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div><div>偶尔翻阅严肃期刊的读者都知道，“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这个名字极易引起极端的情绪——要么欣喜，要么暴怒，抑或两者兼得。总而言之，他的文章不可不读。他是我们的杂食性知识分子，不论你喜欢他还是讨厌他，都不得不承认他的机智。在发表了针对修女特蕾莎（Mother Teresa）大不敬言论之后，他一直以肆意批评上帝及其教徒而闻名。他写过一篇一本正经的调侃文章，要求以战犯的罪名审判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跟着又被曾经的左派友人打上了“叛徒”的标签，因为他大张旗鼓支持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他以一篇令人难忘的文字——他写下的许多文字都当得起“令人难忘”这个形容词——进行反击，说那些批评他的反战人士是“这样的一类人，这类人如果发现自家孩子的床上有毒蛇，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给动物保护协会打电话。”）他不幸罹患食道癌，生命垂危（译者按，希钦斯于2011年12月去世，此文写作时间在此之前），却以超乎常人的镇定面对这个事实。</div><div> </div><div><div></div><div>他的第五本文集——恐怕也是最后一本了——可以告诉我们，究竟是什么，将使我们在他离世之后仍会对他念念不忘。</div><div> </div><div><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2/Jul/712012Hitch.jpg" width="190" height="255" alt="" /> </div><div></div><div></div><div></div><div><em>克里斯托弗·希钦斯</em></div><div><em> </em></div><div>先从最明显的地方讲起吧。他多产得让人摸不着头脑。《有待商榷》（Arguably）是一本分量十足的书，共有780多页，收录了107篇文章。其中一些文章提到了他在阿富汗、乌干达和伊朗等艰苦地区的广泛游历；另一些文章虽然出自书斋，也是出自一位饱学之士的书斋。文集当中的文章发表于各种出版物，同时他还发表了反宗教的畅销评论《上帝没什么了不起》（God Is Not Great）、简短却广受好评的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传记、名为《希钦斯22条》（Hitch-22）的回忆录，以及各式各样的论辩、阅读指南、信件和反驳文章。与此同时，他每天喝下的酒足以让大多数人步履蹒跚。2006年，伊恩·帕克（Ian Parker）在《纽约客》杂志发表了一篇一锤定音的希钦斯小传，其中提到，希钦斯的写作速度可以媲美有些人的阅读速度。</div><div> </div><div></div><div>博学是希钦斯的第二个不凡特质。他有时也会为此沾沾自喜，不止一次，他一边从书架上抽出一部有待重评的经典，一边告诉大家，他第一次读这部经典是在12岁。不过，他的博学绝不仅仅是一种人前卖弄的把戏。《有待商榷》当中的一大部分都是他撰写的书评，他为《大西洋月刊》撰写的书评则是其中最为志存高远的篇章。拿到待评著作——比如关于斯蒂芬·斯彭德、格拉厄姆·格林或者萨默塞特·毛姆的全新文学传记，以及新出版的菲利普·拉金或者杰西卡·密特福德（Jessica Mitford）书信集——之后，他会把它们当作大发议论的借口，用他那武断的洞察力去剖析相关作家的整个生平和全部著作。撰写书评的时候，他经常都会重读几本相关著作，唯恐自己的惊人记忆有所不足。他在撰写书评方面的拿手好戏是，不仅可以让你免除阅读所评书籍的劳苦，还会让你觉得自己刚刚听完了一个畅快淋漓的学术讲座。</div><div></div><div> </div><div>非要给这一类的文集编排一个结构的话，我们就得把他的文学评论跟他的政论和国际新闻报道区分开来。然而，他的头脑并不受这些条条框框的约束。他的魅力之一就在于他经常用小说和诗歌来佐证自己关于战争和政治的评论文字。他有篇文章名义上是在评论布什一家，其中却说到了布莱希特、王尔德、奥威尔、狄更斯、贝克特、金斯利·艾米斯、奥伯龙·沃、伊夫林·沃和乔伊斯·卡里，简直没给布什一家留下什么篇幅。他还有一篇关于领土分割的权威评论，引述的重点对象却是英国诗人奥登，而非历史学家。（顺便提一句，此文记述了英国在签订关于领土的城下之盟时，犯下了愚蠢错误，令人自惭自警。此文刚好在美国入侵伊拉克的那个月发表，因此我很想知道，写作的时候，他是否曾经停笔思忖，美国究竟有没有能力让那个国家恢复正常秩序。）</div><div></div><div> </div><div>从广度和高度上来说，他的写作范围都堪称不同凡响。不管是评述黎巴嫩的政治，还是阐述哈利·波特系列中的概念与社会关系，他都同样自信。他可以从亨利八世的宫廷写到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译者按：Baader-Meinhof gang，二战后形成的德国左翼武装组织），跟着又转入口交是不是一项具有强烈美国特色的性活动的问题。他对《十诫》进行评估，并提出一些颇有见地的修正意见。