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北大文革记忆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一)      奉旨造反   1966年5月25日北大贴出文革第一张大字报。那时我不在学校,而在石景山公社模式口大队当四清工作队员,。校园里炸了锅,我毫不知情。六月一日晚,上中央电台广播了这张大字报,加上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接到紧急通知,收拾行装,火速启程,当晚赶回北大。 我们化学系63级(编号0363)学生在65年11月2号下乡,到北京郊区参加四清,预计一年,各自为战,大半年彼此不通音讯。回到阔别的校园,已是火山爆发,覆地翻天,大家顾不上畅叙别情,放下行装,拿起笔作刀枪,投入新的战斗。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当时没有作为国家级文物保管好,只好在一周年时又抄了一遍,山寨板,金边包装,原处张贴,搞个个纪念。我忙于派战,没去捧场。大字报读过,毛赞赏有加,”何等好啊”,”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不可不学。读后挺纳闷,除了口号,没什么理论啊。还是毛语录”:造反有理”让我茅塞顿开,马列主义并不高深,就是造反,毛深入浅出,画龙点睛。文革中造反的大字报,也都是马列主义的,聂等只是沾了个”第一”。但是我到底没拎清,它怎么成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宣言”,八杆子打不着嘛。毛有点石为金的本事,不是那张大字报本身,而是他对大字报的批语,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大饭厅前的小树林地是全校运动的中心,建起了一排排苇蓆做的大字报栏。我一天三顿饭,必过此处。大字报铺天盖地,目不接暇,一直扩展到附近宿舍的墙面,各个教学楼,眼花缭乱,五颜六色,标题醒目,常换常新。饭厅东部南部的几个墙面更是宝地,最重头的才往上贴。白天,万头攒动,摩肩接踵,人声鼎沸,晚上,灯火通明,挑灯夜战,人气不减。每个人都是如饥似渴,似醉如痴,看,贴,抄,批语,留言。据统计,仅6。1－6。6六天,就贴出五万份。大字报是文革特色,北大是发源地。靠着它,运动才轰轰烈烈热热闹闹有声有色,如果在今天,大家都抱着电脑手机,短信,微博,上网,足不出户,绝对没那个气氛。   北大成了革命圣地,外校外地的,人潮,蜂拥纷至沓来,像赶庙会,如逛卖场,看大字报,看聂元梓,看北大学生,每天有十万人之多。先是本市骑自行车的,后来也有外地自掏腰包买车票的。校园的角角落落,房前树下,自行车的海洋,横七竖八。聂元梓成了万人仰慕的明星,走到哪都是众人簇拥,长龙跟随,据说一天能接见几万人。聂给北大带来了极大的荣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我们也跟着沾光,露脸。   我也接待过不少外校的老同学。有一次,我母亲还带着她们小学老师,二十几个人,从天津赶来,我给他们讲北大运动来龙去脉,领他们到七人大字报旧址接受革命洗礼。那里打响了文化大革命第一枪,现在搞了个讲台,外单位的人排长队,上去发言,表决心,学北大,发扬聂元梓精神。他们还瞻仰了聂工作的哲学楼,那门前挤着眼巴巴等着的人群,见人出来就喊:”支持你们!支持你们!”。很可惜,我没能满足这些粉丝的愿望,一睹文革第一位”毛女郎”风采,能做的只是晚上找个大教室,他们席地而睡。我处在了世界革命中心,心里这个自豪啊。   围绕着聂等人的大字报的激烈争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整个学校在揭发,批判,控诉陆平反革命黑帮,上挂下联。比如,当时在物理系就读的林立果写过一张大字报,”强烈控诉陆平黑帮迫害林立衡同志”引起很大轰动,重要的不是事实,而是他们的身份。林立衡就是林豆豆,当时在中文系。   陆平我只见过两次,一次是在办公楼迎新讲话,一次是在大饭厅校领导春节团拜,慈祥又威严,让人高山仰止。而现在的北大党组织,是”假共产党”,修正主义的”党”,反党集团,罪行累累,十恶不赦,真是惊心动魄!风云突变,我学过一点鲁迅,晓得痛打落水狗,只是为自己不知道任何内情干着急,搜索枯肠,想起他在迎新时讲不要早恋时说过一句:”女同学可要注意了,高年级同学正在眼光向下,年轻老师也在伺机而动啊。”当时觉得挺有意思,印象深刻,就揭发这一条,上纲上线,用资产阶级思想毒害青年,云云。   六月四日,工作组进校,河北省委书记张承先为首,代替党委。我在办公楼礼堂听过他讲话,一口山东腔,有当官的派头,从此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运动还是层层领导,有序进行,各班的团支部换了一个名称:文革小组。我以前是0363一班团支部书记,现在摇身一变,当上班文革小组组长,顶头上司还是年级政治辅导员关烁娣。   运动很快涌现新人,一些工农出身的同学最为抢眼,特别是农村来的。二班的蒋XX,根红苗正,N代贫农,文革前是平头百姓,挺老实纯朴,在四清队入了党,当然成骨干,要呼风唤雨。这些人文革前学习大都比较吃力,吃偏饭没他们的分,心中压抑,自然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有深仇大恨,控诉起来义愤填膺,火药味足,一个”阶级迫害””阶级报复”,就点到了要害。有一次批判系党总支书记王效挺,蒋嫌王腰弯得不够深,脚站得不够正,怒不可遏,冲上台去按脑袋,踢大腿。,领头高喊口号,慷慨激昂。再现一场苦大仇深的贫雇农斗土豪劣绅朴素自发的阶级感情。我出身在一个教员家庭,这种阶级仇恨阶级觉悟先天不足,很是自惭形秽。   过去的”落后分子”也活跃了。他们大都没入团,也不申请,对传统的政治教育有抵触。对政治活动不积极,蕴藏着逆反的潜力和能量,文革给了他们表现机会,个性张扬,能冲敢闯,这又让我自愧不如。后来成为井冈山的头头之一的陈醒迈就是个代表。他原名陈守忠,来自大连,工人出身,在宋彬彬引起的”革名”潮中改用新称,从名不经传而叱姹风云。其实文革前他的叛逆性格已经显山露水,有一次党支部开大会,批准我们年级第一个党员,也是他们二班团支部书记尹XX。自由发言都是事先安排,申请入党积极分子表决心向尹学习,我都没排上号。他一个团员不是,却不请自到,上去大放厥词,数落尹的不是,洋洋洒洒,一发不可收拾,最后被礼貌地请下台。   我可以算是第三类,文革前是班团干部,要求进步,靠拢组织,”驯服工具”,旧体制的”红人”。虽然我从没想吃政治这碗饭,人生目标是”搞业务”,当学者,但是希望”又红又专”,全面发展,思想属于保守范畴,循规蹈矩,听话好使,上一级党组织就是党的化身。如果聂元梓贴大字报时我在校,一定不会支持。文革骤然而降,层层领导已经倒台,我们加劲紧跟,不需要磨合期,关键是,又来了工作组我们可以依靠,而我们还是依靠对象。   “受气”的要复仇,”另类”的要表现,”听话”的要跟风,几路人马,走到一起来了,暂时结成了一个阵营。统一我们的,是对领袖的由衷崇拜,无限信赖,以及有领袖作后盾的安全感。人们说,陷入恋爱的人会头脑发昏,我们那时对毛的痴迷崇拜,超过恋爱的百倍,神魂颠倒,不将理智。对立的那个阵营,过去是庞然大物,高高在上,现在却轰然倒塌,束手就擒,随我们摆布,被动无助。原来革命竟是这么简单,轻而易举,没有风险,力量对比完全的不对称,我们 享受着快感,新鲜,刺激,过瘾,亢奋,狂热。   我们初出茅庐,却自视甚高,自我感觉良好,真拿自己当根葱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红色接班人,舍我其谁。那时接触一些老师,觉得他们私心太重,顾虑太多,革命性差。其实我们身在文革,完全不懂。现在我们知道,毛多年对党内状况不满,归结于别人不听他的话,大权旁落,自己有名无实。他要搞一场全新的革命,自下而上,造共产党内部的反,造中央和各级领导的反,他知道地富反坏不许干,知识分子不敢干,工人农民不愿干,各级干部顶着干,于是,惊世骇俗,铤而走险,把依靠力量定在了大中学生。我们这些初生牛犊才被拉到了斗争的最前沿,当开路先锋,招之即来,能战能胜,挥之即去,无怨无悔。这是一场不宣而战,突然袭击,手到天翻,没有一个人看透葫芦里是什么药。我们被忽悠了起来,横冲直闯,开始不知道老鼠拉木箱,大头在后头,一味矛头向下。校一级垮了,我们赶紧收拾系一级的,他们肯定都是黑班底,保皇派,急先锋,披着羊皮的狼,化装成美女的白骨精。大鱼捞不着,也要捞点虾。张承先已经号召我们,”唱主角的要扫,跑龙套的要扫,打旗的也要扫”。   其实我们对系一级的也一无所知,两眼一马黑,有劲没处使,瞎嚷嚷没真货实料。书记王效挺,副书记文重,黄文一,三年里基本没见过。只好看教师的揭发,吃别人嚼过的馍,跟着起哄,加点大帽子大口号。教研室一级也未能幸免,我只认识有机教研室的党支部书记花文廷,搞四清时,他在公社,我离他很近,常去聊天,他年龄不到三十,思想水平不是一般的高,我五体投地。现在他也受批判,我迷茫不解,不是滋味。也有同学主张写政治辅导员关老师的大字报,其实也不是对她有多大不满,主要是对别人太不熟悉。关一向亲民温和,我对她钦佩有加,按兵不动,也就没搞起来。   入大学前,我们都是天之骄子。周恩来1964年给大学生作报告,说全国100个同龄人只有一个上大学。进了北大,课业压顶,考试频频,竞争激烈,我们喘不过气。许多人有了不及格,还有人留了级,第一年的寒假就有人不能回家,复习功课准备补考。当头棒喝,落差很大,早年的锐气狂气一扫而光。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考考,老师的法宝。最让人胆战心惊的是一年级华彤文老师的无机化学,第一堂课第一句话,她就说:”学习像大海游泳,有力气的游到对岸,没力气的就会淹死。”她拿手好戏是下课前十分钟来个小考试,突然袭击,就一道题，刁钻古怪,脑子稍转不过来弯,就得吃鸭蛋。   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我们有体会。批反动学术权威,我们有话说。”智育第一”,”教授治校”,”分数挂帅”,”业务至上”,”师道尊严”… 我们开开门来三件事,学报纸文章,写大字报,参加批判会。   批判要联系自己。我文革前写过两副对联,贴在宿舍门框:”周期表里看世界,实验室中学本领”,”杜马球里乾坤大,玻璃瓶中乐趣多”,主动抖出来,白专倾向,脱离政治,全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惹的祸。有一个同学甚至自爆考试作过弊,痛哭流涕,这也是旧教育路线逼迫的结果。大批判的武器真好使,只许批判者说话,管它是不是牵强附会,捕风捉影,脏水一个劲地泼,被批判的只能听着,看着,受着。   这一段时间,我们不厌其烦地开会,几天一次,内容一样的批判,聚聚散散。蒯大富说聂元梓是”奉命造反”,我们还不如聂,只能算跟着起哄,火上浇油,投井落石。在”造反”之前那些对象已经倒下了,不能反抗,不敢反抗,我们只是”再踏上一只脚”而已,享受着毛给的胜利果实,心情舒畅。但日子也不轻松,要搜索枯肠,绞尽脑汁。挨批判的”挤牙膏”写检查,我们”挤牙膏”搞揭发,很快就要弹尽粮绝。当时说搞运动要停课半年,来日方长,我们天天吃饱了饭,能量要有地方发泄,于是暗流涌动,激进的情绪酝酿着,发展着,有人要”升级”,搞点新花样,整点新 <div> </div><div>（二) 反戈一击</div>   六月十八日,趁工作组正在开会之机,哲学系带头,不经批准,建立”斗鬼台”,拉来陆平一伙斗争,全校不约而同,各单位群体揪斗,既没有请示工作组,又出现了过火行为。   那一天我觉得到处乱哄哄,人群骚动。原来大家决定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一段话办事:”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觉得既要革命,就要像个样子,比如像湖南的泥腿子一样,搞搞戴高帽子,挂黑牌子,上街游行。   毛的这句话在文革非常著名,是文革中一切过激行动堂而皇之的合理外壳,非法行为有持无恐的理论基础。   毛最喜欢”痞子运动”,咱就来当一回痞子。毛说,停课又管饭,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闹事干什么?咱就闹一回事。   我听说三十八楼有斗鬼台,就去看。那是哲学系历史系男生宿舍,建筑特殊,东头出口有一个大平台,再拐弯下来,有几米高,能容十几个人,”斗鬼台”就设在那里。下面是个大空场,站着几百人,围观,喊口号。已经斗过了彭珮云,张学书,冯定,冯友兰,我没赶上,正在斗美国特务反共老手周一良。尽管站在高台的最边沿,看不清他的脸,因为他表演的是”喷气式”头压得很低。这个斗鬼台竟成了革命圣地,二周年时又故技重演一次。   又听说化学楼有革命行动,我往那赶。一路上不断看到游街的,有的年长,有的年轻。到化学楼,斗的是党总支委员桂琳琳。她是丁石孙夫人,那时只有三十多岁,几个女生架着她,头发散乱,面色苍白,双眼紧闭,任凭愤怒的人群七嘴八舌的吼叫。   比起文革后来那些极端的惨烈的行为,这些实在是太没有火药味,太温和,太小儿科了。其中固然有求新鲜寻刺激,瞎胡闹不严肃的成分,更多的还是想重复一次敬爱领袖当年的革命实践。据工作组后来公布,类似的事件当天有几十起,最严重的是一位女同志的衣服被扯破了,有一个活跃分子过去当过国民党上尉连长,还发现外校来的人,很可能也是坏人。   刘少奇6。13就曾指示,”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到牛鬼蛇神部分暴露了,就及时组织群众反击。”工作组认为时候到了,决定出手重击,力挽狂澜,整顿革命秩序。当晚张承先讲话,声色俱厉,六一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大张旗鼓要抓其中的坏人,枪打出头鸟,揪隐藏的后台。   通过抓出个别过火事件和“一小撮”坏人,把失控的自发群众运动平息下去,是我党尚方宝剑灵丹妙药,屡试屡爽,得心应手,过去这么做,文革后也这么做,天经地义。而毛这次一改常态,要把群众哄起来,不加约束,随他们为所欲为,是要通过天下大乱实现他的”新世界”。刘邓派工作组本想给毛帮忙,也在不断揣摩毛的意图,请毛出山,毛点了火,当甩手掌柜的,躲在湖南韶山滴水洞里不出。他们虽然没有”你办事,我放心”的手谕,还是照既定方针办,得到在京的绝大部分高官赞同。大反击不仅在北大,在北京24所高校抓了右派学生上万人。这是有意抵制对抗顶牛叫劲,还是出于思想习惯,我们不得而知,不过这一次失算令毛勃然大怒,成了压倒刘邓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们各班文革小组是层层追查的最低端,扮演了不光彩的脚色,被要求彻查618那天所有同学的表现,哪些人有异常,参加了过火事件。大家都要反思,批判出轨行为,深刻认识阶级斗争新动向。我们自己当然是左派,出身不好,表现”落后”的同学成了追查的重点。运动搞到了学生头上,一时间,风云骤变,人人自危。文革会不会又是一次印蛇出洞,疑云四佈。   那个时候,大家早已经自行其是人自为战,根本无法查每个人的行踪。我们班只有人反映杨惟立,他在文革前”不关心政治”,而那天异常活跃,到处乱跑。上窜下跳,不过没有别的证据,我们决定不上报。   我们年级唯一揪出来的是三班的雷祯孝,后来改名雷向东,单人匹马以”小人物”战斗队闻名于校。大字报贴了31楼男生宿舍楼一墙面。北大教室少,我们开会都是在男生宿舍。他在文革前是系团总支委员,能说善讲,锋芒毕露,红得发紫,四清时又是有名的学毛著积极分子,在各大工作区巡回作报告,风头出尽。他和618有什么关系,我已不记得,肯定从来没做过坑害别人的事,总之是他所谓出风头的作派引起一些人的忌恨,借机整他。而且他在讲学毛选体会时暴露了许多”活思想”,留下了话柄。比如他极为超前的理想”一套洋房,一辆汽车,一个美女”,到后来还是大家和他开心的话题。   我自己也有一种阴风袭来,不寒而栗的感觉。四清时,写过两本日记,想那是一生极为特殊的经历,记录下来,说不定将来作素材,写个小说。思来想去,无处可藏,偷偷销毁了。   618是北大运动的急转弯,大方向从批黑帮批反动学术权威转到了整学生,学校里笼罩着肃杀冷清的气氛。   当学生们用”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这条语录对付”黑帮”时,没想到工作组又用它对付了自己。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工作组后来被收拾,又落入同样的陷阱。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矫枉过正”的一轮轮反复中,矛盾不断激化,变本加厉。更有甚者,每一轮都要殃及无辜,卷入新人,从而使矛盾滚雪球,不断扩大。   7月12日,地球物理系的陈必陶五人,首先贴出了批判工作组的大字报,”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石破天惊。张承先回应,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向工作组夺领导权。