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者与“上访母亲”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div style="font-family: Arial, Tahoma, Helvetica, \’Bitstream Vera Sans\’, sans-serif, STXihei, 华文细黑, 宋体, SimSun; font-size: 14.399999618530273px; line-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b6c2da;"> <img src="http://biweekly.hrichina.org/sites/default/files/images/article/20121130-2012.11.30shou_fa_2you_hua_shang_fang_zhe_mu_qin__yu_jian_rong_zuo_.jpg" style="margin: 5px; width: 500px; height: 678px;" alt="" />油画：《上访者•母亲》，于建嵘作 2012年2月24日，于建嵘在腾讯网燕山大讲堂演讲《社会学者眼中的公益》。演讲之后我们之间进行了一场对话。张耀杰：好长时间没和你深聊了，想借这个机会聊聊你的公益活动。首先，你是如何理解政治学者的身份定位的？于建嵘：现在的报刊都说我是社会学者，其实我在湖南师范大学读本科时，学的是政治学专业。2008年我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读博士，学的依然是大法学体系的政治学专业，所以2001年7月我获得的是法学博士学位。从严格意义上说，我一直是一个政治学者，研究的方向主要是政治社会学和政治人类学。大概因为“政治”两个字比较敏感，所以人家都喜欢说我是社会学者。张耀杰：你在演讲中一再强调，作为一名学者，你最大的快乐不是当官，而是针对社会问题做出政治学的判断，并且用事实来验证自己的判断比较科学也比较正确。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是不是符合你的本意？于建嵘：确实是这样。中国读书人一直有“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的依附性的官权和特权意识。孔子就表示过“不可三日无君”，意思是自己即使是一名乡野之人，心目中也永远要效忠君王。学术界一些很好的朋友，总是疑心我有什么政治野心，要当什么样的官员，事实上这是他们自己潜意识的一种投射。你是这些年来最理解我的人，我一再声明不会去当官，即使到了真正民主选举的时候，我也不会去竞选议员或什么官员。否则，我早就是政协委员或者人大代表了。官员、政治家与政治学者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职业和身份。前者依据法律行使公共权力、提供公共服务；而后者则是以政治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它是个人性的意识表达。政治学者虽然不拥有权力资源，但却有更加超然、远大的人文关怀，以及更自由的表达权利。我最珍惜的就是这种自由表达的权利。张耀杰：你这样解释，让我联想到你反复讲述的那个故事：小堡村有一画家，曾经半认真半开玩笑地对你说，“通州是北京的，宋庄是中国的，小堡是世界的，我们是人类的。我们为人类画画，不为人民币画画。”我自己认为这也是你的一种精神追求和境界，作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学者，你的研究不是单纯地给政府或官员提供学术支持，充当其决策智囊，而更是着眼于国家甚至人类共同体的长远利益，独立地作出判断，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于建嵘：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在职的政治学者，为政府决策提供建议是我的一项本职工作。但我面临的困境是，经过反复调研得出的判断和政策建议，总是得不到积极的回应和合理的采纳。你是与我一起参加信访调查和研究的人，事实早已证明我们提出的逐步取消法外信访、鼓励当事人通过法律渠道维护正当权利的政策建议，是完全正确的。但信访部门为了部门利益，不仅没有采纳我们的正确意见，反而把我们这些人当成了仇敌，一再点名攻击。张耀杰：我知道，你非常同情、关心访民，还曾画过一幅《上访者•母亲》的油画。于建嵘：我曾和你商量过，要请一些艺术家来帮助我们表现那些上访的冤民，我们为此积累了大量的照片资料。你也曾经找过体制内画家，但他们都不太愿意触及这样的敏感题材。于是我请小堡村一些不太知名的画家作画，每幅画2000元。结果他们未能画出有真实感觉和艺术冲击力的作品。唯一的例外是张鉴墙，他经过反复琢磨，从我这里拿走了许多上访信原件,将它们用油画的形式呈现出来，并在每个寄件人地址的后面印上一个鲜红的手印——每个手印背后都隐含着一个个体、一个家庭甚至一个村落的希望。