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五类忆旧》第十四期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if !mso]> <![endif]–> <img src="file:///C:/Users/H/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jpg" height="179" width="396" alt="" />      卷首文—— 我为什么不担心毛左复辟    焦国标   许多人担心毛左复辟，我不担心。为什么？首先它不可能复辟，其次即便它真的能复辟，也轮不到我担心。 先说为什么毛左不可能复辟。毛左大本营乌有之乡“公诉”辛子陵和茅于轼先生，纠集5万人签名，看起来其声势洋洋乎大哉，其实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莫说公诉两个“人”，在中国，就是公诉伟大的上帝，随便纠集50万人小菜一碟。 最近有外国记者问我“黑五类忆旧”用英语应该怎么说，我说大概可以翻为“Black five classes recalling the past”，然后再给Black five classes加注：Five types of political pariah during Mao\’s time（毛时代的五种政治贱民）。有一种国粹叫株连，五种政治贱民加上被株连的亲属，直接被毛左祸害的人不下1亿人，这1亿人大约不会参与公诉辛、茅。从毛时代走出来的其他几亿人，政治上虽未遭大伤害，起码遭受过毛时代的物质匮乏之苦和视觉、听觉方面的人道、良知伤害。因而如果发起挺辛茅签名，就不是5万人签名的问题了。 乌有之乡的公诉签名，与其说是倒茅，不如说是练兵。通过签名，发展下线，结成一张潜在的网，一旦风吹草动，可以立即全国发起“啤酒馆暴动”。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爱权也要取之有道，企图通过复辟毛左获得政治红利，是最邪恶、最丑陋不堪的攫取权力之道。公诉辛茅固然可恶，可是最近上海发生警察殴打“公诉人”的事件也很糟糕，与警察殴打其他访民一样糟糕。不该打。当今中国左派右派有一个根本的不同：毛左常常吆喝政府去杀这个去灭那个，右派却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今天政府终于打你了，有何感想？ 再说为什么即便毛左复辟也轮不到我担心。轮不到我担心轮到谁担心？第一，轮到当今中国最统治集团担心。为什么这么说呢？辟者，君位也；复辟者，恢复原君位也。倘恢复原君位，那么对现君位怎么办？当然只能扫走铲掉，就像当年毛左狂潮扫走铲掉刘少奇一干人一样。毛左的本质是要躐等上位，因而今天倘若毛左复辟，最危机的当数今日处于中国社会金字塔顶端的北京最高权力集团，因而若论担心，当然是该他们担心。 第二，轮到企图借复辟毛左浑水摸鱼的人担心。为什么这么说呢？试问当年毛左得势时的权豪势要诸君结局如何？无一人得善终。因而可以毫无悬念地说，且不说欲借复辟毛左攫取权力不可能，即便可能，最后的下场也与当年毛左横行时的横行分子没有两样。对于这样的人生结局，他们理应忌惮，理应担心。即便他们奉行过把瘾就死，可问题是世间事是死了也没完，毛死了，事完了吗？ 毛左是噬人和自噬的妖魔鬼怪，有这两种人在前面顶着被毁灭或自毁灭，离我毁灭很遥远，正所谓天塌下来有高个的顶着，末日审判来了有罪大的顶着，我何忧焉？                                              目     录 我们的父亲母亲………………………………………姚蜀平（05） 开明地主爷爷…………………………………………王乾荣（12） 石桥公社的专政队……………………………………杨文培（16） 地主崽怒杀队长………………………………………杨文培（19） 文革整人术语解………………………………………张允若（23） 党员的孩子写反标……………………………………杨文培（25） 入社之劫………………………………………………刘 英（28） 海晏叛乱的回忆………………………………………铁穆耳（30） 乡村大游斗……………………………………………王俊义（33） 南京青年陈卓然………………………………………毅 然（36）     《知青之歌》案………………………………………苏 北（37） 王亚卓致信黄帅案……………………………………京 麾（41） 大兴大屠杀……………………………………………京 诧（44） 道县大屠杀……………………………………………湘 子（48） 邵阳大屠杀……………………………………………莲 清（67） 全州黄瓜冲坑杀案……………………………………桂 冠（71） 常宁大屠杀……………………………………………萧一湘（73） ———————————————————————————— <img src="file:///C:/Users/H/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6.jpg" height="183" width="399" alt="" /> 亨利八世虽然剥夺了教会的财产，死时还是两手空空。 英国谚语/焦国标书       我们的父亲母亲    姚蜀平   1966年8月，北京红卫兵大轰黑五类离京，在锦州部队工作的三姐来信说，父母不属于黑五类，不能走。父亲姚剑鸣1948年随国民党110师师长廖运周（地下党员）起义，解放后被安排在湖北省建二公司工作，退休后获准把户口迁到北京与儿女一起生活，哥哥所在的中国农机化科学研究院还给父母分了房子。 北京开始出现打死人的情况。一天，双臂被打得又红又紫的哥哥从看管室溜出来，偷偷来到大姐家，劝告暂住在那里的父母立即回武昌原单位，说原机关的人最了解父亲，不至于拿他的历史随意做文章。母亲想了想，默默点头同意了；没想到，一向沉默寡言的父亲突然端起一个方凳，极为愤怒地猛地砸向地面，喊道：“我走！我走！我连累你们！”我们只有沉默。 当天晚上，我和哥哥必须赶回机关接受批斗，母亲拖着她那患小儿麻痹症留下的跛腿，依依不舍地送我们到门口。她抚摸着哥哥的伤臂，从容镇定，真情、坚决、清晰地说了一句话：“我到时候是会自己解决的……”我们有些茫然，不理解她怎么会冒出这句无头无尾的话。我们心里有些难过，可绝没想到这句话就是她决心勇敢坦然地面对厄运的最后遗言。 次日，父亲执意要回农机院宿舍拿一些日用品和换洗衣服，竟一去不复返。他被居民委员会的造反派和红卫兵扣住了。父亲不回来，母亲急得一夜没睡好。次日早晨天一亮，母亲坚持要回去看看，也是一去不复返。下午，我给大姐打电话，问父母的情况，她急迫地要我到她家去。大姐告诉我，她给母亲住处打电话（走廊上有个公家的电话），不是邻居喊“姚大妈”的声音，而是居委会的人接的，凶极了，根本不准母亲接电话。一定是情况不好，大姐不要我回母亲处。 过去每到星期六，单身的我都回家陪伴双亲过周末。今天又是一个星期六，我却有家回不得了。后来父亲说，当时在鞭抽棒打时，他和母亲不是想的痛不痛，而是最担心小女儿这时回来。晚上，我和大姐面对面坐着，干着急，苦熬着。突然，在部队工作的另一位姐姐身穿军装急匆匆地闯进门来，告诉我们：她刚回了农机院宿舍，一进大门就感到气氛不对，正在开斗争会。红卫兵没有拦住这个穿军装的女解放军，一位好心的邻居悄悄地、严肃而坚决地告诉她：“赶快走！赶快走！” 我们心里明白，父母极可能是在斗争会上。我们三姐妹在焦急中从傍晚苦熬到清晨。第二天是星期日，我们想等哥哥来一起商定如何送走父母这个大问题。哥哥应该设法再从看管室溜出来与我们商议，可是，又是一整天，从早到晚，不见哥哥的影子，父母那边更是渺无音信。我们心乱如麻，又不敢轻举妄动。 后来知道，哥哥那天早晨就由农机院的两个红卫兵押送给外馆中学的红卫兵，脖子上挂“反革命分子姚监复”的大牌子，与被打得背无完肤的父亲分开接受残酷批斗。半夜12点，农机院的红卫兵乘卡车来，看哥哥还活着，大骂：“他妈的，老子来收尸，你还活着！滚回去！”这样的一天，他怎么还能见我们？ 　　 星期一，我必须去机关上班，接受革命群众的大批判。在批斗大会会场，忽然广播里叫我的名字，通知我马上回家。我预感到发生了什么事故，匆匆向家里赶去。路上迎面遇到一位妇女，看上去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的夫人。她边走边强忍着哭泣，脸色痛苦异常，这更增加了我心中的惊慌和担心。 奔上农机院宿舍北楼二楼，一走廊的人群，紧紧围在筒子楼厕所对面父母住的那间小房间门外。一个身穿旧黄军装，左臂戴着红卫兵袖章的中学生，坐在房门口的小凳上。他看上去只有十三四岁，验明我的身份后，准许我进入自己的家门，还说：“你们挑吧！还有什么要拿的，可以拿走。” 进屋一看，我的心像刹那间被扔进了冰窖，全身都缩紧了。啊！这是什么景象啊！没有一样站立的家具，没有一样完好的东西，没有一张没有撕裂的纸片、古画和照片，没有一件没有打碎的器物！从三姐从苏联带回的手风琴到床上的被褥、枕头，从书报到衣箱，从我放在父母处的每月工资的银行存折到母亲珍藏几十年的翡翠结婚戒指……统统抄走了。15平方米的地面上，满满地覆盖着那些被撕碎、被打烂、被砸坏了的东西，我的一生从没有见过比这15平方米更加凌乱、更加凄凉、更加沮丧、更加惨痛的地方。 我的哥哥、姐姐都先来了，他们蹲在地上翻着、拣着，我也随着他们漫无目的地在这似乎被千军万马践踏、蹂躏过的15平方米的水泥地上翻找着。我们不敢互相看到对方的眼神，怕充满眼眶的泪水流出来，怕哽咽在喉咙里的哭声哇的一声爆发出来，都低下头来凝视地面。我们翻出父母和参军的姐姐们的半张军装照，盯着我们的红卫兵立即把它抢过去，再用力地撕成更碎更碎的碎片。我们又从乱纸堆上发现父母的半张信纸，红卫兵又夺过去，再撕成更碎更碎的碎纸。这时，突然进来一个可能是重要人物的红卫兵，是个女的，也只有十几岁，长得十分清秀。我迷惘了，无论如何也无法把如此清秀的面容同如此凌乱、凄惨的15平方米的地面联系起来！从那天以后，一看见这种类型清秀的脸庞，我就会想到难忘的那15平方米地面，心中不自主地涌起一种要呕吐的感觉。 这位可能是前台指挥的女红卫兵正式向我们五兄妹宣布：“贺定华（我的母亲）死了，现在第六人民医院，由你们去处理后事。姚剑鸣在后楼，尽快要他滚回老家农村去。” 我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证实了，泪水一下子充满眼眶，但我知道，现在不是哭的时候。不！绝不能哭！哭会带来大祸。我深深地低下头，翻弄着地下的破碎纸片，可是一切都模糊了。我强忍着，不让一滴泪流出来。 哥哥胸前挂着“反革命分子姚监复”的大黑纸牌子，立正站着，旁边还有两个农机院红卫兵监押着。哥哥没有失去冷静，他似乎忘记了脖子上黑牌子的分量，眼睛盯着女红卫兵问道：“我母亲贺定华是怎么死的？我们要去派出所销户口，要向他们报告死因。”这个最简单的问题似乎难住了这位清秀的女孩，她没有也不敢如实回答，而是轻声地似乎理不直气不壮又装作满不在乎地说：“高血压。” 母亲从来没有高血压，但谁敢开口质疑呢？到了这个地步，勇气、尊严、真理、正义、事实，一切的一切，都不复存在。哥哥多年后一直后悔，当时没有请这位清秀的姑娘把她的话“高血压”和她的名字写下来，当作是去派出所销户口的书面凭证，将来有一天就可以把它送给巴金建议的终将建立的文革博物馆保存。 当晚，我们把父亲从后楼扶到这间满目疮痍、空荡、杂乱、悲凉的房间，拨开地下的玻璃碎片，把唯一砸不碎的棕床板放在水泥地面上，又费很大劲用酒精分开粘连在父亲背上的血衣，用嫂嫂悄悄买来的红药水搽抹父亲背上几道深达1厘米的伤痕。似乎麻木的父亲不喊疼，只关心他的五个子女和陪伴他34年的苦命妻子怎么样。我们嗯嗯应着，把一包破棉花当枕头，扶着父亲慢慢躺下。 父亲不知道自己多长时间只挨批斗没有进食了。我们给父亲买了一些点心，他没有心思和胃口吃，而是反复追问：“你姆妈怎么样？”我们只好模棱含糊地告诉他：“姆妈在第六医院。”父亲遍体鳞伤，衰弱不堪，精神恍惚，不断喃喃自责：“我害了你们！我害了你们！” 次日，哥哥继续被勒令监督检查，接受批判，无法自由行动，大姐准备送父亲去武汉，然后回安徽宿松原籍，只有作为小妹妹的我一个人去医院处理母亲的后事了。 我是一个刚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女孩子，从未经历过人生的重大变故。我战战兢兢地找到第六医院，又心惊胆战地找到停尸房。管事的老头恶狠狠地问我：“怎么死的？”我小心翼翼地按照女红卫兵的答案说：“高血压。”他说：“嗯。一会儿火葬场来车。等着吧！”不一会儿，火葬场的大卡车开到了。当工人把母亲的尸体抬出来时，我快步跟在旁边走，急切而悲伤地凝望着母亲，心却要哭出血来了。母亲穿着一身破旧的陪伴她数十年的云纱衣裤，黑色已洗成黄色，膝盖处还打着补丁，赤着脚，手臂和两腿上都看得出明显的伤痕，头发更是被剪得不成样子，有的地方齐发根没有了，有的留下几绺长发，被血迹粘连在一起，而她的头，却偏在一边…… 当她被工人扔上卡车后，我不由自主地蹬上司机驾驶舱旁的踏板，伸头向卡车里探望，想最后再看一眼生前是那样慈祥、和蔼、欢乐的母亲的脸。不期想，母亲被那些这几天不知抬过多少具尸体的火葬场工人扔到了车厢的最前面；当我从上往下看时，母亲的脸孔竟然就在我的眼皮下，离我不到两尺！啊！我清清楚楚地看见她的颈上有一道长长的刀痕——她是被砍死的！我还看清了那一头剪乱的白发、那满身的伤痕。 正在我处于极度恐惧和悲恸不已的时候，突然身后传来了一声吼叫：“是斗死的！什么高血压！是斗死的！”我被吓得一下子从踏板上蹦了下来。停尸房的那个恶老头儿站在我面前，气势汹汹地向我咆哮。突然间，一股怨恨从心底升起，我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和力量，一改几天来的低声下气，跳起脚向他声嘶力竭地吼道：“我怎么知道？！他们告诉我的！我去问谁！？你说，我去问谁？”本能的愤怒和反抗把我从一只任人宰割、侮辱的羔羊变成像一只要张口把他吞下去的野兽。恶老头没料到这一手，竟往后退回去了，嘴里不断咕哝着：“什么高血压。斗死的！” 　　我怀着满腔的悲痛和怨恨在医院送走了母亲。没有亲人陪同，母亲孤独地被运到火葬场。那个时代，是不允许我随车前往送葬的。运尸车远远驶去后，我立即转身向火车站奔去，想最后见父亲一面——这果真是最后的一面。在月台上，我找到去武汉的列车。父亲已坐在车厢里，他傍着窗口，低声地亲切地唤着我的小名，深情地嘱咐我：“以后要听哥哥、姐姐的话啊！”他对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已经绝望，已将他自己作为父辈的保护之责转交给我的哥哥、姐姐了。我强忍着泪，默默地点头，凝望着他。 车窗外，我们旁边，有几个十来岁的孩子，像我一样目不转睛地盯着车上的一对落难的老人。我猜想，一定是孙子孙女来送和我的父亲一样被轰出首都、遣回原籍的爷爷奶奶。他们的父母亲为什么没有来送行，是不是也遭到了不幸的打击。我们这些命运相同的天涯沦落人，都在强忍着眼泪和哭泣，都有无数想说、要说的话，却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或者是一句也不敢说。 汽笛响了，火车开动了，我在车窗外对父亲喊：“爸爸，保重——”我随着慢慢驶离站台的车厢向前走，死劲盯着是生离但不愿是死别的父亲的眼睛。在父亲依依不舍的目光里，我看到的是闪着惊恐、胆怯、忐忑不安和为我们担心的神色，这就是父亲留给我的终生不会忘记的最后的印象。 走出火车站，我赶回那间似乎已被千军万马报复扫荡过的15平方米的小屋。这里曾是我的父母亲住了3年的温馨、亲切的自己的家，现在，我孤单地站在真正是家破人亡的废墟之中，悲愤、帐惘、茫然……我不期望还能找出一件可以留作纪念的遗物。 小屋散发出阴冷、混浊、悲惨、凄凉和恐怖的气息，似乎还能依稀看见在毒打、逼供时的母亲。她宁死不屈，绝口否认她是特务之类的诬陷之词。为了保护自己的清白和子女的命运，母亲忍受酷刑和死亡的威胁。整个漫长的文革期间，任何专案组都拿不出一句母亲招供的话来打击她的子女。她以生命保护全家免遭最恶毒的毁灭性的打击，挫败了企图从66岁老妇人承认是特务打开缺口，再炮制星期天与子女聚会是“布置特务任务”的恶毒计谋。她只是一个善良、纯洁、普通的小学教员，像普天下爱护子女的母亲一样，教育儿女从小做人要像出污泥而不染的素洁的莲花。  　　我不敢在这间失去了温情，却充满了杀机与恐怖的小屋再停留了。环顾四周，还有一件血衣和一个破木盆是没有被完全撕烂，砸碎的。这件从父亲身上用酒精与伤口剥离开来的血衣，仍放在地面的棕床板上。我没有胆量把它拿走，但是我把它放在全屋里最显眼的地方。不论谁再开门走进来，或者任何人走过这间房门口，都会看到这件血衣，都会想起含冤逝去的老人。然后，我提起扔在墙角的一个破旧不堪的小木盆，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永远离开了这间终生难忘的小房间。它是母亲从南方带到北京的红漆脱尽了的一只旧木盆，也是全屋中唯一历经劫难尚能保持原状的家具。 　　回到大姐家，我把母亲用过多年的小木盆放在旁边，尽情地洗了洗奔波了整整一天的又脏又疲倦的脸。我抬起头来，从镜子中看到自己的那张毫无表情的麻木面孔，从我的眼光里又看到与母亲死别、同父亲生离也或即为死别的悲痛情景，突然按捺不住地哭了，两肩不停地抽搐，强忍了一整天的眼泪终于再也忍不住了…… 　　父亲由大姐送到武汉后，才被告知同他相亲相爱35年的妻子已不在人间。抱头痛哭一场后，父亲决心离开大城市，孤身一人回到安徽宿松农村老家。老家屋后的小山上，长眠着我们的祖母。 在寂寞、孤独、胆战心惊中，父亲无时不牵肠挂肚地惦念着仍在被批斗、下放和不断接受再教育的5个子女。他终生自责：“是我害了你们！”“30年代白色恐怖，我要求加入共产党，在我们帮助下逃出南京虎口的党员对我说：‘你的孩子多，加入组织危险，不入党也能做很多工作帮助党。’但是，最后我还是给全家带来了灾祸。”“（为共产党）做再多的好事也不行啊！”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高潮中，农机院专案组的两个人，不远千里找到大别山脚下的小村庄。他们告诉父亲，他唯一的儿子，因朋友、同事揭发他说了江青的坏话，已经被农机院革委会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他本人也将在次日公社大会上被批斗。父亲终于被压垮了！在极度恐惧、担心、绝望与悔恨中，父亲自缢身亡。 多年后，哥哥在老家后山的矮松林中，跪在被乡亲们埋葬的没有碑文的父亲的墓前，把我写的《儿女祭》和五包香烟、五个苹果，作为五个子女的祭品，奉献给父亲和母亲的在天之灵。乡亲们不忍心把父亲最后日子的惨状告诉哥哥，只有一位90多岁的老姑妈一只手紧紧地握住哥哥的臂膀，另一只手轻柔地抚摸着已经60岁、年龄与当年回老家的父亲相仿的哥哥的微秃的头顶，深情地盯着哥哥的眼睛，不断地说：“像啊！真像你爸爸！”突然，老姑妈极为痛苦地抽泣起来，说：“你爸爸真可怜啊！可怜啊！可怜啊！” 父亲和母亲一样，没有为我们五兄妹留下任何遗言和遗物，也没有一个子女能在父母遗体前放声痛哭或低声抽泣。但愿有天堂，使先后离开我们的父母在那里相会，互相照应，忘却那不公正的痛苦的人间岁月。    ———————————————————————————— 父亲一生耿直，一贫如洗，因解放前开过一间木匠铺，惹了大祸。“四清”时，重新清理阶级队伍，对原来的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地富反坏右再次排队。这是中国各阶层的大洗牌，有人因此鸡犬升天，有人因此人头落地。父亲因开木匠铺时雇过短工，并带了一位长工学徒，这次重洗牌时被定为“资本家”。可怜我的父亲，房无半间，地无半垅，居然划成了资本家，从城市手工业者一下子变为剥削阶级。从此，每有运动必要表态，每出大事必先查他，就连街道小脚老太们开个批斗会，也要我母亲去“接受教育”。我们一家十姊妹也从此成了“黑五类”，我的哥哥姐姐们没有人入党，没有人提干，就连当兵的权利也被剥夺。我的五个哥哥一个姐姐都曾报名当兵，身体条件、文化素质都被相中，但都在政审时被拿了下来。我们街坊邻居的子女，同我们一样大，当兵的当兵，进厂的进厂，当官的当官，看得父亲眼热心凉。我高中毕业那年，父亲错划的成分问题被纠正过来。那段时间，父亲总是轻松快乐地拄着那根断拐棍，到街坊四邻串门，说:“这下好了，我的伢们又可以挺起腰杆子了。”                             杨寿清 ————————————————————————————             开明地主爷爷    王乾荣   太爷（曾祖父）和太太（曾祖母）上了岁数，该颐养天年了。爷爷取代太爷成为这个四世同堂大家庭的主事人时，我已经记事了。我清楚记得，我们几个小曾孙捡了掉在地上的熟杏，给太爷太太吃。爷爷兄弟三个，老三（我三爷）大学毕业在外工作。爷爷有五个儿子，老二（我大）在外边念大学。除了三爷和我大，那时我家近二十个成年人，都在家务农。家里有多少地我不知道，只记得有南北两个大院，牛羊骡马成群，还有大车。 那时爷爷五十岁左右，中等个儿，面庞微黑，胡须疏朗，高发际线，头发在前额倒写一个“山”字。爷爷上身总穿一件白色对襟褂子，下面是黑色挽裆裤，足蹬圆口黑布鞋，齐齐整整，清清爽爽，干干净净，优雅飘逸。爷爷身上还有两处明显特征。右手拇指缺了一截，没指甲，圆圆的指端长着两个圆溜溜的角质突起。双肩各有一块圆圆的趼子，微凸，对称，跟他兜里的袁大头一样大小。 每天凌晨鸡叫，爷爷便拿着一根拐棍，跑遍南北两院，挨个儿去捅兄弟弟媳、儿子儿媳、侄儿侄媳的窗户，并大声呼叫各人的名字，催他们赶紧起床，准备下地。捅完各屋窗户之后，爷爷就提着一只竹筐去拾粪，拾粪时穿的是一件黑色褂子。等别人穿戴梳洗完毕，爷爷已拾回来满满一筐粪，倒在猪圈旁边的粪堆上了。 拾粪就是四处转悠踅摸，把马牛羊鸡犬豚拉在村巷田头的粪便，还有小孩子拉在门口的大便，用木锨铲到筐里。这是每家农户老少男丁都可以做的小事，一般是零星时间顺手干干。这也是件大事，“庄稼一枝花，全凭粪当家”，拾粪是村民必不可少的生活和劳动内容。谁家拾的粪多，粪堆高，说明谁家人勤快，庄稼也长得好，家业兴旺发达。在爷爷带领下，我家大人娃娃一有机会就拾粪，我那时三四岁，也跟着大人拾过。 爷爷擅弹三弦，会打磨子，做木工，还能染布，加工羊皮袄、弹羊毛、擀羊毛毡更不在话下。我家每个女人的床头，都有爷爷打造的雕花樟木箱子；每个女人的身上，都穿着爷爷染出的印花布褂子。这始终是我家的一道风景，成了我家所有女人的骄傲。 爷爷是一个善人和能人，很受乡人尊敬。这个善人和能人，虽是一个普通农民，却跟一般农民不大一样。一般农家汉子不修边幅，甚至邋邋遢遢，大大咧咧，衣着印着汗渍，喜欢把一条裤腿卷起来，冬天拢着手在墙根下晒太阳，看热闹时伸着脖子，直着眼睛，半张着嘴，一副呆相，爱说脏话，好跟女人开粗俗玩笑。爷爷这个农民从不这样。他生活在偏僻乡村，身上却隐隐透出一丝书卷气。他长得不算高大，但在村民中总显得鹤立鸡群。很多年轻人管他叫“大爹”，就是大伯的意思。叫大爹，一因为他是我太爷的长子，二因为他似乎天生一种“大爹的样子”。很多与爷爷同辈的人，年龄比爷爷大，但是很少人叫他们“大爹”，更多的是喊“老大 ”、“老二”。爷爷家里殷实，这是不是人家叫他“大爹”的又一个原因，我不知道。 爷爷骨子里更不是一个一般农民。他没上过学，却供出了一个弟弟、一个儿子两个大学生，这在方圆百里绝无仅有。他还能看懂书报，写的毛笔字更秀气。 在孙子辈里，爷爷最喜欢我，甚至偏爱到可以替我写大字当作业。那已是解放后，我上学了，老师看到我这个二年级学生的“大仿”，立即猜出是我爷爷的手笔。爷爷的字，村里识字的人都熟悉。我从小下笔潦草，到现在也写不出爷爷那一手字。那次老师对我说：“回去给你爷爷说，第一叫他打你一顿屁股，第二叫他给学校写一个条幅。”我把老师的话学给爷爷，爷爷捋着胡子直笑，说：“这是你逼着爷爷犯错误，再不许了。”后来爷爷给村头庙里的小学用宣纸写了个条幅——“品端上进”。老师姓吕，三十多岁，大概初中程度，一人教着村里初小的二十几个娃娃，从一年级到四年级的课都上。那条幅吕老师在城里裱过，挂在他卧室兼办公室里，直到土改时爷爷成了地主，才摘下来。我到现在也不明白，爷爷的文化是啥时学的。 爷爷对我几乎百依百顺，但是我几次缠着爷爷让他讲他的拇指和肩上的趼子为什么会那样，他都笑着敷衍过去。后来我从长辈口中听说，爷爷的半截拇指，是干活时给铡刀铡掉的，肩上的趼子，是年轻时挑担贩油挣钱被扁担磨出来的。 土改时，爷爷被划成开明地主。我家虽然人多地多牛羊骡马多，但是没雇过长工，里外活都是自家人干。爷爷年轻时是全劳力，上岁数后虽然干活少了，却还拾粪，连奶奶和二奶奶，也经常拐着小脚下地。爷爷人缘好，没干过坏事，没得罪过人，服从共产党的政策。村里有个刘大胖子，据说是恶霸地主，不知具体罪名，被狠斗过好几回，还被唾面，上吊死了。爷爷则没有被公开斗争过，相比之下，我家日子还算好过。 家里良田、牲畜、家具、浮财被分净了，空荡荡的大瓦房和土窑还在，爷爷又打了一些简单家具，各个屋子渐渐重新充实起来。远处几亩薄地划归我家当口粮田，家里其他人种地，爷爷张罗着开客栈，办染坊，抽空给人家打磨子，做木活，不求富裕，但愿老老实实把日子一天一天过下去。 土改后，我到城里父亲身边上学。家里成分不好，我又年小，关山万里，进城后，就没有回过老家。但是家里的信息，总能断断续续传来一些。爷爷来看过我们，爷爷说，客店和染坊不让开了，给人打磨子打不动了。慢慢地，一个大家，分成若干小家，二爷和他的儿子儿媳们，我的大伯父和几位叔叔，都单过了。三年大饥荒时期，我和父亲的心揪得紧紧的。不管怎样，城里定量供应粮食，可乡下爷爷奶奶能吃上饭吗？后来听说，大伯叔叔们都自顾不暇，奶奶也水肿去世了。爷爷和奶奶的家没了，爷爷和还未成年的我的五叔背井离乡去逃荒。 忽一日，一个衣衫褴褛，浑身散发着异味的乡下老头儿，撞到了爸爸单位，说是找王XX。我爸到传达室一看，一个名副其实的叫花子，正是爷爷。他还记着大城市里有一个儿子，一个孙子，千里迢迢来投奔我们了。我放学回家，看到躺在爸爸床上又黑又脏又老的爷爷，嚎啕大哭。爷爷即使在最灰暗时候，也保持着排场、体面形象，这回是真正落魄，沦落到家了。我扶爷爷起来洗澡，枕巾和床单上留下大片大片黑黢黢的污垢。我从爸爸单位的食堂买来菜团子，爷爷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住了几天，爷爷看我们粮食定量也有限，就说要回到他跟五叔逃难落脚的地方去，哪怕再要饭。我们劝不住，含泪挽留，爷爷还是执意走了。我们能做的，只有在他衣兜里塞一些钱。这一去，两年没有音信。忽然有一天，五叔来信说，爷爷去世了，殁于大骨节病。大骨节病好像多发于少年，爷爷怎么会得呢？后来五叔说，他和爷爷落脚那地方，虽然水土不好，却独独盛产梨子。爷爷和五叔没粮食了，捡食熟透了掉在地上的大梨，吃着吃着，爷爷体衰了，腰弯了，骨节大了，最后动不了了……   ———————————————————————————— 1971年10月的一天，我们照例集中在大棚子里学毛选。有个同学忽地站起来立正大声报告：“报告！我发现了一个反革命分子！看！”说着递上一本8开的《解放军画报》。我们伸头一看，上面戎装笔挺的林彪副统帅的头像上被打了叉，旁边写着“打倒林秃子”。不料班主任一脸恼怒，叱责道：“住嘴！规矩一点！”我们惊疑不定，接着连长开始宣布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士兵手不离枪，晚上睡觉不准脱衣服脱鞋，然后宣读中央文件，内容是军委副主席林彪叛逃，机毁人亡。那天，连长系着武装带，挎着盒子枪，丧失了素常的和蔼，士兵们也全部人手一枪。                  严建设 ————————————————————————————           石桥公社的专政队    杨文培   1969年秋天，皖南当涂县石桥公社团月大队的农田里发现一些飘落的花纸片，捡起来细看，上面印有蒋介石的头像和套框文字。一个过去的国民党兵痞如同发现定时炸弹似的惊叫：“不得了！这是国民党的空投传单！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一石激起千重浪，空投传单顿时闹得城乡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顷刻刮起抓特务、清查反革命的龙卷风。其时正当毛泽东发布八二八命令，“提高警惕，准备打仗”，石桥公社立即指使“群众专政指挥部”将黑五类集中管理。为了对付这些阶级敌人，他们给专政队配置柳条帽、三节棍、柘树棒和铁皮带头等原始武器。 专政队首先拿开明人士魏建浩开刀。此人国民党时期曾被委任为大公圩堤管会董事长（相当于水利主任），解放军渡江攻打芜湖官陡门时，他成了粟裕的坐探，为智取官陡门“立过功”。粟裕认定他是开明人士，为他签署了立功证书。土改时期，工作组没收了他的证书，还给他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为了生计，魏建浩走村串户叫卖自制的土烟，有人则检举他卖烟是假，搞反革命串联、发展特务是真。这一天，公社的打手们把他五花大绑逮进公社大院，按到在地，把双手拧到背后，与腿搭桥，用绳索把手脚捆绑在一起，像三角架似的悬吊在公社大院的树杈上。 起初他浑身颤抖，撕心裂肺地哭喊：“啊哟哟哟……我冤枉啊！粟裕将军呀，你快来救我啊！”他的哀嚎惹得打手们欢心鼓舞，一个打手说：“这老杂种扛大屌吓寡妇——临死还想捞个救命稻草哩！”另一个说：“对付老牌反革命咱得玩点新招！”他吩咐打手搬来两张桌子，放在吊起的魏建浩两端，然后两个打手相对站在桌子上，像老和尚撞钟似的你推过来，他撞过去。老反革命涕泪满面，发出凄厉的哭喊。随着打手们放纵的推撞，受害人在空中的摆幅越来越大，最后绳索断掉，老反革命象一只沉重的沙袋摔在地上，脑浆迸裂，四肢痉挛，全身卷缩得像一只刺猬。 专政队整死魏建浩，又把矛头指向他的18岁的儿子魏宏浩。他们认为，魏宏浩可能掌握着特务名单。在团月大队办公室，革委会主任侯守木让人扛来一条杀猪凳，派打手把魏宏浩绑来，亲自动手将魏面部朝下、用数道绳索将其牢牢绑在杀猪凳上。侯主任泡了一杯茶，坐在椅子上，学着样板戏里的模样开始审讯。他猛拍桌面，尖着嗓子说：“你小子把特务名单藏在哪里？快交出来，不然叫你不得好死！”被绑在杀猪凳上的小子，头摇得像货郎鼓，边哭边哀求说：“我不知道有特务名单嘛，我没有收藏啊，大伯大叔放了我吧！”侯听得不耐烦，火冒三丈地说：“老子不日你妈，你不喊我爸！来，给他用刑！”他来到杀猪凳前，脱下自己的上衣蒙住魏的脑袋，又将魏的手臂往前拉直，用脚狠劲踩住其手背，使五指张开。这时，另一个打手将事前准备好的篾签子端过来，主任一手拿篾签，一手拿棒槌，躬下身子，将竹签砸入受害人的指甲缝。受害人浑身颤抖，发出杀猪那种凄厉的惨叫。打手们立即用衣服缠住他的头，用衣角堵住他的嘴。很快，剧痛使受害人丧失知觉，处于昏迷状态。侯主任认为他装死，让人解开绳索，使其仰面朝天，用辣椒水泼脸…… 时至深夜，打手们早己作鸟兽散，一阵冷风把魏宏浩从昏迷中吹醒。昏暗的灯光下，他只见一个看公房的老头伏在桌上打瞌睡。此刻，魏宏浩感到天昏地旋，全身剧痛，双手肿胀得像滴血的熊掌。他知道出大队部向东有一口塘，便挣扎着站起身，一步一个血印地向外面的黑暗里走去…… 魏宏浩投水而死的第二天深夜，其母经受不了丧夫失子之痛，在生产队食堂门口的树杈上投缳自尽。 大夏大队抓住地主分子孙文忠，反手吊起，要他承认是特务。孙哀哭求饶，革委会主任夏齐山说他不老实，命人把空心轴承用铁丝串上挂在他脖子上。老地主承受不了酷刑，夜间以解手为名，跳水自尽。广建大队有个叫汤长寿的伪保长，专政队把他关在大队部饿饭，逼他承认是特务联络员。他饿得要死，怕得要命，夜间趁人不备，打碎玻璃窗，从玻璃洞口爬出，跳水塘自尽。从窗口出逃时，身上被玻璃割得皮开肉綻，尸体经水浸泡，皮肉翻卷，惨不忍睹。 石桥专政队逮住一个右派、反革命潘祥瑞，潘原是中学历史教师，知道卧薪偿胆的故事，便自作聪明，企图用吃屎喝尿装疯卖傻蒙混过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的打手们不吃他这一套，将他剃成阴阳头游街示众，然后关进生产队的猪圈与猪为伍。一个打手戏谑他说：“听说你吃屎喝尿啊？这倒是很符合‘节约闹革命’。好吧，我们就成全你，今后你就吃屎喝尿、自产自销吧！”就这样把他活活饿死在猪圈里。 石桥专政队还抓来地主工商户吴保孝，关进黑屋。吴一心寻死，可又怕跳塘后被水呛得受不了爬上来重新受罪。思来想去，他想出一个作茧自缚的好办法，在跳水前先在腰上缠几道绳索。天黑了，他以解手为由走出囚牢，在暗处将双手狠劲插入腰间的绳索，百米冲刺似的向水深处扑去。家里人将他的尸体打捞上岸时，他的双手还被腰间的绳索勒得紧紧的，活人想从绳索中把它抽出来都不容易。   ———————————————————————————— 文革十年，焦晃被打倒，挨批斗、关牛棚、下放劳动，其中九年无戏可演，先后有两任<a href="http://baike.baidu.com/view/2302.htm" target="_blank">妻子</a>离他而去，家没了，人瘦得不成样子。最绝望的时候，焦晃曾一度动过轻生的念头，幸好母亲从北京赶来，天天陪着他，才给他硬撑下去的力量。原本就不太赞同焦晃走演艺道路的父母，这一期间更加忧虑他的未来。有一天，焦母故意装得很轻松的样子，对焦晃说：“孩子，你以后别干演戏这行了，其实当个对门商店里的营业员也挺好。” ————————————————————————————         地主崽怒杀队长    杨文培   铜山县东方红公社有个社员叫陶德宝，出生于地主家庭，父亲在刮共产风时被抓去劳改，死于非命，母亲带着弟弟妹妹改嫁他乡。20来岁的陶德宝，干瘪得像根芦柴棒，住一间破屋，年久失修，房顶上的瓦片残缺不全，屋内唯一的家产是一张木床、一床烂棉絮和一个用碎砖砌成的单口灶。 已经是娶亲完婚的年纪，因为出身不好，一没有父母操持，二没有亲友相助，地主崽子陶德宝仍然是风扫地月点灯孤身一人。在生产劳动中，陶德宝享受不到同工同酬的待遇，同样的重体力活，比如挑重担，捞塘泥，别的男劳力能记20分工，而德宝却只能得10分工。为什么？队长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地主是剥削贫下中农的死对头，他们人还在心不死，让他们子女用劳动偿还剥削债务，这叫父债子还、天经地义。” 有一年，春耕时节，队里耕牛不足，队长号令社员以大寨人为榜样，发扬战天斗地的精神，用人力代耕畜完成春耕任务，还明确宣布：用四齿耙翻地达标者，每亩可得50分，多劳多得，一视同仁。于是，全队男女齐上阵，争先恐后闹春耕。干劲最大的是陶德宝，起早摸黑，风雨无阻，吃在田头，干在地头，三天翻了一亩地，成为生产队刨地最快、质量最高的人。可是，评定工分时，队长照样对陶德宝打折扣。一些社员也觉得队长做得有些过分，拿周恩来的话（出身不由自己，重在政治表现）跟队长辩驳。队长坚持说，对待阶级敌人就是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 大家都忿忿不平也无济于事，妇女队长杨晓美给陶德宝出了个点子：“德宝啊，俗话说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我看你还是破费一点，买些烟酒，请队长撮一顿——对头也怕三餐吃哩！”陶德宝言听计从，把平时省吃省用积攒的钱拿去买来烟酒鱼肉，请女队长操办了一桌酒菜。副队长、贫协代表和记工员（生产队会计）作陪，队长被让到上席。别看队长开口闭口讲阶级斗争，实际是个馋嘴猫, 哪里有吃的就往哪里钻。酒席上，德宝敬烟斟酒，作陪的人众星拱月。趁着队长酒兴十足，陪酒的人七嘴八舌地帮德宝说好话。贫协代表说：“队长啊，德宝这孩子虽然出身不好，可表现还不赖嘛！在队里干活从不投机取巧，从政策上讲也是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毛主席说‘不杀头给饭吃’，今后要搞同工同酬嘛！”妇女队长也旁敲则击：“咱队里最缺的就是妇女劳力。大伙儿扶持点，帮德宝娶个媳妇，不但德宝添人进口，生产队还增加了妇女劳力。”众人开导队长的同时，陶德宝则像太监侍候皇上一样不断地给队长添酒夹菜。 酒足饭饱，队长接过妇女队长拿来的热毛巾，擦了擦嘴巴，又将桌上的半包飞马牌香烟装进口袋，打个饱嗝，离席而去。出门后，队长狞笑着冒出一句话：“呵呵，没想到你们串通一起摆鸿门宴，想拉我下水——没门！” 三天后，陶德宝被公社专政队捆去，关进黑屋子，白天当阶级斗争的活靶子拉到各大队游村批斗，罪名是妄图腐蚀拉拢革命干部，做四类分子的代理人。一个星期的批斗之后，待放回生产队时，陶德宝就像渣子洞集中营里的华疯子，被打得衣衫褴褛，身上万紫千红。自此以后，陶德宝上工懒懒散散，干活神不守舍，就像草原上的饿狼，透露着一种让人胆寒的戾气。当然，他这样表现的结果是队长加倍报复他，工分克扣得更狠，欲置其于死地。 转眼到了秋天，公社召开生产队长会议，布置秋耕秋种，把草籽田刨翻沤制绿肥，为明年的水稻育秧垫定基肥。队长一如既往，鼓励大家发扬大寨精神，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大打土地翻身仗。 被队长逼得走投无路的陶德宝似乎改变了思路。他不再省吃省用，甚至还添置一套新衣服，有时还学着别人的样子抽一支烟，喝一口小酒。开工刨地这一天，他特意去理一个发，换上新衣服，把刨地用的铁齿耙的铁锈刮去，打磨得寒光闪闪，有点像战士出征拼杀。 陶德宝在队里干活从来不挑肥拣瘦，而是像雷锋那样，哪里有困难就往哪里上。队长宣布了刨地任务后，所有的好地块都被人抢光了，剩下一块坚硬的盐碱地。德宝来到这块地头，脱去上衣，双手合在嘴巴上哈一口气，抱起钉耙，大干起来。别人刨一阵歇一会，德宝却像上足了劲的闹钟，一刻不停。中午社员都回家吃饭了，德宝却舀一瓢地沟水，将带到地头的饭菜泡一下，风卷残云地吃下，接着又干。 三天后，队里对所翻土地进行评比检查。陶德宝的地块虽然差，可他深翻细耙，质量上乘，获得众口称赞。评比小组主张给陶德宝同工同酬，超额部分奖励，可是队长如死猪不怕开水烫，就是不吱声。队长独裁，社员不满，德宝更加忿恨。过去队里评工分时德宝像幽灵一般远远地转悠，这一次他却与队长形影不离，甚至敢与队长较劲。队长当着大家的面说：“你是地主狗崽，能让你活着就是宽大，你劳动是改造，得工分想和贫下中农搞平衡没门！”陶德宝也不甘示弱：“毛主席教导‘不杀头给饭吃’，你扣我工分是逼我去死！”队长轻蔑地说：“你去死吧！死一个阶级敌人连一条狗都不如！” 队长与德宝打嘴仗，众人都不敢搀言。天已黄昏，大地暮色降临。