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五类忆旧》第十三期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if !mso]> <![endif]–>     卷首文—— 我的历史真实观    焦国标   《黑五类忆旧》的文章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来稿，一个是我通过关键字检索得来的。无论哪个来源，每篇都经我改写，甚或重写，文章重新命名，无作者名字的临时起个安上。文字的精准洗练，当然赶不上司马迁编的《史记》或班固编的《汉书》，但起码不低于当下任何正式出版物。我是把这些忆旧文字当成日后的经典历史文献对待的。 对于检索来的文章，我掌握一个大致的取舍标准：一、尽可能不选名人写的或写名人的；二、尽可能不选已出版或已发表的。因而，个人博客里的野生文章，漂流在网络大海上漂丢了作者姓名的稆生文章，是我的最爱。我不是编传统意义上的正史，也不是编传统意义上的野史，而是编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史。将来，百年后，千年后，后人若想知道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的面貌，只读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东西是看不到毛时代的社会面貌的，起码看不到全貌；要看全貌，必须读我编的《黑五类忆旧》。我一个人平衡一个中央文献研究室，我一个人平衡阖中国大陆的几百家官家出版社和几千家官家报刊。孔子爱干“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事，我也是。 有朋友问：你如何确保这些文字的真实性？我说：这个问题从没有困扰过我。凡存在的都是真实的。谣言所传的内容是子虚乌有的，可是谣言本身毕竟是真实存在的。同样，这些忆旧文字，所记内容未必件件真实，可毕竟这些忆旧文字本身是确实存在的。 实际上，真实性本身非常复杂。这个问题我早就想透了，曾写过专门的长篇研究文章。感性一点说，双胞胎同时回忆母亲的同一件事都会有出入，同一个人两次回忆同一件往事都会有差异，正如古希腊哲人说的，“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当然这只是一面之理。真实性还有另一面，双胞胎对母亲的回忆不管有多大出入，回忆的都是自己的母亲，而不是别人的母亲。 历史真实是无数人通过各种传播媒介拼接出的一大块公共信息马赛克，而且每个后人对这块硕大无比的公共信息马赛克择取放进自己记忆里的内容都不完全相同，因而任何一件历史事实在后人的记忆里都是像被狗啃过一样豁豁牙牙、参差不齐。我所做的就是尽可能多地贴出新的、与官史不同的马赛克碎片。 《清明上河图》是一幅画，《金瓶梅》是一本小说，《资治通鉴》是一部正统的史书，但它们实际上都是组成中国历史（包括社会史）的马赛克碎片。二百年后，后人再说起中国的历史学家，顺口就来的是司马迁、司马光、焦国标……。其实，《黑五类忆旧》不仅平衡中央文献研究室，平衡阖中国大陆全部官家出版社和报刊社，也平衡全部的二十四家正史。                         目    录   冷漠的亲情……………………………………………王 毅（04） 父子恩怨………………………………………………宏 昌（07） 土改恶梦………………………………………………陈懋蘅（10） 当年的贫农团…………………………………………张六和（13） 那个箭头是谁画的……………………………………白 榆（18） 摘帽时刻………………………………………………黄家铺（20） 小反革命张量冠………………………………………湖 人（26） 我的初中………………………………………………马 青（27） 父亲这一生……………………………………………西 风（32） 厦大张弘昌……………………………………………江 城（35） 那时我九岁……………………………………………路 忠（38） 一生没笑过的五姑……………………………………陈仁德（40） 金庸之父………………………………………………淮 海（45） 我的第一次婚姻………………………………………沪 英（46） 姨婆祖…………………………………………………浙 士（48） 变态的爷爷……………………………………………村 晴（49） 斗争哈密王……………………………………………沈俊杰（51） 斗地主酷刑种种………………………………………薇 萍（53） 我家被清算……………………………………………曲 爷（55） 海晏移民泪……………………………………………铁穆耳（58） 血腥南京………………………………………………方子奋（67）               冷漠的亲情    王 毅   祖母去世，在殡仪馆看到了表哥。说不上我们有多少年没见面了，十年，八年或许更长一点。隔着别的亲人，我们眼光相遇，彼此点点头，算是打了招呼。记忆中，我们好像从来就是这样偶尔打一下招呼，却不讲话。原因，说不清。 表哥小时候性格腼腆，比较内向。当年他考中学时，还到我家来，让我的做教师的父母给他辅导，成绩不算太出色的表哥顺利上了一所普通中学。文革期间，刚上初中，只读了一年中学的表哥，随着上山下乡的洪流到农村插队。我家因父亲有“历史问题”，全家被遣送到农村。 父亲的命运决定我的命运，体力劳动以外，还要受精神上的被唾弃、被轻视，被划归狗崽子。表哥则不同，他到农村后，由于表现好，成为知识青年标兵，经常到各地去“讲用”（文革中先进分子讲述自己的先进事迹），入党、提干，成为公社党委书记，是他那个县的著名人物，“电台有声，报纸有名”，只是没有像当时的知青典型张铁生、吴献忠那样红遍全国。文革后期，表哥又被推荐上大学，成为工农兵学员大学生，一路走红，一路走高。 那个时期，表哥是我们这个家族最有出息、最有能耐，给家族带来极大荣誉的人。我偶尔从农村回城市看望祖父、祖母，总能从他们和姑姑嘴里听到表哥的各种各样先进事迹。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是辽宁知识青年的头，接见过表哥，与他握手，还吃过一次饭。表哥经常上北京、省里、市里开会，这样的荣光是我想也不敢想的。 有一次祖母对我讲，表哥对“阶级敌人”是决不手软的。一年冬天，大雪纷纷，表哥召集他们大队的“阶级敌人”，让他们赤脚在雪地里跑步，不准停，反反复复地跑。有的人很老了，跑不动，表哥就上前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拳打脚踢。所以，他们大队的“阶级敌人”一听到表哥的名字就打哆嗦，非常害怕。祖母说着，叹口气。我听得毛骨悚然，想不出腼腆的表哥怎么变得如此狠毒，心中暗暗庆幸：我们幸好没有和表哥下放到同一个地方，如果父亲和表哥在一个大队，他该怎样对待我家呢？ 文革结束后，表哥大学还没有毕业，我在新的招生制度下走进了大学校门。恶梦终于过去，一切都回归正常，包括家族、家庭生活。每年大年初一，我们又开始去给祖父、祖母拜年。这样，和表哥又见面了。当年那个腼腆、内向、矮矮胖胖的男孩，已经是一米八高的大男人了。说来奇怪，十几年没见，再相见时，互相看看，点点头，竟没有半点惊喜和寒喧，甚至一句话没说！ 文革结束后，表哥曾经的辉煌也变了味道，大家不再谈起，倒是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家族关注的焦点。尤其祖父，历来崇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对我上大学，不断表扬，说我有毅力，有出息。我感到好笑：当年他不是也一样对我们一家视如瘟疫，躲之唯恐不及，而对表哥却津津乐道吗！但他是我的长辈，我不能像对待表哥那样对待他。 好多年里，和表哥年节在祖母家偶遇，都是点点头，永远不说话。后来，我毕业、工作、结婚，过年的方式也变了，要随先生到婆婆家过年，等从婆婆家回来以后再去看祖父、祖母。时间表的错位让我再也没看到表哥，倒是祖母这个我们家族的信息批发站，总要絮絮叨叨说表哥提处长了，分房子了，而且因为工作忙，还把孩子送给祖母照看。表哥的那个小女儿，如表哥当年一样，矮矮的、胖胖的，有点腼腆，有点木讷。我知道，这个孩子永远不会有表哥那样短暂辉煌的命运了，那个时代永远过去，成为历史了。 祖母病重，我开始频繁探望她老人家。祖父走后，我对祖母突然依恋起来。上帝给我的机会不太多了，我要让祖母在最后的时间里感受到亲情的温暖。每次去看祖母，坐在她身边，给她剪指甲、按摩，老人家都欢喜异常。祖母表示了对表哥的不满，说她这一辈子最喜欢的是表哥，可如今自己躺在床上，没有用了，表哥竟然不来看她！我想起表哥雪地里让“阶级敌人”赤脚跑步的情景——有那样惊世骇俗的表现，表哥再有什么样的行为我都不会奇怪。 祖母以96岁高龄离开这个世界。祖母对我们这个家族是有功劳的，她不但抚养大自己的儿女，又为儿女照顾孩子，还为儿女的儿女照顾孩子，她的重孙、重外孙。所以，祖母的葬礼，她所有的后辈都到了。我和表哥又见了一次面，仍然没有说话。祖母离世，维系我和表哥之间那细细的、淡淡的血缘之绳彻底断掉了。我知道，我和表哥从此没有再见面的理由和可能，更谈不上说话了。如果在街上偶遇，也只是擦肩而过的陌生人了，尽管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有同一个老祖宗。 <div style="border:none;border-bottom:solid windowtext 1.0pt;padding:0in 0in 1.0pt 0in">     </div> 1969年春，我开始在核工业404厂子弟第五小学上小学，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年底转到兰州后，发生一件冤假错案。一次课间休息，我发现一间空教室里，不知谁在墙上写的“毛主席万岁”上划了一个叉子。我将自己的发现告诉了最先遇到的同学，那位同学立刻判断为反标，迅速报告老师。老师问明情况，厂保卫科、军代表、公安人员很快齐集我校。我被当成了重点怀疑对象，理由是：第一、我先发现了反标，却没报告老师；第二、经验证笔迹，那墙上的字体与我的字体很像。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威逼诱惑，一个不到8岁的孩子的心灵被彻底击溃。我终于在承认了就没事了的诱导下，违心说谎，承认那是我写的。接着便是一系列的办学习班，不仅我自己，还包括家人，都受到牵连。每次在学校受到侮辱，我总要在心里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哭诉：“毛主席呀毛主席，这反标真的不是我干的。”但我仍然逃脱不了小反革命的帽子，直到文革结束。 ————————————————————————————           父子恩怨    宏 昌   孟树亘曾任国民党144师副师长。台儿庄大战时，他浴血奋战，获“抗日英杰”奖章。文革开始后，孟树亘因历史问题受到冲击，其子孟凡民宣布与父决裂，并成为造反猛将。 有一次，孟凡民所在的造反团体准备召开一场批斗会，批斗对象包括其父孟树亘的莫逆之交、保定市第十二中学教师李湛功。李湛功的二哥将李接到家中藏匿，造反派发现他失踪了，到处查找。孟凡民知道内情，通报给造反派，李湛功很快被揪了出来。1966年12月，李湛功被折磨致死。孟树亘知悉儿子告密后，手持木棒等在家门口，把回家的儿子挡在门外，大吼“滚”，抡棒就打。此后，孟凡民再也没有回过家。 1980年，孟凡民和吕瑞芬结婚。父子间矛盾仍在，孟树亘对儿子的婚事一无所知，吕瑞芬也没有去拜见公公。1988年秋，孟父心脏病发，卧倒在床。由于政策一直未落实，孟父每月只能领取极微薄的薪金。他病倒后，保姆负担加重而工资却无法提高，走了。吕瑞芬对孟凡民说：“爸爸不认识我，就让我去他那儿当保姆吧。” 第二天一早，吕瑞芬来到公公家，说：“听说您这里需要保姆，我想得到这份工作。”老人说：“我收入有限，工资不高，你愿意吗？”吕瑞芬说：“我是外地人，无依无靠，在您这儿有吃有住就心满意足了。”老人说：“那你就留下吧，什么时候你找到合适的工作，想走就走。”这是吕瑞芬第一回面对自己的公公。 一天晚上，吕瑞芬向老人提及他的儿子，说：“二十多年的事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亲人到底是亲人啊。”老人眼里满是凄怆，说：“凡民犯的不是小错，手里有人命啊！当年李湛功被我儿子害死，他妻子也自杀了，这是两条人命啊！我若原谅了凡民，人家九泉之下也不会原谅我呀。”老人老泪纵横，吕瑞芬不好再说下去了。 1990年冬，70多岁的孟树亘突发心肌梗塞住进医院。医生说，最好的办法是做心脏搭桥手术。孟凡民夫妇商量后，决定用自己的铺面作抵押，筹措资金，把老人送到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做心脏搭桥手术，通常是截取病人自己腿上的静脉血管做材料。医生检查时发现，孟树亘的血管已缺乏弹性。为了不影响手术效果，孟凡民要求医生从他的腿上取血管。父亲的手术非常成功，孟凡民放下了心头石。 第二天晚上，吕瑞芬用轮椅将孟凡民推到孟树亘的病床前，父亲安详地沉睡着。二十多年过去了，孟凡民第一次如此亲近地看着父亲，眼泪刷刷地往下淌。住院期间，为了不使老人受刺激，孟凡民只在老人酣睡时才默默陪伴他。有一回，他听到老人在梦中竟念叨着他的小名：“凡凡，凡凡。”回到病房，孟凡民不禁失声痛哭。 有一天，吕瑞芬在自己家中呆了很久，回去时已近午夜。外面飘着大雪，远处的景象使她惊呆了：老人拄着拐杖站在风雪中，满身雪花。吕瑞芬搀扶住老人说：“这么冷的天，您怎么出来啦？”老人说：“夜深雪大，你不回来，我不放心啊！”听了这话，吕瑞芬的泪水直往下掉。 1993年春，孟老背负了数十年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有关部门对他的工资待遇做了调整，医疗费全额报销，还分给他一套两居室的住房。生活安定了，孟树亘却没有轻松下来，为抢救历史资料日夜忙碌。由于操劳过度，老人的眼角膜发炎，且久治不愈，渐渐失明，吕瑞芬成了他须臾难离的拐杖。     父亲失明后，孟凡民常去帮吕瑞芬照料父亲。他怕父亲听出自己的声音，和吕瑞芬说话时尽量压低声音，或者干脆打手语。孟老也只当此人是吕瑞芬的家人，对他十分感激。 1996年，孟凡民感到身体不适，去医院检查，诊断结果几乎将他击垮：肺癌晚期。孟凡民做手术的那段日子里，吕瑞芬心力交瘁，两头奔波，用柔弱的肩扛起了两个家。 孟凡民虽然做了手术，却难以挽留生命。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他总结一生的得失，感到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了一位好妻子，最大的错误是文革中犯的劣行，最大的遗憾是不能得到父亲的宽恕。他给父亲留下了一封绝笔信：“亲爱的爸爸：我要先您一步去了。此生此世我不管用怎样的方式都难以洗刷掉我留在您心头的阴影。假如还有来世，我仍将尽最大努力清洗自己的过错。我不奢望得到您的谅解，但我会永远爱着您……瑞芬是我的爱人、您的儿媳，她也会永远爱着您……” 弥留之际，孟凡民拉着妻子的手深沉地道了一声“辛苦”，两行热泪表达了他的敬意。他向医院和公证人员交待了最后的心愿：把眼角膜捐给父亲。孟树亘的眼角膜移植手术做得很成功，重新见到了光明。老人心脏不好，受不得一点儿刺激，吕瑞芬一直没有把孟凡民的遗书给老人看，所以孟老在生命的最后四年里，始终不知道是儿子的眼角膜让他重回光明世界。 1997年元月３日，孟树亘溘然长逝。守候在他身边长达12年之久的儿媳吕瑞芬购置了一块墓地，将老人与丈夫合葬。从此，孟家父子便永远相伴在一起。 ————————————————————————————     我爷爷起初是一个穷人，但他太勤奋，太能吃苦了，所以成了人上人。我的村子在汶河岸边，连接沂蒙山区与河北的富庶之地，自古以来就是官家的驿站和商贾的必经之地。小时候下河抓鱼，我曾在村边清澈的小溪里摸出过银圆、铜钱、女人的银簪子等等。父亲说：“为了成为人上人，你爷爷没白没黑地忙，种了庄稼，再种蔬菜，替人干活，赶集卖货，那罪不是一般人能受的。经过多年的积累，他一点点买下一些好赌之徒的土地，最后将自己兼并成一个富甲一方的地主。    ————————————————————————————       土改恶梦    陈懋蘅   我是忠县城里“春华秋实”的人。“春华秋实”是我家大门上石刻的四个大字，人们就都这样叫我家的人。我家是书香世家，父亲民国时当过县长，主编过《忠县志》，在地方上很有声誉。父母做主，很早就将我许配给天堑乡陶大老爷的儿子陶奎。陶大老爷叫陶华轩，是有名的乡绅。他有三个弟弟，陶吉轩、陶馥轩、陶南轩，都是满腹文章的人，陶吉轩还当过四川省参议员。 陶奎朝阳大学毕业，在磨子乡完小当校长，人很不错。我们的婚期定在1950年正月十二。我在重庆读书的懋新弟弟在外面知道很多新东西，多次写信说，我的婚事不能办：明明已经解放了，还去嫁给一个地主做啥子。我父亲坚决履行婚约，说君子不能悔言。我是个孝顺女，就听从父亲的话，嫁到天堑乡陶家，那年我23岁。 新婚之初，我父亲到陶家来做客，天天和我公公陶华轩在亭子楼上把酒谈诗论文，非常投机，晚上在灯下畅谈到深夜。但是，这种日子很快就过去了，因为土改开始了。土改是1950年冬天开始的。忽然之间，情况就变了，我公公陶华轩兄弟四个，包括陶奎这一辈的兄弟好几个，都被划为地主。陶华轩是个省吃俭用的人，不吃烟，不喝酒，不打牌，家产都是他几十年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 土改分地主的财产，开始人们不大相信，怎么能把别人的财产拿来分呢？后来看确是如此，很多人就积极起来了。民兵们拥到我们家，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强行搬走。我刚结婚，娘家陪嫁的箱子、雕花床、蚊帐等全部搬走，泡咸菜的坛子也不放过。我们身上穿的稍好一点的衣服，被当场从身上剐下来，不准你多说一句话，最后把我用的尿罐都拿去了。事先我把一些贵重的东西悄悄带进城，藏在懋贞大姐家，民兵追进城，在大姐家找到那些东西，全拿走了。我公公为自己准备的生茔，好大一座坟，修得很气派，也作胜利果实分了。坟都要分，他的棺材也给抬走了。 每天白天晚上都在开会斗地主。一说开会，我就害怕。我刚到陶家，与人没有什么仇怨，积极分子们拿完我的东西就了事，没有斗争我，我公婆和另外一些人就惨了。他们把我公公吊起来打，先把老人的两个大指拇并在一起，再用一把火钳把两个拇指夹住，再用绳子把火钳捆紧，往屋梁上吊。寒冬腊月，民兵们把我婆母的衣服脱光，只留一件薄单衣，然后把她丢进一个盛满了水的大水缸里，再把她的头压到水里，过一阵又提起来，再按下去。天上下雪，水缸里的水冷得像冰，我婆母60多岁了，怎么受得了，造孽呀！我们全都被押在旁边看着，不敢哭，只有背过身去悄悄流泪。我陶家的二哥是民国时期天堑乡的乡长，也挨了不少斗。我二嫂更惨，手被点天灯。什么叫点天灯？在手窝里装上油，然后放上灯芯点灯。她还被大针穿进指甲缝，痛得昏死过去。 村里有个好吃懒做的人叫陶文斗，不做农活，在外面要饭混日子。土改工作组说他是叫花子，苦大仇深，给他分胜利果实。他做梦也没想到一分钱不花就会忽然得到这么多财产，一下就来了精神，成了最积极的民兵，天天提着棍子在村里走来走去打人。这个人后来培养成干部，送到部队当兵，转业后在天堑公社当武装部长。 地主们起先在各自村子里挨斗，后来集中关到我们附近龙洞村的一个大崖洞里，不准回家。那个大崖洞是一个大岩腔，现在还是老样子。后来我从那里过都怕，那里发生的那些事情太吓人了。我被强迫上山砍柴，每天做饭给洞子里送。那些民兵冷，还要我送柴给他们烤火，所以我看到了许多悲惨的场面。 县商会的主席朱耀庭是大地主，他的老婆被关在大崖洞。这个女人长得高高长长，挨的打多哟，说不完。民兵们要她把金银财宝交出来，她早就交完，再也没有了。民兵就把一条蛇放进她的裤裆里，再把裤腰和裤脚系紧，让蛇在她的下身乱钻。积极分子还发明一种叫 “舞转转”的刑罚，由一个身强力壮的大汉抓住朱耀庭老婆的手，使劲舞圈子，让她在原地不停地旋转。这个女人是个小脚，本来就不容易站稳，加上已经上了年纪，哪里经得住这样“舞转转”，一会儿就昏倒了。民兵们还不放过她，过一会儿又把她提起来舞。 朱耀庭的小女儿不到20岁，还是个闺女没过门，你猜民兵们怎么整她？他们把她脱光衣服，捏住她的两个乳房，把又粗又硬的猪脊毛往她乳头里刺，刺一下那个女儿就惨叫一声。人家还是个黄花闺女啊！这个女儿活着出来，后来跑到外面去了。朱耀庭自杀了，他一家真的是家破人亡了。 我公公陶华轩、叔公陶馥轩，还有我那个当过天堑乡长的二哥，后来他们被押到乌杨镇，天天吊打。已经快过年了，不管日子怎么艰难，年总还是要过的，我和陶奎就天天等着他们回来过年。到了腊月三十，家家都在团年了，他们却没有回来。最后终于得到他们的消息，在腊月三十那天，正是万家团圆的时候，他们父子叔侄三人被绑到神溪口，就是县城对面的河坝，和另外几十个地主一起枪毙了。几天后才去收尸，他们的尸体在河边暴露了几天，已经变颜色了。我们不敢哭，眼泪往肚子里流，心里比刀绞还痛。一家三个同时被枪毙，暴尸河滩，这是个什么年头？ 家里没有一颗米一滴油，过年什么吃的也没有，我夫妻二人就沿着村子去要饭。我家陶奎是朝阳大学学生、小学校长，一辈子为人善良，没有做过亏心事，怎么落到这个田地呢？陶奎很顾面子，大年下走村要饭，是多么难受的事！在邻村赵大发家门口，我好一阵都不敢进去。赵大发以前是我懋智五哥的炊事员，我怕他划清界限不认我。哪晓得他是个善良人，见到我们亲热得很，说以前我懋智五哥待他很好。赵大发煮腊肉招待我，我一辈子也不能忘记。 我婆母和二嫂都成了寡妇，经常挨斗，不久死去。1961年，陶奎饿死，我和惟一的儿子相依为命，直到今天。土改时我23岁，现在我已经80了，将近60年来，我从来没和任何人说过土改的事情，我怕提那些事，说起伤心。        当年的贫农团    张六和   我六岁就没了娘，叫日本人炸死的。爹弟兄三个，我弟兄两个。弟弟过继给三叔，我们父子俩过活。父亲主要做纸札，给死人剃头，油棺材，我跟他学这门手艺。家里没有地，住的是上辈留下的房子。土改时我还小，十二三岁。我三叔当时是农会成员，与我爹商量让我入少先队，跟他闹土改。我爹刚开始不同意，三叔怪爹觉悟低，就教训他：“你说你半路打光棍，收拾不下个老婆，这是为什么？是地主封建剥削的呀!”“你说你这每天辛辛苦苦做纸札做些下三滥营生，还得给人低声下气，和死人打交道，这是为什么？是地主封建剥削的呀！”“这一回轮到咱们出头出气了，穷人要翻身！”不知是爹的觉悟一下提高了，还是爹给吓住了，反正最后同意了。 那时候给公家干事没报酬，三叔说，革命成功后一并给。爹问：“如果革命成不了功该咋办？”三叔说：“休说这些破楔子话！” 有一天，和我父亲成天打交道的吕品贤哭丧着脸来我家，一进门就哭喊：“叔呀，不能活了，我现在是地主成分！”我爹一看他那副样子，呼哧一下笑起来，说：“你要是地主，我就是豪绅。”这吕品贤也是成天在死人摊子上混饭吃的，一个吹鼓手。他家祖上本有好几家商号，但他游手好闲不学好，先抽大烟，后吸料面，一份好端端的家业生生在他手里败落下来，后来连老婆都卖了。给他定下的成分确实是地主，定成分不独看你现在的生活状况，还要上追三代。吕品贤走进我家时，身上红一道紫一道，鼻青脸肿。我爹问怎么了，他说他正在街上吃羊杂碎，民兵张全喜看见了，说狗日的，还吃杂碎呢，上去按倒就打。 说起定成分，分得特别细。地主分为地主、化形地主和破产地主。地主是有房有地有长工，平时不捏一根柴，靠吃租子过活。化形地主是装酸哭穷，小里巴气，其实有家有资。吕品贤这一类人属于破产地主。富农分为富农、生产富农。生产富农平时也在地里干活，农忙时临时雇人帮工。中农分富裕中农、中农和下中农。最后一种，不管有地没地，只要为人不好，就叫恶霸。