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啟示十八大制度建設化解權力焦慮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table width="100%" border="0" cellspacing="3" cellpadding="2" style="color: #000000; font-family: Simsun; font-size: medium; line-height: 24px; "><tbody><tr><td style="font-size: 11pt; line-height: 20pt; ">中共十八大前夕的權力焦慮，暗藏太多微妙變數，反映不同利益集團的博弈，尤其薄熙來事件後，各方勢力合縱連橫。在這危疑的時刻，近年被悄然平反的胡適思想，如政治的春風，超越意識形態之爭，吹來制度建設的信息，要化解權力接班缺乏制度化保障的焦慮，也要掃走政壇的不安全感。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人大與政協的制衡角色重新受重視，而政法系統與宣傳系統的敏感領域，更需要權力制衡，避免濫權的惡果。</td></tr></tbody></table> <hr size="1" style="font-family: Simsun; font-size: medium; line-height: 24px; " /> <table width="90%" border="0" cellspacing="3" cellpadding="2" align="center" style="color: #000000; font-family: Simsun; font-size: medium; line-height: 24px; "><tbody><tr><td valign="top" style="font-size: 11pt; line-height: 20pt; ">胡適與十八大？這提法似乎很「穿越」。一個去世五十年的學者，跟將於今年下半年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有何關係？ 胡適的「穿越」，可從近來的十八大焦慮症候群說起。說是焦慮，都因為十八大這個關係中國最高權力交替的會議，暗藏太多微妙的變數，反映不同利益集團的博弈，薄熙來事件後，各方勢力合縱連橫，也使這次會議充滿了戲劇的張力。這包括了當前的九常委制度，是否要改成七常委制，避免太多的最高決策者拖慢了決策的過程，陷入了議而不決的困局。而廣受全球關注的，就是十八大常委的名單，到底誰會脫穎而出？ 現在除了習近平和李克強兩位現任常委會留任以外，其他七人包括胡錦濤、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賀國強、李長春和周永康，都任期屆滿退休，不會留任。誰來填補這些「中國最有權力的人」的位置，已經成為全球華人的熱門話題，甚至出現不同版本的名單和光怪陸離的流言。 其實，更受關注的不僅是九常委或是七常委，而是不再由個別常委主管政法委和宣傳口的變動。也就是說，目前由周永康掌管的政法系統、李長春掌管的宣傳系統，以後可能都不再是由個別常委來負責，而是將這兩個非常關鍵領域的負責人的層級降低，僅是中央委員，而由整個常委來領導。這樣的制度改變，就是要避免政法委與宣傳口領導人權傾一時，擁有太多不受制衡的權力，引發危機。但這樣的變動是否可以實行，抑或只是空想而已？ 另一個懸念是，國家主席和總書記胡錦濤在十八大之後，是否會效法當年的江澤民，續任半屆軍委主席？還是實現「裸退」，鞠躬下台，而不再給人「垂簾聽政」的印象？更深層的問題是：在種種流言中，蘊含了一個關鍵信息：中國的政治權力的傳承，仍然缺乏制度化的保障，仍然有太多制度以外的變數。這對中國的政治進步，都帶來了太多不可言說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的「懷仁堂事變」中四人幫被抓，僅是毛澤東九月九日死後不到一個月內發生。不少政治學者和歷史學者都認為，這其實是一場宮廷政變，中共元老陳雲驚呼並警告「下不為例」。儘管這件事受到很多中國百姓的歡迎，但也說明政治缺乏制度化，無法化解內部矛盾。剃人頭者，人亦剃之。用政變來解決矛盾，畢竟有悖政治文明，可能成為黨內動盪的危險根源。 薄熙來事件的詭異色彩 今年王立軍、薄熙來事件之後，北京傳來了「政變」流言。三月十九日那天，到底北京發生了什麼事情，還是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都成為全球關注中國新聞的網站的報道重點，但紛紜眾說，大相徑庭，似乎抹上了一層分外詭異的色彩。 在這危疑、充滿焦慮感的時刻，中國知識界不能不懷念胡適。加上今年是胡適逝世五十週年，而去年二零一一年是他誕辰一百二十週年，兩個紀念年接踵而至，彷彿是歷史反覆提醒走現代化之路的中國。人們止不住要浮想聯翩，遙想胡適當年的論述在今天的意義。 與毛蔣關係皆密切 胡適這位五四運動先驅和新文化思想家，生前一直急切追問中國的制度建設，而他和蔣介石與毛澤東的密切關係，也使他不斷思考和探索制度化的重要性。