陈文革中仅曝光这一次,从此销声匿迹,激流勇退,属于昙花一现,可惜了。(还是可喜了?)在北京新市委吴德的一再强压下,张承先硬着头皮,做了几次检查。一时间,批工作组大字报纷纷上墙,只是调门不一,激烈的要撤换张,但没有人赶他们,偏保的基本是高干子女,以李雪峰女儿历史系三年级李丹林为首,口号是”批评工作组,拥护工作组”。双方观点有过一些交锋,可惜这场辩由于上层的迅速表态而论浅尝辄止,没有继续展开,北大与它真正自行造反引导文革潮流的机会失之交臂。而在这场短暂的辩论中,我只是在观察风向,没有形成明确的观点。   北大文革旗手聂元梓也是反工作组的。别看在校外红火,张承先不待见她,给她冷板凳。康生要求让聂进入工作组,张以其陷入校内派别斗争太深为由,顶着不办,使聂怀恨,表示”张承先压制革命,要犯大错误”。   毛在滴水洞呆到六月底,闭门不出,拒见外客,读书充电,养精蓄锐,”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6月28到了武汉,7月8日,给江青写了一封内容诡异疑团重重的信,最让我不解的是,信中说:”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决定的。”这里的牛鬼蛇神难道就是刘邓?7月16他又畅游了长江,精神抖擞,意气风发,要来跟刘邓算帐了。他急于对工作组下结论因为马上要开中央全会,见分晓。七月份,中央文革多次来到北大座谈,摸底,吹风,定调,决定拿北大工作组开刀,上演惊天大回转。聂元梓在得到风声后,抢先公开表态,在7月19日哲学系群众大会上发言,”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   七月二十五和二十六两天,中央文革全班人马来到北大,这是它5月28日成立后首次公开亮相。东操场组织了两次万人大会,辩论工作组。江青，陈伯达,康生,王任重,刘志坚,王力,关蜂,戚本禹,穆欣,以及北京新市委书记李雪峰,都端坐主席台,各大区书记也拉来陪衬,两排近百米的主席台挤得满满的,熙熙攘攘,人头攒动,灯火通明。天气燥热,很多人搧着纸扇。八十岁的朱德也到场,最后请他讲话,只见他颤颤巍巍站起来,喊了一句口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我们排着队伍,带着板凳,中央文革小组是何方神圣,当时还不清楚,那么多大人物,这么大的阵势,有生第一次,新奇,期待,兴奋,激动,拼命伸着脑袋,竖着耳朵,听进每一个词,记住每一句话。那气氛像列宁在十月,群情激昂,紧张热烈,高潮迭起,扣人心弦。   江青主持会议,容光焕发,和蔼可亲。会前,陆平,彭珮云先游台。中央文革大打亲民牌,江青说她是代表毛主席看望大家的,陈伯达说他的普通话不好,用谁也听不懂的福建话,靠王力翻译。康生操着一口浓重的山东口音,问:”北大的事情,是张承先他们清楚呢,还是你们?” “我们!我们!”回答声划破长空,如闪电雷鸣。   他又问:”是张承先他们是北大的主人呢,还是你们?” “我们!我们!我们!”回答声振荡大地,可排山倒海。   第一天中途下雨,只好休会。台下的人不断递条子,江青收了一大包,第二天说毛主席全看了。中央文革明确表态,批判工作组。大辩论基本一边倒,只有中文系61级李扬扬代表的贺晓明等31名干部子女站在工作组一边,”是延安不是西安”,”是严重右倾不是路线问题”,”打人骂人侮辱人不是中国青年文明词典中应有的词汇”,最后还念了长长的31人名单,包括毛的儿媳张少华,和她的妹妹东语系张少林。在当时的气氛下很需要点勇气。   李随即受到康生点名批评。江青宣布六一八是革命事件,也为从此而来的大规模暴力行为开了绿灯。康生说毛主席没派一个工作组,江青说”谁不革命,谁就走开!”这些话的意义,我们后来才能理解。工作组是坏工作组,是障碍物,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陈伯达建议撤掉他们,成立由群众组成的文化革命委员会。   也许李扬扬名单里张少华的名字触动了江青的神经,让大家最为错愕的一幕发生了,她情绪失控,自曝花边新闻,激动万分地大讲她家的阶级斗争,声色俱厉地指责张少华,和她的妈妈张文秋,真是”语不惊人死不羞”。所有人都愣了,傻了,一片寂静,谁也不敢多想,谁也不敢多说。首长也有喜怒哀乐,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啊。   北大附中的彭小蒙大出风头,是颗耀眼的明星,伶牙俐齿,字字珠玑,口若悬河,据说她在众目睽睽之下还用皮带抽了张承先,开创了主席台上打人的先河。众人膛目街舌,台上视而不见。江青把她搂到怀里,又拥抱又接吻。毛在各清华附中的信中大加赞扬,热烈支持,历史上有此殊荣的也不多。   我们轻轻松松,二次解放,又一次顺风扯帆,随波逐流,在一片群情激昂中,人人反对工作组,全部当上造反派,当然这回又是”奉命造反”。不大硬气,所以在北大不大用”造反派”这个词。当夜就有人到外校宣传,掀起第二次来北大参观热潮。北大两次被别人解放,却两次成为学习的的样板,点燃了全国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烈火。这个文革策源地,是不是不大光彩,有点讽刺性?我自己是暗自庆幸,没有给我保工作组的机会,又避免一次大错。   围绕工作组的斗争,是毛刘较量的最后一个回合。毛孤注一掷,力挽狂澜,以少胜多,惊天回转,等于又一次遵义会议,靠的是群众运动这张牌,挟百姓以令诸侯,秘书秀才组成的中央文革立了汗马功劳,从此雀起,炙手可热,威风八面,权倾天下。”天下大乱”战胜了”计划有序”,其中是是非非,我没能力评说。但是它对人们震撼和冲击,触及灵魂。第一张大字报点了火,赶工作组才真正思想解放。两个根深蒂固的观念被彻底颠覆:一,群众运动必须有领导,否则会混乱无序;二,对基层党组织不能说不字,否则就是反党。全国大乱,高校一级领导完全摧毁,”踢开绊脚石,自己闹革命”。有造反精神的人脱颖而出,没有的也要壮壮胆子,反。   这是延安整风后又一次大规模意识形态改造工程。反对党的基层就是反党破除了,而反对党的最高领导就是反党更牢固地树立了。1943年3月,刘少奇就提议,毛有在中央最后决定之权。现在毛高于一切,一切要统一在他一个人思想之内。延安整风在党内,这一次是在全国,破字当头,破除所有人的威信,只立毛。   北大工作组被撤销,解散返回原单位,只有个别系后来又把他们拉回来重批了一下,也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一派人用来压另一派。后面的事是清余毒,在我们年级的一次辩论大会上,对各班文革小组是否执行了资反路线分成了两派意见。一派是文革中当红的前面说的第一第三类同学,他们否认,另一派是第二类草根,痞子,说执行了。我上台发言,反戈一击,承认我自己,我们文革小组,执行了工作组的资反路线,镇压了群众运动,应该向同学道歉。这次辩论奠定了我们年级分派的基础,我的发言是一次重要的立场选择,表明我和曾经身在其中的那股势力彻底决裂,本来对我有意见的人改变了印象。这一表态也使我们这一派在声势上取得了胜利。   其实对资反路线的认识并不是关键。说白了,是”合不来”,”看不惯”,尿不到一个壶里。我虽然属于因循守旧,缺乏造反意识,但是更主张人生而平等,看重人缘关系,厌恶”唯我独革,唯我独左”的作派。有的人张口闭口受阶级迫害,别人是”修正主义苗子”,我感到压抑,反感。大家都可以革命,为什么天生分优劣,拼爹。这个”站队”决定了我一生的轨迹,但当时是顺理成章,没有经过什么思想斗争。   接着,各班级的文革小组解散了,7。28成立了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筹委会,9。11正式成为校文革,一统天下,邓朴方也代表技术物理系当了校文革委员。原来说是学习”巴黎公社”式公民投票,群众酝酿,直接选举,随时可以罢免,云云。我当时真以为这将是国家组织的新形式,还找了书和资料,研究巴黎公社,可是实际操作起来不记得有这么一个过程,也没人去较真。”巴黎公社”,”北京公社”从此绝口不提。   北大完成了改朝换代,大概是全国第一。万众一心,拥护聂元梓,她是北大的英雄,反了陆平,又反了工作组,毛革命路线在北大的代表。拥护她就是听毛的话。八月初,她列席了决定亿万人命运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应她的要求,毛给北大校刊题词”新北大”,此乃传世至宝,影印件贴在大饭厅东墙,全校欢呼雀跃,高呼万岁。题词写了两遍,毛甚至说不满意还可以再写,聂元梓竟有这么大的面子,手眼通天,她的光环更加鲜亮。   所谓”五十天白色恐怖”结束了。后来全国出现了一个平反热潮,承认大规模搞错,一风吹,党史上首次。北大特殊,没有因反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这一过程走了过场。五十天,应该包括618之前,黑帮权威们受害最重,恐怖最深。可是,学生解放了,平反没他们的事。这就出现一个悖论:前18天是”红色恐怖”,还是”白色恐怖”?既然五十天里,毛发动了运动没有领导,大权旁落,这段时间也也配称”史无前例”吗?   黑帮和反动学术权威问题不仅不一风吹,校文革还要紧紧把住与他们斗争的大方向。聂元梓掌权第一件事,就是成立了”黑帮大院”,也叫劳改大院,俗称”牛棚”,反革命黑帮们,反动学术权威们集中生活,集中思想改造。国政系的一个调干生,文革常委,当上院长。”群众专政”是文革一大发明,就是私设公堂,自建牢房。全校性牛棚设在民主楼外文楼后面的三排平房教室里,用苇席围成墙,由最可靠的人把守和管理,有一次我路过想去看看,老远就被拦住。那是机密之地,敏感之地,神秘之地,里面充满了血腥的阶级斗争,刑讯逼供,凄风苦雨。牛鬼蛇神越来越多,其他地方建了十几个分部。”牛棚”也是北大一大创举,本有专利权,无私奉献,盗版不究。各地纷纷来取经效法,依葫芦画瓢,迅速推广全国。   “牛鬼蛇神”们经常要拉出来游斗一番,满足校内外人们的好奇心,奚落嘲笑,唾口谩骂,人格侮辱。在这种场合,我也有恻隐之心一闪而过,但是另一个声音立刻出来:要站稳阶级立场!对敌人的同情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毛在讲翦伯赞时说,”像他这样的资产阶级权威,对人民还是有用的,可以扫扫地,搞搞卫生嘛”如此具体,这些人有活可派了,打扫厕所楼道,清理垃圾,脏累专业户,但更多的是在草坪上拔野草,北大草地多,此成一大景观。赤日炎炎,绿草茵茵,星星点点地分散着一群声名显赫,学富五车的老人(比我们现在年轻多了),头戴草帽,手提小筐,有的拿个板凳,有的坐在地上,分片包干,不许交谈。他们埋头作业,精神专注,极为认真,像是在实验里精心除去产物的杂质,又像是推敲文章中删去多余的字词。他们本身就是”毒草”,拔野草要联想自己。陆平也干过这个活,围观批斗的人太多,收回去了。看着这样的场面,我会认识好多人。有个付鹰,一级教授,我一进北大就听到这个名字,如雷贯耳,化学系一宝,还当了副校长,据说脾气很坏。学霸一个。现在一看,小老头,耷拉脑袋,不敢看人,神气全无。后来成为我研究生导师的冯新德,三十多岁回国在北大任教,每天拉洋车的接送,那时刚刚五十岁,瘦骨嶙峋,手无缚鸡之力,也得干粗活。   这些人是我过去敬仰的对象,也曾是我理想的目标。现在斯文扫地,落入灭顶之灾,我们革命者的扬眉吐气,欢欣鼓舞,正是以他们的腥风血雨为代价的。   (三) 走出北大   工作组走后,北大校门大开,不再对外封锁。出现了”围城”现象,外面的人急着要进来学习,里面的人则要出去到外地看看。北大运动已经超前,外地还在和当权派鏖战,这里把该打倒的都打倒了。外地还在两派争权夺势,不可开交时,这里已是一统天下了。我们已经进行到”底”了,要出去或者长长见识,或者煽风点火。   大串连给我们提供了空前绝后千载难逢的机会。   大串连的最初设想是毛要接见红卫兵,他认为苏联变修的原因之一是年轻人见到过列宁的人太少。他要让未来的革命接班人都有机会见到自己。我们北大学生65年2月10日参加百万人援越抗美集会,就站在金水桥边,毛和其他领导看得真真的,早就享受了人生最大幸福,八次接见,没排上号。不过我们沾大串连的光,借机行游天下,分文不花。   八一八接见刚过,李宗源找到我,倪静安,董元彦说,早晨他听广播说要允许学生串联,坐火车不要钱,十分肯定。几人一商量,事不宜迟,董的父亲在武大教书,就去武汉。我们秘而不宣,下午悄然离开北大,赶到火车站,买张站台票,坐上晚上的南下火车。   由于没有座位,很快就被查票的捉住了,送给了列车长。列车长听了我们的申诉,没说什么,给找到座位,告诉我们下车时等在那。心里忐忑不安啊,一向规规矩矩,这回可是犯法的事。反正没钱,要命有一条。为了表现自己,我们主动从列车员手里抢过扫把水壶,一遍一遍地打扫卫生,给乘客送水。   后来,这也竟成了我的一个习惯,很长时间里,每坐火车,包一放下,就去扫地,送水,有时还要给乘客唸报纸,比列车员还忙。这些行为,确实毫无功利色彩,追求的是自我完美,心理满足。现在甚至不敢想象,真的是我做过那些事吗   火车到了武汉,列车长领着我们出了一个边门,要怎么处置?心都要跳出来了。没想到他说,好了,你们可以走了,还告诉我们怎么坐车到武大。原来以 为是一场历险,结果竟是这么简单。   八月的武汉,是个大蒸笼,我从小只呆过天津北京,哪受过这份热。我们住在一个顶层的大教室,晚上睡觉前要上房顶子大浇一通水,看着水蒸气腾腾往上冒。白天则不知道要洗多少遍冷水澡。我暗中发誓,今后决不来武汉工作。   据说武大和北大是两个校园最美的大学,珞珈山东湖水名满天下,我们没做任何游览,整天看大字报,偶尔在上面用钢笔写点批语,有时和武大的同学聊聊北大文化大革命。参加了一个批判原校长李达的大会,我们坐在头排,看得清楚。李达是党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打倒一切中也在劫难逃,湖北省委在七月份开除了他的党籍和职务。他上书给老朋友毛,请求救助,不予理睬。当时七十五岁了,多病缠身,坐在椅子上,手里拄着拐棍,支着一把阳伞,背对着唸发言稿的人。批判会开得比较文明,时间也不长。仅几天后,8月24日,这位老人就去世了。   这时,我们要转战它处,才发觉火车站人山人海,这时大家都串连了。我们上了去衡阳的火车,下车竟意外地遇到另一伙同班同学。这才知道,班里的人走空了,大家像逃难似地,三五成群,各奔东西。我们于是结为一伙,奔桂林,转上海,停南京,看大字报,抄大字报,听批判会,不介入,不表态。除了看一下漓江,不游山玩水。一路经历,略去不表。我特别记得在桂林的小巷,天气阴霾,地湿漉漉的,行人稀少,静谧无声,完全没有北大的喧闹。我们一行十几人,排着整齐的队伍,由林新本领着喊口号,高唱 ”拿起笔,做刀枪, 革命路上当闯将。 谁要敢说党不好, 马上叫他见阎王。杀,杀,杀,杀呀—“   声音划破寂静的长空,换来探头出门的眼光。如果放到现在,保准被认为是一伙神经病,可那时我们做得一本正经,虔诚由衷。   第二次远程串连,去的是东北。那时的火车站,乱成一锅粥,人的海洋。我们几人慌不择路,见车就挤,上去才知是去齐齐哈尔的。下无立足之地,侧无转身之空,头顶行李架上人的脚丫子。到了齐市,住进重型机械学院,天寒地冻,呼气成冰,哪有大字报可看。我们穿着薄薄的小棉袄,整天在暖气片旁取暖。后来转到沈阳,还是一个字,冷。我们从北京风尘仆仆来了,人家去北京取经走了,学校空荡荡。逃回北京,这一次串连给我的记忆只是挤寒交迫。   我的大部分串连时间去的是天津,我的老家。   第一次去是小吉普接走的。九月间,无线电系的陈荣华,我从未谋面的老乡,不知怎么找来,说天津机床公司的造反派来北大求援,请我们做后盾。他们系七八个人,加上我和数力系蒋胜舫,由无线电系董浩带队,挤在两辆小车里,来到天津山西路机床公司。   造反派已经夺了权,头头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身材细瘦,极为精明强干。我们就在总部安营扎寨,男生一个大屋,两个女生一个小屋,还有天津女三中三个学生另一房间。我们实际是被用来拉大旗作虎皮,壮声势的,自己也有自知之明,并不去指手划脚,出谋划策,只是跟着听听批判会,写写大标语,还有机会到各个下属厂看看,甚至体验一下劳动,长了点见识。每次都被介绍是北大的革命派,都换来羡慕尊敬的眼光,心里美滋滋。   参加的唯一大行动是去公安局夺权,是几个单位造反派的联合行动。在我们面前摆开一张详细的公安局平面图,任务是去某某房间抓某某人。那天清晨,天蒙蒙亮,我们随着一大群人,冲进公安部,在楼里疯跑,努力寻找我们的目标。我甚至听到一声枪声,有一种攻克东宫的雄壮感觉。我们找到了那个房间,空空如也。稀里糊涂,夺公安局的权大告成功。   后来董浩决定,我们这样不过是给别人当工具,没意思,撤。好久以后,我又回机床公司看过,那个造反派头头已经抓起来了。罪行之一,就是砸烂公检法。   我还多次只身去天津,有时住家,有时住天津师范学院,那里有好多我的高中同学。有一天,我突然发现痰中有血,就去了第二人民医院。那时我母亲在东北串连,我在小学工作的父亲正约好几个老师去火车站排队,去哪都行,家里只留下刚十岁的弟弟妹妹。现在想起来,多么疯狂的年代。我凭着一张学生证,住了十几天院,治疗肺炎,一分钱不花,不用办任何手续。那时去银行借钱也容易,有学生证就行。不过,欠帐的人,毕业分配前都收到了还款通知。   社会上又刮起一阵风,步行串连。去井冈山的,韶山的,瑞金的,延安的,都是革命圣地,长途跋涉,全靠脚板。