此不讲理的主儿，最后将就同意了这门亲事。 狗崽相信打出来的媳妇揉出来的面，女方过门后，两天一小打，三天一大打。一年后，婆姨服帖了，第一个孩子也出世了。狗崽用自己的方法稳定了家庭，成家立业了。如今狗崽动员老婆“献身”，已被狗崽的拳头征服了的残疾女人，没有别的选择，只得同意。 狗崽到公社、县上告状，说老米搞了他的婆姨。干部们都不信，心说老米怎么可能看上狗崽的残疾婆娘。再说，捉奸捉双，证据在哪里？没证据别乱说。狗崽说他有证据，证据就是他的鸡鸡特别小，而老米的非常大，现在他婆姨的那个地方变大了，他自己非常清楚，是老米给撑大的。狗崽反问干部：“谁愿意拿自己的名誉开玩笑？那老米是我们村的一霸，我都忍气吞声这么多年了，实在是欺负得人没办法了。”声泪俱下，弥天的冤屈。 对这种告状，干部没别的办法，只能按部就班，记录，转交，核实。你要不查，狗崽天天跟着你没完，弄不好还会追问你为什么包庇坏人。查的结果，自然是子虚乌有，但是一两回折腾，老米的名声可就毁了。没恶意的人把它当笑料，与老米有过节的则乐得添盐加醋。老米也曾想打上狗崽的门，但是，他诬告你没事，你若打他就有事了，说不定狗崽正乐呵呵地等着听你被拘留的消息呢。你还没动他，他可能倒在地上自己蹭掉一块皮，然后跟你搅和。摊上这种事，老米只有自认倒霉。 乡里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此后，大姑娘小媳妇见了老米，不由得就低头绕着走了。最后，无论上面的领导，还是周围的百姓，都越看老米越像那个偷斧子的人。狗崽的名声当然不会因此一天天好起来，然而老米的名声却的的确确因此一天天烂下去。不久，老米下台了，理由当然不是作风问题，但大家都知道，根子还是狗崽那档事。 现今人们可能不理解：老米怎么那么窝囊，不会反告狗崽诬告吗？问题是当时没有诬告罪，无论提告你什么，你只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老米下台，反而像坐实了谣传似的。老米只好尽量少出来走动，没事呆在家里生闷气。 后来狗崽当上了村长，凭着他的黑皮劲，他跟乡、县的不合理摊派顶牛，乡民挺拥护他。相当多的年轻人都佩服狗崽有本事，一些外出打工的，出门前还到狗崽家讨教怎样对付城里那些不讲理的人。狗崽在村里传经授徒了。     ———————————————————————————— 我太爷爷被定为大地主，尽管平时行善积德，也行医救人，村里人为保护他，把他藏起来，但终究没逃过追捕，后来死在牢里，至今都没找到他的遗骨。爷爷在文革中因大地主出身被批斗得很惨，全家被隔离，幸好爷爷挺过来了，文革后得到平反,并恢复了名誉和职务。2008年，爷爷在平静中去世。目前他的后人都过得很好，孙子辈大都已移民。 ————————————————————————————       孙中山的孙女    孙穗芳   1955年我从上海第八女子高中毕业，三年高中总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还被评为五好学生。在教师的指派下，我还负责帮助五位同学通过了毕业考试。虽然有这样的成绩，我却在进入大学深造时落选了。在收到不予录取通知书的前一天，派出所的人把我叫去参加斗争地主大会，来接受这个场面教育。会场上，人们对地主拳打脚踢，叫嚷着要枪毙他。有人对我咆哮：“你以为你是谁？你的出身是反对官僚资产阶级。”我被吓得不知所措。第二天，我接到通知，我不能进入任何大学读书。此时我对自己的未来悲观极了，却连哭都不敢哭。 这时我想到了祖母宋庆龄，就从上海到北京去看她。她因风湿病去外地疗养了。北京还有我的做建筑师的舅舅严星华和舅母王婉玲，我就到了舅舅家。舅舅当时在苏联，设计莫斯科-北京饭店。舅妈的警惕性非常高，得知我因家庭出身不被大学录取，当天就去派出所汇报了。