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strong>电视剧《知青》带来什么样的记忆？</strong></div><div> </div><div> 由著名作家梁晓声担纲编剧的《知青》放映后，引起了许多不同的批评，大多集中在“真实感”的问题上。有的批评比较简单，如“知青衣装怎可能整齐如新？”与此相比，来自知青观众的批评则提供了更多的生活细节。心理学研究发现，人对青少年思想形成期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具有特别清晰、深刻的记忆，以至于终身难忘。知青对自己上山下乡的生活细节便拥有这种性质的记忆。而这种记忆正是他们用以衡量《知青》中许多细节是否真实的实在对照。</div><div> </div><div> 网上有一篇《敬告梁晓声我们还活着》的文章，作者耶子就是用自己亲身经历的生活细节来对照他在《知青》中看到的种种虚假。例如，“连队广场上竟然有成排的自来水，这也虚假得太离谱了吧”。耶子说，他以前所在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22团六连的是全团最大最好的连队，“也只有3口井，每口井都至少三、四十米深，水桶是用铁轱辘把摇上来的。老职工告诉我们冬天一定要戴手套，否则因为零下40多度太冷，铁轱辘把会把手掌的皮肤粘去。在新建连，为了挖这样的深的井，经常有知青在挖井时滑入井中摔死”。</div><div> </div><div> 耶子的劳动记忆更是苦不堪言,“麦收时常常48小时连续工作，期间最少时只能睡2、3 小时。即便这样极度困乏疲劳，睡前还要读一下‘老三篇’‘雷打不动’（那时最常使用的词），这时每个人都躲在炕上的帐子里，帐子外成千上万的蚊子在吼叫（那呜呜的声音简直无法让人相信是蚊子的叫声）。在地里割麦子又被漫天飞舞的‘小咬’（一种北大荒特有的小虫子）叮咬得皮肤瘙痒和肿起来。”</div><div> </div><div> 与这样的艰苦生活和劳动条件相比，“文革”中的那种“思想革命化”更是给耶子留下了终身难忘的精神创伤，“早请示晚汇报是知青生活中绝对不可能没有的事，剧中怎么没有？” 耶子所记忆的那些政治生活细节是绝大多数知青所极为熟悉的：“当时我们进食堂吃饭前都首先在食堂门口按照排、班排好队，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三遍后才能排队进食堂吃饭，每桌6个人，三男三女，站着吃饭，根本不可能有坐着吃饭的事。连里开大会如果是在晚上的话（因为经常有最高指示中央文件发布，就得什么时候到了连队什么时候就得开会传达，一刻不能延误），就搬上长条锯下的木头在食堂一排排横放好，每人就依照排班坐下开会，如果是白天开会，就在晒谷场席地而坐”。</div><div> </div><div> 知青的记忆是“文革”记忆的一部分，在“文革”记忆还有许多禁区的今天，知青记忆被美化，本不是一件太令人意外的事情。问题是，这种不真实的美化恰恰是以历史真实的面目展现在观众面前的。有人为《知青》辩护说，对于一部电视剧来说，主观的“观众接受”比客观的“历史真实”更为重要，“这部剧显然不是‘老三届’们的专属，不同时代的人看过都会有截然不同的观后感。有的老知青认为剧中表现的知青生活不够艰苦；有的90后观众则认为当年的激情岁月值得向往”。</div><div> </div><div> 如果《知青》仅仅是让像耶子这样的观众觉得虚假，那还至少能勾起他们的对知青生活和“文革”往事的一些真实回忆，这些刻骨铭心的创伤性记忆中其实已经包含了某种对“文革”政治疯狂的反思。但是，如果这个剧带给观众的不是这种反思（不管多么间接或模糊暧昧），而是对所谓“激情岁月”的“向往”，那就远远超出了一个故事的细节真实范围，使《知青》成为一部足以令人担忧的作品。</div><div> </div><div> 为了不至于营造“激情岁月”的虚幻景象，电视剧的编剧似乎有责任明确地告知观众，自己只是在“说故事”，而不是在“记忆”那一段被称之为“知青岁月”的“历史”。故事是在被称为“历史”的时间中进行的，但这个时间的背景并不能等同为记忆，这个历史背景与其说是编剧者可靠的知识源泉，还不如说是他自身残缺的象征，然而，它也反映了我们共同生存状态的种种不足，以及我们无法表达共同记忆的无奈。</div><div>————</div><div> </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strong>什么是《知青》“激情岁月”的激情？</strong></div><div> </div><div> 电视剧《知青》再次引起了“文革”期间“激情岁月”的话题，有评论说，“这部剧显然不是‘老三届’们的专属，不同时代的人看过都会有截然不同的观后感。有的老知青认为剧中表现的知青生活不够艰苦；有的90后观众则认为当年的激情岁月值得向往”。需要追问的是，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激情岁月”。</div><div> </div><div> 知识青年在“文革”中的“上山下乡”不同于在这之前的少数毕业生因成分不好而被送到农场的“就业安置”，“文革”中的“上山下乡”是以“青年运动”的形式来裹挾几乎全体青少年到农村“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的。这种青年运动只有在“文革”的极权制度中才有可能。“上山下乡”不是去就业，而是去革命，去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革命的乌托邦。在那时，作为共产主义未来一部分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许多青年人以革命狂热去追求的“天堂之梦”。在“文革”的环境下，任何人都必须至少在表面上装作相信这样的天堂之梦。