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深圳行释放改革信号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中国共产党的新任总书记习近平周末造访了中国南部的深圳经济特区，对更加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政策发出了强力的支持信号。30年来，深圳从封闭的小渔村发展为工业化大都市，一直是中国大力发展国家主导型资本主义的象征。 这是习近平自11月15日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首次访问北京之外的地区。他周五视察了一家私营的互联网公司，周六去莲花山向邓小平铜像敬献花篮。1979年，当时的中国领袖邓小平将深圳指定为经济特区，从而开启了中国的经济改革时代。1989年，对民主抗议活动的暴力镇压使经济改革政策陷入停滞。1992年，邓小平到访深圳，并在这次著名的巡视中鼓励重启之前的经济政策。 香港数家新闻机构对习近平的访问进行了报道。凤凰卫视称，习近平说，“改革开放是共产党必须坚持的方针。”他还说，“今后仍然要走这条正确的道路，富国之路、富民之路，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而且要有新开拓。” 权力交接之前的几个月里，包括习近平一些亲信在内的许多人发出了广泛的改革呼吁，要求实施更自由的经济政策，甚至是试行更大的政治开放，藉此维持党的统治。长期以来，改革派人士一直鼓励领导层让中国向更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更依赖于国内的消费，而非基础设施投资和出口，而且降低国有企业的重要性。但到目前为止，他们的呼吁收效甚微。 习近平以善于促成共识闻名，他在政治生涯的整个时期都谨慎地隐藏了自己的观点。迄今为止，此次深圳之行是他可能倾向于更多开放政策的最强信号。11月29日，习近平在北京发表讲话，谈到了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这不仅是对复兴的呼吁，也昭示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生前是一名备受尊敬的高级官员。邓小平亲自挑选他来协助起草新经济政策，并负责深圳特区的创立。习近平的母亲目前在深圳居住，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习近平在此次访问中看望了母亲。 自由派政治分析人士李伟东说，“如果他的确去了深圳，就意味着他打算把改革列为首要任务。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但李伟东谨慎地指出，在他看来，邓小平1992年南巡之后的所谓改革政策“到头来只是赝品”，因为中国的繁荣导致了腐败蔓延，国有企业的扩张也是以牺牲私营企业为代价。 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于2002年成为党的总书记。当时有许多人认为他可能是个改革派，但其任期内却充满了保守的政策。作为担任总书记后的首次离京访问，胡锦涛2002年12月走访了革命圣地西柏坡，并在那里重复了毛泽东的一次讲话。 周末期间，凤凰卫视的视频片段展示了一队小巴和警车在深圳穿行。身着黑色西装的习近平和其他一些官员在室外行走。共产党的官方媒体机构没有即时报道此次出行，不过，内地的一些重要新闻网站援引了香港的报道。 就任党领导人之后，习近平的一些早期举措似乎意在强调民族的“复兴”。11月29日，他与其他六名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一起参观位于天安门广场的国家博物馆，其间强调了这一主题。根据党的喉舌《人民日报》的报道，习近平站在名为“复兴之路”的陈列前说，“经过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 他补充说：“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对“中国梦”的强调是习近平特有的，事实可能会证明，这个主题会在他的任期内反复出现。“伟大复兴”的提法已经在中国领导人中流行了至少一个世纪，但在对这一民族主义论调的利用上，习近平好像比他最近的几位前任更加深入，可能是因为他意识到，传统的共产主义思想已经不再拥有广泛的吸引力。 资深的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夏伟(Orville Schell)称，考虑到中国近期取得的诸多成就，多少有些让人吃惊的是，“这种将中国同日本和西方对立起来的论调居然会不抑反扬。”夏伟正在与人合写一本有关现代中国对财富和权力的追求的书。“现在，新一届中国领导人开始为他们国家下一步的改革举动写作剧本了，看起来，习近平已经把民族主义当成了一种无法抗拒的佐料，打算用它来刺激民众。” 分析人士称，习近平标榜的民族主义可能会是一个混合体，其中既有更大胆的经济政策，又有打击腐败的行动，既要加大军队建设的力度，又要实施强硬的外交政策。这种组合有点让人回想起19世纪晚期的洋务运动，当时，中国的一些领导人和知识分子试图推行制度改革，以振兴在西方列强和日本的骚扰下日益衰弱的清朝。 中国的领导人知道，由国家教育制度和大众媒体塑造的仇外民族主义是中国社会当中的一股强大暗流。就在习近平接掌权力几周之前，领土争端导致中国多个城市爆发了反日抗议活动。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在南海领土争端问题上对东南亚国家非常强硬。 周三，习近平会见了第二炮兵部队的代表，该部队负责掌控中国的核武库。有鉴于此，《解放军报》第二天表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伟大梦想的过程中，二炮将义不容辞地担负起铸造大国利剑的重任。” 对许多中国人而言，呼吁复兴指的是让中国重新强大到可以按自己的意愿主宰外交政策，恢复清朝统治者在19世纪的两次鸦片战争遭受西方各国羞辱之前的状况。人们通常认为，中国作为大国的黄金时代出现在18世纪末清王朝的满族统治者扩展中国版图之后。最能说明问题的事例兴许是，1793年，乾隆皇帝迫使英国使节乔治·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在朝廷下跪。 鸦片战争后，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一些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努力推进复兴事业。孙中山成立了兴中会，兴中会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 按照夏伟的观点，“如果有一种情感将20世纪所有的中国思想家和领导人联系在了一起，这种情感肯定是民族主义。” 同夏伟合作著书的历史学家约翰·德勒里(John Delury)表示，王朝时期的中国有一个关于复兴的古老概念，共产党现在可能觉得这个概念有用。这个概念叫做“中兴”，用来描述王朝循环中的一个中间时期，在这样的时期，帝国不得不振作自己，以克服统治者软弱导致的种种问题。 “要想重整旗鼓，就可以用上‘中兴’的号召，”德勒里说，“最初的原型是，开国皇帝很强，后来则出现了无法阻挡的衰弱之势，危机由此而来。这样的时候，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浮出水面，推动中兴。中兴可以让一个朝代拥有第二次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