我没那个雄心壮志,和六七个高中同学一起,从天津走到北京。   那一路上,三五成群的人,真叫络绎不绝,川流不息。有好多接待站,管吃管住,分文不收。甚至有支起凉棚供应大碗茶的,欢呼加油的。短短二百四十里我们走了五天。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累不累,比比革命老前辈,我体会到当年将红军用脚板走两万五千里,是我们一百倍,太不容易了。我脚打了泡,一瘸一拐,像残兵败将。一进北京,就有一个大接待站,给我们两个证,一个是坐公交车不要钱的,一个是到各大学吃饭不要钱的。吃饭还要凭学生证,我用不上,但是乘车证让我在北京足足逛了一通。   北大的同学往外走,外地的同学到北大来。只要有空床,我们就随便把人安排住下。办事都很简单,根本不用考虑别人会不会不愿意。很多宿舍楼道也铺上了草垫子,住着南来北往的学生,有人甚至住教室,住操场,等毛的接见。   可以说,没有大串连,就没有文化大革命。全国人员大流动,现在的民工潮也比不了。可惜当时没飞机,否则行李舱也敢进去睡。每个经历了文革的人,都有自己大串连的故事,都有一段不可磨灭的回忆。就连校文革主任聂元梓,副主任孙蓬一也带着随从红旗兵团去了上海,揪出常溪平,火烧陈丕显,打倒曹荻秋,轰轰烈烈了一番。串连的学生,有的人蜻蜓点水,到处一游。有的人介入了当地的运动。有的人甚至扎营下来,成为那里的一员。像我们班的杨XX,整个文革就是在河南兰考过的,到六八年大联合时才回来。另一个黄XX,一直在上海,并且在那里被打成了反革命,押送回校。                              (四) 乱世旁观   大规模的大串连在六七年初结束。上面号召复课闹革命,这是第一次,后面又有多次。学校要求回校军训,大家陆续返回,呆住,收心。那一年春节,国务院发通知,”应广大革命群众要求”,不放假,从此多年”今年春节不放假,要过就过革命化”。我们当然也没了寒假。2月10日,军训部队进校,一个部队排长领着我们天天齐步走,正步走,跑步走,四个第一,三八作风,我们大学毕业后也是这个级别,不拿他当回事。隔三差五早晨来个紧急集合,每个人都有个专门捆好的行李包应付着。在此之前四个月里,绝大多数人游走于校内校外,回来休整一番,准备再次外出,没有请假消假一说,我的脚丫我作主,心野了,北大的运动基本停顿,连黑帮大院都自行瓦解,”自己解放自己”,”住读”变”走读”,可以回家了。   在这段时间,不管是在北大校内,还是串连在外,我都是旁观者,没写过一张大字报。但也不是逍遥派,大浪淘沙,不进则退,不能被历史潮流淘汰。我怀着极大的热情,放眼校外,关心国家大事,努力思索,理解,跟上形势。   整个国家就是一个”乱”字,”搅得周天寒彻”,毛乐此不疲。8月23,他在中央全会讲,北京乱得不厉害,太文明了,要乱它几个月。老百姓第一次给了这样的机会,为所欲为,无拘无束,就象”渔夫和金鱼的故事”里的渔夫,都不知道到底要什么,整天在游行批斗喊口号中度日,一会批黑帮,一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会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甚至”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反正上纲上线不封顶,提得越高越革命。资反路线,通俗的解释就是压制群众,这个帽子好扣。至于什么叫走资本主义,毛自己也不真懂,别人更是揣着糊涂当明白,都是臆想。我最多听说个三自一包。再就是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红旗倒下,人头落地,那时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社会主义就是好,资本主义是万恶的代名词。   矛头向上,打倒一切,各级领导统统赶下台。凡是带长字的,有枣没枣打三竿子。林彪说,”这次运动就是革那些革过别人命的人的命”,过去他们主宰群众,今天群众收拾他们。犯上作乱,红色恐怖,全民疯狂,摧枯拉朽,风卷残云。无所不能的党组织,都是不堪一击,倒塌于顷刻。   8月23日,毛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转贴到大饭厅东墙,北大又抢了先,以后迅速传开。全国惊骇,目瞪口呆。这才是真正的造反,退居二线的一号人物向身在一线的二号人物公开宣战,我们知道了一个新概念,叫”两个司令部斗争”,还有一个常用词,叫”炮打”。   刘少奇在818接见时排名下挫,站到了远离毛的东边,大家已经看出睨端,也衍生出了一个词:”靠边站”,用于半打倒状态的人。高层党内斗争,成了时髦话题,给上头每个人划线,谁是哪个司令部的人。姓无姓资,跟毛跟刘,也成了我们最常琢磨的”国家大事”。特别是在”排名文化”上下功夫,每次领导人亮相,大家都会在排位顺序上寻找细微末节,揣摩司令部斗争的新动向。   开始谁也不敢想刘的末日就这样来临了,那时叫”火烧”。烧到什么程度,由毛定。北大清华都有点名的大字报,中央还禁止。陈伯达专门来北大说此事,叫我赶上了。八月底一个晚上,半夜一点多钟,我从清华看大字报回来,走到大饭厅东墙处,那里悬挂着一个大灯,照得通明透亮,只看见陈伯达有两个人陪着在看大字报,那时校园已经没什么人了,我们有六七个同学立即围了上去,大家席地而坐,陈老成持重,有些木纳,主要就说不要贴刘的大字报,大伙又提问题,只记得有人问可不可以贴郭沫若的,陈也给了否定的回答,他很尊重郭,要保护。七嘴八舌,有两个人最活跃,话全被他们抢了,我一句也没捞上,事后既兴奋,又懊悔。。   历来以有反骨著称的北大这回听话了,而培养”听话”的干部人才的清华却不拿上面的指示当回事,我行我素,”禁果”照吃,名字照点,王光美,刘少奇,肆无忌惮,不断测试挑战中央底线。不可思议的是,北大是中央文革这批文革新秀的点,而去清华的处理问题的,主要是周恩来为代表的”旧官僚”,周到清华有二十次,带过薄一波,董必武,李富春,甚至邓小平。文革开始,北大人还向清华”输出革命”,去游行,鼓动反蒋南翔,被轰了出来。赶走工作组后,北大大字报没看头了,请华却搞得如火如荼,有滋有味,取代北大成了中心。   蒯大富”置于死地而后生”,又有拧劲,咬住王光美的工作组不放,死缠滥打,直逼后台刘。北大人倾巢出动,到外面串连时,清华正在艰苦地内战,分化,洗牌,改组,重整,围绕蒯的辩论精彩纷呈,一次一个女生发言极为夸张,三番五次说被蒯大富”气炸了肺”,有一篇大字报就问她了:”你有几个肺?”蒯的势力在斗争中成长,12。9成立了井冈山兵团,它的特色,就是反刘。有张春桥面授机宜透露风声,从在校内点名到贴大标语在天安门,组织到北京市的反刘邓大游行,甚至”智擒王光美”,蒯大富风头盖过聂元梓。北大只是摇旗呐喊,敲敲边鼓。所谓”揪”出刘少奇,其实也是”抛”出来的。没有毛的大字报,谁敢动。蒯说聂”奉命造反”,他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聂元梓不甘示弱,要再建新功,和她的亲密战友孙蓬一等人,推出她的又一张大字报”邓小平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贴到老地方,可能想成为第二张马列主义。不过邓已经是死老虎,这张大字报没有引起轰动,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这确实也算不上什么,但还是为她日后永世不得翻身加了砝码。她又组织了朱德专案组,偷鸡不成蚀把米,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时候一到,一切全报时,都是白纸黑字。聂写回忆录,所有坏事都一推六二五,唯有这两件,赖不掉。   刘邓被”揪”出来,图穷匕见,迷雾拨开,文化大革命就失去了那种深不可测带来的魅力。人们比着调门高,用词狠,行动激烈,名字倒着写,打叉,有形式没内容,连周恩来都跟着称呼”刘贼”。行动最极端的,可算建工学院的”揪刘火线”。刘少奇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自报奋勇去这个学校蹲点,送上门的机会,他们没有抓住,到67年7月,才缓过神来,八一战斗团别出心裁,在中南海西门安营结寨,搞个”揪刘火线”,吸引全市人民眼球。天派地派都建了指挥部,车水马龙,人群熙攘,几千个棚子,几百个喇叭,不断有誓师大会,声援大会。锣鼓喧天,红旗飘扬,大标语”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煞有介事,闹腾了31天。我也去看热闹,大概有十几个男女同学,头上围着白毛巾,有气无力地躺着,在绝食。口号是勒令刘少奇滚出中南海,否则采取革命行动。对此类表演我不以为然,觉得是闹剧,用现代话说,作秀。   那个时候,老百姓津津乐道的,是谁谁被打倒,是”爆炸新闻”,至于他们的罪行,”谁反对毛主席就坚决打倒谁”一句话就够了。而这个口号准确的含义其实是”毛主席反对谁就打倒谁”。一方面是打倒一切,一方面是毛的绝对权威。中央文革到处打鬼,林彪专心致志造神,相辅相成。毛凌驾于全党之上,一切他个人说了算。党成了领袖的从属,凡是过去用”党”的地方,全换成了”毛主席”。毛的话是绝对真理,至上权威,即便是信口一说,出尔反尔,也要俯首贴耳,不假思索,紧跟,盲从,照办,不走样。   北大虽然在批刘倒刘中没当上领头羊,但还是风光无限,”通天”的信息多,上头的精神快。中央文革,其他首长接见时的谈话指示,总是第一时间最快速度出现在这里。大饭厅周围的墙面,成了这方面的专栏,大版大块,长篇累牍,目不接暇,我记得还看过总理盛赞江青的，叶帅高度评价林彪的。   全国乱局,高兴了毛,风光了造反派,忙坏了中央仅存的几个管事的人,到处等着他们拍板,定性谁是谁不是走资派。而这些表态,往往加深了两派的裂痕,加重了斗争的激烈。中央文革总是开大会接见讲话,周恩来则常常是小规模座谈,通宵达旦,那精力实在让人叹服。外校外地的运动,也有”志愿者”及时报道。这里告急了,那里失守了,全是革命战争时发急电的语言。足不出北大,可知天下事。每天,我都要到大饭厅一带转上一两圈,总有新东西。 北大得天独厚,有机会拉来大人物批斗。比如66年10月,就在东操场召开批判彭罗陆杨大会,罗瑞卿摔断了腿,拄着拐坐在地上。   除了大字报,我常去参加”串连会”,有点像新闻发布会,又有点像情报交流会,有几个人或几个战斗队发起,在大教室举行。那时有很多专案组,有校文革官方主持的,也由民间自发办的,围绕一些专题深入调查,搜集资料。我听过”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情况介绍,徐向前在西路军跟随张国焘情况介绍,等等,还参加过批判杨绍明,主要是揭批他爸爸杨尚昆。   两报一刊社论,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报纸上的重头批判稿,我逐字逐句,仔细阅读,每天的新闻联播,我一字不漏,专心聆听,力图体会出背后的信息,这些都是”正餐”。这时,中间环节,层层传达,统统没了。中央的精神,全靠媒体一杆子插到底,它们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信。也可以不听不学,我们年级有一对同学,游离于文革之外,搞英语,78年刚一恢复出国留学,就双双到了国外。我也自学了点英语,抱着本英文版毛语录对照着看,死啃,冠冕堂皇,只是没能持之以恒。更吸引我的,是校内外各种小报,传单。还有口头流传的内部新闻,小道消息,机密资料,往往是似是而非,真假掺合,莫衷一是,这些算是”野食”。   每个身在文革的人都会不断思考一个问题:毛到底想要干什么?八亿人猜一个人心思。太多的朝令夕改,昨是今非,前后不一,有时似乎明白了,有时又糊涂。邓力群说得到位:”如果毛主席还活着,我最想问他的是为什么要搞文革,我相信他自已也说不清楚。”一个没有谜底的谜语。整个文化大革命,没有理论纲领没有思想指导,更谈不上战略部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底”者,运动就是一切也,深不可测。毛在战火纷飞时,还忙里偷闲,写四本书,然而在文革,除了初期两封信(给江青和清华附中,分别在7/8和8/1)和一张大字报(8/4),一篇像样的文章也没有,只是隔三差五地发布一条没头没尾的语录,以及在文件上画个圈。今人研究文革,找不到依据。直到67年11月,全面内战正酣,两报一刊才出来一条社论,论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基础出来了,自称”马列主义第三个里程碑”,阳春白雪,老百姓读不进去。我扫了一眼六条要点,扔到了废纸堆。条条太多,不符合毛的风格。马克思主义就是”造反有理”,辩证法就是”一分为二”,历史就是阶级斗争,那才易懂好记,脍炙人口。   也有不少人思索，琢磨,提出理论,或者叫思潮,解释文化大革命中的相关现象。基本规范在毛思想的框架内,但是毛允许运动大乱,绝不允许思想大乱,小乱也不行,他不仅要做政权领袖,更要做精神领袖,这是他远远高于其他一切政治强人之处。不给任何异端邪说离经叛道开口子,它们无一不被定为反动思潮,只能流行于局部和短命,影响北大的思潮,主要是血统论和怀疑一切。   ”血统论”以首都中学红卫兵为土壤,北工大谭力夫理论化。   中学红卫兵本来也是毛要倚重的生力军,他们把革命提高到造反的层次。使”造反有理”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精髓,功勋卓著。”破四旧”,他们拿弱者开刀,痛快淋漓,把局搅乱,也算造了声势帮了忙。但是传播血统论这种真”四旧”,使他们臭名昭著,早早出局。   我和中学生接触接触不多,基本是大串连坐火车时侧面观察,对有些人的飞扬跋扈,目空一切,高人一等很不以为然。有一次,我看见两个红卫兵旁边有个空座，就挤了过去，哪知一个小家伙说：“你是不是红五类？要是狗崽子离我们远点！”狗崽子就是黑五类，我反正也不是，想也没想就跟他们吼道：“老子是三代工人！”工人在红五类中排老大,小家伙乖乖给我让出了位子。他们造反矛专指弱者,比如“黑五类”。表面上气壮如牛,其实柿子拣软的捏。   我本人也捏过软柿子,比如参加过一次破四旧抄家,趁乱作恶。对哪个”反动学术权威”,为了什么”变天账””黑证据”,都不记得了,赶到时才知一伙人刚刚来过,留下杯盘狼藉,满屋零乱,我们晚了一步,对那家可怜的人吆喝了几句,空手而归。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幅著名的对联也贴到了北大,横批“基本如此”,甚至“绝对如此”,称之”鬼见愁”。我属于不红不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叫”老子平常儿骑墙” ,也灰头土脸,。过去同学之间只知道老家何方,现在划分了阶级,甚至家长的陈芝麻烂谷子也翻出来。化学系首先推出对联的是我们班的林XX,人大副委员长的女儿。文革中她基本和其他高干子女们在一起,不参加班里活动。毛818接见红卫兵,她代表我系,上了天安门城楼。下楼后,贴对联一马当先。哪知,墨迹未干,老爸就被打倒了。她的宿舍楼门前的这个对联一字未动,只是有人把横批改成“又增一例”。从此她也在我们同学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这副对联被批判被否定,改成”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不过有时后面还会加上两句:”你要是不革命啊,就给我滚他妈的蛋!”再后来”狗崽子”改称”可教育好子女”,所谓落实政策,换汤不换药。我父亲只是个小学教导主任,文革中期也被曾揪出来,我稀里糊涂当了一段”可教子女”,去听过几次专为这些人的报告。”血统论”这种中国文化的糟粕,文化革命中没有彻底批判,连批判它的勇士遇罗克也被抓被杀了。   再一股思潮是”怀疑一切”。出自马克思”最喜欢的格言”,前面加上定语”用毛泽东思想”,本应无可辩驳。文革要打倒一切,既可打倒,焉不可怀疑。社会上有怀疑林彪的,陈伯达的,康生的,本意并非打倒,都有出现。12月10日,”虎山行”战斗队,”炮轰中央文革是运动发展到今天的必然,是运动发展的关键的关键。”更有名的,是东语系乔兼武8/30的大字报,”造三个大反”,要解散党团组织,建立革命委员会,由毛主席革命司令部直接领导。当时的社会状况,各级党委的确全部瘫痪,共产党只剩下党中央。”,大家都是直接听从毛司令部的声音,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也不大喊了。乔的观点引起震撼性轰动,有不少共鸣,当晚就在五四操场大会批判,挑灯夜战。那时的环境还比较宽松,只能说是极端,算不上反动,又无后台操纵,没定成反革命。乔是个人物,第一张大字报要成立红五类子女协会,简称贫协,还弄个署名”十三级干部子弟”,成为笑柄。随后又发传单”致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支持北农大附中伊林涤西反林彪,这回罪责难逃,被关进了大牢。   对”怀疑一切”,没有真正从理论上展开辩论或批判,因为是陶铸支持的,陶一倒,政治挂钩,”反动思潮”的帽子便带上了。那是一个因人废言的年代,批判某个观点最便捷之路就是与某某倒台之人搭上界。 