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范艺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前记：2012年11月8日，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体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的日子。对我来说，是一个普通的日子，我想起来，要给远在兰州的、一个我从没有见过面、通过朋友介绍采访过她大饥荒经历的老人陈惠珍打个电话，问声好。她已经八十五岁了，独居一人，希望有人来电话聊天。不想，一个很随意的电话，老人说起了文革、说起了她文革中被打死的丈夫，当时年仅三十七岁的范艺，说起来了她那些年的遭遇…… 受访人：陈惠珍，女，八十五岁，甘肃省兰州市人。 时间：2012年11月8日 采访形式：电话。 文革受难者：范艺，男，一九二八年出生于陕西省蓝田县，一九四八年入党，一九四九年来到兰州工作。曾经参加抗美援朝，为甘肃省七局建八团劳资科科长。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一日因不堪批斗，在自己家门框上悬梁自尽。当时他四岁的女二李志荣就在另外一个屋子，亲眼看见父亲最后的样子。为陈惠珍的丈夫。 依：陈妈妈，你好。 陈：你好，我想不起来你是谁了？ 依：我是上次给你打过电话的姑娘，你还给我讲了一大堆挨饿的故事。 陈：我想起来了，我还有故事哩，就是太长了，我个人的故事。 依：那你说，我听。 陈：太长了，一下子说不完。太长了，是我一辈子的故事。 依：你说，我喜欢听。你慢慢说。 陈：那你听着。我从头给你说，说起来长得很。 日入东海落西山， 这位老人想当年。 不考虑自己的生活来源， 靠墙墙倒了，靠人人走了。 遇到了一九六六年， 突然来了了一个文化大革命。 把我的爱人夺走了， 丢下了我母子女四人，无人照管。 我自己独立独站   独来独往， 亲戚朋友眼看着不敢照管。 谁也不敢照管   人里还不安， 哎哟啊哟可怕  可怕实在是可怕。 怕的是什么？ 怕的是引火烧身。 东奔西跑， 从黑暗走到光明。 老天爷看到了我， 搂锄拉到半山上， 拉也拉不动，  丢也丢不脱。 公家给我派了一个(男人)， 又带工资，  又带劳力， 把我的儿女拉成了人。 他走后告诉了我， 我给你说的话你听下。 你不听我的话， 叫你的眼睛望着西山。 我走后  ，你把我的家看住。 儿子叫，你不要去， 姑娘叫，你也不要去。 我现在八十五， 孤独一人吃着政府的低保。 这就是我一生造孽下的罪。 (以上老人用陕西眉胡调唱出来，令我非常惊讶，我最初以为她是学来唱别人的调调) 哎呀，我这多得很，没有办法给你说了。想不起来了。） 依：你慢慢说，你说得好得很。 陈：不是我说得好，是我受磨难做下的诗。我慢慢告诉你，都说不全了。 (这时，我才知道，老人唱的是个人的经历) 依：你的诗还在不在？ 陈：我又不会写，都是我自己说下的，自己想下的。 依：那你说，我给你写下来。 陈：那就好得很，我给你说，我再想一下，一下就忘记了。对，我回到老家。 <div>(老人继续用陕西眉胡调说唱)</div><div> </div><div>我回到陕西韩城老家，</div>把我的妈妈着急的没有办法   。 看我遇到难了， 拖着三个孩子还有我。 我外婆说我的妈：“古语说，女儿守寡，全凭娘家。 娃娃遇到你这个娘家妈， 看你把她怎么办？她现在已经神经了，看你怎么办？” 我说妈妈你也不要愁了，  我走过的路， 我自己看。 哎哟！  我的磨难我自己受， 我的坑坑坎坎我自己走。 只要女儿还有一口气， 绝对不会给你留下三对眼睛珠珠。 我说，妈妈，你再不要为我操心了。 反正我尽力而为。 我都想着没有活头了， 我把能挣钱的办法都想到了。 把我留下没有工资， 是一个家庭妇女。 硬是把这三个孩子拉大了，拉成人了， 我走过的路，活到今天。 每一次回到老家， 我的哥哥把我送到汽车站、火车站。 