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从延安时期开始，陈伯达就一直担任毛泽东的首席秘书，毛的很多文章都是由他执笔，他被公认为中共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家。陈是《毛泽东选集》的倡议者和编辑者，是《宪法草案》的起草者之一，也是“人民公社”这一名词的发明者。毛泽东承认：“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建议之权。”中共建政以后，陈的重要性日渐凸显，“文革”伊始，升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政治局常委，成为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之下的第四号人物。然而，爬得越高，跌得越重，在一九七零年的庐山会议上，陈突然被毛点名批判，定为反党份子，抓捕入狱。“文革”结束后，又以林彪集团党羽的罪名受到公审，获刑十八年，刑满后在半软禁的状态下孤独地生活，直至去世。</div><div> </div><div>陈伯达晚年与儿子陈晓农朝夕相处，由陈晓农记录其谈话，留下《最后口述回忆》。陈既是党内斗争的牺牲品，又配合毛泽东害人无数，但他晚年的自我反思相当有限，整本书中只有寥寥数语：“我当时的讲话，以及以后的许多讲话，错误之处很多。主要是基本方向错了，把党内的问题当作阶级斗争的反映，得罪了很多同志。我说过，这些同志要怎么处罚我都可以。”其实，共产党的残暴，早在其尚未夺取全国政权的延安时期便已暴露无遗，陈家亦深受其害，陈伯达对儿子说“延安整风时期，发生了‘抢救运动’，错误地整了许多人，包括你母亲，都受了冤枉。你母亲被关起来隔离审查，后来虽经复查平反，但她精神上受了很大刺激，从此精神逐渐失常。”然而，陈伯达仍然紧跟毛泽东，助纣为虐，后来下场之惨，亦可谓咎由自取。</div><div> </div><div> </div><div><strong>奴才永远无法洞悉主人的心思</strong></div><div> </div><div>自从四十年代初担任毛的秘书之后，陈与毛如影随形，对毛忠心耿耿。虽然被毛整肃，陈直到晚年对毛的崇拜仍未破灭，至少在跟儿子的谈话中极少表达对毛的不满。谈及毛的时候，他小心翼翼，对邓小平上台后对毛的部分否定，也不能认同。陈始终认为：“党的七大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这对于党领导人民夺取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革命政党，总要有一个指导思想。”他对毛可谓五体投地：“从感情上，从纪律上，我不可能不站在毛主席一边。”</div><div> </div><div>陈在毛身边工作多年，未尝不想当魏征那样敢言的谏臣，但他生性软弱，几乎不敢在毛面前坚持个人观点。毛批评陈胆小怕事，不敢得罪人，岂不知，像陈这样一个只会摇笔杆子的人，要在危机四伏的中南海混下去，惟有八面玲珑、唯唯诺诺。</div><div> </div><div>五十年代初期，毛与陈在玉泉山漫谈时，毛问陈：“我是在前台直接主持国事好呢？还是退到后面坐而论道好呢？”陈心里觉得，毛还是超脱一些，坐而论道好，但陈没有说出来。“因为按照毛的性格，有时候意见提得直了，反而起反作用。”</div><div> </div><div>毛称赞的皇帝是刘邦和朱元璋，而陈认为好的皇帝是唐太宗和康熙。毛完全是个刘邦、朱元璋式的流氓地痞，陈则多少有点士大夫文化传统的熏陶。六十年代初，陈向学术界提出，可以多写一些唐太宗和康熙，也是想影响一下毛，却收效甚微。</div><div> </div><div>有一次，陈和毛谈话，向毛推荐方孝孺的《深虑论》，陈十分欣赏方的名言：“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他希望毛在接班人的问题上不要过虑。陈对毛说：“方孝孺的《深虑论》很值得一读。”毛却说：“他自己的结局怎么样？