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地下党”的共产党和“没面目”的胡锦涛

<div>某个中国官员访问梵蒂冈时，开玩笑说，共产党和天主教会真像。他说：“我们有宣传部，你们有万民福音部。我们有组织部，你们有枢机团。”梵蒂冈的官员问：“那么，有什么不同？”中方的人对着全场大笑的人说：“你们是神，我们是魔鬼。”</div><div> </div><div>马利德《中国共产党不可说的秘密》</div><div>      《金融时报》副主编、前驻北京分社社长马利德所著之《中国共产党不可说的秘密》一书，是关于中共研究的一本相当重要的专著。《亚特兰大》杂志指出：“对于中共高层领导的内部结构、行为动机、政治竞争与畏惧担忧，少有外人能够确实地理解。但在马利德这本著作出现后，我们不再只是知道皮毛而已。”《华盛顿邮报》评论说：“这本书不仅重要，还充满启发性；它生动活泼且深刻地描述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一年在上海成立的秘密组织），直到现今都把‘保密’视为其最高且不可侵犯的原则。”世上没有密不透风的高墙，也没有可以永远保守的秘密。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在苏联东欧共产党集团崩溃、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运动退潮的逆境下生存下来的？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将列宁式的政党体制与扭曲的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创造了“权贵资本主义”的模式？中国共产党是如何从血腥镇压“六四”的四面楚歌中重新站起来，并成为表面上威风凛凛的超级强权的？这些疑难问题，都可以从这本书中找到最佳答案。           共产党：一个无所不在的幽灵       中共自从建党以来，一直到夺取政权之后的六十多年，始终不脱“地下党”之本色。共产党在中国就像一个幽灵，你看不到它，它却无处不在。这正是马利德对中共的精辟概括。   这本著作共八章，分别从党与国家、党与商业、党与人事、党与军队、党与贪腐、党与地方、党与企业家、党与历史等方面分析共产党的统治策略。马利德指出：“党不仅控制政府，它本身就是政府。”中共本身就是一个犬牙交错的巨大网络。中共的决策层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九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会，次一级的是二十五人组成的政治局，然后是三百七十一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与之平行的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书记处。以横向而论，是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中央办公厅、政法委、外联部等“八大部”，以及财经领导小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党建领导小组、国家安全领导小组等“半正式”的机构。以纵向而论，是省、市、县、乡、村五级党的委员会。如是，党如同一个蜘蛛精，牢牢附着在中国社会的肌体之上。   马利德从特权者办公室或家中的“红色电话”入手，剥茧抽丝般清理出中国的权力掌握在哪些人手中。这部红色机器是进入中国统治核心的门票，拥有者约有三百人，包括共产党的中央委员、省部级官员、大型央企董事长和中央媒体负责人。这是一种援引自苏联的严密的等级制度，当年的苏联也有一个专门服务顶级官僚的秘密电话系统。正是这个系统，“代表着党组织无可比拟的渗透力、严格的等级制度、精心设计的组织和严格的保密”。   作者对中共的那些“半秘密”的机构进行了迄今为止最为深入的探究。比如，对外不挂牌、也不公布电话号码的中共组织部。党的组织部的地位，远远高于政府的各个部委，因为政府所有部委的首长人选，都由组织部来决定和任命。“由于党、公职人选不经选举或公开竞争，因此在幕后争取任命成了中国政治的主戏。身为争取任命的‘票据交换所’，组织部成为整个政治体制的中枢。”但是，即便在基层共产党员心目中，这个部门亦神秘莫测。马利德多次联系采访位于长安街的中组部，却未能成功。现任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在江苏任职期间，马利德曾对其作过采访，却与组织部的事务无关。李源潮高升之后，马利德要想再次采访他，便难于上青天了。马利德费劲周折才采访到湖南长沙组织部的一名高官王明高，王待他很热情，请他吃饭，却拒绝给他名片。对此，马利得评论说：“处理名片的方式不过是访谈结束时的一个小细节，却显示出他的机构如何看待世界。组织部以外的宇宙，对王明高而言都是次要的。