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与萧洛霍夫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几天来，陷入一个中国作家空前的包围之中，中国记者无不呵护捧场，西方记者则不会放过一些敏感的拷问，“和共产党的关系密切”是首当其冲的问题。 莫言有一块挡箭牌——苏联作家萧洛霍夫。他说，前文学奖得主萧洛霍夫是苏联共产党员，他的作品依然是经典，被千百万人阅读。接着他说“我在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里面写作，但我的作品不能用党派来限制的。”他说，他是写人的感情、人的命运，早已突破了阶级和政治的界限。因此，他得到的诺贝尔奖是文学奖不是政治奖。 这番话不失一定的坦率和在共产中国求存的智慧。不过，也带出一段史话：历史有时有惊人的雷同。一九五八年苏联作家巴斯特纳克（帕斯捷尔纳克）因小说《日瓦哥医生》获诺贝尔文学奖，但小说在苏联国内被指为“诽谤苏维埃制度”和“在国外出版”而迫使巴氏拒绝领奖，并被开除作家协会，两年後在痛苦与孤寂中去世。诺贝尔奖遭致苏共严厉攻击。但是，一九六五年，仅仅过了七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萧洛霍夫时，苏联又举国一致欢呼和热捧“这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大事件”，称“瑞典文学院终以公正态度对待一位伟大的苏联作家作品。这崇高决定，提高了它的声誉。” 半个世纪之後，中国发生同样的事——二○○○年诺贝尔文学颁给高行健，一位加入法籍的中国异议作家。中国当局的反应是骂诺委会“别有用心”“不值一提”“诺贝尔奖没有权威性”，高行健则书成禁书，人上黑名单，不准入境。十二年後，莫言拿到文学奖，中国朝野眉开眼笑，中共常委出面祝贺，一片莫言热。赞“诺委会终于认识了中国文学”。 莫言自比萧洛霍夫，没错，他们都是为意识形态对立的东西方所接受，是没有先例的一对。他们都是共产党员、都是国家作协领导人。但莫言与萧氏在政治上和文学上差别很大，可谓“小巫见大巫”。比较一下他们的故事，既有趣，也饱含一些重要启示。 莫言政治上小巫见大巫 在政治上，莫言遭非议的事大约有三：一是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装聋作哑；二是在二○○九年德国书展带领退场；三是今年参与百名作家抄写为祸多年的毛延安文艺讲话。 萧洛霍夫政治表现又怎样呢？请看： 一、他是独裁者斯大林的宠儿。他的力作《静静的顿河》第一部一九二八年出版时只有二十三岁。小说以大师级的姿态赢得国内外的激赏，但也引起主流派的批判，认为歪曲了国内战争，“为白卫军说话”。不料，竟得到斯大林的支持，一九三○年，斯大林亲自接见他，萧随後入党。从此，在高层的荫庇下，萧洛霍夫完成小说第四部的最後创作。一九四○年，在入选“斯大林文学奖”时，又遭到法捷耶夫、小托尔斯泰等名家的反对，说他的小说犯了严重错误。出人意表的是，斯大林不顾文坛的批评，决定给《静静的顿河》颁奖，而且是金牌一等奖。斯大林还建议为萧洛霍夫在家乡建立铜像。三十年代的萧氏，已是国际闻名的作家。在苏联大清洗中，内务部也没有放过萧洛霍夫，又是斯大林亲自保护他安然过关。 二、配合农业集体化而创作。斯大林如此器重萧洛霍夫，当然要利用萧的那枝笔。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对农民是一场灾难。他会见萧洛霍夫时，听取萧反映集体农庄的失败，一言不发。萧知道领袖需要一本写集体化的书，于是放下《静静的顿河》，一九三二年写了《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手稿经斯大林看过出版，又是巨大成功。换来他《静静的顿河》的继续写作。由于集体化的过火暴力，第二部拖到一九六○年才完成。