我得出一个结论,反什么,都不能反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不管风云变幻,世态炎凉,记住一条,紧紧跟着无产阶级司令部。否则,一步踏错了线,就会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可是难的是,怎么能认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67年初的一个早晨,我去大饭厅吃饭,墙面赫然出现了巨幅标语:”谁反对毛主义就砸烂他的狗头!”出情况了,能预感。果然下午出来了:”揪出变色龙陶铸!”原来陶铸自划自说刘邓是人民内部矛盾,于是成了”最大的保皇派”,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更不能容忍的是,指使熊复搞了一个”换头术”,制造毛和刘国庆节并排站在天安门上的照片,狗胆包天!。刚刚火箭式上升进入常委,排行第四没几天,就成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第三号,从此刘邓陶并提,惊心动魄!   二月份的一天,又出来大标语,一个字一张大纸:没头没脑,触目惊心。”坚决反击二月逆流!”我蒙在鼓里,等待究竟。庐山真面目出来了:”打倒大军阀谭震林!”再往后听到的更让我们汗毛倒立,一伙老帅老将竟然大闹怀仁堂,造文化大革命的反,跟毛主席对着干!拍断手指的,叫嚣”过河拆桥”的,发狠话”不跟了”的。毛要退到井冈山打游击,不是说着玩的了。一种江山变色你死我活的危机感油然而生,我们身负崇高使命,做不了别的,拼命贴大标语:”誓死保卫毛主席!””谁反对中央文革就砸烂他的狗头!”献衷心,清君侧,接着,又参加北京市万人大游行,打倒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   这样的故技重演好几次,大标语开路,预报有人垮台。七月份,”打倒小爬虫!”结果更让我匪夷所思,是王关戚!他们是中央文革的人,铁定毛主席司令部,怎么放着红帽子不戴,去投靠全党全国同讨共诛的刘邓陶?太毛骨悚然了。 。 我以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一拨又一拨地倒台了,出局了,最后,连那几个最铁板钉钉的,不是自我爆炸,折戟沉沙,就是束手就擒,牢狱终生,我的”永远紧跟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信条,成了一堆垃圾货。    (五) 上山反聂   反工作组后,毛要表现与刘邓路线不同,来个大撒把,由着群众自已来,恶果显现,大分裂,打派仗,组织多如牛毛,到处山头林立,个个唯我独左,进入全面内战,无章可循。六七年初开始,运动主体已经扩大到工人农民,报纸广播全面夺权,大联合,解放干部,斗私批修,推不动。中学生早已退出了运动主流,上海夺权,张春桥指示,以产业工人为主,不要让红卫兵操纵,这已经是一个信号,大学生们不知自己是老几,还不肯退出历史舞台,打内战。乱世之中,北大不可能独善其身,继续维持一统天下,一步步也走向一分为二。   这个分裂自下而上,在有些系,有自己的焦点,比如中文系高吕之争,经济系围绕着杨勋的评价。在我们年级,没有明显的导火线,但是”痞子派””修养派”分歧由来已久,又与出身成份,与对工作组看法一致,先分了两派战斗队,然后在对聂元梓问题上选择不同站队。   北大62,63两年招生不讲”阶级路线”很多出身一般甚至有问题的入了学,工农比例不高,我们班近40人,称得上”响当当”纯又纯的的,非常珍稀,不过五六人。文革前,大家相安无事,”血统论”思潮传来时,一些系发起”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我年级红五类戴上了红袖标,也不是全部,而是同时又当班团干部那些人。与众不同,高人一等。我班刘XX,以前当班主席,文革来了,得知农村中农的父亲并非亲生,而亲老子正在山西某地当局长,原来自己是自来红,”官二代”,于是有了高贵血统,一阔脸就变,理所当然当核心。   文革初,我们写大字报都是”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模式,签实名。作者在先,谁同意谁划押。到了67年初,”战斗队”如雨后春笋,流行在北大。关系好的,观点近的,结成小组,取个笔名,基本来自毛的诗词,或者与革命有关的词汇,大家都”穿上马甲”干革命,隐去真名写文章。刘挑选了几个人有红五类也有非红五类,成立了一个战斗队,叫”星星之火”,”后来与另外两个班战斗队合并,通称”0363红旗”。   我们剩下的近三十人,吃了一个闷棍,紧急应对,也组织起来。为了不跟别人重名,取名没选主席诗词,而叫”115师”,那是林副主席率领过的威名显赫的部队。师长三人,吕成信主管组织,可代表大家与外联络,我主管写作,可代表战斗队发表文章。还有一个蔡小海,我们这里唯一纯正贫农出身。他后来与我们观点不大和,转而参加了一个全校性的”斗私批修”战斗队,二十来人,包括胡德平,在”井冈山”中算是比较”右”的。   二班的”被淘汰分子”在陈醒迈旗下组成”北京公社”。这个词来自毛对聂等大字报的批语,文革开始大家还以为有什么深刻含义丰富内涵,会是将来的国家机构模式,后来毛绝口不提,人们也就忘之脑后,陈醒迈捡了起来。三班的剩男剩女们,则在樊能廷发起之下,成立了”慨而慷”。 这两派战斗队各行其是,分别活动,互无往来,道不同,不相与谋,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聂元梓大权独揽稳坐江山一手遮天之后,自我陶醉,头脑膨胀,唯我独尊。听不得不同意见,患了政治暴发户的通病。。校文革掌权的,孙蓬一,李清昆,姜同光,高云鹏,全是她哲学系的小圈子,一群少壮派,吃着天上掉的馅饼,平步青云,一荣俱荣。哲学系,搞的就是”斗争哲学”。外系最有实权的,是经济系的王茂湘,也是她的”铁哥们”,聂曾是经济系总支副书记。特别是二把手孙蓬一,”子系中山郎,得志便猖狂”,锋芒毕露,铁腕强势,嚣张跋扈,刚愎自用,霸气加匪气,狂人加赌徒,爱他的为之痴狂,恨他的咬牙切齿。这一群掌权者,不同于一般造反派学生,有阅历,有城府,有心计,会玩政治,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左右了北大的运动。   当年毛当了领导核心后搞延安整风,聂要学,也搞个北大整风,以她为核心划线,排除异己,整肃反对派,巩固新生政权,口号是”上揪下扫”,这一招不俗。她的社教时的战友孔繁被清出了校文革,大字报的撰稿人杨克明则被清出了<新北大报>编辑部。经济系的杨勋,校办的张侠,生物系的樊立勤,都因反聂被妖魔化,有的还抓了起来。   聂元梓—这个女人不寻常。38年17岁入党,31岁就已是行政12级,位居高干。(我31岁行政24级,农村教师。人比人,气死人啊)又受陆平提拔,一帆风顺,仕途坦荡。社教中恩将仇报,成了反陆平急先锋,人品早已为人诟病。她其貌不扬,爱出风头,做派很像江青,霸道,任性,有时也弄个军帽戴戴,说话也像,声音高高的,颤颤的,不过一个带点山东口音,一个带点河南口音,东施效颦吧。   我们115师的屁股开始坐在校文革一边。聂威望如日中天,大红大紫,整风整不到我们,一些挨整的人涉及社教旧案我们不甚了之,聂说什么我们信什么。有些人又有”反中央文革”的小辫子,我们不沾他们的边。   微风徐来,吹皱一池春水。周培源贴出大字报”致聂元梓同志和校文革的公开信”。哲学系教师郭罗基提出”北大要整风,聂元梓第一个要整风”。两位学生校文革常委,俄语系研究生徐运朴和图书馆系侯汉清,也起来批评聂在校文革内独断专行唯我是从的表现,这些让我们对聂有了怀疑。   聂自己说她也想激流勇退,江青不许。她欲罢不能,只好一条道走到黑。她有足够的政治资本,不怕把事情弄大,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出手反击。对她的批评定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用工作组的手法,抓一小撮压一大片,杀鸡给猴看。活跃一时的反聂学生赵丰田,胡纯和,魏秀芬,马洪路等打成了反动学生,同时还炮打中央文革的”虎山行”战斗队则定为反革命分子。反聂就是反毛成了北大的潜规则黑法律。   矛盾在双方各不相让中逐渐激化。赶工作组时中央文革那些讲话音犹在耳,刚刚明白大方向是向上而不是向下,这一切突然不灵了,来了双重标准。我们先是坐山观虎斗,随后不解,疑惑,失望,不满,这些情绪在滋长,在蔓延,在发展。更重要的,北大学生中蕴藏的造反精神,在前两个回合中没有得到发挥,它一定要寻找突破口而爆发。   这时的聂元梓,不光在校内这一亩三分地忙活,眼睛还盯着上面,瞄准更大的权力和名声。北京三个红卫兵造反司令部在筹备联合起来,成立红代会。一司出北师大井冈山的谭厚兰,二司出北航红旗的韩爱晶,三司出清华井冈山的蒯大富和地院东方红的王大宾。聂一个半老徐娘,手下又没有红卫兵,但是一定要参加。   2月15日,北大三个拥戴校文革的全校性组织,红旗兵团,东风兵团,红教工兵团,合成一体,取名新北大公社。社长叫卢平,是个摆设,听喝的,上传下达。聂没有职务,但是作为它的法人代表,这就为她进入红代会扫清了障碍,拿到了筹码。2月20,首都红代会成立,三个司令部寿终正寝。聂阿姨如愿以偿,当了核心组组长,总部设在北大俄文楼。   新北大公社从它一成立,就有一种御用的性质,就是聂牟取权力的工具,通常被外人看成保守派。它不是在斗争中形成的,谁加入这个公社,自上而下审,有点像集体入党入团,不过是为聂而奋斗。聂不是这个组织的头,却是太上皇,我们叫她”老佛爷”。我们年级的”红旗”战斗队成了它的成员,化学系成立了红三团。一夜之间,一伙人戴上了”新北大公社”的红袖章,招摇于市。这显然是制造分裂,我们莫名其妙地被抛弃,踢出主流派之外。 这口气咽不下,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对着干。   首都红代会合”就”必分,一成立就陷入了分裂。北航红旗和第院东方红首先因揪斗彭德怀结下梁子,愈演愈烈,两校只隔一条马路,双方架设高音喇叭,隔空骂战,不共戴天,成为”天派””地派”。由于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内部始终没有分裂。聂元梓和谭厚兰则为教育部夺权互不相让,成为冤家。聂,蒯加入了天派阵营,王大宾与蒯有旧情,不去动他,专搞聂元梓,来北大挖墙角,扶持反对派。   四月十一日,地院东方红,邮电东方红,工大东方红,农大东方红来北大游行,六辆宣传车,声援反聂,新北大公社砸了他们的车,发生冲突,4。13,校文革副主任孙蓬一在大饭厅讲话,强硬回击反聂逆流,并且突然话锋一转,拿谢富治说事,含沙射影攻击,要识破反革命两面派,”揪出摘桃派”,等等,他的讲话极富煽动性,支持者全场沸腾,群情激昂。   当时北京市正在筹划成立革委会,聂元梓头脑膨胀,胃口很大,既是文革元勋,主任一职势在必得,不能半途杀出程咬金,让谢摘了桃。   次日晚,在大饭厅展开辩论,万众一心一致对外,拥护聂再高升一步的局面没有出现。有人要给聂拆台。反聂派亮相,说她执行了资反路线,是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文革初期的故纸堆中翻出根据,诸如凡是错误的领导就可以抵制啊,对待反对派的态度就是对待群众运动的试金石啊,革命小将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正确啊,一副毛的话必从的口气。挺聂孙派对则嗤之以鼻,别拿那些特有所指,因时而异,时过境迁,过期作废的东西吓人,当前的大事是保卫毛树立的典型不倒。   陈醒迈初露头角,亮出反对聂元梓的牌子。他其实不算很能言善辩,但不怵头大场合,人越多发挥得越好。过去他对反聂是批判的,这一表态极为重要,有揭竿而起反戈一击的味道,完全符合我们的观点,也带动了一大批人。那时候要当学生领袖,只需要敢在万人之上,登高一呼,有凝聚力。这次辩论还还留下了郭罗基的一句名言,他说,聂元梓显得高大,是因为你们趴在她的脚下,”跪着的人们,站起来吧!”   “0363红旗”是铁杆”聂粉”,我们”115师”则针锋相对,成为反聂一只劲旅。   “孙蓬一炮打谢富治罪责难逃!””聂元梓反对谢富治绝没有好下场!”大标语席卷全校。在文革中,要打倒一个人,扣上”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帽子是最置于死地的。我们以为捞到这么一根稻草。在一通攻之者说有,辩之着说无的论战之后,谢富治根本不理睬我们的离间计,照常当聂的后盾。4月20日,北京市革委会成立,谢当主任,吴德,郑维山,付崇碧,聂元梓为副。聂一直不服,心中憋火,以后多次与谢有杯葛。谢越让着,她越得寸进尺,登鼻子上脸。   陈醒迈为首的”0363北京公社”在大饭厅入口处三饭厅东墙贴出了长篇大字报,”论我们与聂元梓的分歧与发展”,那是一块最好的大字报宝地,去两个食堂吃饭的人都能看得到,相当于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每天都会围着里三层外三层的人。为争那块宝地,还打过架,必须半夜三更去占领。抄大字报的是戴定国,他们战斗队的笔杆子,后来进了井冈山兵团广播台,许多反聂檄文出自他手。他字也写得漂亮,那天别出心裁,在署名”0363北京公社”时,故意把0写得特别大,还用成红色。0363是我们化学系三年级的代号。后来他们又有几分重型文章,贴在此处,署名照此办理。0363另外两支战斗队跟着学,署名时把0写大。后来,扩大到0打头的其他系,甚至不是0打头的系,为了表示观点,在署名战斗队前也画一个0。于是,大字报里0字满天飞,成了特色,我们这一派被称为0派。无产者一无所有从零做起,领袖批示文件划0照办,等等说头。有一种有机玻璃的毛像章,头像旁边是一小段语录,我们改装,把语录换成0字。新北大公社则说我们是大零蛋,前途是零。   0派通过串连会的方式滚雪球,势力不断壮大,在各个系都有了分支,学名”北京公社”,6月8日正式成立,领头人是陈醒迈。   在此之前,北大已经存在了三个反聂组织,法律系牛辉林为首的”红旗飘兵团”,生物系樊立勤为首的”东方红公社,”胡纯和为首的”井冈山公社”。他们简称”红”,”飘”,”井”,人数都不多,百十人,观点也比较激进,有反对中央文革的”污点”或嫌疑,我们不与他们为伍,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这个”井冈山”还加入了三司。不过67年1月21日,三司总字一号公告称其”背弃了我司令部的宣言,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坚定的革命左派聂元梓同志”,予以除名。(8月17日大联合的”井冈山兵团”成立时,已经停止运作的三司又为其平反)   从新北大公社又分化出了一批反聂力量,称”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团”,简称团派,以物理系谢纪康,历史系靳讽毅为首,观点更为温和,6月7日成立。   五路大军,0派势力最大,影响最大,其次是团派。他们都比较温和,反聂不倒聂,对孙往死里打。很多反聂的人都与提井红飘划清界限,比如67年7月1日以周培源为首的134名干部发表”致革命的和要革命的干部的公开信”,批判校文革方向路线的错误,支持0派团派,不提井,红,。   经过艰难漫长的内幕谈判,这五个组这终于同意大联合,8月17日,毛题词”新北大”一周年,在东操场举行大会,宣布成立”首都红代会新北大井冈山兵团”,我们是新北大真正传人。那天阳光灿烂,微风轻拂,操场里锣鼓喧天,歌声嘹亮,就象盛大的节日。我们弹冠相庆,拱手同喜,每个人都戴上了”井冈山兵团”的红袖标。主席台上坐着兵团的头头,中间是满头白发的”寨主”周培源,叫总勤务员,众望所归。勤务员包括革命干部教师代表孔繁,杨克明,校文革造反派侯汉清,徐运朴,团派代表谢纪康,靳讽毅,0派代表陈醒迈,飘派代表牛辉林,井派代表胡纯和。地院东方红,北农大东方红,新人大公社等兄弟组织前来助威祝贺,著名歌唱家胡松华的一首”赞歌”把气氛推向了高潮。   成立宣言说:”我们革命造反派走过了光辉战斗的一年,我们大造了陆平彭珮云的反,大造了张承先工作组的反,大造了刘少奇邓小平的反,今后,我们要大造聂元梓孙蓬一的反。”反聂孙,是我们的总纲领。   我感到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在会场上到处找老朋友和新朋友。我惊奇地发现,过去的熟人朋友,比如高中同学,包括高一届低一届的,去天津串联的那伙人,都是井冈山的。”一派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关系,不仅意味着观点相同,最重要的是”同一战壕的战友”,生死与共。我们在同派里找到归属感,信任感,安全感,有家的温暖,有舍命陪君子的支持,有两肋插刀的保护。有些人即便对运动不积极,也要参加一派。也许最早的决定处于一念之差,但是一旦”上了贼船”,就得像结婚宣誓时说的那样,不管这个那个,要跟它生死与共,白头到老。   此时是井冈山兵团鼎盛时期,拥有成员五千余人,包括有名的教授东语系季羡林,历史系周一良,地理系侯仁之,等等。