地主恶而霸，当然是恶霸地主；穷鬼恶霸，则叫穷恶霸。  参加农会、贫农团的人，都是贫农、雇农，中农以上不让参加。有一次，沙口贫农团正开会，过去的村警乔兰凑进来听。大家一见他进来，就不说话了。他还耍村警的威风，说：“大家说呀，咋我一进来就不说了？”贫农团的人厉声让他出去，他还是不走。他说：“你们又不是开黑赌场，我在一会儿都不行？我就不走，你倒怎么着？”贫农团的人说：“你不走？你不走你看我怎么着。”说着上前来，手里早已预备一把生石灰，一把扑在乔兰的眼窝上。乔兰扭头就跑，捂住脸呜哇乱叫。贫农团群情激愤，说：“正要定他个恶霸斗争他，没想到他自己送上门来了。”一伙人一路追到乔兰家，几个后生七手八脚将乔兰按倒在炕上，又往眼里揉石灰，揉得乔兰嚎叫得不像人。乔兰的眼睛当下就瞎了，文革前还瞎着个眼到处转。 贫农团成员苏丑梆子，有一次看见我跟在后面看人家斗地，说：“娃娃，可不敢看，那可是动真的哩！”苏丑梆子说着话，腿直打战，浑身软得嗓子哆嗦。 我们少先队参加过几次斗地主，主要方式有几种：一种是磨地。地上铺些料炭（煤渣），没料炭就撒一些菠菜籽，菠菜籽六棱八瓣，有黄豆大，铺在地上跟锉似的，有时将料炭和菠菜籽搅和在一起。然后将人一把推倒，两个人提住脚跟在上面来回拉。被斗的那些地主富农，上衣脱掉，赤了上身，正面拉了反面拉，妈妈老子直叫唤。一般人根本经不起这么折腾，三下五除二就将埋洋钱的地方交待出来了。 住在东门的周二干干，有钱，在药铺里有股份，能没钱？可他平时装穷，每年大年初一，天不亮就出来，背个驴毛黑口袋挨家挨户讨一回吃的，说是吃上百家饭，福气自临门。贫农团对他的底细一清二楚，知道他有两个钱，但他就是不说。不说，好，拉你一磨。 斗争周二干干的时候，妇女会也参加了。二干干周掌柜，当下被两三个妇女会唾了个风雨不漏，临了还被脱光上衣磨了地。头朝后，脚朝前，两个贫农团手提脚后跟拉着周二掌柜磨了一圈。拉得风快，地上的料炭菠菜籽还不过瘾，谁又扔进两块青石蛋，周二掌柜的脑袋在青石蛋上嗑得嘣嘣响。拉一圈，乞告一回，说哪里哪里藏着洋钱呢。贫农团照那地方掏下去，起出二三百。不多，再拉，三回五回。妇女会张毛女愤恨得不得了，在周二的肚皮上放了一盘小石磨。放上之后，她又一屁股坐在那扇小石磨上，像坐了一挂马车似的，指挥说：“拉上走，看他说不说。” 女人都这样坚决，后生们也不示弱，一下子就把周二拉出城门，绕城圈子转。最后周二掌柜脸白得像一张纸，在半路就承认他把洋钱全部藏在园子地的蓝池底下了。底财果然起出不少，让大家参观。好家伙，我一辈子也没见过那么洋钱，总共二十四个木头盒子，白花花的有三千多块。这样一打一拉，没有一个不说的。 后来，张毛女从磨子上下来，发现周二干干早几辈子就咽了气，后脑勺被磨塌，脑浆拉了一路，后脊背的肋骨白生生的，一根是一根，就像打场的链枷。那张毛女也没得好死——死的前几年就瘫在炕上，流脓坏水，苍蝇动地，生生流死。 再一种就是坐圪针柜。这法子厉害。将家里放衣物存粮食的躺柜抬出来，抽去中间的档板，像个长方形棺材。底子上均匀地放些剁碎的枣树圪针，被斗的人不由分说被脱成个赤红棍扔进里头，盖上盖。柜子底上撑一根檩子，两头上下晃动，就像幼儿园里娃娃们耍翘翘板似的。晃两下问一句，直至说出窝金藏银的地方为止。 七十多岁的老汉余务本，当铺杂、货铺、粮仓有好几处，耳朵有些背，看不起贫农团。贫农团问他，他连眼睛都不抬。不抬眼睛就抬你，将他抬进了圪针柜。摇来摇去不做声，打开柜子一看，老东西死球了。 还有一种叫扔四方墩。四方墩是边墙上的烽火台，三丈来高，对那些顽固不化死活不说的，或者斗争上了火的，将他拉上四方墩一推，只死无活。为了保险起见，贫农团的人在四方墩下面铺满石头蛋子。开始还扔一两次，直到摔死；后来扔下去不死的，干脆用石头蛋子往脑袋上砸，一砸就没命了。 有一回斗争韩聘卫的老婆，韩聘卫是个教书先生，人也不错，但还是划成地主，算是化形地主。贫农团见他老婆每天提个篮子捡料炭，气不打一处来，捆起来就打，说你那么有钱还装穷，快快交出来。韩家师娘打死打活一句话：“打死也没钱。”贫农团最后将她推下四方墩，摔死了。死的时候已经受过百般刑罚，磨地，坐圪针柜，火烫钳子夹，上身被剥光。往下推的时候，田XX将她的裤带松开，揪往裤腰，上手将她推下去的时候，人和衣服轻易地分离开来。第二天，田XX就将她那裤子卖在估衣摊子上。 大冬天，滴水成冰，冰天雪地，斗死的人都不允许去收尸，谁收尸就认定是狗腿子，一旦定成狗腿子，斗争起来比真正的地主还厉害。后来,那些被斗死的，被抢毙的，都赤红溜棍扔在野地里，远远地就看见一群狗围着尸首争抢，屁股在雪地里露出来很抢眼，尸体上的衣服早被人脱光了。 我那妻姥娘死得最惨。一个寡妇人家守着一摊子家业，有磨房、当铺、百货生意，还养两支大船，经营着粮库，常年雇工三十多人，被磨了地，捆起来打过，火柱烫过，还在耳朵里钻上捻子点灯，最后在人民法庭上枪崩了。那时的人民法庭，和文革时的批斗大会差不多，由几个人控诉，底下是人山人海。控诉罢，土改工作团的人问：“贫雇农弟兄们，大家说，这个人，该怎么办？”只要底下有一个人说：“打死他！”坏了，这人立刻就被拉出去。许多平时为人不好，脾气不好，得罪过人的民兵、农会干部，也被这样枪崩了。这叫贫雇农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妻姥娘被枪崩后两天，也就是腊八后那几天，说是枪崩错了。不仅仅是她，许多人都枪崩错了，要纠正。球，人死了怎么纠？这种混乱局面大概持续了三个多月。打死多少地主，没稽究，不知道，仅我知道的就有十多个。有好几次，贫农团开控诉大会，说着说着把县委书记、县长就揪上台斗开了。后来纠偏，错打死枪毙的，给补一石粮食、几匹布了事。 在衙门里当刽子手的三板汉，曾教我一种整人的方法，叫小鬼搬砖。把人捆在太师椅上，把脚平放在另一只凳子上，再将两条腿从膝盖那里绑一道，然后冲脚底衬砖。我把这个方法给我三叔说了，三叔马上运用到实践中。最多的时候能往里衬七块砖，听见骨节圪叭叭响，是那种碎裂的声音。 有个张虎堂，年轻时就开始跑小生意，风吹得两眼通红，看着吓人。做生意通常五六人结伙而行，他怕别人吃他的干粮，就把干粮装在臭袜子里。大年初一有个风俗，家家户户在这一天都要到外头担一担水回来，称为财水。张虎堂老汉年年大年初一给人送财水，靠着这样节节俭俭，挣下一进四合院。土改一来，定为地主，坐圪针柜也交不出底财。后来说他过河西给国民党报信，抓住枪毙了。  前几年，我要给大小子弄一进院的宅基地，村里左拖右拖，都三四年了也没有批下来。人们给我递话，说得往上送黑钱才能办。我就找到村主任家里，一进院，不说话，先看他那几间大正房。他看我来者不善，说六叔你有事进屋里说，站在外头能看出个灵芝牡丹？我说我是看你这房子，什么时候土改我该分哪一间。一句话吓得他脸都白了。没几天，宅基地就顺利地拨下来了。哈哈。   ————————————————————————————     在我的故乡华北山区，有十亩平地就被定为地主；有一架双轮手推车就被定为富农。这样的财富，岂不让今天的大款齿冷三天？这样的收入，怎能维持“剥削阶级的天堂”生活？高玉宝曾应邀访问深圳，主人把他接到酒店，被他拒绝。高老坚持吃住在一家小招待所，说：“我现在的吃住条件，是地主周扒皮都想不到的！” ————————————————————————————       那个箭头是谁画的    白 榆     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9岁，当时我家住在成都中医学院内。学校停课了，到处贴满标语大字报。有一天，我和一个同伴来到一间空空荡荡的阶梯教室，见讲台上放着一个剩下一点点墨汁的小桶，里面还有一柄很大的毛笔，就抓起毛笔，蘸上墨汁，耍弄起来。 我先在讲台地上划了一个闪闪发光的红太阳，那是当时最流行的图案，然后开始练书法，写了五个大字“打到刘少奇!”那是当时最流行的口号。讲台的地上被涂得差不多了，我们才乘兴而去。 第二天，听说出了反标，我就跟着去看。地点正好在我前一天去过的教室，里面有不少人。我挤到前面一看，所谓反标就是有人在我写的“打倒刘少奇”的“打倒”二字旁边的墙上画了一个朝上的箭头，而上面是毛的画像。 我天生耿直，就对旁边的人说，那字是我写的，只是那箭头不是我画的。我当即被人带去盘问。没想到，第二天，院内就有小孩朝我喊：“小反革命分子!” 学院成立了专案组，我被叫去审问。我重复讲我的经过，他们不信，拿出毛笔，让我写给他们看，直到他们相信是我写的，于是便问我，是不是谁教唆我这么做的。我回答，没有，是我自己这么玩的。那人说，有这么好玩吗，是要掉脑袋的。这时我才知道这么玩的严重性。 此时我父亲因民国时期做过警察，已经被作为牛鬼蛇神抓了起来。我母亲很害怕，就对我说，人家问你，你千万不要因为害怕就说是你爸教你的。我妈这一说，我反倒被吓哭了。我妈就去找专案小组的人说，不要对孩子搞逼供。 专案组的人起初怀疑是一个大学生所为，这人不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他们问我，当天是不是在教室周围看到别的什么人。我说，没有。我的确没看见。后来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老师对我另眼相看。有一次我迟到了，老师就说，让这个小反革命分子站在讲台上，给毛主席请罪。 我常常回到家就哭，我妈没办法，见我哭，她也泪眼花花的。那顶小反革命的帽子很沉很沉，压在一个孩子稚嫩的心上。那件反革命事件一直没查出结果。好多年过去了，已没有人再喊我小反革命，但我仍感到压力，心头始终有一团恐怖的阴影。每有老师或学校领导找我，我就担心是不是我又犯了什么错误。 我很想知道那个画箭头的人，他的大手笔与我的命运紧紧相连。他是那个时代张志新似的先知，如果他那时被抓住了，中国可能又多一个被割喉的英雄。那个制造那场史无前例大灾难的恶人，如今还安稳地躺在中国人民的心脏地带睡大觉，其幽灵仍在神州大地游荡。   ———————————————————————————— 我老家所在的村，几十年前是远近闻名的红旗村，曾经以我们村发生的故事为原本，拍过一部电影《沂河两岸稻花香》。剧情以地主和贫农的斗争为主线，其中一件事是地主搞破坏，看生产队的稻子长得好，晚上偷偷往生产队的稻田里撒稗草种，被贫下中农发现。这个故事有原型，但却不自然发生的事实。当时的大队书记想搞宣传，找一个唯唯诺诺的人，说让他演个戏，就是准备一些稗草种，让他撒到稻田里。正在他撒稗草种的时候，安排几个贫农出现，揪住他开批斗会。当时讲好只是演戏，只做宣传用，绝对不影响他的政治待遇。可是，这个典型实在好，被上边知道了，于是有人写了剧本，拍成了电影。这个撒稗草种的人成了真正的坏分子，经常被揪出来批斗，儿女也不能上学。 ————————————————————————————       摘帽时刻    黄家铺   我母亲因姥爷的问题，文革中党籍被挂了将近10年。她坚韧地挺着，一直工作在第一线，不服软，不检查。有一次被单位头头整得太惨，母亲回来向父亲诉苦。父亲是个除了工作别的都很粗心的人，那表情似乎有点事不关己，总说一句话：“要降温，你要降温。”母亲终于急了，当着我的面大叫：“你还知道什么！你就知道管你自己，降什么温，他娘的……” 母亲的组织生活是1977年恢复的。那天我记得很清楚，她从单位回来，第一句话咬着牙对父亲说：“那姓曹的宣布恢复我组织生活了，今后我看他还能把我怎么样。”一种说不出的怨愤。   朋友林虹的父亲当年在XX部计划司工作，1957年打成右派。1960年摘帽后，她父亲从改造的地方回北京的火车票已经买好，行装也收拾完毕，因情绪激动，竟引发心脏病猝逝。宣布平反是1979年的冬天或1980年初的某一天。那天林虹陪着妈妈来到父亲生前所在单位的右安门招待所的一间办公室，计划司一位副司长和人事司一位处长宣读了“改正”文件，内容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XX部（79X政字303号） 改正XX同志右派问题的决定 本部计划司党支部： 根据中央（78）55号文件精神，对XX同志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的问题进行了复查。经研究，同意计划司党支部关于“改正XX同志右派问题的报告”，撤销原XX部“对右派分子XX右派定案结论”，并恢复名义，以消除影响。附改正结论报告二份，存部文书档案和发给XX的家属，并望做好家属的思想工作。 XX部政治部（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二日） 所附改正结论报告，全文如下： 关于改正XX同志右派问题的报告 XX部政治部： XX，男，现年五十八岁，湖南省湘潭县人。家庭出身富裕中农，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五○年参加工作，一九四九年加入共青团。一九五五年肃反时被清洗出团。原为XX部计划司十八级科员。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运动中划为右派分子。一九六○宣布摘掉其右派帽子，由于过于兴奋，激动至死。 XX同志在整风反右运动中划为右派的主要依据是： XX说：“肃反时中央提出百分之五的口号是主观臆测，因此下边排队凑数，不该斗的斗了，不该肃的肃了，徒伤感情，这个问题中央应检查。”并认为“肃反采取群众性运动，好处是公安部门省点事，坏处是形成以党代政”，“肃反调查人员是捕风捉影，抱着主观臆测的意图，一定要找到某人政治尾巴，回来邀功受赏”。他说：“机关必须有一个较完整的纪律，不能随便给一个人停职反省，不给工作权和劳动权，因此，我希望今后应有机关纪律，社会应有法制。” XX说：“忠恕之道是可贵的。”认为“党没有充分估计到知识分子的作用和进步，这包括他们的事业心和自尊心。”认为“士可杀不可辱”。并说党对知识分子“不是当同志看待，而是多多少少当敌人处理，特别表现在肃反中”。说党的干部政策是“任人唯党”，“无党不长”。主张“肃反以后可以以才为主”。认为储安平“党天下”谬论是“打中了党的要害”。认为“章乃器的言论基本上是正确的”。对反击右派的文章则大骂“他妈的，愈看愈生气”。 根据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件，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精神，经过复查，认为XX同志在整风反右运动中主要是对肃反、审干、提级、评工资等有不同看法，所提意见带有偏激、不满情绪。他希望今后应有机关纪律，社会应有法制的意见，从现在看是正确的。他对储安平“党天下”的看法是错误的，但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构不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应从正面进行教育。因此，我们认为，划XX同志右派是属于错划的。对某某同志右派的政治结论，应予改正，并恢复名义，以消除影响。 以上报告当否，请批示。 XX部计划司党支部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文件宣读完毕，交到林虹妈妈的手上。林妈妈看上去很平静，没有哭。1957年林父错划时，林母才32岁,现在已是两鬓斑白了。她用37块钱的工资和一个人的爱，养活着两个女儿。她等来了“改正”，却已经没有人了。“但是我注意到了，在接那张纸时，妈妈的手在哆嗦。”林虹当时哭了：“那张纸我看得很重，我觉得多少年来，终于一块石头落了地，终于有人想到我们了，我终于可以抬头了。多少年了，现在我终于可以和别人谈我爸爸了。以前，我绝口不和任何人谈我的家。分工作我坚决不去我爸爸工作的系统，因为我知道，我没有希望，无论多么努力，单位也不会照顾你，我和那些现任干部的子女永远也不会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谈朋友时，我有一种自私的想法，想找一个出身好的，不为别的，只为将来有了孩子，让他填表时可以好过一些，别像我那样自卑。我不求嫁个有钱的，从小我就没钱，我相信都有两只手，生活不会有问题，只是将来如果有运动再来，别让我孩子再遭罪。直到我们接到那张纸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中国不会再搞政治运动了。谢晋去世了，我大老远去给他送行，只为感谢他当年拍了《牧马人》、《天云山传奇》和《芙蓉镇》，都是给右派平反的，至今还记得《芙蓉镇》结尾那个疯子喊着‘运动喽，运动喽’，那么瘆人。”   大庄比我大一岁，是独子。他父亲是“叛徒”，问题复杂，据说因他当年叛变还牺牲了同志。他被押整整11年，从1967年一直到1977年，出狱后仍然没有结论。大庄说：“他出狱时，我根本都不认识他了。以前他回家就少，我长那么大，很少叫他爸。他整天在外面忙，被抓前我都不知道，等我们家被抄，我天天挨揍，才知道他是叛徒。”1980年被平反时，宣布给他平反的人就是当年揭发他是叛徒的人。那人自己后来也被整，多少年没得好，老了老了可能是良心发现，组织调查时，他承认揭发的事实很多都是猜测。大庄说：“平反时我挺高兴，房子已经被人占了，又给了一套，但原来我住的那一小间没收回，还给我留着。我跟我爹本来就认生，文革这些年我跟野狗似的到处乱跑，平反后不愿意受人约束，所以我还住我那一小间。最实惠的是补发了工资，小两万块钱，我妈早死了，钱都给了我，呵，我那时候真他妈叫阔。” 长期失去亲情，所以也不渴望亲情，在冰河刚解冻时期，像大庄这样的人并不在少数。他们很少考虑自己遭难的父母究竟是否真有罪，因为他们弄不清楚，也没有判别的能力。更可怕的是，他们不少人有着强烈的被扭曲的“是非感”。在无产阶级的“大是大非”面前，他们相信党和毛主席不会有错，就是自己的亲老子做了对党和人民有害的事情，也应该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子女，所要做的，就是要和他们划清界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心灵的扭曲，价值观的错乱，造就了一批像大庄这样和父亲“认生”的孩子。一位朋友（女性）对我很委婉地提出的这个话题很敏感，立刻说：“你不用绕弯子，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不就是当初对父母的态度吗，当时我们能怎么样，他们被抓起来了，但我们还得活下去，不划清界线能行吗，不写批判稿能行吗，不当着众人骂他们能行吗，你不革命你能活吗，不打死你才怪呢。等懂点事了，我还真从心里冤恨他们，不是他们，我们能成那样吗，人不人鬼不鬼的。”   1979年1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指出：“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富、反、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委批准，一律摘掉帽子，<a name="baidusnap0"></a>给予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地、富家庭出身的社员，他们本人成分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与其他社员一样待遇。凡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看政治表现。” 贫下中农对这一决定的反应最开始是震惊，然后是不适应：多少年被他们踩在脚下的地主和地主崽子也成了正式社员，和贫下中农平起平坐，这对穷得只剩最后一点政治优越感的“正式社员”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尤其是农村的基层干部，他们对地富反坏分子和他们的家属打骂惯了，看惯了他们恭顺的样子，忽然要给他们摘帽，给这些驯服的家奴们都脱掉贱籍，于心理，于实惠，都有不小的损失。 然而对于那些从一“解放”就被压在十八层地狱，一压就是30年的贱民们来说，那实在是久旱盼云霓，急不可待。对知道已经上面有了精神而下面拖着不办的基层干部，他们的那种反弹情绪十分激烈。我的一个战友，叫传富。传富有个比他小几个月的远房表弟，叫有富，地主出身，就演了一出“拳打镇关西”的闹剧，差点被送进公安局。 有富自小定下一门亲，是邻村一位富农的女儿。那时地主找富农，是门当户对。小时他们同在一起上学，玩得也很好。长大后，这女孩儿出落得很漂亮，竟然被队长的儿子看上了。三人在小学都是同学。队长觉得，自家是贫农家庭，又是队长，与富农家结亲，那是女方高攀，根本不在意有富两家原有的约定；再说，有富的定亲，只是家长口头承诺，这种“封建做法”，如今在“社会主义新农村”根本摆不上台面，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女孩儿的富农家长也想攀队长这个高枝，有这棵大树荫蔽着女儿，有这么个亲家为自己遮风挡雨，那是既实惠又风光的事。 女儿很顺利就出嫁了，但从此有富心里就种下了仇恨。这事两个村的年轻人都知道，但事后谁也没再当回事。两年后，地富摘帽的精神下来了，有富很快找茬把队长打了一顿。不管怎么说，队长是长辈，这种以小犯上的事，除去“阶级”因素，也有悖农村的公序良俗，不得人心。不过大家心里都明白，有富出这口恶气也情有可原。这一顿打得不轻，队长趴了好几天。几天后，队长大约也想明白了：大势所趋，世道要变了。自己的儿子是个软骨头，个子矮，没力气，不是有富的对手，在娶儿媳的问题上自己也确有理亏之处，所以他没听一些人把有富送公安局的拨弄，反倒最早把有富家的地主帽子给摘了。     ———————————————————————————— <div style="border:none;border-bottom:solid windowtext 1.0pt;padding:0in 0in 1.0pt 0in">   文革那年我十三岁，初中上了一年半就回来了。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吊到梁上拷打，政治、经济上都落入社会最底层。我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一辈子没戏了，人世间的世态炎凉我体会得特别多。什么都没有了，粮也分不下来，没人再到我家来，包括亲戚、朋友也不敢。父亲有一两个月不出门，觉得抬不起头来。我姨要来看也不敢进屋，拿了几颗鸡蛋用毛巾包起来，给我一个本家堂兄，让把这鸡蛋捎回来。我一个十三岁的孩子要开始养活家了，一天挣6分钱，也吃不饱。几十年过去了，回顾那段历史，觉得它是各种原因凑成的，慢慢就没有了仇恨，觉得用不着再抒发更多的怨气，而是应该更深刻地反思。有一次我回我们那个村子，看见两个老汉背着柴草过河。极瘦，头发全白了，水流冲得他们站不稳。为了不跌倒，他们手拉扯着手，趔趔趄趄走过来，场面很感人。他们二人是有仇的，文革中他们派别不一样，一个曾打得另一个头破血流，而他们现在竟是那样平和敦厚。     贾平凹   </div>                 小反革命张量冠    湖 人   张量冠，湖北随州人，生来嗓门奇大。儿时，哭闹是他“惩治”长辈的法宝，谁招惹他，他就大哭大喊，叫得你不得不掩耳走开。量冠4岁时，就会唱《社会主义好》之类的歌曲，后来还会唱黄梅戏，常常从这个山头唱到那一个山头。此时他的语言天赋也显露出来，能随口将一些革命歌曲改头换面，重新填词唱出。为此，他受到大队干部的严厉批判，其父母还在大队会上做过检查。 小学三年级时，张量冠9岁，偷偷看家里的藏书《青春之歌》，看后诗性大发，在扉页上写了一首打油诗：“天茫茫，地茫茫，雨雾遮盖似围墙，天间禾苗没头顶，渴盼天上出太阳。”当时正值文革期间，县、公社、大队联合召开批判大会，批斗张量冠，将他定性为“根红苗不正的小反革命”。 11岁小学毕业时，张量冠被取消推荐读初中的机会。