我的父亲不在了， 哥哥说：“珍，好我的妹子， 哥哥不让你去不行。 哥哥让你去  ，哥哥心里搁着刀。” 冷冬寒天，冰雪严寒， 回到兰州，找自己的落脚之处。 “哥哥不让你去兰州，哥也没有办法， 哥哥只能把你送到汽车站。 现在娃娃没有父亲了， 你在外面做啥事情要谨慎小心。 你的丈夫不在了，天就塌下来了， 哥给你再叮咛，以后就要靠你哩。 现在文化大革命， 哥也不能到兰州看你去。 你就走着看着  朝前走。” 哥哥流着眼泪挥挥手， 我这就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 哎呀！ 我妈把钱给我，我不要， 我妈把粮票给我，我扔在地下。 回到老家， 人家把我看管住， 说我是反革命家属。 给我列出一长串串黑材料， 我一冬天都在地里劳动， 娃娃放在家里没有人管。 一个冬天，才挣到一个汽车费， 我才回到兰州。 才打官司打了几年， 官司打完了，娃娃长大了 稀里糊涂活到现在了。 这些经历我自己编来自己唱， 没有人听来我自己听， 这都是历史，   都是我自己经历过的历史。 依：陈妈妈，你孩子的爸爸是怎么被打成反革命的？我都给你写下来。 陈：我的爱人一九四八年参军，一直是干部。到了文化大革命，他单位上有个领导叫个张建生，写下的黑材料，说他是三青团，说他是反革命，把我的爱人整死打死了。然后就把我遣送回老家，老家在陕西韩城。我和三个娃娃硬是  被赶回去。 依：陈妈妈，你详细说一说你爱人被打死的经过。  陈：文化大革命不是运动来了，我爱人是个干部，人家给他弄的那个黑材料，他们把我的人(爱人)活活给打死了。就是他人走了，那个挡案还要保存二十年。都记着哩。 依：你的爱人叫什么名字？ 陈：叫范艺，艺术的艺术，文艺的艺。 依：他当时多大岁数？ 陈：他三十八，我三十七。 依：他最具体是什么单位？ 陈：他原来是甘肃省七局建八团，以后那个建八团解散了，他又调到巩家湾的胶鞋厂，半工半读学校，在劳资科当着科长。他也是半工半教，一天上班，一天给人家带课。 依：他去世是哪一年？ 陈：是一九六六年的五月十一日。(老人毫不迟疑的说出了丈夫死亡的年、月、日) 依：当时是谁把他打死的？ 陈：张建生。不是那时候造反哩，把那些学生、单位上的群众都挑动起来，就在巩家湾的胶鞋厂给打死了，整死了。 依：这个张建生当时多大岁数？ 陈：张建生，张建生那个时间就是个五十多岁。哎哟，你不知道，那是文化大革命来了。先是斗到他的头上了，他急了，就咬我爱人，把我的爱人当了替死鬼了。运动来了，文化大革命是个大运动，你不知道吗？ 依：你爱人当时是历史问题？还是反革命问题？ 陈：最后平反了，一点点问题都没有，他是小学从西安的兴国中学毕了业，他入党早，在学校的时候就入了党了。我们那里解放了，他就参军了，他的历史啥都清清楚楚的，一点问题都没有。文化大革命，本来是斗张建生哩，他平时让我爱人写的材料，他说是我爱人自己写的，就成了他的替死鬼。又打又斗。 依：你孩子的爸爸知道不知道甘肃饿死人的事情？ 陈：他知道。他是干部他不敢说。 依：陈妈妈，你说你爱人是好几次打死的？还是一次打死的？ 陈：不，先是斗哩，后来是把人看住(关住)把人整死了。我和孩子在家吃了饭，我也到胶皮厂上班去了。哎哟，人家说把人整死了，抬到医院去了。我就赶紧跑到医院，一看人已经不行了，脸上青黑青黑的。把我急得一下子就昏过去了。缓了一会，我醒来了，最后就把我爱人埋了，埋到那个野滩上。以后平反了，才迁移到革命干部公墓。 依：你孩子的爸爸是不是喜欢文艺，爱看书什么的？ 陈：他爱学习，爱写字，经常给单位上写报告，写材料。很爱学习。人家给他整理出来的黑材料，整理了几天，就整开他了。 依：陈妈妈，孩子爸爸去世前已经不可能说任何话了，是吧？ 陈：我从家去上班的时候，他还好好的。等我到医院看到人就已经不行了，人啥都不知道了，他才三十八岁呀！  家里他给孩子留了一个条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是我回来才看到的，是他留给三个娃娃的。人家批斗他、打他   他都回来不给我说。他也不敢说，说了也没有用。后来就被整死了。 依：等你醒来以后，他们怎么给你交待这个事情？ 