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 达赖喇嘛出走始末(完整版)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div><div></div><div> </div><div>(上)</div><div> </div>     开场语：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西藏。第二年5月，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当局在北京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又称《十七条协议》。中国官方说，这项协议的签署宣告了西藏的和平解放。然而，在8年以后的1959年，当时的西藏领导人，贵为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出走印度，开始了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流亡生活。西藏首府拉萨随后发生了一场伤亡惨重的事件。中国官史称之为“西藏平叛”，流亡海外的藏人则将其称之为“和平抗暴”。     达赖喇嘛为何出走？六十多年前的那场血雨腥风究竟真相如何？中国官方和流亡藏人各执一词。美国华人学者李江琳查阅大量史料，走访了在印度和尼泊尔的几百名流亡藏人，并和这段历史的关键见证人达赖喇嘛有过五个小时的谈话。2010年，李江琳的《1959 拉萨！》一书面世，力求重建那段历史的原貌。美国之音《解密时刻》今天请李江琳，为您解开上个世纪50年代发生在西藏及周边藏区的那些历史谜团。 *56年汉藏关系恶化解放军拉萨备战*     画外音：1950年解放军进入西藏以后，达赖喇嘛仍然是西藏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还先后担任了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1954年，达赖喇嘛赴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高规格接待。与此同时，他与中国派驻西藏的高级军政官员也有频繁的接触。然而，1959年3月10日，当他准备去西藏军区司令部观看一场演出时，却受到拉萨民众的强烈阻挠。数以万计的藏人包围了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林卡，恳求他不要前往军区司令部。     李肃：达赖喇嘛当时跟西藏军区也好，跟中共在西藏的工作委员会，应该有很多的联系。双方应该有很多的交流。看一场演出应该不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同时，达赖喇嘛原来也去过北京。为什么这一次看演出就说不行了，为什么这一次就说要把他劫持到北京，以前到北京也没说要劫持他啊？     李江琳：其实你的这个问题也是我开始对整个事情做详细研究的一个切入点。因为它给我同样的疑惑。为什么54年他去北京的时候，拉萨市民没有阻止他。他们很担心，可是没有阻止他。为什么到了59年的时候玩儿了命地要阻止他。实际上后来我在访谈的时候也问过这些当事人。当时拉萨是怎么样的状况？要理解它的背景和当时拉萨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实际上拉萨在56年的时候，两方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了。达赖本人告诉我，他57年的时候从印度回来，4月份回到拉萨的时候，他发现大昭寺对面的中方的机构，房顶上已经修了工事。他走的时候还没有。修工事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备战。     李肃：准备打仗。     李江琳：昌都（位于西藏东部）在56年夏天开始有暴动，使得双方的关系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紧张。解放军一下子就开始备战了。 *达赖56年访印有意不归*     画外音：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在中国藏区以外的广袤大地上，土改、镇压反革命运动、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及对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治和经济运动此起彼伏，一个接着一个。通过这些运动，共产党完成了对土地和农业、社会、以及工业生产和经济的控制。到了1956年，信心大涨的中国共产党开始将这些政治、经济政策向西藏周围的青海、四川、云南和甘肃四省藏区推广，但是遇到藏人的激烈抵抗。尽管这些政策当时尚未在西藏实施，但是对西藏藏人的心理状态不可能没有影响。就是在这种形势下，21岁的达赖喇嘛于1956年第一次踏出国门，访问印度，参加佛祖释加牟尼2500年诞辰庆典。就在达赖喇嘛动身前往印度的5天前，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指示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和西藏军区说：“要估计到达赖喇嘛可能不回国”，并指示开始备战。毛泽东说：“把堡垒修起来，把粮食、水多搞一点。”     李江琳：当时他在印度访问的时候，根据印度方面的资料，印度尼赫鲁的情报局长，他在70年代的时候出版过一套回忆录。根据这里面的资料，他就讲到当时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已经通过他本人达了一个意思，就说达赖喇嘛有意留在印度不回去。     李肃：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达赖喇嘛56年的时候动了这个想法，不想从印度回来了？     李江琳：简单地说是发生了战争。为什么我说它是战争，而不是镇压，因为它不是用警察，而是用了正规军，而且是野战军。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这个资料，最早发生暴动的实际上是云南，云南迪庆，现在的香格里拉那一带地区。但是有关的资料非常少，我只找到了德庆县的一些资料。到了1956年2月在（四川）甘孜州的色达县，也就是现在发生过藏人自焚的色达县，它是一个纯牧区，就发生了藏人的暴动。四川和云南对藏民的反抗的镇压，轰炸寺庙等等，使得达赖喇嘛觉得似乎他呆在西藏已经无能为力了。 *“民主改革” 激起藏人暴动*     李肃：为什么藏民要暴动呢？是因为什么样的情况迫使他们来奋起反抗呢？     李江琳：这就谈到“民主改革”是怎么回事。我最早做研究的时候就注意到“民主改革”这是一个词。它的内容是什么？我就开始调查“民主改革”。我们不管它叫什么，名项是什么，我们去看看它的内容。     李肃：按说从字面上讲，“民主改革”应该是好事嘛。     李江琳：对，字面上看上去是好事。因为我想不通，民主改革显然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大家会不顾性命地去反抗。因为当时藏人手里有枪。然后我就去调查“民主改革”的内容和方式。发现它跟内地进行的土改、政反还有肃反、合作化其实全是一样的。它没有什么区别。方法也一样—-批斗。藏语里面没有“斗争会”这个词。它只能设法用藏语来音译一个汉语的“斗争”这个词。斗争这种行为，开斗争会这种行为对藏人来讲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画外音：李江琳在《1959拉萨！》中写道：“就在所谓的‘民主改革’实行后不久，整个四川藏区农牧区的抗争此起彼伏。仅1956年一年，当地少数民族地区暴动的参加者就达10万余人，波及43个县，450多个乡，数万藏民逃往拉萨。”     李肃：毛泽东和其他的中共上层领导知不知道在藏区里面进行的所谓“民主改革”激起了当地藏民的强烈反抗。他们知道这个情况吗？     李江琳：知道，非常清楚。     李肃：他们很清楚？     李江琳：轰炸理塘、乡城、巴塘寺院的飞机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秘密武器。1953年斯大林送给毛泽东的10架图-4。     