季先生后来在”牛棚杂记”中写道,”我一生做的满意的事不多,拚着命反’老佛爷’就是最满意的事情之一。””老佛爷”是聂元梓的外号,连毛都知道。”新北大公社”被叫做”佛兵佛将”。后来这个外号不解气,叫她”破鞋”,因为她文革时四十五岁,离过两次婚,当时的观念,”作风”不好。她的第一任丈夫吴宏毅,原哈尔滨副市长,有了外遇,甩了她,38岁离异。第二任丈夫吴慨之,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监委常委,大她二十多岁,与安子文关系密切,文革一来,倒台了。在康生的逼迫下,聂与之解除婚约。对这些,我们不但不同情,还往伤口撒盐,甚至游行时用棍子顶着破鞋,以人格侮辱为快。聂元梓对这个外号耿耿于怀,在毛接见时还撒娇,两次告御状。   新北大公社反唇相讥,叫周培源”周白毛”。的确,聂阿姨在学生里当头头,已经是北大一景了,又出来一个六十五岁的白发老人爷爷辈的当孩子王,老来聊发少年狂,一起摸爬滚打,更是一大奇观。这两位北大社教时反陆平的战友,现在成了死对头。一个老干部,一个老知识分子,上面都保。但是,周老觉得树大招风,不久把位置让给牛辉林,只当勤务员。而牛辉林背着江青”红旗飘里有坏人”的包袱,不几日也自动逊位,由为人忠厚观点温和的侯汉清掌舵。   井冈山系一级叫纵队,对应的新北大公社系一级叫兵团。化学系03纵,纵队长是二班的齐菊生,和有些孤傲的陈醒迈不同,比较随和,身先士卒,但观点激进,陈醒迈被称为”陈老机”,老牌机会主义也。还有一个人,赵凯元,来自宣化,贫农后代,我不知道他的职务,也许是政委,观点更右,人称”赵老机”,什么事都要插一杠子,总部也去掺和,不听就跟你没完,我跟他比较合得来,许多看法也相近。   我们有一只很棒的文艺宣传队,叫毛泽东思想万岁纵,简称万岁纵,能演整本的”长征组歌”,”东方红”,非常之专业。对应的是新北大公社胜利兵团,简称胜利团,也了不得。井冈山有一个摄影组,基本由化学系组成,组长是教员郭海。有一段时间为了应付上面”复课闹革命”,他给我们开摄影课。主要负责拍照的,是我们班的张大江,我和他们一起洗过几次照片,挺熟。几十年后,问张是否还有当年的照片,他说全在郭海那里。这些珍贵的资料恐怕永远石沉大海了。另外,井冈山还有一个动态组,组长是化四的黄XX,专门收集对方的活动安排,高层会议,人员变动,头头档案,外单位的运动动态,和上层的讲话指示,我们班的何国正是其中一员。他的观点更”左”, ,因林彪在井冈山时当过28团团长,他就以”115师28团”单枪匹马为战斗队,林的双料粉丝,独自发表大字报。                   (六) 投身派战   全民内耗大打派仗的滔天巨浪中,也有北大一只不小的浪花。派仗又一次空前地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校园里一度冷清的大字报栏重新红火起来,死保死反,泾渭分明。只有”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是共同的游戏规则。打派仗,才是北大文革的重头戏,才给我留下最刻骨铭心的记忆。   对立发展成了仇恨,派仗中支配我们的,就是对对方组织的仇恨。新北大公社要咬牙切齿地消灭我们,我们没能力消灭他们,也要千方百计地捣乱破坏,让他们没好日子过。   我们依然高喊革命口号,依然引用语录,那已经不再虔诚,不过是各取所需为我所用任意解释而已。我们喊”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他们用”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对付我们。我们的口号是”井冈山的同志们,将革命进行到底!”他们则津津有味”敦促杜聿明投降书”,语录仗,政治游戏。   我们化三男生,自行调配了宿舍,人以派居,室以派分,从此不相往来,有的甚至一年多以后”大联合”时才重新见面。”红旗”里有些人过去和我关系并不坏,现在也是路若陌人。彼此并没有直接指鼻子吵相骂。大字报上各不相让,刺刀见红。   我在文革中写的大字报,主要是在这段时间,照着两报一刊的用词,学习”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口气,有时甚至谩骂,虽然是白纸黑字,也不用对文字内容负责,这就是”大民主”。文革初期的大批判大字报不过是练练兵,恶意中伤,无中生有,无限上纲之类文风,此时才大得其道。我们经常在大清早趁无人之际贴大字报,专门盖在对方上面。后来懒得写了,就在对方的大字报上刷标语。华南平是这方面的好手,他的大字写的好。我后来也练了出来,还靠这个本事在插队时给村里刷了好多天标语,”农业学大寨”。   在派斗中,政治无道德。当时流传着林杰政治斗争三箴言: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要结成死党,引导对方犯错误。我觉得它上不了台面,却是入木三分,大家都这么干,都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而用冠冕堂皇的话,用毛语录包装。我们唯一可以心安理得的,是做这些不是为了自己,而是本派利益。   广播台是两派激战的喉舌。晚饭过后,夕阳西下,”新北大广播台”的声音开始响彻校园。一阵狂轰滥炸。它的前身是学校广播台,位于大饭厅舞台后台,网络遍布燕园。它的声音刚落,浑厚低沉的”井冈山广播台”主题歌”西江月:井冈山”缓慢升起:。”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充满着力量,又带着悲壮,抒发着我们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革命豪情。井冈山广播台位于28楼总部所在地,高音喇叭和新北大公社的混合架设。接着就是我们男女两位广播员激昂嘹亮的声音,字字句句沁入我的肺腑,我假设也让新北大公社的人闻风丧胆。男主播傅成励后来是中央广 播台著名主持人,金话筒奖获得者。女主持人毛福持插队时到了阜城,曾和我一个公社。   我们有一批写作快手,经常是公社刚刚播发稿子,我们马上针锋相对,予以回击,后发制人。两边的广播,时而义正辞严,时而尖酸刻薄,时而恶语相伤。声音远至颐和园,五道口,方圆几十里。为此双方经常展开破坏对方喇叭的大战,或偷偷摸摸,或大打出手。我们班的杨惟立是这方面干将,别看他180多斤的体重,爬电线杆子溜活极了   大辩论已经没有了,几句话不合,便骂话出口。我们骂聂元梓破鞋婊子,新北大公社骂我们”牛头山”,国民党残渣余孽,大杂烩,右派翻天。有一次我们七十几人步行游云水洞妙峰山,和新北大公社三十多人小分队不期而遇,我们仗着人多势众,挑头生事,辩论几句就开打,把他们打得落荒而逃,屁滚尿流,当时那个解气啊。   新北大公社说我们是反动组织,我们说校文革是派文革,伪文革。他们掌握着经济财政大权,派人看我们的档案,公家出钱到我们老家调查。如果井冈山的人去办事,经常吃闭门羹。于是我们策划了一次抢校文革大印行动。文革全面夺权时,好多人就是夺公章,以为有印就有权。我们没那么傻,并不想当校文革,只是想看看他们丢了大印怎么鸡飞狗跳如丧考妣的。校文革办公室坐落在一院,庭院式建筑,两层小楼,,红柱青砖,环境优雅。我们一行四人,我在外面放哨,化四两个壮汉进去假装办事,见到办事员拿出大印就一把夺过来,交给接应的华南平,他跑得快,我们掩护,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得心都跳出来了,大功告成!井冈山广播台立即传出喜讯,而新北大公社气急败坏地宣布这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为了壮大声势,我们也到老干部老教授那里招兵买马,不过,他们看透了我们成不了气候,多数人不想淌这浑水。我和华南平曾去唐有祺家当说客,老先生推说公社的人刚刚也来过,他不便表态,给我们个软钉子,磨了半天,无功而返。   井冈山对公社是五千人对七千人,反聂气势上不服弱,但那显然是一场力量悬殊胜利无望的对战,聂是巨无霸,人多势众,财大气粗,有持无恐,胜券稳操。井冈山地位卑微,舅舅不疼姥姥不爱,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没有一个人接见过它的头头,就是不给”革命组织”的名分。谢富治还绝,每对我们发话,都通过聂元梓,提醒她是我们的上级。皇城根下,能够得上的最高层人物,就是号称”副省级”的首都红卫兵核心组副组长地院东方红王大宾,那是我们真正的铁哥们。塞翁失马,到了大学造反组织纷纷被指责为中央文革的打手工具时,我们因与上层没有瓜葛,可以独善其身,排除在外。当然那不是我们不想,而是没巴结上。   除了身居简出只作保驾护航的林彪,几乎每中央首长都对井冈山有批评,有坏话。江青说”红旗飘有坏人”,”北大是老保翻天,至少是部分老保翻天”,井冈山”背后有黑后台,外国特务”。周恩来通过谢富治传话,强令周培源”下山”,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陈伯达说对聂元梓”要支持她爱护她帮助她”,谢富治说”牛辉林不好。”连最高指示都有”井冈山里坏人多一些,聂元梓这一派好人多一些”。那个年头,这些指示,哪一条都能压死人。   井冈山的人并不是是虱子多了不愁,更不是吃了豹子胆,明火执仗跟中央对着干。聂是个麻烦制造者,上面也偶尔会传出批评的声音,比如陈伯达就说过聂执行了资反路线,当然那都是爱护的,恨铁难不成钢的,我们则会抓住这一言片语,拿着鸡毛当令箭,夸大其词,做足文章,对付老佛爷,打着帮助中央”清君侧”的旗号，“官不打送礼的”吗。聂不怕把事情闹大,我们也不怕,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人多势众,成了气候,再收拾没那末容易。当时全国大乱,上面焦头烂额,按下葫芦浮起瓢,顾不上我们,也使井冈山能在夹缝中得以生存。   我们和清华414都是”在野党”,但是地位很不同。老四还是联合对象,他们胃口太大,在多少席位,由谁进入上谈不拢。毛还提出过蒯大富当校长沈如槐当副校长。北大井冈山就绝对没有这的福分了,甚至自己都没有在校文革的权力中分一杯羹的诉求,它的头头还主动退出了这个权力机构。这是一群没有多少政治头脑执政观念的学生,早晚得毕业,拍拍屁股走人,谁稀罕留校当官。新北大公社尝着”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的甜头,而井冈山品味着”失去政权,就失去了一切”的苦果,它住定在野受压,被边缘化。   这个组织和新北大公社的组织严密,层层服从相比,真只配当杂牌军。”被逼”上山的,”被弃”上山的,”被带”上山的,内部观点不一,散沙一盘,成员自由散漫,我行我素,流寇习气,都有点特立独行,不服管束的”造反派脾气”。我们115师二十六七个人从成立后就没能开过一次全体会。就是我自己,也以毛”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为榜样,刻意地追求”痞子”做派,吊儿郎当,不修边幅,油嘴贫舌,哥们义气。侯汉清的权威靠的是他的好人缘,而不是铁腕。只有反聂两个字把大家连在一起。清华老四还有个思想理论,周缨泉的”414思潮必胜”,诸如十七年红线主导轮,造反派打江山不能坐江山论。北大井冈山拥有大批文科秀才,文字激昂,尖酸刻薄,挥斥方遒,但是不搞理论。   井冈山反聂,算是”二次造反”,造造过反人的反,像反袁世凯的”二次革命”。文革表明,靠造反改朝换代,行不通。我们造反二次方,否定之否定,有朴素的进步意义,但也不会好到哪去,因为我们只反对聂元梓个人,不触及现象的根源,虽然有伸张正义,不畏强暴,人格自尊的成分,很难说对社会进步有更大作用。当时人的思想,完全在毛的文革框架内,没有先知先觉,没有独立精神。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口号,我们与之无关。普世价值,人权,从没听说过。所谓民主,一般人理解不过是当领导的可以听听群众意见,要求再多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了,井冈山人的思想,没跳出这个圈子。   顺便说,我们这个年龄段从文革走过来的的人,进入领导上层高层的,没有当年风云人物,基本都是在文革中观潮,逍遥,养精蓄锐,经历文革又”出污泥而不染”是他们最大的资本。   有人否极泰来,有人乐极生悲。这场渺无胜算的鏖战最后以聂元梓镗锒入狱十七年大刑的千秋铁案结束。孙蓬一跟着判了十年。看来混乱无序的文化大革命还是表现了内在的逻辑:一批人在参与迫害的同时,也为自己的被迫害铺平了道路,践踏人权者终于付出代价。井冈山人舒了一口大气,靠我们自己,搬不动她。,我们可以说她活该,自找的,罪有应得,恶果自尝。但是,她也需要公正的判决,颠覆人民民主专政,反革命煽动,就不大靠谱,名不符实,经不起时间的推敲。其实单是发动武斗一条就罪不可赦,那个”颠覆罪”,画蛇添足,弄巧成拙。以恶制恶,以迫害对迫害,还是文革余毒。回首过去,   多少冤冤相报,仇仇轮回,多少”请君入瓮”,欲加之罪。此风不停,文革的教训是零,学费白交。   聂在覆灭之前,不忘狠狠咬井冈山一口。毛68年7。29接见五大领袖,她利用一切发言的机会,冒欺君之罪,造谣栽脏。红旗飘”有人要油炸江青”,侯汉清”在社会上搞了一个反动集团,恶毒攻击主席,林副主席”,他的父亲”搞投机倒把”,樊立勤”和彭珮云反革命集团搞到一起”,井冈山”王关戚插了一手”。江青已经火冒十丈,谢富治又跟着火上浇油,如果哪一句话触动,龙颜大怒,井冈山死无葬身之处。除了”用心歹毒”,我真找不出更轻的词来形容了。万幸的是,毛当时的心思只在停止大学生的你争我斗,聂的话根本没往心里去,连下令开枪打死工宣队的蒯大富都赦无罪,对井冈山更是慈悲为怀,”你们列举的罪状,无非是攻击江青,总理,林彪和我,统统一笔勾销”,”不要再提杀猴宰羊炖牛肉了”。   聂元梓写了一本回忆录,太不像样,反思别人,就是不反思自己,不提供真实材料,不作忏悔。评功摆好,自我吹捧,文过饰非,除了贴邓小平大字报和组织朱德专案组蜻蜓点水,其它一贯正确,正义的化身,好像国务院欠了她一个”对国家有重大贡献”人员津贴。如果她敢承认就是江青的一条狗,我倒服了她了,可是她恩将仇报,文革中对她爱护有加的敬爱的首长们,都成了压制她,陷害她,”下毒手”的小人,而她是怎么讨厌江青,对抗林彪,反对陈伯达,斗争谢富治,甚至怀疑毛泽东的,这个”文革造反第一人”,俨然成了”造文革反第一人”。她死乞白列硬搭上的编辑,文革研究大师余汝信,都不得不专门写文,表示失望和解释。这样的聂元梓,要说同情你不容易啊。                                (七) 卷入武斗   到了68年初,冬去春来,寒意未尽,全国的文革如同脱缰的野马,狂奔不止,朝向我们不知道的地方。上面穷于应付,欲罢不能,骑虎难下,收场无术。我们两派打了快一年,一门物理化学都该学完了,还是不见胜负。井冈山说不上愈战愈勇,但还是拖不垮打不烂的。   上头反派性鼓点急催。元旦,两报一刊社论提出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文汇报出文章,”论派性的反动性”,列举十大罪状。二,三月,北京市革委会给高校两派头头办学习班,消除分歧,停止派战,实现联合。没想到到会的不买账,矛盾更加激化,聂挑头,提出批派性是不抓阶级斗争,极左思潮,新北大公社模仿反右檄文,写出”这是为什么???”质问学习班,炮轰谢富治,天派人马紧跟,大有炸平学习班之势。中央立即表态,不许倒谢。聂脑筋急转弯,赶快改口,但泼水难收,已经被抓住了辫子,地派的矛头齐刷刷对着她,不依不饶,”聂元梓孙蓬一是二月逆流派”,”坚决支持谢富治”大反击。如临大敌,内外交困,3月20日,新北大公社成立了高云鹏为首的”文攻武卫指挥部”,决定攘外必先安内。 3 月25,地院,北农大,石油,民院九个学校几千名地派学生来北大游行,高喊口号:”揪出小爬虫孙蓬一!””聂元梓从市革委滚出去!”聂当晚把谢富治拉到北大,软硬兼施让谢给她作主。谢早已怵聂三分,表态支持,在新北大广播台说,”新北大公社给我个人的批评好得很”,并毫无道理批评井冈山。 每次谢聂闹矛盾,井冈山总是毫不含糊挺身而出,对谢”坚决支持””誓死保卫”,乞怜摇尾。而谢从不正眼看井冈山,热脸贴冷屁股,耳刮子响亮。这一点不如聂孙有骨气,甚至不如清华老四,他们也敢指名道姓跟谢富治干。   幼稚的井冈山人不知道,聂请谢唱的这一出戏,就是为发动武斗作铺垫。有谢这番表态,她就敢放手干,先下手为强,打散,赶走,压垮,毕其功于一役。方法是不宣而战,调动重兵,秘密偷袭,学习皇军轰炸珍珠港。目标锁定31楼,这里住着井冈山的铁杆和骨干0363。   68年3月28日,星期日,我们可没像美国大兵那样狂欢,照常熄灯睡觉,进入梦乡。据说动手的时间定在凌晨一点,突然”咚咚咚”急促的敲门声把我惊醒,打开一条门缝,楼道两头都竖起了床铺挡住去路,各有几个身穿黄衣服,头戴柳条帽,手持红缨枪的人在把守。有人攻搂了!我知道大事不好,立刻把门锁上,和同宿舍的一起,拉床顶住门,穿上裤子衣服,夺窗而逃。我们住的是一楼,不费力气,就跑出了31楼。   后来才知道,执行这次行动的是新北大公社英语系战士,红九团。化学系的红三团只是内应,负责在井冈山同学宿舍作记号,以供挨门逐户清理。一般人会以为学英语的都是文弱书生,喝过洋奶,温文尔雅,红九团的战士可不这样,不大动笔杆子,特别能武斗,专门打硬仗,有个”钢一连”,一群亡命徒,是校文革的铁拳头,井冈山丧门星。   