陈：那个时间，把人整死了，整的没有办法了，他们说他自己是自杀的。反正我又没有看见，中午还在一起吃饭吃饭，到下午人就死了。就是六六年的五月十一日。   反正我又没有见人，人家说是他自己死的。等人到医院，人都死了，才叫我去的。 依：你看到人的时候，是什么样子，麻烦你讲一下。看到伤痕了没有？ 陈：我到医院去，我看见他的脖子是勒下的，是绳子勒死的，他们说是他自己死的，是他自己自杀的。人的脸色都发情了，气色都变了，成了青的了。 依：还有没有其它地方有伤？ 陈：那时候，我就啥都不知道了。看见人成那个样子了，我都不知道我是谁了，就一下子昏过去了。 依：医院有没有给你开一个死亡鉴定书？ 陈：没有，那没有。人死了，把我叫去，就把人拉到太平间，过了两天，就埋了。 依：你的三个孩子叫什么名字？当时多大岁数？ 陈：我的老大叫范军，解放军的军，是五五年的。老二叫范平，和平的平，是五七年的。小女儿叫白鸽，这是小名字，是他爸爸给起下的名字。大名字叫李志荣。姓名是跟了她的伯伯(继父)了，叫李志荣。 依：你的孩子们都知道父亲的事情吧？ 陈：那时候我的小女儿才四岁，两个男娃娃一个十岁，一个八岁多。那时候都不懂事，埋他爸爸的时候，娃娃还玩着哩，还淘气着哩，以后才明白了，他们记得他们的爸爸。 依：单位上有没有找你谈话？ 陈：等把人一埋，单位上找我，说我是反革命家属，就把我和三个孩子一下子遣送回老家了，我不回去也不行。没有人敢来接我，都害怕得不敢来。我妈让我妹妹来兰州接我回到陕西，回去了八个月。把我的亲戚兄弟都给连累了，谁也不敢和我说话，谁也不敢理我，理了就给谁带上黑帽子了。一个运动把一个好好的家就给毁灭了，我越想越不想活了，我都死了几次了。我死了，把我的老人也牵心，看看这个孩子，不舍得，看看那个孩子，还是不舍得。扔不下几个孩子，我就说，哪怕咬上牙，活，哪怕我去要饭，都能把三个娃娃拉扯大。如果我一走，娃娃就没有人管了，我的老妈妈也把孩子拉不成人。 依：你们被遣送回去后，有没有生活费？ 陈：人家就交给队里，啥都不管了，一分钱都不给，娃娃们也不管。 依：那你怎么生活？ 陈：我就到队里劳动，队里给我分粮。我拉那个镂锄拉不动，真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 单位上给生产队去的信，让他们看管住我，不让我回兰州。我问生产队的人：“啥时间让我回去？”人家说：“单位上来信不让你回去。”我说：“你把信拿来给我看一看。”人家说：“这是公文，那不能叫你看。”我说：“我想回去你把我也看不住，我不想去你也把我赶不走。”我和我妈商量，就赶紧上回到了兰州。时间长了，没有人管了，三个孩子就一辈子留在农村了。 我把我的孩子一个留给我妈，一个留给我大嫂，我把小女子带着。那个小女子叫个白鸽，大名子叫个李志荣，才四岁多些。大的才十多岁，小的才九岁，我的条件就是这么个条件。一回到兰州打官司打了好几年。   我回来，人家单位上也不理我。我就像个疯婆子到处找领导。我说：“你吃饭我也要吃饭，你把我送回去也不行，你得给我说清楚。”我就问：“他是反革命，是怎么个反革命？”人家说：“是现行反革命。”最后平反了，才把我从陕西迁回兰州，不然三个娃娃抬不起来头，上不起学。哎哟，在陕西我都活不了了。那时候，遣送回去的人不少，男人一受批斗，就老婆娃娃遣送农村，今天一个，明天一个。我们那个庄子回去了好几家。   韩城那阵子运动也闹得凶，把一个人打得斗得受不了，人想死都没有办法死了，他提着一个暖壶起提水，就跳到开水锅里，完了(烫死了)。    回到老家，我爱人的单位上说，你不能回兰州。我说：“你怎么挽的疙瘩你怎么解决。”人家说：“大城市往小城市迁好迁，小城市往大城市迁不好迁。”我说：“你怎么挽得疙瘩怎么解决。要不然你就吃不成饭。”他们有食堂，我就不让他吃饭。最后就算是平反了，人家单位给我找了一个老伴，他们说：“你们回来四口人，你又没有工资，你又没有能力养活三个娃。”我不愿意，我就骂：“你们还能得很，你们还把我的爱人整死，还又给我找个男人。”单位上说：“你自己选择，你不愿意了，你就不要回来，我们没有办法把你的户口办回来。”