之后两年，他有时间就偷看各种毒书。那是其母任大队妇联主任，负责管理破四旧收上来的各种毒草书籍。母亲发现后，将他暴打一顿，烧毁了他的全部诗作。 两年后，13岁的张量冠重返课堂。他特别珍惜读书的机会，加倍用功。高中时接触英语后，他通过各种途径自学英语。他所读的中学，英语师资缺乏，英语老师生病或有事，便由他代英语老师上课。1977年恢复高考后，张量冠以优异成绩考入南开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             我的初中    马 青   一九五八年，我升入初中。学校初建，只盖起办公室、教室和宿舍，教室与教室、宿舍与宿舍之间，隔着大大的土堆。开学伊始，学校为每个班配置了大筐和抬杠，我们便开始了旷日持久的铲高垫低工作。接着是大炼钢铁，我们班被分去背铁矿石。每天一早出发，翻过一座大山，又爬上另一座更高的山，才到有矿石的地方，往返几十里，走山间崎岖小道。每天背两趟，第一趟尚可，第二趟就力不从心。同学们争先恐后地“放卫星”，谁背的多，大喇叭上便会表扬谁。我那时身体瘦小，体重只有八十斤，每次居然背六七十斤。每晚收工在九、十点钟，日子一长，瞌睡难熬。有一次边走边打盹，竟栽进一个小沟里。还有一次，天已晚了，才开始从山根向上爬，双腿实在僵硬得不听使唤，浑身像散了架，脑袋发胀，便把背上的矿石卸去大半，回来时剩下二十几斤，为此受到批评。这样背了一个多月，才允许返回学校，进行正式大炼钢铁。 起先，每炼出一批铁疙瘩要过磅。后来眼见我们班落后了，其他班级已经上万斤，班干部们一合计，决定也跟着“放卫星”。我们班也一万、两万甚至十几万地报了上去。果然，学校的大红喜报也送到我们的场地上。大家都很兴奋，觉得好玩极了，争“放卫星”成了吹牛比赛。到了晚上，很少有人去睡觉，实在困得撑不住，靠墙打个盹儿，接着再干。从校内到校外河堤上，平炉一座接着一座，火光映红夜空，高音喇叭不断传来新的喜报，比过元宵节还热闹。 大炼钢铁一结束，学校又让深翻土地。说是深翻的土地，种的山药蛋可以结二十多层，每亩可收几十万斤。学校要求我们必须确保挖一米深。几个人一组，先挖一条一米宽、一米深的长壕，班干部量过尺寸，再挖同样一道长壕，将先前的长壕填满。这样深挖过的土地，人行走起来十分困难。第二年播种时，牛一进到地里，四条腿深陷下去，肚皮挨着地面，人们费了很大劲才将牛抬了出来。那个村的农民气愤极了，说这简直是在破坏他们种地。 从背铁矿的工地上回来，正式的大炼钢铁尚未开始，学校在做准备工作。利用这短暂的休整期，我请了两天假，回村看望家人。一进门，炕上乱七八糟，八岁的妹妹照看着四岁的二弟和两岁的三弟。他们紧紧把我围起来，问我为什么很久没有回来，争着和我亲热。傍晚，母亲从地里回来，一脸疲惫。从她口中得知，父亲到东南山上大炼钢铁去了，村里男劳力全走光，地里的庄稼全靠女人，无法弄回，有的已经烂在那里。母亲还告诉我，近日祖父和伯祖父被人从口外押回，关在公社里，听说每天只给几两粮，饿得厉害。第二天，母亲特意蒸些窝窝头，要我带着到十五里外的公社看看两位老人到底又犯了什么事。 走进公社大院，首先看到烈日下跪着一排老头。我的心格噔一下，急忙走上前，中间有我的祖父和伯祖父。他们都低着头，豆大的汗珠不停地往下流，裤腿挽起，膝盖下面是碎玻璃渣子。我走到爷爷面前，低声叫着，问他：“这是咋啦，你因为啥又被押回来？”他摆摆手，示意我别问，大爷（伯祖父）也不住地摇头。这时从房间里走出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干部，招手让我进去。他问了姓名，然后告诉我：“你爷爷他们是因为土改时未斗垮，现在押回来重新斗争。”并要我和他划清界限。我本是给老人家送点吃的，那人把窝窝头留下，示意我赶快离开。 爷爷他们当年土改时净身离家，房子、土地都被分了，奶奶和母亲领着三叔和我讨吃要饭过了一年多，还有什么没有斗垮呢？爷爷走时，还是托我母亲向姥娘家借了二十块钱作的盘缠，没带走任何东西，怎么过了十几年又重新斗争呢？要我和他划清界限，也要讲道理呀，他究竟犯了什么罪？后来得知，当时人民公社刚成立，资金极度匮乏，购置农具没有钱，盖大队办公室、修建粮仓、筹办饲养处都没有材料。队里先是动员人们入股，经过几年高级社的折腾，多数人早已一贫如洗，谁有资金？我村为了盖办公室和库房，曾几次动员一户徐姓人家献出闲着的房子，徐家不同意。后又动员其入股，说是要作价，将来偿还，徐家还是高低不答应。最后村干部伙同一个下乡干部，秘密做了一份材料报到县里，徐家很快被定成漏网富农。于是，他家的那几间闲房被顺理成章地没收。重新斗地主富农，就是希望借以解决资金问题。 公社想从我爷爷身上斗出两千元，村里又给我父亲加上五百元。那天晚上，父亲被叫去，逼他交钱，他交不出，被五花大绑捆了一绳，又被吊在房梁上，昏死过去，几次用凉水喷醒。次日上午，我正在街上和几位本家叔叔闲聊，支部书记邢耀龙走过来，劈口问我：“你爹躲在家里干啥，为啥不出去干活？”我正在气头上，粗声回应他：“被你们打得快死了，还能干活！”“啊，谁打他啦？你小子不要胡说八道！”“你知道还装啥洋蒜！”他一下子火了，跳到我面前，双手叉着腰，大声训斥道：“不要以为你上了中学有啥了不起，还想反攻倒算哩！”“你也不要以为当了支书想干啥就干啥，国有国法哩！”他恼羞成怒，伸手打我两个耳光，气急败坏地叫道：“敢教训老子，你个小地主崽子，还反了哩！”我正要还击，被几位叔叔硬是拉着推回了家。父亲和母亲把我训斥一顿，说我不懂事，在村里谁敢得罪支书啊！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人世的不平，这两记耳光是我终身难以忘记的耻辱。 回到学校后，心情很久不能平静。后来，周围的同学，有的入团，有的加入基干民兵，得到老师的信任，这些都没我的份儿。有时班里召开积极分子座谈会，我也无缘参加。我处处不如人，唯有努力学习，把别人远远甩在后面，才能让我受伤的心得到些许安慰。 不久，远在集宁的二叔来了一封信，说他把年初和一位老乡合买的马车卖了，将卖得的七百元钱寄回了公社，汇款单上的收款人是我，要我去查问一下。本来到公社问一下就完事了，可我却怎么也想不通。他们当年流落到口外，十几年的艰辛，就积攒下这么一点财产，完全是靠自己辛苦挣来的，凭什么要交给公社，这是土改时未斗净的财产吗？这是靠剥削得来的吗？那时我也常常看报纸，哪有这样的政策！照此下去，再过十年，还要重新斗争呢，那不是西瓜皮擦屁股——没完没了吗？ 我走进公社办公室，直接向他们要汇款单。一位三十多岁模样的干部问我：“你凭什么要，那是寄给我们的！”我说：“汇款单上收款人是我，我有权要！”“给你个毬！”这位干部粗野地骂道：“我们已经把钱取回，汇款单在邮局，你到邮局去看吧！”“那你们也得给我个收据。”“给你收据，以后想算账咋的？”另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干部也来帮腔，并且用讽刺的目光看着我说：“你算个毬，给你两个耳光还差不多！”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我，一定是公社开会时支书谈到了打我的事。我的自尊心又一次受到伤害，非要他们开个收据不可。那年轻干部把我推出门外，我又一次冲进去。那个三十多岁的干部吩咐旁边几个人：“给我取根绳子，把这个小地主捆起来，我就不信你小子还反了哩！” 正在这时，我们村的彭聚财老汉走了进来。土改后，彭曾当过二年村长，后来到乡里工作，公社成立时担任信用社主任。一见这情景，彭老汉死拉硬拽将我弄出公社大院，并一直推出村外，大声喝喊道：“快回去吧，这是你说理的地方，捆一绳子还不是白挨，年纪轻轻的，别瞎闹，这是政策，你能抗得过！”彭聚财和我爷爷年龄差不多，过去农忙时曾给爷爷打过短工，和爷爷关系一向比较好。父亲说：“你彭大爷真是为你好，捆你一绳子还不是白挨，今后凡事要忍耐点。”听着父亲的教诲，我心里总是难以接受。人们为什么这样不讲道理？这年放寒假，新来的红旗班主任，给我的操行鉴定表上写道：“该生思想反动，抵触现实。”我去问他，他说：“你曾经大闹公社，还以为我们不知道，以后要放老实点。” 初中三年很快结束了。在班里，学习方面，我始终是第一名，可是从思想方面来看，又是全班最落后的，属于倒数第一名。特别是一九五八年后半年，班主任由吕国瑞换成元子忠以后，对我的嫌弃更显突出。元当兵出身，转业后先在劳改农场管理犯人，斗大的字不识几个，竟到中学当班主任，还被称为红旗班主任。他与班里大多数学生都不融洽，动辄吹胡子瞪眼睛骂人，同学们很讨厌他。 临毕业时，班长提议，在自愿的情况下，每人出两元钱，凑起来给原班主任兼数学老师吕国瑞买点礼品，以表示对他三年来辛勤教导的感谢。我也交了钱。班长他们几个年龄较大的同学，张罗着绣了一面锦旗，还买了些礼品。离校那一天，小雨，家在农村的同学无法成行，我们便把行李存放在刘桂栋同学家里。刘三年来一直和我是同桌，他很小父亲去世，母亲靠给人们做针线维持生活。次日雨停，我们各自回家，等待升学录取通知书。 回家只住三天，我便去集宁看望爷爷奶奶。爷爷在张家河公社被关至年底。二叔卖掉他和三叔的自行车，又借了点钱，凑足五百元寄回，总算把爷爷赎了出来。父亲对爷爷的情况很不放心，早想去看看，由于请不准假，只好委托我去。 一个月后从集宁返回时，录取通知书早已发完。我到学校去问，回答是未被录取。接待我的那位老师不无惋惜地说：“真可惜啊！你在全地区考取了第一名，唉，唉……”我问他我为什么，他只是摇头，示意我别再问了。我随即到和我要好的同学雒义家，雒告诉我，原来是那两元钱闯的祸。我们送给吕国瑞老师一面锦旗，惹恼了元子忠。他指令团支书整理一份材料，说我们放假后，在刘桂栋家里以存放行李为名开黑会，密谋反对他。于是，以班长为首的一个反动小集团便被制造出来了。尽管我们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学达到了录取分数线，可最后只录取了寥寥数名，也就是靠近团支书的那几个人。凡出两元钱的人，统统被视为这个反动小集团的成员，全部落榜。雒义讲完后，我突然问他：“招生委员会为什么不来调查一下？情况不是这样的嘛！”“你说人家是相信组织，还是相信你个人？”我无言以对，只觉得自己完了，到头来还得回村受穷受欺负。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凉情绪，久久地弥漫在心头，真是懊丧极了。我虽然拿到了初中毕业证，却从此失学了。       父亲这一生    西 风   我的祖父是米店的帮工，我的父亲学习成绩优异，受一位陈姓教授的资助，考上了北京大学。这位陈教授与鲁迅先生关系较好，常带父亲到北京中山公园与他喝茶。当时赶上孙中山先生去世，北京大街夹道送行，父亲这时加入了国民党。 四一二政变前，父亲去上海，在火车站附近一间小书店买了《共产党宣言》等书籍，进租界时被巡捕查到，拘留一天，押送出租界。四一二政变中，父亲也被捕关押，几个月后获释，回到家乡温州。祖母认为他在家中呆不住，就给他娶了一个蔡姓女子，想拴住他。蔡氏有肺病，不久去世，父亲又离开老家，到了宁波。当时我母亲在宁波教书，经校长介绍，与我父亲结识。婚后两人长期住在杭州，父亲任杭高教员五年，任浙江省教育厅科长十二年。1946年8月，省长任命父亲为景宁县县长。1948年3月，调任建德县县长，因剿共不力，年底被免职。 父亲失业后，母亲又因胃病不能工作，家里没有积蓄，生活陷入绝境，常常只能用半斤玉米粉煮成糊供全家度日，甚至靠手工卷香烟去卖赖以维持一家生计。一位戚姓朋友，把造了一半的房子的一个房间临时安上一个门，借给我们居住。 1950年，母亲经同学蔡梅英介绍，到上海龙华儿童教养院任教，从此一家人就拆散了。大哥大姐在部队，二哥考上卫校，母亲带我一人到上海工作，其他三个孩子，或在亲戚家寄居，或托人抚养。1951年，经母亲介绍，父亲也来到龙华儿童教养院任教。不久，镇反运动开始，父亲如实交代了自己的历史，最后以历史反革命罪被捕。1952年在瑞安获释，管制三年，我们几个年幼的子女也从分散的各处被送到瑞安，由父亲照料。 父亲除了有时参加居民区组织的学习和义务劳动，每天的生活就是干家务，给我们梳辫子、洗头、洗衣服。他还让母亲从上海寄来一台缝纫机，自己学着做衣服。那时男女学生的制服都是四个口袋，很难做，但父亲也学会了。有时和父亲一起出门，父亲看到居民区干部，都弯腰鞠躬，使我们感到没有一点自尊。邻居小孩经常欺负我们，懦弱的弟弟走在街上，有时会被人无缘无故地打一拳。脾气比较倔强的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有时会与人厮打。每当这时，我们却得不到家人的庇护，最多就是被拉回家。痛苦和屈辱的生活，使不懂事的我对父亲有些怨恨，有时发起脾气会骂他“反革命”，但是父亲从不回应打骂我们。 我们偶尔也有快乐的时候。晚饭后，父亲带着我们到南门外的飞云江边看潮起潮落。有时买上几分钱的香瓜子，每人分上一小撮，算是很奢侈的享受。散步回来，我们围坐在煤油灯下学习，父亲滔滔不绝地为我们辅导他最熟悉的中国历史。偶尔他也唱吟他熟悉的诗词，此时满腹经纶似乎有了些许用武之地，脸上显出少有的神采。 这样的生活过了几年，1958年开始“肃残运动”，父亲被叫去集中学习。我每星期要为父亲送些菜，最后一次去送菜那天，大雨倾盆，我和妹妹打着伞，手里拿着一瓶菜，兜里揣着父亲前次要我给他带去的一毛二毛的零钱。路上不慎摔了一跤，菜瓶被打碎，我从地上捡起上面较干净的菜，放到只剩半截的瓶子里，带着一脸惊慌走到目的地。管门的告诉我，这里已经没有人了。过了几天，有几个公安局的人到我家搜查，对我说：“你是少先队员，要老实说，你父亲有没有枪啊什么的武器藏起来的？”我说：“没有。”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才知道，不知什么原因父亲又被捕了，被判十年劳教。在十里坪农场放牛时，父亲不慎摔了一跤，造成骨折。十年劳教之后，又留场两年，被释放回到瑞安。 文革结束，反革命帽子摘除后，父亲才于1979年1月回到杭州，与家人团聚，结束了长期的独居生活。这时他已年届八十，满头白发，背驼得厉害。过去的二十几年，一次次的政治运动，我们这些反革命的子女个个如惊弓之鸟，自顾不暇，唯恐与反革命划不清界限，所以都没有去看过他，也没有书信往来。现在想起来，真是太不近人情了，完全违背了人性。 夏天，母亲浸一些杨梅酒，父亲喝上一口，就算最大的享受了。有一次，大姐的孩子搞活动，买了些面包和饮料，父亲看到吃剩的面包和饮料瓶，非常生气，说：“出去玩还要带这么好的东西，我们一辈子也没这么浪费过，像什么样子！” 父亲不享受公费医疗，住了两次医院，医药费不堪负担，只能在家卧床吃药，全身疼痛，还生了褥疮，腰部烂了一个大洞。最后几天，他胸闷痰塞，只想吃辣椒把痰吐出来。临终前，父亲用颤抖的手给母亲留下四个字：“先来先走。” 1986年11月26日正午，父亲与世长辞。     ———————————————————————————— 我爷爷的父亲弟兄四人，土地比较多，忙不过来就找一些人帮忙。这些帮工多是本村的外姓人或刚从外地迁来的，他们主雇之间相处的都很好。我很小的时候，一位替我们家做过工的老人，从地里回来，路过我家门口，常常在我家大门口的墙头上留下一把豆角或几根黄瓜什么的，然后高喊我父亲的名字。我的祖辈和父辈都是非常勤劳、颇能吃苦的人。我的二爷（爷爷的堂弟），年轻时是一个赶牲口种地的好把式。我的另一位爷爷，很老的时候还下地给牲口割草，天天见他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载着两大捆草从地里回来。土改时，我们家族的四门人，有一门被划成地主，两门划成富农，我爷爷这一门因家人多病而家道中落，被划成中农。实际上在家族经营中，出力最少的恰恰是我爷爷这一门。 ————————————————————————————           厦大张弘昌    江 城   1955年5月，《人民日报》开始批胡风，张弘昌看了，私下对同学说，这些材料不足以证实胡风和他的同伙是反革命分子。告密者马上向党组织举报，张弘昌立即被隔离审查。审查过程中，又牵涉到他的挚友范京增、黄凤良等，说他们在永定中学读书时结成反革命组织荧火社，爱穿黄衣黄裤，是黄衣党。弘昌当然不承认，党组织就加大火力，每日三班倒，不分昼夜轮番批斗。本来他是面临毕业的大学生，现在一切都泡汤了。经一年多的内查外调，查不出与胡风反革命集团有任何联系，仅属言论问题，1956年秋，便把他派到泉州市机关职工业余学校任教。 既是业余学校，课程自然安排在晚上。有个晚上，一位已婚女同事下课较迟，怕走夜路，要求弘昌送她回家，他慨然应诺。告密者举报他们有暧昧关系，党组织把此事与他的家庭出身和父亲的历史（其父张松斋，民国时期担任过永定县田粮处处长和前起义人员永定县县长赖作梁的秘书）挂起钩来，给他扣上不纯分子的帽子，开除公职，送往大田县劳改农场。 经过近5年的改造煎熬，1962年张弘昌被遣回原籍生产队监督劳动，动辄被五花大绑押上批斗台。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要跟农民拼体力糊口，养活自己已是力不从心，何况还有一个瘫痪在床的庶母，一个残疾的小弟，一个幼小的妹妹，都要靠他供养。在生产队劳动，贫下中农根正苗红，不干活每天也可以拿10分，黑五类及其家属，累死累活，一天仅能拿8分。每人每年平均口粮才100来斤，年终分红时，每10分往往不值0.5元钱，买油买盐的使费都成了问题。弘昌多才多艺，会画画，便做起油漆工艺活。他跟生产队签订副业合同，每天向生产队交2元副业款，以换取出门从事油漆行当。他挑着油漆担子，走村串户，给人画新娘床兼油漆。一次，他跟伙计下乡干活，归途中因为衣衫褴褛，漆迹斑斑，被几个盛装打扮的少女嘲笑。入夜，张弘昌感慨自己英年虚度，智不获展，便填了一首破阵子《和李煜原韵》：“三十韶华虚度，平生万事蹉跎。壮志雄心连霄汉，玉叶金枝笑残柯，长途尽坎坷！半路出家学艺，随君千里奔波，最是饔飨难继日，犹索枯肠作俚歌，含泪共吟哦。” 已逾不惑之年，张弘昌仍然孤身一人。1975年，经好心朋友牵线，弘昌跟一个被遗弃且神经受严重刺激的中年妇人结婚，不着婚纱，不办婚礼，不摆婚宴。婚事太简单了，弘昌过意不去，相约银婚之日再好好补办一番。第二年，张弘昌提心吊胆外出干活，怕红卫兵抓人，走夜路时，不慎摔断了小腿骨，造成终生残疾，他写诗自嘲：“平生多失足，未老已身残。觅食常羁旅，售工只惧闲。常劳老母念，难霁怨妻颜。愧悚惊长夜，秋风客舍寒。” 几年后，残疾的小弟悲观厌世服毒自杀，接着爱妻又命断庸医之手，银婚之约将至而其人已萎，弘昌声泪俱下，写下一首感人至深的悼亡诗：“近二周星共困危，舔甘吞苦岁华萎。尚期银日婚纱试，忽剪乌巾玉照围。敢有文章憎命达，却无缘份老齐眉。九泉憔悴舒些否？剑外娇雏正始飞。” 1978年秋，他老家的五湖小学增办初中班，却找不到一位语文教师。校长阚昌平，经请示后大胆雇用张弘昌作语文代课教师。尽管薪给十分微薄，每月28元，弘昌教得还是很起劲，年终被大队和公社评为先进工作者。次年秋，抚市中学张唐彬校长把他从五湖小学调入抚市中学，初教英语，后转语文，薪给待遇不变。 张弘昌的教学效果获得广泛好评。1980年10月，县进修学校语文组派人到抚市中学听他的课，觉得很有新意，予以肯定，并约他为即将在1981年春举行的龙岩地区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首届年会撰写有关教学改革的论文。他写成《中国语文教材随想》，寄给龙岩地区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引起关注，被邀请参加这次年会，并宣读此文。福建省教育学院教研部负责人、省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会长程力夫，在会上热情赞扬这篇文章。会后，程力夫感慨道：“张弘昌是个人才呀，你们怎么不懂得用呢。”不久，张弘昌又带着文章出席省中学语文教学会议，并在会上宣读，同样引起关注。 厦门大学中文系主任郑朝宗，错案改正复职后，一直记挂自己最得意的门生张弘昌。在一次省级教育会议上，他得知张弘昌还是一个民办教师，不禁愤然，痛心地对在座的龙岩地区教育局局长张正说：“你们闽西就这样糟蹋人才啊，你们不要张弘昌，我们厦门大学要！”张正局长这才知道张弘昌的分量，便积极地与永定县当局传话，催促给他落实政策，尽快正式启用他。 1981年，向来以求才若渴著称的永定一中校长郑友谊，在本校名师罗选才、范京增、范德华力荐下，一面把张弘昌调入永定一中，并安置其家属，一面会同县委组织部、公安局、教育局，派人到泉州为他落实政策。这年9月，晋江行政公署发文为张弘昌平反昭雪，恢复其政治名誉和公职。     ———————————————————————————— 曹禺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14岁的女儿万方成了黑五类，没资格进教室，只能蹲在台阶上看《毛选》。即便如此，万方从没怀疑过父亲，“我和他从没有过对立，一丝一毫都没有，他一直是我崇拜的人”。万方回忆说：“大冬天，一帮人就冲进我家，说，曹禺，跟我们走！我父亲就必须跟他们走。我们动都不敢动，稍一动弹，红卫兵啪一鞭子就抽过来。文革后我爸很快恢复了名誉，又是院长，又是主席，但这对他是另外一种摧毁。他晚年的痛苦在于想写，却怎么也写不出来。他不知道怎么写好了。老觉得，这么写对吗？这么写行吗？他的脑子已经不自由了。 ————————————————————————————         那时我九岁    路 忠   我的父亲路梅村，五七年反右前是许昌师专的教师，而且是全地区仅有的两位二级教师之一，在许昌教育界名望很大。整风时，他作为地区教师代表到省城参加会议，会上他谈了三条意见：一、学校考核学生成绩，由百分制改为苏联的五分制不恰当，五分制没有百分制科学；二、统购统销，统购得过火，以致好多农民吃不饱饭；三、个别干部官僚主义严重，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这三条意见分别被扣上攻击苏联老大哥，攻击党的政策，挑拨党与农民的关系，攻击丑化党的领导三顶大帽子。父亲生性耿直，忧国忧民，抗战时就曾因揭发、抨击地方官员贪污腐败、鱼肉百姓，被关进监牢。此次自认为是抱着爱国爱党的信念实话实说，因而拒不低头认错，为此招来灭顶之灾。 那时我九岁，记得父亲天天被斗争到很晚才回家。衣服上的扣子常常被揪的这儿少一个，那儿少一个。黑棉袄背上，不是被粉笔画只蛇，就是画只鳖，天天花样变换。后来父亲连家也不能回了，一家人为他提心吊胆，揪着心度日。不久，我母亲，一个相夫教子的普通家庭妇女，也被街道居民委员会拉到批斗会场，逼她与父亲划清界限，揭发父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哭泣的母亲哽咽着告诉我们，父亲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送到黄河以北修武县劳教了。 我们兄弟姐妹在学校学习都很优秀。哥哥刚上初中就加入了共青团，姐姐一直是学校少先队大队长。五八年春，全市语文统考，三年级的我，是全校唯一的一个100分学生，试卷里的作文被各班拿去宣读。父亲被打成右派后，哥哥的团籍被开除，尚在小学就读的我和姐姐再也得不到老师的青睐。我们如不祥的幽灵，对我们曾经青眼相加的师长们，如今是避之唯恐不及。 五八年暑假后，我升入四年级，新班主任是一个刚从师范毕业的老师，姓翟。这个老师是在反右运动中入党的学生积极分子。每到预备铃响，翟就站在教室里大声招呼班长领唱：“右派右派，像个妖怪，当面他说好呀背地来破坏。”歌声在全班响起后，他总站在我旁边大声呵斥我：“XX，咋听不见你唱？大声唱！”天天如此。有时，他让全班停下来，单单让我站起来给全班唱。尽管我已声嘶力竭，他还是呵斥我声音小。放学前，翟老师点评全班当天发生的事，总要先让我站起来，斥责我这样不好，那样不好，天天如此。如此以来，预备铃声响起与放学前最后一课下课铃响起的时间，都成了我遭受羞辱的“单兵教练”时间，学校大门在我脑海里变成恐怖的象征。 