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才是真正的圣人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div>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网页上挂一篇报道，介绍2011年11月26日在北大临湖轩举办的一次新闻学茶座，主讲人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彬，40多位出席者是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对外经贸大学、体育大学等在京高校新闻院系的学者、博士生和硕士生，还有一部分是新闻媒体工作者。报道显示，如何评价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报刊的活动是李彬演讲的重心。 </div><div> </div><div> 报道中说：“李教授首先介绍了以方汉奇教授为代表的、为学界所公认的评价，即传教士创办的报纸是帝国主义列强文化侵略的别动队、先锋队、方面军，所作所为归根结底是为列强侵略中国服务的；传教士创办的中文报刊，客观上也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融；同时培育了中国第一代报人，促进了中国近代报业的生成与发展。李教授认为，上述评价对外报的功过是非做了系统、全面而公允的解读，他也基本同意上述观点。”</div><div></div><div> </div><div>方汉奇教授的评价，产生于改革开放之初，是30多年前的观点，今天方教授还认为“传教士创办的报纸是帝国主义列强文化侵略的别动队、先锋队、方面军”吗？我看不一定。30多年后的今天，李教授仍然认为方教授的这个评价“公允”，表示“基本同意”，我感到非常遗憾。方教授今年86岁了，如果30年后对传教士办报的评价有变，无力修订自己的著作，我想起码可以发一个学术声明，以免继续屈枉那些东来的九泉之下的圣哲先贤。 </div><div> </div><div>报道中说：“李教授认为，……其实仅从当年不断频发的‘教案’，就不难想象传教士群体狐假虎威的霸道与张狂，不难理解‘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日趋尖锐的矛盾。依据不同的统计标准，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大大小小的教案总计在440至1600余起。其中尤以1870年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最为人知，在中国人的心里留下刻骨铭心的痛楚记忆。……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先生在其名作《西潮》里记述了当时国人的普遍印象：‘如来佛是骑着白象到中国的，耶稣基督却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 </div><div> </div><div>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70年里发生440至1600起“教案”，如果可以看作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矛盾日趋尖锐，那么当今中国群体抗争事件每年发生十几万起你怎么看？这矛盾是不是够尖锐？何况许多“教案”的是非曲直早已被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所歪曲。蒋梦麟的话只是一种煽动性的、妖魔化的修辞法：至1840年鸦片战争，列强的炮弹才飞到中国，试问难道《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里记载的鸦片战争前一千二百年就已到达中国的耶稣基督，鸦片战争前三百年利玛窦和前二十年马礼逊带来的耶稣基督也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吗？如果说鸦片战争之后到中国的都叫“骑在炮弹飞过来的”，那么当今中国从物质到制度，追根溯源，那一项不是这么过来的？ </div><div> </div><div>我非常崇拜传教士，当今中国全部教授捆在一起也抵不上一个传教士的分量。不说其他功绩，单凭他们风涛万里、九死一生为信仰舍命东来这一条，任何一个中国学者在评述他们时都应该采取跪姿。去年我翻修老家的房子，雕刻了四个人物头像放在前墙的壁龛里，分别是马丁路德、利玛窦、马礼逊和戴德生。四人除了马丁路德，其余三人都是来华传教士。这三人中的任何一个人，对中国社会文明进步所起的作用，都是任何一个中国文人无法望其项背的，包括孔子。孔子起的作用很大，但不属于文明进步的范围；他起的作用越大，中国越愚昧野蛮。我不奢望你们这些读者接受我的这个判断，我只想狠狠敲你们一闷棍，让你们先记住有此一说，以后再慢慢对证，最后有一天能痛感到：传教士是这个世界最高的精神奇葩，他们真伟大，有他们是地球人最值得感恩的事！中国亵渎传教士一日，就一日难逃上帝弃民的命运。什么是上帝的弃民？即被上帝抛弃之民，专制暴政就是他们的生活。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