那个老汉比我大十多岁。我死说活说，就算是同意了。我又回到老家，跑到公社、大队，拉了七架子车粮食，交到国库，交了粮食，才能把这个粮食关系迁到兰州。到了年底了，赶紧回来，才把户口报上。哎哟，我就糟了这么多的难，跑公社、跑大队、送粮食，求爷爷告奶奶。 依：你第二次结婚是哪一年？ 陈：我爱人不在的时候，我是三十七岁。我第二次结婚是四十二岁，中间过了五年，就是七一年。 依：这个人是单位上给你找的吗？有强迫你吗？ 陈：人家说：“中央的文件已经下来了，叫我们把你妥善的安排，你又没有生活来源，又没有正式工作，人也神经了。老李，是我们单位上看大门的，你能和我们老李成了，就给你和娃娃的户口迁回来，你要是不同意，你就在陕西农村呆着去。”人家让我选择。 回来，就必须稼给老李，不然，就不要回来。 依：他为什么说你“神经”？ 陈：那没有爱人了，就是天崩地裂，没有工作，没有钱，人家还把我遣送回老家，看管着哩，人就神经了，我已经就是神经病了。我从陕西回来，没有地方住，就住在楼梯下面，在那里做饭，那些人说：“你把火烧那么大，把我们的楼房烧着了，就把我们烧死了。”我就骂：“你们谁本事大，把我的锅灶扔到街道上我看一下。”也有些人同情我们，说：“这是范艺的小姑娘，你们把范艺整死了，还要整人家女人娃娃吗？”有些干部同情我们，看着天下雪着哩，娃娃在院子里跑着，没有人管。可怜的很。 依：就是说你的第二次婚姻你是不愿意的？ 陈：我不愿意，他比我大十几岁。姓李，叫李福祥。 依：他当时是单身汉吗？ 陈：他从来没有结过婚。是单位上看大门的一个老汉。 我那个时间才四十二岁呀，最后落脚点就是跟上这个老汉，只拿六十七块三毛钱，养活了我们一家子，娃要正上学哩，要下乡插队哩，老大参了军，老二参了军，女娃娃也要参军哩，把我逼的没有办法，改成这个老汉的姓，姓李了，我的儿子还抱怨我：“你把我的妹妹姓了李了。”我说：“好我的娃，不改不行。”那时候子女能顶替，我的小女儿，就顶替了她伯的工作，在食品上干着哩。 依：陈妈妈，你识不识字？ 陈：我识得不多，写不了。算是个初中，写不了。我回到老家，人家说把这个写下来，找人写又麻烦得很。 依：你有没有任何材料？ 陈：有哩，搬家搬的都找不到了。我当时告状告到市委、告到省委，最后告到中央，我官司都打倒中央，从中央回来，以前那个文革小组接待站又不要钱，我们一起几个人都是跑到北京打了官司的，最后把问题解决了，妥善安排了。 依：他们是怎么给你平反的？ 陈：这是个运动嘛，最后就平反了，平反是到了七八年了。 依：平反有什么经济上的补尝？ 陈：有，有人家那个落实政策的，给我爱人的抚恤金给了一千二，这就算结束了，再什么都没有。 依：有没有一个书面的东西，说当时打人整人错了？ 陈：没有，没有。 依：有没有开追悼会？ 陈：追悼会开了，把坟也迁移到革命干部公墓了。 依：你的诗是你写出来的，还是脑子里想出来的？ 陈：没有写，是我自己想出来，做下的诗。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不敢说，一说起来我就伤心落泪，我想起来我的磨难，没有敢说，没有人敢管。    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么多的话。拜托你给我写出来。 依：好，我写出来就寄给你。你说出来，我写出来，对故去的人，是一个纪念。对活着的人，也是一个安慰。                                                 我看见了 前记：11月8日和陈惠珍老人谈过后，几天来，令我无名的悲伤和难过，全国有多少文革受难者？他们叫什么名字？他们是怎么样以革命的名义被杀害的？除了了王友琴(<<文革受难者>>作者)等几位文革史家研究著述外，没有人提起他们。他们的妻儿所遭受的苦难更是没有人贯注。本着去了解一个文革受难者儿女的想法，11月12日我电话采访了范艺的女儿，父亲称她”白鸽““、现年五十岁的李志荣。更令人震惊的是，当时一个年仅四岁的小女孩，目击了父亲的自杀死亡。 受访人：李志荣，女，五十岁，甘肃省兰州市人，退休。 时间：2012年11月12日 采访形式：电话。 