他都虑不到自己的命运，还谈什么深虑。”话就没有办法再谈下去了。多年后，陈回忆说：“方孝孺因为不肯为明成祖起草诏书，被夷十族，这是历史上有名的事件。问题是，我不是在谈方孝孺个人的命运如何，而是在谈他文章中的道理，可毛故意岔开了话题，他明白我想说什么，不愿让我继续再谈下去。”毛比明成祖更为残暴，哪里会认同敢于顶撞暴君的迂夫子方孝孺呢？</div><div> </div><div>毛家与陈家还发生过一桩非同寻常的事情。陈的长子陈小达在苏联生活多年，与毛的女儿李敏谈了好长一段时间的恋爱。后来，李敏突然提出分手，陈小达精神崩溃，自杀身亡。陈闻讯，悲痛欲绝，却强忍悲痛，继续为毛服务。共产党的体制就是要泯灭最基本的人性。毛本身即为一个六亲不认的冷血动物，当然希望其下属也如此。在这一点上，毛比古代的皇帝更为专横霸道。陈小达、李敏这对年轻人恋爱关系的终止，是否由于毛的干涉，尚无确切证据。但陈晓农分析说：“毛本人待人处事总是首先从政治的角度着眼，他对政治的重视程度是压倒一切的，他不会同意一个几乎已经俄国化的青年来做他未来的女婿，这也是情理中的事。”这一分析很有道理。</div><div> </div><div>陈自以为很了解毛。其实，即便是陈这样多年来与毛朝夕相处之人，也并不了解毛真正的心思意念。毛从来没有尊重过陈，只是将他当作一个可以利用的道具，一旦失去利用价值，立即弃之如敝屐。陈在庐山会议上支持设置国家主席，以为这是出于毛的意思。谁知毛突然变脸，陈一夜之间便成为众矢之的。毛在大会上肆无忌惮地痛骂陈，陈的脸色在众目睽睽之下变成了猪肝色。中共的党内斗争，宛如互相撕咬吞噬的鳄鱼潭，其粗暴野蛮程度，在共产党国家中亦无与伦比。</div><div> </div><div>陈最后一次见毛，两人见面握手以后，毛责备陈许久不找他谈话，说：“这几年你官做大了，不来见我了，也不写文章了。”其实，陈一直想见毛，却总见不到。每次求见，毛的秘书徐业夫总说毛有事。陈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毛批评陈参加“军事俱乐部”，对陈宛如晴天霹雳。陈说，愿意做自我检讨。毛说，这样很好，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陈感激毛宽大的盛意。告别时，毛同陈亲切地握手，说：“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毛对陈，玩的是猫捉老鼠的游戏，陈却信以为真。从此，陈直至下狱，再也没有见过毛。毛之无情无义，举世无双。</div><div> </div><div> </div><div><strong>地位最卑微的政治局常委</strong></div><div> </div><div> </div><div>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由于刘少奇已被打倒，毛重新调整领导班子。毛和周拟的常委名单把陈排在周后面。陈找到毛，说：“我能力不行，无论如何不能把我排得那样靠前。”毛拿起笔来，把排在名单后面的陶铸的名字钩到陈的名字前面，对陈说：“你看这样行了吧。”不久，陶铸垮台，陈又名列第四。</div><div> </div><div>毛用陈，无非是觉得陈对他造不成实质性的威胁。林、周一文一武，毛不得不用，否则“文革”搞不起来，刘邓集团也没有那么容易被打倒。之后，毛又害怕林、周尾大不掉，对他们处处防范，并没有将他们当作“亲密战友”来看待。实际上，毛要扳倒林、周，需要使用比扳倒刘少奇的“一根手指”更大的力量。多年来，毛不断敲打周，检验其忠顺程度，却一直没有对周下最后的狠手，因为废掉周之后，很难找到对行政系统如臂使指的继任者。而当林不肯屈服，毛遂使得林家破人亡且背负叛国之恶名，但“九一三”事件也让毛本人的声望降至历史最低点。与林、周两人相比，陈是孤家寡人，毛一根手指都不动，就可以轻松将其除掉。所以，毛放心让陈滥竽充数。当时，周恩来亦认为，陈入常委，只是权宜之计，陈的位置很快就会让给别人。到了九大选常委时，周就坦率地对陈说：“没有想到你仍旧列入了名单。”不过，陈的出局已指日可待。