他只在共产党圈内递出名片，不给外界。”中共在许多方面不断“与时俱进”，组织部的运作方式却一以贯之，正如马利德引用曾在政府部门任职的、《驻京办主任》一书作者王晓方的话：“从某个层面上看，过去三十多年很伟大，经济发展，但文化、社会和政治没有进展。本质上还是同样一个旧制度。人们只是一步步往上爬。在西方，政客只能干个几年。在中国，他们可以干一辈子。我们一辈子都要跟他们绑在一起。”   共产党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领域作了一些收缩——如不再干涉普通人结婚与离婚的决定，在战略性的高地仍然重兵把守——党不仅垄断政府、企业、军队、司法、警察、媒体等“生死攸关”的领域，还垄断对历史的阐释与评判。以民众的衣食住行等方面而论，邓小平时代的中国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俨然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国家，但实际上，中国始终都在共产党严密的掌控之下。苏联崩溃的远因之一，是赫鲁晓夫彻底否定斯大林的暴政；中共依然维持权力的秘诀，却在于邓小平不计私仇、坚持维持毛泽东的“道统”。在今天的中国，否定毛泽东以及所有探讨历史真相的努力都被禁止。二零零四年，我与刘晓波等发表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受到当局的打压，当时马利德就对我作了采访。那次采访的细节，被写入此书之中。由此可见，胡温当局禁止民间批毛，正是薄熙来在重庆搞“一个人的文革”的大背景。而胡温出于维系中央权威而清洗薄熙来，并不意味着会开放民间对中国历史独立自主的研究与论说。           “共产党国家”是个贬义词       马利德发现，大部分生活在中国的人，会时不时地感觉到共产党的阴影笼罩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却很难看到共产党的实体究竟是什么样子。共产党员的人数越来越多，根据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资本家也被吸纳入党。中国最大的电器制造商海尔集团的负责人张瑞敏，甚至位列中央委员。但另一方面，许多共产党员有意遮掩其党员身份，以便他们领导的企业在海外上市圈钱。对此，马利德评论说：“党现在的营销策略，是将自己定位为带有中国特色根源的有容乃大的组织。理论上，中国可以拥有一切：民主、正常运作的司法制度、生机勃勃的公民社会、各执己见的智库、创新的大学和繁盛的私人企业——只要它们不跨出党所规定的范围。”   似乎是引证马利德的观点，日前，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在接受BBC记者帕克斯曼专访时表示：“中国的执政党是共产党。但中国共产党只有七千万党员，而中国的人口则有十三亿。因此我认为你不能把中国称为共产党国家。我们可以说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   刘大使当然是共产党员，北京绝不会任命非共产党员担任驻外大使。但是，他却不敢理直气壮地承认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今天的中国，哪有“共产主义者”？从“河蟹大帝”胡锦涛到围堵陈光诚的村支书，没有一个共产党员从心底里相信共产主义。他们入党的动机只是权力和金钱，格瓦拉式的共产主义者，在中国早已成了如恐龙般的史前生物。   刘大使否认中国是“共产党国家”，可见他认为“共产党国家”并非好词。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当仁不让地打出“共产党国家”的招牌，野心勃勃地与苏联竞争“共产党国家”阵营老大的位置。狂妄自大的毛泽东，与苏联决裂，在“共产党国家”阵营亦成为孤家寡人。尽管如此，仍然打肿脸充胖子，对诸多亚非拉穷国大把撒钱，挖空心思输出共产主义。那个时代，“共产党国家”还是人见人爱的香饽饽。而后，红色高棉大屠杀、“文革”惨剧、苏联东欧剧变以及“六四”屠杀，使得“共产党国家”臭气熏天，人人避之惟恐不及。   刘大使用共产党员只占中国总人口百分之五的数据，否认中国是“共产党国家”。他却不知道，中国宪法第一条指出，国家的基础是某一阶级的专政，从而使该阶级的政党赋有特权，即以党治国，党凌驾于国家及一切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上。在此意义上，怎能说中国不是“共产党国家”？马利德用整整一本书来证明的事实就是：中国不折不扣地是一个共产党国家。党的权力之大超过任何人的想像：你能想像美国总统将苹果的CEO调去微软任CEO吗？党可以轻松地绕过董事会做到这一点：把“海归”田溯宁从这家电信巨头调到另一家电信巨头任职。所以，与其说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不如说是共产党国家。   