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促我讨“十四大”冤狱公道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if !mso]><object classid="clsid:38481807-CA0E-42D2-BF39-B33AF135CC4D" id="ieooui"></object> <![endif]–> 中共“十八大”秘书处并新的中央委员会：   我叫俞梅荪，1979年入党，1984年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在中南海从事立法工作10年，1988年起任顾明（原国务院副秘书长、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的秘书，兼管宣传和新闻单位的联络工作。   1992年9月，中共上海《文汇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张启承为搞好宣传，专程来京，向我求看《“十四大”征求意见稿》（征求党外民主人士意见，当时新华社、人民日报已在报道讨论情况），得到支持后，《文汇报》“十四大”相关报道数十篇，舆论导向正确、意识超前，取得成效，受到中央“十四大”新闻领导小组通报表彰，还受到时任副总理朱镕基和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的好评。   之后，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推进，《文汇报》北京首席记者兼驻京办主任王捷南不断求援，为指导该报搞好法治宣传，提供宏观背景和新闻线索，在王保证不复印不摘抄，当着我面看的前提下，我将有关改革和法治的机要文件拿给他阅览。没想到，文件竟被其用非常手段盗印，送往上海，交报社党委保管，再由报社党委送往上海市委。因部分文件内容被泄露，该报社又向北京市国家安全局栽赃陷害，作案人王捷南等反而成了诬我有罪的证人，我被以泄密罪冤狱三年，他却继续活跃在北京新闻界，参加“两会”等报道。   三年后，我刑满出狱，王捷南等已调回上海，王升任报社国内记者部主任。国务院办公厅机关党委副书记宋林芬得知我的遭遇，大为震惊，责成我找《文汇报》党组织，要其向司法机关澄清真相而平反。我到上海约见《文汇报》前后三任党委书记和总编，均由王捷南代为转告：“报社领导正在积极与国家安全部门联系；安全部门正在复查；将赔偿一切损失；等等”。直至2009年王退休，仍未果，并拒绝联系。   2011年初起，我前往该报驻京办交涉十次，要求在“十八大”之前解决我“十四大”冤案还我公道，却备受欺辱，其中三次被其报警赶出。我多次致函中共《文汇报》党委书记袁岳滨等，还送到驻京办转交。   2012年11月2日，终于得到驻京办的口头答复：“报社领导拒绝解决任何问题，你作为刑满释放人员，应找所属派出所解决生存问题，或者与报社打官司解决。”   我祖父俞颂华，1920年任上海《时事新报》记者，与随行译员瞿秋白赴苏俄采访列宁、托洛茨基等，发回大量关于马列和苏联革命的报道；1937年时任上海《申报》总编辑，到延安采访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发表长篇报道；经常为瞿秋白、范长江等中共地下党员提供帮助，秘护家中。近年，江苏路480弄76号俞宅，被上海市政府列为“新闻界前辈俞颂华故居”。   我父亲俞彪文，1949年拒随国府资源委员会中央信讬局赴台，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参与创建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1957年因对保险工作提出改进意见而被划成右派分子，迫害致死，1979年平反昭雪。   我刑满释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被社会歧视，上海老家弟弟住院期间，俞家祖屋又被人侵吞，无家可归，滞留精神病医院已12年，且遥遥无期，多次自杀被抢救。我在上海流浪维权上访5年，反被加倍迫害，长期被警方维稳打压，沦为求告无门的弱势访民。我作为资深立法工作者，依照当年参与制定的各种法律法规维权，竟都被基层部门反法而治，更何况是黎民百姓啊！ ●中国历史建筑保护网：上海江苏路480弄（76号）“新闻界前辈俞颂华故居”。 www.aibaohu.com/2008/12/20081204085200-67676.html   自1989年“六四”以后，我国政改停滞，权贵经济和权贵法制盛行，各种政治和经济的冤案积重难返，官场腐败，民怨沸腾。事实证明“发展不是硬道理”，“稳定不能压倒一切”，只有宪政民主，还社会民众以公平正义，才是我国的出路。   恳请中央敦促司法部门查处中共《文汇报》党委盗印窃取中南海机要文件并栽赃陷害的犯罪团伙，将法律在阳光下运行，恢复民心和社会秩序。   盼望“十八大”新领导，能像胡耀邦总书记那样，拨乱反正，力挽狂澜，努力为三百万件冤假错案平反昭雪，受到人民拥护。   此致 敬礼！   俞梅荪，2012年11月8日，“十八大”开幕日     附件：我致文汇报的信（冤案真相和十九年维权历程）   附图：   <img alt=""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2/Nov/11820121Q.jpg" height="674" width="506" />2012年10月26日，俞梅荪在上海《文汇报》北京办事处举牌抗议，路人围观。（北京市崇文门东大街6号楼8门7层）     中共《文汇报》党委并文新报业集团负责人：   我是俞梅荪，1984至1994年在中南海从事立法工作，历任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国务院法制办前身）综合秘书组副组长、组长，党小组长、保密委员，兼管对外宣传；后任顾明（原国务院副秘书长、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原周总理的秘书）的秘书，因念乡情，与上海媒体有联络。   支持《文汇报》搞好“十四大”宣传反被盗印文件被害冤狱   1992年9月，中共“十四大”在即，《文汇报》党委书记兼总编张启承专程来京，欲知上级精神，以利宣传口径，驻京办主任王捷南反复求援，我给他们看了《十四大征求意见稿》（绝密），你报相关报道数十篇，取得成效，受到中央十四大新闻领导小组通报表彰。   王捷南请求继续给予支持，保证不复印、不摘抄、不外传，当我面看，没见他复印。   1994年1月，我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泄密罪逮捕，是因我保管的文件被王捷南等盗印窃取，江平律师（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博导）为我做无罪辩护。   在看守所临时设立的法庭上，审判长宣读证人证言：“王捷南和唐增元说，每次都是俞梅荪主动要我们复印文件，并支付500元资料费，有公款开支的账单为证据。”   江平辩护：“我看到俞梅荪在这里受审，非常痛心。他在中南海工作十年，勤奋好学，是有名的‘工作狂’，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机密）曾多次介绍他关于依法进行治理整顿经济等立法观点，习仲勋常务副委员长曾给予高度评价。他发表不少论文，还多次获奖，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做出不少贡献，这是有目共睹的。俞梅荪在王捷南多次恳求下，为对党报工作给予支持，将文件给王参阅。王安排他人与俞谈话，借机躲开俞的视野，在另外房间将文件偷偷复印。后王捷南将部分文件泄露给他人，被上海市国家安全局查获，俞受牵连。证人证言和书证均有问题，根本站不住脚，俞主观上不存在泄密的故意，未造成严重后果，不构成犯罪。”   江平指出：“王捷南是《文汇报》驻京首席记者，党员副局级（王自述），多次采访党代会、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接触一些党和国家最高层领导人。政治上，王应是可靠的；给王看相关文件，使其业务上，更早更准确领会和把握中央精神，更好的完成宣传任务。”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经查明，俞梅荪将文件提供给《文汇报》驻京办主任王捷南，并收受王以报社名义给的资料费。有书证、物证佐证，还有证人王捷南、唐增元等证言在案证实。