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之序与维稳之乱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古今中外，除了那些野心家、阴谋家、专制暴君、独裁者等别有用心之外，一个正常理性之人不会希望生活在动荡之中。霍布斯把自然状态描绘成人与人之间的战争状态，论证的目的也是希望建立国家维持秩序，给人们提供安全稳定保障，霍布斯认为，就是专制也需要稳定安全秩序，避免人类之间相互残杀。 　　稳定是人类的基本价值观。稳定成为人们价值体系一部分，人们对于稳定的信念与忠诚是政治文明的一部分。从一定意义上说，西方政治文明的历史，是稳定成为政治习惯，成为政治生活方式，成为政治信仰的历史，西方的稳定与宪政民主二者密不可分。稳定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超稳定系统、超稳定结构、求稳怕乱都是国人政治文化的真实写照，中国的稳定与专制密不可分，因稳定而求专制，求专制而致不稳。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并没有使国人寻求体制上的突破，反而产生了稳定的焦渴症。即便如此，稳定的价值观也已经深入人心。 　　价值观的稳定是终级稳定，秩序的稳定是现实稳定。秩序的稳定首先是宪法与法律的秩序确立。邓小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倡民主时，就提出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要处理好人治与法治的关系，要逐渐告别人治、老人政治，要搞法治，搞法治靠得住些，要依法治国，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实际上就是要强调秩序上的稳定。只是毛泽东时期的战争文化、阶级斗争文化、党文化、传统的人治思维在邓小平身上习惯性发酵，使邓小平在政治上终于回归人治。 　　稳定是动态稳定，是不同阶级、阶层、利益集团的正和博弈，是底层向顶层的正向流动，是不同价值观的互相激荡、交流、交锋、共存共荣。稳定不是阶级、阶层的自我封闭和相互关闭，不是死水一潭，不是鸦雀无声，不是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统一步伐、统一意志。稳定具有促进经济发展、政治进步、社会和谐之功能。稳定是共识，没有稳定，什么事都做不成。 　　在稳定价值、稳定秩序目标确立之后，选择稳定的手段就极为重要，手段选择得好，手段之稳与目的之稳具有一致性和同一性，社会即可长治久安。手段选择不好，稳定就会走向动荡，维稳就会成为动荡的导火索，社会就会陷入乱局而难以自拔。换句话说，稳定之善需要手段之善，稳定之善决定维稳手段的选择。不能为了维护稳定不择手段，不能为了维稳乱用手段。但是现实逻辑决定着维稳逻辑，甚至为了维稳，稳定的价值可以舍弃，维护稳定变成了维护既得利益，维护现时短暂的统治。实用主义维稳、功利主义维稳、机会主义维稳成为当权者首选的手段。只要维护稳定，什么手段见效快就采用什么手段，什么手段省事就采用什么手段。战略维稳、法治护稳徒具形式。 　　改革开放以来，权力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一直是不稳定的制造者和主导者。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权力维稳不受稳定价值的规范约束，稳定的价值观被维稳手段所绑架。二是权力维稳却不断地破坏稳定的秩序，超越宪法和法律，依法治国变成以党治国，党的权力不受限制和约束，党成了世俗权力与精神权力的双重绝对权力代表。三是把稳定看成是死水一潭的稳定。 　　正是这种不受制约的权力制造了社会两大对立阶级，这两大阶级互相对立、互相敌视、互相不信任。 　　这两大阶级一个阶级是权贵阶级，另一个阶级是非权贵的劳动阶级。在权贵一方，权贵肆无忌惮地霸占了市场，使市场变成了权贵市场，使市场经济变成了权贵经济，各种稀缺性资源被权贵或准权贵垄断，中石油、中石化、金融、电信、房地产、电力等都有权贵的幽灵在游荡。与此同时，权贵们把其财产不断地转移到国外，世纪末心理、弃船心态在权贵上层蔓延、贪污、裸官、包二奶、情妇公然登堂入室、腐败以亿元记的官员不断增多。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没有独立的资本阶级，他们是红顶阶级，他们一出生，就流动着资本的血和权贵的血，他们是“混血儿”，代表着资本盘剥着非权贵阶级，代表着权贵对非权贵劳动阶级进行着超经济的盘剥。在劳动一方，工人工资大都维持基本生存，白领工人也成月光一族，农民工倍受歧视，社会保障低下。土地被强征、房子被强拆、维权被打压、上访被严控。社会公平正义底线被破坏、两极分化极其严重。两大阶级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而意识形态宣传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已经下降为次要矛盾。两大阶级的矛盾，成为社会潜在动荡的总根源。 　　解决社会动荡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人治，一种是法治。但中国权力者没有选择法治，而是选择了人治。人治反过来说就是治人，这是人治的逻辑。在现代社会，这种人治的逻辑展开就是党治逻辑。人治决定着治人的手段具有非正义性。人治本身就是维护专制者的统治和利益，维稳在失去稳定价值观内在约束的情况下，不断出现了以暴易暴的困局和乱局。维稳的主体主要是当地政府，当地政府权力主体是当地的书记，是书记一把手的权力不受制约，当地的党委书记成了太上皇、土皇帝，县委书记这一群体成为制造不稳定的祸首。 　　因维稳而乱，由乱而强化维稳，由强化维稳而引发暴力，而强化暴力而引发社会动荡、社会骚乱、政治崩盘。维稳最终导致了维稳的反面，最后达到社会不可治理、不可收拾状态。最近几年，群体性事件增多，维权事件增多，社会报复事件、骚乱事件出现次数增多，群体性事件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5月10日，云南巧家县白鹤滩镇花桥社区发生一起爆炸案件，致4人死亡16人受伤。此事件在网上热炒，一个强征土地的事件变成了立体多维的维权事件、政治事件、骚乱事件和社会报复事件。 　　二十多年前暴力高压维稳，使人们对政治的正义与公平的质疑失去了正常表达通道，政治之善被政治不义所取代，政治腐败被经济发展所转移。邓小平通过暴力手段在换来二十年表面稳定的同时也使不稳定因素暗流涌动，二十年后的稳定终归结束，一个不稳定的时代，一个动荡的时代，一个骚乱时代，一个多事之秋最终浮出水面。 　　高压维稳催生了人们的革命意识和革命心理，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历史将会出现革命—暴力维稳—革命的历史轮回。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暴力催生暴力，革命催生革命，这是革命的必然，也是革命的宿命。 　　权力既然是社会不稳的根源，治理不稳定就应首先就应该是约束权力，实行法治。限制权力的核心与关键是限制政党的权力，使政党有所为而有所不为。使政党的世俗权力与精神权力分立并相互制约，使政党的世俗权力受到约束，政党的内部权力分立并相互制约，政党的外部权力分立并相互制约，政党与政的权力分立并相互制约，政党与社会的权力分立并相互制约，不同政党的权力分立并互相制约。一个处处受到制约而不能滥用世俗权力的政党，才是现代政党，才是具有稳定功能并维护稳定的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