他还对各种委婉说辞大加挞伐，最生动的例子便是亲身体验水刑，由此便可以言之凿凿地断言：水刑并不是什么“强化型讯问技术”，而是不折不扣的“拷打”。</div><div></div><div> </div><div><strong>他的信仰之一就是“无信仰”</strong></div><div></div><div> </div><div>尽管我喜欢希钦斯（他跟我妻子是多年好友，他喝了酒之后的言谈也堪称是一种令人迷醉的行为艺术），尽管他生命垂危，但我并不能对他嘴下留情，因为这样也违背了他所信奉的精神。有鉴于此，咱们不妨坦白承认，这本文集当中的确有一些极度自以为是的文章。他从来都不怕往别人的伤口上撒盐，因此就说卡伦·休斯（Karen Hughes）是一头“布什亲友团里的无知叫驴”，说肯尼迪总统不仅是“一个道德败坏的政治灾难”，还是“一个长疱流脓的菲罗克忒忒斯（译者按：Philoctetes，希腊神话人物，因为身染恶毒而遭奥德修斯遗弃）。”他经常自我重复，有一些文章带有匆忙拼凑的味道，少数文章还因为雕饰过度而变得平庸。他曾经为《名利场》写过一篇题为“女人为何无趣”（Why Women Aren’t Funny）的文章，断定男人比女人幽默是由进化决定的，因为运气不佳的男性必须依赖自己的幽默天赋来劝说女性跟他们交配。在文集的导言当中，他称《女人为何无趣》为“我最让人立刻产生误解的文章”，可我却觉得，即便进行了正确的解读，人们仍然可能认为它带有居高临下的味道，甚至可说是无趣到了犯罪的程度。</div><div></div><div> </div><div>该批评的都批评了。但我仍然认为，希钦斯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发人深省的思想者之一，也是最有趣的作家之一，即便是在——兴许应该说“尤其是在”——他让人恼怒的时候。一方面，他显然想赢得你的认同，另一方面，你总是能感觉到，他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在为历史写作。正因为此，很多他所谓的“应景文字”——在罕有的谦逊时刻，他会这样形容那些文章——才会如此值得汇编成册。</div><div></div><div> </div><div>我认为，尽管希钦斯桀骜不羁，可我们并不能像社会主义左翼阵营中那些他曾经的朋友一样，把他贬低为投机知识分子、浅薄的业余学者或者彻头彻尾的煽动分子，那是十分不公平的。他是个拥有多种信仰的人，虽然他的信仰往往有待商榷（注意这本文集的书名 《有待商榷》），在我看来他是发自肺腑、前后一致的。</div><div></div><div> </div><div>当然，他的信仰之一就是“无信仰”。他认为“上帝”是某些宗教雇佣的一种迷信，目的是实施控制和镇压。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崛起加剧了他对宗教的敌视，他往往把伊斯兰极端主义视为一个私敌，部分是因为伊斯兰极端主义对他的朋友萨尔曼·拉什迪的追杀令。他的反宗教态度激怒了许多人，就连那些并不虔诚的人也可能感到受到冒犯，指责他总是对宗教信仰和实践的有益方面视而不见。不过，总体而言，他的宗教批评体现的更多是深刻的思想，并不是恶意的嘲讽。正如迈克尔·金斯利在专栏文章中所说：“上帝应该觉得受用才对：希钦斯把他当作成年人来对待，这跟大多数高声吸引他关注的人不同。”</div><div></div><div> </div><div>更重要的是，希钦斯对宗教的警惕并不仅仅是一种摧毁偶像般的嘲弄（他对特蕾莎嬷嬷的贬抑比较接近这个类型），而是出自他的精英意识与阶层感。他珍视世俗统治权、理性论辩、多元主义、宽容（只是容不得没有幽默感或者无趣的人）和自由，痛恨各种压抑人性的邪恶“主义”——比如共产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最痛恨的则是极权主义。</div><div></div><div> </div><div>显而易见，他的偶像是乔治·奥威尔，在文集中他经常被希钦斯当成描写对象、道德试金石、文学捣乱分子、脚注或者花边陪衬。希钦斯对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积极支持在文集中只是顺便一提，而非主体，比如关于一篇阿富汗妇女解放的文章，或者是来自伊拉克库尔德斯坦（Kurdistan）的旅行报道。人们可以看出希钦斯意图模仿奥威尔，后者曾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支持共和人士抗击佛朗哥带领的法西斯主义分子。和平主义也是希钦斯所摈弃的一种“主义”。</div><div></div><div> </div><div><strong>天堂会为失去他而失色几分</strong></div><div></div><div> </div><div>人们经常把希钦斯和整整一代绝顶聪明的英国作家相提并论，比如马丁·艾米斯、伊恩·麦克尤恩、詹姆斯·芬顿，不过，在我看来，希钦斯和他们之间的重大区别在于他是个美国人。读这本文集的时候，让我印象最深的也是这一点。他的出生地和求学地都不在美国（这样兴许更好），他自己选择成为一个美国人。在美国居住了25年之后，他于2007年加入了美国籍。对于这个第二祖国带给自己的影响，他有一些独特的体会，这在文集当中的许多篇章中都有体现，比如《纯粹美国》系列（All American）的开篇章节。</div><div></div><div> </div><div>他的第二祖国似乎只限于狭长的美国沿海地区，跟内陆各州没多少关系。