除了小说，萧还在作家协会任书记及社会活动方面配合党的政策，成为苏联文坛几乎唯一的三代红人（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湼夫）。四届党中央委员，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获奖无数。 三、支持苏共高压政策。萧洛霍夫不仅为自己的文学发展巴结权贵，而且还充当苏共镇压良心作家的帮凶。索忍尼辛（索尔仁尼琴）是赫鲁晓夫支持的异见作家，一九七○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萧洛霍夫曾攻击他是“疯子”“反苏的诽谤者”“吃苏联面包，为西方资产阶级主子服务”“是苏联作家中的典型疫病”。 勃列日湼夫时代曾公审两名以笔名在国外发表作品的不同政见者，引起很多苏联作家抗议，萧洛霍夫却在苏共二十三大上说，这两个“黑心坏小子”要落到二十年代就好了，以革命的法治不会判这么轻。作为作协书记的萧洛霍夫甚至要求“枪毙这两个败类”。西方传媒闻讯，有人要求诺委会追回丧失作家人格的萧洛霍夫的诺贝尔奖金。 至于他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资料显示，是苏共中央“公关”的结果。早在一九五四年诺委会就向苏方征求推荐诺奖候选人，苏共中央书记处该年二月决定采纳作协推举萧洛霍夫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建议，政治局（主席团）核准後函告诺委会。诺委会拖延四年，给了巴斯特纳克，苏共大怒，刁难巴氏获奖，并继续推销萧洛霍夫。一九六五年诺委会副主席访问莫斯科，会见萧洛霍夫，透露当年有意授奖予他。萧即函告勃列日湼夫，请示政治局表态。勃征得文化部同意。政治局又开会通过。于是，一九六五年诺贝尔文学奖如苏共所愿，授予“杰出的苏联作家萧洛霍夫”。 这样，在苏联这个红色帝国的七十四年历史上就有了一个奇迹：一位既获得列宁文学奖、斯大林文学奖、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萧洛霍夫。所以称奇，因为发生在东西方冷战时代，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背景下。 可见，对照莫言与萧洛霍夫“和共产党的关系”，无疑是小巫与大巫之比。不言而喻，无论大巫小巫，诺委会都知情，颁奖给他们，只有一个解释：高度肯定他们的文学成就。值得我们特别一窥的是萧洛霍夫的故事。 萧洛霍夫文学良知的执着 萧洛霍夫（1905—1984）成名至今已八十多年。他从苏联内战的硝烟中崛起，到今天苏联已烟消云散，然而，他的书，主要是《静静的顿河》却作为苏联文化遗产保留下来，争议已渐趋平静。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于萧氏百年诞辰，定二○○五年为“萧洛霍夫年”，俨然已进入文化巨人的历史长廊。 早在二十年代末，《静静的顿河》第一部出版就流行一个“剽窃说”，指其手稿是某白卫军官受审时的遗物，後来索忍尼辛也坚持此说，直到一九九九年找到小说手稿八百八十五页，经鉴定无误，并在二○○九年出版影印本，对《静静的顿河》的这场真伪之争才告结案，由此，萧洛霍夫的文学天才更令人倾倒。 对这部描写顿河地区哥萨克在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内战，十年动荡生活的史诗长卷，诺贝尔文学奖的颂词是：“在描写俄国人民生活各历史阶段的顿河史诗中所显现的艺术力量与正直品格。”注意，诺奖不但肯定小说的艺术成就，也肯定作者“心灵深处对人性的崇高敬意”（颁奖词）。这颇为不同凡响。 有一个“花絮”值得引述。一九四○年苏联作协主流派对萧洛霍夫的重点指责之一是对《静静的顿河》处理主角葛利高里的结局十分不满。他们说，小说描写了哥萨克和白卫军的悲剧，主角最後应该觉醒成为一个共产党员！现在的结局太令人失望。 笔者在青年时代就看过《静静的顿河》的电影和小说。记得葛利高里经历过身为红军白军的反复厮杀、家破人亡之後，决计带着情人阿克西妮娅逃亡，途中情人又被打死，他已无路可去，只好回到顿河边的家。