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em>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em></div><div><em>祂所拣选为业的，那民是有福的。</em></div><div><em> </em></div><div><em>《圣经 诗篇》第33篇第12节</em></div><div></div><div> </div><div> </div><div><strong>民国奠基是新教的</strong></div><div> </div><div>去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时间是一种魔术。由于1949年之后是一个塞壬歌声形成的魔咒，对民国历史的妖魔化，造成我们对民国的认识，已经很隔膜。其中一个就是民国与基督教的关系。</div><div> </div><div>当遭遇顾炎武所说的“亡天下”时，那就是一种回归自然状态，就要“保国保种保教”。民国奠基于这种自然状态之上，有着“忧郁症”。有限性和必死性成为前提，会相信人性恶和原罪，这种“忧郁症”与过去泱泱大国的自信，截然不同。</div><div> </div><div>是根本不同的心理体验：自然状态就意味着残酷命运之神苦难的降临。死亡与整体性的苦难，被纳入全球体系带来的高度风险，乡村秩序提供的庇护丧失了，也就是逼近了例外状态，如此为“天国降临的叙事”提了准备。如此中华作为民族国家出现，它是把人的生与死的意义全部吸收的集合体。处在苦难和地缘政治的劣势，民族存亡的关头，政治与命运灵魂一体，政治获得了攫取一切的总体性。因此民国奠基建国乃是宗教性的，政治与宗教的同质性体现出来，民族国家如何对待因果报应和来世轮回不再被相信而大规模迸发的死亡焦虑，需要谎言般的承诺来抚平。</div><div> </div><div>如此必然带来末世论，仿佛企图将天国带到人间。严复说成“如天在地”。这一些意识或者潜意识，没有得到清晰地表达，最后混合在晚清民初革命的变天意识中，三千年大变局的断代或者总体解决终结治乱循环的渴望中。</div><div> </div><div>要讨论辛亥革命与民国奠基的基督教性，必须从太平天国说起。太平天国的革命精神高度，在中华民国和孙中山处的延续。洪秀全从基督教得到了他的革命精神。如孙中山早年自称“洪秀全第二”。</div><div> </div><div>革命是一种回归，我们看先秦的政治学说，可以听到人民的声音就是神的声音。当民国临近，康有为等发微董仲舒，也不外乎是呼召人民在政治中在场。之前的历史，为知识政治所主宰，而民众力量的地火或者黑暗物质被压抑千年之后，终于喷发进入政治进入历史。这与基督耶稣与底层人民站在一起的特征吻合。 民族国家有一种政治基督教的内涵，是一个“出埃及记”。据记载，孙中山年轻时，“读《旧约》至摩西导引以色列族出埃及到迦南乐土记，眉飞色舞，拍案大叫，我孙逸仙岂不能令我汉族脱离鞑虏而建新国乎?”</div><div> </div><div>孔腓力的比较研究发现发现，清朝中叶的乱事，秘密会社白莲教，捻军之乱，与太平天国起义的共性，在于政治统治和思想控制的薄弱边缘地带，其政府保护不逮，甚至加剧腐败压迫，导致人民饱受挫折，充满神秘主义，巫术横行，愤怒与疏离的末世感，因此以批判现世及未来幸福为号召的教门（宗教信仰），不但提供精神上的慰藉，且满足游民情感支持和生活互助的实质需要。 </div><div> </div><div>公羊学和大同传统是这种思潮的构成部分。与民间的宗教神秘主义，宗教起义比较一下，公羊学和大同传统只在儒家知识分子被窝里面打转，从来没有成为起义或者革命的意识形态。公羊学和大同传统从来没有进入大众的灵魂。而且迅速被二十世纪传入的社会主义吸收。</div><div> </div><div>当儒家例如廖平强调儒学中已有公羊学和大同传统，实际上是受到挑战之后回应，干巴巴模仿西学骄傲地说“我们也有”，以此来延续儒家——官僚的精神政治领导权，一种反民主没人要但强行征服民众的专横知识政治渴望。并没有像基督教那样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的共通感，而是对民众的身体体验的殖民，他们的快感就等于民众的身体快感，他们的享受就等于民众的身体享受，并且因此剥夺取消民众的身体和精神，同时暗示给他们一个模糊遥远或有或无的将来同等特权。</div><div> </div><div>例如刘小枫在《儒家革命源流考》中所显示的那样，作为中国农民革命的领袖毛泽东，即使完完全全地是儒家革命精神的使徒，但毛泽东身上发生的，并不等于中国民众在农民革命中发生的基督教革命精神。