一阵晚风吹来，两个斗嘴的男人打了个寒颤，这才发觉众人早已收工回家，离他们远去。队长也从地头来到路上，满脸怒气地往家走。陶德宝也将四齿耙扛在肩上，上了路，尾追着队长。突然德宝拽住队长的衣角，哀求道：“队长啊，我跟你无仇无怨，你干嘛和我过不去？你不扣我工分不行吗？你莫非真的不让我活啊？”队长不答理，猛地往前一跨，掰开德宝的纠缠继续走路。 从地头到村口有五百米的距离，眼看到村口了，失望之极的陶德宝，迅速贴近队长身后，双眼喷火，猛地举起钉耙，对准队长的脑壳死命锛去。“噗哧”一声闷响，队长随声倒地，本能地双手抱头，像刺猬般卷缩成一团。因下手过猛，钉耙的铁齿有两根从队长的头顶直穿透下颏，队长的嘴巴像上了铆钉一般闭合着。陶德宝被自己的狠劲吓呆了，两眼直直地看着卷缩在地的队长，只见他两条腿还在不服气似的颤抖着，踩蹬着。 村子里闪烁着点点昏暗的灯光，黑暗已经吞没大地。一个女人的呼唤声从村子里传出，那是队长的老婆在呼唤她的男人回家吃饭。队长老婆的唤声把处于麻木状态的陶德宝惊醒过来，他跌跌撞撞地向呼唤丈夫的女人走去。在女人面前，陶德宝双膝下跪说：“嫂子你莫喊了，队长我已经把他杀死了！” 半个月后，铜山县人民法院将地主崽子陶德宝带到东方红公社执行枪决，布告上的罪名是：地主阶级报复杀人罪。   ————————————————————————————  “四清”之后回乡的地富子女学生，被当地干部群众看作地主富农。一些地富家庭出身的团员回乡后，当地领导不许他们担任生产队干部，甚至让他们只能参加只有地富分子参加的会议。有的党支部不准团员与地富和反革命子女结婚，以至于回乡的地富子女找不到对象。山东有个1956年即已入团的地富子弟，回乡后团组织开会从来不通知他，他十分苦恼。湖南衡阳一个高中毕业生说：“我是地主出身，回乡后队里把我和父亲同等对待，不让四类分子参加的会也不让我参加，这岂不是剥夺了我的政治权利吗？回乡后这不让我参加那不准我进去，等于用一条无形的锁链把我锁住了，这样的生活实在无味凄然。再好再忠心的人，转弯抹角都可能找到一个什么亲族是反人民的，这种做法我想不通。”山西和顺县青年牛成贵，回乡后别人分得全年口粮260斤，分得小片荒地补助粮40斤，他却只分得190斤。一次下地干活，一社员将一穗玉米放在牛成贵筐里，队长硬说是他偷的，开社员大会斗争他。牛成贵感到走投无路，上吊自杀。 ————————————————————————————     　     文革整人术语解    张允若   批斗：要当事人在群众大会上双膝跪地（不是地板，而是水泥地、沙石地、煤渣地，甚至是玻璃渣地），或低头弯腰，两手向后翘起（所谓喷气式），颈上挂着大块纸板，或木板，甚至几十斤重的铁板，上写“XX份子XXX”。前面的XX是给人加的恶名，如“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走资派”、“叛徒”等等，后面的XXX是当事人的名字。酷暑烈日下，或腊月寒风中，一跪或一站就是几个钟头，周围是震耳欲聋的“打倒”口号声和呵斥声，身旁的暴徒随着会场的气氛，不断地拳打脚踢，或手执棍棒器械，或挥舞铜头皮带鞭子绳索，劈头盖脸地抽打…… 游街：给当事人套上纸糊的特大高帽子，上写“XX分子XXX”，颈上挂着大牌子，要他边走边敲打面盆之类的响器，边喊“打倒XXX（自己的名字）”之类的口号，还给他剃阴阳头（头发剃一半留一半），甚至用黑墨汁、蓝墨水、红墨水，满头满脸乱浇一气，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然后像牲口一样被架着游街示众，走遍大街小巷，革命派在后面又呵斥又喊口号，极尽侮辱之能事，往往引来围观者的恶弄，吐唾沫、丢石子、泼脏水…… 审查：日夜不停无休止地逼供，审讯者吃饱了睡够了轮番上阵，被审者不让吃不让喝不让睡夜以继日地接受审问，通过疲劳轰炸，呵斥拷打，甚至吊大梁、坐老虎凳，肆意虐待折磨，直弄得你神志恍惚、体力衰竭，然后逼迫你、诱使你招供，交代“反党罪行”、“反革命计划”、“反革命同伙”，甚至强迫在伪造的交代书上签字按手印，如有不从，照例又是拳打脚踢、鞭棍交加…… 蹲牛棚：把被批斗的“牛鬼蛇神”集中关押，白天做苦役，常见的是打扫厕所，在本单位的农场、车间、菜地、养猪场、养鸡场做各种最脏最累的劳役，晚上接受种种批斗，勒令写交代、写检查。在此期间，有专人看守，把“牛鬼蛇神”视同牛马，动辄呵斥叫骂、拳打脚踢，随时遭到种种侮辱，比如勒令下跪、四肢爬行、把厕所用的纸篓套在你头上，甚至逼你喝脏水、舔屎舔尿……　   ———————————————————————————— 我35岁上男人就死了，当时我最小的孩子才七个月。我一个寡妇拉扯四个孩子，立志不嫁人，凭自己的劳动过活，宁可要饭吃也不分地主的一点东西，不吃救济粮。有一回救济了我三块钱，我给他们送回去了。我们公公弟兄四个，大姑姐四个，还有我们俩口子，都给汪地主家做活。人家对我们很好，过节给长工们买帽子和毛巾，长工们吃饼子和干白菜，他们都没有我们吃得好。后来斗地主，让我们男人上台诉苦，我男人尽说地主好，人家把他轰下来不让说了。我就说，人家日子好过是自己过来的，牙缝里刮的。你种人家的地，为什么不准人家收租子，现在你不交公粮行吗？（如果不交）那就是穷有理，耍混。汪地主心眼儿很好的一个人，活生生让他们剌死了。先是绑在板凳上，灌水，又往死里打，几天不给饭吃，后来又用镰刀割下他的耳朵，就这样折磨死了。我就说不当这么干，都分了人家的家产了，人家又没害过人，为什么弄死人家。地主柳士魁更冤枉，成年舍不得酱油醋，没享过地主的福，还帮八路军做事。他家闺女没出阁，有一个八路军被抓住，这个闺女就认下他做丈夫。可是后来整得人家多惨，叫柳士魁整天扫大街。我就说好心眼能够看得见，后来人家都平了反，后辈人都在城里做了事。柳地主死在北京，可是大年初一火葬场关门，他就能够被运回家里埋了。这就是好报。他家现在还是好心眼，住他的房白住，种地也白种。       汪 氏 ————————————————————————————               党员的孩子写反标    杨文培   生产队会计杨卫东是石桥公社学习《毛选》的积极分子。一天，杨卫东背着粪筐捡猪屎粪，在村后大桥边一堵尚未完工的土坯墙上发现几个字。蹲下细看，吓出一身汗，上面写的竟是“打倒毛主席！”是谁活得不耐烦了！杨卫东浑身一颤，头皮发麻，丢下粪筐向大队革委会跑去。革委会主任詹保华听到报告，脸都吓变色了，滚下床，趿着鞋，跨上自行车，到公社人保组报案。 1968年4月13日下午，县公安局组成的专案组杀气腾腾地进驻杨家村。他们先在进出村子的路口布下岗哨，对所有过往行人进行严密盘查，同时对全村的四类分子和他们的子女及其亲友进行登记排查。刹那间，杨家村仿佛变成了反革命的大本营，村民人人自危，足不出户，一种大难来临的恐惧笼罩全村。 反标大约是用树枝在未干的土墙上划成的，字体松散，七歪八扭。专案组由此认定，反标非大人所为，乃出自小学生。一般小学生都是毛泽东思想雨露滋润下的新少年，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怎么可能写“打倒毛主席”呢？肯定是地富反坏分子家的子女所为！ 杨家村有三个生产队，四十来户，二百多人，有三家地主，一家富农，三个伪政府人员，一个反革命，一个坏分子。在这些阶级敌人中，文化水平较高、情况较为复杂的是我们家。我大舅是大刀会堂长，解放后被镇压。我二哥是国民党青年军教官，被解放军俘虏后当了解放军的文化教员，后来被清洗回家。我本人是“叛国投敌分子”，被判三年劳教后转为管制。二哥有两个十二岁的双胞胎男孩，正读小学。那天，四个公安阴沉着脸来到我住的茅屋，先翻箱倒柜搜查一番，一无所获。接着，一个戴墨镜、拿笔记本的人对我进行挑衅讯问：“你叫杨茂生吧？你住在这里挺自在啊，你们村上发现反动标语你知道吗？”我回答说：“挺自在这是你的感觉，我连日来都在乡里做义务工，哪里知道村上发生的事!”另一个人帮腔说：“你别装糊涂！村上人说那反动标语是你二哥家的两个双胞胎干的，是你指使他们写的！” 专案组的专横跋扈我早就领教过，我没好气地回应道：“说这种话的人头脑过于简单！如今我们这些分子被整得焦头烂额，自顾不暇，哪还有心思教别人写反标来引火烧身？我看写反标的人未必是地富反坏的子女，说不定是哪家孩子吃饱了撑得慌，信手涂鸦而己。”专案组横挑鼻子竖挑眼，总想找出与反标有联系的破绽，其中一个指着我家大门上的对联说：“你这‘苍山劲草，恪守鲁风’是什么意思？不就是变相的反标吗？” 专案组进住杨家村后，大队革委会为他们安排吃住，选派一名厨师为他们烧饭做菜。烟酒肉食品都凭票供应，公社革委会特意给食品站和供销社打招呼，特别供应。一个星期过去了，专案组没搞出任何结果，一怒之下，将我二哥家的两个孩子弄到大队，分开关押，引诱逼供。一次，专案组酒足饭饱之后，又对两个孩子进行威吓逼供。四个男人正襟危坐，阴沉着脸，怒目圆睁，像庙门口的四大天王，他们的对手是一个瘦骨伶仃的孩子。那孩子距他们二米之外，打着赤脚，两手不停地搓弄着衣角，一脸的恐惧与无奈。这不是三堂会审，而是猫戏老鼠。四人中那个戴墨镜的人开腔了：“你小把戏想好了吗？我早就跟你说过，像你们小孩子做错事是不负法律责任的，只要你说出背后叫你写反标的大人就放你回去，你听懂了吗？快点说出来吧！”小孩子低着头惶惑地说：“我真的没写，也没人叫我去写。”孩子话音未落，坐在旁边的一个汉子猛拍一下桌子，大声吼道：“再不老实把你吊起来！还有老虎凳伺候，看你说不说？”孩子哇的一声吓哭了。 另一间房里进行着同样的游戏。被诱供的孩子是双胞胎里的老小，脾性似乎比老大倔强。诱供者用手指敲击着桌面，面带微笑地说：“都说小学生最听毛主席话，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呀——你哥哥都承认了，你干嘛不说啊？”这小子挺了挺胸，眨巴着眼睛说：“我有个要求，答应我就说……”专案组的人一阵惊喜，又感到好笑，这小毛猴还提先决条件，便说：“什么条件你说出来！”小子咧咧嘴巴拍拍肚子说：“我想吃你们吃过的饭菜，最好多给点肉！”专案组的人腰都笑弯了，一边骂他是馋猫，一边分付厨房端来饭菜。这小子把好菜好饭吃下肚，往地下一蹲，说是肚子疼，耍起赖皮来。任凭专案组罚跪罚站揪耳朵，他都装出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振振有词：“我反正没有写，也没人教我写。毛主席说‘不杀头给饭吃’，你们吃鱼吃肉我也馋得慌啊！”专案组哭笑不得。 半月过去了，破案工作毫无进展。一天，一个老刑警向专案组建议：“一个小毛贼写的几个字就把你们忙得翻江倒海，你们可真是酒囊饭袋，干嘛不校对笔迹呢？把小学生掳在一起，叫他们写写同样几个字，不就真相大白了嘛！”专案组如醍醐灌顶，一个个拍着脑袋说该死，居然连这最基本的办法都忘了。 第二天上午，他们将村里的学生全部掳进教室，每个学生发一张纸，让他们写“毛主席万岁”和“打倒刘少奇”。其中一个小学生未进教室便哭哭啼啼，因为是党员家的孩子，老师还以为他哪里不舒服，不料他进来就跪在老师脚下哇哇大哭。老师问他怎么了，哪里不舒服，他浑身颤抖着说：“我没有不舒服……老师我怕我怕呀！”老师鼓励他说：“你是共产党员家的孩子，你怕什么？”孩子结结巴巴地说：“那，那个标语是，是我写的！”在场的人都惊呆了！老师问他为什么不喜欢毛主席，孩子涨红着脸说：“我，我不知道……我是写着玩儿的……” 一场惊天动地的反标事件，因为是党员家的子女所为，就烟消云散不了了之了。             入社之劫    刘 英   我家是地主，父亲保定中学毕业，母亲是下河西刘家的姑娘，更是头号地主，自家有学堂。母亲念过私塾，我从小在母亲怀抱里就听她给我背诵《三字经》、《百家姓》。母亲从不烧香拜佛，而是只要有饭吃就施舍，常说“在家敬父母，不必远烧香”，“受屈人长在”，“好人有好报”。 1958年，我12岁，正上小学。那天放学回家，一进门，我惊呆了，院里摆满了大立柜、八仙桌、条案、锅碗瓢盆，一片狼藉。屋檐上茅草迎风抖着，门上白纸打着叉，帖了封条，上写“1958年7月10日封”。邻居二德告诉我：“你家搬到郎五庄去了。”原来我家被扫地出门了，父亲用一对筐挑走了整个家。“郎五庄在哪儿？”我神志有些恍惚。“在那边，你赶紧走吧！十里路呢。”我没有哭，一边打听方向一边走。路上遇见也被扫地出门的田庆，他说：“你家没去郎五庄，搬到申庄去了。”我一听，打了个寒战，这么多路白走了，泪水终于流了下来。 我一边放声哭，一边往申庄赶。天渐渐黑下来，路已看不见了，大河拦路，也没有桥，只能淌水过河。水漫到我的胸口，水很凉，心更寒。不知道怎么找到我母亲，我哇地一声大哭，越哭越伤心。摸到申庄，我还在哭，房东大婶折一根甘蔗给我，才勉强止住哭声。 我们高村一夜成了共产主义，地主富农全赶走了。大街上安了电灯，昼夜通明。老人进了敬老院，小孩子进了托儿所，学生在学校吃住。那年八月初八，母亲让别人给我捎来亲笔字条，让我当晚务必回去见她一面。当时我们虽是上学，但每天必须砸矿石，大炼钢铁，卫星上天。我见到母亲的字条，没敢作声，捱到天黑，奔向申庄。那天天真黑，伸手不见五指，路两边全是青纱帐，被风吹得沙沙响，心里直发毛，远处还有猫头鹰哭一般的叫声，我的额头上汗珠子直往下滚。 申庄村死寂无声，人们都睡了，我的家亮着油灯。“妈，”我小声叫了一声。“我的宝儿，没吓着吧。”母亲摸着我的头说：“妈在这儿呆不下去了，我得逃难去。”“去哪儿？”“东北，你二姐家。我走后，只剩你一个了，我不放心。”妈掉了眼泪。我安慰她说：“妈你走吧，我不怕，他们能把我怎么样呢。”妈没再说什么，轻手轻脚地收拾东西，怕房东听见走不成。令人费解的是，妈把几个铜碗悄悄地放在坑洞里。 我们虚掩上门走了。我一边走一边想，整个家都完了，几个铜碗放在人家坑里干啥？人家一拆坑，还不是人家的？但我没说，一辈子都没提这事。 我们母子深一脚浅一脚，母亲是裹脚，哪里走得动。到了固城火车站，天快亮了，我送妈上了火车，洒泪目送，直到看不见为止。 火车站离高林村（学校所在地）还有十里路，得赶紧回去，露了馅就坏了。赶到学校，刚好赶上开饭。从那以后，我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父亲去了北京做苦力，母亲去了东北，三姐正上初二，辍学去了青海奔大表姐，大哥在保定上学，一家人各奔东西。他们全走了，地主的帽子压在我一个12岁的孩子身上。我的老师张口闭口“地主崽子”，村里开四类分子会，我得去参加。会上有人讲：“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你们这些地富反坏、反革命分子统统到郎五庄、申庄去了，因为现在我们是共产主义新农村，怕你们兴风作浪，容不得你们这些坏蛋。”                 海晏叛乱的回忆    铁穆耳   加布桑昂热的回忆： 刚解放那阵子，青海湖北边的沙窝里狼太多，政府组织二三十岁的年轻牧民成立民兵打狼队，公安局长、副县长、副书记都参加了。那时我也是民兵，上面定下任务了，不去不行。到了1958年，打狼队全部被说成是叛乱分子，全部抓了。牧民家里都有枪，这是牧民的习惯，哪怕穷得骑一匹老马，也要背一杆枪。1958年4月，牧民家里的枪全部没收了，接着开始抓人。大于千户是５月份抓走的，他的几个兄弟也都抓走了，部落里的百户也抓完了，后来他们全部死在劳改农场里了。财产全部没收，牲口没收后全部赶到公家办的牧场里。４月５月６月７月８月一直都在不停地抓人，我们大于部落每家每户都抓，半个部落抓完了。后来，他们来抓我，几个小伙子用麻绳捆。就那一捆，多少人被捆成残废。麻绳捆得太紧，血脉一点都不通啊，一下子就肿起来了。贝勒旗的佛爷捆死了，哈热加参亚乌尔的人捆死了。我们兄弟６个，我和两个哥哥抓走了，叔伯兄弟们都抓走了。我的一个哥哥被捆得胳膊都断掉了，成了残废，后来死在劳改农场。一个兄弟跑的时候被看守用枪打死了，如果活着的话，有78岁了，他属蛇。我的叔叔也被捆死了。 我是27岁上抓走的。刚开始时，一天到晚用麻绳捆，用柏木棍打，烤箱上烤，整整一个多月，让你承认叛乱了，把你的枪拿出来。我回答说，我可以不念经，也可以不煨桑，可是我真的没有枪，再打我我也找不出一杆枪。我们哪有啥叛乱啊？在部落里我啥官也没当过，几辈子就是放羊、放牛，肚子刚刚能吃饱。给我判了10年的刑。 我们被抓掉后，剩下的人也不容易啊！上面逼着他们搬到别处。那时候看样子我们所有的人都活不成。我们在格切劳改农场、赛什克劳改农场里挣扎，一个个地死。抓掉的女人们全在西宁的一个女子劳改农场，果洛、玉树、黄南、海南、海北和海西的女犯全部都在那里。剩下的没有抓的人呢，他们在默勒的大雪、苏勒托莱的大风里饿肚子，死了多少人啊。千户家抓得只剩下一个僧阿佛爷和两个奶奶，佛爷和一个奶奶饿死了。我的大妈、大伯和他们的两个丫头，我姐姐的两个娃娃都饿死了。老汉、女人、娃娃们死得多，那是1959年的二三月份，哈萨坟那里死了100多人。 　　我劳改了四五年，31岁时释放回来了。在劳改农场里我得上了胃病，眼睛被打坏。和我一起抓的人，我最熟悉的有９个人，回来的就是我和告白，还有一个女的。这个女的回来后死在托莱牧场了。我呢，劳改回来就在托莱当工人，是管制分子，我们的娃娃们也不能上学。 1977年又把我抓到看守所，审问挨打了一两个月，罪名是不满共产党，给佛爷磕头了，点酥油灯了。打了几天之后，公安局的高局长说：“看起来我们亏待你了，以后再慢慢照顾你吧。”就这么给我拦了一辆过路的拉石棉的卡车，把我的铺盖扔到卡车上，让我坐卡车回来了。我挨的打，我心里的冤枉，给谁说哩？   尼泊的回忆： 我正在夏季牧场上剪羊毛，过来了一群民兵和干部，喊我和贝利达古、尕木道三个人的名字。我们走过来，干部喊：“你们把剪子放下。”我们放下剪子，几个民兵上来，把我们三个人的胳膊拧到背后铐了起来。我不知道我们咋了，衣服也不让我们取，额济（母亲）也没有见上就押上走了。 手铐在背后，吃不上饭，我们趴在地上，像狗一样用舌头舔着吃。我被抓掉后，整整审问了18天，白天黑夜戴着手铐挨打。当过哈勒景乡乡长的散白勒被管教们捆在凳子上，上了八段锦（酷刑名称），成了残废。他们硬说我们参加叛乱，说我们开会吃饭商量要打共产党，说我们是反革命。天哪！我们老百姓哪有过这个想法？我们穷牧民打共产党干啥？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都打不过，我们哪有打共产党的心啊？我知道啥呀？你看我的手，手腕手指都变形残废了。我实在忍不住，他们说啥我就承认啥，我被判了12年的刑。我们海晏的蒙古人老汉们差不多抓完了。怎么说哩？有100个人的话，要抓90个。 判了刑后，我被赶到赛什克农场，一天二两稀饭。犯人开始饿死、渴死、病死。后来，又把我们调到伐木队，40多个犯人在赛什克的头道沟、二道沟、都兰贡巴一带砍伐树。每个人一天要砍伐三四方木头。我拼了命地砍伐木头，用肩扛木头，两个肩头受了伤，到现在活动都不方便。完不成不让吃饭，饭也就是那二两稀饭，一个拳头大的馍馍。一次，有些人去拾人家营盘上的骨头回来熬汤喝，也不知道那是啥骨头，吃了喝了的人中毒死了20多个。吃麦草死了一部分人。伐木队的40个人，死的就剩我和一个叫杨正的人了。这些死掉的人对上面汇报的时候，都说是病死了。 后来农场让我放牲口。我有几个亲戚在赛什克农场里，不知道他们饿死了没有，我想去看一下他们。我和一个伴儿从早晨８点骑着马走，从额尔德尼熬包的垭岵上去，就看见山脚下滩上埋着饿死的犯人，每个死人的沙堆上插着个木橛子或是扔着一块砖，上面写着名字。有的写名字的木橛子让犯人们取暖烧火了，所以也就看不出死掉的人是谁。我让我的伴儿看上面有没有我们的熟人亲戚的名字。我一直走到12点还是埋死人的沙堆，前面一堆堆的埋死人的沙堆还看不到头。 