李肃：那是轰炸机了。     李江琳：对，而且是远程重型轰炸机，因为别的轰炸机上不了高原，路途短。它必须是远程，而且能够携带大量的集束炸弹，才能到那个地方。图-4这个轰炸机团不是由地方军区控制的，是由中央军委直接控制的。也就是说没有中央军委的命令，这个图-4飞机是不能动用的。但是图-4飞机第一次实弹的作战就是在藏区，在四川，四川的甘孜地区。中央军委下令不可能不经过中央决定。在什么情况下动用这个飞机，中央不可能不知道。     画外音：1956年，在印度的流亡藏人报纸《西藏镜报》刊登了这样一幅画，描绘了四川理塘寺被轰炸的场面。英文和藏文说明写道：他们使用现代化武器杀死了我们好几千热爱自由、勇敢、武器不足的康巴人，并且摧毁了寺院……。 *“改造”西藏中共1950年的既定政策*     李肃：中国官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上层曾经有过的观点是和平改造，和平土改也好，社会改造也好是可能的吗？     李江琳：他们在公开的文件上是这么说过。     李肃：那有没有秘密的文件呢说另外的事情呢?     李江琳：我们知道的就是《范明回忆录》里面他是讲到过，他得到过张国华从北京打来的秘密电话，是1955年下半年。那个时候毛泽东给西藏工委的指示是要开始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而且是建立在打的基础上改。     李肃：在55年已经说了。     李江琳：对，55年下半年，大概11月左右吧，已经有了这样的想法。     李肃：但是在周边的省区做的民主改革激起了藏人的强烈反抗，对不对？     李江琳：对。     李肃：既然已经激起了这些反抗，为什么还想着要在西藏继续进行这些东西呢？     李江琳：这是它既定的方针。1950年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发出的一个电报，发给彭德怀等人的中央电报，里面就讲到西藏的人口虽然不多，但是国际地位非常重要。我们必须加以占领，并且改造成人民民主的西藏。也就是说西藏不仅是占领的问题，它还有改造的问题。这个改造是势必要进行的，包括在《十七条协议》中也提到了社会改造的问题，只是没有详细地说怎么改造，什么时候开始改造。对西藏进行社会改造这一点，从开始决定要占领西藏一直到59年，从来没有改变过，从来没有动摇过，只是说什么时候改，用什么样的方式改的问题。但是后来有一个所谓的“六年不改”的推迟。这个“六年不改”有多重因素。其中有一重公开的因素，是为了争取达赖喇嘛从印度回来。也就是说不是不做，而是延缓。 *毛泽东保证“六年不改” 周恩来亲赴印度劝回达赖喇嘛*     李肃：周恩来曾经到了印度，也去访问的时候，跟达赖喇嘛面谈了几次，劝他回来。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     李江琳：他其实还有一次不仅是跟达赖喇嘛谈话，还跟他的哥哥、跟他的家人也谈过话，这是达赖喇嘛的自传里写到的。中方资料里没有提到过这些。达赖喇嘛的哥哥实际上是向周恩来有很多的抱怨，说你们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对藏人这样的镇压。周恩来也对达赖喇嘛做了一些轻描淡写的解释，比方说理塘，解放军被包围了，我们去空投粮食，实际上那就远不止空投粮食。     画外音： 2009年6月30日，达赖喇嘛在印度达兰萨拉接受李江琳专访时回忆了50多年前在印度和周恩来的会晤。周恩来给他带来了毛泽东“六年不改”的口信。     达赖喇嘛说：“1956年我在德里的时候，周恩来和贺龙来看我。其实本来他们可以透过印度政府，但是他们来印度主要是为了见我。见我的时候，周恩来说：“毛泽东主席亲自决定西藏的民主改革推迟六年，六年以后，什么时候改革，再去考虑。”     达赖喇嘛说，当时贺龙还亲自到他在德里住的地方来，并对他说了这样一番话：“雪山狮子如果在雪山上是狮子，但是这个狮子到了平地，会变成一条狗。”     李江琳：总的说来，周恩来对他的谈话就两个精神。第一个是向他表示中央的精神，你们要叛乱，我们就坚决平叛，这是硬的一手；软的就是我们可以承诺，我们六年不改。以后要改的话，一定经过你们的同意。同时他跟尼赫鲁也有过两次谈话。在这个谈话中对尼赫鲁也施加了一些压力，胡萝卜加大棒，使得尼赫鲁变成不愿意接受达赖喇嘛的流亡。这时候他没办法，他只能回去。 *四省藏区的大屠杀*     李肃：也就是说当年中国上层的决策是用强力的镇压来推行改革。     李江琳：对。中国的民族政策在1958年循化事件之后有一个重大改变。改变了原来一直都强调地方干部要重视民族宗教问题，到了58年的时候，整个的政策理论改变了。改变成为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斗争问题。当它被纳入阶级斗争的理论框架以后，所有的反抗、抵抗——这种抵抗不一定是武装抵抗，包括藏人逃亡，就是说我不接受人民公社，赶着畜生跑了，可以说是消极抵抗，都被认为是叛匪。只要是叛匪，那么就成了阶级敌人。于是消灭他们就是正当的，符合他的理论的。所以在它的理论框架下，对这些的解释是符合它的思维方式。     李肃：你刚才提到了一个青海省的循化事件，你说在那个之后，政策有重大转变。那次事件是什么事件，为什么能够造成政策的重大转变呢？ 　   李江琳：循化它不是一个藏族自治县，它是一个撒拉族自治县。它主要的居民是以信仰回教的，就是伊斯兰教的撒拉人为主，其中大约有两万居民是藏人。中共要开始在这些地方成立牧业合作社，因为农业合作社是第一步，牧业合作社是第二步。成立合作社的时候，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了防止藏人的反抗，就把民族宗教上层人物用学习班、开会等等名义扣押起来。这时候他们扣押的一个重要人物是谁呢？是副县长，我们翻译得不准确的就叫作活佛，加乃化活佛。这位活佛，藏语叫仁波切，他曾经当过班禅喇嘛的老师，年幼的时候。所以他在藏人中有非常崇高的威望。他被叫进学习班里面，被关起来了。藏人要求释放他。大批的藏人、几千人赶到县城，把政府的大楼包围起来，要求释放他。同时撒拉族里面有大概两个人，他们组织了一些人。撒拉族人也在反抗合作化，他们也加入。这个过程中就失控，发生了抢劫，发生了把土改工作团的组长打死，发生了一些暴力事件，然后青海省委就把这个当作一个叛乱来对待。于是就派了两个团的解放军，有的说是一个团的民兵，一个团的解放军，总之武装力量是两个团，在半夜的时候渡过黄河，把县城包围起来，然后就开枪。当时要求释放仁波切的藏民实际上是没有武器的。     李肃：有多少人呢？ 　   李江琳：据说有几千人。详细的不是太清楚。这场被称为平叛的战斗大概打了四个小时。解放军打了四个小时才发现，对方没有还击能力，几乎没有还击能力。这个事件过后，我们所知道的数据，在内部资料中，是在这四个小时中，以藏人为主的死伤人数是７００多。随即当天下午就开始大搜捕。一个下午抓了２０００多人。其中主要是撒拉族人，也有好几百藏人。这个就是循化事件。这个循化事件里有一个现象就是藏人和撒拉人死伤７００多。那么中方死伤多少人呢？据我所知是７个，而且没有解放军的伤亡。这就说明对方是没有还击能力的，而且死的是干部、工作组的这些人。它是在战斗之前发生的事情。不是在战斗过程中发生的事情。所以循化事件就起实质而言，应该是一场大屠杀。     李肃：如果说循化事件是打死的多数是平民，在藏区进行的镇压行动被打死的是不是也是平民？还是说不是平民，真正的是叛匪了？     李江琳：我不用叛匪这种词。我用的词是武装人员和非武装人员。为什么用这个概念？藏人在历史上一直是有武器的，尤其是牧民。牧民几乎是每家都有枪。没有枪就没办法生存。放牧的时候一家人，他们叫做藏圈，几户人家，有时候是一户人家，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他们会在方圆几十里地的时候就有一户人。他放羊，或者放他的牦牛的时候，草原上有狼，他必须要能够保护自己。没有武器他是很难生存的，所以他们家家都有。而且历史上还有各个部落的冲突。有的时候也会造成武装冲突。不是说解放军来了他们才有枪，他们本来就有枪。那时候还没有收缴，他们还有武器。于是这些部落有武装反抗的；也有人少、枪少，他们觉得他们无法反抗，于是他们就武装逃亡。他们逃亡的时候，在路上解放军追他们，他们出于自保，会跟解放军短暂的交火。这种情况都有。但是这些情况最后一概都被称为叛匪。当被称为叛匪的时候，他们还划成了全叛区、半叛区。划成全叛区的地方格杀勿论，不管男女老少。还有一点，大部分的人后来不是死于战争本身，而是死于监禁。战场上抓的人后来全部被关进监狱。青海还有一个很恶劣的事，叫防叛。     