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共的反应有点类似于服过迷幻药后的表现，北京时间11日晚上七时莫言获颁文学奖消息一公布，新华社在6分钟后就发出快讯，中央电视台则在10分钟后罕有地在新闻联播中插播快讯，其后更访问了莫言，指出这是荣获诺奖的首位中国籍作家。12日，众多官办媒体都以大篇幅报道莫言获奖，《人民日报》以整版文化版报道，“位处开放前沿的广东的《南方都市报》以头版报道，并配以四版篇幅报道各方感言；繁华上海的《东方早报》亦毫不逊色；甚至远处边疆的《西藏日报》亦在要闻版头条位置报道莫言获奖，有关处理与当年流亡海外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大异其趣。”（麦燕庭：《莫言：期望尽快释放刘晓波》）网络上，这条消息也成为所有“喉舌”的头条，被国内各大中文网站置于最醒目的位置。</div><div> </div><div>与此相反，活跃在新浪微博等互动媒体上的民间人士和海外反对派媒体则几乎异口同声地大加挞伐，不满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把大奖颁发给一位有浓厚共产党意识形态色彩作家。莫言为人所诟病的原因包括，共产党党员（似乎还是中共十八大代表）和官办作协副主席身份，抄写毛泽东文艺专制理论这种与思想和写作自由相悖的奴化行径，前些年在法兰克福书展期间抵制戴晴等异议作家的不当行为，在腾讯微博上热情讴歌薄熙来“唱红打黑”和形同公开撒谎的“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表达的时代”等问题，人们对此展开了激烈的批评，还有的向诺贝尔评委会提出抗议。这种官民冰火两重天的情形，与2010年刘晓波先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的情形恰好相反。那时，海内外反对派人士几乎是一片大喜过望后的狂喜加狂欢，而中共官方则怒不可遏，视诺奖评委和挪威政府如寇仇。</div><div> </div><div>刘晓波和莫言获奖后官民间完全相反的态度，折射出今天中国大陆存在两个相互完全否定的群体，彼此间意见和利益诉求呈现严重对立和冲突日前激烈的状态。撇开阶级斗争话语，这种现象也许可以套用一个人类学术语来描述：“互‘呸’反应”。</div><div> </div><div>当然，如果深入一点，使用“互‘呸’反应”也是有欠准确的。“互‘呸’反应”一词的发明者把该词定义为“两个都是有道德和有理性的人，彼此相遇而瞧见对方的习俗时，会不以为地说‘呸！’”（理查德·施韦德：《道义地图，“第一世界”的自吹自擂，及新福音传道者》，载于《文化的重要作用》一书，[美]塞缪尔·亨廷顿 劳伦斯·哈里森联合主编，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P216）。“互‘呸’反应”一词适用于双方在道德和理性两方面旗鼓相当的情形，如果“互呸”的双方有一方道德和理性上存在严重欠缺，便不适用。如果本文作者将目前共产党官方与国内外持不同政见者之间在道德理性方面相提并论，也许会被唾沫淹死。</div><div> </div><div>从莫言获奖后的表现明显可看出，今天中国大陆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被在野者的道义优势与执政者的权力优势严重撕扯着的社会。当然，这样表述不包含将制造社会裂痕的责任予以均摊的意味。在野者与执政者虽然各有优势，但双方却是严重不对称的。在野者显而易见处于弱势，甚至他们的道义优势都是执政党“赐予”的。在野的反对派人士的道义优势是“软”的，除了文字、纲领、肉体和被囚禁的铁窗，没有其它坚硬的物质支撑，也无法强加于人，随时有可能通过被批判、质疑和自身不当的言行举动而消解于无形。执政者的权力优势则是“硬”的，是通过暴力取得并维持，拥有从中央到县（以及直通村组）不受限制的立法、执法和司法实权，拥有8000万党员，200万军队，200万武警，数万家宣传舆论工具，以及每年从纳税人头上征收的10万亿财政给所有这些硬件的有效运转作资金支持。如此众多的硬件，不仅很难消解，而且执政者还竭力加以维护，不容批判与质疑。