舅舅家我也不能多呆了。当时邮电部部长朱学范的儿子是我的中学同学，他们在上海时与我家曾是邻居。现在，朱伯伯怕出身不好的我连累他们，吩咐儿子不要和我来往。 我沮丧极了，万般无奈，就给祖母宋庆龄写了一封信。祖母很快回了信，说上大学不是人生唯一的道路。不过，她在最后一行提到，但愿我明年能进入大学。我把祖母给我的信寄给高教部，不久，有一位女干部来找我，说现在国家的政策是一时左一时右，这个学期入学太迟了，明年我将会获准进入大学读书。 次年我进入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有人说我是花岗岩脑袋，不积极接受改造；有人贴出大字报、小字报，批判我，逼我承认出身反动官僚资产阶级家庭；甚至在公开场合，我也时常遭到侮辱、欺凌。在同济三年，每学期我都被安排坐在班里学生党支部书记旁边，作业时常被抽查，所有笔记本都要定期交出来，以便他们检查我的思想。期终考试我得了满分五分，但因我的家庭出身不好，经过重新评分，只给我二分，这是一个不及格的成绩。对于做学生的我，这种待遇无异于想判我死刑。那些政治思想进步的学生，即使不及格，也被拉成及格。二分必须补考，但系里又告诉我，所有的教授都说我不用补考了。我并不担心补考，我宁愿补考再拿五分。结果，在成绩单上，我的分数被填成三分，勉强及格。 因了出身，我的思想被认为有毒素，于是1958年我被送到上海近郊农村劳动。住的地方潮湿阴冷，睡的是泥土地，我患上了全身风湿性关节炎，至今未愈。他们让我干最脏最苦的活，说这是最能改造我的思想的方式，我必须用劳动清洗血液中上代传给我的毒素。当年我经受的政治委屈和精神煎熬，如今真是不堪回首，犹如做了一场噩梦。     ———————————————————————————— 嘎子是我小学同学，天资聪慧，口齿伶俐，但有个毛病，爱提问题，有时弄得老师张口结舌。小学入学语文课本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老师刚在黑板上写完，嘎子就提出问题：“老师，听人说过去皇帝万岁，怎么毛主席也万岁？”后来学习《半夜鸡叫》，地主周扒皮半夜起来学鸡叫，让长工们半夜起来到田里干活。嘎子又提出问题：“老师，半夜里黑古隆冬，伸手不见五指，周扒皮让长工到地里干活，那不把田里的秧苗都铲掉了吗？”老师说，这小子将来肯定惹事生非。1957年，嘎子在他家房门上写副对联，上联是“二四六八”，下联是“三五七九”，横批是“南北”。一日，县里工作队路过他家，见这副联，说这是污蔑大好形势，于是将他打成坏分子，因为这幅联缺衣少食没东西。                         李兴濂 ————————————————————————————       一件诬陷案    曹 为   霍进义与焦墨林同住在太原远郊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土改时，霍被划为恶霸地主。1951年镇反时，焦墨林检举霍进义有烧毁山林、反攻倒算和杀害我方工作人员的罪行，霍因此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霍死后，其妻改嫁，不满8岁的儿子流落街头。土改复查时，发现霍进义不是地主，而是中农。既不是地主，就不构成反攻倒算。有关部门把此案送公安局处理，由公检法联合组成工作组进行调查，我代表太原市人民法院参加调查。 小组成员共七八个人，我任组长。我们调查的第一个对象，是指证霍进义杀害我工作人员的证人。这是镇反时判霍死刑的主要罪证。证人进屋时，我们几个人都有些吃惊，竟然是一个抱着吃奶娃娃的年轻妇女，20岁左右。我工作人员被杀是1948年，已经是5年前的事了，这位妇女那时不过十五六岁。她是如何在大雪纷飞的除夕夜发现村外那具尸体的？