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入常”之路为何如此多艰?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最近的王立军事件，至今只有三个关键因素确切无疑：一、王立军去过成都美领馆，一天之后又“自愿离开”；二、国安部副部长邱进等数人在成都美领馆之外将走出来的王押解进京；三、此事件的发生对薄熙来政治前途非常不利。 现在回过头来分析2006年至2007年间北京流传的一条消息。在胡锦涛进入第二任期时，江泽民写信给胡锦涛，建议不能再走指定接班人的老路子，要通过党内民主，在省部级干部当中推选。胡听从此建议，在省一级干部与中央党校的干部学员中推选，据说习近平得票最高。因此，习近平成了中共党内集制度化资源（党内民主推荐）与非制度化资源（太子党身份）于一身的第五代领导人选。于是在2007年有了前文提到的对习薄两位太子党不同的安排。由于李克强当时已经成为朝廷心照不宣的下届总理人选，颇有雄心的薄政途前景很不明朗。 第一，薄熙来的“入常”之路为何如此艰辛？ 谈到薄督，中外评价好用“野心勃勃”一词形容。我也用过“问鼎”一词，但形容的是其不按中共组织规则出牌的姿态，并非指他要求总书记位置，因为他现在要求的其实只是政治局常委一职。按其才干与以往治绩，薄督并不比其他可能“入常”的人选，如李克强、刘云山、张德江、张高丽等人的才具逊色。如果从“救党”这个角度来看，他其实比其他的人更有能力与魄力。按资格，他既符合中共提拔干部的制度化标准（知识化、在地方与中央部委的任职经历俱全），同样也拥有非制度化资源（太子党身份）。中国高层政治权力阶梯爬升的几步曲：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薄已登上两大台阶，他全力想攀爬的只是最后一级。就其资格与位势来说，“入常”乃是他那位置上应有的政治抱负，算不上什么“野心”。正如康熙时期“九王夺嫡”一样，王子们有王位候选人资格，能否上位得经过竞争，输者认栽。但“野心”之类说辞，只是胜利者加诸失败者的用语。 我认为，薄熙来督渝之后，其政治姿态过于强势，强势到让中南海认为权威受到挑战，这是其“入常”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 薄熙来从商务部长转任重庆市委书记并任政治局委员之时，能否“入常”，各有50%的可能。薄督如果采用低姿态谋求“入常”，并非无望。但薄督在权衡得失之后，竟走上了一条中共建政后从未有人走过的路，走上了一条长达三年、充满政治风险的“问鼎”之旅。其起跑点是“唱红打黑”，“唱红”意在表示自己承袭的是毛泽东的正统；“打黑”则是要还重庆一个“清明社会”。直到这一步，薄所作所为，还属于方面大员的份内事，但2010年正式出炉的“重庆模式”却已超越中共组织原则——按中共传统，在党内有资格提出理论的必须是党魁，如毛泽东有“思想”，邓小平有“理论”，江泽民有“三个代表”，胡锦涛则是“科学发展观”。以四个直辖市中位列末座的重庆市委书记一职，竟然要弄出一个“重庆模式”，无论如何也会让中南海诸位深感权威受到挑战。 所谓“左右路线之争”云云，我一直认为纯属扯淡，那只是权争道具而已。 第二：薄熙来所凭仗的资源到底是什么？ 在中国历史上，诸侯“问鼎”，往往发生在天子权威式微，诸侯势力坐大，因此天子无奈其何。但由于“问鼎”违背所处社会的政治伦理，问鼎者必须拥有强大的非制度化实力，才能与制度化力量对决。 薄熙来是否拥有这种能量？答案是：他拥有绝大多数同级官员没有的非制度化资源：太子党身份。 熟悉中国政治的，就知道“太子党”这个词在中国政治的特殊含义。按其父辈与中共政权的关系，又分为“老太子党”与“新太子党”。“老太子党”是与中共建政有关系的元老级人物后裔的合称。“新太子党”主要指第三代与第四代党与国家领导人的后裔。在中国，“太子党”这一身份代表着政治特权与经济特权。不够资格称太子党的，如果与中共打江山有关的一代“革命干部”子女，近几年的官称是“红二代”。其余党政官员们的后裔则只能称“官二代”。这是中国官宦子弟内部身份区别的大致界限。 关于新老太子党利用父辈政治资源致富的故事，一直在中国坊间流传。由于这与中共标榜的价值观相悖，因此成了中国的政治禁词。用中国的百度搜索，所谓太子党都是别国发生的故事，如印尼、台湾、日本、美国等国的太子党。用google搜索“中共太子党”，共有328万多词条，形形色色的内容不一而足。英文对此的专用词汇是china’s red princesses，经常成为中国报道的热门话题。 第四代领导人因为治绩不佳，对舆论风评论特别在意。自改革开放以来，第四代领导人的政绩用“乏善可陈”算是很客气的考语。标志这个时代的关键词有高度腐败、裸官、网络控制、五毛、征地拆迁、政府行为黑社会化、反抗者自焚、三亿多贫困人群、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等等，社会危机四伏。这不仅是头脑清醒的在野人士对时局的判断，也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基本认识，精英阶层纷纷弃国移民已经表明了他们的态度。因此，薄熙来在“唱红打黑”的基础上发展出“重庆模式”，算是对胡温政绩的一种否定，这种否定的姿态也引来了投机与真心拥护等各种动机杂陈的热烈呼应。至于“重庆模式”能否将中国引领出黑暗另当别论。 可以说，胡温的无所作为与重重社会矛盾，无论是党内还是民间，堪称怨声载道。作为最高领导人，胡温的声望较前三代都低，被视为平庸之主。这就是薄督在重庆玩政治“蹦极跳“的社会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