化四的同学没我们运气,住在二楼,只好翻过窗子,扒着窗台,悬下身体,跳楼逃命。据统计,有17个人这么干的,有人摔了轻伤,有些人落地后被公社埋伏的人追打,甚至扎成气胸。化五的同学住在三楼,他们马上就要毕业分配,只想图个太平,举着手排着队,在红缨枪的威逼下清出31楼,除了身上的衣服,什么都不许带。   我们跌跌撞撞零零星星跑出来的人不知何去何从,像无头的苍蝇,在31楼周围乱窜。那天特别黑,人只有到了非常近才看得清,一边跑一边喊:”你是谁?我是XXX!”最后大批人群集中到了31楼南侧的空场。找到同班战友,惊魂稍定,交流刚才的经历,脑中一片茫然。   以为新北大公社只是要抄什么,等到里面没有动静了,我们几个人向31楼走近,打算回去。哪知一阵转头狂扔过来,打到地上,弹起来溅到身上,都是剧疼。我们惊慌失措,赶紧后退,左侧的38楼又飞来一阵砖头。只有一个蔡小海,一根筋,非要过去问个究竟。他一向与井冈山观点不合,反对派斗,自许公允,结果被新北大公社抓了过去,蒙上眼睛,捆上双臂,带到一个地方,棒打一番,连头部都挨了一拳,才放掉。他为人朴实,绝不会夸张,每描述那次经历,都气愤不已,从此转向铁杆反聂。   净身出户,家不能归,无处可去,我们瑟瑟发抖,游荡了好长时间,不知所措。焦急之中,总算传来总部指令,攻占32楼!我们一窝蜂冲去,像一伙暴徒,揣开门挨屋子找人。这个楼住的是中文系的,新北大公社的早已闻风而逃,整座楼立即被井冈山控制。纵队长齐菊生指挥分配房间,我们0363的住四楼,几个人随便打开一个房间,就定下了。   与此同时,由后勤处年青工人组成的”海燕”战斗队占领了28楼,那里有井冈山总部和广播台,是心脏。   天亮了,我们又来到31楼附近,想再看看究竟,忽然看见聂元梓陪着一个军人从东边过来,前拥后挤,我们怒火万丈,立即重重包围,大骂聂破鞋发动武斗,乱成一团。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个人从人群中挤出,奋力向东南跑去,后面一阵喊声”抓住他!抓住他!有人刺聂元梓了!”我们没弄清怎么回事,本能地知道要保护这个人,挡住追赶的路。我们人多势众,他们只好看着那个人一溜烟消失了。   这就是有名的”刺杀聂元梓事件”。”凶手”是我们年级的樊能廷。他那天被赶出楼后,心怀怒火,愤恨难平,记不清手里怎么有一把黑柄螺丝刀(那时很多人自装二极管收音机,也许攻楼时这老兄正在夜战),就挤进去乱捅了一下。没想捅出个大漏子,聂元梓头皮擦了一下,出了血,陪伴她的那个军人,来视察武斗现场的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据说手上也挂出了一道痕。   新北大公社广播台从此”抓凶手”不绝于耳,新北大校刊立即登出聂元梓后脑勺的大照片,什么头部重伤,鲜血淋淋,什么黑把匕首,早有预谋,说得吓人呼啦,我看过,其实就是擦点皮,抹点红药水她那块地方本来头发就够稀的。聂元梓大哭小叫,要死要活,不依不饶,李钟奇这个当年批斗彭德怀时把他一拳打倒在地并踏上了一只脚的勇士,这回竟没能英雄救美,让凶手在自己眼皮子底下逃之夭夭,心中窝火自不必说,信誓旦旦,要把这个”手持黑把匕首”的家伙捉拿归案。   聂头皮被刮,受了惊吓,如果她不想高姿态,就是要口诛笔伐,有这个权利。可是她的心计不在此,目的是转移视线,把事件说成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李钟奇也是目标,把挑动武斗的罪责栽赃给井冈山,贼喊捉贼,倒打一耙,蒙骗上层,也蒙骗本派群众。校文革发出”通缉令”,刻意把事情搞大。当晚,谢富治,温玉成来北大,一要停止武斗,二要交出凶手,三是慰问老聂,此后,李钟奇又来北大,老调重弹,敦促井冈山交凶手,警告不要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武斗必须在校文革领导下解决。   不知他们是真明白还是装糊涂,井冈山的申诉,一句不听,明显的”拉偏手”,哪有公理正义可言!以侯汉清为首的总部决定,王八吃秤砣铁了心,”凶手”就是不交。3。29那天正是双方交换俘虏,新北大公社释放樊立勤,樊只是语言上反聂,膝盖骨打得粉碎,手指骨被老虎钳夹断,手指甲钉竹签,完全是中美合作所那一套。这个”樊”要是送上去,公社的人生吞活剥都敢干。我们悲情生愤怒,以硬对硬,发出两号动员令,回击聂的政治迫害。   聂元梓在她的回忆中,竟然多次说北大武斗是”林彪指使谢富治搞的”,描述说”李钟奇头上挨了一拳,打出一个包,匕首扎在我头顶上血顺着脸往下流,我的衣服都是血。对用匕首刺我的人,我从来没进行过追究…谢富治是他的后台。”谢要活着,大概也的给气死。   我们惹不起谢富治,却不在乎李钟奇,称他”李排长”,你还管不了我们,其实他是唯一一个接见过井冈山头头,说过井冈山是”革命组织”的人。我没查到李当排长的记录,不知是那个家伙编的。井冈山就这样硬顶着,把樊藏在楼里一个地方,绝对保密,连我也不知道,一直到武斗结束。   再说我们占了32楼,就开始建筑工事,七手八脚,拆暖气,暖气片放在窗台上,准备公社进攻时往下砸,暖气管用来作扎抢。不知到哪里来的锯子,锉子,螺纹钢,也不知这些能工巧匠哪里学的本事,洗脸房成了工作间,叮叮咚咚,暖气管装上了头,有的还有红穂穗,没有头的,斜着一锉,出来个尖,长短不齐,人手一支。我也有了自己的红缨枪,是我的好伙伴,没事就练练,甩着头转一圈。再往前一刺,”杀!”睡觉时也放在身边。从31楼被赶出来,我就失去了全部家当,包括语录本。现在红缨枪代替了红宝书,此事本身也有些象征意义。   我们从小受教育,爱护公物,这些观念顷刻抛到九霄云外,国家财产随便毁坏,砸,劈,扔,摔,一点也不心疼,一点也不犹疑,怒气,怨气借此发挥,造反派的脾气。我们丢了家当,就用别人的,想拿什么拿什么,乱翻乱查,比用自己的还顺手,不顺眼就扔,对这种报复心安理得。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是封建的一套。唯一被发到的是件黄棉袄,旧的,当时这玩意很时兴。只要执行任务,我就穿着他,不管天气多热。它一直跟着我到农村插队,油哄哄的,没洗过。我甚至穿着它去上海,拜见未来的丈母爹丈母娘,让他们大惊失色,以为女儿搭上了小混混,差点坏了我的终身大事。   一楼的房间完全撤出,窗子用木条钉牢,用卸下的门,木床顶死,用铁丝绑牢。楼上,该砸的砸,该拆的拆,碎石砖块就地取材,堆在窗口。这个时候,群龙无首,群众的情绪和行动最容易被少数人左右,只要有人一呼,就有人响应。自行车三轮车内胎也搞来了,两头钉在窗框上,或者绑在床腿上,成了大弹弓,我小时候只玩过小弹弓,现在玩大的,放上半块砖头,比谁射得远,看谁射得准。有人甚至让别人抱住后腰,两个人拉弓。很长时间,这是武斗主要方式。有一次,吕成信拉弓时砖头打到窗框弹了回来,躲得及时,擦到脸上,留了一个伤疤,好悬!我从此不敢玩了。   井冈山总部这帮学生头头在危乱下应急和决断是弱项,争论不休,久议无果,贻误时机。在这些方面,绝对不是校文革的对手。井冈山的士兵们,那几天如鸟兽散,海淀路,32路汽车,拥挤着逃难的人,大包小包,肩挑背扛,自行车驮,络绎不绝。投靠亲戚的,回老家的,寄宿在同学处的,完全没有出路的,住到地质学院的大教室,那是我们的大后方,也可以帮助守楼的人做后勤供应。混住的宿舍楼都腾出来了,留校坚持的只有几百人。   蒯大富在他的回忆中说,北大3。29一场武斗,是聂远梓挑起的,中央支持聂,对立的一派就垮了。基于后一条的错误的信息。他决定效法北大,认为中央首长都批过414,打起来对他有利,于是发动4。23武斗,想一举摧垮对立面。人大,民院等校也起武斗烽烟,北大再次夺回”榜样”地位,掀开北京高校武斗大幕。                                  (七) 孤楼余生   我们只占了28,30,32,35,37几座孤楼,而新北大公社凭着孙蓬一高云鹏的指导,迅速控制了周围16-44剩余的所有楼,形成包围态势,又把守了五个校门,后来甚至控制了食堂,不许我们去吃饭,北大乃成为公社之天下。   有了这几座楼,井冈山必须占领36楼,才能连成一片。总部中的强硬派占了上风,要攻下这个孤岛中的孤岛,时间定在4月25日。   36楼由几个系女生混住,包括化学系女生。我们上了几年大学,从来没进来过。这一次一群脏了巴机破衣烂衫的大老爷们不请自到,而且是手执扎枪,狂呼乱叫,冲进来的。女同学的闺房,有一种神秘感。那里的女生早已经跑光了,我推开一座座们检查,飘来淡淡的清香,看到别有情调的装饰,果真跟我们这些乱室英雄的狗窝大不一样。我们七手八脚,拆暖气,砸床铺,找砖头,建筑工事,准备迎战。   次日,公社要夺回失地,黄压压的一片片,从34楼38楼两个方向拥过来了。头戴钢盔,身穿黄皮,手持扎枪,整齐划一,三人一组,三组一队,推进有序,喊声震天。前排的,举着床板掩护,要从窗户和门强攻而入。那场面,雄壮而恐怖,过去只有在电影里看到。据说,孙蓬一亲自督战,势在必夺。我在四楼,居高临下,毫无恐惧之感。早已红了眼,只有一个念头,打退他们!鱼死网破,背水一战。砖头像雨点一样砸去,大暖气片从窗台推下,咣噹一声,我伸头一看,没砸着,好遗憾。   一楼顶不住公社的强攻,一时失守,对方先遣部队砸开西墙,冲进一个房间,破墙打洞向前推进。万般紧急之中,骆如铁情急智生,用大锤在二楼地板打了大洞,我们的人在上面用枪扎,用砖头砸,甚至用水泼,终于把入侵者赶出楼外,36楼胜利占领!这是北大武斗中最激烈的一场,受伤者有二百,基本是公社的。这对井冈山,是生死之战。广播台立即报道大好喜讯,”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消遁”!我们欢欣鼓舞,士气大振。   我猜想事后聂孙一定肠子都悔青了,没有拼着老本把36楼拿下。否则北大文革的历史会完全改写,28楼成为瓮中之鳖,井冈山头头们束手就擒,这个组织彻底摧毁…我庆幸,天不亡我啊。   井冈山总部不是省油的灯,36楼保卫战大捷冲昏了头脑,不顾劣势,轻举妄动,竟然要主动招惹新北大公社。5月2日,派我们03纵去38楼出击抢木板床!战前纵队长齐菊生作动员,说,我们20岁的小伙子,除了没娶媳妇,什么没见过,这回要拼死一战!群情激昂,杀声一片。我们几十个人,冲出37楼,手持七长八短的扎抢,缓步推进。这样的面对面交锋,我很是恐惧,但是决不能当怂蛋。我们的装束,五花八门,五颜六色,戴柳条帽的,狗皮帽的,自制帽的,身上挂着铁皮当盔甲的,而对面的正规队伍矿工头盔,铁网面罩,铁皮盔甲,武装上气势上压过了我们一头。突然我右侧的腰一阵酸疼,一看从侧面杀出一支队伍,我清楚地看道刺我的人那张狞笑的脸。被夹击了!在撤退的指令下,我们还没有和对方交上火,就溃不成军,逃了回来,这一次损失惨重,许多人受伤。   我回了天津,做了检查,那块地方肉厚,无大碍,没伤内脏,只是一个洞,留个疤,不算破相。酸疼不止,情绪不佳。刚呆几天,传来通知,新北大公社正在到处抓人,家不是安乐窝,还是回到战友中安全。   虽然六座楼连成了一片,有了与聂分庭抗礼的半壁江山,楼之间的来往仍然十分危险,新北大公社在周围楼里布满了大弹弓,砖头不断从各个方向射来,没有死角,诺大的空地布满了残砖碎瓦。小分队还不时出来袭击。井冈山就在楼楼之间竖起两排木床,上面再盖上木床,形成封闭的通道。每次行走其间,虽然不断听到砖头打在床板上的声音,安全无虞。   为了双保险,36和37楼之间首先挖了地道,由地质地理系同学勘察设计,住在两楼里同学用最原始的方法一锨一锹地挖土,抽屉脸盆运送,三班倒搞成的。三米深,一人高,可并行交错,安有电灯,地湿漉漉,墙湿漉漉。其他楼之间也有地道相连,32到35,35到36。挖出的土存在一楼宿舍,公社的人神不知鬼不觉。武斗停止后不久,一场暴雨,地道塌掉了,我们都说老天有眼。28楼和30楼四楼之间,距离十多米,则架设了天桥。由数力系设计,从36楼拆下屋顶人字梁,在走廊里作好桥身,一头拉一投推,两吨重的木桥便横空出世,从30楼开口推到28楼开口。一桥飞架东西,孤楼有通途。我们都去走走体验,稳若坦途,还有人合影留念。32到35楼之间的桥则简单多了,是个铁索桥,铺点木板,晃晃悠悠,要走得有当年十八勇士的胆量。   六座楼中,只有37楼靠马路,我们把院墙打出豁口,木床搭成通道一直伸向海淀路马路边,作为与外界联系的唯一出口。斜对面是32路汽车站,它的后面有一条胡同,军机处,里面叫老虎洞,走进去是市场商店,可以买生活用品。我们男生抽烟的多,隔几天就得去一次。0363坚守的二十来个男生,调防住到37楼,任务就是三班倒,守卫这个出口,迎来送往,保护我们的人安全进入老虎洞或上汽车,迎接返回的战友。   新北大公社这点活路也不给,经常扔砖头,打弹弓,甚至砸坏了公交车,那个车站也撤掉了。车站后面有个饭馆,叫长征食堂,物美价廉,好吃不贵,每个北大学生几乎都光顾过,我们亲切称之”学七食堂”(北大有六个学生食堂)。在新北大公社的狂轰滥炸下,它也停业打烊了。   这个出口处于南校门和西南校门之间,新北大公社的人经常从两个方向来骚扰。大多数情况,离的远远的,两边叫骂,互相扔砖头,并无当面比试。个别时候,他们逼近通道,沿着床铺之间的缝隙往里扎,因为空间很大,伤不着我们。我们也从里面向外乱捅。和我排一班的李人杰,经常事后手舞足蹈,”我扎死了一个!亲眼看到的!”他因前面头发有一撮白,被叫”小白毛”,年纪小,个子又最矮。我们都知道他是瞎说,连毛皮也碰不到,不过当时真的是把扎死对方的人当作一件光彩的事呢。   北大从京师大学堂起,,即便是兵荒马乱,敌寇入侵,也从来没有停过学。如今,毛一声令,不许上课,已经两年。这个从非兵家必争之地,竟然同室操戈,战火纷飞。满校园伤痕累累,千疮百孔,瓦砾遍地,流弹横飞。新北大公社为收紧包围圈而绞尽脑汁,井冈山为固若金汤而众志成城,两边都杀红了眼。井冈山处于劣势,被动挨打,困兽犹斗,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   学校食堂不能去,一开始我们去海淀买点东西,用电炉各自解决,后来各系各年级成立集体小灶,就在宿舍里,支起大锅,劈了桌子椅子烧火。葱姜油酱,米面蔬菜,一应俱全,烟雾缭绕,香味扑鼻。我们年级坚守的几个女生,王文芝,张俭,游君玲,王起云,陈珍德,上得战场,下得厨房,担当煮妇厨娘大任,为将来当贤内助提前实习。男生则是”君子远庖厨”,吃现成的。偶尔帮助买买菜,海淀镇上的卖菜的,也可怜我们,给得多。人天生主持正义同情弱者,新北大公社欺人太甚,附近居民都被骚扰,大爷大娘们也看不下去了。后来出去买菜都可能被抓,校外其他地派单位,用车拉来粮食蔬菜,集中送,支援我们这个重灾区。我们这几百号人,实行着毛一值推崇的供给制,大锅饭,官兵一致,平等相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其乐融融,解放军的天是明朗的天。 除了值班,我们就呆在宿舍里,找些文科的书,翻翻看看。更多的时间是打麻将,我中学就会,教别人。天天打得昏天黑地,脑袋麻木。也有围棋象棋,有人下有人看。围棋都是初学,有人进步飞快,吕成信。徐秉玖,骆如铁就下得好,杨惟立后来还有业余段位。我们就是不谈运动,不谈政治,全国形势如何了,我们一无所知,闭目塞听,也不想知道,过一天算一天。   武斗期间,新北大公社打死三个人,地质地理系61级刘玮,地球物理系62级殷文杰,地院附中高三学生温家驹。没有一个死于战场,都是被抓住扎枪乱棒活活打死的,惨无人道。清华武斗中有人命的,不管什么情况,都得到处理,基本15年。在北大,聂孙捂着护着,参加者集体封口,案子破不了,到头连个说法也没有。有人说扎殷文杰致命一枪的是个女生,神经病了。其他的抱成一团,逍遥法外,昧着良心,苟且偷生。   新北大公社对井冈山是软硬两手,文攻武吓,心理战术,挖山不止。广播台连篇累牍,警告顽抗到底没好果子吃,同时派人攻心,甚至工作做到家里。于是,有人怀疑红旗能打多久,弃暗投明,每天都有发表声明退出组织,叫”下山”,连我们的元老徐运朴也扛不住了,弃我们而去。聂元梓在此事做足文章,”下山声明”自我作贱,”学习班”反省忏悔,弄个里外不是人,饱受精神折磨。她还得意洋洋,向毛报功,已有一千人下山,毛冷冷给了一句:他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我们0363井冈山的七十多人,无一下山,士可杀,不可辱。我当时其实相当悲观,觉得是在苟延残喘,垂死挣扎,但是没有气节的事,当甫志高,王连举,没门。   我们双方还大打间谍战,各显神通。当时全校电话系统完全由公社控制,井冈山要窃听。有原在学校广播台工作过的井冈山人,熟悉地下线路铺设,站在28楼和29楼之间某处,跺了个脚,暗示下面是电缆接口,井冈山于是在地下开挖,两个化四的壮汉,每天吃饱了饭玩神秘失踪,像泥鳅一样去挖土。找到接口,连到我们广播台的接收器。两个人日夜监听,记录,公社的阴招坏水,调兵遣将,什么也瞒不了我们。有一次偷袭,他们人刚摸到阵地,井冈山刷的一下探照灯齐照,再一阵砖头,他们无处藏身,抱头鼠窜回了。   井冈山上层,有一次大震荡。一天突然传出爆炸新闻,动态组组长黄XX是个内奸,人面兽心,”潜伏”日久。黄英俊威武,为人谦和,说话慢条斯理,头头是道,为井冈山立了汗马功劳,大家常在一起聊天,竟是”内鬼”,对我简直是天方夜谭,无法相信。他被隔离在一个房间,开个小口有人送饭,不准出来,不许与任何人接触,吃喝拉撒睡都在里面。更有甚者,竟有人情绪不好时,闯进去暴打一通。   武斗结束大联合时,我才看见他。头发蓬乱,胡子拉碴,面色雪白,目光呆痴。井冈山的人不理他,公社的人也不理他,都拿他当挑动武斗的坏人批。再往后,公社的人自我反省,才爆出背后的惊天秘密。