而且，共产党高层根本没有“全身而退”的机制，刘少奇、陈伯达都曾幻想，即便失宠，也可无官一身轻、回家务农去。然而，等待陈的是千夫所指的下场。</div><div> </div><div>“文革”初期，陈的官越来越大，精神却越来越痛苦，用“高处不胜寒”来形容实在太轻，几乎到了“生不如死”的地步。在苦不堪言的处境之下，他甚至动过自杀的念头。知父莫若子，陈晓农评论说：“陈伯达本来是个性格懦弱的文人，‘文革’以来他被夹在各种政治力量激烈冲突的夹缝中，随时会被挤碎。他既要贯彻毛泽东的指示和意图，也要承受毛泽东的不满和责难，还要承受对毛泽东的方针、政策持不同或对立意见的人的攻击和讥讽，更要承受毛泽东夫人江青的逼迫以至假传圣旨的捉弄。”比起外人看来掌握权力的风光来，内里是动辄得咎、手脚无措的恐惧与忧虑。陈多年担任毛的秘书的职务，在党政军各方面并没有形成个人的派系，实力根本无法与林、周相提并论。陈这个常委就是个空架子，即便级别比他低得多的人，比如新冒起来的笔杆子姚文元，都不把陈放在眼中。既然政治局常委的尊贵身份不能让刘少奇幸免于难，又岂能让陈伯达有功成身退的机会？</div><div> </div><div>陈在晚年谈及几个细节，生动地说明了他在党内是如何地窝囊：当科学院成立革委会时，周恩来让陈和中央文革的成员去参加成立会。江青不去，还组织小组其他成员不去。陈叫戚本禹、关锋去，他们就是不动。陈只好一个人去了。由此，陈感叹说：“这件事表明，他们听江青的，不听我的。”有一次，江青来到陈的办公室，到书架跟前查看，看到书架上有一本精装的《宋庆龄文集》，就拿下来摔到地上，用脚踩。可见，江青在其面前飞扬跋扈到何种程度。还有一次，陈到中央文革的办公楼，在会客厅刚坐下，忽然，江青、康生来了，立即说要召开会议。姚文元就在楼上，一叫就到。于是，江青宣布开会，他们三个轮流责骂陈对中央文革的工作不积极。小组成员如此对待组长，亦是亘古未有之奇观。</div><div>由于陈不堪江青及其身边人物之凌辱，当他发现林彪集团有反江青的倾向时，逐渐向林彪靠拢，希望借此巩固自己的地位，特别是在林彪接班之后仍然能在中央有一席之地。在中共黑箱操作的权力系统内，这是人之常情。然而，陈丝毫未觉察到毛林之间出现很大的裂痕，此时他偏向林彪，正好犯毛之大忌。另一方面，陈分管华北，竭力拉拢华北的党政军要员，他幻想，即便无法形成个人的团队，至少也要有一群关系亲密的盟友。这又是毛不能容忍之举动。于是，陈的倒台便成为定局。</div><div> </div><div>在毛泽东时代，毛要搞掉其他任何一名政治局常委，只需要打出路线斗争的翻天印就能百战百胜，并不需要经过党内的合法程序，党章亦形同虚设。毛自诩为“泼猴”，不受任何制度的束缚。对陈的处理也是如此，将陈关入监狱时，本来要送入条件极差的囚室，陈狂呼他在国共内战中救过毛的命，这一细节被汇报上去之后，毛又下令改善陈的待遇。可见，毛个人的喜恶完全凌驾于法治之上。</div><div> </div><div> </div><div><strong>中共党史上的“文人祸水论”</strong></div><div> </div><div>陈是“五四”遗风影响下的知识分子。在厦门求学期间，与陈嘉庚的儿子同学，后来在上海和广州求学，曾受教于“五四”那一代的名作家朱湘和郁达夫。他由参与北伐到投身中共革命，早年确实深怀理想主义。</div><div> </div><div>以知识分子走上仕途而论，陈堪称清朝灭亡以后中国地位最高的知识分子。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中，有许多身居高位的知识分子，但他们大都在专业部门任职，如外交、教育、法律、财经等部会，位居中枢者不多。胡适一度被蒋介石看重，希望其出任虚位总统，但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复杂，未能实现。胡适在国民政府内地位虽尊，却始终是处于权力边缘的“诤友”。而陈伯达以秘书之职务，以理论家之身份，进入中共政治局常委的行列，在中共内部亦是前所未有。但是，陈伯达的失败，正表明知识分子参政在专制制度下的巨大危险。知识分子多少要忠于某种理念和价值，而政客的成功正是善于玩弄理念和价值。