</div><div> </div><div>但是，对这个社会被撕裂应当承担根本和主要责任的，却正是中国共产党这种占尽一切的可以予取予夺的权力。也正是这种权力，让中国共产党丧失了道义优势。</div><div> </div><div>在夺得政权之前，国民党掌握了中央政府和绝大部分地方的政权，共产党无论地盘、军事装备和人员数量上都处于绝对劣势，它所依仗的正是道义上的优势。1949年之前的共产党，以主张杀人放火的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只是这样的思想在战争频仍的年代没被当作罪恶，倒是它以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自任，宣传为穷苦大众谋福利，极力在国际国内宣扬和表演对民主和自由事业的热爱，获得了相对于国民政府多得多的道义优势。相比之下，国民党由于专制独裁和腐化堕落，被贴上“腐朽的资本家和地主剥削阶级利益代理人”的标签。共产党因此说服了相当一部分民众，获得支持，夺得政权。</div><div> </div><div>掌权后的共产党很快就撕破了自由民主的面具，露出更加专制独裁的真实面目，实行所谓的“一边倒”，政体上狂热而偏执地迷信、崇拜并一步一趋地完全照抄照搬前苏联模式。这种进口的模式打着人民旗号，却又自命高于人民，排斥和歧视组织外所有其他民众，拒绝承认共产主义信仰之外其它所有价值观的合理性。它是个专务极端的体制，凡是不愿意走极端，或者没有跟上极端者步伐的人，都面临惨遭淘汰的厄运。因此人民——其中绝大多数正是共产党号称被其解放了的劳苦大众——的身份需要根据其是否顺从极端而不断地重新辨认。民众不仅仅需要小心谨慎，唯唯诺诺，而且需要紧随在极端者后面，对被极端定义为敌人者同仇敌忾，残酷斗争，将其“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其永世不得翻身”，否则，刚才还是人民的人，转眼间就可能被当作敌人。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这个体制崇尚所谓纯而又纯的理想，需要不断制造敌人，“发动群众斗群众”，将矛盾激化，借助于对敌人的消灭来维系组织自身团结和系统稳定。它在国际上与自由民主国家势不两立，国内则实行惨无人道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对统治下的人民甚至其党内的同志实行残酷的斗争，不容任何异己。在其执政的前三十年里，坚持阶级斗争为纲，惨遭迫害虐待或被饥饿而非正常死亡的中国人民高达数千万，远远超过日本侵略所造成的灾难。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不断折腾，直到国家被折腾得接近崩溃的边缘。</div><div> </div><div>从苏联照抄照搬来的荒谬透顶的意识形态，特别是毛泽东的无法无天和倒行逆施引起无数民众和有识之士的反抗，虽然这些反对者要么肉体遭到消灭，要么被关进监牢，但他们的反抗精神却让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其派生的那套反人类制度的道义优势逐渐消耗殆尽。尽管如此，仍然未能扭转极权主义的巨大惯性力量，种种惨无人道的行径随着毛泽东这个大魔头的死亡而中止，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教育出来的斗争思维和精神分裂，却并没有随着毛泽东的死亡而消失，而是象征性地附着在天安门的毛像和毛尸之上，虎视耽耽，随时准备再次残害这个国家。</div><div> </div><div>邓小平接手政权后，否定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计划经济，向欧美日本学习，松开了捆绑在人民创造力上的一根经济绳索，国民经济出现恢复性增长。然而，阶级斗争退场，专政却在继续，邓小平坚持所谓的“四项基本原则”，保留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统地位，不仅没有彻底清算极权主义的罪恶，而且拒绝改变从前苏联照抄照搬来的根本政治制度，只是减轻了这种制度的残忍程度，由过于依仗暴力，到以经济为主，暴力和欺骗为辅。