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系天外情暖人间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if !mso]><object classid="clsid:38481807-CA0E-42D2-BF39-B33AF135CC4D" id="ieooui"></object> <![endif]–> 2012年1月17日是赵紫阳离世7周年，一些有识之士聚在书房，追思紫阳的执政智慧，对当下的指导意义。                           “历史是人民写的”  <img alt=""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2/Mar/31020121993.JPG" height="428" width="600" align="right" /> 2011年4月，香港出版《赵紫阳在四川（1975-1980）》，被官方严厉打压，成今日聚会热议话题：   治川改革。林凌（86岁，紫阳倚重的经济学家）：“文革”期间四川武斗，动用机枪、大炮、登陆艇，死伤群众之多，损失之大，居全国之冠。农业凋零，工厂停产，农民食不果腹，市民口粮为全国最低，经济几近崩溃。可谓“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紫阳临危受命，入川主政4年半，处理乱局宽严适度，稳定了社会秩序。他冒着政治风险，废除弊制，还权于民；取消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制度（陈云、李先念不同意），率先探索改革，发展市场经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广大人民走出饥荒，迈向温饱，“要吃粮，找紫阳”成佳话。   上世纪80年代，林凌任国家体改委委员，探索经济改革的研究成果颇丰，对我从事经济立法工作多有指导。1988年12月初，紫阳在怀仁堂接见全国十年改革研讨会代表，我见紫阳拉着林凌问长问短。   “六四”风骨。杜星垣（96岁原国务院秘书长）：“1989年5月，紫阳主张与学生对话，反对把运动定为反革命动乱，19日没有出席宣布军事戒严的大会，公开反对邓小平的武力镇压的决定，按惯例将下台，受处罚。”杜星垣对紫阳说：“《拿破仑传》说：‘历史上伟人的最大悲剧是不能收回成命。’你能否采取别的方式呢？‘永不翻案’都翻案了嘛！”紫阳拒绝说：“如果是那样，我今后必须不停地检讨，我无从检讨。”紫阳被软禁，江泽民曾对杜星垣说过紫阳的问题可以解决。   2004年10月，紫阳85岁生日，90岁杜星垣前往庆贺，被警卫拦在大门外，被告知“上面不同意”。年底获悉紫阳病重，杜两次到上海，找江泽民。江问：“你是不是为‘六四’平反的事？‘十五大’时赵写了信，我们一致认为不能接受。”杜说：“先不说平反，你们天天讲‘以人为本’，赵紫阳是人，我也是人，为什么我不能去看他？你不会忘记吧，当时对你的工作安排是去香港或上海，你打电话给我，希望去上海，后来是赵紫阳决定你到上海！”江结结巴巴地说：“我现已退，你可给胡锦涛写报告嘛！”杜给中央写报告获准。杜赶回北京，因紫阳病危去世，未能最后相见，在紫阳书房嚎啕大哭。紫阳子女要求当局按干部惯例，给紫阳写个《生平》，被百般推脱，僵持不下。杜打电话给曾庆红、吴邦国、吴官正，没有一个接电话。杜万般无奈地说：“吞下这颗苦果吧，这是在和一个政权作斗争，斗不过的，谁和你讲理啊！”说到此，他老泪纵横，站起来，跺着脚，双手使劲捶打胸脯……。那一刻，我头一次体会“捶胸顿足”，是人在极度绝望，力不从心，痛彻心脾的宣泄啊！他心疼老友迟迟未能入殓，又无法给其家属帮助。他的身体颤抖着，我站起来，搂着他消瘦的双肩，我俩的泪水无尽地流淌。（摘自李欲晓访谈杜星垣，2011年3月杜去世。）    回想“六四”前夕，我常去师兄处，在中南海西八所杜星垣办公室过夜（杜已卸任国务院秘书长，和张劲夫、吕东、周建南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顾问），以便感受长安街传来民众的抗议声浪，到新华门外看望正在绝食的中国政法大学教师。当时，中南海的各方面处于停顿状态，杜曾建议紫阳要有所作为。   开明的民族政策   为“叛乱”平反。杨岭多吉（藏族，82岁，时任四川阿坝藏区党委书记，后为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1968年，因群众对宗教问题发生争执，军方在山坡架起机枪，向冲上山坡一百多人的马队扫射，打死61人。因死人太多，省政法部门无法交账，将事件定为“叛乱”逐级上报，竟得中央军委、国务院批准。15万人的阿坝地区“叛乱分子”达3万人。   1978年，在紫阳主持的全省民族会议上，杨岭多吉说此案真相，紫阳听闻大为震惊，怒斥有关负责人，要三个政法部门实地调查后平反，化解了民族矛盾。次年会议，杨大胆提出：“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斗争）问题”是错误的执政理念，被紫阳肯定并强调：“必须严格执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紫阳不断告诫：“要改变动辄整人的执政方式。”   胡赵开启民族和解的先声。