李肃：防止叛乱。     李江琳：这个部落我哪怕缴枪了。我承认我不打。我也打不过，我也不打。你说缴枪我就缴枪，你说合作社我就合作社，也没能幸免。     李肃：顺着政策走也没有幸免。     李江琳：也没有幸免。他们的男人，青海的很多部落，特别是像果洛和玉树，这一类的被称为全叛区的地方，他们的部落中，成年男性，18岁以上，60岁以下的成年男性被全部抓走了，导致这些被抓走的人中大批死于监狱。从目前来看，仅仅是1958年用在青海的飞机就有600多架次。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不是用于运输物资，而是用于直接作战，用于轰炸和扫射。到了59年3月，这个战火实际上烧到了离拉萨只有100多公里的地方。 *达赖喇嘛看演出之谜*     画外音：四省藏区的战火尽管还没有烧到西藏，尽管中央政府向西藏保证“六年不改”，然而从云南、四川、甘肃和青海涌入西藏的大量难民还是把解放军在周边藏区大开杀戒的消息传到了西藏僧俗民众的耳中，拉萨弥漫着一种唇亡齿寒的气息。就是在这种紧张气氛下，达赖喇嘛准备前往西藏军区观看演出，时值1959年3月。     李肃：他去西藏军区看演出这个事情是怎么起来的呢？     李江琳：谁邀请了达赖喇嘛这个事情到目前还是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也是一个谜之一吧。1959年2月7号，那一天是藏人传统中的一个节日，是除夕的前一天，也就是新年的前两天。这个节叫做驱鬼节。这一天他们习惯上是要跳羌姆，这是一种戴着面具的宗教舞蹈。自从51年解放军进入以后，每年他们在布达拉宫跳羌姆的时候都会邀请中方的最高官员一起观看，因为它有宗教性质也有文化性质。59年驱鬼节的这一天正好是公历的2月7日。那一天张经武和张国华都不在，所以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是最高领导人。应邀参加观看羌姆的是西藏军区副司令邓少东。他带着西藏工委秘书长郭锡兰两个去参加。邀请看演出的事件就发生在他们两方在观看这个宗教舞蹈的对话当中。     画外音：1988年，前西藏噶厦政府噶伦、前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在题为《1959年“3月10日事件”的真相》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1959年（藏历土猪年）‘破九跳神大会’时，只有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和副司令员邓少东在拉萨，他们应邀前往布达拉宫。达赖喇嘛在他的卧室会见他们时主动提出：‘听说西藏军区文工团在内地学习回来后演出的新节目很好，我想看一次，请你们给安排一下。’谭政委和邓副司令员当即欣然应允，并告诉达赖喇嘛，这事很好办，只要达赖喇嘛确定时间，军区可以随时派出文工团去罗布林卡为他演出专场。达赖喇嘛说，去罗布林卡不方便，那里没有舞台和设备，就在军区礼堂演出，他去看。事情就这样说定了。”     李江琳：中方资料引用得比较多的是阿沛.阿旺晋美的说法，但是阿沛当时不在场。     李肃：他不在场，并不知道当时到底说了什么。     李江琳：对，他不在场。这个我特别向达赖喇嘛求证过。就是他当时在不在场。所以我对到底是谁邀请的，我的结论是它是在一个闲谈中，就像我和你聊天的过程中无意说出来的。说出来以后，当时并没有决定日期，就是说有这么一回事。达赖喇嘛当时在忙着考试，对于他来说，去看演出这件事，在当时不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事后他也没有把这件事情当作一个主要的事情。对这件事情反复强调的倒是中方的资料，反复强调这件事情是达赖喇嘛首先提出来的，但是它没有说出整个看演出这个谈话的过程。因为我认为连邓少东本人都未必记得当时到底谈了什么。他们说话是通过翻译的。 *达赖喇嘛警卫之谜*     李肃：在决定了达赖喇嘛要去军区看这场演出之后，双方的官员做了一些安排。在这些安排中，据藏人的说法，说西藏军区提出来达赖喇嘛到军区来的时候不能带警卫，尤其是不能带有武器的警卫。这个说法是真实的吗？     李江琳：在藏方的资料中这是一个普遍的说法，不止一个人。尤其直接的当事人是达赖喇嘛警卫团长。他被叫到军区去，由邓少东告诉他这个安排。从藏方的资料来看，这件事情应该发生过，因为不止达赖喇嘛本人，达赖喇嘛的警卫团长说过，其他的人也说过。这件事给他们的震动很大。那是达赖喇嘛第一次应邀到军区去。     李肃：哦，这是第一次到军区。     李江琳：对。他从来没有去过军区。我其实也想到，如果是筹委会邀请他，恐怕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到了军区去，不带武器到军区去，在当时处在几乎是准战争状态之中，这是很容易引起误解的。     李肃：这件事情中方有没有承认过，我们是说过达赖喇嘛不让带警卫来。中方的资料里面有没有说？     李江琳：没有。只有阿沛说过一句话，说境外藏人曾经有过这样的说法，他否认。但是我的书里对他有分析。他并没有否认带不带警卫这件事，他回避了。但是在这一点上，中方的资料中完全没有提及达赖喇嘛如果去军区的话，警卫怎么安排。所有的中方资料中都没有看见。     画外音：前西藏噶厦政府噶伦、前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2009年在《1959年西藏叛乱真相》一文中这样写道：“有的国外藏胞写这一段历史时候，又有这样一种说法，说当时达赖喇嘛不去军区观看演出，是因为军区提出达赖喇嘛来军区看演出时，除了可带私人工作人员和少部分警卫外，不再邀请其他随行官员了。这是根本没有的事情。按照常规，当时达赖喇嘛作为西藏的领袖，又是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外出参加活动怎么可能不带随行官员和警卫人员?！”     李肃：根据你的调查，你认为当时西藏军区是不是提出来不让他带警卫去？     李江琳：有可能。因为我觉得藏人的回忆中它不是一个孤证。它是一个从当事人，到旁边听说的人，到直接传播消息的人，都有相同的说法。而且他们都认为达赖喇嘛去军区不让带警卫是直接导致藏人认为中方有阴谋的一个主要根据。     画外音：达赖喇嘛在接受李江琳采访时回忆说：9号的时候，代本，就是当时的藏军团长，也是警卫的主要负责人，我们一起去的地方，他要提前去看一下。当时代本去了司令部那边，去看明天我要去的地方在哪里，怎么去……代本去了司令部以后，他得到非常不好的一个信息，就是说，到司令部之前有一座桥，有一条河。他们提议说，藏军明天不能过这座桥。平常我外出的时候有藏军陪伴，藏军不能过这座桥，就在桥那边停下来。我的警卫也不能带枪，不能带任何武器。     李肃：当时达赖喇嘛有没有对自己的安全问题表示过担忧，不让我带警卫是不是有问题啊，我的安全会受到威胁啊，有这样的想法吗？     李江琳：没有。从资料看来，在警卫团长的回忆录中他提到，他回来以后向达赖喇嘛汇报不让带警卫的事。这件事情使他非常犹豫。他感觉到不对。他向达赖喇嘛汇报的时候，达赖喇嘛犹疑了片刻，然后就认为没关系，这个不会有什么情况。     李肃：达赖喇嘛反倒认为是没有事情？     李江琳：对。达赖喇嘛不认为不带警卫这件事对他构成威胁。     李肃：但是这件事情对整个藏人的心理状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李江琳：对。     李肃：为什么呢？     李江琳：因为类似的事件当时在1959年之前，在周边四省的藏——青海、四川、云南和甘肃藏区普遍地发生。这个有一份文件。由李维汉、杨静仁和汪锋他们三个人去甘肃和青海去调查58年甘南藏民暴动原因的时候，回来的时候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     画外音：这份1958年4月3日提交的报告说：“解放以来，我们对藏人中的反革命分子还没有开过杀戒。省委同志提出在这次平息叛乱中捉获的叛乱头人一律关起来，待叛乱平息后按情节轻重分别处理，情节较轻的一般不再给“官”坐（做），较重的判刑，首恶分子大张旗鼓地杀几个。我们认为这样作的时机现在已经成熟，甘南杀几个对藏人中的反动上层分子也是一个严厉的警告。”     李江琳：这个文件就被中央转发到了各个民族地区，包括西藏在内，而且得到了执行。各个地区、包括各个县执行了中央这个指示之后，引起来藏人极大的恐慌。发生的事件就是各个地区、各个部落的大喇嘛、大头人突然间都得到通知邀请去看电影、去看戏，去办学习班、去开会，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有的被扣押，有的被关进监狱，总之就不见了。