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存档：2012年3 月

批判重慶路線是歷史抉擇

重慶的做法很清楚地顯示了，他們想回到單一公有制主體的社會，以打黑的司法手段進行第二次均貧富摧毀民營經濟；經濟運營回到計劃經濟政府操控的模式；在思想意識上回到對人的專制控制；在法制秩序上回到不需要法律而依靠強權人治的社會。如果重慶的做法推向全國，意識形態、民營經濟、法治秩序都將面臨災難性的後果。

“乌有之乡”分崩

杨帆指责张宏良在言论中有意识注入“文革”的因子，而他的政治底线是“不能为‘文革’翻案”。尤其令杨帆大为光火的是，在2012年元旦，在“乌有之乡”举办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18周年千人大会上，“张宏良总书记状的报告”号召掀起抓汉奸运动，把“汉奸”的帽子扣在了杨帆的头上，而杨帆辩称自己绝不是汉奸，而是“公开的爱国主义者”。更让杨帆感到担忧的是，张宏良的报告。杨帆判断这是野心家的阴谋煽动。但杨帆昔日好友、自称乌有之乡“唯一创始人”的韩德强，并不同意杨帆的这一说法。

中国国家最高权力交接的周期性危机

非制度的国家最高权力交接，从来不能为国家提供绝对的安全保障。三十年来，中国从来都没有逃出国家最高领导权力交接的周期性危机的诅咒。“文革”这个由最高权力的非制度性交替的典型案例，不是不可能再次发生。而中国目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都可以从国家最高权力交替的政治制度危机中找到根源。
目前，是这种危机可能爆发的关键时期。经济和社会危机的解救之道之一，是国家领导制度的彻底变革，建立起一套选举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法律制度。第四代和第五代领导人，能不能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吸取第二、三代领导人“退而不休”、“垂帘听政”，干预新一任国家最高领导人，甚至另起炉灶，建立“第二权力中央”，造成“政出双头”的教训，是中国的国家最高权力交接能不能走出周期性危机的关键。(本刊首发）

温州金融综改申报稿大揭秘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对于这一方案的出台，有分析人士认为，试验区的设立以及相关金融改革措施的部署，向外界传递出国家进一步推进金融改革、构建多元化金融体系等诸多政策信号。

中国政治改革宪章城市之路

Romer教授认为滋生这些黑洞的根本原因是体制。那么如何使这些黑洞出现光明呢？他从香港的巨大成功中得到了启示：能否在其他国家复制香港？理论上来讲，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可以划出一块地，将政治经济法律法规让给某个民主政治及经济发展高度完善的国家去管理(比如挪威)。他称这个设想为“Charter Cities”，即宪章城市。 中国在宪章城市中可以立刻考虑引入的元素包括：民选政府、普通法、廉政公署、文责自负法律框架下的言论自由，自由竞争为主导的市场经济(电力、电信、银行、油站等均可开放)，官员资产申报制度，官员在政策制订过程中的听证制度，打分制迁入政策等等。军队由中央派驻，但宪章城市中的治安由自己的执法部门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