杨岭多吉说：“1980年，紫阳到中央工作，胡耀邦主持首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采纳这一理念，《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民族政策变好了。耀邦到西藏讲话和中央五项新政策，争取达赖回归。当时达赖想要回来，确定了时间，藏民欢呼，整个西藏在欢腾。”   “198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四川藏区反分裂通知》，说藏区要叛乱。我到两个寺庙住宿，很平静。我提出：‘怎么会叛乱？为什么要叛乱？没有一点苗头。’一直报告到中央，没出大问题。2007年8月，时任省委书记杜青林开会分析认为，藏区分裂的隐蔽活动最严重，公开破坏最突出，分裂案件最多。我针对‘三最’给杜写报告：‘你把反分裂斗争扩大化，绝对化，普遍化。’杜未理会（后升为中央统战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如今，阿坝和甘孜藏区抗争的藏民被残酷镇压，2009年至2012年3月4日“两会”召开，已有26位僧尼及藏民自焚，大部分在四川藏区，愈演愈烈。杨岭多吉痛心地说，如按胡赵的执政理念，当前的民族冲突就不会发生。    禁不住的人格力量   探索改革第一人。蔡文彬（70岁，本书主编，1968年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团省委书记，现为企业家）：“文革”使紫阳反思，率先在四川省全面探索改革并取得成效，受到百姓爱戴。“六四”使他再次彻悟，从体制内改革升华到走民主宪政之路。紫阳是我的老上级，他使我从“文革”造反派，到改革派，再到民主宪政派的思想转变。   黄一龙（80岁，本书责任编辑，川史学者）说，该书54位参与回忆的干部，都被当局谈话：“中央领导认为此书为‘六四’翻案，不准扩散。”激起更多的老同志要抓紧时间，把紫阳的执政理念和智慧留给后人。   我感慨道：参与回忆的四川省地县三级领导和工作人员，以各自亲历谈紫阳，这是人民的心声，历史的先声。打压本书，违反《宪法》第35条：“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   改革成败与民主呼唤   80年代，中共摒弃左的路线，拨乱反正，邓胡赵齐心协力，经济改革取得成效。1987年中共“十三大”开始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党政分开，简政放权，撤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政法委、中央各部委党组，防止各级党组织对行政工作的不当干预。   1988年秋，邓小平派顾明（全国人大法律委副主任）率团（中共首次）考察美国大选，在亚特兰大的民主党总部等地考察杜卡基斯和老布什的选战。回国后顾明和全团成员在中南海会议室，向《法制日报》、《经济日报》、《世界经济导报》、中国新闻社记者座谈观感：“美国大选的某些方面值得研究借鉴。”该系列报道受各界广泛关注。考察团成员中，有来自新成立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该研究室由紫阳直接领导。（我时任顾明的秘书）   1989年，在“反腐败，要求加快改革”的学潮中，紫阳提出：“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被邓小平否定，天安门广场被血洗，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被夭折断送，痛失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到如今，基层选举普遍贿选，走过场，买官卖官盛行，民怨沸腾，访民剧增，警方非法维稳打压；重庆“唱红打黑”实为黑打的暴力执法，“打黑英雄”王立军，闯入美国领事馆，使中共高层权斗内讧升级。在权大于法的社会，任何人都没有安全感，法治成为权力的附庸，沦为权贵政治和经济的工具。   2012年1月中旬，我在台湾观摩总统及立委竞选，亲眼看到马英九、蔡英文、宋楚瑜三位总统候选人和数十位立法委员候选人，深入民间游说其执政理念和措施，争取民众支持，甚至到百姓家中拜票。台北街上的行人对我说：“任何人当选对百姓都不会错。”   民主机制约束权力的滥用，将权力锁在笼子里。只有民主选举才能使取信于民，执政为民成为可能。民主自由是社会文明的标志，是人民幸福的保障。幸亏有个台湾，为大陆做出典范。       图释：   1993年元旦在紫阳家。左起，杜星垣（原国务院秘书长）、姚锡华（原《光明日报》总编辑）、赵紫阳、萧洪达（原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杜导正（原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除现已89岁杜导正，其他都已故去。     ●本文初稿2000字，刊载《争鸣》2012年3月号；刷新为3000字，首发《纵览中国》。   ●本文上篇：《天没亮，路正长——纪念赵紫阳逝世七周年纪实》原载《动向》2012年2月号；刷新首发《纵览中国》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