王者当然与人民合一，可是独裁者仅仅是人民的独裁者，不属于人民的，啥都不是。</div><div> </div><div>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里面有对太平天国的论述，列文森认为太平天国具有原始革命性质，批判的不仅仅是具体的清王朝，而是整个儒家—君主统治秩序。这是基督教新教对儒家的否定与替代。</div><div> </div><div>政治秩序“无中生有”属于神的奠基，凡是人的奠基努力只能再次将已有的政治秩序发现挖掘出来。美国从英国母体母体中咬断脐带果断脱离出来，并不是一次“无中生有”，而民国奠基确实与晚清一刀两断，毫无瓜葛。</div><div> </div><div>中国现代化进程是一种“出埃及记”，于是大面积接受基督教，成为可能。我觉得自民国开始，权力已经有了基督教性。有一个证据能证明。那就是主权从过去的父权司牧变为母性，例如把执政党当做母亲。1928年9月3日，由胡汉民起草的《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称：“于建国治国之过程中，本党始终以政权之保姆自任。”就像基督诞生之后的罗马欧洲世界，也有荷马史诗中父权司牧变为母性司牧，旧约上帝的父权权威，也转变为新约的母性爱。</div><div> </div><div>谁的辛亥革命，谁的民国奠基？人民主权就意味着人民必须在政治中在场，成为政治中上帝，一切政治权利的源泉。被拖延被阻挡，也丝毫不影响人民在政治中在场，只会以特殊的方式，例如暴力革命。</div><div> </div><div>人民就等于革命就等于民国，正在通过确认人民的革命权，人民才得以在政治中在场。人民即使在辛亥革命或者民元奠基中是被代表地在场，但是在民元之后的，当社会经济条件具备时，一定涌上历史舞台政治舞台，这是一种持续性奠基，所以人民在奠基中在场是预定的，不然的，与奠基是不可分离的。</div><div> </div><div>基督教始于耶稣的诞生。汉娜.阿伦特在《论革命》中说，一切的现代革命都源于基督教。不仅因为基督信仰中的革命性因子或者造反天性，更是因为带来了新生。基督教起源于一个特定的决定性历史时刻，在随后所有的历史关头，都要明确而周详地回归到那个时刻。</div><div> </div><div>民国就是新教的。为什么是新教的，这里不仅仅是因为“德国问题与中国问题的同构性，而德国是新教的”，而且在于辛亥革命是对秦政以来帝制和儒家知识官僚政体的一次推倒性价值重估，也如美国那样是政体的一次试验，对政体进行根本性精神改造，洗涤秦制在灵魂中的奴役精神。尤其体现为政治精神转移到革命的永恒性之上，不再是特权与秩序对人民的心灵奴役之上。这在鲁迅那里描写成铁屋或者无物之阵。孙中山等民国诸父提出以联邦制共和来终结治乱循环。此时革命已经由治乱循环成为新事物的降临，天国降临的预备。</div><div> </div><div>现代性就是革命，这是注定的，也是必然的。除非成功地提供革命的替代品，例如美国宪政中的选举，加上司法审查等。时时刻刻地革命，解决革命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提供革命的现代性反方案，这就不会爆发革命。民国奠基是赋予人民革命权利，而不像共产党那样，施加革命意识形态和不得革命的义务。基督教的产生也有解放的含义，也有对贵族（官僚）与人民的矛盾，进行克服。抵抗革命作为世界精神，或者基督教政治精神的承载体出现在政治中。</div><div> </div><div>民国奠基之后，所有的不满例如对军阀，专政政党的，形成的革命或者改良，都是新教精神对官僚制度进行改造的渴望。美国的政权政府奠基于革命权之上，来自民选，同样还当做潜在的敌我之分，当做敌人来防范，以此阻挡政府产生的自然状态和利益集团对共同体的败坏，反政府反权贵成为政治正确，这同样出于“归正”的新教对权力的贬低，与民国类似。</div><div> </div><div>卢梭在二十世纪之初的中国，是那么的流行，可以算一种佐证。民国奠基是一次重生，那么就奠基于革命权，与美国一样。而不是过去的儒家政治精神，民初对儒家的改造和打破可以证明这一点。在推翻晚清实行革命过程的革命经验或者革命精神，才是民国的精神所在。辛亥革命的基督教性，在晚清民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只有到了1949年之后，才楼高不见章台路。