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环球时报》“自由派应为社会团结有所建树”一文的回应

国内最有影响，平心而论，也是最有水平的左派报纸《环球时报》最近发表了一篇题为“自由派应为社会团结有所建树”的文章，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左派出招了，照本人看，还真不失为高招，右派（所谓“自由派”）不能不有所回应。本博主是毫不含糊的政治自由派，以下是我的初步回应，就插在原文当中，以括弧标出。敬请关注。——新浪微博“舵爷第一”（周舵）   　　对《环球时报》2012年11月19日“自由派应为社会团结有所建树”一文的回应   　　十八大为促进中国社会团结和加快改革都带来新的动力和资源，然而接下来中国能否再有出色表现，不仅取决于中共的领导，也取决于社会各种力量的合作。其中自由派如何作为同样很有意义。 　　中国社会形成今天的多元化局面，自由派是有贡献的。自由派的出现不是出于国家自上而下的主动设计，而是自发、逐渐形成的。迄今国家政策对自由派的态度有些模糊，但对自由派的环境宽容不断积累，其在舆论中有了一定话语权，也有了一些追随者。 　　只要中国的多元化持续下去，自由派就有用武之地，就能够成为推动国家前进的合力之一。中国这样较成气候的自由派是越南等改革国家所不具有的，他们构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特色。 　　时至改革步入深水区的今天，不仅改革的难度增大，维护社会团结的挑战也越来越多。而且两者经常是深度相关的：当社会团结的风险增大时，改革的决心就会受到干扰。因此帮助社会团结，就是为改革增加动力。   　　（到此为止，文章的观点本博主都很同意，唯一的异议是：作者对什么是“自由派”，完全没有界定。这几乎是国内学者的通病。原因可能有这样几个：1，在今天这个多元化的时代，虽然也事实上承认了多元化的现实，但自身的思想资源、思维框架却自觉不自觉地仍然是马列主义独霸天下，潜意识里认为马列主义是唯一的、无需争辩的真理标准，所以，所有的基本概念一律“照搬”马列主义教科书，以为那是人所共知的，无须定义。2，也有些并非完全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把另外某一门派的学说同样认为是无需争辩的不二法门。3，更普遍的误解，是高估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不知道当今的各门社会科学其实还远远称不上“科学”，其科学性比起成熟的自然科学学科差得很远。著名的科学哲学学者库恩认为，科学最根本的标志是形成了科学家同行公认的“范式”，这“范式”要求所有的基本概念都有公认、无歧义的清晰定义，而各门“社会科学”恰恰没有这个东西。《附录一》是我的一篇谈概念定义的旧文，《附录二》里有我对“自由派”的定义，选自“建设和谐社会需要高瞻远瞩的顶层设计”一文，请参看。   　　回到什么是“自由派”：为方便计，我个人认为“自由派”至少要从“领域”和“程度”两个方面加以细分。领域，一般的分法是“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四分，因此，自由派也就有相应的政治自由派、经济自由派、社会自由派和文化自由派，与此形成对照甚至对立的，是各领域的社会主义派和保守主义派。程度，最好是区分为“温和自由派”和“极端自由派”，前者是容纳、吸收其它派别——包括左派——的部分主张，往中间靠拢的自由派，即中右，因为自由派当然是右派。极端自由派，英文是libertarian，译为“自由至上主义”比较好，是liberalism“自由主义”里的极端派；典型代表，如美国共和党右翼，他们对一切社会主义派别深恶痛绝，甚至把自由派也骂成“社会主义”。只有这种自由派，才是《环球时报》文章所描述的那样不宽容、不团结，但这一派人在中国并不是自由派的主流。本人是政治中右，即自由主义左翼，主张和政治上的中左即社会民主主义既竞争又合作；在经济领域，则赞同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同时主张政府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并对弱势群体承担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责任，这是有限度的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再多说一句： “两分法”不是好方法，比如左派、右派二分，一是太简陋，二是几乎必定导致正邪、善恶、敌我对立斗争，相互不宽容、仇视，这才是社会不团结最根本的思想根源！）   　　