未成年的她又怎么可以做证人呢？ 问讯开始后，这位妇女一直低头不言语，或抚摸孩子的小脸儿，或强按着孩子吃奶，面部表情很复杂。我们问她是怎样发现那个死者的，经反复解释，她终于开口了：“那是我舅舅焦墨林让我在一张纸条上按了个手印，我就不知道那上边写的是啥！”之后就再也没话了。这么一件致人于死地的大事，她只说了一句话就完了。 我们调查的第二个问题是，发现那具尸体前后，霍进义在什么地方，干什么，有无人证？经了解，那几天村里有一户人家办丧事，有几个人去帮忙，其中就有霍进义。据这几个人证明，当时霍进义一直和他们在一起，根本没出去过。那几天下着大雪，从村里到村外，杀一个人还抱了东西，不是短时间可以干成的。随后我们又查清，原来那个死者是国民党军营里的一个通讯员，那天他抢了一些财物，用自行车推着往家走，走到村外，被另外几个散兵劫持打死。有人认识这个死者是焦墨林的亲戚。 再一个问题是反攻倒算，烧毁山林。尽管霍进义不是地主，但烧毁山林也不是小事。当地人家有在院子里做饭的习惯，霍在院子里做饭时，身旁有棵刚刚长起来不高的树苗被火烧着，随即扑灭，根本不是什么烧毁山林。 还有一个问题，焦墨林为何编造这么多事害霍进义？其意图是什么？犯罪动机何在？ 恩怨起于土改时期。焦、霍两家土改以前多年来都有矛盾，土改时工作队队长住在焦家，和焦的女儿有染，焦利用这点关系，把霍划为地主，因两家时常发生打斗，又据此把霍划为恶霸地主。 焦墨林诬告霍进义的来龙去脉终于查证清楚，随后检察院以诬陷罪提起公诉，建议法院判处焦墨林十年有期徒刑。 第一次开庭时，焦墨林一进法庭就一屁股坐在地中间，大声嚷着说：“你们凭什么扣押我？快放我回家，我养着两箱蜜蜂呢！再不回去，蜜蜂死了，你们得赔我。”气势汹汹，似乎认定自己根本没罪，是我们抓错了他。他是真的不知道自己有罪，还是故作姿态迷惑人？我敢断定，他为非作恶，必有靠山，不然不会连法院都不放在眼里，公然摆出一副撒泼的架势。经过事实对证，最终他蔫了。经审判委员会讨论，拟判处5年徒刑。委员会认为，除土改中错划霍的成分外，镇反时没有认真查证就判处霍死刑，司法部门也应该承担一定责任。 如此一来，此案涉及土改、镇反，我们又报请省院复核。省院改为3年徒刑，认为此案主要责任应由国家承担，不仅减轻刑期，还对被诬陷致死的霍进义做了善后处理。霍妻已改嫁，霍的儿子由国家供其上学到18岁，此后再为他安排生活出路。         五六十年代的职业歧视    曲 子   一九五六年我高中毕业时，国家规定，报考留苏预备生及军事院校的学生，首先要通过政治审查，经保送后再参加统考。当时政审不算太严，我们天津铁路中学，有三个学生被录取为留苏预备生，十个被北京航空学院录取，十个被哈军工录取，其中考入哈军工的十人有两人出身地主家庭。随着阶级斗争的弦绷得越来越紧，那两个上了哈军工的地主子弟被清理岀军人队伍，一个分到农机厂，一个当了炼油厂工人。   我有两个岀身于历史反革命家庭的中学校友，一个上了北京农业大学的畜牧专业，另一个尽管考分可上北大，由于岀身不济，不得不就读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高岀该学院录取线近百分。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学习成绩优秀，非常喜欢航空专业，由北京四中保送，考入航院。毕业时，由于有海外关係（其父在印尼经商），被分配到北京精密机床硏究所，从事机床设计。 六十年代，我岳母在北京东城区演乐胡同的一个集体制小工厂工作。这里的工人大部分是街道上沒有文化的大爷大妈，工资很低，少的二十多元，多的三四十元，厂长五十多元。一次，我在该厂遇到一位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年岁和我差不多。她怎么会在一个街道小厂工作呢？