我听到的版本是这样的:公社抓了井冈山一位重要人物,把眼蒙起来审讯,却又故意露出一点光,让他能模模糊糊看见。公社有一个人出现了,他长得极像黄,故意晃来晃去,咬耳朵,出主意。这位井冈山人很快被释放,回去就上报总部,看见黄在审讯现场。井冈山鲁莽行事,中了聂军的奸计,大水冲了龙王庙。这事是我在文革中最匪夷所思惊心动魄的一件,井冈山最大的丑闻。几十年后,侯汉清当面向黄道歉。   黄的事让处在武斗绝境的井冈山人心惶惶,甚至有流言怀疑另一位头头。   不过,我们也有乐子。侯汉清大我们几岁,到了谈婚论娶的年龄,大伙就给他张罗对象。侯虽然是一派的头头,丝毫没有”五大领袖”那种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风度儒雅,为人厚道,性情谦和,柔中有刚,绝对是百里挑一的好男人。他也不推托。给他搭桥到了技物63级的余良云,后来结为连理,也算为领导尽了一分心。。   聂元梓围困个井冈山几个月了,久攻不下,要用最毒的一招,断水断电。小搞了几次,酝酿着来彻底的。井冈山为了解决水的问题,在36楼弄空一间宿舍,门窗用砖垒死,抹好水泥,只留一个小口,往里面灌水储存,我还去参观,算算这一屋子水够多少人用多少天。没想到,灌到半截,砖墙就爆裂了水哗哗地向外流。设计此事的同学,没有计算砖墙能承受的水压。好几个小子破开墙,跳进去扑腾洗澡,痛快一番。当年在学六食堂西边有个学校浴室,同学们隔段时间就会拿着脸盆,排队洗淋浴。武斗一来,我们困在楼里,多少天没洗澡了。   为了解决电的问题,懂行的人作了调查,可以接海淀路上的高压线。万伏高压,带电操作,本身就是高技术含量,高风险,还要夜间进行,土法上马。更要命的,是新北大公社一定要倾尽全力,来破坏捣乱,他们要置井冈山于死地,不会管操作人员的死活。   井冈山事先作了多次讨论,群策群力,精细分工,具体到每一个细节。我们有人建议马路撒绿豆,打滑,公社进攻的人跑不动,看起来有点像闹着玩,总部采纳了。   7月22日晚,行动开始。可惜,我被派守在楼里执勤,没有到现场,那精彩时刻都是后来别人给我讲述的。   全副武装的井冈山人首先推着一只只木床,冲出37楼那个出口,摆成两排,把马路东西两头封住,担任接电的无线电系同学,置生死于度外,迅速爬上电杆。还有两名预备的,都写了遗书。公社的武斗兵,呼啦啦从东西两方向包围,密密麻麻,展开一场恶战。我们的人从楼上扔砖头,打弹弓,几乎一砸一个准。他们快接近木床街垒时,陷入”绿豆阵”,脚下打滑,人仰马翻,屁滚尿流,进退维谷。智守克强攻,奏效了!   新北大公社自制了燃烧弹,火光飞射。其实很简单,一个瓶子里装白磷,一个瓶子里装酒精或乙醚,扔出后,瓶子摔破,白磷自燃,点着了酒精乙醚。 我在执勤的地方焦急地等着,默默地祈祷着,突然,电来了,灯亮了,成功了!六座楼一片辉煌,欢呼声响彻云霄,大喇叭响起毛的那首”西江月／井冈山”,那么沁人肺腑,啊,我们的日子比蜜甜。。   这是北大武斗最高潮的一幕,也是井冈山得意的神来之笔。公社社长卢平亲临指挥,挨了一转头,这回不是”黑把匕首”擦点皮,真的流血了,上医院了。                              (九) 山雨又来 就在井冈山气息奄奄朝不保夕之时,局势急转直下,传来了爆炸新闻。68年7。27,三万人的工宣队进驻清华,平息战火。蒯大富下令抵抗,打死了多名工人,毛雷霆震怒,7。28凌晨召见五大领袖,强令停止武斗。巧得很,就是两年前同一天,中央决定撤销一切工作组,送其上了黄泉之路。今天这路上又将是何人?消息断断续续,只言片语,一鳞半爪。校文革发表了无条件停止武斗的通告,我们终于从蜗居中走了出来,重见天日,呼吸上了自由的空气。可以到未名湖享受湖光塔影,甚至可以到海淀巷子里的小饭馆,胡吃海塞一顿。   北京59所高校陆续都派了工宣队,军宣队。进住北大是在8月19日。一机床,二机床,外文印刷厂,齿轮厂,财经印刷厂,63军,共492人。没有清华那样的武装抵抗,北大和平解放。结束武装割据,拆除武斗工事,清理武斗现场,上交武斗工具,偃旗息鼓。我们回到了阔别四个多月的31楼。逃离在外的同学也回来了。28日22点,新北大公社解散。29日下午3点,井冈山解散。屈指算来,山上只呆一年,多少事匆匆而过,眼花缭乱。   我们被清楼时丢失的东西堆在一起,让大家认领,没什么了,我只找到一条棉被和一个刷牙缸,没值钱东西,不象有的人损失大。工宣队压着”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两派同学坐在一起,天天学习,大联合,讨论,发言,交心,自责。我和刘某是”一对红”,强拧在一起,谁也不开口,干坐着,耗时间。   此时的文革,已经是一堆烂摊子,进入了死胡同,上层力不从心了,玩不转了,北大清华的武斗是当头棒喝,毛不得不给病入膏肓的文革下猛药。这是他第二次惊天大回转,上一次,学生运动的压制者刘邓打倒了,这一次,否定之否定,被打倒的轮到了学生。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借以发动这场运动的那些口号,”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革命小将的大方向始终正确”,”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等等,统统作废。所批判的刘邓那套有组织,有领导,自上而下的模式,重新拣起。只不过,这一次所派的人,不是素质良好的领导干部,而是毫无训练匆忙上阵的工人,以及不宜过多介入政治的军人。不是精干的小分队,而是人海战术,不是政策上宏观指导,而是事无巨细,一一介入,不是两个月,而是好几年。   姚文元发表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理论上站不住,语录开篇第一条,”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不要了,为工宣队鸣锣开道要紧。实践上,这个领导是由具体工人实现的,他们往往不是优秀分子,而是单位可有可无的人,对学科结构复杂的教育,对知识密集的大学,两眼一抹黑,一窍不通,赶鸭子上架。制止武斗他们有功,要大老粗领导一切,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只能给千疮百孔,元气殆尽的北大,雪上加霜,再糟蹋一番。”砸烂旧北大”的口号又一次响起,主角换了。此时的我们,已经不是学校的主人,爱咋咋地吧。   更要命的是,派来北大的,很多带着有色眼镜,是文革中支持聂元梓一派的。军宣队来自63军,管我们年级的是马教导员,派性明显,有亲有疏。工宣队来自二机床厂,三个师父,张,杨,李。也不象工厂骨干,却要占领上层建筑,管知识分子臭老九。这时候,不仅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是革命对象,大学生也跑不了。工宣队进校不久,就开始秋后算帐,清理阶级队伍。在0363,是前一段派性斗争的继续。原公社的几个派性极端的人在后面操纵,工宣队在前台。什么领导,当枪使而已。   武斗时,聂元梓就指示成立红旗飘,东方红,北京公社反革命小集团专案组。,查,抓,审。新北大公社利用他们掌握的资源,早已为大规模整肃作了准备。0363红旗在动手,我从我班黄XX那里知道一二。黄串连一开始,就大部分时间在老家上海,结识了一伙人,结果打成反革命集团,黄被抓,遣送交给北大校文革,再交给0363红旗搞口供。趁武斗正乱,黄逃脱,到井冈山楼中避难。因为他是115师的人,收留了他,单独关在一个房间隔离。   我思索再三,决定见他。他说,我班的刘XX,对他进行了严刑逼供,重点揭发我。因为抄他家时找到我的信,咬定我与他有特殊关系。其实那时,我给许多长期在外的115师的同学都写过信,通报学校运动情况,除了骂聂,不会出格。黄被逼无奈,揭发我三条,说实在也是编的。我听听并不致命,训斥他一通,告诉他我不会认帐。不过这让我明白,公社的人已经盯上我作为整肃重点了。黄还说我们另一位师长吕成信,也是刘逼供要材料的。   大联合不久,同派一个女生偷偷告诉我,她在一个新北大公社室友扔的废纸中看到一个名单,很像是他们要整的人,里面有我。如果我今后真出事,她这是通风报信,罪过不小。得知这些,我忧心忡忡,思绪烦乱,如惊弓之鸟。一场”秋后算帐”的暴风雨,在等着0363的井冈山人,等着我。   我找吕成信商量对策,他属于性格硬的,态度是不怕,顶住。抓不住我们辫子,不能怎么样。我的想法则悲观。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看得多了。小白毛李人杰似乎也预感不妙,没着没落,和我诉苦。我自己泥菩萨过河,只能说,有我和吕,轮不到你。   我们井冈山的人拼命拉拢工宣队的小李师傅。他和我们同龄,没考上大学,因祸得福,现在管大学,当领导。这个人没心眼,是个小混混,倒是和我们打成一片,随随便便,嘻嘻哈哈,打打闹闹,互相送烟,一起下馆子,到天安门广场照相。我们做这些有目的,想套出些口风,工宣队要干什么,弄好了,将来给我们说点好话。   我们做得太露骨,弄巧成拙,工宣队立即看出这里的花花肠子,说是腐蚀工宣队,把他调回厂,换了另一个小李师傅,也是个高考落榜者。不过他对自己没能进高等学府很是愤愤不平,对我们看着有气,冷若冰霜,横眉而对,甭想靠近。是福不是祸,是祸都不过,只有听天由命坐以待毙了。   十月份,一颗重型炸弹,终于在0363抛出,是齐菊生在文革中写的一封信。据说它被公社某人截获,缝在被子里,保存至工宣队进校后上交。这封信其实只是纵横中外,借史喻今,表达一些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没有任何反对攻击的言论,最多不过是一点灰色的悲观情绪。可是那个年代,一经断章取义,上纲上线,它就成了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和宣言。工宣队要给不听话的大学生下马威,这正是突破口。   和这封信有关的陈醒迈,技物63级的程汉良,刘立民被定性四人反动小集团,秘密隔离,立案审查。0363清队大幕正式拉开。程我不熟,刘是井冈山17纵纵队长,和我宿舍的周自忠是中学同学,常来聊天,所以很熟。他书读得多,爱思考,有理论,讲义气。有一次他说,每一次大革命都伴随着道德的倒退,还举些例子。我知道这是从别人打贩卖来的,但觉得新鲜,有理。文革中在革命的幌子下,有多少礼崩乐坏的事。工宣队在楼道里用大字报公布了齐信全文,其他”罪行”,秘而不宣。   齐丢信,我丢信,惹来麻烦,祸从信出,这是文革给我重大教训之一。从那以后许多年,我心有余悸,十年怕井绳,对写信一直小心翼翼,谨小慎微,每次要再三检查,有没有话会被别人抓到把柄,才封口,寄出。。   文革中一直在校外的杨XX当上了专案组组长,也是年级领导小组组长。他没参加北大两派,先在学部参加运动,后扎根河南兰考,算是最无派性。我班的领导小组组长是刘,对井冈山的人深仇大恨,我真不记得的罪过他,也许他是出于某种信念吧。   悄然之间,吕成信,樊能廷,雷祯孝,朱重远也消失了,被隔离了。朱是二班”北京公社”的理论家,笔杆子,新北大公社也是必除之而后快。再加上在校外犯事的黄XX,陈醒迈的女朋友陈珍德,齐菊生的女朋友游君玲,关起来的人数已经九个。年级近120人,比例超过了5%,”一小撮”的数超额了,该歇歇了吧。   十二月,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批判齐的信为中心任务。一班我,杨惟立,李人杰,二班徐秉玖,陈华生,骆如铁,王起云,戴定国,三班姚建明,张俭,王文芝等,十几个人。班长是我班的沈宗璇,工宣队杨师傅挂帅。他说,你们这些人,过去与齐菊生关系密切,现在,你们是批判他的骨干,工宣队相信你们,依靠你们,写出有质量的文章,击中要害。   通过一封信就打出一个反革命小集团,比当年搞胡风集团更高一筹。我们十几个人心知肚明,这是公社的人定的名单,都是文革中死硬井冈山,齐菊生密友。可是,“骨干”的黄袍在身,我等那能不诚惶诚恐,俯首是听?面对压力,我们选择脱身,反戈一击。把齐的信梳理,整出十几个题目,每人自选一个,关起门来写批判稿,先办了一个板报,然后准备面对面批判。   也有一个唱对台戏的,就是赵凯元。他拒绝参加学习班,跟工宣队大吵大闹。赵老机一向有反骨,倔脾气,当年总是跟齐菊生顶着干,齐拿他没法。现在他有贫农子弟的护身符,工宣队也没辄。   召开了一个小型批判会,齐菊生再多日不见之后,更加白净,被拉到了面前。我们轮番发言,炮火猛烈,情绪激昂。齐把脸扭向一边,不屑一顾,表情木然。当有一个人发言时,他甚至向地上啐了一口唾沫。我发言的题目是批判信里这样一句话,”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历史是胜利者用鲜血写的,是胜利者用笔沾着失败者的鲜血写的”。经过寻章摘句,引经据典,拼凑史料,上纲上线,这句话就是否定群众运动,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唯物史观,我的发言有声有色。。   回顾起来,这是我在文革中最为丑陋违心的一幕,明哲保身,卖友求荣。虽说是被逼无奈,也难脱为虎作伥。文革的恶劣在此可见一斑,它把人性扭曲了,把人放到极端场合,放大其性格中某些缺陷,造成政治上的恶果,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彻底搞乱。   大杨师傅对这次批判会很满意,还表扬了我的发言。公社里某些专案组要员坐山观虎斗,没事偷着乐。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就是让齐菊生看到,过去的”铁哥们”都已经划清界限,离他而去,他现在是众叛亲离,身陷重围,成了孤家寡人。                                    (十) 隔离审查   偶行不义也会自毙,我的厄运还是来了。转年1月8日晚,我们班突然集合开会,三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宿舍,主持人是刘某。他背靠着门,铁青着脸,言简意赅,说,现在揭发齐菊生遇到很大阻力,我们给了一些人机会,希望他们反戈一击,可是,他们把机会浪费了,原因不是别的,他们本身都有严重问题,自己的包袱没有卸下。接着,他提高了调门,现在我宣布,唐利,杨惟立,李人杰从今天起被隔离审查,交代问题。   一个普通学生,竟有资格宣布对另一些学生禁闭审查,掌控自己同学的政治生命,现在看来,多么荒诞。可是,这种无法无天的事,当时十分正常。就是我自己,都没有勇气问一声:”你算老几,你凭什么?!”全场肃静,鸦雀无言。有人偷偷看我,有人把眼光挪开。我如五雷轰顶,猝不及防,脑子一片空白,全身一片麻木,糊里糊涂被带到当晚新调整的宿舍,和看管我的张雅文住在一起。   张雅文是我们班公社中最温和的一位,十年以后我们读研究生,又在同一宿舍,一直是好友。他的任务是每天早晨带着我站在毛主席像前作一次“早请示”,晚上作一次“晚汇报”。“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他念一句,“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我跟一句,如此这般。我要吃饭了,他跟我去食堂。我要上厕所了。他送我到门口。等着。我要买东西了(主要是香烟）,他替我跑腿。   春节期间,给张放几天假。由女生轮流值班。都是些“老部下”,既不看我,也不管我,自顾自看书。我说要买烟,看我的女生经过请示,陪我走出西南校门,穿过马路,到了一家小店。我第一次吸收校外自由自在的空气,倍觉清新,感慨万端。   我们那个”学习班”的人,大部分都遭遇了我的待遇。隔离审查,相当于现在的双规,不许接触任何人,交待材料。据说分为三等,陈齐最严重,关到31楼外。吕成信等,不许出屋,吃饭有人送。我是轻的,可以给点阳光空气。   我的面前是一支笔,一张纸,没有书,没有报,没有人说话,不参加班级的任何活动,连抓我的刘某也再未露面。唯一定期对我“政策攻心”的,是工宣队张师傅,面善温和,推心置腹,谆谆善诱,凡是审罪犯的那些话,可能我全听过了。   我没有别的事可做,每天呆若木鸡,冥思苦想,回忆文化大革命的每一幕往事,每一个细节,我的每一言,每一行。   工宣队,专案组让我交代反对文化大革命,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只不过是“空手套白狼”,没有任何根据。北大分两派后,彼此长期隔绝,对方私人的谈话,通讯,日记根本得不到。抓辫子几乎不可能。他们要整谁,只能一句指控“问题严重”。什麽问题,多麽严重,那是秘密,不能透露。 几个心腹订出名单,工宣队作后盾。   我每次对张师傅哭丧着脸,可怜巴巴,掏心掏肺地说,真心想早日回到毛的革命路线,交代清问题,可确实不知它们在哪里。工宣队认为我不老实,要再给点颜色,让我进了新学习班。   这个学习班活动在二楼的的一间宿舍里,我整个白天都到那里报到。床撤了,有四张桌子。我们四个人,各自坐在自己的桌前写材料,互不交谈,以免任何串供的口实。   我一看学习班另外三个人,就傻眼了。陈珍德，游君玲,都是“反革命家属”,陈齐小集团的当然“死党”。第三个人是何国正,我们班的,在井冈山动态组,就这一条就够他喝一壶的。这个时候的他,已经完全神经错乱,语无伦次,交代了五大罪状,恶毒攻击中央文革是最轻一条,其他如组织全家反革命集团,准备叛国投敌,阴谋反革命叛乱,试图谋杀中央领导,等等。   