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左派媒体”60年——《大公报》百年沉浮

1941年,这份报纸得到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最佳报纸奖”,震动整个民国的报业同仁。密苏里新闻学院认为“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于国内舆论者至巨?《大公报》自创办以来之奋斗史,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无可以颉颃者。”  1949年,随着国民党军队从天津和上海等城市败退,新政权接管了《大公报》。上世纪70年代以前,香港报纸成为众多政治力量的角逐场,被港人大致划分为左、中、右三个派别,其中《大公报》《文汇报》《香港商报》为代表的媒体因其亲北京立场(甚至由北京直接创办或接管),因此被称为“左派报纸”。现任总编姜在忠认为胡适当年对《大公报》的评价今天仍然适用大公报今后的改革方向, “上世纪30年代,胡适先生曾称赞大公报能有这样好的荣誉,是因为大公报做到了两项最低限度的报纸职务:第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

冯建梅与胡锦涛,谁是卖国贼?

在中共只剩下暴力来维持政权的大背景下,计划生育政策的残暴性也愈演愈烈,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的负面后果也日渐彰显。长期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美国国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指出:“计划生育政策是政府主导的对人类的残酷和犯罪。在人类历史上,中国已实行三十三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就对妇女儿童权力的侵犯而言,其规模和程度是最空前的。由于计划生育实行的堕胎,堪称杀害数以百万计中国婴儿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本刊首发)

管控由“三P”变“四P”背后的信任危机

PM2.5引发的风波,实际标示着中国人对政府的极度不信任。大多数中国人宁可愿意相信美国使领馆与民间机构的数据,而不是政府权威部门颁布的数据。北京如果还想挽回信任,唯一的办法是开放第一个P,达成了民主政治,其他的三个P就不用继续造假。

时事大家谈: 儒学宪政是否优于民主政治

一个星期前,儒学家蒋庆和政治哲学教授贝淡宁在<纽约时报>上联合撰写了一篇题为“中国的儒学宪政”的文章。这篇文章对西方民主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提倡以所谓“王道政治”克服民主政治存在的弊端。文章刊出后得以广泛转载,也引起争议。今天在演播室参加节目的有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另一位是在我们纽约演播室的胡平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