他把随身武器扔进河中，来到村里，只剩下他年幼的儿子。小说结尾是： “葛利高里在多少不眠之夜幻想的那点儿心愿终于实现了，他站在自家大门口，抱起儿子。这就是他生活中剩下的一切，这就是他暂时还和大地及整个在这太阳的寒光照耀下，光辉的茫茫世界相联系的一切。” 甚至斯大林本人都当面问过葛利高里的命运：“他甚么时候会成为布尔什维克？”萧洛霍夫回答：“我想劝说他，可他无论如何不想入党。”他认为，他要写的是个别人的悲剧命运，“要在葛利高里身上表现人的魅力。” 萧与莫言时代背景巨大差异 即使在《被开垦的处女地》这本遵命之作中，萧洛霍夫也谢绝了斯大林改编剧本的要求。当面表示回老家、宁可坐牢之意。并在这部长篇小说中采取了将观点隐藏在文字描写之中的手法，表达他对斯大林铁腕消灭富农的不满。直到世纪末，有学者说，对萧洛霍夫的偏见应改变：“没有一本书像《被开垦的处女地》那样不掩饰农业集体化悲剧性的不幸。” 可见，萧洛霍夫在文学上不仅才气横溢，而且有他坚持忠于真实的写实底线，即使面对斯大林也不屈服。 莫言和萧洛霍夫有相同的地方，他们都是乡土作家，来自高密东北乡和来自顿河哥萨克族群。他们都曾在家乡长期居住（萧洛霍夫死于顿河家乡维申斯克）。他们的文化教育程度都很低（小学，萧只读过四年书）。他们都在红色革命的政治背景下成长，在接近六十岁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两种意识形态对立的社会体制都可以接受的作家。 但是，他们的文学创作有巨大的时代背景的差别——两人文学活动相差天翻地覆的半世纪。萧的少年时代，赶上二月革命、十月革命与内战，他加入红军，做过征粮队等工作，是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参与者。家境小康，十七岁开始文学活动，虽然成名後二十七岁才入党，政治上早已是革命的一代，从信仰到组织上，直到晚年从无异议之嫌。但是，在十月革命前後，那个时代有无产阶级文化之勃兴，却没有延安文艺讲话之类的规范。当时的文学创作还是受着俄国十九世纪写实主义（被誉为黄金时代）传统的强大影响，如托尔斯泰、屠格湼夫、契诃夫、评论家别林斯基等大师，一直为社会与苏共所崇敬。萧洛霍夫小说的宏伟架构与气魄显然有托尔斯泰名作的真传。 可是，一九五五年出生的莫言的背景就狭窄得多，他的主要经历是大饥荒、文革和西潮初涌的八十年代。莫言说他的创作来源是饥饿与孤独。小时候吃不饱、穿不暖，甚至吃媒块（不可思议）。内心深处充满懦弱和无力感，他千方百计避开一切争论。他说他能在文学中找到发挥的本事，“对一切不公正的现象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如《酒国》、《丰乳肥臀》。可是有评论质疑一个连的士司机都害怕的人（莫言自道）又怎能描写残酷的现实？ 莫言因中国文学而获奖 无情的事实是，中共治下的作家、艺术家，六十年都被一个紧箍咒所捆绑，那就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包括莫言在内。 因为涉及今年抄写延安文艺讲话事件，莫言和其他的作家都出来表态，承认讲话的局限性，也肯定讲话的合理性。笔者特地将讲话以尽量客观的心态拜读一遍，实在看不出有甚么合理性。讲话从头到尾，极其强烈的要求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做党的螺丝钉。公然批判写人性、写人类之爱，暴露黑暗。要求作家写党性、做革命的工具，完全否认文学的独立特性与传统，从屈原、李杜到曹雪芹都不提及。说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源泉，那也只是一句写作方法上的空话而已。比之斯大林尊称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大异其趣。 六十年一批又一批文艺整肃，直到大革文化之命，血淋淋的事实都证实这个讲话的反文明反人性实质，完全是中共暴力专政的附属品。