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棋王到俄罗斯独立反对派领袖——专访卡斯帕罗夫

B:下棋和政治,有哪些相同和不同?

  K:在俄罗斯,是有很大不同的。下棋是有规则的,而俄罗斯政治没有。我学到的教训是,当你想下棋取得成功,你需要客观评估形势,这一点和我对待政治的态度是一样的。就像我觉得本次大选我们胜利的机会几乎为零。但你仍然可以采取最佳的战术来适应整体战略。如果你陷入麻烦之中,如果你的王正被攻击,你不能思考长期的步法,你必须立即做出改变。所以我一直很客观,我把自己的预测建立在客观分析上。

日本人的“身份证”

日人对数字化有极强的抵触心理。 究其原因,可以说都是战争惹得祸。战后重新出发的日本,基于惨痛的历史教训,转而开始强调个人权利,反国家主义,对任何带有国家主义色彩的法律、规制、文化都充满了警惕。在这种强大的社会心理背景下,政府一再试图导入“国民总背番号制”(指国民每个人都有一个像运动员那样的后背番号的制度),但屡屡流产。客观而言,政府有时纯粹是从行政管理的效率或对现有社保体系加以改革的善良愿望出发,诚非恶意。但舆论却每每做出本能性的情绪化反弹,杯葛、抵制没商量。对国民来说,一旦导入“国民总背番号制”,至少为征兵、徭役等国家主义“恶用”提供了便利和可能,难保不会再度变质为战争“装置”。(本刊首发)

毛主义让位于国家主义—重庆事件可能的后果

中国目前意识形态的局面很像德国的魏玛和日本的昭和时期:经过一段时间的百家竞争,最后是融合了专制主义和激进民族主义并具有强烈反西方倾向的国家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在此之前曾经有过的更激进更民粹的流派被淘汰,因为国家主义既满足精英的权力需求,又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抑富济贫”的民粹主义诉求,因此也可能获得底层民众的拥护,而更激进更民粹的流派在实践中常常挑战并损害国家的权威,所以必须被压制。德国冲锋队和日本中下层激进军人早早的被整肃就是如此。中国如果走上这条道路,重庆事件和乌有之乡的被消音就是更激进势力的提前出局。(本刊首发)

美國國力衰退大爭論

美國國力是否衰退掀起大辯論,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的外交智囊卡根出版新書,力駁衰退論,獲奧巴馬贊同。基辛格、查卡里亞、弗里德曼等則認為美國正衰退。

藏区的“平叛扩大化”

1955年和1956年间,随着内地城乡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深入,中国政府在藏区的政策发生了一个转折,开始将内地的土改和合作化运动推行到藏区。在藏地农牧区的土改和合作化运动,先从西藏周边川滇甘青藏区开始。这一名之为“民主改革”的运动,包含中共建政之初在内地进行的土改、反右、镇反、合作化等,并将之压缩在同一时间内进行,不可避免地激起了藏人的反抗。中国政府调动军队镇压,酿成一场国家军队镇压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战争。这场战争始于1956年初春,结束于1962年秋,历时六年半。当时的解放军12军区中,有8个不同程度参与。作战过程中,解放军动用了步兵、炮兵、骑兵、空军、装甲部队、摩托部队、防化部队等兵种,参战兵力累计达23万5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