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語言來行動用行動來言語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div align="left"> </div><div><img alt=""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2/Dec/12112012ckd.jpg" height="315" width="420" /> </div><div> </div><div align="center">語言與行動</div> 當劉曉波還在監獄中爲中國爲我們大家受難的時候，當居家被囚的劉霞兩年多來才第一次面對記者而失聲痛哭的時候，任何言語都喪失了力量。暴虐橫行，大地無聲,我們還能說什麽呢？ 我只能談幾點小小的觀察。 劉曉波最爲鮮明的特點之一，是他的知行合一。這本是古代中國讀書人一脈相承的道統。但在現代中國知識界，囿于嚴酷的人文生態環境，它已經萎縮爲鳳毛麟角，變成極其稀缺罕見的品性了。 于是，劉曉波對自由的踐行，他的“坐而言，起而行”的風範，如一縷清風，破壁而出，英氣奪目，逐漸成爲正在萌芽狀態的中國公民社會的一個凝聚中心。 從縱向觀察，中國當代幾乎所有重大符號性標志性事件，都有曉波的影子，他幾乎都處在漩渦中心：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文化熱”、1989年六四事件、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的“自由主義小陽春”、獨立中文筆會及其在國內的擴展、零八憲章運動……所有這些事件，最後幾乎都聚焦到了他身上，最後都在他那裏集結。 劉曉波,是我們時代繞不過去的人物. 從較長的歷史時段觀察，一個多世紀的自由主義精神譜系中：從梁啓超、胡適、蔡元培起，到魯迅、張君劢、張東遜、儲安平、史量才、邵飄萍、張季鸾、羅隆基、馬寅初、傅雷、殷海光、雷震、林昭、顧准、遇羅克、李慎之、王元化、何家棟……劉曉波在這一綿延的中國人系列裏，已經占有了他自己的位置。 而諾貝爾和平獎的獲得，使劉曉波，成爲當代中國與國際社會之間的一道精神鏈接，成爲本土中國的圖圖、哈維爾、曼德拉和昂山素季。 要言之，曉波是當代中國民間奮鬥的一個符號，一樁象征，是中國融入文明人類的一條通道。 如果進一步考察分析曉波的坐言起行，可以發現，他是貫通二者的典範。質言之，他是用語言來行動。 過去，人們對語言與行動的分立性強調的比較多，然而熟悉現代哲學的人都知道，二者的聯系甚至同一性極爲重要。在英美哲學主流的分析哲學中，哲學家奧斯汀和塞爾的言語行爲理論有廣泛影響，他們指出語言交流的最小單位不是符號、詞或句子，而是被完成了的某種言語行爲。語言中有相當部分具有指向行爲行動功能的維度。事實上，曉波的言語，很多都具有行動功能，是該言語行爲理論的典型範例，它指向了某種偉大的實踐。 今天，曉波身陷囹圄，我們聽不見他的話語了。然而，他的感召力煙消雲散了嗎？他已經被強橫的力量擠出了公共空間了嗎？ 不，它仍然在輻射出來。 可以說，過去，劉曉波是用語言在行動；今天，曉波是用行動在言語。在囚禁中，他堅韌不拔謹守分寸的行爲實際上是在說話，在演講，在言語，對中國，也對世界。 只要傾聽，是聽得到這無聲的語言的；只要靜心聆聽，它甚至如雷貫耳。 我們，在牢籠外面的人，特別是身處自由天空之下的人，務必要回應曉波這無聲的語言。 世界，必定要回應曉波那無聲的訴求，一個諾貝爾獎得主11年鐵窗生涯的砥砺磨洗，所呈現出來的訴求。 曉波的受難，是爲當代中國人所背負的十字架。這一十字架，將穿越廣袤無邊的冷漠，激活殘存于千百萬人心中的良知，滋養中國自由與變革的種子。 人性告訴我們，悲天憫人之情，也常有疲勞之時；博愛同情之心，也難抗時光磨損。這就需要我們，時時警醒，擇善固執，去日日彰顯以身殉道的浩然正氣，去時時升華苦難淬煉的話語力量，使十字架之光，日夜奪目，永遠不至因歲月的單調流駛而疲憊蒙塵。 這是一場西西弗斯式的永恆奮鬥與持守，不曾稍息，不容懈怠。 <div align="center">倫理與智力</div> 由曉波直面真實世界、直言常識真相的赤子之心，使我不由不想到近年來某些中國知識人的“智力遊戲綜合症”。在一些知識人中，常常有一種對于高級智力遊戲的過度迷戀與崇拜。當面對某種政治的、社會的、人文的話語時，他們首先並不去判斷其正誤真假，卻常會以該判斷或理論是否“對智力構成挑戰”爲由而決定其取舍。 