1964年提前释放了我，我的命大，算是活着回来了。到托莱牧场时，我看见我的额济还活着，姐姐饿死了，还有一个妹妹也饿死了，账篷没有了。上面让我去放马，一开会我就要去挨批斗挨打。那时候死一个人算个啥呀！我们一起的道尔基、索南措、马民吉尔、达尔基、仁青措都被逼得自杀了，我算是又活下来了。       乡村大游斗    王俊义   河南省西峡县丁河公社木寨大队，与相邻的石门、上店、茶峪、奎文、简村、河南一起，共七个大队，合成丁河公社东区。简村大队的大贵寺学校是丁河公社东区的中心学校，枪毙西峡县幸福党头子李顺堂，就是在这所学校开的公判大会，七个大队的学生都参加了。我们木寨大队的赵宗尧，也是幸福党头子之一，被判处十一年徒刑，后来平反了，说是假案，可是李顺堂已被枪毙，再也活不过来了。当时老师让我们小学生写作文，题目是“阶级敌人就在我们身边”。老师启发道：我们大队就出了一个幸福党头子，想想多么可怕——假若他们成功了，我们就要人头落地。 那时七个大队经常搞游斗运动，游斗的阶级敌人分四类，共有三百多人。第一类是罪大恶极类。游斗时每人扛一个稻草扎的刘少奇，肚子里装满石头块。这样的刘少奇有八十斤重，抗的时间长了，真是受不了。女阶级敌人扛的是王光美稻草人，也有六十多斤重。两个地主的小老婆本来就瘦弱，扛这样重的王光美稻草人，压得歪歪斜斜，不堪重负。他们头上还戴着一个纸糊的尖帽子，帽子上贴着两张纸条，上面写着打倒他们的标语和侮辱她们的称号。 第二类是抗拒改造类。游斗时，头上戴着高帽子，肩上扛着一个内装较少石头块的稻草人刘少奇，有四十多斤重。女阶级敌人扛的王光美稻草人，上面糊一层白纸，画着各种丑化王光美的图案。有的大队别出心裁，在王光美身上画一条美女毒蛇。第三类是罪恶较轻类。他们不扛刘少奇稻草人和王光美稻草人，只是头上戴一顶尖帽子，手里拎一个守法公约牌子，上面写着必须遵守的规矩：第一，老老实实改造，低头认罪；第二，家里来了客人要报告；第三，出门请假。第四类是最没有民愤的，不戴高帽子，只拎一个守法公约牌子。在阶级敌人队伍里，能混到这个待遇是相当不容易的。 这些乡村阶级敌人，有来自旧社会的地主富农分子，有当过土匪排长的反革命分子（连长以上的土匪都枪毙了），有强奸犯刑满之后的坏分子，有判过刑的、开除公职的或保留公职的各种回乡右派，有牛市上倒卖耕牛的投机倒把分子（经纪人），还有小偷小摸。一些人因爱说牢骚话，或因文化水平不高，不小心说了一句半句毛主席的坏话，也被划为阶级敌人。     走在游行示众队伍最前面的是两个民兵，扛着没有子弹的步枪，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一二三四类阶级敌人跟在民兵后面，走在最后边的是另外两个民兵，也扛着没有子弹的步枪。七个大队的治安主任是游行队伍的监督者和管理者，跟在队伍之外。     游行示众要进行七天，一天一个大队。一个大队有七八个生产队，阶级敌人每到一个生产队，本大队的治安主任就拿起广播筒，对着组织好的人群，把自己大队的阶级敌人逐个介绍一遍，接着让第一类阶级敌人低头认罪，把自己在新旧社会犯下的罪恶检查一遍。扛枪的民兵放下枪，枪托着地，举起一只手臂高呼打倒这个敌人的口号，再高呼：“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之后，游行示众的队伍就去下一个生产队。     阶级敌人都要自带干粮，条件好的会带酸菜玉米饼子，条件差的带的是蒸红薯。到了饭时儿，民兵和治安主任吃安排好了的简单饭菜，阶级敌人则放下刘少奇、王光美和高帽子，坐在井台上啃自带的干粮。有时民兵会对某个阶级敌人说：“XXX，你的玉米饼子给我一块。”那阶级敌人就给他一块。假若给玉米饼子的是第一类阶级敌人，民兵也会说：“我靠，你都不会把里面的石头取一块扔了。”阶级敌人就悄悄取出一块石头，扔到看不见的地方。     啃了干粮，民兵找来水桶，从井里打出一桶水，让阶级敌人撅着屁股，对着水桶喝一阵。吃了喝了，大家休息一会儿。这时，有些有文化的阶级敌人会很有分寸地讲讲流行的比较文雅的笑话，让整个敌我群体都轻松一会儿。有一回治安主任问群众：“敌人多不多？”群众们都说：“多。”“敌人们坏不坏？”大家都答：“坏。”有的阶级敌人也跟着回答“坏”，惹得治安主任哈哈大笑，骂道：“我日你们娘，哪有自己跟着说自己坏的？” 七天之后，大游行示众结束了。四个月之后，接着再来一次。那些本来互相不认识的阶级敌人，如今都互相认识了，再一次游行时，他们都能叫出对方的名字。 这一幕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参加游行的人大部分已经不在人世，他们经历的时代羞辱也成为民间历史，渐渐淡忘。我们不禁发问：假如历史重演，下一次参加这样羞辱游行的会是谁呢？   ———————————————————————————— 1944年山西晋城土改非常左。当时在文化单位（主要是小学、初中或师范学校）搞阶级清洗运动，学生中成立了各种名目的组织，最主要的一个叫“翻先队”，查教师三代甚至三代以上，看他们的先人是属于地富、中农还是贫雇阵营。只要沾上地富，就坚决清洗，于是大量教师被清洗下来，逐回家劳动，有的是胸前挂上“地主”、“恶霸”的牌子监督上课。这种做法在学生中发展得更为恶劣，比如地富子弟要背贫雇农子弟上学，贫雇农子弟可以尿地富子弟的头上，名曰“洗脑筋”；地富子弟要替贫雇农子弟做作文、演算草、放牛、割草，女的要替他们纺花、做鞋，都有定额，完不成定额者开会斗争；考试成绩，要根据成分扣分加分，贫雇农子弟加五分，地富子弟减五分，个别地方甚至规定，贫雇农子弟一律八十分，中农子弟四十分，地富子弟十五分；学校出告示，翻先队队长（学生）名字在前，校长名字列后。 ————————————————————————————           　     南京青年陈卓然    毅 然   　　陈卓然，1968年南京市八中高中毕业，赴江苏省洪泽县人河公社插队落户。他与插友苏小彬(苏晓兵)经常交换对文化大革命和接受再教育的看法。南京是中华民国的首都，有人散布说，潜伏在南京的敌人有几个师，反革命多如牛毛。浦镇车站某工人因说“毛主席红光满面，林彪骨瘦如柴”，被定为反革命，判刑五年。南京铁路建筑段某工人，在一座土窑西侧工作，窑里冒烟，因为刮东风，弄得他满身烟灰，他说要刮西风就好了，于是被扣上与“东风压倒西风”的毛语录唱反调，判处管教三年。此类冤案，相当普遍。 　　1970年2月12日，共产党江苏省委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头版重新发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语录，并配发评论员文章《迎头痛击阶级敌人的进攻》，号召“掀起一个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陈卓然、苏小彬决心起来斗争。当天夜里，他们剪下报纸上的字，拼成六条标语，贴到南京市的主要街道上。标语的主要内容有：“查金华烈士永垂不朽!”“我们要真正的马列主义!”“打倒林彪!”“打倒江青！”等。查金华是南京市一打三反运动中第一位殉难者，罪状是组织马列小组，用马列主义的观点质 疑现行政策。     因知情者告密，3月6日，陈、苏被捕。4月28日公判大会，陈、苏等人镇定自若。当看到那个卖友求生的告密者时，陈卓然怒斥道：“总有一天要跟你算账!”大会宣布陈卓然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苏小彬有期徒刑15年。同案受牵连的还有陈卓然的女友王茂雅、陈卓然的妹妹陈美丽等人。后来，王茂雅精神失常自杀身亡，苏小彬在劳改期间被机床弄瞎一只眼睛。     《知青之歌》案    苏 北   1969年，一首歌曲在江苏省江浦县一个南京知青的小茅屋里诞生。从此，它在知青中辗转流传，从寒冷的塞北草原到西南的热带雨林，从西北的戈壁沙碛到东海之滨的盐碱荒滩，哪里有知青栖息的足迹，哪里就可以听到这首歌的歌声。这就是曾在全国知识青年中普及最广的《南京知青之歌》。这首知青之歌带给作者的不是鹊起的声誉，而是沉重的镣铐、无情的批斗、暗冷潮湿的牢房和死亡的阴影。 歌曲作者任毅，又名任安国，南京市八中六六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12月到江浦县永宁公社插队落户。最初，知青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必要性深信不疑，每天起早贪黑苦干。不久他们发现，几乎所有生产队在给知青盖房时都偷工减料，农民其实并不欢迎他们的到来。一般农户盖房都要七架梁，给知青盖房时只用五架，剩下的用知青安置费购买的木料被队干部私分。 1969年夏收之际，任毅在门上贴了这样两段语录：“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和“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是毛泽东在不同时间、场合说过的两句话。随着上山下乡初期狂热激情的消退，失望情绪在知青中蔓延。1969年5月下旬，任毅在一首名叫《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词作者是南京赴新疆的知识青年高世隆，据《丰收农场之歌》的曲调谱成)的知青歌曲基础上，重新填词，并对原曲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创作出一首表达知识青年思乡情绪的新歌《我的家乡》：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啊长虹般的大桥直插云霄横跨长江，威武的钟山虎踞在我的家乡。 　　辞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了青春的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荣而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啊用我们的双手绣红地球赤遍宇宙，憧憬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任毅的创作一完成，立即被人拿去传抄。此时，江浦县和苏北宝应县等地遭遇特大洪水，有些知青返回城市，另有部分知青因经济上不能自给也倒流回城。各地知青返城后，相互往来增多，出现了广泛传抄、学唱《我的家乡》的情况。尔后知青又陆续返回农村，这首歌又在未回城的知青中进一步流传。 8月，苏联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华语广播播放了这首歌，称之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当时正值中苏两国边境争端和意识形态分歧非常激烈的时期，莫斯科电台此举无异于将任毅推入绝境。一个月后，南京街头的大批判专栏开始口诛笔伐这首歌，将其性为反动歌曲，“说出了帝修反想说的话，唱出了帝修反想唱的声音”。 　　11月，江浦、宝应等县开始组织人员对《我的家乡》进行批判。任毅的母校在组织力量追查歌曲作者的同时，将情况向《新华日报》作了汇报。任毅预感到“自己的青春将要葬送在这莫名其妙的歌声中了”，就向公社、县负责知青工作的干部承认了自己是《我的家乡》的作者，写了书面检查。  1970年春节前夕，上海市普陀区回沪过春节的部分知青在里弄哼唱这首歌，被逐级汇报到上海市革委会。2月12日，上海、南京两市公检法军管会开始对《我的家乡》一案进行联合调查，南京市文教局根据市委书记的指示组织了专案组。2月19日，阴历正月十五元宵节的当晚，武装军人以“创作反动歌曲，破坏知青上山下乡，干扰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战略部署”的罪名，将任毅羁押于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看守所，作为重大反革命专案进行审理。 审讯者逐字逐句审查这首歌曲，极尽牵强附会、上纲上线、罗织罪状之能事。“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是燕雀的啾啾哀鸣，是留恋城市，是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软抗；“金色的学生时代”，是为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的17年鸣冤叫屈；“未来的道路”，是散布悲观情绪，是对祖国前途的恶意诽谤；“生活的道路”，是对革命者四海为家的反动，是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恶毒攻击；“跟着太阳起”，是渲染农村劳动的艰苦，是对广大贫下中农大干社会主义，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披星戴月劳动场面的恶意中伤；“光荣而神圣的天职，我们的命运”，实质是把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说成无可奈何，形势所逼，是悲观情绪的进一步流露，再一次为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用我们的双手”，是用革命词藻掩盖其“憧憬”资本主义复辟；“一定会到来”，即资本主义的明天一定到来，充分暴露了希望资本主义复辟的迫切心情。 　　任毅下乡期间曾说过：“现在学生天天学政治学毛主席语录，学不到文化知识，是挂名的中学毕业生，今后中国科学技术靠他们怎么行？”“美、苏宇宙飞船上天，我是十分关心和羡慕的，人家都到月球上去了，我们还在一锄一锄地干活，太落后了。”办案人员指控他这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3月21日，《新华日报》社革委会向江苏省委呈送了关于《我的家乡》出笼的专题报告，并拟定了批判《我的家乡》的报道计划。与此同时，南京市组织几十场批判任毅然的大会。从被抓到8月3日被判决，5个月里，任毅3次被拉到公判大会上为死刑犯陪绑。在那种恐怖的滥杀气氛中，所有陪绑者事先并不知道究竟谁会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5月20日，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向市委呈送《关于现行反革命犯任毅的结案处理报告》，称任犯出身反动家庭，长期收听敌台广播，散布反革命言论，污辱宝书宝像，发展到严重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流毒深广，罪大恶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经研究决定，判处现行反革命犯任毅死刑，立即执行。6月6日，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报省委审批。据说省委主要负责人考虑到任毅年纪轻，经历简单，亲自作了批示，决定判其10年徒刑。8月3日，公判大会宣布了这个判决。1979年，任毅走出牢狱，重见天日。   ———————————————————————————— <img src="file:///C:/Users/H/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8.jpg" border="0" height="305" width="401" alt="" />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 圣经箴言/焦国标书 ————————————————————————————               王亚卓致信黄帅案    京 麾   1973年12月，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一小五年级学生黄帅，因与班主任有隙，经家长捉刀代笔，给《北京日报》写了一封信，用夸大的语句叙述了与班主任发生矛盾的缘由，末尾反问：“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12月12日，《北京日报》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为题，发表了黄帅的信和日记摘抄。日记摘抄是报社根据反“师道尊严”的需要摘编而成的。12月28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北京日报》发表的黄帅来信和日记摘抄以及编者按，又另加按语，赞扬黄帅“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火”。此后，各地报刊、电台、电视台广为传播。国务院科教组用电话通知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局，组织学校师生学习这些材料。全国各地许多教师被迫作检查、受批判，一些学校桌椅被拆毁，门窗被砸坏，玻璃被打碎，学校财产遭到损坏。 1974年1月，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十九团政治处的三名知识青年王文尧、邢卓、恩亚立，在闲谈中共同流露出对黄帅所作所为以及新闻媒介藉此煽风点火的不满。他们认为，对黄帅的赞扬加剧了师生间的对立，学生动不动就给老师提意见，简直成了“学道尊严”；《北京日报》不应该刊登这封信。三人决定给黄帅写一封信，阐明自己的观点，对黄帅进行教育，替老师们说几句公道话。 1月14日，由邢卓执笔写了一封给黄帅的信，信末落款是“内蒙古生产建设部队十九团政治处王亚卓”。王亚卓，系从三人姓名中各取一字而成。1月29日，王亚卓收到了黄帅的回信，信的口吻比较谦和。2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经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圈阅同意的黄帅给王亚卓的公开信。此公开信一反上封回信中的谦和口吻，称王亚卓的来信是“资产阶级老爷的悲哀嚎叫”，是“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语言”，“把革命师生引向分裂”，“引向刘少奇、林彪利用孔老二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邪路”。《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还说这是“教育战线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此后一个多月，中央和省市级地方报纸发表近百篇批判文章，甚至连备受侮辱的黄帅所在班的班主任也违心地加入围剿王亚卓的行列。 