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死善道，循善取义——读赵越胜《燃灯者》

一九七五年，跟领导几经争取，当时还是“半文盲”的小青工赵越胜，作为所在工厂的“理论骨干”，有机会参加“工人专职哲学进修班”的课程。也就在这个进修班上，赵越胜遇到了“来向工人阶级汇报学习心得”的、尚戴着“反动学术权威”帽子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周辅成，遇到了生命中的“燃灯者”。第一次上课，“目光澄澈，表情开朗安详”的先生深深吸引了求知若渴的学生。一段“从游之乐”的佳话由此展开。多年以后，旅居巴黎的赵越胜写出了怀念老师的《燃灯者》一书，被誉为“再现一代大师的风骨与情怀，两代学人精神相续的心灵史诗”。 学富五车的老师，为什么会接纳并无学术根基的青年工人当学生呢？赵越胜的解释是：“自当局四九得鹿，紧追苏联，院系调整，改造大学，又以洗脑为万事之先，以致大雅无作，正声微茫，詈词横行，邪说盈庭。及至文革，校园皆成战场，师生半为寇仇，荼毒心灵，夺人性命，一至斯文涂炭，为华夏千年所罕见。在此暴虐之邦，先生心中寂寞啊。碰到能谈及学理的机会，先生便不愿放弃。”在那蛮荒粗鄙的时代，即便是一株小小的向着光的方向生长的幼苗，老先生亦倍加珍惜与呵护。周辅成在狭窄的书房中给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学生“开小灶”，那间简陋的书房也成了赵越胜享受精神盛宴的地方。多年以后，他的回忆让人感到美好的时光宛如昨日：“离开先生家已是夜幕初垂。清冷的天空有几点寒星。天酷寒，我却浑身灼热，心中兴奋满溢。不为他事，只因先生授我一席话，借我几册书。以往，多少渴望冀求，晦暗不明地蜷曲蛰伏心中，而今先生的智慧和学识点亮烛火，通浚阻塞，唤醒了一个青年的精神生活，让他懵懂的内心世界疏朗清明起来。”     失去战场的战士和失去讲台的老师   作为“民国遗民”，周辅成一生中的“美好时光”仅有两段：一是共产党未夺权之前的民国时代，即便在抗战的硝烟中，他亦能弦歌不辍，著述育人；二是“文革”结束后直到八十年代后期，他把一生所学倾囊相授给被荒废十多年青春的学生。其余的日子，便都是“不好的时光”了，如赵越胜所说：“先生这一代人在反右、文革期间所经历的，前是先辱后杀，后是辱而不杀，再后，自教读书人自取其辱，乃至不觉其辱，甚而以辱为荣，反辱同侪，竞相做辱人者的同道。清流尽扫，士林心死，其哀何之？先生知其辱而保其辱，守其弱而砺其志。信大道如砥，虽身不能至而心向往之。”怨天尤人无补于事，逆流而上方是君子丈夫。 一九八七年，在邓小平掀起的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周辅成受学生胡平牵连，被迫提前“退休”。胡平是中国民运当之无愧的理论家，当初参与海淀区人大代表的选举，从而成为官方的眼中钉。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周先生四处为之担保。后来，胡平流亡海外，成为“国家的敌人”。于是，有司发话说，培养出这样的“反动学生”，老师也有责任。此时的北大，早已不是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北大，上峰既然下命令，周先生只好离开讲台。周先生被排斥于教学之外，是中国学界损失，但直接受影响的，是他的学生。周先生的学生万俊人在访美时对大师兄胡平说：“当年那些事的是非不去说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因为你，先生不能上课了，我们没有机会在先生门下读博士了。”胡平听了，潸然泪下。 与失去战场的战士一样，失去讲台是老师最大的痛苦。没有想到，两年后还有更大的痛苦等待着周辅成：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屠杀，带给他更大的创痛。由于《燃灯者》这本书是在中国出版的，赵越胜在回忆老师当时的心境时，亦只能点到为止：“一九八九年六月再见先生已近月末。天气闷热，令人窒息。”也正是在那时，周辅成劝赵越胜出国，因为在国内什么都干不了。老人说了一番决绝的话：“四十年了，中国读书人吃尽苦头，前三十年是唾面自干，自我羞辱。后十年开始想做出点人样子来，给斯文挣回面子。我活不了几年了，再不能任人家拎着脖子耍来耍去了。” 二零零九年，周辅成去世的时候，北大校方毫无表示，与之相比，差不多同时去世的季羡林尽享哀荣。学者肖雪慧在《浊浪翻涌中的一股清流——周辅成先生百年诞辰学术座谈会小记》一文中写道：“去年周老、季羡林先后去世，两位老者学识、人品的高下，人们心中有杆秤。但北大校方似乎已经习惯于看政治权势眼色行事，对周老去世表现出很不体面的沉默，几乎与此同时，却随‘弘扬国学’的官方意图起舞，高调配合，大办‘国学大师’丧事。” 大师与玩偶，如果放在权力的天平上，往往是错位的。周辅成很喜欢南宋诗人黄庭坚的一段话：“士生于世，可以百为，惟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或问不俗之状，余曰，难言也，视其平居无以异于俗人，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他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临大节而不可夺”的独立的知识人。这样的人，如今偌大的神州大地上还剩下几个呢？     爱而不公正比没有爱更可怕、可恨   晚年的周辅成，虽然失去了讲台，却还保有书斋。在书斋中，他没有一天停止过思考和写作。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多年，他思考的核心议题是“何谓正义”以及“如何实现正义”。