所以当达赖喇嘛被邀请去军区，而且不能带警卫的时候，这件事情立刻就引起来藏人的联想，他们就认为这是同一件事情。发生在周边四省的这些事情，由各地逃到拉萨的难民带到拉萨。拉萨路人皆知，大家都知道各个地区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所以在59年3月10号的时候达赖喇嘛要去看演出，他们立刻想到西藏军区是用同样的方式来诱捕达赖喇嘛。     李肃：而且是不准带警卫。     李江琳：对，所以这里面有它的一个内在逻辑。     李肃：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从中方让达赖喇嘛去军区看演出，到提出来不让带警卫，这都是阴谋的一些组成部分呢?     李江琳：应该这么说，整个的1959年3月的拉萨事件，两方都有一整套的阴谋论。双方都认为对方是一个阴谋。但是从目前我看到的资料中，都不能证实双方有阴谋。     李肃：也就是说实际上你没有证实任何一方有阴谋。     李江琳：对。后来发生的是另外一回事。3月10号事件本身是一个突发事件。没有任何足够的资料、强有力的资料证明中方请达赖喇嘛是一个阴谋，或者藏人阻止达赖喇嘛去军区是一个预先安排好的阴谋。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我看到的资料中都不足以证明这一点。 *西藏地方政府组织叛乱了吗？*     李肃：中国的官方史料里还说了一个情况，当时西藏的地方政府，也就是噶厦政府，强令每一家、每一户都必须至少出一个人去包围达赖喇嘛的住处，阻止达赖喇嘛前往西藏军区去看演出。这个情况有吗？     李江琳：是不是挨家挨户的，我从各个藏人的，我自己采访的，以及我看到的资料中都不是这么说的。他们说的是他们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口口相传。有些人是走到路上看到一大群人往那个方向走，他们就问：“你干什么？”人们说有这么一件事情，于是他们也跟过去了。有些是在街上看见，也确实是有一些噶厦的下层官员带了人去，也确实是有。     李肃：中方的说法似乎是要证明这场所谓的暴乱、叛乱是有组织的、是由上层组织的，有预谋的，有计划的来实施的。你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现是有组织的，哪怕是下层的官员进行有组织活动？     李江琳：就3月10日这一天，数万民众到罗布林卡这一点上，有一定的组织。这个组织是怎么开始的呢？是3月9号的晚上。我访谈的藏人参与者中，最早赶到罗布林卡的是3月9号晚上，是一些康巴人。他们最早听说这个消息。他们最早赶到。第二天是各种各样的人。这仅仅是3月10号阻止达赖喇嘛去军区这件事情，这个有一定程度的组织。但是不是说从2月7号就开始，因为2月7号的时候他们根本就没有决定哪一天去。     李肃：实际上噶厦政府可能是在达赖喇嘛的指示下，宣布达赖喇嘛不去军区看演出了，因为几万民众围在那个地方不让他去。他就决定不去了，而且宣布了说我不去了，大家散去吧。这个情况是事实吗？ 　   李江琳：是事实。这个不仅是我采访的当事人，在宫墙外面的人。他们都说了有这么回事，而且还告诉了我具体的地点。我问过他们很细节的，就是他出现是在什么地方。他们告诉我就是罗布林卡宫殿的正门。门上面是可以上去的。（他们在）门楼顶上拿了一个扩音器。他们在不同地点的人都有这个说法。但是最有力的资料是西藏军区出版的这个资料集，叫《平息西藏叛乱》里面。里面登载了一个噶厦工作日记。这个日记里面就提到了这一点。     李肃：这个日记是噶厦政府的日记还是西藏军区的日记？     李江琳：是噶厦政府每天的工作日记。它在工作日记里就提到了这一点。     李肃：如果说民众围困罗布林卡是下层人士有组织的活动的话，让民众散去实际上是上层人士主张的。     李江琳：对。     李肃：这个事实中国官方的史料里面有记载吗？     李江琳：没有。这也是我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的很多细节，而且是关键的细节被忽略掉了，而且是被删除掉了，使得历史就变成更外一种状态了。     李肃：现在看来当时的噶厦政府呼吁民众散去是没有产生效果。民众并没有散去，对不对？     李江琳：当时是没有散。后来到下午的时候，据当事人讲，很多住在拉萨的人就回家了。     李肃：既然有很多人已经散去了，那个事件后来怎么又激化了呢？     李江琳：当时有部分人散去了。大部分散去的人是家住在拉萨的当地人，因为他们有家。他们到了傍晚的时候就回家了。但是3月10号事件发生是在新年后不久，而且是传召法会之后不久。直到现在都是这样，每年到藏历新年，原来是有传召大法会。这个法会是它最重要的节日。在这个节日期间，大量的其它地区的人会到拉萨来，来朝圣，或者来听经。这时候拉萨的人口一下会增加很多。在3月10号发生事件的时候，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其中有很多不是拉萨来的，是康区，四川逃过来的人。因为那个时候四川已经打了三年了，所以有很多人逃过来。青海也有少量，安多也有少量人逃过来。这些人后来带着帐篷，就在宫墙外面安营扎寨了。他们在那里坚持了10天。所以后来拉萨战役中很多被打死的人，有很多是这类的。     李肃：后来这个事件发展到藏民们开始喊西藏独立的口号，要求西藏独立，要求汉人滚出去，这是怎么激发出来的？     李江琳：他们认为只要汉人在那里，达赖喇嘛就不会安全。     李肃：开始是不让达赖喇嘛去，后来已经是公开地反汉人，反汉人的政府，要求西藏独立，这个是怎么变化的？     李江琳：实际上西藏独立的这个观念并不是一个新的观念。它从十三世达赖喇嘛就开始了。但是它比较集中于精英层、官员层，受过教育的。他们有比较明确的观念。而且还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观念。有一种说法就是，在西藏始终存在着“亲汉派”和“亲英派”，这是过于简单的说法，但是它也说明一点，情况不是那么简单。但是在1959年3月10号这一天，由普通的民众提出要求汉人离开，西藏要独立，西藏是西藏人的，这个观点倒是产生得比较新。实际上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说，据我所知，当时西藏，至少在拉萨，就我所知道的，至少有两个地下组织。这个地下组织的很多成员都是一些年轻人，有些是僧人，有些是军人，也有藏军，也有一些是噶厦的中下级官员，不是上层。上层都是统战对象，也都是既得利益者。     李肃：也就是说上层实际上对当时的现状还挺满意的，是这样吗？     李江琳：对。他们没有理由去反对。我的书里面写过一个数字。他们跟西藏贸易总公司做生意，贸易额很高。他们都富了。大洋滚滚而来。     李肃：先富起来的是他们。     李江琳：他们本来就富，然后就更富。所以这些物价飞涨对他们并没有伤害。伤害的是底层的人，中下层的人，特别是下层的人。这些人最后是拉萨事件以及各个地方反抗的主要力量。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这些反抗的年轻人和加入这种秘密组织的很多人，他们是在北京受过教育。     李肃：实际上是中国当时的上层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从小让他们到汉人的地方去上学，学习汉语，学习政治，但是他们接受教育以后反倒更要反抗，这是为什么呢？     李江琳：它不是所有的都这样。但是有一部分人，他们到内地参观学习以后，他们才知道土改是怎么回事，中共的社会改造是怎么回事。这不仅是中共，也是汉人意识上的一个盲点。这个盲点就是我们认为这样是最好的，别人势必也认为这样最好。很多这种社会改造的方式和结果，这些年轻人在外面学了以后，不是所有人都接受。有一部分在外面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回来以后反而成为反抗力量，加入反抗。他认为这不是我想要的西藏的未来。     结束语：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发生在西藏周边藏区的暴力冲突给藏人和汉人的关系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围困罗布林卡，阻止达赖喇嘛前往西藏军区司令部看演出，正是这些暴力冲突在西藏形成的必然结果。     