他「多談問題，少談主義」的主張，也剛好吻合了當下中國發展「要超越意識形態」的趨勢，而他在大半個世紀前的許多警示之言，也是今日中國現實的寫照。 五四後中國向何處去？中華民族怎樣現代化？這些都是強烈牽動人心的世紀之問，越來越多的民眾發現，胡適是最具資格被尊為五四及新文化運動的靈魂人物。儘管北京大學紅樓紀念浮雕上有李大釗、毛澤東、魯迅和蔡元培，獨缺扮演過關鍵角色的胡適，但也唯其如此，民眾才想到同是文化和政治的巨人，魯迅是在拷問良心，而胡適卻在追問制度。歷史證明，對國家命運而言，胡適更加重要。 上世紀八十年代，神州百廢俱興，從政治高層到平民百姓，人人都對「制度」津津樂道、期盼殷切。鄧小平說：「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澤東同志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嚴重影響，以至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 最近，政治局委員、廣東書記汪洋也強調，「一個好的制度比一個好的領導更重要，改革要從黨和政府頭上開刀，堅決打破背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的利益格局」。 作為黨和國家的高層，汪洋發表尖銳犀利的政見實屬罕見。其實在制度建設領域，胡適才是一座政治金礦，蘊含了豐富思想，儲存了熾烈激情；既切中時弊，也穿透後世，並擊中癥結，這就是胡適思想的力量！事實上，連主導大批判的毛澤東也清楚，胡適不是群眾性運動所能撼動的。胡適資源的歷史價值，特別是關於制度建設的思考與論述，也絕不是哪個政黨否定得了的。 胡適思考一直縈繞中國權力交替的機制、制度化與現代化。他重視權力的制衡，對國共兩黨的列寧主義元素，都非常警惕。他認為國民黨應該分成兩黨，彼此制衡。他這方面的思想，其實成為後來台灣黨外運動的思想基礎，從《自由中國》半月刊的雷震、殷海光、夏道平、傅正等人，都認同胡適這方面的想法，也形成了台灣知識界的共識。 刺激小蔣開放黨禁報禁 這對以後台灣政治的突破，都有深遠的影響。國民黨歷經兩代的獨裁統治，甚至出現了「父傳子」的世襲局面，但在胡適所鼓吹的民主自由與制度制衡的時代氛圍下，蔣經國心裏有數。這位曾是台灣「特務頭子」的蔣介石兒子，於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去世前，就先安排了開放黨禁與報禁，為台灣日後的政治自由化埋下了伏筆，也導致台灣最終可以達到今天的民主開放，成為台灣可以頂住大陸壓力、傲視全球華人社會的軟實力。 胡適長期拒絕被意識形態「牽著鼻子走」，他認同普世價值，但他絕非「洋奴」。恰恰相反，他具有強烈的中華民族主義情懷，重視中華文化的主體性。但他敢於揭開那些打著民族主義招牌、掀動民粹的思想畫皮。 胡適告訴國人，世界上有兩種根本不同的政黨。一種，「有嚴密的組織，有確定的人數，有詳細精密的黨籍；黨員必須服從黨的紀律；目標是一黨專政；不承認也不容許反對黨的存在」。另一種，「黨員沒有確定的人數，沒有黨籍可以查考；黨員投票是無記名、秘密的；目標是在兩個或多個政黨之中爭取多數黨的地位；選舉結果確定之後，在法定的日期，勝利的黨從失敗的黨手裏依法接收政權」。 這也是政治學所說的「柔性政黨」。有了多元選擇的法律保證，才有政黨政治、「遊戲規則」及人權的存在，實實在在維繫所有從政者的人身安全。蘇俄共產黨既不承認也不容忍反對黨，自然更不允許黨內反對派。於是，布哈林、托洛茨基、圖哈切夫斯基、貝里亞等人的政治生命，統統以卵擊石般碰碎在黨的「不能抗辯，不可告退，只能被開除和消滅」的剛性制度和紀律上。而當下中國，遠離胡適年代的王立軍，昨天還是公安局長、「打黑」總指揮，氣勢薰天，不可一世，今天轉眼被指控為「具涉黑背景」人物，「昨嫌紫蟒長，今把枷鎖扛」（曹雪芹詩詞），完全被當年的胡適講中。 如果當年胡適的思想導致國民黨走向民主化，明天他的思想也可以令共產黨走向民主化。但胡適不是只將夢境築在空中樓閣，而在當下這一刻，如果他為中國共產黨把脈，開出他的藥單，他肯定會毫不猶豫建議，就在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下，立刻恢復人大與政協的制衡角色即可，不要將這兩個民意機構虛位化，而是要讓他們重新「擁有牙齒」，不再是政治的花瓶，而是政治的花朵，為政壇帶來芬芳的氣味，可以對行政權力的濫權提出制衡。 尤其在十八大前，傳出由人大來監督政法委，政協來管宣傳系統，避免這敏感領域失控濫權。 其實在過去十年間，中國的人大政協的角色不斷弱化，早已為學界所詬病，有些地方甚至比江澤民李鵬時代還差。國家審計署每年都公布違紀部門及違紀金額，但毫無約束力，被網民譏為「年年體檢，從不看病」。十八大後習近平李克強新體制必須要讓人大政協這兩個機構恢復生氣，行使憲法權力，才可以確實保障人民的憲法權利。 與普世價值接軌 胡適的制度建設論述具有充分反映民意的趨向。政治的本質是民意。政治權威來自民意，心靈秩序也暗含民意。「人民，人民，只有人民才是真正創造歷史的動力」（毛澤東語）。而胡適說得更徹底，「所謂文化本位不是別的，就是那無數無數的人民」，文化本位就是人民本身。 胡適理念與普世價值接軌。他一生滿懷熱情提倡民主、自由、人權及容忍，這是他論述的堅實核心，而其中最耀眼亮點就是反對專制主義。