张鉴墙是一个真正具备艺术家悟性和社会关怀的画家。2011年11月27日，我和张鉴墙在天津泰达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信访——于建嵘、张鉴墙作品展”，这次展览展出了我的巨幅油画《上访者•母亲》，另外还有我的多幅摄影作品和一部有关上访的记录影片。在活动开幕的当天，还举办了一场贺卫方与我的对话活动。这些活动我们原计划10月份在北京宋庄的鼎顺当代艺术馆展览举办，但由于各种原因被迫取消了。张耀杰：最近几年我每次到小堡村看你，都能看到这幅《上访者•母亲》的油画。这幅画一直摆在画架上，被你审视，也被你一点点地加工完善着。我没有见过任何一位职业画家，像你这样用几年的时间坚持不懈地反复修改一幅作品。我倒是想问：你到底什么时候不再修改这幅油画呢？于建嵘：你知道，我的第一幅油画就是这位母亲，只是当时的画面比较小。我送给外国元首的也是小幅《上访者•母亲》。我是在北京东庄上访村见到她的。2007年2月10日，我从早上七时起就在上访村访谈，直到下午两点才走进街边一间小饭店吃饭。我的临桌坐着一位老太太，她头上戴着一个用白皮做成的写着冤字的帽子，面前放着一个吃了一半的馒头，默默地流着泪。我为她点了一碗面条，她感激地看着我，并与我交谈起来。她告诉我，她是湖北人，是为儿子来北京申冤的。她的儿子因坚持原则被单位领导与有关部门联手给整死了。于是，我用一个小相机在饭桌上为这位母亲拍照。我还没来得及记下她名字和地址，突然几个人冲进来，将我推倒在地，两个彪形大汉架着她就往外拖。当我从地上爬起来，一辆有公安标志的车已绝尘而去。我知道，她被截访了。我心中充满了愤怒和悲怆。她那平静的诉说，那忧郁、不服和无奈的眼神总显现在我的面前。每当此时，我总想起自己的母亲。张耀杰：我专门查了日记，2007年2月10日恰好是农历腊月二十三。你当时打电话让我到上访村一起做调查，可是我当时也正在被所在单位打击报复。直到2月24日大年初七，我才到东庄上访村幸福里去看你。几天后，你被当作上访人带到了派出所，和你住在一起的山东访民老尚，后来也被失踪了……于建嵘：上访者被失踪，是很常见的一件事情。但是，我感觉最愧疚的还是这位母亲。无奈之中我想到了画画，每画一笔我都在想，我要对她有个交代，也是对自己有个交代，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有两三年的时间，我几乎对画油画着了迷，我的上访者系列现在已经有了几十幅。张耀杰：表面上看，你是在跨界操作，但实际上，学术研究与艺术的最高境界是可以贯通的。于建嵘：最高境界我不敢讲，在自由表达方面我还是蛮有自信的。学术和艺术最终都是精神的表达，或说是精神境界，它的终极是人文关怀，而非功利。张耀杰：你天生就是要站在社会思潮最前沿的自由理想主义者。我记得2004年春天第一次到小堡村看你的时候，你就给我讲一个“买房”的故事。这个故事在报刊上反复刊登过好多次，我觉得都不是太准确。请你再讲一讲如何？于建嵘：2003年10月，我们社科院几个住在通州的博士后同学，一起到小堡画家村来参观，遇到一对来自西安的画家。他的生活简陋，让我们满怜悯，但我们意外得知这位老兄竟然是千万富翁，并拥有一所美术学校。我问他：“你在家也可以画，为什么非要来这个地方呢？”他慷慨激昂地给我们讲了起来，说到激动的地方泪流满面，他说：“画画就是画心，在我心目中小堡村是先锋艺术的前沿，我一走进这个村，就像红军戴上八角帽，手握钢枪要冲锋了。”我感到很震撼，当场决定也要在这里买房子住下来。他告诉我附近有一画家刚搬走，有一个院子出售。房主见我急要，开出了当时的天价十二万五千元。张耀杰：你在燕山大讲堂的演讲中，谈到公益活动的价值和意义，你认为公益活动的作用不仅仅是帮助人，而且还可以健全人性、改善人心。于建嵘：我想得比较简单。我曾推动过一些“随手”活动，“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随手送书下乡”、“搜狐微博随手公益平台”等等，都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而是为了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广泛参与。这些社会问题最终都是要通过政府立法和依法行政，才能够圆满解决。但是，如果有更多公民的广泛关注和参与，确实可以提高人性，将人带到超功利、自我健全的更高境界。如果人性健全，人心向善，这个社会的暴戾之气也将会得到化解，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关爱也将会表现得更加浓厚。张耀杰：我很高兴地看到，最近你的人文关怀和理想又在音乐创作中得到体现。我想引用你的那首上访歌词《我的兄弟姐妹》来结束我们的这次访谈：“桥洞为你挡着风雪，墙角与你伴度长夜；衙门前有你彷徨的身影，诉状里全是无尽的血泪。官吏拆了你的家园，暴徒夺了你的健康；京城里难寻戏中的青天，睡梦中独享人间的冷暖。我的兄弟姐妹，寒风中你冷不冷，被打伤你痛不痛，没吃住你愁不愁，无处诉你难不难。你的坚守是难言的辛酸，你的等待是无望的未来。我的兄弟姐妹，回去吧，让故土疗治长年的伤痛，让自己写就公正的案卷。”</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