文革受难者：范艺，男，一九二八年出生于陕西省蓝田县，一九四八年入党，一九四九年来到兰州工作。曾经参加抗美援朝，为甘肃省七局建八团劳资科科长。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一日因不堪批斗，在自己家门框上悬梁自尽。当时他四岁的女二李志荣就在另外一个屋子，亲眼看见父亲最后的样子。为李志荣的父亲。 依：你好，李志荣，我这两天给你妈妈打了一个电话，老人家很健谈，谈了一下过去你父亲的经历，我觉得是一个很珍贵的历史记忆。如果你记得什么，请给我讲一讲。 李：当时，我就在跟前。你让我妈妈讲吧。(李不太愿意讲，我还没有听懂她所说的在跟前是什么意思)我那时候太小了。我妈比较健谈，性格比较外向，爱和人说话。 依：你妈妈有你妈妈的角度，儿女有儿女的感受，你随便说就好了。你的恐惧感、你的难过。随便说就好了。 李：我那时候太小了，才四岁。我当时在跟前，我当时在跟前。那天，我的记忆可深了。我们那时候住着楼房，那时候能住楼房的人很少。我们家住在二楼，有两个房间是并排的，我爸专门有一个房间，有书桌、椅子、里面有好多糖。他给了我一些糖吃，完了，他把我抱到那个大房子，就是我们住的那一间，我还在那里骑马呢，玩着呢。后来，我都有记忆，我爸那天穿一身灰衣服，他拿了一截绳子我看见了，但当时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后来的记忆，不是一般的门上都有窗户嘛，我就看见好多人爬在上门让我开门。他们就进来了。我就没有什么记忆了。我爸去世的时候，我在跟前。 依：你说你爸去世的时候，你在跟前，是那个批斗会场吗？ 李：不是，不是，我妈给你讲这一段了吗？我们以后再说好吗？(李又不想说了。) 依：你爸爸再平凡，但是一个失去的生命不应该这样无声无臭的消失，不论是家属，还是我们陌生人之间，他不是和我们毫无关系的人。我们都应该为他伸张冤屈。 李：就是。我妈妈也经常骂我爸太软弱了，扔下我们母子四个人就不管了。 依：你记得什么就说什么？ 李：我记得我爸在的时候，就偏爱我。我爸那天，不知道我妈给你说了没有。我爸就自杀了。我那一天就在跟前，而且我现在眼前就能看见，他那天的样子。 依：我听你妈说他脖子上有绳子的印子。 李：是，是，我就在跟前。因为他把我哄到里面的床上，让我去睡觉，我玩了一会，我起来以后，就看见他在那个门框子上，这个我有印象。但是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我毕竟只有四岁，太小了。再就是，门上面有门框，都是玻璃的，有好多人，在砸门，意思是让我开门。我爸活着的时候，干了啥说了啥，我没有什么印象。但是那天我爸怎么哄我，现在我的印象可深了。我给你说的时候，我都能看见，爸爸就在门框上(吊着)。 依：你讲得让我很难过，是个人的伤疤，也是家庭的伤疤，也是历史的伤疤，揭起来都是很疼。你和你妈妈讲的里面有一个出入，妈妈说你爸是在长子里被打死的…… 李：我妈，我妈胡说了。我妈胡说了，可能我妈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当时，我就在跟前，可能我妈不愿意提这个事情。因为我妈，因为我爸的事情都精神失常了，有好几年都不能正常生活。但是不论怎么样，我爸都是被逼迫走那条路的。 依：你知道不知道你爸当时在工厂被打的事情？ 李：他是被打了。这个我知道。我爸这个人是被家庭娇惯出来的，他们弟兄四个，从小没有父母亲，我爸又是最小的一个。我的大伯是个生意人，生意做的可大了，生意从陕西做到兰州了，开那个金店。正因为父母早逝，我大伯就很娇惯我爸，把他当儿子一样的养着。全家人都疼爱他、宠爱他。他长大以后，派了一个书童，陪他去西安上学。一直都是在很顺利的环境中长大成人。在西安，他就入了党，抗美援朝的时候，他就积极的参加了，回来以后复员到兰州……。这都是我妈妈给我说的，我爸就一直走的比较顺利，忽然来了一个文化大革命，又是打又是批斗，把我爸打成反革命。我妈文化不高，我爸可能回来也不爱说。