上世紀三十年代，丁文江、蔣廷黻、吳景超等胡適摯友，對制度建設產生動搖，覺得「專制」不失為建國的有效武器，等成功之後再建民主也來得及，但胡適堅信「只有民主制度才真能造成一個穩定的現代國家」；「專制——即使是『開明專制』——最後一定弄到強大的政府不受監督和制裁的地步」。為此，胡適大力主張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等，要爭取人民批評執政黨及政府的合法權利。 胡適論述也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道德文章，而也是重要的經濟主張。世上所有經濟成長的成功奧秘，無非都是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實現資源與財富價值的最大化。「財產是神聖的人權之一」，制度健全也必定要包括法治完善，真正的巿場經濟一定是法治經濟。正是從這層意義上，胡適說，「誰都不得逾越法律規定的許可權，隨意拘禁拷打商人」；如果有侵犯人權的現象，「無論是駐軍長官或國民政府主席，人民都可以控告，都得受法律的制裁」。 胡適其實在中國改革開放後已被悄悄地、也是公開地平反。他從過去被視為近乎戰犯的角色，回歸思想大師的地位。胡適所有著作不但解禁，還成為暢銷書和長銷書。有關他的電影，甚至出現在主流的電影中。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二零一一年中國放映的《建黨偉業》，本來是紀念中國共產黨的九十歲生日，但戲中的胡適卻完全以正面形象出現，由香港知名影星吳彥祖演出，確定胡適是毛澤東之師地位，也顯示今日中國朝野重視胡適的思想結晶的趨勢，而思想界對他更覺彌足珍貴。 胡適的思想資源與中國命運交纏、融匯。胡適晚年愛吟誦宋朝詩人楊萬里的詩，「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等到前頭山腳盡，堂堂小溪出前村」。這正是胡適影響力無遠弗屆的傳神描繪。比如，神州告別文革浩劫，「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討論立了奇功，而當時學者對實踐檢驗真理之說似曾相識，卻不知「芳蹤」何處。中央黨校等智庫教授和學者在馬列及毛澤東著作中「地毯式轟炸」或「掘地三尺」地尋找，偏偏沒想到胡適的《杜威先生與中國》中，赫然寫著「一切學說與理想都須用實行來試驗過：實驗是真理唯一的試金石」。 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 人們耳熟能詳「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之說，源頭也是上世紀二十年代初胡適的演講，他說有人「不知道科學是一個方法，民主是一種生活習慣，是一種生活方式」。 就是中國改革初期打造「經濟特區」，此概念與設想的第一人也是胡適。那是在國共內戰期間，堅信民意與法制的胡適「異想天開」，主張把東北讓給中共，「由他們去試驗搞共產主義，試驗好後，再行推廣」。 最有意思的是，中共元老鄧力群之子、理論工作者鄧英淘，在英年早逝前的最後時刻表示，要發揚多數黨員的民主，讓他們有發言權、監督權、決策權，「完全可以率先試行實名制的全體黨員公投」﹗黨內三權分立，可以實現有效的權力制衡，形成既有互動、監督、制衡、「輪流執政」的穩定結構。當然，鄧英淘與胡適在理念上仍有很大距離，但思考民主問題的「內在理路」卻驚人一致。 無獨有偶，十九世紀法國史學家、《舊制度與大革命》作者托克維爾也「穿越」時空，直抵當下中國大陸，在王岐山等高層領導及知識份子中間激起熱烈討論。「當人們讀到十八世紀大臣和總督們的來往信函時，就會十分驚異地看到一個怪現象，臣民百依百順，這個政府如此富有侵略性和專制特質，但當它遇到最微小的反抗，它便不知所措，最輕微的批評也會使它惶惶不安，簡直到了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地步……」托克維爾描述缺乏政治自由的社會心理，「人們似乎熱愛自由，其實只是痛恨主子」。 二十一世紀為胡適平反 對於胡適，毛澤東說過「到二十一世紀再為他平反」。但「平反」終究不是戲言，是對「是非對錯」的認定，更是對精神資源、思想價值的敬畏。而胡適卻在中共兵臨北平城下的砲聲中倉皇離去，他在亂世中保存性命，也為日後自己思想贏得新的生命。作為「儒生」，胡適深諳「君子不立危牆之下」，但他的思想卻要穿透政治危牆。 但胡適永遠牢記自己知識人的使命，相信中華民族終有一天會融入世界，迎來現代化，「而成功不必在我」；「我所希望的，只是一點言論自由，使我們能夠公開的替國家想想，替人民說說話。我對於政治的興趣，不過如此而已」；「以智慧和潛能，貢獻給權力階層，借政治的力量，推動中國的現代化」。這是擲地有聲的政治宣言，也是「潤物細無聲」的思想春風。 中共十八大面對胡適思想的「穿越」影響，他有關制度建設的思想，是中國繞不開的問題。借胡適杯酒，化解當前中國政治塊壘與權力接班的焦慮，超越前進，才是全球中國人的期望。</td></tr></tbody></t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