经济增长被共产党当作执政道义正当性的救命稻草，但人民的权力仍然有名无实，共产党的人民政府是不需要人民授权，也不承认人民有权选举和罢免的政府。人民如果不服从这个有其名无其实的人民政府，就仍然会被视为敌人，是专政对象。在暴力维稳和欺骗性宣传下，屠杀爱国学生可以被宣传为镇压暴徒和“拯救国家”，对人民巧取豪夺则是“为人民服务”，官商勾结先富起来然后将巨额财产转移海外被称作“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后富”，肆意践踏民权激起民变武力维稳则被称作维持法律秩序。没有权力制衡的共产党可以在这个国家里为所欲为，写进宪法里的条款可以不作数，签字认可的国际公约可以任意违反。在经济不断增长情形下，长期暴力压制和欺骗性宣传也许确实起到了某种维持表面稳定的效果，却也严重损害了执政党的信誉，透过许多公共事件可以看到，今天的民众基本不再相信执政党的任何话，假话固然骗不到多少人，哪怕是真话，也会被理解为演戏。执政63年后的今天，共产党权力优势几乎达到极限，而道义优势则丧失殆尽。</div><div> </div><div>道义优势与权力优势分离，道义优势流落于民间，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不义的权力得不到人民认可，民众不愿意再服从一个丧失了道义正当性的政府，暴力丧失正当性后，成为激发民众以暴制暴的催化剂，官民间的不信任，配合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导致社会裂痕不断加深，执政的合法性出现严重危机，当权阶层与民间的意见分歧和利益争执逐渐演化为尖锐对立，社会状况被舆论认为已经接近于革命前夜。官民之间在刘晓波和莫言获奖时的“互‘呸’反应”，只是社会严重对立在思想观念和舆论领域的反映。</div><div> </div><div>任何社会，如果在观念和利益两个层面同时发展到水火不容的严重对立程度，就意味着矛盾的双方互相将对方视为敌人，已经不能，也不愿长期和平生活在一起，这样的社会将很难维持和平。如何扭转这种严重对立的状况？当今最稳定的政体对此的解决之道是通过一系列制度建构，向所有民众公平开放获得公共权力的机会，通过保障人权来缩小无权者与有权者之间的距离，通过各种分权制衡措施约束掌权者，开放公共辩论空间，让国民彼此间在争论不休中明了分歧所在，相互重新辩识对方，也认识自己；公开选举国家的意见领袖和和行政领袖，由这些领袖代表观念和利益严重对立的民众在制度内进行和平博弈，避免尖锐对立的双方直接冲突而诉诸武力；以正义的法律取代严重偏向既得利益群体的恶法，通过公平竞争性的制度保障胜利者的权力地位和金钱是用合符民众公认道德规范取得的，这样才可望得到民众发自内心的认同，也才会有长久的国泰民安。</div><div> </div><div>对于大陆当前这种官民对立社会分裂的情形和解决办法，海峡对岸摆脱一党体制走上民主坦途的精英们看得分外清楚。中秋节前后台湾民进党领袖谢长廷先生访问大陆，其间提出“面对差异，处理差异，超越差异”，可谓意味深长，是对大陆作了深入研究后提出的良策。谢长廷先生没有重复中共“求同存异”的老调，而是单刀直入，直面分歧，显示其既不认可与大陆官方未经辩论就能“求同”，也不赞同“存异”背后混淆是非逃避现实的鸵鸟态度。除此之外，这番话还可以这样理解，谢长廷先生不认为其与大陆官方间的分歧仅仅只是“不同”。“不同”是对等的措辞。谢先生提出的是“差异”。“差异”就是双方不仅存在“异”，而且存在“差”，存在距离。这个距离可以理解为民主政党与极权政党之间的道义级差，可以理解为谢长廷先生及其所代表的台湾民进党视中共处于道德洼地之中。超越差异，也就可以解读为谢长廷先生希望在道义上拉中共一把，把共产党从洼地里拉到平地上来，劝说共产党放弃丧失正当性的权力优势，从高高在上的权力宝座上回到人民中来，同时从道义上获得拯救，也就在道义上回到了人民中来。</div><div> </div><div>与中共不曾发生过战争的，某种意义上可理解为“互呸”的民进党与共产党需要“超越差异”，大陆内部，官民之间，网络上的“互呸”者之间，又何尝不需要“超越差异”？</div><div></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