开学三个月后的一天，最后一节下课铃响，我习惯性地忐忑不安，准备进入耻辱的“单兵教练”，意外的是班主任竟放过了我。在他点评班里当天情况的时候，我心中暗自侥幸，今天可能被免去“单兵教练”了，尽量低下头，企图让他看不到我，忘掉我。随着他点评结束，我脑海里正为意外免去一次羞辱而庆幸时，猛然，惊天动地，炸雷般的一串话，把低头“潜伏”的我震晕了：“路梅村!大右派！”我的脑海霎时一片空白，随着这声吼叫，教室和天地一起旋转，周围的一切都旋转着，旋转着，离开了我。清醒过来时，教室里已空无一人。我下意识地背上书包，含着满眼泪花离开学校。 到家后，母亲发觉我神情不对，问我怎么了。迟疑一会儿，我说：“我不想上学了！”母亲闻声大怒，拿着棍子颤抖着问我为什么。我哭泣着将放学前发生的事告诉了她，并把这学期开始后我经历的一切都告诉了她。母亲听后愁苦地思索了许久，说：“那就不上吧！”从此，9岁的我永远离开了学堂，开始了为家庭分担负担的艰难历程。                             一生没笑过的五姑    陈仁德   在我的印象中，五姑一生从来没有笑过，总是满脸的忧伤，眼角永远噙满泪水，好像随时都会夺眶而出。她住在离城60里的大山上，每次翻山越岭来到我家，跨进门见到我父亲，叫一声五哥，眼泪就滚滚而下，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我妈妈在一旁劝她“别哭，别哭了”，但五姑的眼泪依然像断线珍珠一般往下掉。在那漫长的30年，五姑一直都是这样。 五姑不仅是我的姑妈，还是我的奶妈。我出生时，正赶上三反洗劫，月子里的母亲天天以泪洗面，靠吃豆腐渣充饥，哪有奶水！五姑就断了他儿子、我表哥秦宗文的奶哺育我。靠着五姑的奶水，我才幸运地活下来。 五姑陈懋藩生于1923年，是我们老家所在的小城里最早接受现代教育的女性之一，能演奏风琴，爱唱歌跳舞。由我祖父做主，五姑被许配给望水乡桐梓园秦家大少爷秦大德。秦家是忠县名门望族，姑父的祖父秦肃三，博学多才且有政治抱负，是辛亥革命时的风云人物，曾作为国会议员（忠县仅其一人），赴北京参加大总统选举，亲眼见证了中国选举史上的那段丑闻。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悍然宣布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秦肃三与在京的莫德惠、蒲殿俊等194名国会议员联名上书怒斥袁世凯。后来，秦肃三等13名国会议员又冒死10次联名上书。有一次，秦肃三与袁世凯当庭争辩，举起桌上的砚台砸向袁世凯。袁视其为眼中钉，曾通缉捉拿。1938年，秦肃三因不满蒋介石，撰写《讨贼民党蒋介石檄文》，被当局以侮辱领袖罪逮捕。入狱当天，秦肃三从容写好遗书，视死如归，后被判刑三年。 秦家富甲一方，家中的器具极其考究，高大精美的玻璃镜是从遥远的北京购回的。秦肃三在北京客居久了，喜欢吃北京糕点，返乡时带回一个北京糕点师，专为他制作北京糕点。 祖父为五姑选定的婆家，全家都满意，惟有我父亲坚决反对，曾坐着轿子到桐梓园大闹，不准五姑出嫁。秦家虽是名门望族，可我们那位姑爷却是纨绔子弟，打牌吃鸦片，不务正业，相貌也不大中看。父亲的反对以失败告终，一切由我爷爷说了算。这也是后来几十年五姑一见到我父亲就大哭的原因之一。 五姑嫁到秦家，开始几年过得还是不错的。1949年，灭顶之灾降临，五姑家是大地主，一家几代被扫地出门，住进以前的柴草屋。有一次父亲到五姑家去，寒冬腊月没有床，五姑的婆母年老体衰，就蜷缩在一堆草灰里，像一只老羊。 五姑偶尔回娘家来，我妈妈会找一些破旧衣服给她。一天晚上，我在爷爷床上翻筋斗，五姑坐在床头，奶奶逗我说：“陈七儿，你长大了怎么孝敬五姑啊？”我想都没想就站起来大声说：“我给五姑做苏联花布衣服。”那时中苏亲密，苏联花布是最时尚的布料。我大约只有两岁多，但我一直记着这句话，从不忘怀。18年后，我结束知青生涯，终于有了一份低贱的工作，每月工资24.5元。我想起童年的承诺，但苏联已经成为中国天天咒骂的敌人，苏联花布也从中国人的生活中消失，我无法再给五姑做苏联花布衣服，就选用另外的布料给五姑做了一套衣服。 我小时生活在城里，对山里的五姑一无所知。小学四年级那年（1963）暑假，父亲叫我无论如何要去看看五姑，于是11岁的我翻越崇山峻岭第一次去五姑家。 桐梓园秦家大院坐落在海拔1000多米的扬眉山上，大院下面是连绵起伏的青山，再往下就是滚滚长江。站在大院，俯瞰几十里外的山水，白云缭绕，清风吹拂，气象万千。正对着大院，是一座独立突出的锥形山峰，满山是郁郁葱葱的松柏，最顶上一棵大树笔直挺拔，正好形成山尖。 此时的桐梓园秦家大院，当年气势恢宏的庄园已经面目全非。大院作为胜利果实分给贫下中农居住，新主人根本不知养护，雕梁画栋被破坏殆尽。大院的格局被打乱，有些地方已经垮塌，院坝里杂草丛生。虽然如此，仍依稀可见当年的雄浑庄严与典雅古朴，一道石门上刻着陶渊明《归去来辞》中的句子：“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 五姑一家住在大院一个过道里，天穿地漏，四壁透风，满屋烟渍，旧木板架起的床上堆着渔网一样破烂不堪的发黑的棉絮。我忽然到来，五姑又惊又喜，想买点什么招待我，就急急地把一个破藤包倒过来，里面滚出一些零碎的针头麻线之类各种杂物。印象最深的是里面竟有一颗牙齿，五姑告诉我是我奶奶掉下的牙齿，她一直珍藏着。那时我奶奶还健在。五姑拨开那些零碎杂物，底下露出几枚硬币。她小心翼翼地把硬币一枚枚捡起来放到手心里清点，一共是一角七分钱。这是五姑一家的所有积蓄，那一刻我被彻底震撼！ 后来我多次向父亲讲起这一角七分钱，父亲都闷着不说话，不知他心里有多难受。 五姑留我住了几天才让我走。我每天和表弟宗武（八九岁）一起上山玩，看他飞快地挥舞镰刀割苦蒿。晚上宗武在屋子里点燃一大堆苦蒿，用竹扇使劲扇，浓浓的烟雾在屋里弥漫，成群结队声的蚊子便纷纷散去。浓烟散尽，蚊阵又重新袭来。 那天我跟着宗武正准备上山，院子里一群小孩忽然将我围住。领头的一个，年龄和我差不多，其他小孩叫他川湘，赤着上身，满身被太阳晒得黝黑，头发浅浅的，眼睛很亮。我开始以为是乡下孩子见到城里孩子好奇，接下来的发生的事实却并非如此。 川湘瞪着眼睛说：“今天不准你从这里过。”我莫名其妙，坚持要过去。川湘伸手拦我，我把他的手挡开。两三个回合后，川湘忽然大叫一声：“你这个地主！”然后像狮子一样猛扑过来，把我往地上按。我也不客气，当下就和他扭打起来。旁边的孩子一起冲着我大喊：“地主！地主！”宗武在旁边脸色发白，不敢吭声。这场“阶级斗争”，直到生产队长出动才解了围。 从此我记住了川湘的名字，据说他现在还住在那座山上。我由此想到，五姑一家在那里是何等受歧视！一个小不点孩子，可以任意欺负五姑的客人，对五姑本人的欺负可想而知。极具歧视性的地主二字挂在小孩嘴上，莫名其妙的仇恨写在小孩脸上，年仅八九岁的宗武已经习惯了面对侮辱不吭声。五姑一家在那里实际上已被判了无期徒刑。 姑父从小过着极为优裕的生活，一下沦为贱民，犹如坠入地狱，可是很快习惯了逆来顺受，适应了千奇百怪的残酷斗争，也学会了各种笨重的农活，面对任何苦难都能安之若素。几十年里，姑父从来不唉声叹气，和五姑的哭啼完全不同。他总是高挺着身子，鼻子像鹰一样，眼睛半眯着向下看，好像什么都不放在眼里。当年天天沉溺于麻将桌上的他，几十年的炼狱生活中与麻将彻底绝缘。文革浩劫结束后，麻将首先在城市里出现。一天，姑父因事来我家，进门就意外地看见我父母在打麻将。父母邀他参战，他毫不推辞就上阵，大显身手，连连获胜。 八十年代初，五姑的地主帽子摘掉了。由于几十年遭受非人折磨，她已经失去应有的神采，极度的贫困依然压迫着她。一次，乡里找她收什么名目的款项，她实在交不出，他们威胁她，限令几日内交出，否则要拆掉那间破房子。五姑立马进城，见到我父亲，一声五哥都没来得及叫就大哭起来，伤心至极。我父母虽然自己也困难，总比五姑好得多，当即想法凑钱给五姑解了燃眉之急。我当时在场，目睹五姑痛哭，曾写五古诗一首《五姑》：“工者操机具，耕者守田亩。田薄稻麦稀，耕者一何苦。嗟哉吾五姑，贫居山深处。衰颜敝衣单，破壁朔风舞。今年天大旱，邱峦成赤土。缺粮少菜蔬，将何充肠肚。乡丁催款来，呵呵猛如虎。囊底探欲穿，唯唯不敢怒。入城求舅亲，相见泪如雨。百年总忧贫，不得半日富。一生辛且劳，到老仍褴褛。对之久歔欷，怆然伤肺腑。” 五姑一天天老了，病了，已没能力进城回娘家。我们给她送过多次药品，但都无法挽留住她的生命。2001年的一天，五姑病危，我从重庆回老家，和八十多岁的父亲一起到桐梓园看她。静卧在床的五姑，非常憔悴，脸色蜡黄，眼光黯淡，头发散乱。她睁开浑浊的眼睛，忽然看到我和父亲站在床前，顿时泪珠滚滚而下，从盖里伸出两只苍老的手，父亲赶紧握住。两兄妹历经风霜的手握在一起，是人间最感人的一幅画。泪水也从父亲的眼中涌出，滴到五姑床上。 我父亲是那么心疼他的妹妹，从少年到暮年，一直没有改变。虽然父亲自己也屡经患难，但是从未忘记尽微薄之力去帮助五姑。现在，兄妹俩人今生诀别就在眼前，怎不令人肝肠寸断。五姑已失音，看着亲人却不能说一句话，只是张开嘴哇哇地叫。我猜想她一定是在喊：“五哥！五哥！”父亲大声地对五姑说：“五妹，你要想说的话我都知道，你莫着急。”五姑听后直点头，眼泪簌簌地流。父亲坐在床头给五姑一口一口地喂饭，五姑像个小孩一样乖乖地吃着，眼泪仍然不停地流淌。 分别的时候到了，父亲要赶回城，我要赶回《重庆商报》上班。我们最后一次握住五姑的手，五姑死死地抓住我们不肯松开，嘴里呜呜地叫，我们狠着心把手缩回。转身出门时，我看见五姑的两只手一直高高地伸着，眼泪流过整个面颊。几天后传来噩耗，五姑走了，去了一个没有贫困也没有歧视更没有斗争的地方。     ———————————————————————————— 我们大队第三生产队的生产老是上不去，挨大队长批评。三队长叫苦不迭，说：“不是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吗?可我们队里一个地主富农都没有，你叫我怎么抓？没法抓阶级斗争，这生产怎么能上去？这样吧，你能不能跟别的生产队说说，把他们队里的地主借几个我们斗斗？保不准生产就上去了。”其他几个队长不愿意了，他们的宝贝怎么能随便借呢？一时间地主富农成了紧俏货。 ————————————————————————————       金庸之父    淮 海   金庸的父亲叫查枢卿。金庸出生时，查家有3600亩田地，租户上百户。查枢卿受过西洋教育，与徐志摩、张爱玲的父亲一样，不是那种土地主，属于过渡时代中西文化混杂的人物。 1951年土改、镇反运动中，查枢卿被中共地方政府判处死刑枪决了。这对金庸来说实在是难以想象和接受的，他说：“逃往台湾的绝大部分人，血债累累，而今回到祖国却倍受政府和人民的欢迎。抗日战争结束后，日本在中国犯下滔天大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830多名日本大战犯，从苏联押解回中国抚顺，不仅一个没处死，反而都得到上等待遇。在今天，羁押错一个老百姓都要赔偿，而父亲的壮举，难道都不如这些罪恶累累的刽子手？那是一条宝贵的生命啊！就这样被轻易夺去了，难道就这样不了了之吗？” 　　30年之后，1981年7 月18日上午，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会见香港《明报》社长金庸，并同金庸的妻子和子女合影。谈话中，邓小平主动与金庸谈起他父亲被杀的事情，说“团结起来向前看”。金庸点点头，说: “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 ”这次接见之后，浙江省海宁县委、县政府与嘉兴市委统战部、市侨办，联合组织调查组，对金庸之父查枢卿的案件进行复查，最后由海宁县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宣告查枢卿无罪，给予平反昭雪。 金庸得知后，专门写信给海宁县委领导，说: “大时代中变乱激烈，情况复杂，多承各位善意，审查三十余年旧案，判决家父无罪。存殁俱感，谨此奉书，着重致谢。”            我的第一次婚姻    沪 英     我出身在一个地主家庭，但打小也没觉得我家生活怎么富裕。家中两儿五女，负担自然是比较重。母亲好不容易供我读完小学，刚好赶上解放。小学毕业之后我就没学可上了，很长一段时间都只能白天上山割野草，晚上回家烧饭菜。当时我只有十四五岁，日子过得非常苦，每天睡在楼梯下的走廊里，被蚊子叮咬不说，半夜经常有四五十岁的中年男子路过，我不敢熟睡，时时提防着，生怕一睡着被人家占了便宜。后来哥哥从村里出来了，他给了我一点钱，我就努力学习，终于考上上海的一所女子中学。当时我的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上中学的头两年我都是学习委员，后来还当了班长。为了早点毕业，参加工作，我报考了上海机械学校。 1960年毕业，我和四个男生因成分不好，被分配到西安郊区的一家国防工厂。我的一个上海同学，被分配到上海交大，一只追求我。我开始不依，父母说他成分好，又在上海交大工作，希望我和他交往。我遵循了父母的意思，去西安后一直与他保持书信联系。此时另一位成分也不好的同学，因父母逃去香港，来不及把他带走，也被分配到西安，和我同一个单位。他非常喜欢我，追我追得很紧。后来他的在香港的父母知道了，就写信叫他把我带出去探亲。我们厂似乎发现了这个意图，就把我下放回上海农村。回上海后，我便和在交大的男朋友草草把婚事办了。 结婚一年多，丈夫就提出和我分手。我在上海农村，和他父母一起干农活。他在信里告诉他父母，我是地主小姐，从小娇生惯养，吃不起苦，希望和我尽早分手，让他父母逼我早点离开。他父母总是把最粗最重的活儿丢给我，让我纺纱、割猪草，一日三顿都只能吃地瓜，还一毛钱不给我。 　　我看了他的信，又难过又生气，决定去上海找他。他父亲不允，我又是被下放到农村的，怕组织认为我不重视劳动，也不敢执意去。既已知道了真相，我实在无法忍受，就跑到上海交大的党支部，反映我的委屈。领导给他做思想工作，不行，我只好告到工宣队。我只想与他复合，并不想把事情搞得太僵，只要求他每月给我15元的生活费，先和我回家去。丈夫翻脸无情，说我是反革命。我成分不好，可我是清白的。回到农村以后，丈夫先是到处说，已经查清，我是反革命，要批斗我。一大帮人跑到家里质问我，我当然不认。他们都不相信，还要我交出工分钱。我连工作都没有，哪来的工分钱啊！ 这样过了好几天，乡政府领导来了，他们安慰我，说事情会查清楚的。我哭着拿出一叠信，这是我写给丈夫单位党支部领导的，希望能够证明我的清白。寄信要走好几里路，我一直没能把信寄出。我把信交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帮我正名。三天后，乡政府叫我过去，丈夫单位的领导们也来了，我一见他们就哭了。原来他们一星期前就来了，一直在观察丈夫是怎么对待我的，暗地里也派人保护我。领导们批评了他，让他继续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乡政府领导看我虽然家庭成分不好，但人蛮老实，就委托大队帮我安排了工作。领导告诉我，这次丈夫因为乱散谣言被处分得不轻，要和他复合是不可能了。我的第一次婚姻就这么结束了。     ———————————————————————————— 当时我读小学一年级，哥哥读四年级，哥哥本想在乒乓球桌上写“踏平人民公敌”，却写成了“踏平人民公社”。不得了喽，斗得死去活来，打成残废！ ————————————————————————————         姨婆祖    浙 士          奶奶的姐姐，我们叫姨婆祖。土改时，姨婆祖被划为地主，姨公祖和他的大儿子被打被斗，先后死去。大儿媳因受不了种种折磨和别人的劝说，改嫁了。姨婆祖的其他三个儿子，已到结婚年龄，没有姑娘肯嫁。姨婆祖整天以泪洗脸，到晚年双眼失明。改革开放时，最小的儿子三十多岁了，在我爸的帮助下娶了个媳妇。二儿子没有结婚，三儿子在近五十岁时娶了个越南女子。 1983年新年，我们一家人去姨婆祖家作客，奶奶、姨婆祖两人相见后不久就大哭起来，那时她们都70多岁了。姨婆祖回忆说：“那一年，我们被关在祠堂里，几天都不能去外面一次。晚上蚊子特别多，妹子拿来蚊账和红薯。若没有三妹子，我这个作姐姐的早就饿死了。”奶奶接着回忆说：“大姐，那次我也被斗了。那些人发现我给你们带东西，叫我以后不要再带东西给你们。我的口粮也被减了一半多，有一段时间不发给我口粮，我也差点被饿死。” 说到娘家，姨婆祖说：“我没脸回去了，如果当年不是娘家人的指告，我也不会被害得这么惨。”“哥哥他们来过吗？”奶奶问。“没有，十几二十年了没来过。”“年前我去了一趟看哥哥。几十年了，一切都变了，很多后生我都不认识了。哥说了，他们这辈子做了一件最对不起妹子的事，没脸来见你，也不知该怎么和你说。”奶奶流着泪说。 姨婆祖说：“不管怎么样，他们都不该指证我是地主成分。现在这家不成家，人不成人。”姨婆祖又哭了。奶奶说：“谁知道会造成今天这个样子，如果知道谁都不会那样做。”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姨婆祖一家肯定走向灭亡。       变态的爷爷    村 晴   爷爷与别人不同的地方，是他脖子上从早到晚都戴着一个用破布匝的圆圈圈。那东西压在肩上，很耐磨，很适合他每天挑大粪的工作。我至今想不明白，不挑大粪时，为什么他也总戴着那个破圈圈，以至于那东西在我的记忆成为他的标志。 我稍微懂事时，爷爷拉着我的手在村中溜达，告诉我，谁家住的房子曾是我们家的牲口屋，哪片林地曾是我们家的菜园子，别看某某现在耀武扬威，过去像骡子一样给我们家拉犁推磨。夕阳的余辉照在这个老地主的脸上，他完全沉浸在对过去的回忆和留恋中，哪料叛逆的种子早已在他这个新社会出生的孙子心中生根发芽。 爷爷的许多行事实在让人难以接受。有一次，爷爷喂的母狗生了一窝小崽，通常这些狗仔要送给左邻右舍，谁家上门讨要，主人也不拒绝。爷爷不然，他的狗仔一个也不送人，而是找来一个大木盆，烧一锅开水，倒在盆中，在盆子上放一个很窄的木板，让小狗一个个从木板的这头往那头爬，哪个爬不过去，掉在开水中毙命，便成爷爷的一顿美餐。爷爷口中还念念有词：“怎么，不怪我吧，谁让你爬不过去呢？”那小狗仔刚生下没几天，眼睛还没睁开，怎能走好这样的独木桥？老地主的凶残和虚伪，在一个五六岁的孩子面前暴露得一览无余。 爷爷并不亲我这个小孙子，这一点我很小时就感觉到了。别人的爷爷有什么好吃的，都给孙子留着，而他从不。爷爷爱赶集，每次从集上回来，总爱带几根油条。那油条黄黄的，泛着亮光，用一根纸绳子系着，散发着诱人的香味。爷爷提着油条从我眼前踱过，好像一点也没听见我一声声喊“爷爷”。 <img src="file:///C:/Users/AJF/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4.jpg" height="438" hspace="12" width="304" align="left" alt="" />爷爷患了癌症，在我上初中二年级时去世，死前几乎吃光了家里所有能变卖的东西。临死的前几天，他还把一棵只有碗口粗的楝树砍掉换成吃的。一辈子对老子逆来顺受的父亲这次制止了他，这个老地主对这个带给他痛苦和屈辱的世界再没有任何留恋。临闭眼时，他已不能说话，但仍用眼神示意请享受无法回避的痛苦。 焦国标书                 我的母亲，枕—————————————————————— 头下面有什么东西。母亲伸手摸出一个白布包着的小包，层层打开，是一颗放了很长时间已经有些融化的水果糖。母亲把糖剥开，放到他的嘴里，他的眼睛在众人一片唏嘘声中安心地闭上了。 爷爷已离去二十多年了，他留给我和我们家族的，是曾经背负着“在成分”这个枷锁的我们这几代人心中永远的伤痛！       斗争哈密王    沈俊杰 　　赴朝慰问团回国后，我被指派到西北五省作宣传报告，八月中旬到了新疆哈密市。8月13日，哈密市举行斗争大会，地点在城外小河边。这天天气很好，太阳烤人。斗争大会采用诉苦会的形式，没有主席台那样的摆设。斗争对象是哈密王十一世伯锡尔及其家 族，还有一个地主玉素圃。 斗争哈密王伯锡尔的场地在河右岸沙滩上。伯锡尔四十多岁，身体强壮，着短衫短裤，足上带镣，踝骨处有模糊血迹，脚镣上有湿润的血痕。站在炎热的太阳下面对斗争的人群，呼喊之声四处传来，哈密王对此显得心情平静，若无其事。 最热烈的斗争场面在河的左岸，斗的对象是哈密王的弟弟及其岳父岳母，还有地主玉素圃，他们也站在太阳下。王弟很瘦弱，可能吸食鸦片，哭丧着脸，其岳父母看上去就是两个可怜的老人，地主玉素圃七十岁左右，一张瘦脸，长满白胡须。他们站在那里一动不许动，一动，武装人员的刺刀就冲向他们的胸膛。 　　群众坐在堤岸上、沙滩上，穿着红红绿绿的维吾尔族服装，手中摇着一尺大小的旗帜，不断呼叫。维族人的呼喊声清脆，不像汉人口音那样重浊。我不懂喊什么，翻译告诉我，他们在呼喊枪毙哈密王。群众呼声稍停，就听到有人在被斗者面前述说他们的罪恶。 　　据说哈密王是这里的恶霸，他家受清朝册封，至今已十一世。民国时期，哈密王是个军官。全新疆有几个这样的王，其他如鄯善王、和阗王。我到鄯善时，曾到过鄯善王的王宫，一座极落后的土制二层楼，革命后已被拆毁。王被斗争，破楼中还有王妃(一个四十多岁衰弱不堪的妇人)居住。 通过翻译，我在会场上亲口问哈密王弟弟的妻子：“你们是怎么回事？”她说：“他们向我们要钱，我们已经把所有的交出去了，但是还是逼着要！”说着，这个神经衰弱之极的妇人滴下两颗泪珠。 　　未待斗争大会结束，我就离开了会场。几天后，我去了吐鲁番。我们完成在新疆的宣传报告任务返回北京时，飞机在哈密停了一夜，我又去城内访问。无意中我问哈密专员一句：“哈密王怎样处置了？”他回答说：“为了团结少数民族，哈密王病死在狱中了！”     ———————————————————————————— 表叔小时候家很穷，读小学时，别人不用交学费，他这些地主富农子弟就要交两块八。吃饭的时候，同学会说：“你们这些地主富农，不用吃。”表叔现在很有钱，在跟一个曾经的贫农争一块地。那块地本来是表叔家的，因为是地主，那时认为不会有钱盖房子，就给了那个人盖了房。现在那人不在那里住了，就剩一间烂泥屋子。表叔说给他一万块，把那房子钩了，打算盖别墅，一千二百多平方。那人不要钱，也不让地。表叔说再闹要落他面子，把他儿子的网吧关了，塞他去监狱。表叔有一次问他是不是有老年痴呆症，没有就这样整到他有，让他吃不好，睡不好。   ————————————————————————————————— <div style="border:none;border-bottom:solid windowtext 1.0pt;padding:0in 0in 1.0pt 0in"> 文革初期我遇到一件事。在怡安街商场，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满头白髪，穿着一身黑色中山服，左胸前别着一个6×8公分的黑牌，上面用白漆写两个字“地主”，站在柜台前卖布。周围的人对他指指划划，他尴尬地站在那里，不安地左顾右盼，晃动着两条腿，两只手不知道放在什么位置才能掩盖被人奚落的难堪。看得出来，他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看见刺目的这两个字挂在老人胸前的刹那，我惊愕地低下头，心里淌血，因为我是地主家的孩子。   </div>           斗地主酷刑种种    薇 萍   斗争地主时，各村镇的贫农团都追逼地主的地财——埋藏的金银细软。贫农团的勇敢分子们私设公堂,刑讯逼供，所施加的酷刑骇人听闻。略举如下： 　　（1）压杠子：把受刑人按趴下，再把一根木棍（扁担或椽子）压在受刑人的小腿肚子上，木棍两端各有一个人向下用力压。更有甚者，还要在受刑人的小腿两端垫上砖，俩人坐在木棍两端玩“跷跷板”。（2）烙铁烙：火盆里放炭火把烙铁烧红，往受刑人身上烙。更为凶狠下流的是剥光妇女的衣服，烙乳房，烫阴部。（3）刺手指：摁住或绑住受刑人，用纳鞋底的锥子从手指甲缝里刺入。（4）跪碗渣：让受刑人露出膝盖，跪在尖锐的碎碗渣或玻璃渣上。