随着公开信的发表，对王亚卓的政治迫害也开始了。2月12日，即公开信发表的第二天，专门处理王亚卓事件的工作组就开到十九团，并且做出“发动群众，掀起批判王亚卓右倾思潮的高潮”的决定，指出“王亚卓是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急先锋”，“批林批孔联系实际就是批王亚卓”。公开信发表时，王文尧正在天津家中休假，兵团拍发加急电报令其火速归队。王文尧一出火车站，立即被工作组用专车接到团里隔离。邢卓、恩亚立也同时被隔离。给黄帅的信未留底稿，工作组查问信的内容，3人分别凭记忆追忆，出入很大，多日不能落实。工作组反复查问3人之外还有什么人参与、指使，未得满意结果。 2月16日，十九团党委上报了《关于对王亚卓错误思想检查认识的报告》。同日，兵团党委拟出《关于二师十九团政治处“王亚卓”写信攻击革命小将黄帅问题的报告》。3月1日，二师党委上报了《关于对王亚卓同志严重错误的检查认识》。与此同时，对王亚卓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批判，给他们扣上“否定文化大革命，攻击新生事物”，“把矛头对准党中央、毛主席”，“气焰嚣张，立场反动”等几十顶政治大帽子，甚至把他们同林彪、孔老二相提并论，称“孔老二要复礼，林彪要复辟，王亚卓要复旧”。　　  　　20多次批判会后，4月5日，王亚卓被分别送到三个条件最差的连队进行劳动改造。中共党组织给予王文尧党内警告处分，恩亚立团内警告处分，邢卓团内严重警告处分。王亚卓的家属也因此遭到种种歧视、打击。邢卓的妹妹只有14岁，正上初中，听说哥哥被打成反革命，精神受到极大刺激，积郁成疾。1974年9月，邢卓获准回家探亲，妹妹哭着问他“挨整了没有？”“到底是不是反革命？我该不该同你划清界限？”说罢昏倒在床，送到医院一直昏迷，18天后死去。体弱多病的邢母听说儿子被打成反革命，痛苦万分，逢人就讲：“邢卓只写了那么一封信，怎么就遭那么大罪呀，我死也不相信我的孩子是反革命!”女儿的死，更是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数日后，邢母悲愤而亡。   ———————————————————————————— 所谓的抄家，往往要没收和毁坏所有财产，即使是孤寡老人，家里的一切也都要抢走，连碗筷、被褥都不剩。抄家还伴随着打人，手段残忍至极。抄家时最常见的项目是剃阴阳头，尤其见了妇女更难放过。说是剃，其实是连剃带薅，有时甚至干脆就是一把一把地薅，连头皮都撕下来，街上常见耷拉着粉红头皮、淌着鲜血的老人在游街。更残忍的是还要“洗”头，用浓碱水往伤口上浇。东四一带有一家是“资本家”，红卫兵把老夫妇打到半死，又强迫儿子去打，上中学的儿子用哑铃砸碎了父亲的头，自己也疯了。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见惯的事，在沙滩街上，一群男红卫兵用铁链、皮带把一个老太太打得动弹不得，一个女红卫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上蹦下，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崇文区栏杆市一带发生一起“阶级报复事件”。一位不堪忍受虐待的李姓“房产主”，据说用菜刀威胁了看押他的红卫兵，被红卫兵打死。各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立即疯狂报复，数千名身着军装、手持凶器的打手们乘着公交专车汇集到出事的街道，在这一带“血洗”七天，无数人惨遭毒打，许多人死于非命。红卫兵在崇文门附近抄一个 “地主婆”的家（孤身一人的寡妇），强迫附近居民每户拿来一暖瓶开水，从“地主婆”脖领灌下去，直到肉被烫熟。几天后，被扔在屋里的“地主婆”的尸体上爬满了蛆虫。 ————————————————————————————             大兴大屠杀    京 诧   19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支持鼓励杀人的讲话。从8月27日至9月1日，全县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屠杀最有名的是大辛庄公社，指挥屠杀的是高福兴、胡德福。这两个人现在还活着，据说在县城开店铺。 大辛庄的惨案发生在8月31日夜里，一夜杀了100余口人，当地人称为831事件。过来人老韩回忆，大辛庄的杀人方法五花八门，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铡刀铡的，有用绳子勒的，对婴幼儿更残忍，踩住一条腿，劈另一条腿，硬是把人撕成两半儿。 屠杀行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的大队先把要杀的人集中关起来，再一个个叫出去，出去一个杀一个，被关的人并不知情，直到杀光为止。也有事先在被害人屋门口拉上电线的，人一出来就触电而亡，没任何声响，顺利地将其全家杀害。老人和小孩儿没有任何反抗能力，凶手毫无顾虑，可以为所欲为。在马村，有一对被活埋的祖孙二人，凶手向他们身上扬土，抱在怀中的小孩儿说：“奶奶，迷眼。”老人说：“一会儿就不迷了。”     有的大队干得很隐秘，第二天早上出工，许多社员发现来干活的人突然少不少了，才知道一夜间死了那么多黑五类。黎明大队把杀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苇塘里，后来干脆把活人往苇塘拖，用绳子套在脖子上，连拖带勒，到了苇塘人也断气了。靠近公社的好几个大队，都把黑五类杀绝了。中心大队的贫协主席，一人用铡刀铡了16个人，自己也紧张得瘫倒了。铡死的人都塞进一口深井里，直到把井塞满。后来，井里往外泛白沫，发着恶臭，村里人把一部分尸体捞出来埋了，然后把井填了。 那时一个劲儿宣传毛泽东的“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至于怎么“打”，什么是“倒”，各有各的理解。批斗也是“打”，拳打脚踢也是“打”，把人打死也是“打”，打倒在地上是“倒”，彻底打死也是“倒”。 韩宗信一家五口就惨死在那天晚上。韩家是中心大队人，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儿和两个十多岁的儿子，仨人都是中学生。一个最小的女儿，因为穷，四岁时送给了本公社北贺大队的一户人家。那家也是地主成分，但是北贺村文明一些，这才保住了她的性命。 韩宗信地主出身，从小离家，参加国民党的军队，后来投降，1955年回乡，有罗荣桓签发的《起义证书》。韩宗信把证书悬挂在屋内上方，希望它能给自己带来一点保护。文革前的四清运动中，有人检举韩宗信藏枪，拘留了几十天，被害前几天才将他放出来。8月30日，老韩的内侄听说姑父获释了，特意去看望他。到了第二天，却得到消息，姑夫全家都被打死了。那些年，外村的姑娘都不敢嫁到大辛庄来，怕给宰了。 落实政策时，中心大队给韩宗信唯一存活的小女儿1800块钱，算是偿还当初没收她家的房屋和全部动产。能得到这点儿钱的人也是极少数。多数人家的家人都死光了，大队想给都没处给。大辛庄屠杀的主谋高福兴、胡德福被关几年放了，九人小组里的其他人，该当干部还当干部，没听说谁受处分。  8月31日那天，大辛庄的黎明大队、红升大队、昕生大队和中心大队杀了106口人，最老的80多岁，最小的还不会走路。黎明杀了60余个，人数最多。中心、昕生各杀20余个。红升行动慢一些，刚杀死2个。 9月1日上午，大兴县副县长刘英武、傅华忠来到大辛庄制止屠杀，四个大队的屠杀活动停止。但是高、胡二人不向各大队传达县委的指示，附近的杨各庄、东黄垡两个大队在9月1日还在杀，共杀了20多人。同一天，县委书记王振元带领张连和等十余人，到马村劝阻杀人。杀红了眼的民兵们手持木棒、铁棍，有的手持铁锹、刀子，不准来人前进一步，否则后果自负。马村的杀人干部事先在村子四周设立三道防线，不准出入。王振元他们硬冲了三次，才被允许排队进入杀人现场。他们与大队书记李恩元谈判，从下午直到半夜，才说服他们停止杀人。李恩元们反复强调：“不叫杀了，他们反过手来杀我们贫下中农怎么办？” 许多杀人动机都出于个人恩怨，甚至是为了一点儿个人的私利。有一户姓陈的，户主当过伪军，论成分他家还是贫农，杀不杀这一家，村干部很有争论。陈家的两个儿子跪下央求说：“别杀我们，我们不为父亲报仇。”一个姓田的人，不由分说，用杀猪的通条扎死了这一家人。姓田的欠了陈家的钱，把陈家一灭，就不用还钱了。有的人借过五类分子的东西，急于杀人赖掉。更有甚者，有人霸占了黑五类家的妇女，还说“给你换换成分”。     在北臧公社新立村，赶车的把式装运尸首时发现一个三岁的女孩儿还有一口气，就把她藏在车辕底下。在车子颠簸中，女孩儿苏醒过来，被别的打手发现，过去把她劈成两半儿。车把势终于忍无可忍，扔下鞭子不干了。 大辛庄公社共管辖19个大队，多数大队没有发生大屠杀，西白疃大队就是一例。西白疃大队书记李树清（女），贫协主席李树珍，是堂兄妹，平时很看重邻里关系，不爱搞阶级斗争那一套。土改前李树珍是村里最穷的人，生在庙里，直到土改一直住庙里。有一年组织上要他当大队书记，他说什么也不干，理由是不愿得罪人。 8 月31日晚，李树清被召到公社开会，组织开会的是以公社主任高福兴和公社团委书记胡德福为首的九人小组，该小组还包括公社副书记李自永、李冠清。公社正书记贺云喜（音）是地富出身，被九人小组关押，也险些被杀。会上传达了高、胡从天堂河劳改农场带回来的新精神，让各大队当晚把地富分子及其亲属斩尽杀绝。 李树清回到大队，吓得腿软，连忙召集大小队干部商量办法。生产队小队长张万义极力反对杀人，说：“咱们大队的五类分子连同亲属有280多人，这么多人能杀得过来？咱们都没杀过人，就怕杀一个自己就吓趴下了。再说200多人要是急了，还不一定谁把谁杀了呢。”张万义是几代贫农，自己又当过八路，说话硬气，敢于直接反对。本来队干部们对于杀人就很犹豫，又被张万义泼了冷水，没有人再主张屠杀。李树清说，在公社的会议上，有人提议，西白疃地富多，如果行动起来人手不够，外村的打手可以来支援。为了防止外村人闯进西白疃乱杀，发生意想不到的后果，于是大家商定，派村人把守在村外，一律不许外村人员进入。 幸亏第二天（9月1日）县里来人制止屠杀，否则西白疃能否顶得住这股杀人狂潮也很难说。9月1日以后，还有外村的人来贴大标语，指责西白疃的村干部胆小怕事，向阶级敌人妥协。西白疃村的五类分子也吓坏了，好多天都不敢进屋睡觉，生怕被堵在屋里遭到屠杀。他们也豁出去了，说，要是来人杀他们，就和凶手拼命。   ———————————————————————————— 钱宗仁是湖南湘乡县长丰公社浒洲大队人，因出身富农，几次丧失升大学的机会。1962年，钱宗仁第一次报考大学，成绩特别优秀，据说列全省前10名。清华大学准备录取他，母校湘乡二中的党支部副书记王寿松却赶到招生办，将钱的政审结论改为“不宜录取”，加盖公章，要回材料，终致落选。1963年，钱再次参加高考，被哈尔滨工业大学录取。9月入学时，在大队蹲点搞四清的公社副书记指使大队干部，不予办理户口粮食迁移关系。钱再三请求无效，只好空手赴哈工大。在哈工大入学三个月，钱又被地方追回。1964年，他第三次报考大学，公社曾书记本已答应，一位姓伍的公社干部还在钱的笔记本上签了字，写了一些勉励的话。最后讨论时，他们觉得不对，说今年钱宗仁若上了大学，不就说明公社以前都做错了吗？于是决定对钱的报考申请不予理睬。钱宗仁满怀希望地奔波了几个月，最后却没有拿到准考证。 ————————————————————————————   　       道县大屠杀    湘 子   1967年夏末，湖南道县。 横贯道县的潇水河面漂浮着一具具浮肿的尸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赤身裸体，有的仅剩丝丝缕缕挂在身上，有的被铁丝反绑双手，有的骨骼折裂，肢体残缺，鱼群已把它们的脸啃得糟烂。 道县各地到处是“斩尽杀绝黑四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的标语口号，到处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杀人布告。 道县古城墙头，一群孩子竞相点数着河面的尸体，比试眼力。突然，他们看见一具女尸漂过来，怀里还紧紧抱着一个尺把长的婴儿，孩子们“轰”地一声吓散了。 各个村头、渡口，岗哨密布，荷枪实弹或扛着土制武器的民兵日夜盘查，稍有异常，便攥紧大刀或拉动枪栓，喝问：“干什么的？”“什么成分？”查路条，搜身，盘问，随便捆起来刑讯逼供。 道县电业局工人陈某，查线路来到城郊公社，遇上民兵厉声喝问，吓得说话结结巴巴，马上被认定为逃亡的四类分子，拖进被杀的地富及子女行列，准备第二天一早处死，幸亏一名农村基层干部认出了他才免于被杀。 湖南大学机械系学生蒋晓初，时年22岁，因学校停课闹革命，从长沙回到家乡审章塘公社黄土坝大队暂避。其父蒋勋，毕业于湖南大学历史系，1949年后在道县当教师，曾担任过道县一中的校长，因出身不好，此时被开除回家，与几十个地富分子及子女一起被关押在大队部，其次子蒋晓中也关押在里面。蒋晓初跑到大队部宣传毛泽东思想，“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试图说服那些丧失了理智的基层干部，结果被关起来。 半夜时分，蒋晓初和他的弟弟被大队“最高法院”的刽子手们叫出来，五花大绑押往河边。鸟铳响了，蒋晓初身上射满铁砂，但他没有倒下，仍然在高声朗诵毛主席语录：“‘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同志们，你们这样做要犯错误的呀！”民兵聂XX不耐烦了，冲上前，手起刀落，砍下蒋晓初的头颅，接着又砍下蒋晓中的头颅，尸首被踢进河中。许多在外地工作的道县人，或因出身不好，或因这样那样的问题，被一张“母病速归”之类的电报骗回乡，与蒋晓初一样遭到杀戮。 县城街道上，气氛紧张到极点，只要一阵旋风刮起，吹起几片纸屑和尘沙，或者某人不小心碰翻了一只洋铁桶，所有的人立即惊呼着抱头鼠窜。当地人把这种现象叫作发地皮疯。一到黄昏，县城便成一座死城，人们龟缩在家，把门拴抵牢。屋子的横梁上铺着棉絮棉衣之类，因为担心流弹从天而降。 喝惯了河水的道县人，已无人再敢饮用被尸体污染的河水，县城仅有的五口水井一时身价百倍。在五星街的戚家井旁，每日凌晨就出现排队汲水的长龙。水乡泽国的道县发生了水荒，因争井水而引起的纠纷时有发生。道县人爱吃豆腐，县城的豆腐店多开在河边。如今河水不敢用了，全都被迫改行做米豆腐。店家挑着米豆腐沿街叫卖：“井水米豆腐！井水米豆腐！”仍然无人问津。街上贴出“为革命吃河水”的大字报，一些革命闯将现身说法，带头饮用河水，希望化解饮水危机。   1967年，整个中国都已疯狂。道县的街头巷尾，触目尽是“北京来电”和“特大喜讯”，人们手捧红宝书，高举语录牌，敲锣打鼓涌上街头，欢呼毛泽东的最高最新指示，并很快结成两个对立的派性组织：一派叫毛泽东思想红战士联合司令部，简称红联；另一派叫无产阶级革命派斗批改联合指挥部，简称革联。红联称革联为革匪，革联称红联为红老保。 革联主要由青年学生、市民、手工业者、下层知识分子及少数干部组成，成分比较复杂，知识层次较高，不少人过去遭遇过政治迫害，对官僚阶层和现实社会的不公正更具反抗精神。这一派在县城势力较大，以道县二中为据点，用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播送中央两报一刊纪念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一周年的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 红联与当地政权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大多数人是既得利益者或名义上统治者的依靠对象，更倾向于维护既有的政权和秩序，对那些斗胆犯上作乱、自称造反派的人极为反感。红联拥有现实当权者和几乎整个乡村政权及组织的支持，认为杀人是民主革命的补课，地富反坏右以及21种人现在都活动起来了，正在向新生的革命政权猖狂进攻，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再迟疑我们就会像40前在武汉、长沙那样被国民党反动派屠杀。两派在县城里相互攻击指责，时有小规模武力冲突。“在农村杀人，只要贫下中农讨论通过就可以了。” ８月11日晚，红联在清塘公社营乐园大队部召开各区武装部长会议，决定第二天集中各区基干民兵（持枪民兵），攻打革联总部所在地道县二中，由清塘区武装部长关有志等人组成前线指挥部，关任总指挥。会上强调，必须加强管制四类分子，建立巩固的“后方根据地”。 与此同时，县武装部长刘世斌、县委副书记熊炳恩召开全县各区、社“抓革命、促生产”小组组长电话会。熊布置了各区、社抓紧抢收中稻、抢栽红薯的任务之后，告诉大家，县武装部和县公安局的枪被抢了，阶级敌人要翻天了。他愤怒地敲着麦克风说：“各地要发动群众采取果断措施，加强对阶级敌人的专政，要把民兵组织起来，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卫好‘双抢’。” ８月13日，红联进攻道县二中革联总部的战斗失利，被打死2人，打伤多人。红联举行抬尸游行，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当天，熊炳恩对四马桥的王甫昌、一区的武装部长刘善厚、七区副区长宛礼甫，以及由县里派去大坪铺的张望耻和其他各区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负责人说：“告诉下边，一队可以先杀一两个。” ８月13日上午，寿雁公社召开各大队干部会议，公社文革主任兼公社红联司令徐善明，根据寿雁区“抓革命，促生产”小组组长陈智希的指示，与公社武装干事何建锡私下交换意见，决定搞掉曾经当过军统特务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朱勉。会上，公社武装部长又在讲话中重点点了朱勉的名，说他与革联有联系，搞反革命组织，要杀贫下中农。当晚，寿雁公社下坝大队召集四类分子训话会，趁机找岔子将朱勉拖到山上打死，成为道县大屠杀的第一个被害人。 四马桥区杨家公社闻风而动，公社秘书、现已变成区红联副司令和公社红联司令的蒋文明，召开会议发布命令：第一，从现在起，各大队要组织人站岗放哨；第二，要采取得力措施防止革联下乡串联；第三，要发动贫下中农管好四类分子；第四，四类分子如果乱说乱动，要搞暴动，各大队要联合起来，采取断然措施。 蒋要大家讨论，郑家大队党支部委员、联络员郑逢格第一个发言：“我们大队地富活动很猖狂，已经组织起来开了几次秘密会了。历史反革命郑元赞的老婆钟佩英，串联一些地富子女，去宁远参加了‘湘江风雷’，已经领了两个月工资了，还准备领枪回来，跟贫下中农作对。地主崽子郑生尧已经在支书郑逢蛟门口睡了好几晚了，郑支书害怕被杀，已经躲起来了。