1959年3月发生的达赖喇嘛出走印度事件至今仍然让藏汉双方都耿耿于怀。究竟是什么促使达赖喇嘛作出了出走的决定？被中国军队消灭的数千名被称为“叛匪”的人究竟是什么人？美国中央情报局是否参与策划了达赖喇嘛的出走？请您关注下一期美国之音《解密时刻》，为您解开这些历史之谜。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下)</div> 开场语： 1959年3月10日，数万藏民包围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林卡，这次事件最终以中国军队强力镇压结束。以武力解决西藏问题，是北京不得已而为之呢，还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由来已久的既定政策？达赖喇嘛是预谋叛乱，还是无奈出走？被解放军称为“叛匪”的究竟是什么人？ *北京得到报告：藏人要独立，同中央决裂* 画外音： 1959年3月10日，藏人担心达赖喇嘛去西藏军区看演出时被汉人扣押，因此包围了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林卡，阻止他前往。第二天，中共西藏工委向北京发出电报报告说，藏人开会决定“同中央决裂”，并将“为争取‘西藏独立’而搞到底”。的确，一些藏人代表在3月10号召开了一次会议。但是他们是否代表了全体藏人呢？他们在会上作出的主要决策只是要求独立吗？ 李肃：拉萨事件以后，中共的西藏工委向中央进行了报告，说到藏人开会了，而且宣布要独立，要同中央决裂。这个情况是中国官史里的说法，这个是不是符合事实呢? 李江琳：不完全符合事实。首先，它的情况远比这个复杂。藏人所开的这个会议（的参与者）是包围罗布林卡外面的。在3月10号那一天，他们选出来了大概几十个代表，他们在一起开会。他们的代表性，只包括外面那一群人。第二，根据当时在场的藏人的回忆，参与会议的人，他们的回忆中，他们做出的几个决策，其中还有一个，他们要组织一个代表团到中央去，向中央请求宽恕。但是由于这个事情的发展，他们没来得及做，但是这一点也是在我们现在看见的资料中没有的。 李肃：你指的是官史资料里边没有的? 李江琳：对。在我看见这些资料中，我能够得出的结论是，当时的情况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主战，也有人主和。 李肃：中央政府接到了西藏工委的这个电报以后，是什么反应？ 李江琳：我们现在看见的资料，这些资料很多并不是公开出版的，它是所谓内部出版的，但是你也能找的到的这些资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的是，它立刻做的是军事准备。 李肃：那么他们说要打，是什么理由呢? 就是因为上万人围了罗布林卡吗? 李江琳：有几个理由。一个理由是说，叛乱了，对中央政府叛乱。还有一个是说你提出要独立。还有一个是社会治安，说到处都在烧杀、强暴，甚至强暴尼姑，这个是没有的。这些都是宣传上的理由。 *西藏问题：和平解决，还是武力解决* 画外音：中国的军事准备只是为了处理拉萨事件而临时安排的，还是中国领导层对解决西藏问题始终如一的想法呢？我们来看看拉萨事件之前的一些史实： 1950年1月，毛泽东从莫斯科给中共中央和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发出一份电报，电文说：“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 1950年10月，解放军兵分四路，从四川、云南、新疆、青海进军西藏，并于隔年10月进抵拉萨。不久，西藏全部主要城市都有解放军驻守。 1955年冬，毛泽东指示西藏工委“准备进行民主改革”，“必须在打的基础上进行准备”。 1956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 “我们的西藏工委和军队要准备着，把堡垒修起来，把粮食、水多搞一点。 ” 1958年，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指出，西藏军区在生产的时候，同时要把武器放在旁边，时时准备作战。而且还跟他们说，不要随便打，要打就一定要胜。 1959年1月，毛泽东说：“几年之后，例如三、四年，五、六年，或者七、八年之后，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从1949年10月中国共产党建政，到1959年3月开始的“西藏平叛”，在中国领导人发出的有关西藏的指示中， “打”、“战争”、“决战”这样的字眼屡见不鲜。 1959年3月10号，藏人包围罗布林卡，中国领导人迅速做出反应： 1959年3月11日，中共中央在收到西藏工委有关拉萨事件汇报的当天便回电指示说：“西藏上层公开暴露叛国反动面貌，是很好的事，我们的方针是：让他们更加嚣张，更加暴露，我们平叛的理由就更充分。” 李江琳：“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电报，毛泽东说：照目前的形势看来，解决西藏问题有可能要提前。提前，也就是说明他迟早是要做的，只是3月10号这个事件给了他一个理由。大概是在3月10号的时候，他把黄克诚他们叫到武昌，去当面给予指示的时候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这么说到的，形势这样非常好，总算等到了政治上的主动。” 李江琳：“从《丁盛回忆录》，丁盛将军，他是西藏和青海，还有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的主要指挥官。他的回忆录中里面有一章，题目叫作《丁指部队的西藏平叛作战》。他说，他收到中央军委给他的电报，命令他成为一个小型指挥部，称为“丁指” 。是什么时间呢？是1959年3月11号晚上11点。” 李肃：也就是在拉萨事件的第二天。 李江琳：对。而且是同时是三个电报，一个是发给西藏工委，一个是发给成都军区，要成都军区的副司令黄新廷，要他成立一个叫“黄指”，准备入藏平叛。 画外音： 1959年3月12日，藏人包围罗布林卡不到24小时，毛泽东在武昌亲自起草了一份电报。这份电报的内容至今尚未完全解密。在目前已知的电文中，毛泽东指出：“西藏工委目前策略，应是军事上采守势，政治上采攻势。”毛泽东说：“如果敌人进攻时，在初期不要多杀伤，更不要出击，最好使他们先得一些小胜利，使他们感到驱汉有望，才有大打一仗的可能，否则只会小打一阵，（使他们）仓皇逃走。当然这样也不坏，但不如争取大打一仗为更有利。” 李肃：他说在初期的时候不要多杀伤，更不要出击，让藏人得到一些小胜利，让他们感觉驱汉有望。这是为什么? 李江琳：这里面说明几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毛泽东知道，在拉萨要打这场仗的话，他是必胜的。并没有后来宣传中所说的，形势非常严峻，叛匪多于我们若干倍。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叫作一千解放军消灭了七千叛匪。这个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这是后来制造出来的一个状况。我在我的书里对当时的军事力量对比是有一个详细的统计。拉萨战役是一场炮战，不是短兵相接的这种战斗。藏人的说法就是，根本看不见一个解放军，我们就被他们炸得一塌糊涂。所以他们（中国军政领导人）一开始就知道只要打我们肯定就会赢。但是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消灭得越多越好，把他们彻底给消灭了，免得打散了以后就很麻烦。所以就要把他们全部都吸引过来，这时候它所做的是，先假装我们输了。 李肃：示弱。 李江琳：对，给你们制造一个假象，然后我们能够大打一仗。我对毛泽东这一点比较有兴趣。他为什么要大打一仗，而不是小打小闹？我认为他不是想要把达赖喇嘛赶走就完了，而是要通过战争，彻底地把西藏的原有社会制度全部扫除。十七条协议中有一条，是西藏现有制度不改变。这一点和西藏必须改造成人民民主的西藏是矛盾的，是相对的。你既然要保持现有的制度和官员，就是说他们原来做什么官还是做什么官，你就不可能成为人民民主的西藏，这两个是不可兼容的。在签订十七条的时候，藏人并不知道毛泽东真实的想法是要把西藏改造成人民民主的西藏。 *《十七条协议》是方针还是策略？* 画外音：1950年，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当局的和谈陷入困境。