然而从以往的情况看，自由派对呼吁改革很热心，对促进社会团结，他们的兴趣往往不大。一些人认为，他们的唯一使命就是批判，越不妥协的批判就越是正义的，而维护社会团结是官方的事，或者其他人的事，他们没有这个义务。   　　（如上述，有这种毛病的是自由至上主义者，尤其是激进民主派，不是一般的自由派，而激进民主派在政治学上的分类通常是极左。以我之见，左派的当务之急，是首先把自己的立场定位清楚——你是中左即社会民主主义，还是极左即马列毛？然后，如果是中左，在呼吁自由派团结的同时，请务必清理门户，和极左划清界限，因为，事实上极左历来是中国破坏社会团结的元凶巨恶！）   　　当自由派极其弱小的时候，与自由派已经有了一定力量的时候这样做，其政治意义是完全不同的。中国的多元化已经事实上形成并在继续发展，传统凝聚力对社会的覆盖面越来越有欠缺，凝聚多元社会的力量也必须是多元的，它们必须找到共识的底线，自由派应主动就此承担更多的责任。 　　有学者认为，中国自由派总体上继承了西方冷战时期将世界分为“自由”与“非自由”的两分法，对中国这些年的实质进步和世界的时代变迁都观察不够，其理论研究几乎没有进展，更热衷“政治博弈”。其对西方理论过于臣服，看不到中国崛起正在挑战着以西方经验和价值为基础的理论体系，需要一个全新的总结过程。这些说法是否有道理，建议自由派人士兼听。   　　（同样，这一说也是只适用于自由派的少数人。而“对西方理论过于臣服”，难道不是同样适用于左派吗？试问，还有比照搬马克思主义更“对西方理论过于臣服”的吗？莫非马克思主义不是西方理论？）   　　中国全社会都缺少在多元化时代凝聚团结的经验，官方缺，各界都缺。由于政治稳定是国家所有改革和发展赖以进行的基础，官方对自由派扩大话语权有顾忌，采取了一定限制政策。但这种限制总体看不断变得温和。 　　或许自由派也需“摸着石头过河”。自由主义是制衡社会保守化的必要力量，在实践中也是构成社会批判的重要源头，但每一个社会都必须达成自由与治理的平衡。希望自由派对这个平衡表现出更多建设性，这应被看成对他们的善意期待。   　　（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概念“保守”，同样遗憾的是，又是不加定义。在国际政治学界，“保守主义”也是歧义纷繁，但还是有可能基本区分为“极端保守”，和接近经典自由主义即自由至上主义的“温和保守”，如哈耶克；而在中国，“保守”却是截然相反，可以和反对改革开放的极左派等同。但愿这里的“社会保守化”说的是“社会极左化”！）   　　中国大的国家道路已定，经过30多年的验证而广受支持。自由派如果继续把力气主要放在道路之争上，不具有现实意义。自由派应为国家走好中国特色的民主建设之路发挥独特作用，扩大并巩固社会的多元，并对解决转型时期的团结难题发挥理论和实践的建树。 　　中国的独特性已经很明显，全世界的有识之士都看到了。中国自由派的地位和作用决不可能是西方“反对党”的翻版，它一定也是独特的。这是中国大势中的一个单元，主动应势而为，应被看成对时代的响应。   　　（恕我直言：这是环球时报文章最不讲道理的地方。“道路已定”，真不知从何谈起！执政党难道不是至今还在河里摸石头吗？这就叫“道路已定”？道路已定，你还在瞎摸什么东西？摸着石头过河，摸的不是道路，还能是什么？吃饱了没事干，下河摸鱼吗？至少就本人所知，无论国内国外，主流、普遍的见解是，中国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文明转型中的所谓“变动中社会”或“转型中社会”，无论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哪方面的现代文明指标来衡量，中国距离实现现代化还有相当遥远的距离。所谓“道路已定”，恐怕真的是极少数人升虚火发高烧，一厢情愿的浪漫夸大——更难听的话，我就不说了。真的对不起左派们了，如果真的想达成共识，就从这个“道路已定”开始，平心静气、有理有据、自由平等地讨论、辩论吧，你们以为如何？）   　　当中国人普遍对未来10年充满期待的时候，自由派也应解放思想，调整思路。官方有必要为此创造条件，增加舆论的包容度，创造沟通的更多平台和机会。团结是中国未来10年的成功之本，没有绝对的团结，但有多元化下的共识和凝聚力。尽量拉高社会凝聚力，对这个改革中的庞大国家永远都至关重要。   <div>　　（无论如何，左派们有这篇文章所说的气量、风度和见识，值得大大赞美。“促成各界精英关于改革目标和路径的基本共识”，本人已经辛辛苦苦呼吁了十数年，也被左右夹击臭骂了十数年，现在看到了左派们的善意回应，这倒确实是令人宽慰，可喜可贺。