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源智囊张木生的麻烦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德国之声的北京观察刊登了一篇高瑜写的“李锐评说毒杀伍德案”。文中提到，“2月，王立军逃馆事件发生后，力挺薄熙来的一位现役上将，紧急给智囊打电话，通报真相，要求‘切割’”。这位现役上将应当就是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少奇之子刘源，而文中提到的智囊应当就是张木生。2011年4月，张木生开了一个新书《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研讨会，在那次会上，刚刚晋升为上将不久的刘源，率领5位解放军将领为张木生站台亮相，公开亮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旗帜。这些将军包括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少将、朱德外孙朱成虎，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副部长、少将、罗青长之子罗援，空军少将乔良等。此外，出席人还有自由派的领军人物如胡舒立、卢跃刚、吴思等。自那以后，张木生就成了北京学界、政界、和军界响噹噹的人物。《南方人物》周刊说，在2011年中国的思想界里，张木生是一个奇特现象：他承认当下社会矛盾重重，侃侃而谈一些敏感而备受关注的现象，言论背后政治权力的若隐若现，让外界捉摸不透。他从《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的位置退下来，以布衣之身纵论天下大势，却没受到任何限制。可是，薄熙来倒台后，这位布衣先生的麻烦来了。4月20日，海外媒体纷纷以“军系智囊疑禁出境，大陆局势扑朔”为题，报导张木生面临的麻烦。上海经济学教授胡景北在新浪微博说，他到美国开研讨会，本来有张木生参会，但他没有来，“听说不让出境了”。张木生到底有什么麻烦呢？他的麻烦主要有两个：一是坦言批评胡温当局抱着定时炸弹绝不作为。有媒体说，“超越左右”和“告别不争论时代”，是张木生理论的标籤。其实，张木生理论最主要的“标籤”，是他批评胡温当局的这样一段话：“确实有人这样想，再有一年多，就该交班了，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绝不作为，我们现在是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但是，新一代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不会允许这种状况继续下去”。这是近年来中国思想界和理论界对胡温执政的最直率、最大胆、最传神、最准确的批评。所以，得以广泛流传。张木生的话，被很多人看作是测试十八大政治走向的风向标。据称，有相当数量的高级党政干部曾邀请他私下对谈。张木生后来屡次接受记者採访时，一再提及“未来的当政者”，批评现在的当政者，强调“我们国家已经被一些软弱无能、没有血性的领导者，带入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当中”，“下一届最高领导者绝不会允许目前的状况再延续下去”，“会有人很高地举起（旗帜）”，“用很高的政治智慧来解决当时他所面临的问题”，还说，这样的“下一代的领导人”有“一批”，并且点名说，刘源就是这样的“非常有理想”的共产党员。薄熙来是不是也属於“非常有理想”的“下一代的领导人”呢？笔者相信，在薄熙来突然出事前，张木生的名单里，是包括薄的。据李伟东说，“非常有理想”的“下一代的领导人”刘源，把他为张木生《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写的长达十七页的序，转给了胡锦涛，而张木生对胡温的批评，也应当早就传入胡温耳中。如果没有王立军和薄熙来事件，胡锦涛即使内心极为不爽，也只能对刘源和张木生的批评不了了之。而偏偏就在十八大即将到来，刘源及其智囊即将被派上大用场的时候，薄熙来出事了！这就给刘源和张木生带来了另一个麻烦。凡是读过张木生讲话和文章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印象：张木生谈“重归新民主主义”，大多与重庆模式相联系。笔者的印象更是，张木生不仅有意为重庆模式提供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支撑点，而且希望，把重庆作为新民主主义的试验田。《南风窗》记者田磊2011年1月19日在共识网发表一篇报导，题目是：“‘红色重庆’的价值与挑战”。