他又被打被斗，最后实在是受不了了，精神上肉体上都受不了。最后就…..。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一段，总是我就在跟前。不知道为啥，以前的事情都没有印象，就那一天我的印象可深了，一提起来，我就马上能想起来。我爸怎么给我的糖，我在里面怎么骑马。我那么小，你说我记这些干什么？我出来了，我爸就在门框上(吊着)，我都看见了，我都看见了。当时，我没有悲伤，没有哭。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看见好多人在门窗那里，让我开门。    我妈不说可能有她的道理吧。 依：不论你爸是他杀，还是自杀，他最后都是很痛苦的。都要把他的经历留下来。 李：你想，我们三个小孩，最大的才十岁，一个八岁，我才四岁。他也是完全绝望了，才走这一步。他还给我了些糖，把我抱到另外一个屋子，不让我看见他干什么。 依：你爸有没有留下什么文字(遗书)？ 李：没有，好像没有。我就拿了一个写毛笔子的铮子，还有他用过的铜墨盒，现在还在我家。  我们家被打成反革命家属以后，我们回到陕西韩城我爸的老家，我看见我爸写的字，还有我爸写过的英语，还有我爸写毛笔字用的铜铮子，就是压纸的那个，那时候我还拿着   玩。那时候，我爸就算是高中毕业，挺有文才的一个人。 依：你们家被下放的时候，你有没有记忆？ 李：有,后来就是我妈领着我告状，每次去哪里都领着我。有一次下火车，我妈把我领到一个沟里，我还滚下去了。我的记忆就是成天跟着我妈跑、跑、跑。她是个小脚，还要不停的跑，去给我爸告状。还有的记忆就是我妈把我的两个哥哥，一个放在我的外婆家，一个放在我伯伯家，就是我爸的兄弟家。  还有一个，我妈领着我回老家(陕西韩城)去接我二哥，我二哥比我大个几岁，他问我妈上次为什么不带他走，还拿了一个剪刀要剪我妈的衣服。我还有一个印象，就是我们韩城，在陕西和山西的交界有一个胡麻桥，我们要去坐车，有人骑着自行车送，我妈抱着我，山上还能听见枪声(当地有人搞武斗)。过那个胡麻桥的时候，我的两个哥哥大，他们不害怕，就过去了。那个桥是用铁丝连的，洞很大，能看见下面的水。我妈花了两块钱把我背过去了。我都记得。  我妈也挺厉害的，到处告状，跑到北京，找那个文革接待站，最后周总理都给写了几个字。我妈很不容易，我妈很坚强，也很泼辣，把我们养大也很不容易。很坚强，现在八十多岁了，还是一个人。 依：你说你们到北京打官司是谁给你们处理的？ 李：最后是周总理给签了几个字。当时给我妈给了一点钱，我妈一直没有动过，最艰难的时候都没有动过那个钱。好像给了一个书面的东西。 依：后来，这件事情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李：好多人就不理解，人家就问：“怎么你哥哥姓范，你姓李？”有时候人家不理解。我也没有办法说。这个我是有记忆的，我们被迁出兰州了，迁不回来。我妈落户口落不上，必须得找一个人，就找了我这个伯伯。这个伯伯是个好人，他当时是在兰州轻工业二局看大门的，他就在传达室上班，分个报纸，看看出进的人。他们就结婚了，我妈不愿意，也没有办法。但是我这个伯伯特别的好，为了我们一家人，辛辛苦苦工作，一个月几十块钱，养活我们。有时候，为了我的伯伯，我还和我妈作对呢 依：我可能给你们也帮不了什么忙，从法律上达到什么目的。但是从道义上、情感上，我可以写出来，纪念失去的人，因为这是政治运动把一个人毁灭掉，把一个家庭毁灭掉。 李：我们这个家庭应该是过得很好的，我爸   是个干部，我妈也勤快，三个孩子，两个男娃娃，一个女娃娃。我妈也说我们应该过得很好。但是文化大革命来的时候，就像急风暴雨，就把我爸给卷进去了，把我们一家都给卷进去了。 等我以后记起多的时候，我们再谈好吗？ 依：好，谢谢你。 写于2012年11月13日。  意在纪念一个在文革中无辜失去的生命的人。他不是和我们无关的人，他的悲剧，是我们的悲剧，他的疼痛，是我们的疼痛。他留下的问号，我们需要给予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