刘大使否认中国是“共产党国家”，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信号。如果没有上级许可，他哪敢发出如此石破天惊的言论。这个表态不是显示今天的共产党会主动放弃由一党垄断的权力，进而转型为民主制度下议会党之一员；这个表态仅仅表明，中共是一条适应能力极强的“变色龙”，为了在新一波的世界民主化大潮中幸存下来，连牌坊都可以拆下来建房子。   共产党刻意隐身，以便“与国际接轨”。但是，一党独裁的本质决定了这种“接轨”只能是鸡同鸭讲。马利德指出：“没有民主选举和公开讨论，难以论断有多少民心支持党。但不可否认，在毛泽东死后，党的两大权力基础——经济成长和民族主义——变得更加稳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从来就不想让崛起的中国成为西方世界的一员，中国老早就清楚这一点，但许多发达国家的人却直到现在才开始明白。”在西方学界和媒体上，将今天的中国与昔日的苏联相提并论，被看作是过时的“冷战思维”；其实，今天的中共仍然完整地保持着遗传自昔日苏共的DNA，共产党就是共产党，变不成社会民主党。           一个“没面目”的独裁者       相比于那些巴望“胡温新政”梦想成真的“中国问题专家”，马利德对现任党魁胡锦涛的观察与分析可谓切中肯綮，画皮画骨。   马利德指出，胡锦涛一直小心维持形象，不让人看到多面的自己，在第一任期从不接受采访，不论本地或外国媒体。在筹备二零零八年八月北京奥运会时，胡锦涛接受二十五位外国记者简短的访问，所有问题都事先经过仔细筛选。胡锦涛的回答也是滴水不漏的官样文章。胡锦涛的言论经常出现在党的喉舌《人民日报》，从中看不出什么他个人的看法。这一点，跟引经据典、卖弄风骚的温家宝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差异，与其说是胡温个性的不同，不如说是党魁与总理职位的区隔。中国某评论家将胡锦涛的政策声明比喻为鸭子走路，一只脚向右，一只脚向左，维持难看的平衡，只有从远处才能看出脚步稳定。   马利德还将胡锦涛与他的几位前任领导人作了有趣的比较：胡锦涛个性平凡，刻意不露感情。相形之下，邓小平有革命家的声誉，身上留下多年奋战毛泽东疯狂政治斗争的伤痕。邓自豪地展示四川人的土气。江泽民能开怀在公共场合唱歌，并朗诵林肯盖茨堡演讲词及其他西方经典。胡锦涛既没有邓小平的的活力，也没有江泽民带点滑稽的亲切，更没有毛泽东骇人的肃穆威仪。他没有特殊口音，听不出是哪里人，也没有说出什么名言，成为日常生活的常用语。四川老诗人流沙河世事洞明，对江胡二人有如此之比较：江好虚荣，爱出风头，亦有几分人情味；胡宛如僵尸和木头人，这种没有情感的人，必然更为心狠手辣。此一判断，与马利德不谋而合。   马利德的这本书，讨论的虽然是严肃的政治议题，却也写得妙趣横生，有诸多一流小说中才有的、让人印象深刻的细节。关于胡锦涛，书中有两个值得玩味再三的轶事。其中之一是：胡锦涛第一次被任命为总书记后，五岁起抚养他长大的、年迈的小舅奶奶刘秉霞成了“敏感人士”。当地官员便不让老太太接受记者的访问，官员还到老太太家拿走了胡锦涛儿童和青年时期的照片，以免落到记者手上，成为非党提供的生平故事的独立资料。   第二个故事是：二零零五年，胡锦涛在英国参加八国集团会议，英国某外交官试图安排胡锦涛参加其中一场领导人非正式的自由交谈。但中国外交官对此一派漠不关心，并告诉他说：“胡锦涛主席从不做自由交谈。”   这就是胡锦涛的真实面目。在僵化的体制内的长期磨砺，早已让他泯灭了基本的人性与情感。同情和爱这些词汇，在胡锦涛个人的词典中缺位。在胡锦涛的心中，第一是权力，第二是权力，第三还是权力。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胡锦涛也是共产党极权制度的可悲的牺牲品之一。   那么，为什么胡锦涛这样一个“没面目”的人物，会成为统治中国十年的独裁者呢？这不是偶然，而是时势使然。如果说毛时代是人比时势强，那么胡时代是时势比人强。马利德一语道破了天机：“胡的形象，正符合时代的需要。现代中国变得十分复杂，表示党、胡的同侪，甚至人民，都容不下再出现毛泽东和邓小平这种强人统治。在毛、邓时代，领导人压倒党。胡锦涛尽管握有大权，却生活在党的影子下，而不是倒过来。”   由此可见，中国已经进入了漫长的勃列日涅夫时代，胡锦涛时代只是其前半截。与之对应，中国共产党也如放射性元素般进入了无法逆转的衰败期。马利德以对刘晓波案的评论作为本书的结尾：“在过去的共产中国，体制会铲除像刘晓波这样挺身对抗的人；现在，体制则是让刘晓波在牢里受苦，藉以杀鸡儆猴，吓阻任何胆敢有样学样的人。而这就是目前中国政治进步的程度。”然而，刘晓波已然划破黎明前的黑夜，小号的胡锦涛们能顺利接班并“以党治国”吗？      </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二零一二年四月二日</div><div> </div><div>北维州群樱堂</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