</div><div> </div><div>革命奠基就像谈恋爱，建国就像结婚，感情基础决定婚姻的基础，越加纯洁坚固的感情基础，婚姻越牢靠，婚姻中的大小难题和冲突，回归到谈恋爱和结婚的“原初美好”，都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民国开端在其后的历史时间之内始终在场。民国奠基的新教性，才确定了一个现代化政治。以此作为评判之后一切政治事务的根本准则，很轻易看到从民初到今天的政体循环和政治衰败，以及回归的渴望。对原初目标和新教性的遗忘，以进步的名义出现，就会看到政治灾难和深渊在脚下，以及各种意识形态群魔乱舞，乃至出现否定辛亥革命和民元奠基的保守改革性意淫。一个民族国家的任务和使命，在于完成世界历史精神的生成和现代性的实现，也就是目标，而不是在舞台上的人是否拉内衣，成为衡量的标准。</div><div> </div><div> </div><div>民国制度是一次“道成肉身”，也就是一次人民的决断，一次无中生有。依据王夫之的“道不离器”的说法，既然民国制度为崭新的，那么必是新道。有新器，则是新道。议会制与帝制复辟在民初的竞争，代表着国体执政，在于政体变革之上，所以帝制复辟者，一定要把政体反过来，否定议会制，才能召魂回旧政治精神。后来1927年之后党国体制对议会制政体的编辑，也可以体现这一点。梁启超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所反对的国体复辟，就是通过政体变革进行的。这个路径就为后来的党国扭曲政体国体，部分实现国体变革，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铺了路。这样的历史，也反过来证明，只要政体为新，国体也是新生的。</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下面从基督教在辛亥革命中发挥的重大作用来说明这一点。辛亥革命的发动者，基地在于基督教会。孙中山一生从事革命要把中国人民带出满清的奴役，得力于圣经出埃及记的启示和鼓舞。</div><div> </div><div> </div><div>孙中山不仅从基督教中汲取革命的动力，而且他的许多革命活动也是在基督教堂中进行的。在开展反清革命的初期，孙中山常常借用教堂作为革命机关。孙中山的成长背景决定了他所结识的朋友主要是教会中的牧师、教徒，以及教会学校中的基督徒师生。这也影响到孙中山在推翻专制制度、建立共和体制的革命中，所依靠的骨干力量主要为基督徒；并且在革命的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帮助孙中山的也主要为基督徒。</div><div> </div><div> </div><div>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夏威夷成立兴中会，二十多人参加了第一次会议，成立宣言号召侨众“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抒此时艰，奠我中夏”。入会仪式上，每人亲填誓词即“革命的方针”，再各以左手放在揭开的《圣经》上面，举右手，随声朗读誓词。当辛亥革命成功之时，孙中山正在美国，卢廉老先生欲为其设宴庆祝，孙中山谦虚地说不必盛宴铺张，只须吃一碗面便可，并首先向神感恩，称革命之成功，乃在于仰赖上帝之恩助。</div><div> </div><div> </div><div>据《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一书介绍，孙中山发起成立的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和他一样的基督徒占三分之一的人数。其后革命事业中的重要骨干，如陈少白、郑士良、陆皓东、宋耀如、徐谦等，都是基督徒。孙中山发动惠州起义，参加者30%是基督徒。十年后，在广州黄花岗起义中，牺牲的数十名烈士中有6位基督徒。孙中山的整个革命生涯，得到了基督教教会的鼎力支持，所以孙中山说“今日中华民国成立，非兄弟之力，乃教会之功”。（《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46页）</div><div> </div><div>首义的武汉也是如此。黄吉亭和胡兰亭牧师1901年在武昌利用教会创办书报阅览室“日知会”，从上海等地购买进步书报，利用教会的特权公开陈列书报，传播进步思想。后来在革命党人、基督徒刘静庵、曹亚伯等人主持下，日知会由圣公会的宣教机构变为“两湖革命党的枢纽”。 1938年7月，早年的日知会骨干联袂敬立“武昌日知会纪念碑”于日知会原址，其中写道：“吾党愤清廷之淫虐，汉族呻吟其下，日濒于危亡，期为一旅之剪除，与耶稣革命之志相符。