阶级敌人这样猖狂，我们贫下中农不知哪一天会死在他们手里。”周塘管大队支部书记接着说：“吃亏了，我们已经落到敌人后面了！”前进大队支书感叹道：“阶级敌人这么猖狂，毛主席他老人家怎么不开口呢？” 蒋文明叫大家翻开随身携带的红宝书，学习了一段最高指示：“蒋介石对人民是寸土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现在蒋介石已经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学完语录，蒋说：“革命的同志们，其实毛主席早已开口了，只是你们不理解呀！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组织群众干！” 郑家大队民兵营长郑会久问：“像钟佩英这号人，怎么搞？”蒋文明毫不含糊地回答：“她什么时候起来暴动，就什么时候搞掉她！”接着，他们确定了公社的总联络员，议定了各大队的联络暗号，同时策划了杀害钟佩英的具体方案。有人提出派人将钟佩英偷偷搞掉，或趁她出工时骗到山上搞掉，被否决。 14日晚，蒋司令带着两名随从到富足湾，主持召开富足湾、老屋地两个大队党团员会。会上，除了介绍他的备战方案外，蒋又增加一项新内容：讨论钟佩英组织反革命暴动的罪行。15日晚，郑会久、郑逢格按照蒋文明的布置，召开四类分子和四类分子子女训话会。郑会久喝问钟佩英：“你到宁远去，为什么不请假？”钟佩英答道：“我又不是分子，我是子女，为什么要请假？党的政策规定，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 他们捆钟佩英时，钟的两个儿子，一个18岁，一个20岁，喊“要文斗，不要武斗”。钟佩英被用锄头棍棒打死后，他们想，她的两个孩子还在，将来肯定要给母亲报仇，于是有人提议：“干脆一起搞掉算了。”于是一呼百应涌到钟佩英家，把她已经上床睡了的两个儿子拖起来，分别拉到后面和对面的山上，一顿锄头扁担，活活将两条年轻的生命打死。     事毕之后，他们又集中到钟佩英家，既紧张又亢奋，无意回家安息，便将钟家喂的几只鸡鸭全部杀掉，一锅炖了，又打来烧酒宵夜。待到锅里只剩下一点汤汁的时候，蓦地听到一声鸡鸣，众人心里一惊，赶紧推门而出…… 天一亮，郑会久早饭没吃就急匆匆赶到公社，将搞掉钟佩英母子的情况报告给蒋文明。蒋文明说：“好！行动快，有魄力！”郑会久心底那一点慌乱终于镇定下来，以后也就不再在乎什么了。 8月17日上午，蒋文明主持召开各大队五巨头会议，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郑家大队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散会后，各大队急起直追，很快在合作、塘坪、早禾田、陈家、三角河等大队杀了31人。 现任郑家大队支书郑逢桥回忆钟佩英时说：那是一个很体面的女人家，四十来岁，念过书，粗活细活都拿得起，还会做衣裳，听说是蓝山县那边一家大户人家的女儿。那阵子，钟佩英社会关系不好，老老实实呆在家里也难保不出事，她又去参加什么‘湘江风雷’。我那时是支委，那天开会，他们讲起钟佩英的事，我大吃一惊：钟佩英搞了那么多活动，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死也死得惨，就在路边那口山塘边，好几天没收尸。还有她两个儿子，就更惨了。”文革中，大队在四类分子及其子女中秘密安排了几个耳机（卧底）刺探敌情，定期汇报。郑家大队杀第四批的７个人时，是命令一些没有被杀的地富分子和子女用绳子把这7个人勒死的。  杨家公社杀掉钟佩英母子三人的消息很快传开，全县流传起“四类分子要造反，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杀一半，地富作骨干”的谣言，加之在此期间有4个区搞出7个反革命组织，逼供出一个纲领，即“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气氛十分紧张。从8月17日开始，清塘、清溪、梅花等区先后召开社队干部会议，动员部署杀人。 ８月13日，祥霖铺区的袁礼甫在上渡公社召开杀人大会，杀掉了7人。紧接着，他又成立了一个百人杀人团，分赴各个公社和大队，组织更大规模的屠杀。被杀的人，有的是从床上拖起来的，有的是从田里叫上来的。从８月13日到8月底，半个多月里，根据宛礼甫上报的杀人名单，共杀掉了1千多人。屠杀的方式骇人听闻，土枪崩、沉河、断头、截肢、开膛、腰斩、投窑火烧、集体爆炸，年轻的妇女则集体轮奸后杀害。 8月14日，桥头公社公安特派员杨逊卿，到大江洲大队召开大队干部会，督促杀人。第二天，该大队杀二人：75岁的秦秀容和她5岁的孙子何国新。那么多四类分子及其子女不杀，何以就杀这一老一少两个阶级敌人？杨特派员召集开会时，有人提到，过去秦秀容家里光洋用斗量，餐餐煎鱼炖肉，还说秦秀容藏有几本存折，杨逊卿心里一动。秦秀容家如今只剩一老一小，某天老的腿一伸走了，那些光洋天晓得会落在谁手里，说不定就留给蒋介石反攻大陆用了，于是决定把这一老一少抓起来。秦老太太一囗咬得钉子断：光洋一块没有，土改时都交出来了，如今祖孙两个相依为命，一个劳动力没有，吃饭都成问题，哪里还有钱存？杨特派员不高兴了。 老的死顽固，就威吓小的：不交出光洋就要上绳（捆起来），再不坦白交代就要判死刑！说着拔出腰间的手枪，吓唬小孩。５岁的何国新没见过这样恐怖的场面，跪在奶奶脚下，哭得凄惶：“奶奶，你把光洋交出来吧，交出来……”秦秀容如泥塑木雕。何国新又转向持梭镖、马刀的人们：“叔叔伯伯，你们莫杀我，莫杀我。我会做事，我给你们放牛。”“交出光洋和存折就不杀你了。”杨公安仍然抱有希望。何国新又转身抱住奶奶的腿，拼命哀求：“奶奶，你把光洋交出来。光洋是什么啊，藏起有什么用？”老人伸出干枯的手掌，抚摸着孙子的头说：“好细崽，不要以为活在人世上有好大的味道。我走了，谁来照顾你？不如跟奶奶一起走，路上也好有个伴。”  　理家坪公社有个地主分子，60来岁，解放前做过国民政府的县粮食局长，虽然活过了土改和镇反，以后每次运动一来都要被折腾一番。这次逃不过了，群众大会上被判处死刑。大队贫协主席兼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院长”宣判后问他：“你知罪不？”他说：“我不知道犯了什么法。”“你说要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杀一半，留下地富当骨干。”“我好像没说过这个话。”“你还不老实！说，你这样想过没有？”“你让我想一想我想过没有。” “你还不老实！”囗号声骤起。“我想，杀党、杀干我或许可能想过；但是，杀贫下中农，我确实没有想过。”“<a href="http://bbs.cqzg.cn/"></a> 你还不老实！你杀党、杀干就不杀我们贫下中农吗？”“你们贫下中农都是做工的，不是说地主是靠剥削贫下中农生活的吗？把你们都杀了，我剥削谁去？”“你，你死到临头还不老实！”“我正因为死到临头才特别老实！”于是群情激愤，一涌而上，让这个嘴硬的老地主跪下，把他和十几个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捆在十几根木桩上；党员、团员、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每人发一根木棍，依次一人打一棍，打一棍问一声：“还老不老实？”直到把这个老地主打死。 ８月17日上午，清塘公社清塘大队俱乐部礼堂召开清塘区生产队以上干部紧急会议。会议由区武装部长、红联营江前线总指挥关有志主持。关说：道县革联为了达到反革命政变的目的，8月8日抢了武装部的抢支，公开散发反革命传单，要血洗道县。8月13号又开枪打死我们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我们区也发现了农民党和新民党，八区伪县长郑元赞的小老婆还组织了反共救国军。现在公检法都瘫痪了，阶敌人如果拿刀杀我们，我们就要杀他们，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们要成立贫下中农最高法院，行使生杀大权。 会后，久隹公社的公安特派员蒋白举，带领久隹公社与会人员三四十人，冲到唐玉的家。众人扑上去，一阵乱棒将其打死，丢在禾坪边的水塘里。久隹、新塘两个公社的５个大队行动迅速，４天内杀了13人。凤成洞、中文洞大队杀了40多人，数字报给熊丙恩，熊厉声斥责：“你们那里就那么清白？你们的阶级立场到那里去了？”这些地区的干部为保自身平安，只好回去补杀。蚣坝区是道县杀人最多的区，８天杀人1054人，全区50人中就有１人被杀，占全县杀人总数的四分之一强。 ８月22日，小甲公社召开了一百多人的革命会，各大队、生产队主要干部参加。公社武装部长廖龙九号召杀人要越快越好。当晚，洞仂口大队党支部计划杀５人，打电话向公社请示，公社秘书杨庆基当即批准。得到批准后，洞仂口大队民兵将这５名四类分子押到村囗，用鸟铳、锄头打死，丢进一眼废红薯窖中。 同一天，蚣坝区主要负责人王盛光坐镇兴桥，下令民兵封锁所有道路渡囗，严查行人，不准放走一个阶级敌人。晚上又召开宣判大会，叫民兵五花大绑了杨贵清，谎称要将杨押送道县公安局劳改。押至上关河边时，民兵杨飞吉按照指示，从背后一马刀将杨贵清砍死，抛尸潇水河。当晚，王盛光又打电话给区武装部长兼区红联司令何昌学，要他以区委和区红联的名义打电话给小甲和蚣坝公社，指示每个大队选一两个罪大恶极、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宰掉。 何昌学于当晚和第二天把这个指示下达给蚣坝和小甲两个公社，于是全区3个公社和几乎所有的大队都相继召开杀人部署会。到８月30日，小甲公社的13个大队已有12个大队杀了人。公社副书记杨盛芳和武装部长廖龙九认为小甲大队行动不力，几次向该大队负责人打招呼，进行教育。杨盛芳召开全公社总结表彰大会，表扬了洞仂口等几个行动快、成果大的大队，重点批评了小甲大队；会后派出一个排的基干民兵，带着抢支、马刀、炸药，进驻小甲大队，当即将12名地富分子及子女，用一根绳索捆起来，捆成一团，中间放一大包开山放炮用的炸药，点燃导火索，将12人炸死，这叫“坐土飞机”。 ８月23日，柑子园公社成立了贫下中农高级法院，先后开庭审讯13人，其中８人被判死刑。在公社武装部长敬反修、公社贫协副主席、贫下中农高级法院院长梁域指示下，27日艳旗大队杀７人，28日红旗大队杀6人。 ８月25日，油乡公社武装部李部长严厉批评跃进大队行动慢，拖了全公社的后腿。 ８月26日，蚣坝公社河滩大队将各个生产队推出的21名青壮年四类分子五花大绑，由手持马刀、梭镖、鸟铳和锄头的民兵和积极分子押解至葫芦岩的洞囗。大队文革主任、贫下中农最高法院负责人何兴盛，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判这些人死刑。何兴盛叫一个名字，民兵就牵一个到洞囗边，由负责行刑的人用马刀或梭镖、棍棒之类杀倒或打昏，丢下岩洞。有人被丢进洞里后，居然没有死，在里面拼命呼救。何兴盛在洞囗边窜来窜去，急得直跺脚，叫民兵不停地往洞里扔石头，又叫人搬来成捆稻草，点燃扔下去烧。最后他还是不放心，又打发人跑回村里，拿来一大包炸药，挂上导火索，点燃丢进洞里。轰隆一声闷响，岩洞内重归寂静。 随后，何兴盛回到大队部，摇电话向区里和公社汇报，并请示下一步的工作。区委主要负责人叶成虎指示“全部杀掉”，公社党委书记指示“一个个都给我搞掉”。当晚，何兴盛指挥民兵，又将31个阶级敌人赶上一只大木船，每人身上吊上一块大石头，将船划到河的深处，然后一个一个丢进河中，其中最大的74岁，最小的才56天。张秀华一家6口，丈夫、婆婆和3个儿子被杀。贫农光棍蒋癞子是杀人积极分子，杀了张秀华才56天的小儿子之后，苦苦请求组织，得到允许，强逼张秀华与他成亲。当晚，大队成立财产清理小组，将被害人家中的财物分掉，并从被杀人家中拖出几头肥猪杀了，又杀鸡宰鸭，在晒谷坪上召开庆功大会餐。 8月27日，跃进大队党支部书记何方前指挥各队干部、民兵和积极分子，召开大会，将全大队地富分子及子女64人，绑捆得结结实实，押往石头山水库。有两个地富分子年岁太大，走不动，要人拖，大大影响了队伍前进的速度。押到何家河边时，几个民兵拖得不耐烦，请示何支书，用鸟铳将两个老的打死，扔进河里。到达石头山水库后，因陋就简开一个群众大会。大队贫协主席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何光美、左南方等62人死刑，然后验明正身，分别推下三囗窖内，将稻草浇上煤油点燃，投入窖里，熏后，掩土活埋。   道县杀人的消息传到长沙，省革委会筹备委员会和支左的47军，派出刘兆丰副参谋长率6950部队于８月29日赶赴道县，召开各区、公社干部会议，宣布命令停止杀人，敦促他们立即赶回去制止屠杀。散会后，熊丙恩却授意这些干部故意在路上拖延时间，有的甚至在路上打电话通知刽子手抓紧时间，在一天内把该杀的人杀光。 ８月29日，柑子园公社召开各大队支书、贫协主席、民兵营长等基层干部会议，传达解放军47军制止杀人的电报，强调不准再杀人，谁杀谁负责。紧接着，党委书记胡化维讲话，却表扬了那些杀人多、行动快的大队，点名批评了那些没杀人的大队。挨了批评的那些大队很不服气，东风、胜利等大队散会回去就杀了15人。会后，梁域召集卫星大队的几个主要干部碰头，做出决定，当晚杀掉了朱用进父子等４人。 9月2日，47军的部队已进驻道县三天，制止杀人的精神也贯彻到全县各大队。傍晚，梅花公社东风大队社员何若贝从县城搞副业（打工）回来，同村的何定信、何若英父子到何若贝家聊天，想听听城里的新鲜事。这事传到大队民兵营长何子良那里，却成了何若贝从革联窝里跑回来搞串连。何子良当即吹响紧急集合哨子，带上十几个民兵将何定信父子抓起来，并迅速整理出何定信通匪的十条罪状，还附带整了一个漏网富农何喜生的材料，一同报请公社批示，公社同意杀掉何定信。 ９月５日上午，何子良召开社员大会，宣布何定信、何喜生的罪行。散会后，他亲自带领民兵20多人，把何定信、何喜生押至狮子山槽古里杀害，何若英被绑去陪斩。为了让何定信死个明白，杀他时，何子良说：“慢点，我问你，你还砍不砍我屋里的樟树？”1950年何定信任区代表时，曾为一棵樟树与何子良发生纠纷，此事闹到区里。最后，何定信打赢了官司，何子良至今耿耿于怀，伺机复仇。 当天晚上，何子良又以公社来了电话，马上要把何若英押到公社审讯为借囗，带领3个民兵把何若英从关押的祠堂里提出来。何若英向何子良求情：“子良哥，你我都是贫下中农，我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你给我提个头，让我好好想一想。”何子良说：“你还没犯错误？你老子砍了我家的樟树！”何若英说∶“那是我父亲的事。我那时还年轻，不能怪到我身上。再说，我父亲也死了，算是罪有应得了吧。”何子良听得心里烦，心想照你的说法，那些地富子女也就不该杀了，留着以后翻天？“不要讲了，话讲多了是水。”何子良喝止道。几个人将何若英押到盘家石灰窑边时，何子良叫民兵开枪。大家觉得，不是说公社要提人吗，怎么在这里搞掉呢？都不肯动手。何子良生气了，狠狠骂了一句，亲自开枪将何若英打死，又叫一个民兵用马刀把何的头割下来示众。 祥林铺公社吊高楼大队的何代余支书，嘴巴能说会道，嗜好也多，比如好打人，好女人，好多吃多占。1964年农村搞社教运动，大家都不提对何支书的意见，只有贫农何代井站出来，清了何支书的账，还打了他一耳光，后来何代余杀了自家一头猪用于退赔。 杀人风一起，何支书在会上说：“搞阶级斗争嘛，一要看成分，二要看思想，不光是搞掉几个四类分子，那些一贯调皮捣蛋的坏家伙也要干掉他个把子，让毛主席的光辉彻底照耀我们吊高楼大队！”何支书毛主席的著作学得好，用得活，懂得饭要一囗一囗吃，仗要一个一个打，要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决定安排苦大仇深的何代井出面请求消灭四类分子。何代井不愿意干杀人的营生，何代余就语重心长地批评他阶级立场不稳，屁股坐歪了，与他一同学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那些最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反革命，你说杀不杀呀？要杀。有些民主人士说杀得坏，我们说杀得好。” 何代井的思想工作做通了，仿佛焕发了青春，提着明晃晃的马刀，村里村外赶着去杀人，一时成为令人瞩目的杀人英雄，出尽了风头。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差不多杀干净了，上面传来话：禁止滥杀。何代余立即召开大队民兵营长、革委会主任会议，研究如何除掉何代井这坨毒。何支书知道何代井性子暴烈，敢拼命，就想出一个智取的办法。那天中午，何代井被人叫去大队部分花生和红瓜子，何不知是计，早早来了，坐在大队部的门廊里抽烟。何支书看准了，一声令下，三条汉子冲上来，一顿扁担打断了何代井的手脚，然后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当场宣布何代井打人杀人，连小孩也不放过的种种恶行。群众义愤填膺，一致喊杀。人们赶来一头雄壮的牯牛，把何的双脚用一根粗索子套住，倒掉在牛背后，像拖犁拖耙那样，拖到两里路外的尖尖岭上处决。到了尖尖岭，何代井浑身皮肉全被拖烂，十几个民兵又用鸟铳打了一阵。 道县大屠杀中被杀的人,大多是满门抄斩，有的大队甚至株连族人。８月24日，杨家公社金狮庵大队以刘代修为首的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杀了李念德家４口；就在47军进驻道县制止杀人的８月29日，刘代修还顶着禁令，又杀害李念德家９囗人。李家14口，只剩下李念德一人逃脱性命。 大坪岭公社土地塘村蒋汉正全家和同村几十人，被当做反革命一齐赶下岩洞，摔得半死，活活饿死闷死在岩洞里，凄厉惨烈的哭叫声持续两天两夜。洪塘营公社的杀人团，把两百多名反革命绑到附近的矿坑旁边，杀人团的李波清等先用枪打，然后不管死活，一律推下矿坑活埋。 桥头乡桥头村右派周文楝及其妻陈莲娥、子周辉在杉木岭出工，生产队长指挥青壮劳力将他们一家三口推进一囗多年不用的废窖里，搬出早已藏在松树林子里的两捆干稻草，点燃塞进地窖，见里面喊得凄惨，又在窖囗压了许多松枝堵住烟子，三条命就这样结束了。接着生产队长又派人到周家，将其另外两个孩子抓到杉木岭。队长接过两岁大的小弟，丢进火窖里。周大妹吓得嚎啕大哭，周队长毫不手软，抓住她推下去。因用力过猛，周大妹被推过了窖囗，周又追上去揪住她，如此几番才将８岁大的小姑娘推下火窖，活活烧死。 横岭公社小路窝大队支书唐兴浩和民兵营长蒋文，指挥民兵和积极分子，将蒋汉镇及妻子周军阳等15个地富及子女五花大绑，押至大队部仓库边的禾坪。唐兴浩因借了蒋汉镇100元钱一直不还，遂起杀人灭门之心，吩咐人到蒋家捉来他的三个崽女，一起押至枫木山的天坑边。唐兴浩跳上一块石头宣布：“现在，我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你们的死刑！”许多被捆着的人，顿时就瘫倒了。民兵们围上来，用鸟铳、梭镖对着他们。唐兴浩站在高处点名，点到谁，谁就被拖到不远处的天坑边处决，然后推下天坑。