（5）披麻戴孝：剥光受刑人上衣，在背部或胸部涂上熬好的胶，然后缠裹上麻，等麻粘牢后再用力撕麻，连同皮肉一起撕下。（6）鸭子凫水：把受刑人两脚两手拧在后背捆在一起，吊在房梁上，或用木棍皮鞭打，或用鞋底打嘴巴。（7）倒挂拔毛：把受刑人的两只脚脖子捆在一起，头朝下吊在房梁上，一撮撮拔掉受刑人的头发或胡须。（8）灌辣椒水：和倒挂拔毛相似，只是不拔头发和胡子，而是向鼻孔里灌辣椒水，有的用醋代替辣椒水。（9）荡秋千：把受刑人的两手拧到背后捆紧吊在房梁上，推着荡秋千，杂以拷打，有的还在受刑人的腿上挂上重物，更甚者剥光受刑人的半身或全身衣服，用烟袋锅、香烟头或烧红的铁丝烫着取乐。（10）榨油（夹棍）：用两根结实的木棒夹住受刑人的小腿或手指，木棍两端各有一个人握住棍子用力夹挤压榨。（11）冻豆腐：剥光受刑人的半身或全身，手脚捆住扔在雪地上，快要冻僵时再提回屋里讯问，可反复进行。（12）腌萝卜：把受刑人打得遍体鳞伤后，再向伤口里洒食盐。（13）压面条：受刑人仰卧地上，腰部垫上砖，然后一个人摁头，一个人摁脚，用力向下压，砖越垫越多，直到受刑人叫饶为止。（14）搓排骨：剥光受刑人上身，摁倒在地，用洗衣服的搓板用力搓刮肋骨。（15）烤全猪：剥光受刑人的衣服，四个马蹄般地绑住，吊在房梁上（如同鸭子凫水），下面放着盛炭火的火盆，连烤带熏，杂以锥子扎、铁丝烫，最为下流的是“烤母猪”，用女人取乐。　　 常常是多种刑讯方式并用，其野蛮残酷可想而知！许多人被活活打死或折磨死，还有许多人不堪忍受酷刑而自杀，许多妇女因不堪忍受而投河上吊。     ———————————————————————————— 爷爷是徽州人，解放前来到江苏做生意，挑着小货担，摇着拨浪鼓走街串巷认识我奶奶。靠着勤劳智慧，爷爷很快成了镇里的首富。奶奶家有个远房，做生意本钱不够，爷爷鼎力资助。后来那位亲戚生意做到上海，就将自己的120亩田地抵作当初爷爷借给他的现金。土改时，爷爷被划为地主，此后半生坎坷。爷爷始终坚信知识改变命运。我姑妈在扬州中学读高中，寄宿在爷爷的一个朋友家。爷爷每月都背着一大口袋米步行20公里送去。后来姑妈成为镇上第一位女大学生，父亲的哥哥、父亲也都大学毕业，事业有成。爷爷晚年，生活平静，喜欢看书看报。他识字不多，不认识的字都要问我。有一天我终于不耐烦起来，决定教爷爷查字典。那时流行四角号码查字法，我将方法、口诀告诉爷爷。一个星期后，爷爷已经能很熟练地查到生字，看书看报再也不来找我了。爷爷去世20年了，每年清明，我都会来到爷爷墓前，清理杂草，擦拭墓碑。每次站在爷爷墓前，我都有一种负疚感。爷爷生前一直希望我能考上政法大学，吃官饭，他说这样不会被人欺。我没能实现他老人家的夙愿，以后我会让我的儿子来实现这个愿望。   冰之远 ————————————————————————————         我家被清算    曲 爷   土改时在农村斗地主、分田地叫做土改，在小县城里斗争有钱人家、沒收富人的财产叫做清算。按政策我家不属清算对象，但最后还是被清算了。 八月的一天下午，县公安局和榆林村翻身队联合行动，派公安三个便衣在县面粉厂（父亲兼任副厂长）把我父亲带走，关了八个月，从未提审过，也从未说明关押原因。父亲被带走那天，我和三弟本是与父亲在一起的，那时我十岁，三弟六岁。我知道公安局的人帯父亲没好事，就藏在一个角落里，沒跟父亲去。与此同时，翻身队封占了我们家，把母亲和三个弟弟用两轮马车带到距县城20里的榆林村。 这叫异地土改或异地清算。据说这是陈云的创举，本村人斗本村人地主，乡里乡亲，如果不是横行乡里的恶霸地主，人们都下不了手搞流血斗争。我村人斗你村地主，距离远些，斗起来下得死手，不担心秋后报复。斗争我家的榆林村，与我家相距20里，我家与该村无任何关系，无土地，没有认识的人。该村中很多人只知道县城有个曲老太太及曲老太太之子曲大夫，并无人与曲家人相识。 当时我妈妈33岁，三个弟弟，大的6岁，小的2岁。斗争妈妈的大会是在榆林村一个大房间里进行的，高掛多个煤油吊灯，房间昏暗，看不清人的面貌，气氛阴森可怕。审问台上坐着几个翻身队的头头，台下四周站满村中的男女老少几十人，审问台前放置一个条凳。头头一声大喊：“把人带上来！”几个年青的翻身队员手持红缨枪拥促着母亲走到主席台前。主审官对母亲大声说：“坐下！”妈妈抱着两岁的小弟坐下，另两个弟弟站在妈妈跟前。  主审的头头开场道：“你曲家是宁安县有名的富户！你的婆婆曲老太太远近有名！今天斗争你家，是要你坦白交待埋藏的金银财宝！你丈夫曲大夫被县公安局关押，今天只能斗争你们母子！只要你老老实实，彻底坦白交岀全部金银财宝，看在你是个女人，孩子又太小，我们不打你，不动你！如果不彻底坦白交待，别怪我们不客气。”母亲吓得浑身发抖，说不岀话来。过了好长时间，母亲说：“我彻底坦白交待！千万别打三个孩子！他们太小，他们不知道金子埋在哪！”母亲说岀了老宅里埋藏金银财宝的地点，他们没有对母亲和弟弟动手。第二天，翻身队派人在老宅真的挖岀了财宝，其中有黄金四十两。 我大哥当年十四岁，读中学，幸好那年在长春姑妈家读书，躲过了被斗争，否则会受皮肉之苦。早有耳闻，有一种办法是在斗争会上棍打丈夫，叫妻子在旁观看，妻子心痛丈夫就会坦白交待藏金地点；丈夫不在时会棍打儿子，叫妈妈在旁观看。 母子四人被关押半个月后获释，然后用两轮马车送回县城，没送回老宅，而是安排在县城北面一个大杂院的一间九平米的草房里。面粉厂的人知道我母亲的下落后，厂长派人把我送回母亲身边。除了每人的随身单衣之外，翻身队只给一条被子。晚上睡觉时，我们母子五人共盖这一条被子。每到吃饭时，到大杂院的前院找村中翻身队的人（当时每个村的翻身队都有常驻县城的人），和他们一起吃大锅饭！这样的日子过了半个月。那时共产党要求任何人必须与清算对象划清界限，不许接纳被斗地主和清算对象，一些亲朋好友只能偷偷接济我家。这样勉强度过七个月，直到父亲岀狱。 父亲被关八个月，最后无罪释放。虽未判刑，清算难免，1948年2月的一个晚上，出狱后的父亲直接被县城东关的翻身队带到队部。当晚十点，斗争、清算父亲开始，由棒子队（即翻身队）执行。母亲先前已经彻底交待财宝，父亲无金银财宝可交代了，只能承受棍刑。 我亲眼看过一次棍型现玚：一个地主被人按住趴在地上，执刑的棒子队员六人，一边三人站在受刑人两旁。每两人一组，手持一米长棍，面对面站在受刑人两侧，交换抽打受刑人的屁股。三组人轮换抽打，受刑人开始大喊大叫，很短时间就昏死过去，被人抬走。 次日，母亲把父亲接回家中，是用人抬回家的！当时人已很微弱，面向下爬着。母亲为父亲脱掉裤子清洗伤口，我们母子几人都看到，屁股两边血肉模糊。至今六十年过去，当年在场的四兄弟记忆仍存，只有老五沒印象，他当年两岁，太小了。到底棒子队打了父亲多少军棍，由多少个棒子队员参与执刑，父亲从未谈过。为了不刺痛他的心，我们子女八人也从未问过他。后来偶尔谈起清算，父亲会说，那些人很多是县城中的无业游民、二流子、小混混，他们是穷人，但不本分。父亲是县城唯一的一个大学科班岀身的医生，在县城广受尊敬与爱戴，本分的县民对他绝对下不去手。 2007年6月，我和哥哥净身出户六十年后第一次回故里。县己改市，老宅仍在，其主人（产权单位）是宁安市委党校。大门左上方墙上挂着一个精制木牌，上写“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曲老太太旧宅遗址”。今人有谁知道曲老太太旧宅是如何变成市委党校党产的？曲家后人明白地告诉大家：不是买卖交易！不是捐赠！是用清算改变的所有权！ 宁安市的老城旧房大部分被拆除，到处盖起高楼大厦，作为文物保留下来的两个老宅民居，除曲老太太旧宅遗址，还有一处是张闻天生活工作旧址。当年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坐镇宁安指导当地的土改和清算运动。对于宁安清算运动中的极左行径，张闻天该负什么责任？对他那一段的工作是歌颂还是批判？是九个指头还是一个指头？张闻天在反右和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对待，文革后彻底平反，可有谁替那些在土改中受到伤害的平民百姓、商人、知识分子、富裕人家平反？               海晏移民泪    铁穆耳   洛布丹的回忆： 1958年10月，上级命令下来了，让海晏县（青海省）成分不好的几千名蒙古人和藏民，全部迁到600公里外祁连县的苏勒托莱（今属天峻县和祁连县，离祁连山主峰不远）一带。上级说这些蒙古人和藏民都是坏人，牲口被没收了，每户只让赶五头牛。半路上又命令扔掉一部分，每户只准赶两头。干部们拿着枪来了，叫人拿上衣服就走，别的啥也不让拿，说到了那里啥都有。谁要是回头看一下，干部就举着枪问：“你看啥哩？”哪个不走，就威胁要就地枪毙。给我们派来的干部都是从西宁那边来的，多半是农垦部队的。路上我们要是坐下来喝点茶吃点什么，他们就拔出枪咔嚓咔嚓地压上子弹。 人们被赶到一个大坂上，都饿得走不动了，有的就被扔到路上。又走了好久，路边有一户人家，有个老奶奶，给我们饿肚子的人烧了茶，又把仅有的半盆酸奶给我们吃。人世上总是有这样好心的人。 从库库淖尔(青海湖)到苏勒托莱的路上，老人一个一个地死去，有的人头靠在石头上就死了，有的人蜷缩在土坑里死掉了，有的人坐着就死了，主要是饿、病和心情悲愤绝望而死的。后来孩子们也习惯了，在老人尸体的脖子上套个绳子，拖到远处就把老人扔了。到了祁连县后，海宴县的蒙古族人全被分散在相距数百公里的俄博、野牛沟和托莱。一家人分到四五个地方，亲人不能相见。 　　每天食堂里的队长喊名字，如果有人回答某某没有来，第二天肯定就能在滩上看见他的尸体，满滩都是死人。 散白勒被抓走后，审讯时给他上了八段锦（一种酷刑），导致腰椎骨脱臼，后来成了一个丑陋的驼背。获释后，他拦一辆卡车到了托莱牧场。下了车，在开阔的草地上看见一个放羊的老大娘。大娘问他：“你是谁？”他说：“我是从前哈尔金乡的乡长散白勒。”大娘惊讶地看着这个背已弯曲的畸形人，愣了好半天。她不相信眼前这个丑陋的人就是从前健壮高大的乡长散白勒，嗫嚅着问：“你还活着吗？那我们家的蓝白还活着吗？”散白勒告诉她：“你们家的蓝白还活着，我见了他。”大娘顾不上和散白勒说话，就掉过头向远处一个放羊的年轻女人大声喊：“蓝白还活着，蓝白还活着。”散白勒到自己家时，他的媳妇和娃娃们都没有认出这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驼背畸形人。   欧智布的回忆： 搬迁的时间是定死的，一户只给两个驮牛，只能驮一点铺盖和一点口粮。娃娃多的人家，要把娃娃驮上，吃的和铺盖就驮不上了。有的人家，金银珠宝之类也扔下了，狗也扔下了。人吃的还不够，把狗领上喂啥呀？本来牧区的人家，搬迁转场一般都要10多头到20多头驮牛才能搬迁，两个驮牛我们能驮个啥呀？1958年的冬天雪那么大，默勒河的水又是那么大，驮上的皮袄不够用，一家一个破白布帐房，有的只带着半片帐房。 老人们走不动，娃娃们冻病了。有的人家走到半路又被抓走，说是反革命叛乱分子。有一户人家，有7个娃娃，半路上公安局和民兵来把阿爸和阿妈抓走了。剩下的7个娃娃，一个比一个小，大一点的拉着小一点的，一个拉一个，在大雪地里赶着牲口走。旁边的邻居们拉扯了几个小的，就这么走，算是没有死掉，活下来了。1982年我去那里时，那7个娃娃中最大的已经是40岁的妇女了。 有一家的儿子被民兵叫去了，说有个事情。小伙子跟上去了，下午民兵来给老阿爷说，他的儿子死掉了，让他去取尸体。噫！儿子好好地跟上他们走了，怎么就死掉了呢？民兵说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死掉了。老阿爷跟上取尸体的时候，看见儿子后脑勺有一个斧头或枪托之类的东西砸下的伤。原来是民兵叫上去审问，让他承认偷了什么东西。他不承认，就被民兵一斧头或枪托砸在后脑勺上，死了。老阿爷哭得噎着说不出话来。当时你给谁说呀？给谁说也是白说。死一个反革命家属还不如死了个羊，就这么完了。   乃志布的回忆： 1958年上级把海晏县打成反革命县，15岁以上的男人全部镇压了，手铐都不够了，就用绳子捆。上面说，要镇压1000个男人，海晏县就叛乱不了啦，其实海晏哪有叛乱啊？就我们所知，整个海北州也没有什么叛乱。海北州公安局命令，1000个男人如果抓不够，就抓女的来顶替。州监狱里女犯很多，影响实在太大，上面只好把海晏县的县长刘义（音）撤了。抓了的人都去哪里？劳改农场多的是，德令哈、格尔木、浩门、化隆，活着回来的没几个。 我们成分高的牧民，财产全部没收，被赶到公私合营牧场。那是1958年秋，10月10日，我记得很清楚，晚上来的通知，早晨就要走。蒙古包扔下了，锅上煮的肉和熬的奶茶扔下了。干部们背着枪赶着我们走，谁走迟了谁就是反革命叛乱分子。一户只准赶自己的3头牛，一顶帐篷往马上一放就走了。50个牧民一个食堂，没有自己的锅碗，来迟了吃不上。600公里路走了45天，一路上病死的，饿死的，因气候不适应和绝望死的，很多。小孩死得更多，感冒引起肺炎、痢疾，死尸只能扔掉。我们赶上21万头牲口走，上级只统计路上死的牲口有２万多头，说是国家的财产，人死了多少没有谁统计，人没有牲口重要啊。唉！600公里走了45天，死了多少人啊！托莱牧场的一个坑里堆满了人的尸体，春夏时候臭得人头晕。 到了天峻、苏勒托莱，隆冬时节，气候寒冷，帐篷扎不起来。有的一个帐篷里住四户人家，一个角里住一户。没有锅碗，找个脸盆做了点炒面糊糊。每个人一月九斤粮，哪够吃啊，饿死了多少人。有那么多牲口，就是不敢宰着吃啊，因为那全是国家的，连干部也没有权力宰。偷宰一只羊，是破坏生产，破坏国家财产，要逮捕法办，后来打下一些野牲，人活下来了。我是食堂的炊事员，可以偷偷摸摸吃一点，算是没有饿死。 1980年海晏县的反革命帽子脱了，反革命叛乱分子也平反了，但人已经死了，财产全没了，家乡没有了。几十年来批斗、挨打过来了，我们也老了。2003年要撤场，牧场的牧工每人给了3000元打发了。从1958年到2003年，一辈子都在牧场放牧，一辈子只挣了3000元。一辈子啊！没有工资的家属、牧工最可怜。 穆智勒的回忆： 我是贝子家（水峡贝子旗）的，我的父亲叫久格西，是哈勒景乡的副乡长。那时候他有两匹好马，一匹是青马，一匹是枣骝马。县上叫我父亲去开会，他骑上那匹青马去开会，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人们说我父亲被抓走了，是反革命。那时候我还小，男人们都抓走了。我的阿舅，是宗贝子家（宗贝子旗）的王爷，1958年前是海北州法院的院长，也被抓走了。我的父亲有胃病，1961年死在德令哈劳改农场。 我的父亲刚抓走不久，1958年9月我们就被赶离家园，一路上又是风又是雪。路上，我们看见，刚察县搬走的牧民的营盘上火塘还在冒烟。我们从老家海晏的哈勒景乡出发，一家人只准赶3个驮东西用的牦牛，三四十户人家被编到一个食堂里。我们一家5个人，早晨天刚亮就赶着集体的三四百只牛羊走。路上到处都是牛羊和赶牛羊的牧民，牛羊乱跑，人也乱跑，到下午就剩三四十只了，扔下的牲口全部由公家交给路上的矿区了。一路上，好一点的马、犏牛又跑回我们的老家草原上了。 牲口都那么恋自己的草原，我们人呢？公安局的、民兵们在后面赶着我们，我们还能怎样呢？我们用火皮袋子打火，吃点死面饼子就走。路上没有帐篷，随便躺在滩上打个盹。到则热恩块勒，雪有一尺多厚，我姐姐的眼睛被雪打瞎了。我们到库库热，到托莱，又从托莱到天峻，整整走了49天。唉！一路上受的苦说不完。到天峻后，在哈拉淖尔（哈拉湖，面积仅次于青海湖）湖边，又和天峻的牧民们打架争草原。我被赶去挖煤，那时我才16岁。反属的子女不让放牧，只能到农业点开荒种地。肚子饿的呀，有早上没晚上，饿得快死了，让我们回家。我背上一块毡去找家，家已经搬走了。一路上碰到个帐篷就去讨个馍馍，找了好长时间才找到家。　     才宝的回忆： 　　我们兄妹共五个。我的爷爷是贝勒家（尔里克贝勒旗）的王爷。我父亲叫龙周，解放前是国民党县团级军官，解放后任青海省人民政府民委副秘书长，青海省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当时我们家在西宁市。1958年我还在西宁上学。有一天晚上，我醒来看见家里有很多人，腰里别着手枪，但穿的都是便衣，原来是公安上的人来我们家搜查。他们翻来翻去有两三个小时，所有的书、本子、纸全部拿走了。他们让我母亲签字，母亲不识字，我的姐姐签了字。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早被抓走了，但是抓到哪里不知道。再后来听说在公安五处，原来公安五处就是看守所。我们只给送了点衣服，看守不让我们和父亲见面。 我在西宁的街上看见一队队押着走的藏民。我的学也不能上了，我们就回了海晏县，从海晏又被赶到刚察县的哈尔盖乡，戴着四类分子的帽子，家庭成分是封建主。在哈尔盖，我们又被第二次没收，剩下的箱箱柜柜全部没收了，家里啥也没有了。我在哈尔盖草原赶了15年的马车。我们和会说话的牲口一样，哪里赶就到哪里去，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病了请个假还要找一个人替你赶马车。那时候大多数人都不会赶马车。每个人一个月供应18斤青稞，两斤白面。我是年轻小伙子，哪里够吃啊，饿极了，跑到人家借两碗青稞拌着吃。我们一起的四类分子，有的实在忍受不了就自杀了。上面把没有的事硬扣在你头上，逼得没有办法，实在太冤枉呀。我想不明白，这一辈子咋就这么倒霉啊！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我的母亲劝慰我们说：“千万不能自杀。”母亲是柯柯贝勒旗王爷的公主，虽不识字，道理懂得多。 就这么忍着，到1975年，听人说中央文件来了，要释放一批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人。我的父亲释放回来了，他已经68岁了。抓走时才50出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在监狱里熬了十七八年。1980年父亲被平反，恢复了工作，父亲让我赶快写入党申请书。我们都明白，我们一家就因为被定为封建主，就因为不是贫下中农，不是共产党员，所以吃了几十年的亏，忍受了几十年的痛苦，现在想起那几十年来我浑身发凉。我们要想和别人一样生活，就必须赶快入党。   罗布藏仙巴的回忆： 县上通知我的父亲要去开会，去了就被抓起来了。有的是在家里被抓的，有的女人也被抓了，家境好一点的全被抓法办了。大伯也被抓走，两个舅舅也被抓走，说他们造反叛乱。我实实在在说：“谁造反了？谁叛乱了？造反叛乱的人一个也没有啊！”20岁以上的男人被抓得没剩几个，只留下一些特别穷的人。我们的牲口和财产没收得一干二净，就连衣服、碗、银碗、冰糖之类的都没剩下。积极分子们没收的东西太多了，有的民兵打狗都用冰糖块打。 　　到阴历九月，上面让我们往祁连县搬，一家只给三头牦牛，一点点行李驮上就走，别的啥都不让拿。狗拴在帐篷前，帐篷就扎在那里，就那么都被扔走了。干部们拿着枪跟在我们后面，像押犯人一样赶着牲口走，动不动就打，要不就是开会批斗。翻大坂的时候，有的人被烟瘴打死了。到了则然告图勒大坂，雪下得太大，尕才让的娃娃冻死了，伊布拉的妈妈大雪里生娃娃，第二天就抱着娃娃走。 1960年我回来后放羊，羊放得好一点，干部和积极分子们说，反革命家属占了好草场。收掉你的牲口，还要批斗。好多人都没有帐篷，冬天就集中在食堂里。又开始吃小锅饭，可是谁家也没有锅碗，场里发个脸盆，每人一个茶缸。缸子没有分上的人，就把破碗用纸糊上再用。每个人一月15斤青稞，生产队里羊死了必须集中上交到队里，然后再分，一个人只能分个四五斤死羊肉，那是狗都不吃的肉。夏天我们主要是拾腾格里吃，是沼泽地水里的一种野菜，没有饿死是这种野菜救了命啊！ 　　1961年我父亲释放回来了，但是人已经被打成残废，脊梁打断了，直不起腰，马上要死了。我们把他背到厂里抢救，才活下来，但已经是严重残废。唉！那时候的事说起来就想哭。那么多的亲人抓走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抓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死到哪里了我们不知道，我们心里实在是过不去啊！ 现在想起来就像做梦一样。在公社开群众大会，工作队的人和干部坐在高台上，前面站着挨批斗的人，中间是群众，最后一排是戴帽子的四类分子，民兵们端着枪把守在门口。工作队的王团长一个一个地喊着那些挨批斗的人的名字，那些人一个一个地在前排站了。王团长拍着桌子喊：“今天，我要给你们放一个臭臭的屁，叫你们闻一闻，看你们好受不好受。”下面的男女牧民群众都默默地听着，那些白头发老人，拄着木棍的老人，都低着头静静地听。王团长在那里又喊又拍桌子，民兵们上来给那些挨批斗的人脖子上用铁丝吊上石头。 后来，海晏移民每户只给100元的安置费。本来可以分300元的，上面扣去了，说是要建设七五免疫工程，结果这个花费15万元建的工程成了废工程，一天也没有用。没收掉的财产牲口一点也没有退还。唉！我们海晏人被亏待了。   聂步腾的回忆： 　　1958年青海“平叛”时我在青海省公安厅工作，事后群众对平叛事件很有意见，说错抓错捕的太多。公安厅派我们一个工作组去调查海晏叛乱，当时抓人判刑都是县委常委会定的，我们就去了解当初常委们判案子的情况。他们是怎么判的？哎呀，人家是按人的岁数来判刑的！主管领导问：“这个多少岁？”一个回答：“25岁嘛是35岁。”主管领导说：“好，判20年。”又问：“这个多少岁？”回答：“这个70岁了。”主管领导就说：“判18年行了吧，他就老死了嘛。”定的罪名是“以打狼为名叛乱”，“以修水库为名叛乱”，等等，全是这样的罪名。 有个叫六六（音）的副书记，我问他们说：“打狼是县上组织的，修水库也是县上组织的，怎么都成了叛乱了？你们怎么把十几个人、几十个人一起定罪？”这个副书记说：“噫！你带的什么思想？小聂，你不对呀？”这个副书记知道我妻哥被抓走了，我哥也到政研班学习，到政研班的人多半都要被抓。一个姓王的山西人劝我开会的时候不要再多说话，说人家已经开始注意我了。 1961年开始部分复查1958年抓捕的叛乱分子，我去找副州长高中（音），解放后他在三角城羊场当过场长，民族感情比较深，人也很老练。我对他说：“1958年的这个事情……”我一句话没说完，他就急忙说：“你是民族干部，说这个干啥？你要小心一点。”我说：“现在平反着哩。我的两个亲戚没有参加叛乱，你能不能给海晏法院说一下？”他答应了。后来他给我说，他给法院院长说了，院长说：“噫！他又要想叛乱？”当时就这样，你一不小心就给你扣个叛乱分子的帽子。 海北地区1958年的那个叛乱呀，全是省公安厅无中生有捏造的，海北区根本没有发生过叛乱。为啥要把抓剩下的妇孺老人迁那么远（600公里外）呢？就因为他们是反革命家属。其实完全可以就近安置，刚察县让一点（土地），祁连县让一点，农业区的湟源县让一点，不就安置了嘛。 搬走的人营盘上的情况怎样呢？扔在海晏的那些蒙古包、帐房和财产呢？一座座帐房、蒙古包还在原来的地方，里面的东西还像原来一样堆着。有的帐房和蒙古包里的火灶上还放着锅，锅里煮着肉，火也没有完全灭掉，他们连肉都来不及吃就被赶上走掉了。湟中、湟源和大通的人们上来了，还有一部分海晏没有搬迁的老百姓和干部们，他们在搬迁走的人留下的营盘上抢劫，哄抢那些帐房、蒙古包里的东西。那时候海晏全县有19000人，“平叛、反封建”抓了800人，搬迁走10000多人，最后剩下7000多人。 搬迁的群众是1961年西北民族工作会议后才有好转的。当时西北局得到消息，说海晏搬迁到托莱的群众相当苦。他们派了两个干部，一个是西北局统战部部长康丰（译音），一个是统战部办公室主任邓云（译音），从甘肃的镜铁山到了托莱牧场。一个回民老阿奶抱着他们的腿嚎啕大哭，哭得说不出话来。 他们俩到了祁连县，县委县政府都不知道。当时我是副县长，晚上我在看书，进来两个人，拿的是西北局统战部的介绍信。我还不敢相信，他们把工作证也拿出来了，说是来了解情况。我当时不敢谈。第二天是个星期天，他们住在大众旅舍，没住县政府招待所。我去谈了情况，他们做了笔录。让我签名，我没敢签。