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div><div><em>导语：一般认为，近代知识分子有两个独立的起源，一个是在德雷福斯事件中写作《我控诉·····》的法国作家左拉，标志着近代西欧知识阶层的诞生。另一个是俄罗斯的拉吉舍夫，他写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记》标志着俄罗斯知识阶层的问世。比较而言，对于中国人来说，俄苏知识阶层跟中国知识分子关系更密切一点。正因为这一点，看金雁这本以俄国知识阶层为主题的书，觉得很亲切。</em></div><div> </div><div><em></em></div><div> </div><div><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2/Oct/10122012JinYan.jpg" width="303" height="438" alt="" /> </div><div></div><div> </div><div><em>作者:金雁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2012年9月</em></div><div><em> </em></div><div> </div><div> </div><div> 提起俄罗斯知识阶层这个题目，对于中国读书界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又大又沉重的题目。俄苏知识阶层对于中国人来说，其实是一群“熟悉的陌生人”。说“熟悉”，是因为近代中国跟俄国有很多难解难分的关系，不要说“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更小一些的作家，大多也耳熟能详。老一辈文学家说起哪一个俄苏文学家来，常常会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斯基’”，可见其崇拜之情。</div><div> </div><div> </div><div> 说“陌生”，是因为过去《联共（布）党史》的教科书模式，作为一个庞大的意识形态模式，对于俄苏知识阶层，甚至具体的作家作品都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对于中国的读书人来说，最早解构这套意识形态模式对于俄苏知识群体的脸谱化谱系的，是以赛亚·伯林的《俄国思想家》一书。</div><div> </div><div> </div><div> 从伯林的笔下，我们看到俄国知识分子的心灵是异常敏感而又具有多种面相的，是非常丰富的也是异常复杂的。以往我们好像熟知的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赫尔岑等等作家，通过伯林，让我们发现了他们的另一面，觉得最熟悉的其实反倒是最陌生的，我们过去并没有真正了解俄苏知识阶层及其文化。</div><div> </div><div> </div><div> 一般认为，近代知识分子有两个独立的起源，一个是在德雷福斯事件中写作《我控诉·····》的法国作家左拉，标志着近代西欧知识阶层的诞生。另一个是俄罗斯的拉吉舍夫，他写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记》标志着俄罗斯知识阶层的问世。比较而言，对于中国人来说，俄苏知识阶层跟中国知识分子关系更密切一点。正因为这一点，看金雁这本以俄国知识阶层为主题的书，觉得很亲切。</div><div> </div><div> </div><div> 俄罗斯知识阶层或俄罗斯文化对于近代中国的影响，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有待于未来仔细理清，应当说有正面的东西也有负面的东西。</div><div> </div><div> </div><div> 西欧的知识分子很高傲，但是提起俄国知识分子来还是充满敬畏的。俄国知识阶层的产品，好像前苏联生产的工业产品一样，体积都很大，一看就让人很震撼。金雁的《倒转红轮》一开始就探讨这个问题，索尔仁尼琴不写则已，一写就是多少卷多少册这种史诗性的大作品。《红轮》是索尔仁尼琴的一部大作品，金雁的书名由此命名，即溯流而上，追溯俄国知识阶层的成长历程与心路历程。金雁的书一开头就抓住了俄国文化的一个特征，即对于“大文学”，对于那种史诗性作品的推崇，就像18世纪法国的启蒙学派把什么都归入哲学一样。类似这样关于俄罗斯文化的知识，金雁的书里有很多，让人很有同感。</div><div> </div><div> </div><div> 记得小时候看托翁的《战争与和平》，里面写到贵族安德烈坐着马车回家，然后写路两边的白杨树，我那时数了数中译本中这一段风景描写有18页之长。后来安德烈从家里又出来，心情变了，又坐着马车，又写了十几页的白杨树。这样的小说现在的人可能看不下去。但是俄罗斯作家就有那种气魄，有那种自信，自认为一出手就应当是大作品，至于市场反应怎么样，是不是卖得出去，根本不在考虑之列。再举一个例子，当年我看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的回忆录，德军包围斯大林格勒的时候，美国民众要声援苏联抗击德国，在纽约体育馆里组织了十万人的大乐队，演奏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交响乐。我当时就想，如果是中国，假如美国想声援中国抗日，中国有没有那样的大音乐家，能够做出那样的气势雄浑的宏大交响乐来供人家演奏呢？恐怕没有。