周军阳被推下天坑后苏醒过来，７天后被人救起，她家其他5口全死于天坑。1985年，唐兴浩被开除党籍，在处理遗留问题工作组的追问下，他才托人将那100元还给周军阳。 杀人凶手还对受害人妻女进行集体轮奸。８月26日晚，田广洞大队贫协主席陈登义指挥民兵，在大队部打死陈高肖和另外两个地富子弟，用马刀砍下3人脑袋，以示其革命坚决。陈高肖的妻子吓得逃回娘家朱家湾，大队民兵营长义正希闻讯带着民兵追到朱家湾，把她押回大队部。陈高友决定让参加屠杀的人“开大锅饭”，说：“朱家湾、倒水洞一带，地主婆都给贫下中农开了大锅饭，我们这里为什么就不开呢？杀都杀得，哪里还有搞不得的道理。”陈锡位招呼民兵们：“大家吃饱些，攒足精神开大锅饭啦。”陈登义率11位民兵，在大队部吃饱喝足，把陈高肖的妻子拖了出来，集体轮奸，还从这个女人的衣袋里掏走20元钱和４丈布票。次日，他们将气息奄奄的女人抬到老光棍陈高月家，强迫她嫁给这个贫下中农。当晚，她又饱受陈高月的蹂躏。女人恢复神智后，乘人不备，逃回娘家。后来，腹中胎儿早产，产后十天死亡。 在大屠杀风潮中，凶手每杀一人，报酬是二、三元或十斤谷，由大队或公社开支。胡茂昌这个人，一字不识，好吃懒做，手脚不乾净，平时村里人就瞧不起他。即便是杀人风起时，大队也不安排他去杀人。胡茂昌坐不住了，嚷着要去杀，谁都拦不住，你总不能不让人家杀阶级敌人嘛。胡茂昌为什么争着去杀人呢？一是他心里发冲，想杀，二是杀人有补贴。 胡茂昌 所在大队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判处21名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死刑。胡茂昌自告奋勇，跳出来说：“我来一个！”待到把一干人犯押上山就地正法时，一些人又感到下不了手，有点畏缩。胡茂昌上前一步，拍着胸膛：“怕什么，看我的！”他抢过一个民兵手里的马刀，挥起来，眼都不眨一下，一气砍掉7个。砍到第八个时，刀不快了，杀卷囗了，他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像用锄头挖土一样，硬是把个脑袋挖断了，弄得自己浑身是血，头发都被血浆糊住了。 杀完人，胡茂昌像凯旋的英雄，模仿起古装戏里刀斧手的动作，把滴血的马刀高举过头，向围观的人示意，顿时赢得一片啧啧赞叹。这时，其余13名已经被其他民兵砍掉了。胡茂昌想用马刀尖挑起一个头举起来耍耍，弄了几下没挑起来。环顾四周，胡茂昌意犹未尽，陡然想起某个被杀的人家中还有几个小孩子，便向在场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建议，某某家还有三个毒麻仔（小孩子），也一起搞掉算了。大队书记已被胡茂昌的作为镇住了，想不到这家伙还真是个人才，没等支书点头，胡茂昌就一马当先杀回村去。 进了那家的门，也不答话，当头一棒先敲掉了开门的老大。老二吓得扭头就跑，被胡茂昌一把抓住，举起来用力往下一摔，也没气了。他从被窝里抓起最后一个，正要如法炮制，孩子的奶奶（因娘家出身较好，又与大队主要负责人有点亲戚关系，未被杀掉）掂着小脚，母鸡一般扑上来，死死拽住小孙子不放。胡茂昌大为恼火，猛一发力，将老奶奶推倒在一丈开外，顺手提起孩子的两只小脚，朝下使劲一摔，随着一声凄厉的惨叫，胡茂昌那青筋凸暴的小腿上溅满了红红白白的孩子的脑浆。 这一天胡茂昌共得杀11人，得手续费55元，比他去年年底的分红还多。胡茂昌所在的大队经济状况好一些，每杀一人补贴５元。 杀人团不但杀本地人，外地人也不能幸免。出差的，探亲访友的，做生意的，都一一盘问。查出身，查观点（是湘江风雷派还是红高司派），查组织，查来道县的目的，查探访什么人，一旦查出嫌疑，不问青红皂白，交由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登记注册，拉出去就枪毙了。被杀的外地人多达700多人。   军队进城的第二天，红联和革联又在县城发生大规模武斗。红联方面指挥失当，被革联打死２人，打伤７人，俘虏360余人，缴枪120余条，梭镖、大刀、棍棒丢弃无数。红联召开400人的追悼会，红联头头关有志、贺霞等人在会上声称：“四类分子胆敢翻天，就斩草出根！”     祥林铺区区长袁礼甫得知要停止杀人的消息后，立刻召开会议，谋划、布置在祥林铺区来个“大扫除”。区基干民兵被紧急集合起来，召开杀人誓师大会。袁在总结发言中说道：“这次任务光荣又艰巨，我相信同志们一定能圆满地完成。三天后上来会师，我们等待同志们胜利的消息！”会后杀猪劳军。在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中，袁礼甫带领几名区社干部为120名雄赳赳、气昂昂的民兵送行。三天后，这120名民兵遵照指示，准时回到了区指挥部汇报战果：三天内共杀569人。 9月1日清晨，一架伊二型军用飞机在道县上空低低飞行，撒下制止杀人的传单。次日又撒一次。传单内容主要有：“禁止杀人！”“杀人犯法！”“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群众斗群众！”开始制止杀人非常艰难。一天中午，部队听说清塘区一个地方要杀人，团政委孙润清立即派营长刘富安带人赶去制止。到那里天已近黑，人也被杀了，尸体摆在一囗水井边，几个人手持切西瓜的长刀堵在村囗，不许军人进村，经再三宣传，才让进村。当晚，他们没地方住，住进一个小卖部。卖主马上把能吃的东西全藏起来，不卖给他们，说：“不是不给你们吃，是不敢给；谁给了，上面就会抄谁的家，还会掉脑袋。” ９月23日，革联将冲入二中的红联打死12人，打伤多人。这又激起红联派的愤怒，将仇恨再次转移到农村那些无辜的弱者身上，使得部队制止杀人的工作更加困难。特别在农村，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手持大刀、长矛、鸟铳等凶器进行围攻，骂这些制止杀人的部队是“刘少奇的部队”，是“为地富反坏右效劳”，扬言要与他们拼到底。 道县大屠杀好比引爆了一颗“精神原子弹”，冲击波四下扩散，省会长沙的湖南大学也跟着贴出“斩尽杀绝黑七类”的大幅标语，道县的几个邻县更是跟风杀人。江华瑶族自治县，从8月29日到10月25日，57天里杀了898人。宁远县8月18日开始杀人，先是梅岗公社小欧家大队杀了４人，接着麦地公社贫协主席、文革主任王财富指挥民兵把38名地富分子及其子女像柳条儿串鱼一样捆成一串，一个个推下荒废的红薯窖，放火烧死，盖上黄土。晓睦塘公社党委书记李远生召集晓睦塘大队干部开会研究杀人，有人问他怎么搞，他笑而不答，很艺术地从地上捡起一根稻草，另一只手以掌代刀，作了个砍的姿势。干部们言听计从，将全大队地富及其家小共68人统统推入地窖活埋。这个大队是零陵地区杀人最多的大队。 　　宁远县有个弯子里村，村子不大，多数都姓郑。中秋节后的第五天清早，该村50多人被乱刀砍死，全部丢进地窖。身材高大的郑工金被砍死后，身子进不了窖眼，杀手们毫不犹豫地用锄头将其身子挖成三段。12岁的少年郑山蓝吓得跑上山，躲在一棵树上，被抓了下来。他跪在地上磕头：“叔叔伯伯莫杀我，我一世替你们做工都要得。”这话成了遗言。刚满17岁，长得十分秀气的郑翠云，被几个人按在本村小学里轮奸，然后砍死。12岁的女孩郑见品，慌乱中爬进一条又臭又冷的阴沟，在里面躲了三天三夜，保住一条小命。村里三个单身汉，趁机将三个有些姿色的女人关起来，杀了她们的丈夫，然后堂堂正正地与她们结婚。宁远县杀人的特点是一家家地杀，杀光杀绝，不留隐患，共杀1092人，全地区排名第二。 　　江永县界牌公社党委书记杨修玉，大屠杀期间回老家道县探亲，沿途见河里漂着死尸，树上挂着死尸，很受启发，回到自己的公社就开杀人吹风会。第二天一早，文革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刘自进带着一些人，敲锣打鼓地来公社报喜，称该大队昨晚已杀了６人（零陵地区杀人报喜的，仅此一例）。其他公社大队也纷纷部署杀人，先后杀325人。双牌县杀人的特点是零星、分散、残忍，全县共杀345人（含被迫自杀的48人）。新田县9月8日开始杀人，动手稍晚，其杀人特点是声势浩大，开万人大会，现场杀人。全县21个公社，有18个公社先后召开了万人大会。 零陵县的永州市，９月的几天内杀158人，占全县杀人总数的二分之一强。<a href="http://bbs.cqzg.cn/"></a> 南山县共杀145人，该县基层干部阶级斗争觉悟高，大队一级自发追查反革命组织，杀掉其中骨干，实际上全部都是假案。祁阳县周塘公社逼供出一个黑杀团，公社组织委员李新明进一步扩大战果，深挖出600多反革命分子，并将追查风扩展到全县33个公社，共杀218人。 东安县距道县较远，杀人风期间仅杀11人。可是８个月之后，该县有关部门审查一个有作风问题的妇女，引发全县追查反共救国军，挖出一个有2258人参加的庞大的“反革命组织”。追查、审讯中，打死141人，被迫自杀278人，致伤残1132人。 道县杀人事件，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66天里，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户，共被杀和被逼自杀4519人。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全零陵地区其余10个县市也都不同程度地杀了人。包含道县在内，文革期间全地区共有7696人被杀，1397人被逼自杀，致残2146人。按阶级成分划分，死者中四类分子3576人，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贫下中农1049人（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其他411人。其中未成年人826人，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10天，与杀人事件有直接牵连的14000多人。 杀人手段可归纳为10种：１、枪杀：（含步枪、猎枪、鸟铳、三眼炮等）。２、刀杀（含马刀、大刀、柴刀、梭镖等）。３、沉水（沉潭和沉河，沉河又称放排）。４、炸死（又称坐土飞机）。５、丢岩洞（一般都辅以刀杀）。６、活埋（基本上是埋在废窖里，故又称下窖）。７、棍棒打死（含锄头、铁耙、扁担等）。８、绳勒（含勒死和吊死）。９、火烧（含熏死）。10、摔死（主要用于未成年的孩子）。 当时对道县惨案进行过三次统计。第一次统计，共杀4500人；第二次统计，共杀6500人。第三次调查由47军刘副参谋长负责，由原检察院检察长阎维胜任组长，调查结果显示，确切数字是两万人，包括本地和外地立案在册的人和本地和外地失踪的人。     道县大屠杀接近尾声时，阎维胜、周志清、蒋良信、何适、王恩昌、周家丰、周贤维、刘香喜等8人，冒着生命危险，走访了100多名当事人和目击者，走遍了道县的村村落落，含着热泪听那些孤儿寡母叙述他们亲人惨遭杀害的经过，最后写出道县屠杀大事纪300多页，记录了有名有姓的6千多名死者的全部材料。半年之内，他们用多种方式向上级汇报，控诉熊丙恩等杀人魔鬼的罪行。中央令湖南省委调查上报，湖南省委又批转零陵地区，零陵地区又批转道县县委。材料就像一个皮球，被踢来踢去，最后又踢回熊丙恩手上。熊丙恩和道县县委向零陵地区报告：死人是实，是两派群众组织武斗打死的。零陵返报省委，省委返报中央，花了整整一年时间。 在此期间，8名上书者遭到残酷迫害。阎维胜，因为姓阎，又是北方人，被扣上阎锡山特务的帽子，关押一年，受尽毒打和折磨。周贤维、周家丰被关在牢里，遭受迫害。蒋良信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刑劳改10年。刘香喜被判死刑，后改为20年徒刑，在牢中被打得死去活来。 1985年春，道县杀人事件调查组询问一个杀人凶手的杀人动机，该凶手理直气壮地回答：“他们是剥削过我们的阶级敌人。”“他们的子女并没有参加剥削呀？”“人在心不死，迟早要复辟的。毛主席说的哪里会错？”另一个凶手的回答是：“上头要我杀我就杀，要是现在上头又要我杀，我也会杀！”   ———————————————————————————— 我下乡插队期间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生产队里几乎所有技术活的尖子都是地富子女。 比如撒种、育秧、大牲畜饲养、农药配制、化肥用量计算等，甚至包括石匠、木匠、篾匠、水电机械等活计，大都由这些人去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地富子女现象呢？我观察和分析得到的原因如下：一、当时地富子女政治上受歧视，招兵、招工、招干没他们的份儿，只能在身边这些农用技术领域用心思，求发展。二、地主富农都是一些智力和素质相对较高的人，他们的子女遗传了这些品质，具有掌握农村各项技术的先天优势。三、贫下中农在政治上有一种盲目的优越感，在农业技术上不思进取，遇到技术含量较高一点的工作就让他们的管制对象——地富子女们去干。久而久之，他们失去了钻研农业技术的兴趣，从而失去了掌握这些技术的能力。 ————————————————————————————     　     邵阳大屠杀   何莲清   1968年，我10岁。“停课闹革命”，孩子们无书可读，每天上街去读大字报和传单。一天，邵阳市大大街上有一张传单赫然入目：请中央军委赶快制止湖南道县的大屠杀。传单列举了发生在道县的一连串集体屠杀事件，称道县的一些革命组织和贫下中农为了防止阶级敌人趁机作乱，将21种人及其家属定为黑杀队（意指他们想屠杀工人、贫下中农），一律杀无赦，以至道县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尸体，堆在城墙边未被掩埋的就有上千具，已经腐烂发臭，成堆的苍蝇在尸体上飞来飞去，一些尸体长满了蛆虫。传单作者说，他本人是一个原籍道县、在外地工作的普通干部，回乡看到如此惨状，经私下调查，了解到这些被冠以黑杀队员名义的人，几乎都是无辜者，因此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印制了这些传单，吁请中央军委赶快出面制止这种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一天晚上，父亲的一位朋友悄悄来我家，将我们这些孩子屏退后，告诉我父亲，他去道县出差，所见所闻正如传单所言，并且预言，这股风说不定什么时候要刮到我们邵阳这边来，如果外地有可靠的亲戚，还是将孩子们送出去躲一躲，过了风头再回来，免得斩草除根。我躲在窗外听壁脚，客人走后却不敢问父亲。当天晚上，父亲一整晚没合眼，看着早被抄得徒剩四壁的家，枯坐在椅子上，一声不吭。 确如父亲的朋友所预言，道县屠杀的血腥味很快飘到邵阳。邵阳县决定效法道县，有组织、有计划地屠杀21种人及其家属，这些人家在外工作的子弟也要抓回一并屠杀。 我家附近一位不到20岁的男青年，被其祖父所在生产队的农民抓走，路上试图逃跑，被锄头活活砸死在江湖大堤上，曝尸几天，最后几位街坊收了尸，没钱买棺木，拿一床旧棉被卷裹入土。他的母亲那天外出做工，侥幸躲过，后来思儿心切，眼睛哭得半瞎，人变得疯疯傻傻，半年不到死去。与我家同院居住的一位在水利局工作的覃姓干部，被老家的农民从家里五花大绑地抓走。其妻姚某闻讯，从其上班的商店赶回，骑单车尾随其后。来抓人的农民不认识她，故无提防。到了南门口，农民们将覃某捆在路边的电线杆上，自己进店里吃面。姚某趁机从一家肉铺里拿一把屠刀，将绳子割断，让丈夫骑上单车逃走，她本人则被农民抓住将腿打断。她所在的副食品公司获悉后，派人将其抬送到医院。市运输局一位刘司机，住在运输局家属院，老家几十位农民来家抓人时，刘妻见势不对，立刻跑到邻近的大徒弟家中求援。刘司机的大徒弟正好是运输局工人造反派的头头，马上带几个工人，拿上棍棒，到刘家阻拦，另派人召集大队人马增援。老家来的农民强龙不敌地头蛇，被打得狼狈逃窜，刘司机得以保住一条命。 邵阳市一些大型国营单位，为了保住老家在邵阳县的本单位职工及其家属不受杀害，腾出房子或招待所，让这些人全家住到单位里来。老家的农民无法进入单位找人，这些人因此得以保住性命。我家的另一位朱姓邻居，在运输公司工作，刘司机事件发生之后，全家搬到单位避难，直到半年后杀人风潮完全平息才敢回家居住。这种被单位保护起来的人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人只能自已想办法投靠与邵阳县毫无瓜葛的亲友。 由于被杀的黑杀队员实在太多，掩埋尸体成了一大麻烦，靠近河流的村庄就将尸体弃置河中“水葬”。资江河流经邵阳县与邵阳市，邵阳市地处河流下游，于是邵阳市境内的资江中，每天都有几十具乃至上百具尸体顺流漂下，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死状奇特。一时间邵阳市万人空巷，倾城出动，每天河岸上站满黑压压的人群，等着观看从上游陆陆续续漂下来的尸体。邵阳市当局发了恻隐之心，下令邵阳市公安局处理掩埋这些无名尸体。市公安局招募邵阳市郊区的农民打捞，每捞得一具尸体，发一床草席包裹掩埋，支付10元人民币作为打捞的报酬。当时国营企业工人绝大部分每人每月工资36元，集体企业只有34元，三年学徒工期间每月工资20元，五保户每月生活补助仅5元，所以这10元打捞费还是比较诱人的。 当时资江正当汛期，河面浊浪滔滔，一些农民站在河岸打捞，有的将船驶至河心打捞。邵阳市北塔公社有一家人，三兄弟一齐出动，据说挣了好几千元的捞尸费，事后各盖了一栋瓦房。当时一千几百元就可以盖一栋简陋的砖瓦房。 我曾跟着大人去看过两次打捞尸体，留下的恐怖印象终身难忘。那些打捞上来的尸体，千奇百怪，有的用绳子捆绑成粽子状，有的捆成四足攒蹄，再在脖子上套根绳索，有的面部血肉模糊，难于辨认。印象最深的是两组连成一串的尸体，一串是用粗铁丝串起五个死者的两耳，两女三男，一个老年妇女，一个小孩，三个成年人，另一串是一个30多岁的妇女与一个10来岁的小男孩，估计是母子俩，手指均用粗铁丝穿过，连在一起，女的浑身赤裸，乳房被割去一只，阴户也被用刀挖去一块。这两串尸体被捞上岸时，不少围观者为之落泪。我看了之后一连几天做恶梦，吃不下饭，再也不敢去看捞尸。 尸体大量漂流延续半个月左右。当时各种传言四起，有人说自来水厂从河中抽上来的水里有人的断腿，吓得邵阳市的市民再也不敢饮用自来水。我家院中有口水井，每天挤满了提水的人。那井本来水很旺，每天都被提得见底，过一晚才又蓄满。我们这些井的主人，不得不趁天未亮时提水，否则提水的人一多就用不上水。一直到六月下旬，河上漂浮的尸体日见稀少，自来水厂又在厂门口贴出公告，说水质已经恢复至卫生标准，前来我家提水的人才随之减少。 到了这时，邵阳县大屠杀的传闻才渐渐具体起来。我曾听一位亲眼见证大屠杀的中年男子叙述邵阳县大屠杀的起因和他所了解的全过程。这位男子是个公社干部，据他说，屠杀黑杀队员是接到了上面的命令，但是现在已经不准任何人向外提起这点，具体的杀人行动则由生产大队党支书和民兵营长牵头，出身于贫下中农家庭的成年男子一律参加。杀人的方式五花八门，有用锄头、棍棒活活打死的，有勒死、闷死的，还有活埋的，也有将被害者的头按到水缸里活活呛死的。杀到后来，这些普通方式已经无法激起杀人者的快感，便有种种翻新的花样，如割乳房，挖舌头，将一家人用铁丝串起来活丢到河里。