这个材料后来到了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 后来我们去托莱调查，进了一座帐房，一个妇女突然看见我们，吓得睁大眼睛，浑身颤抖，喘着粗气，嘴里呵呵叫。我们问这是咋了？牧民们说她是在1958年的运动和大搬迁时被干部们惊吓成病了，平常只要听见干部来了，就会飞跑到山上躲起来，今天她不知道你们要来。这叫后惊病，不能见干部，看见下乡干部来就犯病。     ———————————————————————————— 在海南呆了十五年，《红色娘子军》中的南霸天纯粹是人造的。当年为了拍电影，摄制组曾想让娘子军与日本人打仗，无奈与历史不符。好不容易在琼海县找到一处老宅，最后电影是拍成了，可是这个老宅的主人张某一家从此倒了大霉，先被定为四类分子，后又上升为地主恶霸，最后真的变成了子虚乌有的南霸天，受尽磨难。谢晋导演若知此，应会为当年选外景的副产品难过。 ————————————————————————————       血腥南京    方子奋   南京白下区慧园里6号有一栋残败小楼，曾住着一户李姓人家。户主李剑文，1950年逃往台湾。其妻林舜英，在太平路一家小纸盒厂当糊纸盒女工。长子李蔚荣，因家庭成分，无法在城内就业，18岁那年到南京东流农场当了农工。次子李立荣，在三山街紧邻刘长兴面馆的一家早餐店做大饼、炸油条。长女儿婚后随夫在武汉教书，次女在锉刀厂当工人，幼女在读中学。一家人在林舜英的带领下，老老实实做人，基本不同外界接触，日子过得倒也平静。 李剑文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就读于苏联莫斯科大学。两年学业期满后，李回国去了桂系部队（李剑文是李宗仁的远房堂兄弟）。到李宗仁麾下后，李剑文先后任安徽无为县长、凤阳县长、蚌埠市长、皖南专署专员等职务，为官清廉，政声极好。李剑文同情共产党，利用职务帮过一些潜伏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朋友。在抗战争前夕国民党搞清党，李剑文被中统密捕，关在合肥，列入处决名单。幸得一位朋友热心相救，将此消息疾告林舜英。林立即去面见李宗仁，恳请搭救。程思远携李宗仁手谕，星夜赶赴合肥。经一番交涉，李剑文被保释出狱。抗战胜利后，李剑文一直在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任参事之类闲职。 1949年春，南京失守前夕，李剑文、林舜英夫妇携子女五人及保姆举家南逃。抵广西境时，解放军攻陷两广。眼看南逃无望，李家决定返程北上，先回南京再说。快出广西时，一家人不慎走散。保姆背着的老七（男孩），被当地农民强行抢走，从此音讯杳无。一家人好不容易在杭州会合，李剑文考虑到回南京很有可能被人查认出来，为了保命，独自一人去上海朋友处暂避，林舜英则带四个儿女回到南京慧园里6号。     李剑文一直躲在上海朋友家里，安然无事。1950年全国镇反运动开始的前十天，李剑文突然接到一位在上海市军管会身居要职的朋友透露的重大消息：十天之后将在全国范围开展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这位朋友过去曾潜伏在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任秘书，与李剑文私交甚笃。那时李虽知他是中共地下人员，出于私交及对国民党大势已去的估计，也就睁眼闭眼认交了这个朋友，并在暗中帮过一些忙。这位朋友嘱其立即设法出境，越快越好。李连夜赶到南京与妻儿作别，并在该朋友帮助下设法经香港逃到了台湾。 林舜英，原籍广西，书香门第，秀外慧中，温婉贤惠，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与李剑文结为夫妇，相夫教子，主持家政。丈夫去台后，林靠旧日的一点积蓄维持家计。偶尔李剑文通过在港澳的亲戚朋友寄些钱款，助妻儿度日。 1957年春，林舜英同香港的朋友商定，准备举家去香港定居。经多次申请，南京市公安局批准并颁发了林与四个子女的港澳通行证。全家已将一切料理停当，连车票都已买好，就在出发的前一天，林舜英忽然犹豫起来，经再三考虑，居然决定暂时不走，以后再说。到了1960年代初，林舜英眼看全家人天天挨饿，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深悔当年错过良机，遂决定再次申请全家去香港。然而时过境迁，今非昔比，公安部门一口回绝了她的要求。任何离开社会主义天堂到资本主义地狱去的企图，现在都一律视为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的背叛行为。 在林舜英的五个子女中，最聪明、最有个性的是老五李立荣。立荣自幼聪颖过人，悟性极高。初中毕业后，为减轻母亲负担，立荣放弃了升学机会，进大饼店当学徒。大饼店卖的是早点，每天上午九点后就算下班了，这使平时既爱读书、又酷好西方古典音乐和电影艺术的李立荣有了充分的业余时间去遨游他的兴趣王国。大量读书使他迅速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也大大开拓了自已的视野。文革前，同他接触过的大学老师和外国留学生，在谈及西方文学、音乐、电影时，无不为这个仅有初中学历的青年的博学多识所折服。他那不俗的谈吐和每每流露出来的真知灼见，使每个初次认识他的人都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由于共同的文学、艺术爱好，李立荣结识了一些情趣相投的热血青年。自1965年开始学习小提琴后，则又多了一批琴友。一干朋友经常在一起聚会，纵谈文学、艺术之余，不免涉及西方的民主政治、人权保障，对中国现状流露出一定程度的不满，尤其对当局的高压政治和愚民政策特别反感。 1965年，一位和李立荣一道长大、过从甚密的朋友，因同外国留学生交往密切，犯了当局的大忌，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刑五年。南京市公安局某处一位警官曾找李谈过两次话，对他进行了一番训诫。事后，李立荣还是做他的大饼、拉他的琴，业余时间继续和朋友们沉浸在贝多芬、莫札特、勃拉姆斯、柴科夫斯基的美妙音乐里。中国当时曾上映过很多苏联、东欧以及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英国、西德、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优秀影片，其中有不少是世界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李立荣对这些电影是一场不拉，而对国产影片则从来不屑一顾。 1966年八、九月份，红卫兵抄家成风，李家作为反动官僚家庭，免不了红卫兵小将的光顾，好在家中除了几张床和一张破沙发外已别无长物。在其后的夺权、派性武斗中，李家这样的反动家庭无资格置身事内，一时平安无事。 这种日子持续了一年多。在此期间，南京革命大联委（由双方造反派和部分军人组成的临时权力机构）将前线歌舞团、海军军乐队以及南京各企业的音乐爱好者组织起来，成立一个革命样板戏芭蕾舞剧《白毛女》剧组。李立荣也报名参加，成了一名小提琴手。该剧组活动了一年左右，这一年是李立荣短暂一生中最快乐的岁月。每天与心爱的音乐作伴，更有使青春迸发出神奇光芒、从天而降的爱情。在排练、演出过程中，前线歌舞团一位歌唱女演员进入了李立荣的生命。从相识到热恋，急剧升温，两人很快达到难分难舍、如胶似漆的地步。 在李立荣的邀约下，我曾见过这位女演员一次。这姑娘不仅貌美清纯，一颦一笑楚楚动人，而且居然还是中共正式党员。那天我们在中山陵水榭亭待了近一个下午，告别时，李立荣靠在她身旁，左臂搂住她的肩，右手提着琴，一脸灿烂的笑容。当我离开好远再度回头望他们时，这对相偎的恋人在夕阳的余辉中依然在向我挥手。那幅动人的画面几十年来一直定格在我的脑海里，直今仍然历历在目。 我1941年出生在南京一个工人家庭，父亲抗战爆发前在青岛轮船上当水手，曾经参加过二七大罢工，是长辛店罢工总指挥部纠察队成员。解放后，父亲一直找不到正式工作，偶尔做点零碎生意糊口度日。1953年我母亲进了南京织带厂干纺织工，每月工资17元。同年父亲跌伤右腿后，全家四口人就靠母亲的微薄工资度日。1954年小妹妹出生，母亲没有奶水，小妹终日嗷嗷待哺。当时我们全家的主食是40%玉米面掺60%的豆腐渣做的饼子，父亲只能将饼子嚼碎喂小妹，奶粉是想都不敢想的。四个多月大的小妹拒绝我们全家赖以活命的这种食物。1954年底一个滴水成冰的寒夜，我这位出生后一直挨饿的小妹妹悄无声息地死去。母亲搂着她那纤小的尸体哭了一整夜。次日早晨，一位邻居借给我们五角钱，父亲用此款托人买了一只蒲包，装进我的小妹妹，送到乱坟岗。 小妹妹死时我十四岁，刚上初中二年级。从小妹妹饿死的那一刻起，我再不相信“解放”、“翻身”、“人民救星”之类的鬼话，无论这种鬼话如何与时俱进、花样翻新！ 1955年，由于“家庭出身好”，我被保送到武汉湖北机械专科学校（军工院校）读书，水雷专业。1957年反右开始时，校长缪忍安在全校动员大会上热情号召全体师生积极投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踊跃向党向领导向政府提意见，并再三保证，不管提什么意见，不管言辞多么激烈，绝对不会秋后算帐。我至今记得当时他的一段精彩讲话：“现在，有一部分同志不相信党的政策，心存顾虑，怕秋后算帐，不敢写大字报，不提意见。我们去动员他向党提意见，他却说共产党实在英明伟大，想不出还有什么意见可提。我认为这部分同志讲的不是实话，连我们共产党自己对自己都有意见，你们就真的一点意见没有？这分明是对党不同心不同德嘛。” 经过大大小小的动员会，全校很快掀起了大鸣大放高潮，一时间到处贴满大字报。我尽管对共产党没什么好感，毕竟只是一个涉世尚浅的十七岁毛头少年，也提不出多少意见，只是随波逐流地写了十几张大字报。当时学校对每个人写大字报的数量有指标规定，为了完成任务凑足张数，我的字往往要比别人大出一号。这么热闹了一个星期，突然间风向大变！凡意见提得多、问题提得尖锐的师生员工，无一例外都倒了霉，七八个“与党同心同德”最“积极”的人被戴上右派帽子。那位在会上大声疾呼要与党同心同德的校长先生，十余天后就把“决不秋后算帐”的话一口吞了回去，换上一副大义凛然的面孔，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义正词严地痛斥“右派分子向党进攻”。  我写的十几张大字报都是人云亦云无关痛痒的废话，起初倒也安然无事。运动临近尾声，我在一次班会上的发言却撞在了枪口上。在那次班会上，有同学借“暴露”自已错误思想为名，提出当初缪校长在鸣放动员大会上信誓旦旦地保证不会秋后算账，现在还没有到秋后，怎么这么快就把提意见的打成右派了？这是不是秋后算账，这算不算领导讲话不算数？我不等那位同学把思想“暴露”完，就不假思索地接过那位同学的话茬说：“怎么不算？这是典型的出尔反尔，这是事先设计好的一个大骗局，就等人们来上当！”接下来我又引经据典，从《东周列国志》、《孙子兵法》谈到楚汉相争、《三国演义》，列举了许多兵不厌诈、引蛇出洞、诱敌深入的战术战例，滔滔不绝眉飞色舞，以至后半场的班级会几乎被我一人全包了。这番讲话很快被整理出来送到了校党委，党委反右办公室审查后，一致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公然为右派分子鸣冤叫屈的政治事件，一定要严肃处理，否则将影响我校反右斗争的深入”。 1960年毕业，我被分配到杭州船舶专科学校，名义是机械制图教师，实际上没教过一天书，原因是学校领导在我档案中发现我有“右派言论”。虽非右派分子，却有“警告”处分，于是我与那些右派教授、讲师们被同类项合并，分在一起从事基建劳动。 当时我天真地以为，同是天涯沦落人，大家在一起就安全了，很快我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了。和我成天一起劳动的右派先生们，不但在繁重的扒石子、扛水泥、抬黄沙之类的劳动中卖力干活，积极表现，在政治学习发言时更是争先恐后，除了深刻批判自己，还不遗余力地相互揭批，有时火力甚至比革命群众批判他们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最后，我居然成了他们的靶子和邀功对象。平时我信口开河讲的话，他们上纲上线，整理成材料，密报给党委。 党委书记魏某，过去一直在部队当政委，政治嗅覚敏锐，阶级斗争经验丰富。当时学校初创，魏书记主政以来，尚无尺寸之功，急于在政治上有所斩获。看了我的右派同事们的告密材料，魏大感兴趣，当即召开专门会议，启发大家：“右派分子已经够反动了，现在连他们都认为这个姓方的思想反动，可见姓方的反动到什么程度了！”他亲自部署我所在的系对我进行系统的揭发批判。在多次批判会上，右派同事们的发言大义凛然，嫉恶如仇。天哪，这哪是右派啊，分明是地地道道纯种的无产阶级左派啊！三十多年后，我从张贤亮的《我的菩提树》中读到：“和这种知识分子在一起，比夜晚在深山中和狼同行还要危险。” 一个月后，浙江省公安厅突然来了两个人找我谈话。第一次来时，他们从公事包里掏出一叠材料，边看边问，似乎在核实我的一些言论。一周后，这二位又来了，开始没怎么提问题，只是东拉西扯聊我平时的劳动和生活。一位有络腮胡的大个子忽然问我：“你同你们领导是不是有什么矛盾？”我说没有啊，我不过是刚分配来的一个青年教师，平时跟书记、校长连话都没有说过，哪来的矛盾？另一位则自言自语说“这就怪了”，他扬了扬手中的材料说：“我们认真看了你的材料，也同你直接进行了接触，我们觉得你有些言论是有点问题，不过还不属于敌我矛盾。你们学校两次坚持要送你去劳动教养，也不知是什么意思。”最后他挺诚恳地说：“好好安心工作吧！批评教育也不是坏事，以后说话注意点就行了。你是知识分子，不用我们多说你也会明白。”就在两位已经起身出门时，络腮胡子忽然又踅进屋内低声对我说：“在可能的情况下，你最好还是调一个工作单位吧！”  折腾了一个月左右，对我的揭发批判总算告一段落。又隔十几天，魏书记单独找我谈话，说原来要送你去劳动教养的，但考虑到你出身好、年纪轻，组织上决定还是要帮助、挽救你，希望今后好好改造世界观，努力做好工作。尽管我心里透亮，表面上还是装出一副感恩不尽、痛心忏悔的样子，表示今后一定听书记话，好好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络腮胡子那句临别赠言一直在我脑海里回旋。这个学校环境实在太险恶，不能再待，我决定辞职回南京。主意打定，第二天我就把辞职报告送到人事处。三天后，学校下文批准。临走前一天晚上，我狠狠揍了老右派姓某一顿。有一次我和郑某一同如厕，蹲着无聊，东拉西扯说了一些闲话，其中提及到处饿死人的事。开我批判会时，他添油加醋揭发批判我“恶毒攻击三面红旗”，“污蔑社会主义制度”，“造谣到处饿死人”。当时厕内只我们两人，他的反动言论比我还多；现在我倒楣了，他却落井下石，声色俱厉、唾沫四溅地把所有脏水往我身上泼！这口气我此时不出更待何时？ 他鼻青眼肿告到保卫处，保卫处大概认为这属于坏人打坏人活该，不了了之。在我记忆中，我从未主动打过人。这唯一的一次，打的居然是一个年已半百的老右派，一想到此事，心中就很不是滋味。像吴晗这样的正人君子，反右中居然也出卖过朋友，严酷的政治环境扭曲人心灵的程度超乎常人的想象！ 1961年秋辞职回到南京，作为漏划右派，我跑遍了有关部门，找不到任何工作。1962年，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我不得不以待业青年的身份，随同一批中学毕业生到南京东流农场当农业工人，主要从事果木种植，月工资16元。两年之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调到一月19元。 1966年文革开始后，领导们无一例外成了走资派，农场同全国其他单位一样，呈现出泛自由化状态。领导们手中的阶级斗争权杖，一夜之间全被伟大领袖收缴了。权没有了，架子随着也小了许多，见面时居然也会恭维我几句。生产无人过问，上不上班根本无人管，这使我这个天生好逸恶劳的人有了许多看书、拉琴、练字的时间，日子过得十分逍遥。从1967到1968年，我还曾积极投身风靡全国的“三忠于”活动中，应邀到各处绘制伟大领袖的红宝像油画。每到一处，明明十天可完工，我往往要拖一倍以上时间，因为有好吃好喝好招待。那一年多，我和我的小助手栗某两人吃得红光满面。后来我被抓后，不少革命群众揭发我，说我在画伟大领袖红宝像时，从来没有一气画完，今天画个头，明天画身子，故意让伟大领袖身首异处，用意恶毒至极。 1968年秋，农场创建阀门厂，负责技术工作的是三位下放干部（两名讲师，一名八级技师），理论、技术均属一流。经他们推荐，我被调入阀门厂做他们的助手。进厂后我认识了车工李蔚荣，然后通过他认识了他的弟弟李立荣。 初次在李家见到李立荣并与之交谈，我就被他不凡的气质所征服。他关于政治、文学、艺术的独到见解，使我既佩服又吃惊，同时表露出的真诚和直率更是令我感动不已。我在农场埋了五年，每天与黄土为伴，同阶级斗争打交道，现在陡然出现一个倍感亲切的知音，原来那颗冷漠孤寂的心顿时充满了温暖。那一次我们谈到凌晨一点，握手告别时我哭了。相见恨晚，我们很快成了莫逆之交。此后两年多时间里，我们共同经历了欢乐和忧患。在他失去自由前的那段日子，他最要好、最知己、最信任的朋友就是我。我对他的情谊，绝不亚于我家中唯一的同胞兄弟。尽管后来发生了那么可怕的事，却丝毫未能动摇我们之间的信任和关心。在我出事之后，我根据办案人员的口气和种种迹象判断，他把我们之间只有两个人才知道的一些事一直带到了刑场。我很清楚，只要他在被捕后稍微供出这些秘密的一部分，我恐怕活不到今天。 1968年春夏之交，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了。单从运动的冠名看，运动的目标只是将阶级异己分子清除出无产阶级队伍，纯粹是这个队伍自己的内部事务，与他人无关。实际上这次清理阶级队伍的真正内涵是把非我的族类，即异己分子，亦即阶级敌人，从无产阶级的人世间清理出去——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或杀，或关，或管，或判！李家的厄运正式开始了。    有一天，李立荣从单位朋友处打探到一个消息：大饼店的上级革委会正在整他的材料，准备办他的个人专题学习班。1968年6月1日，我和李立荣一同到建邺路小学，观看朋友W的批斗会。会上，有人揭发W和李立荣关系密切，要他交代和李立荣谈过哪些反动言论。W因为态度不好，会后即被关进南京建邺公安分局看守所。在回来的路上，李立荣说他可能会有大麻烦了，我也同样表示了忧虑。之后的一段日子，我几乎天天和立荣在一起，帮他回忆同哪些人说过什么话，有无涉及政治，尤其是有无“矛头直指”的言论，同时商量万一我们各自都被隔离审查，如何应付办案人员的讯问，也就是订立攻守同盟。 6月20日，李立荣得到可靠消息，明天他将被隔离审查。那天我和他单独待在一起，直到次日凌晨四点。我们对即将面对的一切做了各种估计，并做了最坏的打算。我们判断，他和我，以及我们的一班朋友，充其量就是在一起谈论时政，对红卫兵造反、破四旧、抄家打砸抢等行为进行抨击议论，还有过一些对当局几个最高领导人的不恭之辞。按照当时的情况，如果落实到头上，判个几年徒刑恐怕难免，但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就凭这些言论会有掉脑袋的事。是我们太年轻、太单纯？还是这个民族太年老、太复杂？ 那天临别前，他一再嘱咐我小心、保重，并希望我帮助照顾他的母亲和兄妹。天亮前他送我下楼，在楼梯口我们拥抱后挥泪告别。 第二天上午九点，李立荣被带走，下午被关进太平路杨公井清真寺内的白下区文攻武卫指挥部。此机构名为群众专政，实乃公检法军管会的编外看守所，关押对象大致有以下几类：不安分守己的四类分子，造反派中的坏头头，有不满言论的思想反动者，投机倒把分子（个体户的前身），“乱搞男女关系”的，拒不下放插队的，以及一些小偷小摸。看守则由各工矿企业选出的一些“思想觉悟高、家庭出身好”的人充当，每批干半个月，轮换着干。类似于1793年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时期的民众法庭。 李立荣初进去的近一个月，倒没有受什么罪，只回单位开过两次批斗会，一般性的低低头、弯弯腰而已。当时我通过内线（我在看守中的熟人）可不断得知他在里面的情况。 8月上旬的一天，内线传来消息，第二天下午在白下路海员学校大礼堂召开全白下区“批斗现行反革命分子李立荣大会”。那天下午，我早早去了会场。会上有七八个人发言，主要是揭发李立荣的“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伟大领袖）言论，笼统地说李立荣和许多现行反革命分子臭气相投，来往密切，一道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攻击文化大革命。 李立荣自被押上台起，就有八九个彪形大汉在旁伺候，自始至终被架成“喷气式”，上半身与地面成90°角，身后还有专人揪住头发，每当责令回答问题时就把头拉成仰角。在他被抬头的瞬间，我看见他那张苍白的脸，嘴紧紧抿着，两眼喷射怒焰，任凭呵斥怒吼就是不开口。他的倔强招致数番拳脚，最后一次头被拉起来时，鼻子里的血正一滴一滴往下淌。台下的人不停地疯狂叫喊：“顽固到底死路一条！”“打倒反革命分子李立荣！”“强烈要求镇压反革命分子李立荣！”“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口号声震耳欲聋。最后有人声嘶力竭地高喊：“大家说，对李立荣这种顽抗到底的反革命分子怎么办？”话音刚落，会场上立即爆发出一片“杀！”“杀！”“杀！”的声浪。 下午四点半钟，批斗大会结束。那几个彪形大汉把李立荣继续架成“喷气式”，颈上用铁丝吊着一块二尺多长的大木牌，上书“现行反革命分子李立荣”，由海校出发，经白下路，走向大行宫清真寺文攻武卫指挥部。那是一个酷热的下午，毒辣的太阳把沥青路面都晒化了。被架成“喷气式”的李立荣，艰难地一步一步挪动着双脚，头上的汗不住往下滴，颈上挂的木头牌子时时擦着地面。从海校到清真寺，我一直推着自行车，夹在随行的围观人群里伴随着他。途中有几次，他趁揪他头发的人换手的间隙略微抬头时看见了我，我乘机做出中指架在食指上并紧贴胸口的手势（源自一部苏联影片，表示忠诚）。从他嘴角漾起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上，我知道他看见我了。 从海校到清真寺最多不过一公里的路程，却走了将近一个小时。进清真寺大门时，押送人松开手，他直起了腰。这时他猛然回头，正好跟五米开外的我四目相对。他眨了眨眼，露出了笑容。紧接着大门在他身后掩上了，这是我在今生今世最后一次见到他，从此我与他生死两隔！他把在人世间最后一个笑容留给了我，也将这个笑容永远镌刻在我的心中。 2005年8月的一天，途经白下路海校门口时，车窗外的阳光陡然间触动了我的下意识，我叫立即停车，让司机丢下我自己开走。我从海校沿当年李立荣走过的路线，一直步行到清真寺。文攻武卫指挥部早就灰飞烟灭，那座清真寺又恢复了它原来的用途，一些虔诚的穆斯林正在进进出出。没有人记得当年的一幕了。这同样的炎夏烈日，同样的天空和街道，37年前，这里曾经见证过一个平凡善良的青年人，带着他做一个最普通的“人”的愿望，被人架着一步一步走向自己的不归之路。 批斗大会当晚，李立荣被转押至白下区公安局看守所，按当时的说法这叫升级。自李立荣被隔离后，母亲林舜英终日思念儿子，也不知儿子究竟犯了什么事。立荣升级后，她更是寝食难安，几乎终日以泪洗面。我两三天去她家一次，既是践约照顾安慰李母，同时也很想知道他本人的消息。就这样几个月过去，既无什么动静，也打听不到任何消息。 日子很快到了1969年春节。腊月二十八那天，一个自称姓陈的人晚上悄然到了李家。