藏军试图阻止解放军进入西藏。当年10月，解放军在康区首府昌都发动被称之为“昌都战役”的攻势。结果8000藏军不敌三万解放军，5700余藏军被歼。由原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派驻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率领的2700余藏军被解放军缴械。隔年5月，阿沛.阿旺晋美率领西藏当局代表团赴北京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俗称“十七条协议”，其中包括允许西藏自治，承诺西藏现行制度不变，维护西藏宗教，不强迫西藏改革。阿沛.阿旺晋美后来曾担任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李肃：藏人对《十七条协议》其实抱着很大希望。 李江琳：对，他抱了很大的希望。 李肃：反过来中国上层对于《十七条协议》是怎么想的？他签的时候是怎么想的? 李江琳：签的时候，毛泽东有一个电报，是在昌都战役之前。它里面就讲了，对昌都战役我们现在采取一种策略，要安抚尼赫鲁，让他们不要紧张，争取要让西藏方面派人来谈判，也就是谈判“十七条”。以这个什么为基础呢？就是以邓小平起草的十条为基础。争取这个十条成为两方都接受的一个协议，这样我们明年进军西藏就会更加顺利。 李肃：那就是说，签“十七条”其实上是为了进军西藏的一个手段，而不是目的。 李江琳：对，不是目的。 李肃：可不可以说“十七条”实际上是城下之盟? 李江琳：它本来就是昌都战役之后签订的。签订的时候，作出了很多的承诺。这些公开发表的承诺和当时内部没有发表的文件是矛盾的。矛盾的时候，如果不把《十七条协议》给取消，就不可能进行名正言顺的社会改造。 “十七条”是一个公开的、被国际社会看见的东西。你要取消它，必须要给出一个理由。最好的理由，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政治上面我们争取到了主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对他的理解就是：好，你叛了，我来平叛。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所宣传的，是你们主动撕毁了十七条协议。这样它的逻辑就完整了。所谓平叛、改革、建政就变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是取得了道德上的高度，这个责任变成你的了。 *邓小平写给达赖喇嘛的信 * 李肃：在拉萨事件过程中，我们从史料上可以知道，达赖喇嘛和当时西藏最高的领导人，就是西藏军区的政委谭冠三之间有几封来往的信件。 李江琳：他的第三封信就不是他写的了，就是邓小平起草的，以他的名义。而且邓小平写了以后，把它用电报发到北京, 从北京发到武汉。毛泽东看了以后批准，把它再发回到(西藏军区)，还转了一大圈。 画外音：邓小平在以谭冠三名义写的这封信中说：“西藏一部分上层反动分子所进行的叛国活动，已经发展到不能容忍的地步。中央过去一向宽大为怀，现在中央仍然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改变错误态度，否则中央只有自己出面来维护祖国的团结和统一。” 李肃：从我们看到的他（达赖喇嘛）给谭冠三的回信里面，他所说的是，现在他被反动分子包围了，甚至是劫持了，要给他一点时间去说服群众，要跟反动分子做斗争。这些话是真心话吗? 李江琳：他自己后来对这个有一个解释，说当时说这些话呢，第一是缓兵之计，第二也是顺着谭冠三的那种（口气），使用他们的语言和语言方式来获取一定程度的信任。 李肃: 也就是说达赖喇嘛实际上在这个地方是说了假话。 李江琳：我不能说是假话。我只能说他在当时的情况下作出他认为最合适的、最恰当的策略吧。他也讲到，使用某种语言几乎成为一种态度，所以在当时很危急的情况下（他这样做了）。而且还要想到一点，当时达赖喇嘛不到24岁，不能以现在的达赖喇嘛这种经验等等来设想当年他的状况。 *阿沛•阿旺晋美的信让达赖喇嘛大惊失色* 李肃：据说在这个来往信件过程中，阿沛.阿旺晋美也曾经给达赖喇嘛写了一封信。 李江琳：对。谭冠三写给他的第三封信中夹带了一封阿沛的信。据达赖喇嘛的回忆说，阿沛还附了一个草图。罗布林卡宫殿里面有好多层，不同的宫殿，阿沛要他说明你在哪一个位置上，在哪一个宫殿里面。达赖喇嘛当时看见了以后，他大惊失色。 李肃：他说，看见都要开炮了。 李江琳：对，就是要开炮了，要准备打仗了。达赖喇嘛当时极力想和平解决这件事情，他想让外面的人自行散掉，这样的话就不给你一个打仗的理由。他看见这个以后，觉得形势好像是不可逆转。阿沛为什么写这封信？这封信是他自作主张夹带进去的，还是谭冠三授意他写的？这还是拉萨事件中一个未解之谜。 画外音：２００９年达赖喇嘛在印度达兰萨拉接受李江琳采访时这样回忆说：“在阿沛的信里，他就提到说希望把罗布林卡大院的土匪全部赶出去。达赖喇嘛最好到司令部避难。如果这个做不到的话，至少黄墙内院里面所有的人应该都是达赖喇嘛相信的少数几个人。还有一点，达赖喇嘛所住的房间，希望标上记号，让我们看到他住的是哪个地方。当时我们就怀疑说，这个记号要做什么？是他们要作为目标，还是要作为保护？我们当时也不是很清楚。” *达赖喇嘛一开始拒绝出走* 李肃：拉萨事件起于3月10号。达赖喇嘛出走是17号走的。中间是七天。七天过程中，什么时候有人或者是达赖喇嘛自己决定说要走的？ 李江琳：我在采访藏人的时候也看了一些藏人的资料。藏人在秘密地策划他走，大概是在12号13号左右。 李肃：也就是说在10号以后，才开始策划他走? 李江琳：具体策划他的人有几个人，其中一个是他的侍从长叫帕拉。他是一个僧人，还有参与者，还有他的警卫团长。但是主要做事情的是帕拉，他身边的这个侍从长，他秘密地参与了很多。我采访达赖喇嘛的时候特别问过他，你最早听说要走是什么时候，他告诉我大概是十三、四号的样子。 李肃：十三、四号。才有人告诉他你要不要走。 李江琳：他们说，你准备，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李肃：开始的时候达喇喇嘛听说要走，是什么态度？是说好，咱们走，还是什么? 李江琳：他拒绝，他说我还没有想好要走。他当时是一口拒绝。 画外音：达赖喇嘛在接受李江琳采访时说： “有一天晚上很晚，帕拉来见我，见我的时候他说，有些军队已经准备好了，在拉萨河对岸。如果要离开的话，一切都准备好了。这说明其实帕拉他们在准备我离开的行动。但是当时我跟他们说不可能，现在我还没做任何决定。” 李肃：当时为什么达赖喇嘛坚持说不走，他有没有还对中央政府抱着希望，说不至于武力镇压。他当时是不是还没有想到中央已经调集大军准备镇压了? 李江琳：他肯定不知道。我在采访他的时候，都过了几十年了，我还跟他说过这些事情。我认为他是不知道的。当时他更不可能知道，因为他们连电台都没有，他们也没有一个情报网。调动军队当时是在周边、自治区之外的地方。他没有可能知道。 李肃：所以他其实还是想着抱有希望。 李江琳：他抱有一定的希望。他希望中央给他一点时间，让他劝导这些民众自行散开，使这个事件能够和平解决。 *两发炮弹促成出走决定* 李肃：他没有想好要走，他后来又为什么（决定走）？我相信他的走还是他作出的决策才能走的成。对不对? 李江琳：对。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3月17号下午，在罗布林卡北面，有一个中方的机构叫作青藏公路管理局。当时它是一个准军事机构，里面有很多民兵。在58年大概11月左右，拉萨的各个机关成立了一个民兵团。你知道，大陆的民兵里面有两种：一种是普通民兵，一种是基干民兵。基干民兵基本上是由受过军事训练的复员军人组成的。 李肃：而且是有武装的。 李江琳：是有武装的。青藏公路管理局的基干民兵中有一个叫曾惠山的民兵。据说他是个复员军人。在中方资料中称他为一个经济警察，但是从其他的资料看来，他实际上是一个复员军人。他朝这个罗布林卡北面发射了两颗炮弹。这两发炮弹到现在我认为也是一个谜。他为什么开炮，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开炮，谁给他的命令开炮？中方资料说是他擅自开炮，我有一点怀疑。开炮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不是像我要想吓唬什么人的话，我朝天开一枪。朝这个宫殿开两炮，不是一炮，而是两炮，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 李肃：这两炮打出来了，是不是给这个达赖喇嘛造成一个震动，说真开炮了，真要打了？ 