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美国历史学家麦克•汉弥尔顿如此评价作为宣教士和思想家的薛华：“可能除了路易斯，没有哪个学者对福音派思想的影响比他更深；也可能除了葛培理，没有哪个当代基督教领袖，能如他在福音运动的整体层面上留下更深的印记。”在薛华的一生中，最重要的有两项事工：一是在瑞士的雪山之上建立福音机构“荫庇所”，向“垮掉的一代”之后陷入迷惘的年轻人提供食宿，与他们一起探讨人生的真谛；二是以《前车可鉴》为名撰写专著并拍摄电视系列片，呼吁误入歧途的当代人找回信仰，回归正道，重建公义，如同大声疾呼的施洗约翰一样，其声音洞穿无数人的心灵。</div><div> </div><div> 一九七四年，薛华二十一岁的儿子法兰基计划制作一套十集影片，副标题为“西方思想文化的兴衰”。薛华受其吸引，全身心投入这项工作之中。他完成的系列影片和书籍都极为畅销，随后到十八个城市的讲习会更是吸引了成千上万读者与听众。在《前车可鉴》中，薛华深入神学、哲学、文学、绘画、音乐、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各个领域，向读者展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基督教的兴起、古罗马的败亡、中世纪教会的变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现代思想文化的形成、极权主义的兴起、后现代社会的出现……栩栩如生地勾勒出两千年来人本主义与神本主义对峙和对决的轨迹。薛华指出，人类苦难与败亡的根源，乃在于身为被造物却企图僭越造物主的位置——这诸恶中最大之恶。</div><div> </div><div> 薛华坚持圣经绝对无误和视无神论为邪恶之根源，这些观点当然不受左翼自由派盘踞的学界和媒体的待见。但是，汩汩流淌的真理，谁都堵塞不了。如同通俗教育家威尔斯和杜兰那样，薛华将“以神为本”的理论课题普及化，成为条理清楚和深具意义的体系，凸显不同时代和不同领域间广泛的关联。麦克•汉弥尔顿指出，作为“知识分子的宣教士”，薛华让不计其数的知识分子及年轻大学生，首度注意到历史和文化中重要观点的意义，以及基督教在智性上的丰富遗产。亚斯伯里神学院的哲学家华尔斯便回忆说：“薛华的书使我对基督教的认识改观。他帮助我比以往更广泛地思考我的信仰。我的信仰演变成较完整的世界观，包含许多以前我从未清楚想过和属灵有关联的事物。”所以，如果你只想读一本惯于人类的历史的现实的、且通俗易懂的著作，那么我的推荐就是《前车可鉴》。</div><div></div><div></div><div> </div><div><strong>罗马帝国的自我毁灭与现代极权主义的根源</strong></div><div> </div><div></div><div>对基督教不无微词的英国历史学家吉本，在其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指出，罗马帝国败亡的主要原因是：第一，奢侈和爱好炫耀；第二，贫富极度悬殊；第三，纵欲；第四，艺术畸形的发展；第五，人人都想依赖国家政权生活。他也承认，基督教的发展和教会的增长，与罗马帝国的衰亡之间有着必然联系。</div><div> </div><div>薛华进而指出，人本主义对神本主义的侵蚀，是罗马帝国灭亡的根源。吉本所陈述的五个方面原因，均可纳入人本主义之范畴。正因为人取代神，人才会沉溺于奢侈与炫耀之中；正因为人取代神，人才失去“爱神并爱人如己”之心，并造成贫富悬殊加剧；正因为人取代神，人才完全放纵自身欲望，而忘记与神同在才是最大的幸福；正因为人取代神，艺术才畸形发展，失去生机与活力；正因为人取代神，人才将对神的敬拜转移到对国家的敬拜上——罗马帝国的集权体制，也成为后世各种独裁政权纷纷效仿的蓝本。所以，罗马帝国不是亡于蛮族入侵，而是亡于自我瓦解。</div><div> </div><div>在薛华看来，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将基督教定为国教之举，甚至比早期迫害基督教的暴行更加恶劣。一旦政教合一，基督教的本质便被掏空。一旦与权力结盟，基督信仰便沦为巴力崇拜。薛华一语中的地指出：“教会的权力逐渐超过圣经的教训，同时教会越来越强调得救是在乎颂扬基督，而非倚赖基督的工作本身。这种人文主义的成分，在内容方面与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不同，但基本思想是相同的，就是将本来属神的都归之于人。由那时起至十六世纪，基督教不断对这些曲解圣经的观点提出反驳及矫正。”这场属灵的争战一直延续至今。</div><div> </div><div>毫无疑问，显赫一时的罗马帝国虽然灭亡了，但导致其灭亡的致命病毒并没有随之殉葬，而是深深地嵌入到人类历史之中。在受社会进化论史观影响的史学著作和教科书中，普遍认为启蒙运动与宗教改革是将人类带入近代化的两支平行的船桨。薛华断然否定此成见，他认为这两支船桨划动的方向，其实是南辕北辙的：启蒙运动的内核是人本主义，宗教改革的内核是神本主义。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便是两者之象征：巴黎沦陷于理性女神之手，杀人如麻的暴力革命如火如荼；伦敦则由清教徒掌握，稳健而坚定地推进宪政建设与人权保障。