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大约由于当代出版物走入“铛文化”的困境、作家诗人纷纷沦落为某组织喉舌的缘故。满大街文字不是铜臭熏天，便味如嚼蜡。突然间，西藏六世达赖仓央嘉措二百多年前写的情歌，以几种汉语译本在二十一世纪初叶风靡一时。文科研究生雪雪买到一本，读得如痴如醉，尤其对曾缄的译本情有独钟。可她一点也没想到，这位曾缄，竟然是她自己的外曾祖父。不仅年轻的雪雪，连她的母亲、五十多岁的曾女士，对自己的外祖父也一无所知。今年清明节，在某中学教书的曾女士为外公外婆迁坟，发现外公的骨灰盒里竟是空的。问及母亲、姨妈和舅舅，才揭开长辈们隐藏在心中四十多年不能言说、不敢触及的伤痛。</div><div> </div><div>于是曾女士和女儿两个决定为外祖父做一个纪念册。但她们手头有关资料少得可怜，除了姨妈珍藏的几幅小山水画、两三方印章、毛笔书写的《布达拉宫词》及曾缄夫妇的一张合影之外，只有曾缄与刘芦隐、程穆庵在雅安时的唱和《三山雅集》的封面封底（这个所谓封面封底，类似会记账簿的硬壳，上面写着“三山雅集”四字）。这些，出个集子远远不够，便多方打探搜集。</div><div><br /> </div><div>此事还真有些意味深长。不知在哪位文友手中，他们看到了我的长篇小说《广陵散》。因“后记”中提及，小说的源头即来自曾缄的《双雷引》。便辗转托人，终于电话联系上我希望得到更多的信息。可惜，我也没有太多的了解，交流一番，多少互补了各自欠缺的信息。<br />纪念册还没出世。我却有些话想说了。</div><div> </div><div>初次听闻曾缄这个名字，是在2000年末或2001年春。</div><div> </div><div>彼时，《野草》已经停刊有些年头，正在商议重新启动。一群朋友大约二十来个人，在东郊狮子山下李劼人的故居“菱窠”聚会。聚会上见到学长邓垦、陈墨和徐坯们读中学时的语文老师杜远澍——师生们已经失了音讯近四十年，近期方才重逢。稍后得知，杜老师在古诗词、楹联、书法方面都有很厚的功力，还能镌刻不错的印章，很有传统文人气质。</div><div> </div><div>也许是宿命也许是巧合，虽然刚才认识，杜老师却对我有点特别关注。下一次聚会他便给了我一份《双雷引》的手抄复印件，明确表示希望在《野草》上刊载。我将意思转告主编陈墨，他只说了声：不用。没有任何解释（此君风格如此），因此那期没能刊载。尽管，此前我从未听见或看见过 “曾缄（这里读函）” 这个名字，对诗歌的理解也非常粗浅。但阅读或朗读这首古体长诗时的那种美感，包括音韵、文字以及大量的用典，绝对是令人动容的。</div><div> </div><div>不久杜老师因病去世。我则因没能完成嘱托而深深内疚，隐隐有种写点什么来弥补的冲动。幸运的是，被尘封的历史终会有人来拂去尘埃。时隔两年，编撰过《老成都》的冯水木先生，将他手中的《双雷引》抄件交给第九十一期的主编邓垦。于是这首诗首次出现在《野草》上，相应也登上了蔡楚、白水在海外创办的<野草网站>。我想，可能这是曾缄及其作品首次上网。</div><div> </div><div>今天提到这位离开人世四十多年的老人，不单单因为他是“小学”大家黄侃（季刚）的得意门生、“黄门四郎”之一；也不完全因为他写出过许多美妙的诗歌《布达拉宫词》、《双雷引》、以及公元一九三九年便翻译出的六世达赖情歌等等。还因为他的死。</div><div> </div><div>从前的文人，大多迂腐，不会转弯。纵然这位先生又字圣言、慎言、省言，试图束缚自己。可毕竟是教师、文人，要做到那“三言”几乎是不可能的。譬如早期同盟会员、地主、古琴家、收藏家裴铁侠夫妻被迫仰药与名琴同毁这件事，别人不敢说，他却写诗纪念，还加了长长的序言；一位文心雕龙译注者被他讥刺“文心雕成不是龙”，因而结怨于人。</div><div> </div><div>话说回来，依照当时（文革）的标准，戴在老先生头上的帽子便足以将他压死。曾缄生于1892年，北大毕业后担任过国民政府雅安县长（这叫做“国民党反动派”），蒙藏委员会委员（旧官僚），还当过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幕僚（残渣）；抗战胜利后当过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学术权威）；既好诗文又善书画，是一位典型的旧式文人（封建余孽）；在西二道街43号拥有一座院落，以“人外庐”作斋名，自号红酣室主（地主）。易帜后，继续任中文系教授。其间遭遇“土改”，减租退押失掉居所，遂搬迁至四川大学宿舍。