陈某称，前段时间他一直和李立荣关在一个号子里，而且睡在李立荣紧侧，两人一见如故，无话不谈。他临释放前夕，李立荣特意托他带口信回来，说他在里面一切都好，望母亲和兄妹不要担心，而他最不放心的是几个好朋友在外面是否遇到麻烦。陈某还重点表示，按李立荣嘱托，他必须要同方子奋和曹汉华见一次面，有些事要当面谈谈。 次日上午我去李家。林舜英觉得，儿子又没犯什么大法，这个姓陈的鬼鬼祟祟，形迹颇为可疑，会不会是公安局派来套我们话的？还是不要没事找事，叫我和曹汉华别去见他为好。李蔚荣也认为不必去接触这个人，免得节外生枝。 曹汉华在无锡市第二制药厂当工人，喜欢弹吉他，爱好古典音乐，读过很多书，为人极其敦厚善良，仗义疏财，非常讲交情，和李立荣是知已好友。经立荣介绍，我俩认识，很快成为至交。尽管我们相识仅一年多，但在我这一生中，他在我心里始终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1970年曹被捕后，面对种种酷刑，始终没有开过一次口，按现在的法律用语是零口供。审讯人员使尽招数，最后竟用铁棍撬掉了他的全部牙齿。在公判大会上宣布判处死刑后，他强行挣扎着猛的把头前倾迅即后仰，使得身后抓着勒在犯人颈子上绳圈尾巴的警察猝不及防，从而让曹汉华松了一口气。就在这个瞬间，曹汉华用这最后的一口气喷发出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声音：“打倒XXX！”“打倒XXX！” 1969年大年初一，我把李立荣从看守所托人带信，以及来人一定要同我们见面的事告诉了曹汉华。他和我一样，认为应该见见那个姓陈的。年初三，我、曹汉华一道与陈某在朱雀路（今太平南路）与健康路交界处一座银行大楼旁见了面。姓陈的大约四十七八岁，瘦瘦的，有两颗显眼的金牙，让人老远一看就能认出。 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街道上雪幕弥漫，几乎看不到行人，我们三人撑着伞，踏着厚厚的积雪沿朱雀路边走边谈。陈某神情诡秘地告诉我们：“李立荣在里面一切都好。从目前情况看，上面并没掌握什么具体的材料，你二位不必担心。”他放低声音接着说：“不过，他最不放心的是你们二位，他最看重同你们二位的生死感情。”他声音更低了：“他之所以不放心，主要是怕你们二位因他的被捕而可能命令组织暂停行动。他再三要我转达你们，不管出什么事，组织活动必须照常进行。”听了他这番不着边际的话，我告诉他：“我们跟李立荣不过是好朋友，大家都爱好音乐和文学，平时最多在一起发发牢骚，从来就没什么组织，而且连想都没想过。” 他对我的话很不满，说道：“既然二位不愿把真情告诉我，我当然也很理解。干我们这行的，特别是身在组织的，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任何麻痹大意都会有灾难性后果。既然二位不愿深谈，那就到这里吧！反正我已经把话带到了。” 见他似乎动了气，我只得反复向他介绍我们和李立荣认识、交往的经过，并再三告诉他，我们只是好朋友，从来没打算搞什么组织，更没有什么行动。“既然二位话说到这份上，我也就不为难你们了。看来，我们的上面不是同一条线的。”曹汉华和我对看了一眼，然后对陈某说：“谢谢你老陈，你冒着风险带信来，我们真的很感谢你。不过你提到的组织，我们确实没有，你若不信，我可以赌咒。”大概估计谈不出什么名堂，陈某也就没再提什么组织的事。似乎还不死心，他又故作不经意地提到我和曹汉华的家庭、工作单位情况，连一些细节都很准确。他居然连曹汉华女朋友的小名都报得出，还知道我弟弟的乳名。 见面约持续了半小时，雪越下越大，走到白下路口时我们分手了。告别时，陈某很郑重地对我们说：“再见吧。根据规矩，希望二位不要跟踪我。一旦有什么情况，我会及时通知你们。”望着他在大雪中很快消失的背影，我和曹汉华有些茫然。 这个陈某，究竟是什么人呢？他一定和李立荣在一起关过，而且李立荣对他非常信任。但是，这个姓陈的一再追问的“组织”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从来没成立过什么组织，难道陈某是个有幻想症的精神病患者？这不对。如果他和李立荣关在一个号子，李必然很了解他，他怎么会托一个精神病人带信呢？从我们跟他这次接触来看，陈某思路清晰，语言表达准确，不像有精神病。可能的解释只能是，公检法军管会并没有从李立荣嘴里得到想要的东西，于是在他身边安排了陈某这个卧底的。   分析至此，我和曹汉华不禁倒抽一口冷气。看来，他们对我们这些人已经不是一般的“关心”，一场巨大的危险正在逼近我们！令我们有点迷惑不解的是，几个年轻人平时在一起谈谈文学、艺术，一时兴起发泄一下对现实的不满，可从来没有真的想要同当局为敌啊！对我们这些人，值得大动干戈吗？那时我们怎么也没想到，人的思想和言论，人的独立思考和资讯交流，居然会让一个武装到牙齿的“国家”感到如此恐惧！！ 陈某究竟何许人也？这个世界真小。1974年我在南京第四机床厂劳改时，有个名叫李海涛的犯人，和我关系不错，一次他无意中谈起一个邻居。这邻居不止一次在李海涛面前吹嘘，说他在1969年曾经协助白下公安分局打入一个现行反革命组织内，取得这个反革命组织头头的信任，从中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最后将这些人一网打尽，其中四人被判死刑。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我当即问他此人是否姓陈，四十来岁且口中镶有金牙？李海涛顿时惊得目瞪口呆：“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我就是那个现行反革命组织的成员。 李海涛又告诉我一些有关陈某的细节。此人确实姓陈，原住洪武路，一直无正当职业，平时免不了干些投机倒把、偷鸡摸狗的事，搞到钱时酒菜满桌，没米下锅了就去居委会闹救济。对这种市井无赖，居委会老大妈们也拿他没办法。 1968年下半年，江苏革委会决定下放一部分城市居民去农村，陈某所在的居委会首先把这个光荣任务分给了他。任凭居委会白天黑夜上门动员磨破嘴，他非但拒不领情，还耍泼使赖，寻死上吊，决不去农村。居委会同派出所串通好，决定先把陈某关起来杀杀他的威风，借以杀鸡吓猴。于是，别的下放户去了“广阔天地”，他进了看守所。 进去不久，被当时主办李立荣案子的冯祖福慧眼相中。冯是白下区公安局的专案组成员，以善于审办现行反革命案件著名。冯一直想安排一个内线打入我们“内部”，苦于一时没有合适人选。陈某当时正巧和李立荣关在同一号房，并且紧邻李的位子。冯看了陈某的档案后，觉得此人可用，就找他谈话。双方一拍就成，陈某从街头流浪的癞皮狗一跃而变为体面的警犬。 1982年，我住南京城南凤游寺。一天下班途中，忽然发觉迎面走来的一个人有些眼熟。他那惹眼的金牙使我立即想起，此人正是十三年前“打入”我们“内部”的那位陈兄。我悄悄尾随到他的住处。他独身一人住在一个老宅第二进天井里搭建的小披屋里，面积不过七八平米，看样子混的仍然不景气。怜悯之心打消了我算旧帐的念头，再说，这笔旧帐又怎么算呢？ 1969年春节过后，自打同陈某见过面，再也得不到李立荣的任何消息。四月中共九大开过后，在毛泽东“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号召下，中央的争权夺利密锣紧鼓，地方上阶级斗争如火如荼，到处斗人、抓人、判刑、枪毙人的布告像如今治疗性病的广告一样随处可见。平时在人们印象中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人，顷刻之间成了反革命。我认识的两个一辈子识字总数从未达到三位数的农民，居然会是“系统地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的现行反革命。 不久，无产阶级司令部要人、公安部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谢富治发表讲话，全国到处印刷张贴，公然强调对阶级敌人“可杀可不杀的坚决杀，可抓可不抓的坚决抓”。我们农场一个姓孙的军代表，在一次大会上声色俱厉地叫喊：“我们现在就是要大张旗鼓地镇压一切阶级敌人，该杀的杀，该抓的抓！苏修正在妄图侵犯我们，敌情这么严重，不杀一批人行吗？我们哪一次同敌人打大仗之前不杀一批人？”我发现我的行动已经受到监视，我的宿舍附近每天都有一些“积极分子”晃来晃去。看来，对我下手只是时间问题了。 1969年6月2日，一个非常美好的初夏夜晚，我同曹汉华在新街口见了一面，坐在环形花园护栏上一直谈到天亮。我把自己的处境告诉了他，他并不奇怪，他说他厂里似乎也有人在注意他。他还告诉我，他打算利用工作便利，在包装出口药品时，把事先准备好的小传单夹在说明书里发到国外，让世界了解中国现时的政治状况。我劝他要谨慎一些，他笑着说，人活着总得干点事。临别时，他略带伤感地告诉我，他已经同恋爱三年之久的女友分了手，原因很简单：他不想连累她。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互道珍重，握手告别。这一别，成了永诀。  1969年6月16日，是个阴天，当局对我下了手。头天晚上应一个朋友之邀，替他画了一幅狄更斯小说《奥立弗尔》的封面，睡得很晚。上午8点刚起床，有人来通知，今天上午不上班，在大会议室开全体职工大会。进了会场，直到9点20，会还没开，书记安排我读报。9点40时，走廊里传来脚步声。书记在门口笑咪咪地叫我出去一下，说有事找你。我刚出会议室门，七八个民兵一拥而上，把我架进一个小房间。 房间空无一物，只在正中央放了一把椅子，四墙贴着醒目的黑体大字标语：“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子奋必须低头认罪！”“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几个人把我按在椅子上，其中两人紧紧揪住我的衣领角，仔细检查里面有无氰化钾之类的东西。那时电影里常有这种镜头：特工人员被捕时，只要咬一下藏在衣领角里的剧毒药品，立马就能毙命。紧接着扒光了我身上所有的衣服和鞋袜，给我换上一套全新的劳动布工作服。刚系好扣子，一群人反扭着我的臂膊，揪住我的头发，把我架往办公室外的露天会场。 我刚在会场露面，一阵震耳欲聋的口号轰然爆发：“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子奋！”“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揪出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子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一千多支胳膊随口号声一伸一屈，场景极为壮观。 当我被押到台前时，台下前排猛然蹿上十几个人向我扑来。一秒钟不到，我即被掀翻在地，身体的各个部位都挨了拳脚。我已分不清上下高低、东西南北，躺在地上只见拳头和穿着鞋子的脚在我身上运动。后来听到有人喊：“大家不要动手，大家不要动手！”但拳脚似乎并未停下来，直到会议组织者在喇叭里高喊：“大家注意，大家注意，我们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防止阶级敌人杀人灭口！”这些义愤填膺的革命战士才悻悻而退。我真该“感激”会议组织者的急中生智，否则，那天弄不好我真有可能被“灭了口”。 一阵口号过后，主持人军代表在麦克风中警告我：“方子奋，今天我们对你们这个反革命集团在沪宁线上全面实行了抓捕，你们的成员一个也没有跑掉！到这个地步，你唯一的选择是彻底坦白交代，否则李立荣就是你的镜子！”听到这里，我心一紧：李立荣怎么了？李立荣怎么了？李立荣到底怎么了？！ 正当我为李立荣忧心如焚时，忽然大会宣布：“现在由李立荣的哥哥李蔚荣发言。”随即李蔚荣站起来说：“李立荣前天上午已经被白下区公检法军管会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现在你必须老老实实坦白交代问题，争取从宽处理，否则你的下场是很可悲的。”这消息反而让我一颗悬着的心顿时放了下来：不就十年嘛，十年又能把我们怎么样？李立荣不过判了十年，曹汉华和我，还有其他几个朋友，谅也重不到哪里。 这第一次批斗大会开的很短，总共大约40分钟。此后又开过近二十次大小批斗会。由于我是“要犯”，军代表们可能真的怕有人对我“杀人灭口”，在后来的批斗会上倒也没受过拳脚照顾。我先是被关在农场的一间浴室内，由16个民兵分班轮流看守。8月24日转到白下区看守所，1970年1月初又转到南京市娃娃桥看守所。我被抓进去不久，李蔚荣也被抓。 南京有句顺口溜：“进了娃娃桥，小命就难逃。”娃娃桥看守所的看守，大部分是转业不久的军人，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有次我被提审，亲见一个身高一米九几姓穆的女看守（据说是体院排球队转业的）正在打一个女犯。这位穆管挥起手中一把锁号子门的大铁锁，对那个双手已被反铐的女犯人后脑勺就是一下。女犯人登时被砸倒在地，一边翻滚着身体，一边发出撕心裂肺的嚎叫。 有一次提讯，我坚决不肯按照提审者的意图供述。送我回号子时，审讯员同我那个号子（东大院7号，编号2605）的管理员陈“医生”耳语了几句。第二天清早起床时，陈忽然打开号子门，一下子把我拎到门外，二话不说将我反铐起来，并且嘎嘎响地把铐齿一直捏到底。我问他我犯了什么错误要戴铐？他骂道：“我***的，老子想铐你就铐你！谁叫你起床动作那么慢？”骂完在我脸上连扇几个耳光，接着打开号子门从后面一脚把我蹬了进去。20分钟过后，紧铐的手腕开始火烧火辣地疼起来，双手很快肿起，皮肤变成了紫黑色。一连三天晚上，都由于痛彻心肺而无法入睡，吃饭喝水全靠难友喂，大小便只能请别人解裤子擦屁股。直到第六天临近中午，陈“医生”总算大慈大悲开恩解了铐。松开后，双手已呈黑色，全无感觉，过了十天才能勉强活动。腕部被铐处，至今几十年后每逢阴天还隐隐作痛。 八十年代我平反后，曾多次想再去会会这位陈“医生”，但因各种原因未能实现。我倒不是要去算这笔旧帐，而是想恭恭敬敬请教他一个问题：在人类经过几万年的进化之后，他和他的一些同事们，怎么会把祖先的兽性如此完整地继承下来？从关押到判刑，对我大会小会批斗共19次。在对我的十余次审讯中，有三个问题一直被翻来覆去盘问，希望从中找出破绽。 第一个问题是我和李立荣、曹汉华、张稼山等4人在玄武湖、中山陵等地有哪些活动？我非常如实地作了回答。1967年初夏，我们四人去玩过两次玄武湖，还去了中山陵水榭亭。躺在如茵的草坪上，我们纵情谈论音乐、电影、文学，谈论各国风土人情，从玄武湖、中山陵的优美景色扯到瑞士日内瓦湖的风景。我们说，如果能到日内瓦去游览该有多好，可惜中国人要想出国比登天还难，这辈子看来是没有指望了。李立荣又谈到他旧时一个邻居，全家迁居香港，前些日子回来探亲，说香港那边自由得不得了，叫我们想都不敢想。谈到后来，都觉得我们这个社会一天都待不下去，如果有机会出国，一分钟都别耽误，等等。后来公检法军管会对我们这两次出游作出这样的结论：“多次在玄武湖、中山陵秘密聚会，策划叛国投敌事宜，由于其他原因未遂。”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这一伙人（李立荣、曹汉华、我、张稼山以及另外几位好朋友）在李立荣家开过多少次“会”，研究过哪些“问题”？这个问题实在太离谱，我实在无法回答。我和一些朋友确实在李立荣家常碰在一起，但绝大多数是谈音乐、听唱片、切磋演奏技巧，有时也谈论文学艺术，间或涉及文化大革命和时政，免不了对当局头面人物有所议论，对毛、林、江以及靠文革发迹，一夜之间爬到中央的新贵们进行一些抨击。至于在李立荣家开会，专门研究问题，这根本是从来没有过的事。鉴于在这个问题上我的口供同审讯我的人的要求距离太大，为此我吃过不少苦头。 他们的目的非常清楚，就是要将我们定成一个斐多菲俱乐部式的现行反革命集团，李立荣是我们的首领，他的家是我们的秘密活动场所，是召集反革命会议的会场。尽管我们同被关押的朋友们不约而同地严守界限，拒绝提供他们希望的口供，他们最终还是作出了以下结论：“张稼山、方子奋、XXX、XXX等人多次聚集在李立荣家，密谋反革命活动，系统地疯狂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第三个问题是要我揭发林舜英的所有“问题”。我最如实、最详尽供述的正是这第三个问题。根据他们提出的问题，我非常清楚他们想从我嘴里掏出哪些有关林舜英的内容。林舜英出身于大地主家庭，自小受过正规教育，加入过国民党，本人又是国民党官僚的太太，丈夫几十年来与人民为敌，最后潜逃台湾。这样一个女人，她能不恨共产党，不恨社会主义？再说，她的两个儿子都是仇恨共产党、敌视社会主义的现行反革命，这能同她没有关系？他们一直在让我明白：根据他们分析和掌握的情况，林舜英决不是一个小人物，她有重大的犯罪事实，现在就看你招不招供了。 对林舜英的问题，我写了几十页交代揭发材料，就我所看到、听到以及了解到的有关内容均如实作了供述，甚至连她平时的衣着习惯、菜肴口味这些生活细节都没有遗漏。不过，这份洋洋数千言的交代材料中，没有一个字提到林舜英有什么反动思想、反动言论，更牵涉不到什么现行反革命活动。这倒不是故意隐瞒、为她开脱，而是确确实实没有这种事。我在材料中详细介绍了林舜英如何胆小怕事，如何谨小慎微，并列举了很多具体事例来说明。例如，有好几次我和李立荣在小房间交谈，她会突然推门而入，怕我们在收听“敌台”。有时我们的谈话一涉及文化大革命，她会立即岔开话题，意思是叫我们别谈政治。如果我们不听，她则会训斥李立荣，搞得我都有点下不了台。有次她给武汉的大女儿写了封信，信寄出后忽然怀疑自己在信封上写毛主席语录时漏写一个字，急得一夜没睡，第二天清早赶到邮筒旁等邮递员开箱取信，直到证实自己信封上没有漏字后，心上的石头才落了地。 李立荣被关押后，她同世界上所有做母亲的一样，想儿子，替儿子担心，但从来没有为此发牢骚攻击过谁，更多的是默默流泪、强忍心中的悲伤。在与她认识的几年中，我时常在李蔚荣、李立荣兄弟面前半开玩笑地讥笑过林舜英，说她是个典型的树叶落下怕打破头的老太太。我甚至当面同她开玩笑，说她胆子太小了。她笑着说：“我们不能跟你们比。你们家是工人阶级，出身好，有点什么事别人不会计较。对我们这种家庭可不行。” 交上这份交代揭发材料后的次日，他们提审了我。一开始提审员就拍着桌子警告我：“你写了些什么揭发？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了！”我耐心地向他们再三保证，我说的绝对是实话，如有隐瞒，我承担全部责任。但他们根本不相信，认为我在为林舜英隐瞒、开脱，逼我“深入交代揭发”。最后我也急了，说那你们干脆列个草稿给我，让我按你们的意思照抄一遍好了。话音刚落，其中一位绕过桌子到我面前扇我两耳光，接着按铃叫人来把我送回了号子。 大约十天后，二位提审又来了，这次态度比上次好了一些。上次打我耳光的那位“启发”我：“你想过没有，1957年时，林舜英全家已经拿到去香港的护照了，后来为什么临时变卦不走呢？照理说，像他们这种反动家庭，做梦都想去台湾，现在倒奇怪了，护照发给他们，她居然不愿走了，你说这说明什么问题？”我说她是不放心留在大陆的大女儿，也有些舍不得那栋楼房。他不屑地瞟我一眼然后说：“不知道你是装傻还是太天真。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她之所以临时决定放弃去香港，是因为接到了台湾方面的通知，要她继续潜伏下来做特务。”话说到这份上，我已实在无话可讲。这是我在看守所里的最后一次提审，自此之后再也没有人来找过我。 1970年的8月，我已被判刑在南京长江砖瓦厂（后并入南京第四机床厂，统称江苏省第十一劳改队，编号10114）劳改，在瓦窑当出窑工。有一天我正出窑拖板车，值班干部把我带到办公室，说有人来外调提讯。这次来了四个人，自称是林舜英所在单位纸盒厂革委会的。一开口问话，我立马感到来者不善。这四个人的所有询问归结为下面几个问题：林舜英是如何幕后操纵你们反革命集团的？林舜英是怎样把你们拉下水的？林舜英同台湾、香港特务有哪些联系？林舜英在她儿子被捕后是如何指使你们进行内外串供、订立攻守同盟的？ 我把以前交代过的内容重复给他们听，他们先是怒不可遏，大声呵斥我“极不老实”。见我一幅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四人一齐冲到我面前将我按倒在地，其中一人一下子掐住我的喉咙，我顿时感到呼吸困难、眼前发黑。这时幸亏一位姓莫的值班干部听到响动闯了进来，见我被按在地上，立即为我解了围。他先是泛泛批评我几句，要我端正态度、老实交代问题，然后又对他们说：“不要急不要急，有什么问题慢慢问他好了。”四人对莫干事七嘴八舌地抱怨，说我实在太顽固，气焰太嚣张，不整整我的态度（整态度应列为文革术语）肯定不行。希望劳改队配合一下，先把我的态度好好整一下再说。莫干事对这个有益的建议并未回应，敷衍几句后，端把椅子在紧贴门口的树荫下坐了下来。经过这番折腾，四位来人大概考虑到毕竟是在人家地盘上，不能像在自己单位专案组里那样为所欲为，态度总算缓和了些。其中一位年龄稍大的甚至还关心起我的身体来：活重不重啊，吃不吃得消？家里有人来看你吗？要不要我们替你捎个口信？ 看到他们的表演，我不禁心里暗笑。你们也太小看老子了，就凭你们这几个三脚猫，就能把我摆弄得像只耗子一样服服贴贴？我倒要看看你们还有哪些高招！于是我不停地揉着刚才被他们卡过的脖子，抬头死死盯住天花板，任凭怎样提问，都以“没有新的补充”，“该交代的都交代了”作答。我这种软硬不吃的态度很快又激怒了他们，有个皮肤白皙约莫30岁的高个子，火气特别大，几次站起来冲我吼道：“你今天不老老实实交代，绝不会放过你！”后来还杀气腾腾向我示威：“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把你们这些反革命斩尽杀绝！特别是像你这种顽固到底的反革命！”面对他的暴跳如雷，我依然盯着天花板不为所动。就这样一直耗到天黑，四位大概看我们劳改队并无招待晚餐的诚意，终于一个个背起黄书包悻悻离去。 在送我回监房的路上，莫干事对我说：“以后有人再来外调提审，态度上好点，省得找苦头吃。”寥寥数语，顿时像一股暖流注入我僵冷的心。作为一名管教干部，不仅及时阻止了对犯人施暴，事后还这样含蓄地安慰我，确实够难为他的了。这位莫干事生就一副凶神恶煞的黑脸，见者无不生畏，而心地却非常善良，犯人们背地里都称他为“莫菩萨”。多年来我一直感念这位莫干事，1975年时听说他患癌症不幸去世了，令我唏嘘不已。世有“好人无长寿，恶人活千年”之说，有时还真tmd如此！像莫干事这样的好人，竟然在四十多岁时英年早逝，而那些手上沾有无辜者鲜血的家伙，现在仍然一个个天天坐在老干部活动室里打桥牌、搓麻将颐养天年。 号子里几乎每天都有新人进来，原来地板上人均二尺宽的铺位已缩减了将近一半。听新进来的难友介绍，外面到处在抓人。解放后曾任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方征，不知犯了什么事，也关进我们这个号子。他晚上偷偷告诉我：“这种迹象不是好事，只有解放初期镇反时才有过。”这位公检法老前辈的预感果然很灵，就在他说这话的十来天后，南京市迎来第一场对现行反革命的屠杀。 1970年3月6日，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早晨起床后，管理员拨开号子门上的老虎窗对我们下命令：“各自坐在铺位上不准走动，等会有重要新闻广播。”平时早饭前全体起立“早请示”背语录的常规也宣布暂停。更令人感到反常的是，往日极为准时的午餐，居然整整提前了一个小时。号子里的喇叭从早晨起就反复地播放革命歌曲，一遍接一遍毫无间断，而且声音大得出奇，少说也在七八十分贝以上。方征悄悄告诉我：“今天恐伯要有大行动。