</div><div> </div><div>在薛华之前，很少有思想家将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看作是敌人而非盟友。薛华认为，信奉理性、自然、快乐、进步和自我的启蒙运动，由法国到俄国再到德国，继而蔓延到亚非拉各国，在二十世纪催生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两大怪胎，以及大大小小的独裁政权。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相信人和社会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臻于完美之境，正如法国大革命期间被送上断头台的学者孔多塞侯爵所说：“我们已经目睹一套新的信念出现，要给已经摇摇欲坠的传统致命的一击。这种信念是人类无限完美的理想……”怀着建造人间天堂的激情，人类却建成了古拉格群岛和奥斯威辛集中营。与之相反，宗教改革当中最为清新刚健的分支——加尔文主义和清教徒传统，谨守圣经人的全然败坏和上帝的绝对主权之教导，从日内瓦传播到荷兰，从英国传播到美国以及所有“英语国家”，以新教伦理触发资本主义精神和自由秩序、宪政共和，终于在上帝的庇护之下缔造出一套丘吉尔所说的迄今为止人类“最不坏”的民主制度。</div><div></div><div></div><div> </div><div><strong>从毛主义到“以人为本”：换汤不换药的官方意识形态</strong></div><div></div><div> </div><div>如果用吉本分析罗马帝国衰亡的五个原因来看今日之中国，两者是何其相似！</div><div> </div><div>今天中国最大的怪现状就是：以“和谐社会”为标榜，最不和谐的社会现象却比比皆是；打着“以人为本”的口号，“以杀人为本”的可怕事件却数不胜数。温州动车相撞之后，总理在记者会上信誓旦旦地说，他发出的指令只有两个字“救人”，铁道部却十万火急掩埋车头、毁尸灭迹；拐骗智障人士到矿井下，将其残忍地杀害，以骗取高额赔偿金，这不是仅小说中的情节，也不仅是孤立的犯罪个案，而是一个庞大的、生财有道的产业链；毒奶粉、毒疫苗等，屡禁不止，死灰复燃，“祖国的花朵”的命运比实验室中的小白鼠还悲惨，为孩子讨说法的父母却被关进了监狱；每年中国有数百万计妇女被强迫堕胎，可谓杀人如麻，揭示此真相的盲人维权者陈光诚被判刑，刑满之后仍被软禁在家，且时常遭受黑社会化的执法者冲入家中毒打；北京和上海的车展上，总价上亿的超级豪华轿车供不应求，少女郭美美网上炫富，而无数贫困地区的孩童连午餐都没得吃……以道德伦理而论，今日之中国比起昔日之罗马帝国来，更是等而下之、更是罪恶滔天。那么，为什么有着悠久文明的中国人，如今竟然沦落到连野兽都不如的地步？ </div><div> </div><div>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需要从头开始苦苦思索，薛华在《前车可鉴》中早已说得清清楚楚。可惜，人最大的惰性是，对那些印迹深深的车辙视而不见，以致于反复在同一位置车毁人亡。薛华引用法国左派作家马尔罗的一则轶事：一九七五年，有人问马尔罗，共产主义究竟能不能有人性，马尔罗稍思索片刻，回答说：“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共产主义绝不可能有人性存在。”由此，薛华得出如下结论：“马克思主义是用自己的一套术语，打着有基督教基础的人性尊严的幌子，说得娓娓动听，很理想化，其实与人性尊严风马牛不相及。共产主义可以说是基督教的一种异端，但却没有基督教的基础。它使用人的尊严和人权词汇，却没有基督教所赋予的内涵，直至它夺得政权，就露出本来的面目。从过去的历史看，共产主义一旦夺得政权，没有不随着施行迫害的，人民对它的寄望也随之变成泡影。”换言之，包括共产主义在内的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不承认人是上帝所造，故而一面高举“以人为本”，一面将人当作历史决定论的工具，以解放人的口号，将人推入被奴役的万劫不复的深渊。</div><div> </div><div>十八世纪以来的启蒙主义，及其派生出的理性主义、相对主义、科学主义、虚无主义、马列主义、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等，当然也包括以赛亚•伯林所深恶痛绝的“浪漫主义”，背后都有“以人为本”的幽灵和巴别塔式的狂妄。两百年来，这条道路造成了多少车毁人亡的惨剧！可是，还有那么多的国家和民族，仍然在前赴后继地重蹈覆辙。具体到中国，奉行斗争哲学的毛主义破灭之后，官方将主流意识形态置换为“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但其本质仍然是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所以只能是换汤不换药。从前三十年膜拜毛泽东到近三十年膜拜金钱，膜拜的对象和形式有了变化，但其本质并没有变化：归根到底，顶礼膜拜的还是人自己。</div><div> </div><div>近代以来的一个多世纪，中国确实在奋力向西方学习。然而，即便是精英知识分子，亦不明白西方与西方之间的差异，其实并不亚于西方与东方的差异。比如，法国与中国的相似，在某些方面甚至大于法国与英国的相似。一般来说，人们总是愿意效仿那个跟自己最相像的对象，这样似乎可以事半功倍。