</div><div> </div><div>从减租退押、清匪反霸、阳谋反右，接连不断地人整人，中国大陆的时间，流进文革疯狂的一九六八年。老毛《一张大字报》将人类潜在的恶性极度张扬出来。接着，“把颠倒的乾坤颠倒过来！”、“揪出一切牛鬼蛇神！”、“将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穷凶极恶、充满血腥的大字报铺天盖地；“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打倒封资修”、之类的口号随时会响彻云霄。</div><div> </div><div>未曾经历过那种场面的当代青年人，往往会以为这只是口头上、文字上的语言暴力。不幸的是，那时，毛的红卫兵们实实在在的奉旨践行着各种暴力。</div><div> </div><div>1968年9月，在四川大学操场上，红卫兵们对七十六岁的老教授曾缄百般凌辱，进而，若干年轻力壮的拳脚，在白发苍苍、体弱多病的老人身上雨点般地击打、踩踏。顷刻间，老人便浸泡在自己的血泊中，微微蠕动，随后被拖走。</div><div> </div><div>三天过后，噤若寒蝉的家人才敢去询问，但没有得到任何有关的消息。从此，活不见人死不见尸。</div><div> </div><div>曾经听一位朋友讲述过：八十年代，许多被冤屈者得到所谓“平反”。大多数被平反者或家属高高兴兴拿到平反通知以及补偿，还有人感恩戴德。可</div><div> </div><div> </div><div>曾缄的妻子赵女士，却在行政楼办公室里，当众将曾缄的补发工资撒了一地。她悲痛欲绝地哭喊着：人都没了，拿这个干什么。</div><div> </div><div>今天，有人会借着基督耶稣的话说：要学会宽恕，宽恕你的敌人。我却以为，如果有人对所做的恶出来承担责任，哪怕以参与过暴行而有所悔恨，都可以得到宽恕。然而，没有。以本人的切身体会，那深入骨髓的伤痛，并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消解。尽管一些人因惧怕伤痛将自己用麻木包裹起来。尤其是，如果恶行不曾得到清算，一旦有机会，它就会以不同的方式卷土重来。</div><div> </div><div>就像我们居住的这座古城，真正的古董被一轮又一轮的房地产开发毁灭；造一大堆假古董，再毁灭；直至面目全非，再也找不出一点真迹。<br />我们都知道，但凡进入文明的民族，无论东西方都修家谱。家谱虽说是家族传承，但众多家族的谱系，可以构成社会记忆。据我所知，我们这代知道家谱的已寥寥无几，像曾女士那般不识自己祖父的还大有人在。曾女士不过机缘巧合，将断裂的血脉连接了起来。</div><div> </div><div>几天前偶然间看到一部纪录片《故土难迁》，美洲印第安人尚在寻根，挖掘历史。我们这个号称数千年历史的民族，竟不知两三代以前的人事，实在令人汗颜。一个失忆的人无异于行尸走肉；一个失忆的民族，怎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div><div> </div><div>然而，黑暗中，总有一些人不甘堕落，在苦苦寻找、传递寥如晨星的薪火。 “刽子手通常要杀戮两次，第二次是在他试图抹去罪行的痕迹之时。”一位波兰诗人如是说。</div><div> </div><div>多年前写《广陵散》时，曾经设问：都是才高八斗的民国文人，裴铁侠何幸：在被吐口水、扇耳光、受到羞辱后还能选择有尊严地自杀。曾缄却在全民性斯文扫地中，被他的学生们暴力虐杀。这些当年的学生，如今可能正在做高官，也可能成为开发商、大富豪；更有可能已经下岗或退休，领一份能够填饱肚皮的养老金。他（她）们还记得那个老人、那个在他（她）们脚下的血泊中蠕动的老人吗？</div><div> </div><div>昨天在一个文友的作品研讨会上，我发言时只提了两个关键词：责任 记忆。作为写作者，我们有责任言说。为了真正的言说，我们必须记忆。“拒绝言说也就拒绝了记忆——关于鲜血与尸骨的记忆，这是刽子手们最愿意看到的。”</div><div> </div><div>写到这儿，忽然发现键盘已经敲得已经离题万里。真想说的，其实所谓亲人，就是与你血脉相通、骨肉相连，哪怕相隔遥远，也会感应，尤其是痛感。对曾女士来说，教了几十年学生，现在才痛感世界充斥着谎言，自己也传递着谎言。冥冥之中，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外祖父，却开启了她的眼界，拓展了她的视野。</div><div>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