文章指出，重庆模式最主要的突破有二：一是进行从农村到城市的土地制度改革，二是在城市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加强政府对企业和经济事务的掌控，“这样的举措，与1949年到1956年那段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时期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刘源和张木生是否从他们的新民主主义和薄熙来的重庆模式中，获得这种“异曲同工”似的启发呢？我以为，其间是有关联的。但是，重庆模式，就不能不谈“唱红”和“打黑”。钱理群在他那篇引发广泛关注的文章“老红卫兵当政的担忧”中说：近年来，薄熙来精心打造的“红色重庆”，一直是热议的焦点。人们最为关注的，是“唱红”与“打黑”，前者显示的是意识形态和社会氛围上向毛泽东时代的回归，后者则是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方式解决腐败问题的自觉尝试。张木生似乎并不认为“唱红”就是对文革和毛泽东时代的回归。2011年10月29日，《南方人物周刊》採访张木生时，记者问张：你怎么看待重庆模式？张木生答道：第一，最好不要叫重庆模式，重庆探索、重庆之路更好。重庆的探索不可代替和複制，重庆代表的是中西内陆，东南沿海能不能解决还不知道。第二，唱红是让大家回忆延安记忆，而不是“文革”记忆，这是中国共产党团结了最多的人、最廉洁的时期的回忆，他要回忆这个。打黑是让老百姓出气，这是一个现实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div>2011年12月，张木生在“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研究中国模式与重庆模式讨论会 ”上有个发言。从那个发言来看，他对重庆模式的观察，有更细微的体会。他说：“我对重庆模式的观察，和我们发展组（张木生是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的创始人之一）的老传统一样，就是抓两头。所谓两头，一个就是最基层的，一个就是重庆最高层的。在这点上，我觉得我有一点优势。重庆搞片子，重庆卫视让我做顾问，让我去讲四次，其实，我就去讲了一次，赢得了重庆领导层的一定信任，所以，黄奇帆召见了我们五六个人，跟我们细谈了两次”。张木生对重庆发展的基层考察，是从他家的阿姨和亲戚的经验和经历获得。他们都说，过去重庆很差劲，感觉像是水深火热。现在变化很大，这几年阿姨的家乡，马路修通了，家里安电话了，生活水准提高了。他们的宅基地，新村建设之后，腾出的老宅基地和新建的耕地都放到地票市场进行交易了，家里通过这个收入拿了几十几万，所以，她也不当保姆了，拿了这个钱和两姐妹买了公租房，收入比做阿姨要高。张木生说，重庆这几年发生了很大变化，打黑是前提，是基础。原话是这样的：“…… 所以，我想说的，重庆的打黑，对於中国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政治行动，很多领导对我那句话不满，我说，现在中国已经形成了‘贪官搭台、奸商唱戏、权力市场化、执政产业化、地方政府黑帮化’，中央也有人能接受。所以，我觉得，重庆后面的一切好事，名声上的好事、民主政治发展上的好事，打黑是前提，是基础，……王立军以前带着两位上将参观重庆的打黑展览的时候，当时，两个上将问，重庆之黑，你是从东北来的，究竟黑到什么程度，你能不能给一个评价。他说，重庆之黑在全国只是属於中下，比重庆还黑的地方还真多，而且，很多还是发达地区。”对张木生来说，“唱红”是回归延安，不是回归文革；“打黑”是让被欺负的老百姓出气，听起来挺不错。但是，这些张木生只愿意看到并承认的“不错”的部分，在重庆的现实中占多大比例呢？再说，既然“地方政府黑帮化”，黑帮化了的地方政府，打黑不是越打越黑码？对这样的悖论，解释重庆模式的张木生及其他左派学者们或者视而不见，或者装聋作哑。荣剑在他的“为薄熙来‘月台’的学者们”一文中说，那些蜂拥而至重庆的新老左派们，对重庆政府在“打黑”上存在严重违法乱纪行为的大是大非问题上，都缄默不语，而新左派领军人物崔之元还为“打黑”辩护。当然，对张木生而言，在唱红打黑的大是大非问题上，舍大“是”取小“非”（据荣剑说，其实张木生也对“李庄案”颇有微言），是有其他重大考量的。(《大事件》)<a href="http://www.newcenturynews.com/Article/UploadFiles/201207/2012070920002344.jpg" target="_blank" style="text-decoration: none; color: #333333; "><img border="0" src="http://www.newcenturynews.com/Article/UploadFiles/201207/2012070920002344.jpg" width="550" height="367" style="zoom: 0.8999999761581421; " alt="" /> </a> 张木生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