</div><div> </div><div> 米兰·昆德拉写道，“极权主义不仅是人间地狱，还是天堂之梦”，没有这样的天堂之梦。统治权力就没有办法在人们的思想、行为中建立起它的全面有效控制。对天堂之梦的追随者来说，这一梦想使得他们选择无视罪恶和苦难，满眼都是光明和幻想。“文革”的时候，《知青》的作者梁晓声如果曾经如此，那本不足为奇，但在“文革”过去几十年以后的今天仍然如此，而且要以此来影响他人，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div><div> </div><div> “文革中” 老三届知青上山下乡的时候，大的不过二十一二岁，最小的还有十三四岁的。这是一个人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即使没有任何别的燥动，他们也有心理和生理上的激情。“文革”所利用的正是年轻人这种心理和生理燥动的激情，给予它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的渲泄渠道。在短暂的亢奋之后（可以大致以“林彪事件”为分界线），随之而来的是知青们普遍的彷徨、迷茫、失落和绝望。失落和绝望，那才是激情表象后面的真实景象，写知青，如果写不到这一层，那就顶多是浮光掠影、隔靴搔痒而已。</div><div> </div><div> 如果没有知青们用自己亲身痛苦体验换来的普遍失落和绝望，如果所谓的“激情岁月”一直在维持，那么，后来当回城的闸门打开之时，又怎么会有几乎所有知青奔涌而至的返迁大潮？这就像“文革”时期，人人表忠心，个个激情昂扬，高喊“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后来，“文革”与毛本人一同寿终正寝，没有见谁出来誓死捍卫的。这就是极权统治下那种典型的“热烈的浅层支持”，它会几乎在一瞬间令人难堪，出人意外地突然崩溃。在“誓死捍卫”的表象后面隐藏着难以察觉的失望、怀疑和伪装，即便大多数都是下意识的，也足以让人怀疑，是否能把“文革”说成是一个中国人忠于领袖，坚持革命信仰的“激情岁月”。</div><div> </div><div> 真正的“激情”是一种人的自由意志的激发，而“文革”时期的人是不具备这种自由意志的。“文革”中的上山下乡看起来轰轰烈烈，响应号召者看起来个个摩拳擦掌、欢欣鼓舞，其实，有过亲身经历的人都知道，许多下乡的青年都只是迫于形势，不得不如此罢了。他们对上山下乡，同样是一种“热烈的浅层支持”，而并非什么持久的激情。当时，因为病残而能够留城的极少数学生，不知成为多少人羡慕的对象；而高喊和积极表现“扎根农村”的，恰恰是为了争表现，好早日有机会离开农村。</div><div> </div><div> 当然，大多数的青年学生确实是响应了上山下乡的号召。对于处于生理激情期的青少年来说，这一点也不奇怪。上山下乡是一场由“革命”意识形态主导的群众运动，被称作为“上山下乡干革命”。确切地说，上山下乡是“文革”群众运动中的一场亚运动，运动的主体对象是“老三届”的青年学生（至少开始时是如此）。这一青年运动与其他一些青年运动非常类似。</div><div> </div><div> 意识形态对青年人具有特别强烈的吸引力，与他们特殊生理期的心理、情绪和认知特点有关。吴潮和赵晓兰在《纳粹运动与德国青年》一文中指出，青年层的主体都处于平凡状态，但比其他年龄层却多了一份自命不凡和向往轰轰烈烈的心境，“他们常常更容易感到失意和压抑，追求着失意中的奋起。在当时，德国青年人弥漫着一种如醉如狂的情绪，其中既有那些在世界大战中扛过枪的人们，也有那些在凡尔赛和约令人沮丧的影响之下成长起来的人们。……在思想上他们渴望着某种能给心灵和幻想带来激荡的东西，某些值得为之而生活的理想，这是当时德国青年整体精神状态的画面。凡尔赛和约的某些条款以及战后德国的混乱状态又削弱了国家对于未来一代的成长和教育影响，希特勒及其纳粹主义终于首先在德国青年身上找到了最热烈的宣扬者和最坚决的执行人，使大多数人坚信自己是在追随着一种伟大的思想”。</div><div> </div><div> 青年运动的原则是打动他们的人心,唤起他们的激情和热烈情绪。上山下乡的宣传非常能够投合年轻人的特点，利用他们的弱点，焕发他们的热情。青年人的性格和举动常有明显的相悖之处。他们追求无拘无束、自由浪漫，他们喜欢群体生活，害怕孤独，在群体中他们可以感受到互相支撑与感染的力量。这使得他们能够接受哪怕是非常严酷的纪律和命令，甘心置身于对人身自由具有强制性的团体之中。青年人有着一股自然而然的冲动，要加入组织和团体，要大轰大嗡激荡人心的行动，要在凡是可能的地方采取行动和显示自己的力量。参加“建设兵团”、成为准军事化编制中的一员、身着军装制服、遵循仪式化的生活常规，这些组织形式对青年人具有一种特别强烈、神奇的吸引力。</div><div> </div><div> 这种充满着激情和戏剧性，激荡着表演冲动的场景与行为大量出现在《知青》中，成为它所展现的“激情岁月”的基调和主色。好的知青故事应该让读者看清它的虚幻，而不是对它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向往。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越来越多人的经验增长和政治判断力的成熟，这样的“激情岁月”已经越来越暴露出它的虚幻实质。如何认识这种“激情”，把它理解为一种迷幻，还是一种真实，考验每一个知青文学或文革文学作家的政治、道义、人性判断。如何看待《知青》中的“激情”展现，把它理解为一种觉悟，还是一种愚蠢，是自由选择，还是被迫洗脑的结果，同样也是每一个观众自己必须仔细加以思考和辨别的。对这一点，不需要有一个所有人一致的结论（这本不是争论的目的），但它会为我们提供一个共同的机会，让我们有理由再次想一想，“文革”真的已经离我们远去了吗？</div><div></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