怎么到诺贝尔承认莫言受“魔幻写实主义影响”而获奖的今天，还有些头面人物在肯定延安讲话的合理性？实在匪夷所思！ 那么，莫言究竟凭甚么获诺贝尔奖？我认为，他是凭中国文学而得奖。这是基于一种认知：诺贝尔文学奖和其他科技奖不同，并非得奖作品是最好的、首创的，但这作品有一定的较大的较优秀的代表性。 诺贝尔奖称赞莫言是“用理想、魔幻的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与现实融合起来的人。”莫言自认他的写作来自儿时的民间说书人，他从给母亲讲故事开始了写作。莫言的小说确实纪录了他的故乡山东高密一带的民间故事，折射出从民国、抗日到大饥荒这段崎岖而充满悲情历史的中国景象。 和诺贝尔奖对萧洛霍夫的颂词不同在于，莫言作品少了“史诗”的桂冠，也少了对作家“正直品格”的赞扬。根据已如前述，萧在政治上的党性远高于莫言，但在文学上，他在斯大林时代作家唯党命是从，以写革命英雄为荣的潮流中坚守写真实的良知，满怀同情地塑造一个动摇于革命反革命之间的个性鲜明的哥萨克形象，正如萧的自白：他是“写白军对红军的斗争，而不是红军对白军的斗争”，从而创作“一部令世界为之震撼的书”——这不仅需要天才、功力，更需要正直和勇气。 中国有深厚的写实文学传统，但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受到共产党的致命摧残。毛时代结束後，对外开放，给文学带来新的生机。在官方意识形态的管治中，精力集中于威胁性大的新闻传媒，文学有网开一面的趋向。因此，民意民情得以大量地借文艺虚拟方式发泄出来（全国作协会员九千一百人，各省市不计其数），尽管主旋律还在大力控制之中，每年数千部小说（二○一二年长篇小说四千三百部）已是官方无法控制的洪流，良莠不齐中产生数十个莫言、李锐、韩寒，自不足为奇。他们的作品记录了一个大民族的生存状态，有为诺贝尔奖所接受贮存的价值，不容置疑。为这个民族带来一阵欢乐、缓和中欧关系，也是好事。 中国党文化的粗鄙落後 最後，补充一个作家与党的关系问题，为甚么斯大林那样宠爱萧洛霍夫？ 没有更多资料可引。历代统治者笼络几个名士才子附庸风雅，那是中外皆备的佳话，共产国家亦不例外，列宁之于高尔基、毛之于郭沫若、让他们享有特权，免于恐惧，不在话下。而古今帝王的文质风流大抵也与其民族传统相关。斯大林专政的暴虐，在文化领域上没有毛泽东来得那样粗鄙野蛮，至少不会发动那种遗笑千古的“大跃进”和将古今文化赶尽杀绝的大规模焚书坑儒。无他，苏共是在俄国资本主义文明已有相当发达的背景上发动的革命，中共本质上则是一场小农社会占山为王的造反。毛在文革中放屁入诗，“八亿人不斗行吗”强作圣旨的无法无天，已经丑态毕露。 苏共治下能出萧洛霍夫、图波列夫（飞机设计师）和沙皇时代能出普希金、门捷列夫（发明元素周期表）一样，映照中国现代文明的巨大落後。苏共的倒台和它引领二十世纪国际共运一样，显示俄罗斯的现代意识及其文学成就也大大超越中共。斯大林支持萧洛霍夫除其实用考虑外，应与他不俗的艺术鉴赏力有关（他对萧斯塔科维奇交响乐的评论是另一例）。而作家世界观与创作的矛盾，政治与文学的双重人格，甚至道德、生理的精神分裂，在古今世界文化的杰出人才中已有不少先例可寻。 结语是：从文学成就的层面来看莫言和萧洛霍夫依然是“小巫见大巫”。 中共官方称莫言获奖是“打开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通道”——此话可疑。中国文学即使是党文化下的文学，也是一个巨大存在，莫言获奖之前，没有走向世界吗？甚么原因？一个人获奖，就能带动一个大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学作为一个人类心灵世界的生存状态，是十分复杂的范畴。诺贝尔文学奖显然是西方文明主流价值的碑石，古老的中国文化百年才有一个莫言入选，应该是异数。莫言获奖真正的意义，可能和萧洛霍夫一样，作为一个共产大国历史上唯一的被东西方认可的作家，而名留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