经了解，原来她地质学院毕业后分到外地一个地质队，因丈夫在北京工作，家住北京，有两个孩子，就没有“服从国家分配”去地质队，而留在了北京。“不服从国家分配”那还了得！从此她再沒有进入国家企事业单位工作的机会，只能在街道小厂当工人，或在商店、菜市场作售货员。        点天灯    碧薇萍   农历十一月二十，镇里斗争伪镇长李杰，会场设在镇西北角的露天剧场。石砌的戏台搭个大席棚作为主席台，席棚正面悬着横幅，上写“大汉奸大恶霸大地主李杰斗争大会”。席棚和墙壁上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口号，戏台正面坐着一排威严的主席团成员——十几个贫农团的干部，戏台两侧站着十几个威武的持枪民兵。 台前左侧站着十几个低头弯腰戴着纸糊高帽的地主，每个地主身后站着两名彪形大汉，各用一只手把地主的两只胳膊拧到身后，另一只手按住地主的脖子。这些地主都是陪斗，被斗的主角李杰五花大绑跪在台中间，两名彪形大汉威风凛凛地站在他身后。李戴着纸糊的高高的尖顶帽，胸前挂着一块沉重的大木牌，写着“大汉奸大恶霸大地主李杰”。李杰两字故意写得东倒西歪，还用红笔画了一个很大的叉。李杰紧闭双目，吊着嘴角，一副桀骜不逊的神态。这天是大集，戏台下面人山人海，人们拥挤着，喧哗着，伸长脖子争看戏台上的主角李杰。 控诉斗争的积极分子们，一个接一个跑到台上控诉。他们怒目圆睁，义愤填膺，声嘶力竭，控诉到伤心处，有的痛哭呼号，对主角手撕嘴咬，拳打脚踢。这时就有人领着高呼口号：“打倒大汉奸大恶霸大地主李杰！”“彻底消灭封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贫农团万岁！”“土改运动胜利万岁！”台下呼应如雷，震天撼地。斗争进入白热化，台下爆发出一片呐喊声：“打死他！”“剐了他！”“活埋！”“掌天灯！”有一群人不顾顺序，蜂拥着跳到台上，争打李杰和陪斗的地主们。 会场大乱，民兵们急忙维持秩序，主席也跳了起来，大喊：“不要乱！不要乱！要遵守大会秩序！秩序！我们一定满足大家的要求！要求！”人们已经疯狂，会场无法恢复秩序。主席急忙命令民兵把被打得头破血流的陪斗的地主们带走，把被打得半死的李杰从愤怒的群众手里抢出来。 “把大汉奸大恶霸大地主李杰点天灯！”主席下达命令。几个民兵立即用铁锁链把李杰拴牢，又把一大捅煤油浇到半死的李杰的身上，然后就把李杰往戏台傍边的高竿上吊。吊起后，民兵用点燃的麻秸秆向李杰的身上一捅，那火就腾地熊熊燃烧起来。会场沸腾了，人们望着那团徐徐上升的熊熊烈火，疯狂地高呼着：“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贫农团万岁！”“土改运动胜利万岁！”     ———————————————————————————— 二癞子土改时很穷，分得地主穆老大家三间房子。几十年了，还是穷，三间房快塌了，仍然无钱翻修。不得已，二癞子从城里亲戚家借一些钱来，重新翻盖。拆老房大梁时，二癞子发现大梁上有一块堵木。把堵木挖开，里面有一个牛皮纸包，打开一看，是块金元宝。二癞子没声张，连老婆也没告诉，把小元宝揣在怀里。穆老大这个地主，土改前也就那三间房，另有二十多亩地。由于家里没人干活，就雇了个长工，就是二癞子。二癞子很清楚当年他的东家是怎样省吃俭用置办家业的，更知道这颗金元宝是怎么来的。那一年，穆老大从山上挖人参，运气很好，用挖来的人参换了这颗金元宝。晚上，二癞子吃完饭，偷偷来到穆老大家。穆老大己因病卧床多日，二癞子从怀里掏出元宝，穆老大的眼泪簌簌从老脸上落了下来。他没有伸手去拿那元宝，甚至连看也没看，紧紧握住二癞子的手，嘴角颤抖着，想说什么又说不出，脑袋一歪，便永远离开了人世。                     