陈与毛之差异正在于此，陈有几分知识分子的底色，无论如何拼命地向毛学习，亦学不到毛深入骨髓的厚黑学之皮毛。</div><div> </div><div>毛不是知识分子，毛极端仇视知识分子。中共建政之后，知识分子被划入劣等公民行列，即“臭老九”。毛对当年北大那些瞧不起他的大知识分子痛下杀手，即便是对于“南书房行走”的陈，也深怀嫉妒。陈谈及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在毛访问苏联期间，一次中苏高级谈判，双方一度陷入僵局。斯大林引用陈伯达的文章开玩笑，以调节气氛。斯大林对陈的文章中丑化国民党与美国关系的细节印象深刻，陈造谣说宋美龄将手放在罗斯福腿上，与之眉目调情。陈伯达之文风恶劣，斯大林之品位庸俗，由此可见一斑。这还不是这个故事的关键之处。精彩的还在后面：斯大林谈到高兴处，拿着酒杯站起来，到陈跟前，向其祝酒，微笑着说：“祝中国杰出的哲学家、历史学家陈伯达同志身体健康！”当时，陈立即感觉毛对这一突然出现的场面很不高兴。因为斯大林作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不是向毛敬酒，而是向毛的下属敬酒，而且陈和斯大林互相敬酒时又是用俄语致辞，毛无法立刻弄懂他们在说什么，当场脸色就变了。于是，第二天的会议，毛不让陈参加。毛的心胸狭窄到了如此地步。</div><div>“文革”初期，周恩来让陈当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不肯当，建议让康生当。周说，康生不合适，在中央里面就数陈文化高。陈推辞几次，周说：“你还是共产党员，难道中央不能安排你的工作吗？”陈只好同意。毛回北京，陈又向毛提出：“我是书生，当不了组长。”毛说，你可以把“书生”两个字去掉。但对陈来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困难。即便陈拿掉“书生”这两个字，别人仍然将他看作是无太大用处的“老夫子”，“老夫子”本身就是一个贬义词——在中共的价值系统里，“枪杆子”的作用远在“笔杆子”之上。对此，陈晓农指出：“在中共领导层内部，文人不被当回事，高兴时是工具，不高兴就成了出气筒，国家出了点问题，就往文人身上找原因，将文人批判一番，皆大欢喜。”这固然有陈晓农为父亲开脱的一面，却也部分道出中共权力运作的一条规律。中共建党之初，尚有不少一流的知识分子厕身其中，毛泽东掌权之后，中共遂彻底堕落为反智主义的流氓集团。有文化、有良心的人在党内一直受嘲讽和排挤。像陈伯达这样已经很坏，却还坏得不彻底的人，亦不得善终。“文革”中当过四人帮写作班子成员的北大历史学家周一良以“毕竟是书生”作为其回忆录的书名，暗有为自己辩解之意。这句话，陈伯达也可以借用过来撇清自己。但是，无论是否为“书生”，干了坏事就得承担责任，尽管书生所起的作用，跟流氓头子比起来，只能算是胁从而已。</div><div> </div><div>陈在晚年多次感叹说，在国民党时代，中共前总书记陈独秀被审判时，与之政见不同的老友章士钊挺身而出为之辩护，后来胡适等人还去狱中看望。国民党并没有对陈的支持者搞株连。而陈伯达垮台后，几乎没有人与之来往。庐山会议之后回北京的专机上，同机的高级官员个个对他冷若冰霜。“现在革命胜利了，一个人一旦有事，大家就六亲不认，这个风气实在不好。”然而，陈却没有对此作更为深入的反思：这种风气是如此形成的？这就是威权统治与极权统治的差别：前者容许存在一定的公共空间和个人情感，故而传统的伦理道德不致被全部摧毁；后者则由党垄断一切，全民以党及其领袖之是非为是非，连血缘亲情都被破坏殆尽。陈伯达正是这一历程的积极推动者，当“请君入瓮”的时刻来临，他就只能“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div><div> </div><div> </div><div><em>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二、二十三日</em></div><div>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