于是，中国毅然选择了启蒙运动之歧途，而与宗教改革之正道失之交臂。直到今日，中国仍然未将罗马帝国乃至拿破仑帝国、苏俄、纳粹德国覆灭的悲剧当作前车之鉴，以“大国崛起”的雄风，趾高气扬地重蹈覆辙。殊不知，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速度越快，付出的人心败坏的代价越大；爬得越高，跌得越惨。中国人，该停下来了；中国人，该想一想了。</div><div></div><div></div><div> </div><div><strong>基督徒如何活在当下的中国？</strong></div><div></div><div> </div><div>中国有没有可能避免罗马帝国灭亡的覆辙呢？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种“救亡图存”的力量，就是中国的基督徒群体。中国的基督徒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能有什么样的作为？中国的基督徒有没有可能活出基督的样式——“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中国的基督徒有没有可能以整全的基督教的世界观来为中国树立新的价值与道德共识？</div><div> </div><div>如果回到薛华那里，就会清楚地发现：无论是创办独一无二的“荫庇所”，为茫然失措的年轻人提供身体和心灵的栖居之地；还是写作“非神学著作”的《前车可鉴》，面对日益世俗化的世界为基督信仰辩护和作见证，薛华的“知”与“行”都在彰显此一事实——基督徒的信仰应该是一种整全的世界观，基督徒的生命可以在一个弯曲背谬的世界中成为不倒的标杆。</div><div> </div><div>薛华本人就是一个极具公共性的基督徒，他认为基督信仰不应局限与私人生活领域。美国神学家葛尼斯在《一生的呼召》一书中指出：“现代世界里的私人生活，对于信徒而言是个安全的游戏区域。它的作用就像一种属灵的印第安保护区或‘黑人家园’，由世俗社会的隔离建设所设定的个人灵性发展的家乡。”这一特征，在华人基督教圈子里尤为明显：基督徒是面对“喧嚣的大多数”的“沉默的少数”，是“逃城”中的“逃兵”，而非明光照耀的“光明之子”。很多人以为，基督教是一种与物质世界与公共生活无关的“个人信仰”，它在人脆弱时提供安慰，在人失败时带来信心。至于其他事情，千万别跟信仰掺合，比如：不能反对计划生育，那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基督徒当顺服掌权者；至于制造、销售假货及做假账等，那是为了生计，圣经不是让我们灵巧如鸽子吗？还有，共产党员可以兼有基督徒的身份，共产党员的身份是“明”的，信徒的身份是“暗”的，就像同时拿着两个国家的护照，多了一份安全保障。</div><div> </div><div>这样的信仰是分裂的信仰，既是教会内与教会外的分裂，也是礼拜日和其他时间的分裂。之所以出现这种“分裂”性，是因为基督徒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并没有发生完全的“翻转”。旧事没有过，一切没有变成新的。本来，上帝之道，浩瀚如海洋，小信之人却只取小小一鱼缸。这种“自我设限”，使得基督信仰蜕变为成功神学、民间宗教、中产阶级文化沙龙及形形色色的偶像崇拜。生活在路易斯所谓的“敌占区”中的基督徒，本来就是没有什么好日子可过的，偏偏有不少人活得如鱼得水、风生水起。可见，他们的生活模式跟撒旦控制的世界是一致的。这正是薛华着力评判的“伪信仰”。</div><div> </div><div>须发飘飘、衣带当风的薛华，不太像美国人，倒像是托尔斯泰、索尔仁尼琴这一先贤系列中的人物。他不畏强权，不从世俗，直言不讳，有如旧约中的先知。这与美国福音派领袖葛培理有很大的不同：葛培理惯于妥协调和，取悦美国中产阶级，在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左右逢源。而为了实现访华计划，他甚至不惜与中国官方的“三自会”合作。薛华却一生反对无神论的共产主义不遗余力，他说：“一个真正的极权政体是不能容许人持着真实的绝对判断它的垄断性绝对，也不容许人宣讲或实践这种绝对。”他强调，有一句话值得铭刻于心：“对极权政府的扩展不作任何决定，就等于决定支持。”这就是从基督信仰而来大勇，因真理而获得的大自由。</div><div> </div><div>基督徒理应是礼崩乐坏的时代的中流砥柱。薛华撰写《前车可鉴》以及他一生所有的事工，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帮助基督徒建立一个普遍而绝对的、安身立命的价值体系，也就是基督教世界观。这套完整的世界观，可以作为基督徒生活以及判断自身所处社会和政治环境的根据，帮助基督教徒懂得无神之人无法找到的宇宙和人类的知识，并获得个人独特的尊严和价值的真正源泉。如果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都翻转过来，如果每一个教会都能成为如光如盐的生命共同体，那么，这个国家就能避免像罗马帝国覆灭的悲剧。惟有如此，中国的基督信仰才能获得复兴，中国的国民才能获得拯救。</div><div></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