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有期徒刑三年。”   我工作疏忽，有过失，当不至于犯罪。据悉《文汇报》将这些内部文件泄露给香港等海外媒体而案发，国家安全部门调查处理，作案当事人成为诬陷和指控我的证人，使我为《文汇报》顶罪。   1997年，我刑满回到上海，找到升任国内记者部主任的王捷南。我问：“据江平律师了解案情，你把文件给香港《文汇报》，被上海安全局查获？”王说：“没有给香港《文汇报》，而是交给报社党委保存。”将盗印的文件交给党委，这是诈骗和盗窃国家机密行为，不是王的个人行为，属于张启承为首的《文汇报》法人团伙作案。   《文汇报》不认账   我问：“你为什么不到我单位说明真相，要等我刑满出狱到上海找你？”   王捷南说：“报社领导说，你还有更严重的问题，不让我与你联系。”气得我把王打倒在地。   原《文汇报》老领导郑心永先生找张启承谈，张托郑转达对我的问候和歉意，责成前任驻京办主任温从实向我了解情况。   温从实说：“一定要还你公道。”并索要案情资料，当我把《刑事判决书》和《王捷南自述案情》等送上。温传张启承的话说：“你是北京法院判的，与《文汇报》无关，《文汇报》只接待北京的司法人员，不接待不见你。”   郑心永找到报社二把手石俊生，石说了解案情，深表同情，但因是张启承的事，自己不便见俞和表态。   郑心永找到作案人唐增元。唐很紧张，拒绝透露任何情况，拒绝见我。   郑说：“此案黑幕重重，两个主要作案人盗印文件并告发，把你害入监狱，竟被提升调回上海，使你出狱找不到，看来他们是有预谋地设下陷阱，加害你。”   王捷南自述：“俞梅荪每次要我看完文件，他带走。我瞒着他请老党员唐增元复印，我每次都封好，交给报社党委保管。驻京办还有主要任务是及时了解中央领导关于当前工作的指示精神，及时汇报给报社党委，党委再报给上海市委，使市委及时掌握中央精神。驻京办历任主任都在了解情况并汇报，是‘组织行为’，不是‘个人行为’。因为我们个人，并没有这种需要。2000元实际是还‘债’给俞。俞为我们办事花了不少费用，超过2000元，他坚决不收。我们只好用其他形式，开出一些费用给他。恳请重新审理俞案。”该信寄往最高人民法院申诉庭，如石沉大海。   这只是孤证，需要其作案同伙张启承和唐增元提供证言和报社党政单位出具证明，方可向法院提起申诉立案申请。（王答应去做，并提出到国务院办公厅人事局为我说明真相。一拖数年未做。）   1998年夏，国务院机关党委副书记宋林芬得知案情真相，大为震惊，责成我务必找文汇报党组织，要其向司法机关澄清真相而平反，解决我的生存问题。   1998年11月，我到上海，以国务院机关党委的名义，郑重约见《文汇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石俊生（张启承的后任）。王捷南说约好石俊生来我家谈，却接连三次失约。王转告：“石俊生正在积极向上海市国家安全局交涉，一有进展，就来看你，一旦法院改判，《文汇报》将全数赔偿一切损失。”王希望我保持低调，以达双赢。   因我被捕，有精神病史的弟弟受惊吓，住上海精神病医院而滞留三年，曾探视过我弟，而在我家无偿住了一年的知青朋友惠进德，目睹石俊生三次失约和我的困境，与我攀兄弟，以代我监护弟弟住院及出院后安排在他的私企工作，而保管我弟的身份证、工作证、户口本、公房租赁凭证等证件；又以保留我和弟的永久居住权，要求把我家祖居42平米廉租公房的部分使用权私下托付给他照管。（两周后惠冒名我弟签字退房，致使我弟2001年住院，无家可归，滞留上海精神病医院已12年，几度自杀被抢救。）   我到一些单位求职，应试合格，均因“刑满释放”而被拒绝。   2002年9月，我致函《文汇报》总编辑吴振标（石俊生的后任）：“冤案9年来，妻离子散，无业无收入，无低保无医保，80岁母亲重病在家，弟又住医院，儿子的学费无着，每年拖欠物业费被以停水停电停气相逼。请贵报解决我的冤案和生存问题，并求见。”数日后我到上海，王捷南约我到文汇报社，把吴总编在我信上批示：“请捷南同志告知小俞，我们正在积极与安全部门联系，一但有眉目，我即与他面谈。”给我，要我回京耐心等待。   在之后的一年多，王捷南不断电话告知案子的复查进展： ——石俊生新任上海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更便于向上海市国家安全局的领导继续交涉。石说：“这事不干，还干什么！”石的决心很大，一定要为你翻案。 ——上海市国家安全局已有专人与石俊生联系，要着手复查此案了。 ——办案人员最近要到北京找你（俞）复查案情，请不要离开北京。 ——邹传基（上海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即将出任上海市国家安全局局长，他答应上任即着手此案复查。   我通过王捷南向《文汇报》领导提出：赔偿损失并解决生存问题，哪怕每月先发给500元生活费。王都表示要解决。2006年起，他每月寄来500元；2007年起，增至1000元。我认为，是报社通过王给的，我的冤案终于有望解决了。   2007和2008年，我两次到上海向已升任文新报业集团《天天新报》社长兼总编的王捷南要求： 1，催《文汇报》报社领导和上海市国家安全局抓紧复查翻案； 2，把我的人事关系转《文汇报》（或《天天新报》）解决就业和社保； 3，送上我的《刑事判决书》和我家拖欠物业费被起诉的通知，作为复查和再就业的依据； 4，为我弟的住房被长宁区政协委员私企老板惠进德非法侵吞的维权上访给予帮助； 5，补发我的工资等，共10项。 王捷南答应努力落实，要我继续保持低调。   2009年底，我在上海电话询问进展。王捷南说，患了禽流感，肺部纤维化，在重症病房。我要去探视，他说有传染性，被隔离，拒绝告知在哪个医院。   2010年夏，我追问，为何一年多未寄生活费？王捷南说，这是从每月工资中给的，现退休，治病，经济困难。我索要其住址和身份证号码，以便日后我和律师向他取证，被拒绝。   2011年3月15日，与王捷南通话，他说正在查脾。之后来短信：“我重病被困在隔离病房，与病情抗争，如能有好转，出去为你的事奔跑。希望你能理解和支持。我现在每天抖着手，写一页回忆这件事，万一治不好了，我也得把事情清楚地写下来。”   奔波十六年讨不到公道   2011年3月16日，我电告《文汇报》老干部办公室找石俊生。石先生回电得知是我而说：“你受苦了。你的问题应该由文新报业集团解决。”我感动得流着泪说：现在弟弟在受苦！   我一连三次请徐总编和驻京办陆主任转的材料，石先生没听说，要我把材料直接寄给他。   我向石先生核实，1997年10月，郑心永找他谈我案，他说有此事。但对1998年11月经王捷南三次约定，他来看我而失约之事，没有印象。   我说，因您失约，我被人趁火打劫，设下欺诈陷阱，弟弟的房子被人侵吞，如今滞留在精神病医院。他很同情，很着急。   3月19日，我到驻京办交涉，如何解决《文汇报》造成我的冤案。陆主任说：   1，你与王捷南是个人行为，与报社无关。王弄出了事，报社领导竭尽全力救了他，不可能再救你了。 答：我因公支持你报社，提供新闻线索，搞好宣传报道，但你们盗印文件，团伙作案，又栽赃陷害，是事实。我不需要你们救，只要求澄清事实，依法维权。   2，只要你把文件给王捷南看，依法就是犯罪。 答：按照《保密法》，王作为中共党员和党报的中层领导、高级记者，负有同样的保密义务，如果不是你们因公求援和团伙盗印文件交党委，继续扩散，又栽赃陷害，我何罪有之？   3，报社领导换了四、五任，现领导不了解此案，不理睬。你找王捷南解决。 答：报社对我的冤案必须严肃对待，对我的诉求必须正式答复，弟弟是上海的残疾市民，他的劫难，也是《文汇报》案造成的，是上海市政府信访办不作为的耻辱。   5，我问：当年王捷南说自己是副局级，即将担任副总编，我才给他看了县团级以上的文件。出狱后向他核实，他怎么改口说是处级干部？ 陆答：当时驻京办直属总编张启承管，王有业绩，被提拔的呼声很高。   3月25日，与王捷南通话。我说：“陆主任说，我给你看文件是个人行为，与报社无关。”王愤怒反诘：“如我不是记者因公求援，你会给我看文件吗？是文汇报害你，不是我害你！我已退休，不要再找我了。”我说，我已经被你害得活不下去了，只能和你拼了。他说：“你来拼命呀，反正我已病的活不长了。”（直至2012年10月，我打电话，王概不接，回短信，病危无法接电话。王以病危为由拒绝见面已3年。多年前，王说，唐增元已去世。我向驻京办陆主任询问王的病情，被告知，没听说王病危和唐去世）   2012年2月17日，我到驻京办交涉，陆主任坚持说：“报社领导不了解情况，不会考虑翻案。”我送上2002年吴总编在我的求见信上给王捷南的批示复印本。   我说：“去年‘两会’我作为访民，被警方监控而陪我到驻京办。”   陆说：“你被监控，我不能向上级建议解决你的退休问题，这是在害领导。”   我成“危害国家安全”的要犯，在北京市第二监狱，与无期徒刑和死缓刑的罪犯一起关押，是“特管犯”，过去叫“政治犯”、“反革命犯”。