李江琳：对。而且这一天，他恰好得到阿沛的信，指示他画出他所在的地方。（这两件事情）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于是宫内外的人，包括民众代表等等都认为这是一个信号，说明作战即将开始。 画外音：达赖喇嘛对李江琳说：“17号那天，罗布林卡对面有两发炮弹打到那个地方，丹巴、强巴他们都看到了。他们当时是西藏公务员里面比较年轻的两位。他们看到有两发炮弹打到那个地方。17号下午，我做了决定要离开。晚上，拉萨时间十点钟的时候，离开了罗布林卡。” 李肃：当时跟达赖喇嘛一起走的人有多少? 李江琳：他和几个卫士，离开宫殿的时候走出罗林卡的时候就只有几个人。随他过河的人，有大概二、三十个人，就是警卫团的卫兵，还有一些其他人。他和他的母亲、姐姐她们汇合，在河边汇合然后一块儿过。四水六岗卫教军，就是康巴游击队的成员，有一批人，大概30多个人在河南面那个地方等，然后护送他们一路走。走到途中，加入的人就越来越多，包括保卫他的人也越来越多。保卫他分成两层：一层是贴身保护的是他的警卫团，大概有一百来人；四水六岗的游击队员在外围保护，又有那么若干人，具体多少人不太清楚。 画外音：1959年4月18日，在逃离拉萨一个月后，达赖喇嘛在印度提斯普尔首次公开露面。 1960年，达赖喇嘛在印度北部，与西藏一山之隔的达兰萨拉设立了流亡政府。直到今天，这里依然是流亡藏人的政治中心。 *美国中央情报局与达赖喇嘛出走* 李肃：根据中国的一些史料，也许不是史料，一些传说吧，说整个达赖喇嘛出走，中央情报局从头到尾都参与了策划。意思是说国外的反华势力参与了策划达赖喇嘛出逃，或者说劫持达赖喇嘛。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到底参与没有参与？ 李江琳：没有参与达赖喇嘛的出走过程。这一点，除了达赖喇嘛身边的人、回忆录、他本人的自传等等之外，我在09年采访他的时候还特别向他求证。他一口否定：没有，这件事情自始至终是我们的决策，而且是他本人的决策。中方的资料中是有各种各样的传说。其中一个是说这两个电报员，一个叫阿塔，一个叫洛泽，说他们两个好像一直呆在拉萨，然后和达赖喇嘛一同出走，沿途发电报。这个不准确。 画外音：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在四川、云南、贵州和青海的藏区推行人民公社等激进的社会和经济制度，没收寺院和个人财产，批斗上层僧侣和头人，遭到藏人的抵制。中国政府强力镇压。1956年2月，中国空军轰炸了四川藏区的理塘寺，数千僧侣和平民丧生。在康巴地区进行武装抵抗的藏人自感势单力薄，随即通过达赖喇嘛的大哥土登诺布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取得联系。中情局开始直接援助藏人武装组织。1957年，中情局在塞班岛上第一次对六名康巴人进行为期四个多月的特工训练，内容包括爆破、发报、跳伞等。同年，他们中的五人被空投回藏区，其中包括阿塔和洛泽。他们两人曾经到罗布林卡试图觐见达赖喇嘛，但是被达赖喇嘛的侍从长挡驾。 李江琳：当时实际上是达赖喇嘛的侍从长帕拉，是他最早策划达赖喇嘛的可能出走。形势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一旦需要出走，你不能临时准备。是他作的准备。他比达赖喇嘛年龄大很多，他比较有经验。他做的逃走的准备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要找到这两个人。因为他们可能需要外界的援助。他不知道形势的发展。他们自己没有电台，这两个人是带了电台的，所以他必须找到这两个人，然后通过他们才能向印度、或者向美国，向任何外界需要援助的时候，才能跟外界沟通。所以他的第一件事情是找这个。他派了一个特使骑着马去找。等到他们找到的时候已经是六天之后。那时候等到他们得到消息，达赖喇嘛已经出走了。 李肃：也就是说，美国中央情报局派的人，实际上并不知道什么时候达赖喇嘛出走，而且是达赖喇嘛的人去找他们？ 李江琳：对。其中的这个阿塔，他留下了一个回忆录，实际上他是留下了一个录音带，然后由别人把它整理成文，藏文的早就公开出版了。我找到了他的这个回忆录，请藏人朋友把这段给我翻译成汉语。他里面有详细的描述，他是在什么时候遇到达赖喇嘛的。他遇到的时间很晚，已经出来了三天了吧。三天，大概是在20号的时候。等他得到达赖喇嘛出走的时候，达赖喇嘛已经走了，所以他就往得到消息的这个方向去追。三天之后才追上他。追上他之后，他（阿塔）才开始向中央情报局汇报，每天发报，那是在这之后。 李肃：中央情报局参与西藏事务，除了培训了几个藏人，空投的以外，还参与了其他的事务吗? 李江琳：空投了一些武器。 李肃：这些武器给谁了呢? 李江琳：主要是空投给四水六岗康巴游击队的。 李肃：美国中央情报局就支持这支游击队？ 李江琳：当时是支持这支游击队。 画外音：这支游击队的正规名称叫“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建立于1958年6月16日，其主要成员来自西藏、青海、四川和云南四省交界处的康巴藏区，因此又称为“康巴游击队”。从1957年到1960年，中情局曾经先后40次向康巴游击队空投了总计400多吨的武器装备和物资。 李肃：这支游击队是一个统一的组织吗？是一支很大规模的吗？有多少人？ 李江琳：最初成立的时候只有几百人。到了他们后来跟解放军最初打仗，还打了几场胜仗，解放军败过几次。几场胜仗打完了以后藏人好像信心大增，就有好多人，包括藏军，去投奔他们。于是他们人数最高的时候，据当时的四水六岗总指挥，他也留下过一个回忆录，我还看见了CIA在60年代他出来之后，采访他的打字稿的档案原本，根据他的回忆，在他们人数最多的时候，是有大概5000到8000这个样子。 画外音：1959年以后，康巴游击队不敌解放军的大规模围剿，退至印度和尼泊尔境内，同解放军进行游击战。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美中关系缓和，美国对康巴游击队的援助逐渐停止。1974年，达赖喇嘛呼吁藏人放下武器，最后一批康巴游击队向尼泊尔政府交出武器，康巴游击队停止活动。 李肃：根据中国官方的史料，拉萨事件发生的时候，大概有七、八千的武装藏民，从康巴地区来的藏民进入了拉萨，这个是事实吗? 李江琳：这个不是事实。首先四水六岗康巴游击队没有参与这个事件。 李肃：也就是说这支游击队根本没有参与这个拉萨事件。 李江琳：当时他们根本不知道。从他们总指挥的回忆录中，他所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从印度电台的广播才知道的。当时他人根本不在那一带。他离得很远。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他们没有参与。至于这个七、八千的武装是后来对史料的一种修改。因为最早的这封电报，是西藏工委发给中央的这个电报，他讲的就是说七千人，其中包括几千藏军、几千喇嘛。他没有说武装喇嘛，但是后来在官方的资料中就变成了武装喇嘛。这就都是对原始史料是做的修改，制造出了一个“一千解放军消灭七千叛匪”的这么一个假象。 李肃：当时在拉萨市里边，藏军的数量有两千多人。对不对? 李江琳：有两千多。对。 李肃：藏军直接参与了这场这个事件了吗？直接对抗了解放军了吗？ 李江琳：有，在打响之后。拉萨战役开始之后。当时的藏军分散在不同的地方。比方说警卫团，达赖喇嘛警卫团，主要是在这个罗布林卡里面，其中有一百多人是跟着达赖喇嘛走了，最精锐的部分跟着走了。剩下的有些，比方说第四代本，是跟西藏军区警卫营住在一起。那个时候实际上藏军已经被收编了，他们已经穿解放军的军装，已经接受了解放军的军衔。我所知道的，藏军直接参与的，打得最激烈的地方是在药王山。当时有七八十个藏军在那个地方守着，然后解放军往上冲的时候被他们打退过几次。 李肃：就七、八十个。两千多号的藏军在这个时间都干什么了？ 李江琳：第四代本，从资料看来，第四代本根本没有参与。 李肃：所谓代本指的是？ 李江琳：就是一个团。他们也跟冲进来的解放军发生过战斗，但是不知道伤亡情况如何。 李肃：你说冲进来的解放军。他们不是去进攻解放军？ 李江琳：没有。他们跟解放军住在隔壁。然后一打响，解放军就把他们中间隔的那层墙给推倒了。那些藏军还在睡觉呢，然后匆匆忙忙地穿上衣服打了一个小时就被解决了。 李肃：也就是说真正的藏军的主力部队并没有参与对解放军的对抗行动？没有参与上万人围困罗布林卡的行动？ 李江琳：没有，他们当时连指挥都没有，因为主要指挥的人都跟达赖喇嘛走了。留下来的这些人，比方说在警卫团，留在罗布林卡的那部分人，几乎没有抵抗。 *藏人：炮弹像雨点一样落下来* 李肃：如果说康巴游击队没有进入拉萨，如果说城内的两千多藏军没有直接地对抗解放军，到底这些所谓的叛乱分子、武装分子是谁呢？ 李江琳：真正有武装的人很少。有很多是康巴人。有相当多数量的是僧人，也有很多拉萨市民，有些有枪，有些没有枪。有枪的人到底有多少，我不是太清楚。但是从当时3月10号拍的照片上来看，大多数人是没有武器的。 李肃：如果没有武器的人占大多数的话，怎么能出来一个拉萨战役呢？ 李江琳：称之为战役是对这个形势的夸张。它之所以说成战役，给你的感觉就是对方很强，实际上没有。 李肃：这个拉萨战役的说法是中国官史说法，是吗？ 李江琳：对，直到现在还这么说，拉萨战役。 李肃：那么官史里边说，对付了多少的武装分子? 李江琳：它说的是7000。 李肃：7000。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话，就算是有7000，恐怕大多数人是没武装的。 李江琳：对。 李肃：那这场战役是怎么打的呢？ 李江琳：炮战。解放军主要是炮轰，而且用了装甲车。 李肃：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大炮和装甲车对付的是没有武装的平民了? 李江琳：绝大多数是没有武装的平民。 李肃：动用了多少大炮? 李江琳：308炮团在拉萨河的南岸。它是斜对着罗布林卡。它是拉萨炮战的主力。在轰炸药王山的时候，据资料显示是42门炮，同时轰炸的。所以把药王山上面的那座寺院炸得夷为平地。轰炸罗布林卡的时候是从三个方向打的，三个方向炮轰的。其他的军队里面还有一些小型的炮也都参与。所以拉萨战役主要是一场炮战。从藏人来讲，他们说我们没法打。我在采访的时候他们藏人的一个不约而同的一个形容词就是“炮弹像下雨一样掉下来”。 李肃：而且是下雨一样落在了非武装的平民头上。 李江琳：目前为止，我的研究中所看见的死伤最惨重的几个地点，最惨重的地点是在罗布林卡周围，特别是在拉萨河南岸。因为当时炮战从北面、西面和南面三个方向炮轰的时候，南面是唯一的一个逃生之路，渡过河就能逃生。所以大量没有经过军事训练的，也没有武器的这些平民从罗布林卡的南门夺门而出，大批地往那个方向逃。炮火从南面往北，上千密集的人群，炸的就是他们。这些人被炮火逼回来过一次，然后有些又往前冲。这个地方是一个死伤非常惨重的地区。 李肃：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死了多少人？ 李江琳：从官方的资料中，我所看到的数据是死伤、投降一共是5000多人，其中官方所说的是死亡数字是545。我对这个数字存疑。十七个轰炸点，而且是对好几个地方密集地轰炸，对上千人的集中的地区密集地轰炸。除非大部分炮弹没有爆炸，否则死亡人数应该不止这个。藏人能够组织成略微有效的抵抗是在两个地点，一个是小昭寺，一个是药王山。药王山是在密集的地毯式轰炸之前。解放军往上冲了几次被山顶上的藏人打退，于是就调了几十门炮对它进行密集的轰炸。在这之后，像大昭寺，很多地方他们（藏人）没有打就投降。 李肃：那么解放军方面或者是民兵方面伤亡是多少人呢？如果说这是一场战役，双方互相应该都有伤亡。 李江琳：60多，不到一百。 李肃：60多人是死亡，还是伤亡加在一起？ 李江琳：伤亡都有。 李肃：伤亡加一起60多人。 李江琳：但是实际上，我仔细地看过西藏军区出版的《西藏军事志》，后面的附录里面有详细的死亡将士名单。我在这个名录里面仔细地查过，查死于拉萨战役中的人。我查出来的实际上还不到这个数字。 *阶级斗争：没有赢家的争斗* 李肃：采访过程中什么东西让你印象最深刻，或者说最想不到的？ 李江琳：让我非常震撼的一个经历就是讲到张经武之死。 李肃：张经武是当时西藏工委的书记。 李江琳：他是达赖喇嘛当时见到的第一个，用藏人说的话来说是汉官。当时他们在亚东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达赖喇嘛十六岁，十六岁还不到。张经武那时候四十多岁，他是第一任中央驻藏代表。达赖喇嘛在他的自传里面多次提到张经武。他对张经武的感觉，怎么说呢，认为他是一个脾气很不好的人，但是他内心深处可能是一个好人。他（达赖喇嘛）是这么评价他的。我去采访他之前，我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研究了。其实我研究的一点，我觉得只要有可能，历史的研究应该有始有终。不仅有始，还要有一个终结。这个事件，它的参与人的命运是什么。我觉得我不是一个纯粹的只关心事件的一个历史研究者。我还关心人物在事件中的命运以及他们之后的结局。所以我写到最后的时候，两本书都有一个后记。后记中都记到了这些当事人的命运。这本书不是写达赖喇嘛为主，更多是写其他的、与这个事件有关的各种各样的人的命运，双方都有。所以我去见他之前，在采访他之前，我已经知道谁的结局是什么。其实我对张经武，我应该承认，我有一种“你看这是报复吧，你这都是报应，当时你们这样对别人，看看你们自己的结局”。 李肃：张经武实际上最后的结局不好? 李江琳：是最不好的。他是死在秦城监狱的，文革的时候。 李肃：共产党自己把他给弄死的。 李江琳：对，他的死，到现在坦白说我都认为是个谜，他为什么会下场会如此之惨。 李肃：你告诉达赖喇嘛这个消息了吗? 李江琳：我告诉他了，我还跟他一一地讲，谁谁谁怎么样，谁谁谁怎么样。我就讲到张经武。讲到张经武的时候，我承认我当时的语气近乎幸灾乐祸。这是一种很不好的心态。 李肃：说这是报应？ 李江琳：我承认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心态，但是在我看到了这一切之后，我很难说不流露出一种情绪，这是一种报应。但是我话没说完，他跟我说：“我知道。”他已经都知道这些事情了。当时他说话的时候，我就看他眼睛红了，看着他含着泪跟我说了这句话。我当时就极其震撼，我一下感觉到我自己对于历史抱着一种近乎轻浮的心态。我马上产生一种自责。同时我也立刻感到一点：这些参与者中，受害者不仅仅是藏人，其实有很多汉人–士兵、包括官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也是受害者。他们是加害者，同时也是受害者。所以对历史的研究，不是仅仅说我站在哪一面，支持哪一面，反对哪一面那么简单。这里面很多人的命运，他们实际上变成了一种共同的命运。这种纠缠把他们自己也纠缠进去了。 画外音：除张经武外，其他参与西藏事务的主要中共军政官员也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 范明，原解放军进藏部队司令员兼政委，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1958年被划成“极右分子”和“反党集团头子”，被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军籍，并被送到长白山地区劳动改造。1962年，他涉入“彭德怀反党集团”，被关押到北京秦城监狱。1980年平反，后来担任陕西省政协常务副主席。2010年病逝。 丁盛，曾任解放军54军军长、广州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员，1962年指挥中印边界战争。1977年被指投靠“四人帮”，受到批斗。1982年被撤销军职，开除党籍。1999年病逝。 谭冠三，原解放军西藏军区政委，1966年任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副院长。文革期间被打成“反林彪”、“反江青”的“走资派”，送到湖北“五.七干校”隔离。1978年平反后任成都军区顾问。1985年病逝。 李江琳：张经武说，西藏平叛是一场阶级斗争；民主改革是一场阶级斗争。结果你自己也被这个阶级斗争吞没了。这是一场民族的悲剧，其实也是个人的悲剧。所以对它的考察，是远远要超过西藏现代史、中国现代史。其实还要对阶级斗争这种理论本身对人类带来的巨大的灾难有深刻的反思，否则这个历史就不会终结。 结束语：当年从罗布林卡出走的达赖喇嘛已经在外流亡了半个多世纪。如今，汉藏矛盾仍然没有化解；西藏流亡政府和北京之间的谈判仍然停滞不前；不断有藏人仍然沿着达赖喇嘛当年出走的路离开西藏，踏上流亡之路。而在西藏境内，藏人仍然在抗争，自焚、示威。国际社会仍然在不断呼吁双方对话，妥善解决西藏问题。西藏的未来向何处去？汉藏矛盾有没有化解的可能？很遗憾，我们无法给您一个圆满的答案，但是希望美国之音《解密时刻》让您对这段历史有了更清晰的了解。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div><div></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