喇叭里这么大的声音是为了盖住外面大院里的什么响动。”事后证明，这位法院老院长的判断真tmd太准了。起床后的一系列反常现象，令全号子难友惊恐不已。 中饭结束后，一个个惴惴不安，坐在铺位上胡乱猜测。这时，我们的牢门砰地打开，那位陈“医生”背着双手站在门口盯住我说：“2605，把东西带出来！”我愣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是在喊我，赶紧连声答应。同室难友一齐过来帮我整理铺盖和换洗衣服，一面低声告别。平时同我最谈得来的马聚尘和那位法院老院长，更是再三叮咛我多多保重，日后再见。我把牙膏、草纸、肥皂全部留给了难友们，一手拎着裤子，一手夹着铺盖，出了号门。 我被身后的陈“医生”押着，走到东、西大院汇合处一个被犯人们称之为“柜台”的地方，看到我的几个朋友已被反铐双手蹲在那里。放下铺盖，我也立即被反铐双手命令蹲下。我扫了几位朋友一眼，有李蔚荣，有张稼云，还有Z和C。张稼云和张稼山是同胞兄弟，都是我和李立荣的朋友。张稼山没在这里，我还为之庆幸：总算没有被一网打尽。 张稼山身材不高，体型魁梧，心地极为忠厚，为人乐观开朗，白净的脸上似乎总挂着愉快，一双略带女性化的大眼睛看人时，总透着亲切温暖，使人特别容易亲近。稼山和李立荣是街坊，从小一起长大，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稼山和我有一个共同爱好，喜欢黄梅戏，尤其特别喜欢严凤英演的《天仙配》和《女驸马》。1968年严凤英在合肥挨斗，我曾连写三信叫她到我们的农场来暂避风头，张稼山甚至几次想去合肥把严大姐救出来，可惜最终未能去成。后来得悉严大姐不幸自杀，我和张稼山一边喝酒一边挥泪，发了狂似地诅咒这个罪恶的现实。 20分钟后，我们五人被押上一辆黑色囚车，另有八九个犯人陆续被押上来。随着一路凄厉的警笛声，很快到了五台山体育场。大约半小时后，我们每人身后由两名人高马大的士兵一左一右架着，弯着腰走到主席台旁一块空地上就地蹲下。紧接着，十几名被绳子紧紧捆绑的犯人押着经过我身边，这时我看到了张稼山。他被绑着，由于绳索勒得太紧而哎哟哎哟呻吟。片刻之后，当大喇叭里响起“把罪犯押进会场”时，我像一只鸡一样，双脚悬空被拎上主席台的边侧。脚刚落地，身后的人一把揪住我的头发强迫我抬头“亮相”，另一人则抽紧勒在我颈项上的绳圈。整个五台山体育场，除了四百米跑道上没有人外，看台、盆地中央的赛场以及其他边边角角全部密密麻麻挤满了人群。我心里估算了一下，少说也有十万之众。就在我稍一分神之际，只听大会主持者大声命令：“把张稼山现行反革命集团所有罪犯押过来！”登时我们被反架着在审判席下一字排开，弓着腰低头听候宣判。 一段不算太长的罪名念过之后，宣判人提高嗓门宣布：“判处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张稼山死刑，立即执行！”吼声刚落，陡然间起了一阵骚动，只见好几个兵一齐向排在左一的张稼山涌去。我听见张稼山挣扎着要喊什么，由于喉咙被绳圈紧紧勒住而只能发出含糊不清的哇哇声。我弯着腰斜眼看去，七八个人在死命按住张稼山，而他仍在拼命挣扎。三个小时前我蹲在娃娃桥看守所“柜台”旁时，还暗自庆幸这次张稼山总算没被卷进来，做梦也没想到转眼间他竟一下子成了我们的“首犯”，而且是死刑立即执行！接下来是对我们五个人的宣判：C被判有期徒刑20年，张稼云是15年，Z也是15年，我被判了10年，最后是李蔚荣，8年。 在我们后面是对另一个现反集团的宣判，首犯名叫厉功友，是个复员军人。他和六七个下关的小混混经常一起喝酒乱侃，天南海北，无所不吹，最后稀里糊涂成了现行反革命集团。厉功友获刑无期，1978年底第一批被平了反。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马聚尘。上文提到，就在当天上午10点多钟我在牢房整理铺盖时，马聚尘还热心地过来帮我收拾铺盖并互道珍重。仅仅三小时后，他也被绑上了五台山公判大会的审判台。他和他的姨父、南京二中校长兼党支部书记王飞一同被判了死刑，罪名是“叛国投敌”。他原是南京第二锁厂的出纳会计，1968年秋和姨父王飞从南京飞到昆明，再转车去云南边境，打算从那里越境到缅甸，中途被当地民兵截获，押回南京，关进娃娃桥。我刚进7号牢房不久，通过简单交谈就看出这是一个有思想、有抱负的青年。和我一样，他爱好文学艺术，写得一手好字，对当时中国的政治黑暗极为反感。在我被反铐的六天五夜里，都是马聚尘喂饭喂水、料理大小便，并不时悄悄鼓励安慰我。这份珍贵的情谊多年来我一直铭感在胸，可惜永远没有报答的机会了。 3月6日这次公判大会，共判处死刑立即执行11人。其余十几人分别被判处无期和有期徒刑。所有被判死刑的，是清一色的“现行反革命”！公判大会结束后，我们分别被押上十几辆敞篷军车游街示众。南京30万人被组织起来列队立于市区主干道两旁，像欢迎来访的外国元首一样夹道观看长长的刑车队。前面六辆是死刑车，每车有两名五花大绑的死刑犯被架在车厢前面，颈背插着一米多高的亡命牌。随着车队的缓缓行进，11支白色亡命牌在半空中微微摇曳。我被押在7号车上，被判死刑者的头被紧紧捺住低下，而我们则由身后当兵的揪住头发强行仰头“示众”。 刑车队从五台山体育场北大门开出，沿广州路转向中山路，向新街口广场前行。行至新街口曙光理发店（南京有名的大理发店，现已拆掉，位于新街口邮局对面）时，车队忽然停了下来，只听人群中有人在喊：“曙光理发店二楼有人拍照。”顿时，不少军警和便衣纷纷向曙光理发店跑去。不知是否找到了那位摄影爱好者。这位摄影者是出于好奇，还是另有考虑，想记录下这精彩的历史瞬间，多年来我一直想探个究竟，也很想知道这位摄影爱好者后来的下落，但至今不得而知。 约三分钟后，车队继续前进，经新街口广场向左拐上中山东路，然后右转驶入太平路，再右转进升洲路，行至白下路口，我们后面的车子停了一下，前面六辆死刑车直行往升洲路方向一直去凤凰西街枪毙人的刑场。看见前面车子直行，我知道张稼山最后的时刻到了，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架我的两个当兵的见我哭，倒没怎么为难我，只是揪住我头发晃了晃我的头，低声呵斥我别作声。死刑车队去后，我们的车队由白下路驶回娃娃桥看守所。 这就是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南京有名的“三六公判大会”，也是南京成批处决现行反革命的首场。此后，4月28日处决12名，7月24日处决24名，12月10日处决10名，另有不少现反被个别处决，具体数字无法统计。上述成批处决的现反中，4月28日处决的张明才反革命集团首犯张明才，7月24日处决的王同竹反革命集团首犯王同竹，与我均有一面之缘。 在这4批集体处决中，最震撼人心、最骇人听闻的当数12月10日那一场，我情同手足的好友李立荣与他母亲一同被判死刑，绑在同一辆刑车上走向刑场。这四批被处决的现反，1980年经复查后，全部被确定为冤杀、错杀，无一例外。也就是说，冤杀率为百分之百！ 三六公判大会的第三天，1970年3月9日，我被送往南京长江砖瓦厂，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十年铁窗生涯。 我在投入劳改后，除了前面提到的外调林舜英一事外，一直得不到李立荣和林舜英的消息。我一度还在想，等我熬满十年，毕竟还能再见到李立荣，那时劫后重逢的场景将是何等令人激动！我们都是判的十年，但这十年徒刑是摧毁不了我们意志的。十年之后我们一定会更成熟更坚强，我们一定会勇敢地面对险恶的后半生。 1970年是我劳改岁月中最难熬的日子。我被分在八卦窑出窑，窑洞里的气温达到摄氏70度，汗水滴在刚刚开窑的瓦片上立马挥发成一个白点。每天拖着一千多斤的板车从高高的窑顶沿着螺旋形陡坡向下走时，我的每一根神经都在颤抖，只要脚下一滑，不死也要脱层皮。疯狂出汗，需要不断地大量喝水。我一位极知己的难友曹治平先生，当时和我一同出窑，他曾替我数过，有一次我一口气喝过24竹筒水，加起来相当于5000毫升！ 一面是极度繁重的体力劳动，一面则是极度的饥饿。每顿饭只能管一个小时，其余时间都在两眼发青地巴望着下一顿。繁重的劳动所造成的疲劳，加上无休止的饥饿，使人变得极为虚弱。夜晚上厕所，必须手扶墙壁慢慢挪，否则会一下子瘫倒在地。我感到自己已经快要退化成低级动物了，每天头脑里想的尽是吃、吃、吃，吃饱后能在地上一动不动地躺着。人类的一切情感似乎在我身上都已不复存在，每天早上眼一睁就巴望着开饭，然后又巴望早点收工、早点结束学习、早点躺在铺上进入梦乡，忘掉眼前的一切。在这种非人的恶劣环境里，只有最后一丝人性勉强支撑着我：为了不让我慈爱的双亲伤心，我得咬牙活下去。每当想到李立荣此刻也在另一处和我一样备受折磨，他也会有同样的感受，也同样会想到我时，我的心多少又会增加一点活力。我始终记得我们多次在一起说过的话：我们今生唯一的希望只是“时间”。我们毕竟年轻，那个高高在上的独裁者已到耄耋之年，不管他的喽罗们怎样天天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他怎么也耗不过我们。“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只要他一翘辫子，中国的一切都会有重大改观！目前我们最重要的是一定得咬紧牙关活下去，只要能活下去，总有希望。遗憾的是许多人没能活到那一天，遗憾的是李立荣是其中之一。 1970年12月11日，这天是劳改犯家属接见日。我的老父亲在接见时偷偷告诉我，就在前一天的12月10日，南京又开了公判大会，李立荣和林舜英母子二人一同被判了死刑，并在会后绑到凤凰西街执行了枪决。这个消息就像五雷轰顶般一下子将我炸昏了，眼前顿时一片黑暗。无边无际的空虚绝望，像海上的浓雾包围着我，我感到透不过气来，窒息的痛苦在吞啮着我的每一个细胞。我已记不清老父亲后来是怎么离开的了，只依稀记得那天我在监房的院子里像一只孤独的狼一样，反复来回不停地走动，不时仰望电网高墙内狭小的天空，希望苍天能幻化出林舜英、李立荣母子亲切的面容。但我感受到的只是冰冷的细雨，看到的只是绝望的铅灰色的天空。我的反常举止引起了一些“劳改积极分子”的注意，当晚管教干部找我谈话，严厉斥责了我。 李立荣死了，林舜英死了，曹汉华死了，张稼山死了，我一生中最亲爱的朋友都死了！而我居然还活着！我为什么还要活着？为自己？为父母兄弟？我什么也说不清，我已失去了为什么活下去的明确动机。要说还有点什么的话，那只是在心灵深处隐隐还保留有一点残存的信念：总有一天——只要我活着就能看到——眼前的一切都会有一场大改变。到那时，独裁者和他的爪牙们将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到那时，民主将取代独裁，自由将取代专制，光明将取代黑暗，正义将取代邪恶，人们将不再会终日生活在政治恐怖之中，爱情、友谊、人类一切美好的感情，都会在灿烂的阳光下自由地流淌。总有一天，我会用我的方式揭露出在那暗无天日的岁月里曾经发生过的那些骇人听闻的罪恶，让人们了解罪恶的真相，罪恶的实质和罪恶的根源。也许正因为有这么一点点残存的信念，我才咬紧牙关苦苦熬了过来，没有让自己沉沦为一具行尸走肉，也没让自已的大脑被“洗”成一团浆糊。 有关李立荣和林舜英最后的情况，从1970年底直到我刑满出狱的1979年8月23日，我在里面一无所知。出狱后，我通过李立荣的妹妹、李蔚荣的夫人、当年曾与李立荣同在溧阳社渚农场劳改过的一位难友、在1970年12月10日公判那天亲眼目睹李立荣母子被害经过的几位熟人，才大致了解到事情的梗概。 就在我被判刑之后，李立荣突然从他劳改所在的溧阳社渚农场被押回南京，关进了娃娃桥看守所。他又黑又瘦，原本清癯的脸上有几处明显的伤痕，平时坐在地铺上一动不动，成天一声不吭，两眼盯住墙壁几个小时也不转移一下目光。同号难友问他犯了什么事，他只是轻轻地摇摇头。这位难友看着他进号子，又看着他最后被带走，从来没有听到李立荣讲过一句话。1970年12月10日那天，上午11点多钟他被带出号子，临走时什么东西也没带，此一去就再也没有回号子。  1969年初，中苏多年交恶之后终于在珍宝岛爆发了武装冲突，两国关系顷刻之间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中国当局外部面临苏联的强大军事威胁，内部是一片分崩离析景象。尽管毛声嘶力竭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但这丝毫没能延缓中央内部相互倾轧、争权夺利的步伐。全国各地生产停顿，财源枯竭，民生凋敝，满目疮痍。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要想抵御苏联的军事进攻，单凭破釜沉舟的决心（毛告诫全党“要作好打仗的准备，要作好打核大战的准备，要作好死一半人的准备”）显然是不够的。除了在军事上拼凑力量准备应战，能打一仗是一仗，动员全体老百姓“深挖洞、广积粮”，能躲一时是一时之外，剩下来最重要的事就是“攘外必先安内”了。安内的不二法门自然是阶级斗争，对那些无法被洗脑的人从肉体上加以消灭。正是出于这种伟大的战略部署，中共中央于1970年1月下达了一个三号文件，在全国范围开展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运动。一打是主要目的，三反是在运动中附带搞点副业创收。这个一打三反，实质上是对全体老百姓实施精神强奸，向任何敢于不满乃至反抗者广开杀戒。这就是1970年春李立荣被从劳改场提回南京重新发落的时事背景。 一打三反开始后，当局发现运动前不久对李立荣的判刑过于心慈手软。李立荣出身反动家庭，长期以来思想极为反动，一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如此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仅仅判了十年徒刑，简直是对党和人民严重的不负责任！那么，李立荣一案怎样操作才能将其由十年徒刑变为死刑立即执行呢？根据我十年的劳改经验，劳改当局如果有心要某个犯人“升级”，只需像唤狗一样召集几个劳改积极分子开个小会，秘密布置一下，积极分子们马上就心领神会，明白该怎么做。第二天一大早，对当事人的揭发检举材料就会像雪片一样塞满管教干部的口袋，要什么有什么！就凭这些雪片，就能成为某人加刑乃至枪毙的铁证！李立荣死刑判决书的罪状里就有此类内容：“在劳政期间，坚持反动立场，继续散布反动言论，为首组织逃跑集团，煽动犯人闹事。”这些罪状在1979年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平反判决书中以“经查，并非事实，应予否定”一语推翻。 林舜英被抓进去两次。第一次是在我被抓后不久，大约榨不出什么油水，关了两个月放出来了。第二次是1970年5月，正是一打三反如火如荼之际。她在里面什么都没承认，曾经两次绝食，被送到红十字医院强行撬嘴灌食。最后提审时，当听到提审人员宣布李立荣和她的罪状，从而明白和儿子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时，这位年届六旬的老太太竟然像条母狼一样向审讯者疯狂扑去。母性和人格的尊严，使这个一辈子胆小怕事的女人战胜了一切恐惧，陡然间变成了一条在绝境中不顾一切护崽的母狼！她的罪状是：“与XXX、XXX、XXX等多次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支持李立荣猖狂进行反革命活动”。 1970年12月10日这一天，南京市五台山体育场迎来了本年度最后一次公判大会。林舜英母子一同被绑在第一部刑车上，七八个身材魁梧的军人紧紧按住捆得死死的母子二人。由于无法正常呼吸，二人的头都耷拉了下来。周边的人无法看清他们的脸，母子俩留给人世的最后印象是他们头顶上那高高竖起的亡命牌，以及林舜英那头在寒风中飘拂不定凌乱的白发。 这天上午是多云天气，时而还能见到阳光。到了午后，天陡然阴了下来，刺骨的寒风挟着凄厉的警笛声在阴冷的上空回荡，惊惧和恐怖笼罩住整个城市。刑车经过的每个路口都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到处可见荷枪实弹的军警，全城成了一个大刑场。数十万人列队夹道来接受“教育”，来亲眼看看现行反革命的下场。 长长的刑车队伍在已实行戒严的市区主干道上缓缓行进。刑车过处，两旁的人群就出现一阵骚动。人们禁不住交头接耳，议论第一辆刑车上的那对母子，不时发出声声惊叹，惶恐和惊悸象瘟疫一样迅速在人群中扩散传染。一时间人们甚至怀疑起眼前所发生的一切，究竞是身边的残酷现实，还是一场可怕的噩梦。人，杀的太多了；反革命，枪毙的太多了；公判大会，判刑布告，刑场毙人，早成了司空见惯的事。对某些人，这些事就像走进电影院看一场革命影片一样平常，而且连票都不用买。可是，这次毕竞不同以往，六十岁的母亲和二十多岁的儿子竟然一同犯了现反大罪，同时杀头，而且绑在同一部刑车上游街示众，然后送去刑场，这绝对是史无前例的革命新生事物！这一切，即使对那些见惯了屠杀，见惯了流血，神经已变得麻木的人，在亲眼目睹这种人间惨剧时，也身不由已地不寒而栗。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李玉和母子的同被处决，与李立荣母子的同被处决，是虚构情节与客观事实的偶然巧合，还是后者对前者的刻意效仿？日本鬼子当年杀的可是货真价实同他们作对的中国人，而如今要杀的这位白发苍苍的母亲和他文静的儿子，真的能像李玉和母子反抗日本人那样对当今的中国政权构成严重的威胁？历史，难道真的非要时时刻刻祭起种族仇恨、阶级斗争这些嗜血法宝，以人头和鲜血为代价，通过永无休止的相互仇杀来开辟自已的道路？  《红灯记》这部以煽动阶级仇和民族恨为主旨的革命样板戏，几十年来久演不衰，其中有一个情节上的失误。鸠山在刑场处决李玉和母子时，事先没有想到割断他们母子的喉管或套上一个绳圈，竟让李玉和母子能在枪口下从容不迫地喊完一长串口号后才慷慨就义。我们这个最讲人权、最讲人道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枪毙反革命时都会采用各种革命措施，不让他们临刑前发出声来，而凶残成性的日本鬼子居然允许要处决的犯人临死时想喊什么就喊什么，这岂不是表明日本鬼子竟然比我们还讲人道、讲人权吗？这不是美化敌人、诋毁我们自己吗？我曾多次考虑过这个情节瑕疵，会不会是编导们一时疏忽所致？《红灯记》可是当年革命文艺的伟大旗手江青女士亲自把关的经典革命样板戏，以她雷厉风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是绝不允许哪怕是在最微小的细节上存在差错的。那么，这莫非是故意如此安排，以便让人们看了日本鬼子怎样杀人、中国的新生红色政权又是如何杀人后，进行相互对比，从而反衬出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愚蠢透顶，中国红色政权的大智大慧，进而表明中华民族对日本大和民族在智商方面占有压倒优势？ 南京对所有现行反革命的屠杀都在凤凰西街尽头一片坟场里进行，这条凤凰西街至今还横在那里。在对林舜英母子身后事宜的处理上，当时办案的公检法人员表现得颇为宽容：事后他们没有要李立荣在南京的两个妹妹补交枪毙她们母亲和哥哥的二角钱子弹费，而当年林昭的亲属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林舜英母子行刑的下午，李立荣的两个妹妹躲在一间门窗紧闭的小屋内抱头痛哭，这一哭就是三天三夜！这天晚上，我的老父母亲在家中黯然垂泪。他们都了解林舜英的为人，熟悉她的忠厚慈祥、心地善良，怎么也想不到这样一位阿弥陀佛的老好人会遭如此厄运。父亲忿忿不平地对母亲说：“当年在长辛店我们那样罢工闹事，吴佩孚都不敢开枪，现在对李妈妈（他们就着小辈称呼林舜英为李妈妈）这种老好人都能杀，成了什么世道！这些狗日的怎么下得了手！”这是一个参加过二七大罢工的老工人的朴素评价。 林舜英、李立荣让南京几百万市民从她们母子同时被杀中，亲身感受到了红色恐怖，进一步了解了阶级斗争到底是什么。血淋淋的事实告诉人们，阶级斗争这把高悬在每个人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剑，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落下，叫人身首异处，防不胜防。任何人，不论身居何位，如何小心，力图自保，都由于绝对不可知明天自己会不会成为这柄剑的牺牲品而终日惶惶不安。全体臣民即使都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俯伏在君王脚下，三拜九叩，山呼万岁，但为了贯彻他的“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圣旨，还必须从中挑出5％的臣民，先将其制造成斗争对象，再用他们的鲜血来涂抹宝剑的锋口，防止生锈钝化。 1970年12月10日的那个晚上，人们坐上饭桌后，首要的话题必然是下午发生的事，那第一部刑车上的母子，那绑着的花白头发的母亲和绑在身旁年轻的儿子，那高高竖起的尖角亡命牌，那令人心惊肉跳的警笛。那时已能记事的孩子，现在有四五十岁了，他们应该记得当年父母讲述此事时脸上那惊恐不安的神情，以及“要听大人话，不能在外面瞎讲瞎说”之类的忠告。现年五十多岁以上的老南京人，提起那次母子一道被枪毙的事，大部分人还都记忆犹新。2005年，我专门作了一次随机抽样调查。在我问的三十个五十五岁以上的人中，有四人曾在当年亲眼看到林舜英母子游街，有七人的家中成员（包括亲戚）看到过那次游街，有六人听别人说过此事。遗忘是人类的天性，但有些事是永远忘不掉的。 林舜英、李立荣母子被枪杀后的第十天，已去台湾多年的李剑文先生在日本东京举行了一次一百多名各国记者参加的者招待会，声泪俱下地向记者们披露了妻儿在大陆惨遭杀害的情况。与妻儿永别三十八年后的1989年，两岸关系有所松动，李剑文以九十高龄之躯重返大陆探亲。在慧园里老宅，老人提及惊险的往事唏嘘不已。 1970年一年中，我一生中最亲爱的朋友李立荣、曹汉华，我尊敬爱戴的林舜英女士，还有我熟识的坦率直爽、为人仗义的朋友张稼山，在那场疯狂屠杀中先后惨遭杀害。那一年，林舜英六十岁，李立荣二十六岁，曹汉华二十六岁，张稼山二十九岁。一个花甲老人，三个有为青年，在那个红色年代，他们殷红的鲜血和成千上万无辜者的鲜血汇在一起，染红了红色政权，染红了革命红旗，染红了红色江山，真正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十年后，1980年，林舜英，李立荣，曹汉华，张稼山，先后被平反。林舜英和李立荣平反后，家属从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共领到死亡补偿金1400元，每条人命700元。张稼山生前没有正式职业，死亡补偿金只有300元。弟弟张稼峰去法院交涉，问杀一个人怎么只补这几个钱，得到的答复是：“我们是严格按党的政策办的，该给的就给，不该给的不给，该给多少就给多少，既不能多，也不能少。”经再三据理力争，又补了300元。张稼山29岁的年轻生命，作价600元冲抵了账，一次结清。我们这些未被处决而活下来的人，平反后由原工作单位补发坐牢期间的工资。我劳改十年，农场补发我十年工资，总计3420元，扣除十年坐牢期间的伙食费和衣服费1680元，净落1740元。一个无辜的公民被判刑，而后又被平反出狱，却要补交伙食费，这不是某一部门、某一地区一时心血来潮，当年全国到处都是如此办理的，这是“党的政策”。 ———————————————————————————— 红日初生，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泄汪洋。 梁启超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