管理这个学习班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我们班的金丽莉,一派的。她在文革前做化学实验时,因为精神紧张,砸过几次瓶子,落个实验不及格,留了级。文革一起,这是修正主义路线迫害,回到原班,与我私交不错。另一个是二班的张克旭,公社的铁杆。这两个人照章办事,对我宣讲政策,但是没有加码,不越雷池,而且告诉我一些外面发生的事,所以我对他们毫无怨言,后来都是朋友。工宣队的主管换成了杨师傅,好像也不是政工干部,但永远是表情肃穆,气势威严,眯着小眼,正襟危坐,居高临下,让人发毛。他慢条斯理,反复给我讲一个道理：你如果不交代,没关系,我们把你挂起来，你档案里会有一句话“有重大问题没有交代清楚，请继续审查”,这个结论会跟你一辈子,没有单位敢要你,没有人敢接近你。你将一辈子背黑锅,一辈子受审查,一辈子查不清,永生永世不得翻身。历史不清白没有关系,不清楚问题就严重了,多少人因为历史的问题没有结论毁掉了一生。   你是要趁着有工宣队帮忙把问题搞清楚呢,还是要带着污点在以后被审查一辈子呢？我们是在帮助你呢。   对一个对自己前途本来有着美好憧憬的大学生,这些话是何等的残酷！我面临着“不清楚”和“不清白”的两难选择。无论哪一个,都让我一生生活在痛苦的阴影中。我可以想象,以后每次运动我都要被揪出来示众,没有运动我也要夹着尾巴做人,永远抬不起头,一辈子唯唯诺诺。 老杨是政策攻心的高手,知道年轻学生的软肋,最注重自己的前途,就从这里下刀子。   这位师傅现在应该是退休在家,颐养天年了,几十年前的往事早已置之脑后。可是他的那些敲山镇虎的话让我牢牢记着一辈子。后来我还有过许多人生的挫折和低谷,每次想一想他描绘的恐怖的下场,我的感觉会好多了,任何难关都不在话下。   政策攻心奏效了,我痛不欲生,百抓挠心,精神崩溃,每次见大杨都是噤若寒蝉,如坐针毡。我急于解脱，再不敢说没的交代。   对文革的“不健康思想”,我开始检查,反省了。斟字琢句,反复推敲,不吝啬上纲上线的大帽子,又要小心翼翼让每一个落在纸上的事实空洞无物。被整的人,有的死磨硬抗,有的胡乱交代,我的方法是耍滑头,雷声大雨点小。我写的每一句话,都是白纸黑字,将来全是反对我的证据,所以写了又改,改又了写,既能应付,又定不上性。反正有的是时间,每天就琢磨这点事。只盼着有一天开恩,放我一码。   一个晚上,我和张雅文呆在宿舍里,突然听到楼道一片骚乱,嘈杂急促的脚步声不停,接着就是死一般的寂静。整个楼里好像只有了我们两个人。我什么都不问,蒙头大睡。   第二天我被告知,小白毛李人杰那天夜晚逃出学校,自杀身亡了!这一天是二月二十二日。   我血涌上头,浑身发凉。李人杰,他竟然做出来了,以死抗争！说来心酸,文革中人们最大的反抗行动,不是辩白,不是硬顶,而是自杀。而死的时候,没有愤怒,只是委屈;没有背叛的留言,只有效忠的口号。   出事那天晚上,李人杰以上厕所为名,趁着看他的人不注意,逃出了31楼,逃出了学校。风高月黑,寒风凛冽,他不停的奔跑,义无反顾,一直跑到三十里以外的清河，在一个老乡家门口的大树上,用自己每天佩带的紫红围巾拴了一个套,吊死了。据说第二天清晨大早,老乡一推开门,竟看到树上挂着一个人,连忙报案,在北大派人领取尸体时,他还在抱怨坏了他家的风水。   围着李人杰吊死的大树的有转圈的脚印。也许他是在寻找合适的位置悬挂围巾?也许他是在最后的关头闪出了对人生的留恋?不得而知。没有现场记录,没有法医分析,没有照片存档,无法推断自杀的详细过程。那个年头,草菅人命,只要不耽误工宣队定性反革命,谁还有心思管那些呢。   有人告诉我,他死前的交代里,说最恨我们班三个人,吕成信,杨惟立和我,是这三个人把他这个天真幼稚的青年带上了反革命道路。我的心在哭泣,小白毛,你死得凄惨悲壮,死的不明不白,死不瞑目啊。   在那个被精神折磨生不如死的日子,就是我自己,何尝又没想过李人杰这条路呢，只不过实行起来也不那末容易。我们有人把写的材料撕个粉碎,从窗户跳出去,准备一死了之。那只是二楼,摔个屁股墩,还得推开工宣队的门,低头认罪。姚建明则把开关拆下来,线拴在手上,以此触电而死。人没有死成，两个手指被电火花打在了一起。   死人事件没有阻挡工宣队,专案组前进的决心和脚步。他们在二教召开了李人杰批判大会。“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对抗文化大革命”,义愤填膺,鞭尸问罪。我是在被隔离后第一次参加集体活动,戏的一部分也是演给我们这些人的。   李人杰姐姐来北京处理后事,也就是领取骨灰,听取宣布反革命的决定。没有致哀信,没有抚恤金,只有冷冰冰的面孔,硬梆梆的语言。没有遗物,他的东西在武斗清楼时全丢光了。没有遗书,走得毅然决然,不留之言片语。姐姐要看遗体,拒绝了。见见老同学,拒绝了。是啊,她一个反革命家属,和反革命只有一步之遥,有什麽理由提要求呢。再说即便是让她见,无非是那位把李人杰亲手抓起来的刘某人,又会有什麽好话呢。没让她参加李人杰批判大会就算是客气了。   在那场大规模,系统化的“清队”中,北京有三千人自杀,二百人被打死。文革中有三次冤案死人高峰,第三次就是这个”清队”。在北大,死去二十四人。派工人来整”臭老九”,这是文革的又一恶行,教育史上又一大荒唐事。   斗争无休无止,打击越扩越大,过了一些日子,我参加了另一个批判会，对象是三班的陈子明。   陈子明是“慨而慷”成员,我唯一的天津老乡。因为是工人出身,大联合后被结合到班领导小组,成了井冈山仅有的领导成员。工宣队审讯的重点樊能廷,啃不动,总是水来土顶,兵来将挡,于是怀疑有内奸,据说设了一个圈套,陈钻进去了,面目大暴露。   他被拉倒了批斗台,站在中央。他总爱弯着个腰,那天腰更弯了。他本来脸就白,那天更白了。他本来就有点结巴,那天为自己辩解时更说不清了。 多少年之后,我和他一起回忆往事,他说其实根本没有通风报信，只不过是找了一些井冈山的人,告诉他们不要惊慌,沉住气,没有了不起的事。工宣队是找个借口,把他清理出“领导岗位”,换上清一色的公社的人。   冬去春来,万物更新,到了四月。工宣队突然找我,说,你准备在班里做个检查,隔离审查就结束了。   真是来得快去的也快,又是一个猝不及防。我面对着三十几个同学,大部分是井冈山的,沉痛地自我批判。只有原公社一个人给了我一点评论。张雅文用不着再跟着我了,我是自由人了。   那个评论倒是让我心中一咯噔。他说,他看了我的档案,中学时涂改过食堂饭票,所以犯错误不是偶然的。我百思不解,怎么会有这么荒诞的记录,中国的档案太可怕了,背了黑锅也不知道。现在,我的不知还有什么污点的档案已经到了某人才交流中心,因为我不交保管费,任何人不得查看,永远的废纸一堆。   我们被隔离审查的全部被放出,没有弹冠相庆,没有纵情狂欢，因为我们身上的累累伤痕还未能痊愈,因为我们有一个伙伴没有挺住,看到这一天。 我内心仍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因为我有了污点,不知道别人怎么看我。我独往独来,形单影只,盼着快点毕业,到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   正在这时,徐秉玖悄悄找到我,告诉我8341部队进驻了北大,重新调查北大的清队,包括0363的问题。他已经找他们谈过了,对他反映的情况非常重视,要着手解决。他鼓动我赶快去约谈,并且嘱咐说,以前所交代的一切,全部推翻,都是逼供信。   接待我的是一个小战士,年令比我还小。谈得非常好,他肯定了我是无辜受害,受到了错误地对待,并且对我不记前嫌,放眼未来的表态非常赞赏。看来上面是有结论在先了。   后来,我看了牛辉林的一篇回忆文章,说毛派8341进驻北大重新调查清队,缘于北大副校长,历史系主任,一级教授翦伯赞的自杀。翦1934年入党,一直紧跟党,与周恩来密切。文革初,毛要整他。这次清队,又是重点,工军宣队逼他揭发刘少奇的问题。他说交代不出,夫妻双双自杀,留了一个条,三呼毛万岁。这件事给了毛触动。3月24日,8341部队81名军宣队员进驻北大,政委杨德中,副政委王连龙率领,清队重新调查,办案的队员撤回原厂。   紧接着,在办公楼礼堂召开全系大会,清理清队的错误。我作为没有问题,无辜被整的同学的代表发了言。没有抱怨,没有指责,我只是强调它作为我一生的一个宝贵经历,将有助我以后的成长。   中央出了文件,指出工宣队在北大清队中犯了方向性扩大化错误,并且提到了0363。一个年级里七十几个井冈山成员,竟有二十人被隔离审查,还有许多人受到其他形式的冲击。上了中央文件,非同小可。   六月的一天,化学系几百名师生集合在化学楼前,围成一个大圈,观看烧毁黑材料。中间是熊熊大火,一袋袋一包包的材料投入火堆,变成火苗,化为灰烬。那里也有我的一份，大杨师傅威胁着用来让我永世不得翻身的一份。它们“纸船明烛照天烧”了。火光冲天,烟飞灰灭。大家在欢呼,我的心在翻腾。 一场恶梦结束了,一段历史过去了。我忽然想起批判齐菊生的那段话。历史会记载这一切,但不会是由胜利者工宣队,专案组来写。它是我们这些当时的失败者的历史，要由我们用笔蘸着自己的鲜血来写。                                   (十一) 余波未尽   在我关押期间,党的九大秘密召开,与八大隔了十三年。紧接着,学习九大精神,开展革命大批判。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阶级斗争熄灭论,入党作官论,驯服工具论,吃小亏占大便宜论,公私熔化论,党内和平论,唯生产力论,人性论,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此时的我们,不再是革命闯将,而是老油条了,对文化大革命已经怠倦,对政治学习穷于应付,失去了热情,看破了红尘。每天上午下午两段时间挤在宿舍里,先念报纸,再鹦鹉学舌地发一通言,然后聊大天,耍贫嘴,顾左右而言其他。   大批判是斗,批,改的第二步,至少不搞血淋淋的互相斗争了,批的是别人,我们精神比较轻松,有一搭无一搭。当然,也必须联系自己,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斗私批修。所谓的反动论点,有的是强加的,指鹿为马,有的本来是对的,颠倒黑白,越批思想越混乱。反正我们逢场作戏,有口无心,人云亦云。革命大批判是文科大学的基本任务,他们一辈子要干这个,怎么活啊。当时的口号是”七亿人民都是批判家”。   四年级的同学68年底已经分配了,正赶上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示,大规模去了农村。我们一二三年级的,则压在学校里,为教育革命做贡献。家里供着,啃老坑爹,开会打发时间,照本宣科,假大空,磨嘴皮子,枯燥无味,百无聊赖。文革前北大理科是六年制,我们化三的分配日期早到了,上面不松口,一点风声都没有,遥遥无期。   还有一件事,就是隔三差五发表毛最新指示时,我们要紧急集合,敲锣打鼓,高呼口号,风卷红旗,在校内,甚至校外游行庆祝。这些指示,多半发表在半夜。有一个整党建党”五十字”方针,我们逐字逐句研究时,总觉得语法有点不对劲。不去多想,整党与我们无关。反正忽悠一阵,又出来新指示了。不久,又出了一个”吐故纳新”,我们年级火线纳新了几位,包括我班蔡小海。   9月27日,北大革委会成立,杨德中任主任。聂元梓还有个位子,但靠边边了。   六厂二校,是毛的点,经验推广全国。二校是北大清华,经验是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又打又拉,一句话,还是低人一等。一使用二改造,是毛对知识分子的一贯政策,现在更强调改造。我们通过大批判就是要认识到,自己臭烘烘,永远不要翘尾巴。读的书越多越愚蠢,知识越多越反动。地富反坏右叛特走(资派),后面就是臭老九。那个年头,见到不认识的人,叫”老师傅”,听的人舒服,千万不能叫”老师”,当然更不可能叫”老板”:老总”。   后来进入改的阶段了,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校办工厂,师生结合。我们和物化教研室老师一起搞运动,热闹多了,他们见多识广,学识渊博,为人师表。那时真是打成一片,不分彼此,互相直呼其名,甚至起外号,老师请我们到家里做客,没有任何师生界线,建立了非常真挚的朋友关系。我后来回校念研究生时,再改口称他们老师,还别扭了好一段时间。也有结合出来感情的,我们班就有女生嫁给了老师。   我们这时要搞的教改,都是纸上谈兵,学生不上课,不学习,老师不教书,不研究,天天学文件,海阔天空。不是搞现代化教育,高精尖科技,不是跟上世界潮流,那都是封资修,是复辟,是爬行主义。我们要往落后,原始的方向改,越单纯越好,越土越好,实际是倒行逆施。毛晚年的思想,念旧,怀旧,恋旧,新东西学不进,自己是自学成才,周围很多开国元勋也没念过多少书,对此津津乐道,看不上正规大学,系统教育,教师传授,这个不必办,那个简单学,最喜欢自己读书,自修大学,社会大学,半年一年,不要考试。这最后一条,最中我们下怀。   10月,中央发布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能归地方的归地方,能归厂矿的归厂矿,撤的,并的,搬的,伤筋动骨。北大也裁为三截,一截送陕西汉中,山沟大学,一截赠江西鲤鱼洲,草棚大学,一截留北京。化学系要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基础教学扔一边,建了塑料厂,制药厂,厂带专业,厂带科研,应景而已。 接着,”准备打大仗”风声突来,战备大疏散,大学到农村中去,我们化三的百十口子人,加上物化老师,步行五十里,到北京房山县娄子水大队,安营扎寨,换个地方天天开会。我们同住五个人,有一个就是唐有琪,那时根本没有师道尊严,我们叫他”唐头”,和他没大没小,乱开玩笑,他不在乎。他睡觉打呼 噜,我们就扔东西,把他弄醒,大家哈哈哈。 冬 天没活干,男生就到村里小煤窑帮农民挖煤。非常地落后,进了窑洞要脱光,里面只能爬。   这一段时间,69年11月12日刘少奇死,11月30日陶铸死,无声无息,我们是从小道消息知道的。   我很快被抽调到一个正经的教改小分队,由各学科教师组成,一个年级出一个学生代表。,二十几人。参加向阳化工厂的筹建安装,属于东方红炼油厂。通过这样的生产实践搞出与生产结合的教学体制设想,科研规划,新教材。白天干活,晚上讨论,生活军事化。老师们都有思想,让我眼界大开。   和我们一起的,有一个化工学院的小分队,是仪表专业的,正派上用场,工人既欢迎又尊重。北大的只有空头理论,原理定律,用不上,脸上无光,只能当劳动力,自己也觉得非改不可,得来些急用先学,活学活用的东西,传单式教材那一套,才吃香。   我干的是起重工,专门安装几十米的大设备,塔,罐。架子工在周围搭好架子,我们爬上爬下,安装阀门管线,这对于”晕高”的我,是一件极其恐怖的事,每天提心吊胆。   我们的副组长王长富,文革前是系党总支委员。他是我唯一接触过的这个段位的干部,做人,修养,谈吐,性格,都是偶像。突然有一天,正组长工宣队张师傅开会宣布,王的案子有了结论,他在文革初期自杀未遂,属于叛党行为,开除党籍,撤销职务。   这件事给我的震动可能比对他本人还大。这么一个优秀的人,就因为一个一念之差,就断送了政治生命,政治斗争太残酷了。我留心看王,他一切依然故我,好像什么都没发生。   时间到了70年初,关于毕业分配总算有传闻了。北大清华都在酝酿招工农兵学员,上,管,改,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要腾地方,铁打的学校流水的学生。一二三,一锅端,剩下三个年级统统走人。国家百废不兴,到处不差人,只有到祖国最不需要的地方去。前景暗淡,霉运难逃,突然,大家觉得解决”生活问题”变得紧迫,就是快交男女朋友,火速配对。我动手早,与一同班女生确定朋友关系。化学系女生虽多,近三分之一,仍然供不应求,况且还有外面的人   挖墙角。最后,三十几个女生基本瓜分完毕,而分配的大幕也拉开了。   方案下来,果然令人心寒。河北要五百,辽宁要三百,陕西要二百,等等,全是插队,带薪农民。大学生早已不是抢手货,只有打折促销,卖白菜价。有的省是农场,门槛就高了一点。我们全年级120学生,城市包括留校的方案,也就十几个。分配大权完全在一个二机床厂的叫王克刚的工人师傅手里,这个人本身是一个大痞子,没有按规矩办事一说。我只盼快点离开北大,远走高飞,听天由命,两个人在一起就行。   我们的方案最后是河北衡水插队。   文革四年,转瞬而过。蹉跎岁月,何堪回首!我不想用”早期造反,上当受骗,中期反聂,无怨无悔,后期埃整,蒙冤受屈”简单三段式不准确地概括,风风雨雨,雷鸣电闪,狂风暴雨,惊涛骇浪,太博大,太复杂了,让它们过去吧,神马都是浮云。吃散伙饭,三三五五照相留念,好友最后聊天,买本子写留言…终于到了离开北大的一天:1970年3月14日。   那天天气阴霾,乌云密布,好像在哭泣。我们那趟火车去石家庄,同年级的人近十个,送行的人挤满了站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文革,永别了,北大,再见了。对我,没有文革十年,北大没有了我们,我们没有了北大,就是文革结束。我们告别了一段浩劫,恶运没有终结,火车载我而去的,不是欢欣鼓舞的光明前途,而是穷乡僻壤的八年磨练,在我面前,是新的浩劫,更大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