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师恩难忘

我的博士论文分寄京沪两地同行评审,张芝联寄来的评阅意见是热情鼓励,上海史学界一位老前辈则全盘否定,问题不是出在“史料硬伤”,而是出在比“硬伤”还要“硬”的“基本立场”,评语写得很严厉:“资产阶级右翼保守主义史学观,违背四项基本原则!”但金重远先生并未因此动摇,而是想出一个缓冲办法,邀请王元化先生来主持答辩,同时也邀请那位持否定意见的前辈。元化先生此前在顾准遗稿与我的学位论文中看出思想史的逻辑继承,曾在书面评语中特意强调了这一点,此时有难,慨然应允,出任答辩委员会主席。他的博士点在华东师大,出校外主持答辩只有两次,两次都闹得沸沸扬扬。他告诉我第一次是80年代,为北师大中文系那位“黑马”主持答辩,这一次则是为金先生和我来复旦,同样不平静。

寻访历史悬案中的宋教仁

中华民国的创建,是各派力量反复较量的结果,其缔造者很难锁定为某个人或某个党派。而当年最大的议会政党国民党,却是宋教仁坚持不懈地奔走联络、苦心经营的成果。国民党事实上的缔造者,不是其理事长孙文,而是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借用孙文的话说,为缔造现代化议会政党及现代化宪政制度而付出生命的宋教仁,是“为宪政流血”的第一人。我新近出版的《谁谋杀了宋教仁:政坛悬案背后的党派之争》一书,是七、八年来穿越历史反复寻访的一项成果,期间既有苦思冥想的难解困惑,也有意料之外的快乐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