但是請不要忘記，當馬克思的共産主義學說橫空出世時，比較起當年日益陳舊平常淺顯的自由主義，比較起亞當.斯密以及洛克等人的學說，馬克思的理論當時無疑是顯得體系博大，內容精深，對智力構成了重大挑戰的。當時這一個龐大的體系曾經吸引了不少的知識精英，除了歐洲和俄國的知識分子外，也包括中國的陳獨秀、李大釗和瞿秋白等知識精英。 然而歷史的結論如何呢？ 共産主義導致了慘絕人寰的人類大災難，而以洛克、斯密等爲源頭的現代自由主義，在歷史浪潮的不斷砥砺和淘洗下，卻煥發出愈益成熟的光澤。 我們注意到，當前一種追逐高級智力遊戲的苗頭又在一些中國知識者中間萌動，除了前一段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等等“後學”左翼理論外，近些年甚至“反議會主義、反民主主義、反自由主義”的德國右翼政治學者卡爾.斯米特等也被請出歷史墳墓，堂而皇之進入中國學界，炫耀其政治哲學的博大精深了。 誠然，作為學說，斯米特的理論自有其迷人之處，倘若與政治權力及其實踐毫不相關，作為智力遊戲和把玩的對象，作為智力訓練的工具，它自有其價值。但是，倘若與政治權力聯手，訴諸政治實踐，那就需要高度警惕了。而事實上，納粹的政治實踐與斯米特等人的理論確實是有關聯的。 需要高度關注的是，與自然科學不同，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對象是人，是活生生的人，是人類構成的社會。而“人是目的”，不是“實驗對象”，必須極端謹慎。我們只能高度尊重和遵循歷史上久經考驗的自然、自發、和平的成長路徑和秩序，絕對不能任由任何高深新穎的理論去把千千萬萬人的生命、安全、基本權利和福祉去作爲他們頭腦中誕生的理論的試驗品。二十世紀的人類災難，幾千萬人被活活餓死，種族性的、階級性的大屠殺的産生，在某種意義上，都與這種以人、以人類社會，以民族國家作爲某一新鮮學說和理論的大規模試驗場有關。 任何未經歷史演化考驗的新出爐的社會政治理論，無論它看起來如何創意疊疊，雄辯滔滔，一旦與政治權力攜手，企圖實施于全國全社會，我們的回答只能是一個字：不！ 面對形形色色的人文、社會科學理論，我們最基本的首要選擇標準，只能攸關其真假，攸關其正誤，攸關其增進還是削弱了我們的自由和福祉；而絕非攸關其新穎性、複雜性及其對智力的挑戰強度。這是關乎每個人的自由還是奴役，真理還是謊言的生存方式問題。 因此，對于把那些貫穿了近代幾百年、已經擴展生根于全世界多數國家的主流經濟、政治生存方式擱置在一旁，而要去下河摸索那種所謂創新的“模式”的學說理論，我們理應高度警覺，斷然拒絕，以人的生命的名義，以自由的名義，以人權的名義。對于這些至關緊要的東西，我們絕對不能輕易讓渡，不管他打著如何高妙玄虛的理論的名號。 實質上，對自己智慧沒有自信的人，才喜歡炫耀複雜的智力遊戲，而不是簡單直接地面對真理。似乎直接道出真理——特別是很多人認可的真理，是一種智力上的恥辱。 果真如此？難道只有在《1984年》發明的新穎理論才是不侮辱智力的——“戰爭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無知即力量”？ 讓我們來讀讀以下這些簡單的句子吧：“我們認爲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 : 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爲了保障這些權利，人類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力，是經被治理者的同意而産生的。……”它澄明如水，簡單樸實，並不艱深複雜。但正是這些淺顯的語句卻道出了人心，道出了真理。任何艱深複雜的理論都不可能把它摧毀，而它卻摧毀了兩百多年來冒出的無數時髦艱深的所謂深刻理論以及林林總總宏偉壯麗的意識形態大廈。 而劉曉波，站在歷史正確的維度上，正是這些自明的真理的信奉者與踐行者。他以他那特有的鮮明的如雷貫耳的方式，頂自由之荊冠，殉憲政之大道，行中國之未來。 又是世界人權日了。今天的中國，風雨欲來，正處在偉大轉型的前夜。我堅信，劉曉波不久將再次回到我們中間。他將再次浮出歷史水面。他將再次展現其獨特風範和凝聚人心的潛力，從而爲中國融入文明的國際社會注入非凡的活力。 （本文是作者2012年12月8日在《劉曉波之友會》成立研討會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