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与中日之前途（上）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一 就目前状况，中日关系在继续激化。尽管战争对双方来说都是灾难性的，无论是就当前利益或长远利益，双方都没有开战的道理，而且双方政府也无意真战，但事实是战争的危险却在增长。 由于内政的需要——赢取民心，双方政客都在赌博；既然是赌博，结果就没谱。马尔克斯有篇小说《事先张扬的杀人案》，主人公本不想杀人，但为了显示自己吓唬对方，到处宣称非要杀了对方，大话张扬出去，收不回来，最后只能是假戏真做。中日之争有重复这出戏的危险。 人是血肉的存在，更受非理性的支配，文明将理性说得那么重要，实是因为它挡不住人的“野性”。读史在求规律，但读得越多越知晓，人类的事多由于偶然。尽管中、日政府并不想开战，中日双方利益也不该开战，但是这些不一定能挡住人的“冲动”与“胡来”。 深入地看，日本民族有近视、偏执、本民族中心之短；而中国人则好面子，近代以来更有受侵害之辱；特别是中国现政权是毛极权的延续。这些撞到一起，就难免生出祸端。日本挑起钓鱼岛之争是短视，所谓的“无主权之争议”也是一厢情愿的自欺之见（争议是事实）；而中国当局对“国有化”的过激反应，则说明其脆弱、焦躁，有太大的危机感，特别是其忽悠民众反日，不仅是玩火，而且泼油。 作为中日两国之民间——主要是知识界，重要之责是反战。如果“张扬的杀人”，遇有“制止杀人”的舆论，其就有可能退回去——有理由、有台阶、也有社会力量。反之，如果民间高呼开战，那么“作秀的杀人”就可能演为“真杀”。钓鱼岛之主权可争可议，但不可战争，这是底线。因此，中日两国民间都需要群情反战，要求双方政府和平解决争议。和平、反战是中日两国人民最大之爱国，这是对两国良知的考验。                               二 人类尚未走出丛林原则，战争不能免除，许多恶行——包括非义战争，非武力不可制止，因此国家要有军队，政府也要实行武力与战争的权力，有些战争不得不打。但是正因为政府有战争之权，而战争又极其危险，因此民间则需要反战，由此构成政府与民间，战与非战的平衡。反战不一定都是对的，不能因为民间反战，政府就放弃战争之权；但是民间反战将最大限度地压缩战争的可能，迫使政府开战更谨慎更理性。二战后，欧美兴起的反战运动乃是人类文明的大进步。 现代世界毕竟与过去有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科技与武器的发展。现代战争主要依靠武器，而非人力，因此不需要全民卷入，这为民间反战提供了可能；而现代武器更有毁灭性，需要最大地压缩其可能性，因此民间反战乃是必需。欧洲曾是人类历史上战争最频繁最惨烈的地域，但是现在欧盟成员国间，已不大可能再发生战争，因为民众已经不接受战争。欧盟不愧是当今人类文明之表率，是世界迈向和平的方向。 强调一下：战争是人类最大之恶，其一旦开启即是灾难。由于政府具有战争权，因此民间需要反战，以对之制约——而非剥夺。反战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也是人类文明的目标。                                三 国家之间有领土争议是常态，国民要求捍卫国家主权的热情是好的，游行抗议也是正常的，但底线是和平：一是和平地示威游行，避免暴力行径；二是要求的底线在：和平地解决领土争端。此即“和平的爱国主义”。无论是民族主义，还是爱国主义，都需要以和平作为底线，加以制约，否则其就可能以“正义”、“崇高”的面目演绎为大规模的肆意屠杀。“民族主义”、“爱国主义”都曾是人类大规模屠杀的凶手。 此次保钓抗日，中国民间的反应很让人担忧。首先，中国八月间发生的反日抗议运动，多受政府的煽动与操纵，否则在极权制度控制下，不可能发生如此大规模的民众上街游行。民众自发地表达爱国情绪是一回事；政府有意对之煽动操纵是另一回事。 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煽动操纵民众情绪——特别是民族主义，这是非常危险的，前有纳粹德国及日本军国为鉴。而作为中国人，我们对毛的群众运动更应该“记忆犹新”。