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又到了二二八和平紀念日，臺灣的受難節、國殤日。 </div><div> </div><div>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無條件，太平洋戰爭結束，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奉聯合國軍統帥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第一號命令，派遣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代表聯合國前來臺灣受降，並逕行宣布接收臺灣與恢復臺灣人民中華民國國籍。儘管國際間對此存有異議，認為中華民國在未經臺灣人民公決，以及未完成對日和平條約簽訂之前，無權將臺灣據為己有，但無疑地，臺灣人民當時是普遍歡迎臺灣光復脫離殖民地地位的，以為自此出頭天，在參與戰後中國和平建國的締造過程中，成為自己國家的主人。</div><div> </div><div>但臺灣與中國在甲午戰爭乙未割讓後五十年的重逢，卻是一齣歷史的悲劇。臺灣人民歷經日本統治下的近代化，戰前復有臺灣文化協會、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與臺灣農民運動等公民意識、憲法意識和社會意識之啟蒙，對於臺灣光復重建的期待熱切、抱負遠大。但臺灣近代國家化的同時，中國卻在日本的侵略和無數的戰亂中，歷盡劫難。救亡圖存的急迫感，使得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以來追求立憲民主的理想，在現實中不得不讓位予黨國意識型態的指引，而在中國國民黨黨國與中國共產黨黨國的長期內戰中，黨派意識和領袖權威又逐漸凌駕了國家和人民主權。戰後的臺灣，國民政府的黨國訓政與臺灣的地方自治主義交互衝擊，驕狂的中國民族主義乜視著日本皇民化運動在臺灣土地上的殘留，經過近代化洗禮的臺灣人，也在冷眼注視著前現代的天朝官僚。</div><div> </div><div> 戰後中國雖然有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與政協協議的通過，事實上，兩個黨國始終各懷鬼胎。國民政府迷信以軍事力量擊潰共產黨，並意欲在憲政制度的設計中維持國民黨的獨大，共產黨則拉攏民主黨派，利用之以掩護其黨國遂行軍事割據的意圖。國共在制憲過程中終於決裂，中國自由主義者如張君勱、胡適等洞悉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共產黨黨國終究與立憲主義無法相容，不得已選擇了支持國民政府，但另一方面，他們又無力於阻擋國民政府對異議者無情冷酷的鎮壓和殘殺。</div><div> </div><div> 一九四七年春天，國民革命軍大舉進剿盤據陝北的共產黨中央，此際臺灣省專賣局臺北查緝私煙的不當執法行為，則引爆臺灣鬱積許久的民怨，流氓亦藉機滋事，臺灣省和各縣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乃成為臺灣人實現自治願望的出口，臺灣各地民軍和治安維持隊紛紛集結保鄉衛土。陳儀一面對臺灣人假意安撫，一面則將臺灣民變歸咎於共產黨之煽動以卸責，使蔣中正誤判形勢，調遣大軍來臺掃蕩，國民黨在臺黨政警特部門與其豢養的臺灣流氓，亦藉機濫行報復，大舉剷除異己、劫掠仕紳鄉民。</div><div> </div><div> 二二八民變，是進化程度不同的兩種政治文化間的衝突，而就所謂官逼民反的角度而言，二二八的性質和中國大陸各地的民變其實亦無不同，臺灣人民和中國大陸人民都曾經共同抵抗過國民政府的暴政。二二八之後，共產黨更成為許多臺灣人關於臺灣解放希望的寄託所在，謝雪紅領導的臺灣民主自治同盟，即因而積極參與了新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一九五零年代國民黨政府在臺灣實施的白色恐怖統治，映襯著臺灣紅色革命的悲壯史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年年舉行的二二八紀念活動，正是臺灣受難的無數靈魂在白色恐怖時期最大的慰藉。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本身的倒行逆施，則亦使臺灣人再度覺醒：臺灣人民自救才是唯一的選擇。</div><div> </div><div> 隨著時間的遞移，選擇性的歷史失憶，許多臺灣人遺忘掉在這土地上，除了被誣陷和被迫害之外，還有過高貴而勇敢的抵抗；遺忘掉被壓迫的人民無分兩岸，也有過共同的行動和願望；也遺忘掉專制黨國與立憲民主永遠勢不兩立的本質。紀念二二八，不該是去仇怨那有心無力、治理無方的中國，而應是為了謳歌為臺灣的自由民主與公義所展開的一切鬥爭。</div><div> </div><div><div><br /><em>作者為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em></div><div><em>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暨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兼任副教授</em></div><div><em>國立臺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特約副研究員</em></div><div><em>華人民主書院董事</em></div><br /> </div><div></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