圣公会即本教旨，缵基督之绪，设日知会，进而为吾党援。此足证基督教之伟大，主持圣公会者之贤明，勇于赴义也。”</div><div> </div><div>孙中山认为，他的革命道理和革命理想主要来自于教会和西方传教士。民国建立之初，他在一次演讲中指出，“兄弟数年前，提倡革命，奔走呼号，始终如一，而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会所得来。”在另一场演说中，他又再次强调：“吾人排万难冒万死而行革命，今日幸得光复祖国。推其远因，皆由有外国之观感，渐染欧美文明，输入世界新理，以至风气日开，民智日辟，遂以推倒恶劣异族之政府，盖无不由此观感来也。而此观感得力于教会西教士传教者多···”</div><div> </div><div>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基督徒从福音中得到上帝启示的真理，把自己的生命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把基督教的理想与辛亥革命相结合。孙中山自幼受基督教的影响，后在香港念大学的时候受洗成为基督徒。在去世前夕，他再次表明自己的基督徒身份，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国家领袖，意义非凡。</div><div> </div><div>孙中山属于美国卡尔文宗公理派信徒。他的许多政治活动如让位于袁世凯等等都受了基督教的影响，并且，在他掌握了一定权力之后，一直支持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他的葬礼也采取了基督教仪式。在晚年时，孙中山对其革命事业做出总结：“予深信予之革命精神，得力于基督徒者实多。”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临终前于病榻上口授了遗嘱，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受上帝之命，来与罪恶之魔宣战。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 我本是基督徒，与魔鬼斗争四十余年，尔等亦当如是奋斗，更当信靠上帝。”</div><div>孙中山自己曾把源自宗教的力量形容为“革命之火”不可或缺的油，他把革命事业与基督教信仰的关系比喻为：“革命是火，宗教是油，人们只见我的革命，而不注意我的信仰；其实没有油，那里还有火”。</div><div> </div><div> </div><div>孙中山说：“我们最大的希望是，把圣经和基督教教育（正如我们在美国所认识的）作为一种传输手段，向我们的同胞转送通过正义的法律所有可能得到的幸福”（陆丹林：《革命史谭》，《近代稗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div><div> </div><div>中华民国成立当年，孙中山在广州基督教联欢大会上致词说：“兄弟今日返来，得立于二十年前从学之地，与牧师兄弟姐妹同聚一堂，诚梦想所不及——基督徒正宜发扬基督之教义，同负国家之责任，使政治宗教同达完善之目的。”康德黎在给孙中山的挽词中评价：“孙中山革命的抱负，及由此产生的辛心苦行、百折不挠，大有耶稣救世的精神。”</div><div> </div><div>正是基督教的真理启示，使革命党人满怀信心地在舆论宣传中传播福音和革命思想。刘静庵认为：“拯救中国，惟基督道理为要。”张纯一认为基督教“不辨妇孺皆可实践，信可率人以共由”，是“医吾国自私之良药”，“欲革新国家，非先自痛除身心之污染不可。”史如坚主张革命和基督教救国：“我是基督教徒，信仰上帝，全世界的人都是上帝的儿女，因此我要为实现人人平等的原则而工作。”胡兰亭、黄吉亭认为救亡和信仰同等重要，“是一个椭圆的两个圆心”。所以“一方热心教务找寻迷失的羊，另一方尽瘁国事推翻亡清的专制政府”。</div><div> </div><div>基督徒刘静庵说：“拯救中国，惟基督道理为要。”“我们要做真革命党，就要先做真基督徒，因为革命党就是要本着基督的博爱主义，为大多数人谋最大的幸福。”“基督教可以拯救自己，可以拯救他人，可以救国家，可以救世界。救了自己，才好去做那救人、救国、救世界的功夫。”萍醴起义失败后，1907年1月13日，刘静庵被捕，受尽酷刑，后死在狱中。刘静庵在狱中对人说：“予持耶稣之心，求救中国之苦，身在缧绁，心在天堂”（胡兰亭《刘静庵》）。