他住在华盛顿，夏天则会去加利福尼亚度假。作为一名深情关注喀布尔或者胡志明市的新闻记者，他似乎没有兴趣去报道位于华盛顿和加利福尼亚之间的区域。他很少踏出他自己熟悉的地区，其中一次是到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去参观美国空军学院。赶上这样的时候，他会惊讶不已地发现，那些地方居然住着一些实实在在的人，他们“和气、坦率而又刚毅”。有趣的是，他居然挖苦约翰·厄普代克，说厄普代克表现出了“一种智力和审美层面的厌恶……厌恶大部分美国生活的粗鄙和平庸。”厄普代克对普通美国人的看法兴许抽象和矫饰，可他好歹是拿出了一个看法。希钦斯发现了美国的许多可爱之处，然而，就这本文集而言，他的大部分发现似乎都来自书本。</div><div></div><div> </div><div>但他的发现出于睿智，因而同样真切、同样重要。希钦斯坚持认为，美国是一个基于世俗主义和权力分立的国家，这个国家对待革命分子和不合时宜者有一种值得赞赏的包容，并且坚定不移地支持多元化。</div><div></div><div> </div><div>将美国宣布为一个“犹太-基督教国家”的思潮再次涌起之时，希钦斯欣喜不已地找到了大量证据，证明国父们并不是那么热心宗教，绝对不曾产生创立一个教权国家的念头。他为《旗帜周刊》写过一篇书评，评述的是布鲁克·艾伦的《道德少数派：心存疑虑的国父们》（Moral Minority: Our Skeptical Founding Fathers），其中写道：“美国革命延续了17世纪40年代英国革命的传统，英国革命的领袖和代言人无疑都是新教原教旨主义者，然而，这一事实并没有束缚我们的开国元勋，说它能束缚我们也不妥当。实际上，我们可以十拿九稳地说，英国既有的新教教会是1776年《独立宣言》的签名者们决意摈弃的模式之一。”绝非巧合的是，文集当中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这篇书评。</div><div></div><div> </div><div>希钦斯建起了一座属于自己的美国先贤祠，美国也为他提供了数不清可供膜拜的发明创造者、激进改革者、理想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杰斐逊、本·富兰克林、托马斯·潘恩和林肯都得到了他充满敬慕的独到评价。不足为奇的是，他支持反奴隶制起义者约翰·布朗，与那些视布朗为英雄的人并肩作战，反对把布朗看成恐怖分子。（从道德层面来说，希钦斯关注的重点是目的而非手段；他把自己的文集献给三个自杀身亡的阿拉伯人，他们都是在“阿拉伯之春”中殉身的，其中一个在用汽车炸弹袭击利比亚兵站时身亡。）他钟爱马克·吐温、厄普顿·辛克莱、索尔·贝娄等人的著作，他在这些美国立国以来的作品当中看到了“对于革命和解放理念的忠诚”。</div><div></div><div> </div><div>杰斐逊曾经派遣成立不久的美国海军去打击抢夺财物的巴巴里海盗，希钦斯由此为当今美国对抗伊斯兰狂热分子的行动找到了先例，并且找到了一个依据，说明美国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有选择性地、大胆地使用武力。在其它一些文章当中，他又采用了格拉厄姆·格林的观点，对美国在冷战当中扮演的角色进行道义上的嘲讽。 </div><div></div><div> </div><div>有些时候，这本书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场尚未完结的辩论，辩论的对手则是大西洋对岸的左翼知识分子，他们倾向于将美国视为一个缺乏历史、文化和道德基础的国家。</div><div></div><div> </div><div>希钦斯为左倾的《卫报》写过一篇评论马克思作品的文章，戳到了他那些社会主义老朋友的痛处：“如果你想寻找历史的讽刺，不妨看看这样的一个事实：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俄国是反动势力的坚固堡垒，美国则是孕育自由和平等的绝好温床。（两个国家的）学校可不会拿这种东西来教你。”</div><div></div><div> </div><div>他在导言中写道：“眼下有许多轻浮的言论，说我的第二祖国在信心和资源两方面都已经‘衰落’。 我可不会附和这样的诋毁。”</div><div> </div><div></div><div>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属于美国的爱国者。我们做得比你差远了。</div><div></div><div> </div><div>如果上帝真的存在，假使他不懂何为讽刺，那他就会把希钦斯关进地狱最酷热的地方。如果上帝懂得何为讽刺，就会把希钦斯打发到一个既没有酒喝也没有书读的小镇，让他待到天荒地老。不管怎样，天堂都会因此失色几分。</div><div></div><div> </div><div> </div><div><em>本文英文最初发表于2011年9月11日。</em></div><div><em>作者Bill Keller是《纽约时报》前主编，现为本报专栏作家，也同时为本报杂志撰稿。</em></div><div></div></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