最残忍的是将煮饭用的铁锅（湖南几十年前用的一种煮饭锅，呈圆锥状）烧红，罩到被害者头上，受害者往往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就人事不省，等铁锅取下时，头皮与脸部肉已烧成半熟，严重者头脸部肌肉成块状脱落。这种尸体曾经被捞上来过，其面部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当时邵阳市的围观者无人知道是这种“铁板烧”酷刑所致。不少女人死前受到各种凌辱。这位中年男子亲眼见过一个女中学生被凌辱后处死的场面，他说：“将那女学生抓进里屋去的时候人还水灵灵的，两个多小时后拖出去处死时，浑身赤裸，全身血污，半死不活，只剩下一口气了。”我问这位男子为什么不劝阻？他心有馀悸地说：“那种场合，人都象疯了一样，谁要劝阻，谁就被当作和地主富农一路人，不杀了才怪。我只能做到自己不动手，有时候能够不去就不去，哪有胆子去劝阻。” 一些迟迟不动手杀人的生产大队被视为不革命，自有革命者找上门代为杀人，报酬是被害者家中的所有财产，生产队还要付出公有的粮食和猪等。到后来，一些地主富农知道自己必死无疑，害怕死前遭受各种凌辱与折磨，便全家自行了断。   ———————————————————————————— 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透露，他的亲属有六七人死于文革。他的母亲范瑾被打倒、蹲监狱，精神失常，老有被迫害的感觉。他的妹妹文革开始时是一个高中生，在学校里被批斗，后来也得了精神分裂症自杀了。 ————————————————————————————         全州黄瓜冲坑杀案    桂 冠 　　一九六八年九月，湖南道县的杀人风刮到广西全州县东山区，三江公社民兵营长黄天辉于十月二日上午和晚上两次召集会议策划杀人。晚上在群众组织负责人和民兵班排长以上骨干会议上，黄天辉煽动说：“湖南道县、红华的四类分子要暴动，群众起来 杀了一些四类分子。我区斜水公社也在开始行动了，我们也要动手，先下手为强，斩草除根。” 治保主任杨隆义强调要讲政策和策略。两种意见都有支持者，争论非常激烈。黄天辉最后威胁道：“哪个不同意（大屠杀），就是和地主有联系！”有的干部提出打电话向上级请示，黄天辉大包大揽：“我在区里开了会，难道连这点都不晓得？一切责任由我负。”公社会计黄天爰又提出：“有的贫下中农到地富家招亲，也有地富及子弟到贫下中农家招亲落户，杀完恐怕不好，贫下中农有意见，会引起动乱的。”议决的结果是分别对待：贫下中农到地富家的男女都不杀，地富到贫下中农家的女的不杀，男的要杀。最后黄天辉公布纪律：“不管是亲戚还是朋友，不能通风报信。谁走漏消息，走脱地主了，就要和地主一样对待！” 　　会议结束，已是十月三日凌晨二点。黄天辉带着民兵挨门挨户把地富各家从睡梦中喊醒，捆起来押往黄瓜冲山上的万丈无底洞。有的人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杀气腾腾的民兵推下无底洞，有的心如死灰，一声不吭地奋身跳下，有的求饶，有的讲理，民兵枪托棍棒齐下，打得哭声震天，最后被民兵用叉子叉下洞去。凶手们兽性大作，连吃奶的孩子也不放过。 　　地主女儿蒋鸾英高中毕业后当过民办教师，不愿这样糊里糊涂死去。她跪在洞口质问黄天辉：“你们这样做，有无这样的政策？”黄天辉凶狠地说：“管你政策不政策，不准你讲话！”举起木棒便打。蒋自己不跳，黄天辉将她推下坑去。蒋鸾英之母蒋老秀怀里抱个孩子，也被木棒打倒，推进深坑。六十五岁的地主蒋佐卿也照此办理，一棒打倒，推下坑去。大宅村地主刘香元在坑口边向黄求情，说：“天辉，我两个仔，到政府去判，我一个，我老婆（贫农）也有一个。我抱一个跳下坑，留下一个给我老婆。”黄天辉断然拒绝，毫无商量余地：“那不行！”刘香元顿时泪水纵横，一左一右怀抱一个三岁、一个一岁的两个幼子纵身跳下万丈洞。宅乐坪村地主王绍荣正要被推下坑，被民兵杨雨生叫住：“慢点推下去，等我打一枪才推！”王绍荣饮弹身亡。杨雨生过足了杀人瘾，才把尸体推下坑去。 　　已到外地入赘的地富子弟也未能幸免。三江村蒋能奇已到黄龙公社弄岩村入赘，那天正好到公社来抓中药，被民兵发现，抓来扔下坑去。黄天辉还布置民兵到湖南抓人，第二天把在零陵羊岩头和长家湾入赘的地主儿子唐保安和唐建春抓回坑杀。从十月三日凌晨二时至下午三时，黄天辉等共坑杀地富及其子女七十六人。其中地、富分子二十一人，子女五十五人。最惨的是唐正伯一家，摔死九人，被迫上吊、投河自杀的各一人。   ———————————————————————————— 我考高中报名时，需要公社大队开介绍信。大队韩书记说：“你已经是初中生了，大队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呢！”介绍信死活不给开。当时生产队最需要知识的工作岗位是会计，生产队宁肯用小学生，也不用黑五类家庭的中学生，连赶马车、放牛、放马也没有黑五类子孙的份，怕他们害死牛马。大队书记说农村需要人才是假，不让地富子女继续受教育是真。多亏我读小学时的张魁元校长，调到公社当文教主任，私下给我开了同意报考高中的介绍信，我这才有机会上高中。 ————————————————————————————       常宁大屠杀    萧一湘   1968年的湖南大屠杀由道县开始，祸延江永、双牌、东安、新田、桂阳、嘉禾、常宁、郴州等地。这时有13位义士，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组成反屠杀代表团，进京告御状，沿途散发传单。这个反屠杀代表团的第一个发起人是桂阳二中高级教师周家雄。代表团在北京呼吁，湖南屠杀简报，中央首长人手一份，中南海震动。周恩来挤出十多分钟接见了他们，次日，驻湖南47军军长黎原即奉召飞往北京，接受指示：乱杀人就是反革命，湖南杀人问题严重，里面有坏人操纵。黎原马上返湘，派飞机散发传单，派军队进驻湘南各县。 上京告御状的人中有一个王永和，教师，是一个死里逃生的人。他弟弟先被砍倒在薯窖里，里面已经有几个死尸。天黑时分，王永和五花大绑地跪在薯窖边，只听一个凶手说，吃了晚饭再来杀，另一个说杀了再吃晚饭，第三个凶手二话不说，一马刀从背后砍来，王永和顺势倒下薯窖里。当时薯窖里的弟弟还未死，但伤势严重，已无生望，他呻吟着叮嘱哥哥，踩在他和其他人死尸身上，爬出去。王永和爬到附近大队的老支书家喊门，老支书以为鬼上门，吓得忙说：“王老师呀！你莫怪我呀！我已经没有权了，无法制止了。他们知道我一向对你兄弟俩好，就背着我来杀你们兄弟。”王说：“我还没死，求你救救我。”老支书开门见他满身是血，连忙扶他进去，扎住伤口，背他到公路上，搭过路车送到桂阳县医院。周家雄得知此消息，就扶王永和一同上了北京。他们还从双牌水库和潇湘河里取了被血染红的水标本带到北京，经化验含血量千分之三。 据说道县杀人的起因是道县民兵从一户地主子弟家搜查出办公共食堂时发给的早已作废的豆腐票一团二团（该地称一块为一团），后被逼供为组织了反共救国军一团二团，由此大开杀戒。由杀地富反坏右及其沾亲带故的12种人、21种人，扩大到不服从安排的、不听话的、出工不积极的各色人等，最后演变成一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白水的李作才，广西大学毕业后参加国民党军队，军训一年后从教，从桂阳流峰中学教导主任位上开除回家，老老实实在生产队劳动。凶手对他要用锄头挖，他本人要求用枪打，因未击中要害，凶手硬逼他两个儿子用石头把父亲活活砸死。中山大学外语教师尹礼干，因地主家庭出身，全家被杀，凶手以“父病危速归”的电报骗他回去，未到家门，就被锄头挖得半死，然后活埋。有的被木棍插进阴户、肛门致死，有的被捆绑跪地，看着老母、妻、妹被强奸、轮奸，然后用绳子牵着手脚，逼到水库淹死，有的强迫自己挖好洞，跪在洞边，再逼迫亲人挖死。老的年已80，小的才两三岁，强令一家人坐好，用锄头一个一个挖得半死，再拖出丢在水库或土窖里。惨绝人寰，罄竹难书。   常宁县杀人，是庙前公社开的第一刀，很快传到东乡、北乡，延及大半个县。据政府后来统计，常宁此次共被杀83人。庙前公社武装部长和一批造反派，仿效邻县道县，私立“人民最高法庭”，一次就杀死25人。被杀者中有个李明番，常宁解放时，此人还在念大学，因上有父兄，土改时未遭大磨难。可是后来的各种运动，他一次也未得幸免。这次杀人风一起，李明番在劫难逃。他问杀人凶手：“我犯了什么错误？”“什么错都没有呀！”“那为什么要杀我？”“因为你家从前有很多田地！” 樟塘大队的王书记听到庙前公社杀人了，也兴奋起来。为表达对毛主席的忠心，王书记决定拿大队的几个地主开刀。他召集大队治安主任陈主任，民兵营长张营长，贫协会段主席开会，大伙立即通过了书记的决定。他们先从外地迁来的地主廖常吉、张靖光和本地坏分子段绵祚开刀，再来收拾这些人的子女。 1968年11月3日夜，张营长率领一支基干民兵，手持梭标，来到廖常吉家。廖家土改时被划为地主分子，扫地出门，迁到樟塘乡。前几年老婆死了，廖常吉带着15岁儿子过活，老老实实，埋头苦干。一阵猛烈的捶门声把廖常吉从梦中惊醒。他从床上爬起，才拨开门闩，一伙民兵拥进来，把廖常吉和他的儿子廖树声捆住。廖常吉高喊：“我没有犯法，为什么捆我？”民兵也不听他叫喊，到处乱搜。搜了一阵，忽然一个民兵猛地扯下蚊帐，抽出帐竿一抖，从地上拾起一个纸卷，用手电筒一晃，说：“这不就是黑杀队的黑名册吗？”说着狠狠一拳，打在廖常吉脸上：“黑名册都找到了，还有什么话说？”“把他们带到大队部去。”民兵营长下令。廖常吉父子一路哭喊：“我不是黑杀队！我不是黑杀队！” 大队部墙上打个木桩，梁上悬一根棕绳，地上放着红砖、木棍等等。王书记升堂审案，几个大队主要干部围坐两旁。“你组织黑杀队，要杀共产党和干部，参加的还有哪些人，从实招来！”廖常吉脆着哀求道：“王书记呀！我没有参加黑杀队呀！”王书记在桌上猛击一拳：“廖常吉，你要老实！”又扬起手里的纸卷：“你看，这是什么？”“我不知道！”“顽抗！”所有干部和民兵都怒吼起来。“到底招不招？”王书记咬牙切齿。廖常吉始终一句话：“我不晓得呀！”“不晓得？”王书记狞笑着：“好！大刑侍候，扳缯！” 几个民兵如狼似虎把廖常吉双手一剪，用绳子一捆，把他吊在梁上垂下的粗绳子上，往上一拉，廖常吉双脚离地，升到半空。王书记捞着一根木棒，对着廖常吉腰部、腿部一阵乱打，边打边问：“你招还是不招？” 廖常吉身子像打秋千一样在空中摇晃，再也忍不住了：“我招！我招！”王书记命令民兵放下。干部们齐声喊叫：“快招！”廖常吉换了一口气说：“我实在不晓得。”干部和民兵又一阵怒吼。王书记发令：“擀面。”几个民兵把廖常吉架到另一间屋，开始还听到凄厉的惨叫，渐渐地声音转弱，直至没了。一个民兵惊慌地跑来报告：“廖常吉死了！”书记似乎非常老练地说：“不会死的，用冷水泼他头上，会醒过来的。” 这时段绵祚、张靖光也带到了。王书记命令把段绵祚拉上来。五花大绑的段绵祚立刻被拉来跪在王书记的公案前。王书记扬起手中的纸卷道：“这是黑杀队的纲领和名单，快认了吧，免遭皮肉之痛！”段锦祚被民兵抓来还不知是怎么回事，这一问才知道要追查黑杀队，摇头说：“是还是不是，我不知道。”他明白，因与王书记有宿嫌，自己虽然不是地主分子，也挂号“坏分子”，这回是有死无生了。 “廖常吉已认招了，你不招？”王书记转脸命令民兵：“给我扳缯！”段绵祚痛得受不了，只得说招，待放下来，又不说了。治安主任把段绵祚拖去坐老虎凳，凄厉之声，在寂寞的夜空，钻山刺心，毛骨悚然。 下一个押进来的是张靖光，王书记开门见山对他说：“廖常吉已经供你参加黑杀队，不信你和他对质。”张靖光冲到廖常吉面前喊道：“你说我参加黑杀队，我在哪里和你参加了？你死还要把我搭进去吗？”廖常吉直挺挺躺在地上，奄奄一息，已经是一具僵尸。王书记把一份黑杀队名单抖出来给张靖光看，张靖光从头至尾看了一遍，目瞪口呆，吓得魂不附体，说道：“我不知道。”“胡说！花名册上分明写着你的名字，不由你不承认。在你的名字下打个指模！”几个民兵抓住他的右手拇指，强按了指模。王书记接着问：“张靖光，你们组织黑杀队要抓哪些人？”张靖光这时哭了：“我根本不晓得什么叫黑杀队，更不晓得要杀哪些人。”“死到临头还不老实，扳缯！”王书记又下命令了。 最后，王书记命令民兵把廖、段、张三人押到厢房里禁闭起来，接着召开群众大会。全大队男女老少在大队部前空地上围成一个圆圈，所有四类分子及其子女都跪在圈子外面，廖常吉、段绵祚、张靖光一字排开跪在圈子中心。王书记威风凛凛，咆哮走来，给张靖光当头一棒，然后喝道：“你还装什么蒜？开斗争会啦！”转过身，把木棒交给治安主任说：“这些家伙不老实，给我狠狠地打。”治安主任接过大棒，对准张靖光又是一棒，张当即昏倒。治安主任逐个审问，无人承认参加黑杀队，每人挨了一棒。弄了半夜，没弄出个眉目，王书记下令：“接原计划办，拉出去算了。” 民兵们如临大敌，全副武装，手持鸟铳、梭镖、铡刀、棍棒，杀气腾腾，押着四类分子，连拖带推，向杀牛皂走去，群众跟在后面。杀牛皂是个乱石山岗，因曾常在这里杀牛，故得此名。民兵先令四人朝北跪下，向毛主席请罪，四个背鸟铳的民兵站在他们后面，四类分子们跪在死囚侧面，群众围成半个圈子。治安主任扯开嗓门喊：“大家不要吵了，听王书记宣判！” 王书记站在一块高高的石头上，亮开嗓门高喊：“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常宁县樟塘公社樟塘大队人民法院，宣判廖常吉父子和段绵祚、张靖光等四犯死刑，立即执行！”话音刚落，治安主任喊：“开铳！”贫协主席的鸟铳对准廖常吉的头，啪的一声，人应声倒，脑浆四拼，鲜血乱溅。接着，十几岁的廖树声也随着爸爸离开人间。 “打段绵祚！”铳声响处，段绵祚应声倒地，但没有断气，人在地上翻滚、挣扎。马上加药，上弹子，再填两铳，仍没断气。“再填铳！”凶手已经双手发抖，再也不敢动手了。几个民兵拾起乱石，对着三具尸体一阵乱砸，头颅都被砸得稀巴烂，认不清是谁了，惨不忍睹。有人开始偷偷地走了，治安主任大喊：“会没开完，谁也不准走。”王书记急喊：“民兵营长！民兵营长！打张靖光！” 这时民兵营长也吓得魂不附体，周身发软，手脚无力，听到王书记叫唤，铳都举不起来，群众三三两两向杀牛皂山下散去，干部们再也无法阻住。有人向王书记示意，张靖光再也不能杀了。书记见势不妙，连忙改口：“把张靖光押回，下次再处决。”后来樟塘公社朱书记来到樟塘大队，与王书记谈话，又开大队干部会，命令张靖光与其他几个四类分子掩埋尸体。 廖常吉的弟弟廖常美，常宁师范毕业，不到20岁就于1950年投身小学教育，已有10多年教龄，教学认真，热爱学生，深受群众欢迎。11月3日，廖常美回家，妻子彭延秀告诉他：“你哥哥挨打了一顿。”常美说：“一个四类分子在生产队挨打挨斗，是家常便饭，有什么奇怪的。”吃完晚饭便睡觉了。 半夜时分，忽然有人捶门，廖常美被惊醒。彭延秀急忙披衣起床，刚点了灯去开门，一条汉子已经冲开门闯了进来，后面跟着几个手执梭镖的红卫兵。常美匆忙爬起，一条汉子抢上前，一把揪住他的衣服前襟，喝道：“自己拿绳索来！”“半夜三更拿绳子干什么？”“你还装蒜？”一个红卫兵自己动手，从谷箩上扯出一根综绳，把廖常美双手一剪绑了起来，押往大队部。 次日一早，消息传来，哥哥、侄儿昨晚已被鸟铳打死。11月5日上午，廖常美被提审。“你交出黑杀队的团伙，想杀哪些人，快快从实招来。”“我不晓得什么黑杀队，更没有想过杀人。”“看来不打不招，给我扳缯！”廖常美和他哥哥一样，被悬升到半空，边打边问：“招不招？不招再加土砖。”一块60多斤重的土砖吊在他脚下，上悬下坠，一身骨头全被拉裂。惨叫声中，砰的一声，人从半空掉了下来，绳子断了。审讯者还用梭镖狠击常美的头，鲜血直流。 下午，大塘学校来了9位教师，其中的两位，曹得亿和黄国成，到大队找到审讯的人说：“廖常美是我公社的教师，他的问题由我们来处决。”审讯人不答应。曹老师叫人把牢门打开，进去看廖常美。看见这么多同事来看望他，廖常美泪如雨下。曹老师忍不住双泪直流，问他还能不能走。“我的腿已经断了，不行了。”红卫兵连声催促：“快出！快出！我要锁门了。”同事们眼见无法救出，只得返回。 6日早晨，一队红卫兵到廖常美家抄家，以为还可捞点油水，可是满屋搜遍，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便把猪圈里一头还没长成的猪杀了，每人分了一块肉，临走对常美的儿子石居说：“你背条梯子到大队部来。”石居问用梯子做什么，他们没回答。石居去大队部给父亲送饭，没背梯子。走到门边喊：“爸爸，送饭来了。”里面没动静，从窗口探头一望，只见爸爸正准备上吊。石居急得哭喊：“快开门呀！我爸爸上吊了！”红卫兵急打门，门却是闩着的。一个人把门冲开，拖住廖常美。红卫兵从他手里抢过绳子，骗他说：“你莫自杀，我帮你想办法。”廖常美不相信这时候还有谁要救他。一场惊恐，饭当然也吃不下去了，儿子只得一步一回头望着快死的爸爸告别而去。 上午，红卫兵持马刀到廖常美家，喊石居赶快背梯子去。梯子背到，红卫兵把廖常美绑在梯子上，手持鸟铳、梭镖、马刀列队夹道簇拥而行，径直抬到烟州岭。一个刽子手将鸟铳对准廖常美后脑壳，开铳，弹子从后脑打进，从额骨出来，另一铳对准肚子再补一次。廖常美鲜血横流，气绝身亡。“石居！把你父亲拖去埋了。”常家惨剧就这样收场了。 樟塘大队有个青年贫农，吓得手脚颤抖，双膝跪在大队王书记面前请罪求饶：“书记，我该死！我该死！讨了个地主女儿做老婆，立场不稳，背叛了本阶级。我老婆是地主子女，该杀，但是我请求留下我那一半！”“你这话是什么意识？”书记莫明其妙，反问他。“她肚子里的胎儿有我贫下中农一半的血脉。”“这个？不好处理，没有最高指示，下次再说吧！”不久杀人风得到制止，这个地主子女的命总算留了下来。 衡头斛林村，曾经当过甲长的贫农尹修士，请了一个篾工在家里织箩筐，罗桥公社突然来人将篾匠抓走，说他是地主，参加了黑杀队，尹修士本人也以窝藏黑杀队的罪名被公社来人抓了起来。一个基干民兵挥舞着梭镖，村前屋后转个不停，防止黑杀队进村。转到自家门口时，这个基干民兵似乎看到一个人影钻进了自己家。他非常警觉，认定必是黑杀队无疑，赶紧往家追。追到屋里，他听到床底下有响动，二话没说，猛地一梭镖往床底下捅去，只听哎呦一惨叫。拖出来一看，这个基干民兵立即晕倒，原来竟然是自己的亲妹妹。他妹妹听说黑杀队进了村，吓得躲到自家床底下。这一梭镖用力好猛，妹妹立即身亡。 龙门洞听说地主富农组成黑杀队要杀贫农，立即将两户地主全家老小11口抓起来活埋。新力公社一个被改造了近20年的地主儿子，因黑杀队嫌疑，被造反派活埋，剩下一个12岁的女儿和一个9岁的儿子。中午，儿子扯猪草回来，姐姐早已把饭做好，叫弟弟来吃。弟弟看姐姐停筷不吃，吃了半碗也不吃了。姐姐忍着泪水央求弟弟说：“好好吃饱，这是最后一餐了！”弟弟不懂得姐姐是什么意思，胡乱把那半碗吃完了。 红卫兵早就守候门口了，一看饭吃完了，立即闯进来，对两个小孩说：“带你们看爸爸去。”姐弟俩默默跟着红卫兵走出家门。走进一座荒山，一个小洞早已挖好，红卫兵叫姐弟俩自己跳下去。姐姐早知爸爸已死，活着也没希望，不喊也不哭，带着弟弟往下跳，弟弟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大喊：“我不下去！我不下去！”几个红卫兵顺势一推，其他几个红卫兵赶紧填土，不一刻，土平音灭。 ———————————————————————————— 生命比任何教条更神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