</div><div> </div><div>总之，就辛亥革命而言，基督教会在其中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在革命后建立的国民政府中，基督徒也占了比较大的比例，民国75％以上的部长级官高是基督徒。</div><div> </div><div>政教分离的原则、信教自由的原则民国之后，就确立了，基督教说成是中华民国但是准国教，是没问题的。这也有模仿基督教是美国的准国教的意味。用来支撑民国制度的法律及其共和精神，以及民国的国家使命，都是基督教的，因为共和精神在公共领域，甚至制衡政治家。</div><div>制度上是基督教國家，就看一个国家制度承担的政治使命是什么，是不是基督教的世界精神使命，而不是看里面做官的人，内衣穿什么。</div><div> </div><div> </div><div><strong>基督化中国</strong></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亲身经历辛亥革命的英国传教士埃德温.J.丁格尔，对中国的未来有着深层思考，在《中国革命记》一书中，他引用威廉.赛希尔勋爵的话说：“如果西方要挽救自己，她必须启发中国。……要传授给这个巨大工业化国家的人民的未来统治者们以一个基督教文明的真理和价值。”</div><div>为了让中国人知晓上帝的福音及其所造就的西方文明，西方传教士希望“基督教化中国”，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一是创办报刊，从1915年到十九世纪末，外国人在中国创办了今200中报刊，多为教会或传教士所办，占当时中国报刊总数的80%。其中以1868年创办的《万国公报》（原名《教会新报》）历史最长、发行最广、影响最大。这些报刊除了传播基督教福音，还传播西方新闻，介绍西方文化，评论中国时事。</div><div> </div><div>二是办教育，通过新式学校传播平等、博爱等基督教思想，培养学生有爱心的人格，普及现代科技知识，介绍世界各国的历史、文化，培养学生面向世界的胸怀。三是翻译图书，梁启超编撰的《西学书目表》中三分之二是传教士的译著。这些书籍介绍西学以及各国政治、经济、历史、法律、国际惯例等，让国人了解西方社会，通过对比发现彼此的差异，进而谋变图强。</div><div> </div><div>如王治心的《中国基督教简史》，曹增友的《基督教与明清际中国社会》，姚西伊的《世界基督教历史》，何凯立的《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等，这些箸作都从不同侧面记载了辛亥革命后基督教与天主教在中国迅速发展的史实，资料是详实的，数字也是令人信服的。</div><div> </div><div>在民国，基督教会的教士已经部分取代乡绅，通过教会的医院和学校，为地方事务的领导权，主宰了建设公民社会的运动。并不是兴修水利，而是教育与人体素质的提高，成为第一要务。根据《中华基督教年鉴》说1919年的四川，“自省会以佚县治，教堂几遍”。 基督教会的教经士夺取了乡绅的部分精神统治权。在城里，大儒欢迎基督教，支持宗教自由，在乡下的乡绅为了抢精神统治权，最后发生冲击，掀起了精神战争，搞了很多教案，甚至发动了影响整个二十世纪政治的非基督教运动。</div><div> </div><div>国民政府期间，传统价值在中国崩溃，基督教在中国开始迅速传播。基督徒的数量由1900年时的6万人增长到1920年时的36万人，国民政府上层也产生了许多基督教徒，早期如孙中山、宋氏三姐妹及其家族、民国政府总理唐绍仪、王正廷等等。在民国初期的议会议员当中，基督徒的数量在60多人，占25%左右，很有影响力，这个数字在现在的欧洲国家议会，也属于少见。广州的地方政府官员中基督徒竟占人数的65%，基本上是一个基督徒政府。国民党取得政权以后，在支配中国政局的四大家族即所谓蒋宋孔陈的四大家族中，除陈氏弟兄之外，其余三大家族即蒋宋孔三族全是基督徒家族。在其周围又聚集了大量的基督教的下属和幕僚。因此，国民党嫡系对中国的统治可以说是基督教家族对中国的统治。此外，在地方军阀势力中，冯玉祥是一个著名的基督将军。张学良也是基督教徒。</div><div> </div><div> 蒋介石是民国时期的著名的基督徒。众所周知，蒋介世归信基督，与宋美岭家族有很大关系，宋氏家族对蒋提出的迎娶宋美玲的条件，就是归信基督教。据说，蒋介石在研究了《圣经》以后，就受洗信了基督。这个信仰一直维持到蒋介石之死。据蒋的侍卫官回忆，蒋晚年信仰非常虔诚，一早起来先做祷告，并读一段《圣经》，做祷告和读《圣经》时，每念到上帝之处，此公必向东方脱帽敬礼，以向上帝表示敬意。