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存档：2012年5 月

力倡改革 心系苍生（上）

1984至1994年，我在中南海从事经济立法工作，在紫阳领导下，亲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及人治向法治变革。紫阳去世七年来，每年忌日，我到紫阳家祭拜，与他的精神对话。 （本刊首发）

我与中国外交官关于黑名单的对话

我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其它事情可以商量，这件事做不到。我一无所有，有的只是反对“六四”镇压。这是支撑我后半生的信念，要我放弃这个坚持，就等于终结我的生命。 谈话继续不下去了，副总领事站起来送客。他把我送出领事馆门外的马路上，与我握别，说了一句令我难以忘记的话：程先生，我是一位外交官，刚才我是以一位外交官的身份与你交谈。 （本刊首发）

纪念“六四”死难者离世二十三周年

当年“天安门母亲”所提出的问题一个都没有减少，反而迅速地递增、激化了。中国对人权和公民权的侵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国的贫富悬殊急剧拉大，中国的制度性腐败一发不可收拾，人们的道德底线几近崩溃，社会的突发性群体事件此起彼伏……。“维稳”成了中国当前保持执政党政权稳固的第一要务。这十年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巨大制度性伤害无法估量。
“天安门母亲”的诉求，一如既往。只要这个群体存在，我们的抗争就不会停止；只要有抗争，“真相、赔偿、问责”这三项理念，就依然存在，不会放弃，也不会改变。

布热津斯基：中国前进阻力来自政治制度

布热津斯基表示，毫无疑问中国的最高领导者希望建立一个法制社会。但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使地方官僚不愿意放弃手中的特权，而中央政府也对此无能为力。他说：“这种制度在社会底层导致社会仇恨和中产阶级的不安。（中国的）中产阶级是一个最重要的阶层。”

纪录片 天安門 六四事件(十二)

编按：本片试图探讨1989年天安门运动发生的原因和部分运动领袖在抗议运动进行中的行为，纪录了部分发生在天安门周围，以及北京其他街区的解放军开枪及人民伤亡的情况，其中包括后来发起“天安门母亲”活动的丁子霖描述她儿子参加抗议活动被打死的经过。众多当年的运动领袖接受了采访，如刘晓波、王丹、吾尔开希等。其他包括吳國光、梁曉燕、項小吉、戴晴等。但本片对该事件与人物的处理也引发了广泛而激烈的争议。 2009年，王丹、封从德、严家祺、鄭義、盛雪等人曾经签署《致〈天安门〉制片人的公开信》，王丹、封从德等人认为《天安门》有选择地引用语句和遗漏史实，让观众得出对柴玲的印象，指责称其“期待流血”、“我愿意求生”等言论都为断章取义。値此六四23周年前夕，本刊特转发此片，期望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有更深入广泛的发掘、探讨和更公正的评判。

 

谁扰乱了中国的工资秩序？

由于我国目前没有统一的工资制度，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都设法提高工资，因为他们清楚，这钱不是本单位的，而是全民的，他们最常用的口吻就是“与国际接轨”，说外国公务员工资多么高，外国企业高管年薪有多少，就是闭口不谈外国公务员的工资不允许超过私营企业工资，外国国企高管的工资仅高出徒工的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