</div><div> </div><div> </div><div> 有人一定会说，那是因为中国读书人遇到的政治环境压力太大，也许是这样，要不然中国怎么只能出“伤痕文学”呢。中国固然有文化大革命，有各种惨烈的政治运动，但实际上前苏联时代政治上对于文学艺术的压制也很严酷。但是面对同样残酷的政治环境，苏联的作家还能继续创造出大作品，比如说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这在苏联还是被当做正面的作品，但是中国却没有这样的大作品。即使那些或多或少受到斯大林主义影响的作品，比起中国同时期的作品来，还是要高出一筹。相比之下，恐怕还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底气不行，我们老是怨天尤人，但是还是缺乏俄国知识群体从事文化艺术创造的那种坚忍不拔的韧性。包括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存在主义哲学的那种渊源关系，欧美学术界也还是不能不承认。总体来说，近代中国知识界给世界文化的贡献恐怕差多了。二十世纪下半叶至今，中国知识分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大体上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山寨版，即虽然有一点近似，但总体来说，比俄国知识界的原创性差了很多，特别是在哲学、文学和艺术方面。</div><div> </div><div> </div><div> 伯林的《俄国思想家》是一部名著，不过可能他写作这部书，心目中的读者是欧洲的知识界，所以比较偏重于思想文化层面。金雁的书，比起伯林来有一个推进。伯林讲俄国知识分子，往往是就思想论思想，他没有把俄国知识分子放在具体的历史和制度的脉络里来讨论。俄国知识群体内部是否存在分层，他们的出身、生存处境、制度环境等等，为什么俄国知识阶层会有那样一些离奇古怪的人物，会有那样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为了说明这些，伯林发明了很多成对的概念来加以阐释，比如“刺猬与狐狸”，“广场恐惧症与幽闭恐惧症”等等，但他主要还是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讨论的。</div><div> </div><div> </div><div> 金雁的书让我们有了一种立体感和纵深感，她是将俄国知识阶层还原到历史的语境里来加以探究，这就让我们对很多问题有了豁然开朗的理解。比如说“解放贵族”问题，听起来挺离奇的，贵族还有待于解放？但是俄国就是这样，在沙皇专制暴虐的统治下，贵族尽管有特权，但也同样受压迫。好多俄国思想文化史上特别稀奇古怪的东西，经过这样阐释变得容易理解了。所以我觉得读金雁的书，长了关于俄罗斯文化、俄苏知识阶层的很多知识。过去的知识中其实有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经过金雁的梳理，就变得清晰明白了。当然，俄苏文化中有很多东西中国人是要见贤思齐，努力去学习的；但也有一些东西是病态的，是中国人需要拒斥的。</div><div> </div><div> </div><div> 比如“暴力美学”问题，近年引起了学术界的一些注意，但是另外还有一种受虐美学，两者可能都与俄苏文化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受虐美学，近似于斯德哥尔摩病症，就是把人为制造的苦难加以圣洁化，经过这样一番圣化的过程，结果施虐者与受虐者没有是非，就全都借此升华了。像大家熟知的小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第二部里的题记：“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这是很多人都会背诵的名言，其实包含有很强的这种受虐的病态成分。在新老沙皇的暴虐统治下，作家越是被虐待，越要歌颂压迫者，你不让他歌颂都不行。这就是俄苏知识阶层的一种病态心理。</div><div> </div><div> </div><div> 好像还是伯林说的，俄罗斯的制度虽然暴虐，但是你要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那些角色，也只配这样的制度，暴虐的民众配这样的暴虐的政治，真是天地绝配，这是俄国才有的这种情况。为什么会是这样？金雁的书里提出另一解。十六世纪莫斯科小公国，在其后几个世纪的急剧扩张中成为世界上领土最辽阔的国家，中国作为新老沙皇病态扩张的受害者，恐怕很少有人想到，这种扩张让俄国民众与文化也深受其害。金雁的书揭示出新老沙皇热衷侵略扩张带来的另一面，那就是领土越扩张越空旷，统治也就越发暴虐。我还没有看到有人以这样的视角论述过相关问题，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div><div> </div><div> </div><div> 总体说来，这本书我虽然没有看完，但还是很受益。比起我以前看过的那些研究苏俄专家的书，这本书给了我好多知识。对于二十世纪俄苏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如何加以理清，这是一个大题目。但是我们需要的不是简单化的善恶评判，我觉得正确的方法应当是像金雁这样，理清俄国知识阶层的来龙去脉，让我们对俄苏文化及其发生的语境，获得一种理性的清明，我们就更容易分辨俄苏文化对于近代中国的正面与负面影响。</div><div>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