照这样走下去，中国就会大有希望！）</div><div> </div>  <div align="center">　　《附录一》 </div>  <div align="center">　　多歧义的“革命”</div>  　　《炎黄春秋》2008年第一期秦晖的大文《专政、民主与所谓“恩格斯转变”》，资料翔实、论述严谨，十分精彩。仅有一处，我认为欠周详，就是对“革命”这个关键词的诠释——秦晖说，“承认人民有权反抗暴政”“即有权革命”；美国《独立宣言》承认人民有革命权（如果政府损害人民，“人民就有权利改变它或废除它”）。在秦晖的大文中，“革命”就是“反抗暴政”，“以暴抗暴”，“改变或废除政府”。   　　我们首先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现状：“革命”是个歧义纷繁的多义词。如果以托马斯.库恩的“范式”（paradigm）之有无作为划分“科学”和“前科学”的标准的话，各门社会科学可能除经济学之外，都只能算是“前科学”——建立范式的核心要求之一是，每个基本概念都要有严格、单义、公认的定义，而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的现状却几乎是恰好相反。在这种不合理想的状态下，我们只能是：第一，“要建大厦，先烧出好砖”，必须对于自己使用的、词义不统一的基本概念给出尽可能清晰、严谨的定义。第二，这个定义应当尽量不超出习惯用法的范围，尽量避免“横空出世”、“别出心裁”。第三，由于习惯用法是多义的，作者应明确说明自己在这多义中的取舍；第四，当选择的习惯用法实在不够用时，说明作者自己的附加义。   　　本文并不涉及作者自己对于“革命”的定义，只限于对“革命”一词的习惯用法作最简略的分类。   　　首先，从词源说，“革命”一词最初是占卜术士预言“命运之突然转折”，从“revolution”的构词法便可看出这一“转折”、“回旋”的含意；用于政治领域时，则专指“用暴力突然推翻统治者”，即今人所称的“政变”。《独立宣言》所言“革命”即此义。美国革命从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改成共和制算不上是实质性的政治变革，基本政制仍然是英国式的自由宪政。是美国人基于联法抗英的立场，夸大了这一“革命”的实质意义。   　　其次，革命本身并没有方向性，可以往未来革，也可以往过去革。指向未来者为激进革命、左翼革命，指向过去者为保守革命、右翼革命（“激进”也是个多义词，既指目标，多指向未来；也指手段，与“渐进”相对）。照此，英国17世纪的内战和短命的共和创建、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辛亥革命等属于前者，而美国革命则相反，属于后者，即恢复被当时英王剥夺的“英国人的自由”这一北美殖民地人民自古就享有的传统习惯权利。所以，美国“革命”是既不“彻底”，又是往回“倒退”的，和我们习惯理解的激进革命恰好相反。   　　第三，左翼革命又有程度（“彻底性”）之别：最不“彻底”的是政治革命，即除政权更替之外还伴随政治制度大规模的、急速的变革。然后是“社会革命”，不仅有以上两点，还要对社会基础建构如经济制度和阶级关系做大规模的急速的变革。更彻底的是“文化革命”，即除以上三点外，还要对文化（观念、信仰、传统、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做大规模的急速的变革。   <div>　　就当代中国人而言，对革命的理解就仅是第三种含义——左翼的、极端激进的、未来主义（进步主义）的，也就是说，极左的、最彻底的“革命”，而不是秦晖所说的含义，当然就更不是美国式的保守革命。秦晖所说的“革命”，如今叫做“政变”。</div><div> </div>  <div align="center">　　《附录二》   　　促成中派联盟，严防极端主义</div>  　　制度的创设必须依靠一定的社会力量。现代和谐社会的创设则需要中左、中右两大力量成为主流，通过这两大主流既竞争、又合作的互动来创设。这也就意味着必须防止极左、极右、极端民族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等极端主义势力崛起成为主流。   　　中左就是社会民主主义，是激进革命的极左力量往中间立场靠拢，合法化、温和化而形成的，它代表社会中下层，主张扩张穷人的权利、扩大民主的范围和深度，加大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力度，强调平等、友爱、合作、关注弱势群体等价值目标，关注“如何分蛋糕”。