不知此公何以知道上帝住在东方。</div><div> </div><div>蒋介石的1947年行宪纪念讲话有深远意义，这是中华政府首脑第一次公开宣示将源于基督教精神来“建设新中国”， 讲话中说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就是耶稣降生1947年的圣诞节….我们新宪法特点，就是它保证要把基督教理的基本要素，即个人的尊严和自由，普遍的给予我们全国的同胞”“我愿我们全国同胞，凭着信仰和虔诚，共同一致，努力前进”。</div><div> </div><div>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右派，很大程度是基督徒，而反对基督教主张儒家的，国民党左派，大部分都投靠共党。</div><div> </div><div>在政教分离与宗教自由的约法之下，国民党高官以个人名义成为基督徒。1925年孙中山儿子孙科发表了谈话，阐述了国民党与反对基督教运动的关系。该谈话在2月11日的《京报》登出，引发了一场关于“国民党与基督教”的争论。</div><div> </div><div>教会人士王治心在1927年1月《文社月刊》中发表《孙文主义与耶稣主义》，他指出基督教教义所包含着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与三民主义政治理想并无二致。1928年国民党的两位将军张之江和纽永健向政府重申基督教教义与国民党党义并不矛盾。</div><div> </div><div> </div><div><strong>美国性作为一个镜子</strong></div><div> </div><div>如果读一下阿伦特的《论革命》，就知道辛亥革命民国，乃至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包括社会主义，不外乎对美国宪政的模仿和故意扭曲，也就是处在美国革命的规定性当中。民国奠基于革命权之上，是一次美国式的建国。</div><div> </div><div>有一个已经被我们遗忘的重要体验是，民初到1949，我们是非常亲密于美国宪政。民国至今的历史，在“现代性即美国性”的这个总体规定当中。民初的美国性被遗忘，因此有了不同历史阶段中自我狂妄或自义，例如当下的“中国模式”。孙中山毛泽东试图摆脱美国性的努力，就有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模糊。</div><div> </div><div>美国式的政治理想，废除了统治者与被统治之间由来已久的区别，它的公民无意于统治别人，也反对被他人统治。这种平等的加速度实现在孙中山废除等级和直接民主的渴望中。例如孙中山在民国成立之初，曾乘军舰往福建视察。发现聚集一起欢迎他的许多小船，大都悬挂纸旗和布条，称他“万岁”。孙中山不悦，对当地官员说：“万岁一词，是封建帝王要臣民这样称呼他的。我们为了反抗这个‘万岁’，许多革命同志抛头颅、洒热血。如果我接受这个称呼，对得起先烈吗？”他要求撤掉这些纸旗和布条才上岸。</div><div> </div><div>美国性作为一个镜子，就把民国奠基及其后面发展与基督教的关系，印照出来了。美国跟中国关系最好的时期也是中华民国。美国是这样的国家，一个外国跟美国一样美国就帮助它，跟美国不一样的美国就压抑打击它。</div><div> </div><div>国民政府获得了美国人的好感。与美国政界有深厚关系并且出任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高度评价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本人，并将这种评价向美国政府及社会传递。司徒雷登说，蒋介石代表的国民政府才能遏止住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给中国带来希望。他认为中国将在浸润着基督精神的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实现福音化和自强。</div><div> </div><div>这样的基督教色彩浓厚的政府，让美国人看到了基督教支配中国的希望。在这种气氛下，美国对中国关系这时得到空前的加强，美国对中国的影响也空前强大。还有一个反面的证据，可以说明。1929年7月5号石原莞尔的《解决满蒙问题方案》中说，日本对华外交，亦即对美外交。</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