李兴濂 ————————————————————————————           嵇根丑之死    秦 腔   陕西省凤翔县范家寨乡有个农民叫嵇根丑，与老母亲相依为命。根丑的运气不错，当兵很吃香的时候，根丑竟被选上当兵去了，不久还入了党，当了班长。现在他梦寐以求的是能当上排长。排长与班长虽差一级，却是军官与士兵的分界线。士兵服两个兜，一当上排长就能穿四个兜。四个兜是干部服，一当上干部，后半辈子就不愁了。 根丑是个老实人，老实人不可能升得太高。此后一次次提干的机会竟都从根丑眼皮底下溜走了，自己毫无办法。那些比他表现差的战友都提拔了，惟独他，年年受表扬，年年原地不动，还是班长，只有干活的份，没有提拔的命。根丑心里虽窝火，却不敢流露丝毫，惟恐得罪了那些掌握他命运的人。 1972年，根丑复员了。政府对复员军人有安置政策，可是三年过去了，没人安置根丑。那些比他复原晚的，因与大队干部沾亲带故，或因心眼灵活，靠手榴弹（酒）、炸药包（点心）和二十响（烟）之类开路，陆续都安排了。惟有根丑，依然战天斗地，奋斗在农业学大寨的第一线。 在根丑的村子里，一个劳动日的价值只合六分钱。当时陕西最便宜的羊群牌香烟，一盒九分钱，劳动一天还买不到一盒最便宜的香烟。当时国家实行统购统销，所有的粮食，留下口粮、种子和牲畜饲料，其余必须全部以极便宜的价格“卖”给国家，这叫统购。粮食被统购走以后，如果不够吃或发生灾荒，再由国家把粮食卖给农民，是为统销，又叫返销。统购指标按预先估计的产量下达，地方干部贪功，往往虚报产量，结果，年年先高统购，再吃返销粮。根丑一年的劳动所得，有时连买返销粮的钱都不够。有一年春节，想给老娘买半斤肉，可是没钱，根丑绝望透了。 从此根丑变了，爱发脾气，动不动就上火，故意找干部的茬。队长派工挑水抗旱，根丑一条扁担挑两个墨水瓶来了。队长当然来气：“根丑，你这叫抗旱？”根丑振振有词：“毛主席说了，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种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队长哭笑不得，无可奈何。 终于有一天，队长忍无可忍，大骂根丑。任何把自己看作别人的      根丑也爆发了，抡起铁锨将队长打伤。 主人的人，他自己就是奴隶。公安来了，把根丑带走，关进牢里。根 费希特句      丑认为，没什么大事，关几天就出来了。—————————— 提审时，牢房外高喊：“稽根丑，出来！”牢房内，根丑可嗓子吼起秦腔《红灯记》里李玉和的唱词：“狱警传，似狼嚎，我迈步出监。” 最后，根丑没有判伤害罪，而被判破坏农业学大寨罪，刑期五年。宝鸡地区军分区政委兼宝鸡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知道了，发出指示：“这个案件不同一般。这家伙曲解毛主席语录，为自己的反动行为作掩护，污蔑大好形势，审讯时还说农民吃不饱，糟蹋样板戏中李玉和的形象，这是严重的现行反革命，我看要判处死刑。”     枪毙根丑那天，干部、社员奉命去县城观看公判大会。县城离我家十五里，参加大会给记半天工分，我去了。根丑被五花大绑， 眼里充满愤怒，脸上写着不屈。 几十年过去了，许多事情都淡忘了，唯有根丑之死震撼至今。我对这个社会的质疑，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毛像遗弃记    汉 阳   1971年十一前后，片警三天两头深更半夜带一大帮人上门查户口。后来很久才知道是发生了“9•13”事件。我家是他们查的重点，床铺底下都要用手电筒反复照过。开始我觉得，查就查，没什么可怕的。思考再三，感到还是有懈可击。我家有一尊小型毛半身像，夜里若明若暗能发光。那材料非常轻，很容易倒，于是我想，若哪天夜里老鼠把它绊倒了，甚至鼻子被咬破，我又没有发现，恰巧半夜查户口的来了，被发现，我这个右派岂不罪上加罪？ 