刑满回家以来，全家被监控。陆主任说：“这与报社无关，我把王捷南找来，你与他打官司解决。”我大骂：“要赶走一个乞丐，很容易，但我是被你们害成乞丐的啊！找了王捷南十几年，石总编和吴总编的承诺都没有兑现，我已被逼上梁山，只能拼了！”我举起桌上的玻璃器皿，使劲摔在地上，碎玻璃溅了一地，惊动隔壁两人冲进来训斥我。我怒吼道：“我把这里全砸了，要像杨佳那样与你们同归于尽！” 陆答应，向上级反映。   7月，向陆介绍2月份以来，我在上海为弟弟维权上访，又被作案人惠进德和长宁区政协专业委员会主任徐新霞歧视和欺骗；5月，区政协把惠编造的谎言，作为《信访答复意见》；按程序已向区政府信访办申请复查，请你作为驻京办主任，向区信访办说明《文汇报》造成我的冤案，祸及弟弟的劫难，以免再受歧视和伤害。   陆说自己权力有限，要经报社领导同意才行。   我说，当初你们团伙盗印文件并栽赃告发，使我一夜之间进了监狱，权力无限；但要讨回一点公道，却被常年敷衍、推诿、欺骗，惨遭更大劫难。   陆主任说：“你上次给的吴总编的批示是假的。”   我说，你怎能随意说是假的呢？如是假的，你们应该追查，书面答复。冤案19年，我一直相信党，相信文汇报和文新报业集团的党政机构能秉持公正客观，公布当年张启承一伙为洗清《文汇报》罪责，诬陷并将我投入监狱的真相，主持公道，还我清白，减少社会对我和家人的进一步伤害。   1，责成作案人张启承、王捷南、唐增元，说清案情真相，由报社党政单位作证，向法院提起申诉立案申请。（翻案后，我将由国务院办公厅人事局恢复公职。） 2，法院重审需要时间，如有延误，明年1月，我到了60岁退休年龄，请到国务院办公厅人事局说明真相，办理我的人事关系转《文汇报》解决就业和社保和医保。 3，帮助解决因我冤案而祸及弟弟的廉租公房被人非法侵吞的维权问题。 4，补发19年的工资，赔偿冤案对我和家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及精神伤害。   望《文汇报》党委和文新报业集团领导秉持公正与良知，关注冤案，查明真相，纠正张启承等团伙作案并对我的诬陷，减少对我和家人的继续伤害，维护报社的立身之本及党的良好形象。 此致 敬礼！ 俞梅荪，2012年8月28日，交由驻京办陆主任转文汇报社党政领导   9月7日，我所在的北京市海淀区北洼路街道办事处陈书记和派出所宋所长约见文汇报驻京办陆主任，重申我此信的维权要求，责成报社尽快解决这两起冤案。   ●这是2011年初以来致中共《文汇报》党委书记袁岳滨和总编辑徐炯（刚升任文新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的第5封上访信，按照《国务院信访条例》必须在30日内书面答复，最长不得超过60日。但都拒绝答复。无奈之下，投寄香港《前哨》杂志2012年10月号第48至51页发表。   向“十八大”报案，《文汇报》党委实为旧上海滩的拆白党   2012年10月16日，我到驻京办问结果，两次被报警，由警员赶出。   10月26日，我第10次到驻京办，陆主任说：“报社领导换人，待新领导熟悉情况后再说。”我在驻京办门口举牌抗议，路人围观。（图1，北京市崇文门东大街6号楼8门7层）   11月2日，陆主任告知：“报社领导拒绝解决你的任何问题，要你作为刑满释放人员，找当地派出所解决生存问题，或者与报社打官司解决。”   我说：“你不告知张启承、王捷南、唐增元等作案人的地址，而无法取证，无法向法院申诉，把我推向社会。这是我国新闻界一大丑闻，我只能向‘十八大’中央控告，向社会揭露你们的罪恶。”   陆主任答：“报社领导不怕你控告。”   我刑满释放16年来，16次前往上海找《文汇报》领导，均由作案人王捷南代表报社领导承诺：“正在积极解决，请耐心等待。”无果之后，又10次前往驻京办，陆主任代表报社领导断然拒绝解决任何问题。冤案19年来，我无业无低保无医保，生存无着，走投无路，每况愈下，负债累累，贫病交加，竟被逼得没有活路，欲哭无泪。   中共《文汇报》党委，违反党纪国法，丧尽天良，无所不用其极，实为旧上海滩的拆白党，我国新闻界和法律界的一大丑闻。这场荒诞离奇，旷日持久的“东郭先生遇狼”、“农夫与蛇”的恶作剧，不知还要持续多久？   俞梅荪，2012年11月8日，“十八大”开幕日，ymsss@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