中右则是“有同情心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它们代表社会中上层，主张基本自由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主张限制任何人的权力、包括限制多数穷人的权力，崇尚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关注“如何把蛋糕做大”，反对过分的、降低效率和投资积极性、政府财政负担不起的社会福利，强调每个人的独立自主、自我负责，通过自由平等的竞争实现优胜劣汰。同时，虽然双方有很大的区别，但又存在对于上述现代良治社会“三角凳”的基本共识，认同自由民主的基本游戏规则，反对各种极端主义，反对使用非法暴力来达成自己的主张。中左和中右的主要社会基础是中产阶级；通过持续的经济发展，同时让广大民众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使得中产阶级壮大成为多数，和谐社会才能有稳固基础。   　　极左，就是主张使用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专政”这些与和谐社会根本不相容的手段，来“彻底砸碎旧社会”，建立起计划经济和一党专政的斯大林模式的保守派，以及90年代之后冒头的新毛派。这两派人反对我们的改革开放，一心要把改革开放拉向倒退，回到改革开放之前的那个旧传统体制。他们现在的主要口号是杀贪官、剥夺富人、封杀自由主义右派。他们利用权钱交易盛行、贫富悬殊、贪官越杀越多等等不良现象作为口实来煽动民众，具有相当大的制造严重社会动乱的能量。   　　极右主要包括两部分人。一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他们认为市场本身就是公平的，社会福利则不公平，是奖懒罚勤、奖劣罚优，是对私有产权的侵犯。二是激进民粹民主派，他们天真地认为民主就是一人一票的普选制，然后少数服从多数；只要全面实行普选制，就有了民主，所以，民主很简单，连小学生都会；而实现民主的唯一障碍就是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因此，民主化就是推翻共产党。   　　极端民族主义者眼里只有“富国强兵”，而富国强兵必须靠专制铁腕，靠强政府、大政府，靠扩张军备，什么人权，什么自由民主，这些都是 “西方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妄图遏制中国崛起的大阴谋，因此，必须和西方阵营、和美国作坚决斗争，必要时不惜一战而且必有此一战。这是当年德意日法西斯主义的翻版，如果他们成了气候，就会把中华民族拖进同样的民族浩劫之中。我们不妨把这一派叫作新法西斯主义。   　　权贵资本主义是一个最具中国特色的大杂烩。它用极左意识形态作它的镇压工具，但不要其中的社会主义和平等；用“权力搅市场”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大发不义之财，但不要良好市场的自由竞争、法治及道德约束；它又用片面追求“富国强兵”的伪爱国主义煽惑民众，骗取社会支持，同时坚决抵制自由民主，“绝对不照搬西方三权分立和多党制那一套”。   　　任何一种合理的主张一旦走了极端，都是自毁性的，一定走向反面。任何极端主义，尤其是上述几种极端主义都是和谐社会的对立面。我们中华文明的主流是中庸和谐，也就是反对走极端，这是我们古人极高的政治智慧；那时虽然没有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但我们的历代先贤有特别丰富的政治实践经验，中庸和谐就是对这些经验的总结。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传承这些了不起的政治智慧、剔除皇权专制的糟粕，然后用当代科学的研究方法把它系统化、理论化。   　　未来最大的危险，就是法治、宪政迟迟不上轨道，导致吏治腐败日益恶化，官员们从“腐败但还不无能”，发展到“既腐败又无能”，再发展到危机失控、政权崩溃、社会失序，然后，就是上述几种极端主义势力一并崛起！   　　我们衷心希望执政党认真考虑往中左靠拢，同时给中右合法的发育空间，同时严防各种极端主义势力的崛起。只要中左和中右成为稳定的主流，那么，任何极端主义都掀不起大浪，中国的社会和谐与稳定就有了根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