于是我暗下决心，尽快把“瘟神”送走。用什么方式送，送往何处，才安全呢？我绞尽脑汁，一连几夜失眠，也未找到好办法。不过，最后还是想出一个万全之策。 按“老人家”的高度和厚度，我先准备4块马粪纸板和七八张没有弄皺的报纸。趁某日休息，我关好房门，先在地上铺两张报纸，并使之重叠，再让它仰卧报纸重叠处，继而将4块纸板轻轻立于四周，最后用绳子缠绕之。如此固定之后，再以其下的报纸将其包好，并用饭粒将报纸边沿粘牢。接下去再包第二、第三、第四层，最后用红头绳十字交叉系好。 一切就绪，我又到门外观察四邻是否有人坐在大门口。断定无人，我便飞快出门，直奔一路电车起点站。至武昌大东门，又登上往郊区花山方向的汽车。我选择最后一排坐下，然后将手里的“东西”假装漫不经心地放在身边。距终点站还有两站路，我作匆忙状空手下车，将“东西”留在车上，接着乘车原路返回大东门，再改乘公汽返回。车过武汉长江大桥时，我望着桥下东去的江水，感到那种恐惧感及其制造者正随大江东去，不可逆转。       梁羽生的故乡心    南 都   梁羽生原名陈文统，1924年出生于广西蒙山县文圩乡，是当地望族。1950年秋，同学彭荣康在蒙山的邻县荔浦碰到陈文统，陈说父亲因被人诬告而遭羁押，家人写信唤他回乡救人。彭说:“现在到处都在剿匪反霸，你回去不但救不了父亲，只怕自身难保。”他听从劝告，逃到香港。不久，其父陈信玉被杀。 陈信玉本是和善乡绅，抗战期间，日寇入侵蒙山，陈曾组织乡团抗日保乡，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一批到蒙山避难的文化名人。中国著名太平天国史专家、曾任冯玉祥军中政治部主任、广州社会局局长简又文，举家逃亡蒙山，便是陈信玉接济。简在回忆录中写道:“想起陈家的大恩大德，真令我全家没齿难忘。我们一家遇到大难，流落在异乡为异客，正在途穷忘绝、不知死所之际，忽有爱徒体念师生之谊，全族人居然肯接待、供养、庇荫、护卫我全家十口，卒得平安归来。”  土改后几十年里，梁羽生没回过蒙山。1978年邓小平南下广州调研经济特区事务，国务院向香港一些机构送请柬，邀请香港同胞一聚。梁羽生赴宴，同时约侄子陈强中自广西来广州见面。梁羽生与邓小平、廖承志等在一个大厅宴毕，出来就把请柬交给了侄子。侄子在故乡被人怀疑私通海外特务，梁羽生叮嘱他把请柬拿回去当护身符。陈强中回乡之后，别人看到请柬上有国务院印章，吓得不再敢骚扰。 所谓故乡，多是势利之乡。上世纪80年代，蒙山县重修文笔塔，照例要向本籍达人游子化缘，梁羽生捐了几百元，颇被当地人非议，认为他孤寒吝啬。其实梁羽生捐几百元已算很给面子了，你           把人家的爹杀掉了，他还捐钱给你，你还有什么话说！  　　梁羽生对父亲之死始终心结深重。80年代中期，广西要员多次邀请梁羽生回乡省亲，梁要求对其父一案重新甄别，隐然有父不平反则己不回乡之意。蒙山县政府经过调查，下文平反。梁给县政府复信:“先父一事终获平反，埋于心中几十年的死结终于解开了。”此时的梁羽生，想必心中无限感慨：若非他一支秃笔打出天下，谅不会成为统战对象，老父的荒坟也许要永世蒙辱。 1987年，梁羽生四十年第一次返乡。时值蒙山文笔塔竣工，梁羽生题献藏头诗一首，同年移居澳洲。正如《七剑下天山》劈头那句话：“把剑凄然望，何处招归舟。” ————————————— 哪里有正义，哪里就是圣地。 培根语   ————————————————————————————————— 一、本刊电子信箱：<a href="mailto:xyc1971@gmail.com">xyc1971@gmail.com</a>    二、本刊联络手机：133 6658 67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