毛所谓的发动群众，实际就是利用民众的愚昧，煽动他们的情绪，进而控制他们，利用其盲目的暴力，以达到“党”及他个人的政治目的，土改如此、镇反如此、韩战如此、大跃进如此、反右与文革也是如此。1969年，为转移“文革”危机，毛用“珍宝岛”忽悠全国军民，对苏开战，致使苏险些向中国投核弹，毛号召全民挖的防空洞至今尚在。中共的政治一向是愚弄民众、操控民众、肆意利用民众暴力的政治，其给中国带来无数灾难。对之，国人要铭记。 再者，当局也要注意，玩火自焚，毛最终的结局是一证。此次当局操纵的反日运动也有征兆，如果是街头抗议持续下去，火就会烧向中共，这也正是当局又将其及时制止的原因。 抵制中共极权政治，首在抵制其对民众的煽动、愚弄和操控。这也就是在极权制度中，争取言论自由、媒体独立、信息公开的意义之所在。政府是代表全民利益，为之服务的，而不是用来操控民众的，因此民间必需与政府保持距离，建有独立的组织，保有对政府监督、批评、抵制的权利。一个受政权操纵的民族，其智、德、能一定不断退化，乃至最终失去鉴别力，被拖入灾难。 其二，此次民众抗议有一定程度的暴力性，且毫无理由地均施向无辜。实施这些暴力，与其说是反日，不如说是借题发泄，为暴力而暴力。这种暴力和义和团的暴力、共产革命暴力、文革暴力是一致的，是国人中愚昧、野蛮性的表现。“核灭小日本”、“杀光日本人”……，这些口号不仅应让我们羞愧，而且需要国人深刻反省，警惕中国走上法西斯道路。 中国传统文明以“仁”为核心，其作为国家正统意识形态，是对暴力的有力制约。但1949年以后，中国传统道德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毛倡导阶级斗争，无论是国家暴力，还是民众暴力都受到鼓励，整个国家和民族向残暴与野蛮性退化。就此，中共的极权制度及毛的意识是反文明的。虽然中国改革开放了三十年，但是中国的体制未变，毛的意识也未得到清理，加之腐败和不公正，民间蓄积了深厚的仇恨和暴力。今天，这种愚昧而盲目的暴力以反日的面孔出现，明天它也必以其它形式出现，甚至会打出新的“革命”旗号。对之，我们需要有充分的认识和警惕。 暴力是人性的本能之一，人类在文明的进化中，需要不断地自觉地去暴力化，文明的标志之一就是非暴力性。近两个世纪以来，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中国民族是由种种惨烈的暴行中走过来的，如果我们没有良知的引导，没有健康的精神梳理和深入地反省，暴虐将铸入中国民族的性格——其实它已经渗入我们的血液中了。文革作为一场民族集体施虐的暴行，不能仅归罪于毛个人，整个民族应该反省。我们反对极权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反对它的残暴性，需要清楚，我们不是为“主义”而战，而是为文明而战，因此民间反对派需要持守底线——非暴力；非暴力不只是手段，更是目的。 其三，一百多座城市，数百万人上街抗议，其中大部分人对钓鱼岛的历史原委并不知晓，更不像台湾人那样涉及渔业生计，而是情绪性上街。这些情绪中，一部分是天然的爱国情感，一部分是对日本侵华历史的义愤，此均无可非议，但更多的成分则是平日内心压抑的不满。中国的腐败、不公、贫富差异触目惊心，如果不是强力“维稳”，国家早就崩溃了，而也正是这种强力压制，使民众内心蓄积下太多的不满、恐惧和怨愤。民众这些怨愤平日不的表达，而政府一旦网开一面，可上街反日，于是民众便蜂拥而上，借机泄愤。最说明问题的就是那些盲目的暴力。 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众积蓄了太多的不满、恐惧和怨愤是很危险的。中国的许多突发性群体事件都是无缘由的，如果中国再爆发一次“八九”事件，一定不再是和平的了，而将非常惨烈。文革期间，整个民族卷入集体暴行，原因就是人们内心有太多的压抑、恐惧、愤懑。一个国家仅靠强力“维稳”是危险的，“川壅而溃，伤人必多”。而且民众的这种愤懑情绪很容易被权力者所利用，靠煽动民粹主义或民族主义，将全民带入集体暴行或战争。 中国民间蓄积的怨愤、暴力有三种可能：1、突发崩溃性暴乱；2、“文革”回潮，左翼红色革命；3、国家主义——法西斯化，对外进行战争。这三种可能都很危险，需要警惕。中国各地频发的突发群体暴力事件、重庆的“唱红打黑”及此次“保钓反日”，已经显示了中国未来走向的征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