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200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令我印象深刻。在这篇以众多人名开始，又以众多人名结束的文章里，弗里德曼讲述了他参加女儿高中毕业典礼的感想。他从毕业生的名单中发现，叫“Smith”的只有5个人，而当他自己从明尼苏达州的一所高中毕业时，他回忆道，“好像只有5个人不叫‘Smith’”。</div><div> </div><div></div><div>这篇文章发表后的20多天，我领儿子去了美国。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儿子姓名的汉语拼音也在“稀释”“Smith”的名单中占据了一行。</div><div> </div><div></div><div></div><div><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2/Jul/762012educ.jpg" width="650" height="433" alt="" /> </div><div><em>Shiho Fukada for The New York Times</em></div><div><em>3万名学生参加在今年北京举行的一次外国高校招生展会。</em></div><div></div><div> </div><div>有意思的是，就在上个星期，《纽约时报》前北京分社社长Erik Eckholm在Facebook上“晒”出了一张他参加儿子高中毕业典礼时的毕业生名单的照片。这张照片，显然是全部名单的最后一页，只罗列了姓氏以U到Z开头的毕业生姓名。在这份有120多人的名单中，用大陆汉语拼音拼写的姓氏，竟有近70人。而弗里德曼在2006年的专栏文章中前后罗列了30多个姓名，可用大陆汉语拼音辨认的名字只有3个。</div><div></div><div> </div><div>在我领儿子回国四年后，去年12月和今年6月，我儿子参加了SAT（美国本科入学考试） Ⅰ和SAT Ⅱ的考试。我虽然清楚此道不孤，也听说过大陆参加SAT考试的考生在把香港的考位占满后，又开始去占据新加坡、韩国和日本的考位。但是，当我领着儿子赴港，在机场、酒店和考场，看到黑压压的来自大陆的考生时，还是被这样的庞大阵势所震撼。</div><div></div><div> </div><div>不知怎么回事，在两次赴港的途中，有句话反复萦绕在脑际：“我也到了该领儿子朝它跪去的时候啦”。这句话，出自苏晓康和张敏的《神圣忧思录——中小学教育危境纪实》一书。许多年前，我为这本书激动得热泪盈眶，那时我还没有结婚。不过，也正是这句话，似乎在警告所有要成家生子的人，在未来都要面对一段因孩子踏入教育的“神殿”而出现在脚下的畏途。这句让人不寒而栗的话，我过目不忘。20多年过去，现在，轮到我了。我领着儿子，但没有在中国的教育“神殿”前跪下，以拜上最后一拜——我们用脚选择了逃避。</div><div></div><div> </div><div>现时中国，少有人再“纪实”“危境”。相反，在盛世的景象中，就连弗里德曼也在其发自中国的专栏文章中对中国伸出了大拇指。当然，也正是在中外交口说盛世的过程中，被Erik Eckholm领回美国上学的儿子，有了越来越多可以用大陆汉语拼音拼写名字的同学。而这些人中，也有我儿子的同学。</div><div></div><div> </div><div>还在初二，我儿子班级中就开始有人出国去读中学了。刚升入高中，儿子所在学校曾借开家长会之机，统计有多少学生想在三年后弃考中国大学而直赴国外读大学，结果当时有100多名家长表达了这种意向，大体占整个年级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我儿子在上初中时，成绩稳定在其班级前列的头四名男生，全部以出色的成绩升入本校高中。这四个人全部选择了出国读大学本科，其中一人已在高一学年结束后，申请进入了美国一所著名私立高中。这四人之外，还有一位同样升入本校高中的特长明显的学生，也被新泽西一所私立高中录取。</div><div></div><div> </div><div>我儿子所在的北京四中，今年有70多人直接投考国外大学。据学校负责老师介绍，在这70多人中，有90%多的学生被美国排名前30的大学录取，这还不包括那些在高一或高二出国就读高中，在国外参加考试的学生。我儿子的高中班级中，一名当年崇文区的中考“状元”，也是在高一学年一结束，就出国读高中去了。</div><div></div><div> </div><div>很难单纯用躲避高考来形容这些出国读高中和大学的中学生们。这些选择出国读中学和大学的学生中，不敢说全部——但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有升入北大、清华的学习实力，并非夸张。而问题在于，北大和清华还值不值得那么多人千军万马去挤独木桥？</div><div></div><div> </div><div>一个曾在《纽约时报》负责报道教育新闻的记者，在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在某大公司谋得了一个驻中国的职位。一次，在与我谈起北大、清华的毕业生与国外普通大学的毕业生的工作表现后，感慨地说，那些在工作中更有创意的国外普通大学的毕业生，如果当年在中国参加高考，那是无论如何也考不上北大、清华的。</div><div></div><div> </div><div>当然，在中学生出国的潮流中，无论以中国的眼光还是以美国的标准，也并非所有学生都是可造之材。我一个同事的儿子去年高中毕业后，进入美国中部的一所非常不错的大学就读。第一个学期过去，我同事向我转述了他儿子告诉他的一件趣闻：同级学生中，有一位陪读的中国母亲重金央求其儿子说，“儿呀，如果你能考过一门，妈就给你买一辆玛莎拉蒂”，结果可想而知。</div><div></div><div> </div><div>每年海量涌出国门去读大学的中学生，和上述能够把陪读母亲的儿子办到美国进入知名大学的中介机构，正在同时改变着中国和美国的教育生态。</div><div></div><div> </div><div>在香港亚洲会展中心SAT Ⅰ考场，当我听到国内几家中介组织在考场举办的推介会上，声称其可以在一周内“包装”一个学生，达到美国名校申请要求时；当我看到有考生家长把大陆中介组织按照国外惯例提供给听众的免费咖啡、饮料，咕咚咕咚地倒进自带的硕大水杯带出会场时，我忽然想起了弗里德曼2006年那篇专栏的观点和结论。</div><div></div><div> </div><div>弗里德曼在那篇文章中说，美国的对手永远赢得不了未来，因为当他们的油井干涸时，他们的社会就会如贫瘠的沙漠一样荒芜；而吸纳了全世界人才的美国之井却仍将汩汩涌动。弗里德曼还断言，美国仍是吸引全世界人才的最大磁石，因此，这边的中国人将战胜大洋那边的中国人。</div><div></div><div>真是这样吗？这，恐怕得问我儿子他们那代人了。</div><div></div><div> </div><div> </div><div><em>作者为资深媒体人</em></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