在赵越胜看来，先生读亚里士多德便遵循亚氏的主张“我们探讨德行是什么，不是为了知识，而是要求成为善人，否则探讨的努力就全无意义”。在希腊哲人那里，政治权利乃是公民个人内心的正义要求。真正的智者不会从统治者的角度讨论政治。他们所支持和维护的真理与正义的标准，常常是在现世被视为无效、无益、无利可图的。 作为中国当代伦理学的奠基人，周辅成一语中的地指出：“我以为二十一世纪的新伦理学，首先不是把仁或爱讲清楚，而是要把公正或义讲清楚。爱而不公正比没有爱更可怕、可恨。……正义论或伦理学中正义问题，从根本上牵连着政治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由此，我们或可明白何以罗尔斯会继《正义论》之后，再作《政治自由主义》。”罗尔斯的学术理路，被他用如此简短的一句话就概括出来。 “公义”问题当然不仅局限于伦理学领域，也是政治学、经济学乃至神学议题。其实，“公义”恰恰正是目前华人教会在真理教导上的一个盲点。上帝的公义和慈爱是并行不悖的，圣经中说“存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可见“公义”在“怜悯”之前。如果没有公义，怜悯就成了肤浅的作秀。用德国神学家潘霍话的话来说，没有公义的爱是“廉价的恩典”。回避公义问题的教会，也就失去了光与盐的特质。 而周辅成对“正义”问题的关切，并不限于抽象的学术层面，而是关乎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基本人权。赵越胜回忆说，二零零九年，周先生去世前几个月，两人通电话，周先生谈兴很浓，对他说：“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大人物只关心自己的小事情，而小人物的大事情却没有人管。大人物的小事情就是升官、出国、捞钱、安置子女。小人物的大事情就是生老病死，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社会缺乏公义啊。大人物要注意了，小人物的大事情办不好，大人物的小事情也会出麻烦。一个社会缺乏正义，必定要出问题，人类几千年历史就是这样走下来的。”这些看法都是卑之无甚高论的“常识”，可惜中国学界已经失去了言说常识的能力，大家都假装对“房间里大象”视而不见，反倒是由一名九旬老人口无遮拦地说出来。 一九八九年之后，周辅成不再对共产党抱有丝毫的期望。如何判断一个政府的好坏呢？周辅成的判断标准从康德而来：“我读了一辈子康德的伦理学，精义是什么？是‘批判精神’，其实批判精神只是康德哲学的工具，康的哲学的中心是‘人是目的’。凡讲基本人权，讲人性的政府，即使有点错误，也可以挽救，而凡是无视人权，挑动人的仇恨，残害人的精神活动的政府，即使它做了一两件留名历史的大事，也仍然是坏政府。”尽管政府已全然败坏、无药可救，但个体仍然可以在黑暗的国度中活得有尊严、有理想，赵越胜对老师的评述是中肯的：“邦有道，先生闻鸡起舞，邦无道，先生鹤衣散影。内心守死善道，终不忘循善取义。”     人民自愿被奴役，暴君遂横行霸道   在“文革”后期充满血腥味道的空气中，周辅成和赵越胜这对师生，在北大一角的陋室中，交换着对暴君毛泽东的看法。“所有的中国人都崇拜毛泽东”，是一个共产党炮制出来的神话。实际上，早在中共建政之初，就有许多知识分子看透了毛暴君的本质。从林昭到杨小凯再到刘晓波，一代代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并未臣服于暴君的精神控制之下，他们勇敢地指着他说：看哪，这个丑陋的、没有穿衣服的暴君！ 周辅成对残酷的宫廷斗争不感兴趣，对毛整人的厚黑手段也不以为然，他的思考聚集在这样一个焦点之上：毛何以成为毛，民众与毛之间的“互动”是如何形成的？ 赵越胜回忆说，希腊先贤中，先生极尊梭伦。正是梭伦，在僭主庇西斯特拉图尚未得势时，警告追随他的“群众”：“你们真是重视奸徒的言行，跟着狐狸走。”僭主掌权之后，又是梭伦说：“僭主政治尚在准备之中时，较易阻止它，当它已经成长壮大，要去除它则是更光荣伟大的职责。”随后梭伦回到家中，在平静中继续作诗指出雅典人的过错，“是你们给了僭位者力量，让自己沦为卑贱的奴隶”。 “多数人的暴政”与“暴君的暴政”是相通的，换言之，暴民是暴君的温床。而暴民是由愚民演变而来的。两千年专制的阴影挥之不去，中国的根本问题不在于“暴君之暴”，而在于“愚民之愚”。那么，如何才能启愚民之蒙呢？周辅成特意推荐赵越胜读《愚人颂》，并指出该书有三大主旨：立身人道、宣扬宽容、批判专制。先生还把拉波哀西的《自愿奴役论》的未刊译稿给赵越胜阅读，告知“仅此一份，别无副本”。先生又说，托尔斯泰是流泪读这文章的。 在《自愿奴役论》中，拉波哀西劈面就提出问题：“我只想弄清楚，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乡村，这么多城市，这么多民族常常容忍暴君骑在自己头上。”虽然暴君“多半来自全体人民中间最胆怯和最软弱无力的人”，但失去自由意志的民众偏偏认为暴君无比强大。拉波哀西绝望地看到：“人民丧失了理解力，因为他们再也感觉不到自己的病痛，这就已表明他们是奄奄待毙了。甚至现在的人，连热爱自由也觉得不自然。……人们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自由，所以要唤醒他们把自由收回来，是困难的。他们甘愿供人驱使，好像他们不是丧失了自由，而是赢得了奴役。” 师生在通信中讨论这些星光灿烂的典籍。周辅成在给赵越胜的信中说：“作奴隶不可怕，人因不可抗拒的原因而沦为奴隶的情况时常会有，但记住不要自愿做奴隶。读书思考就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沦为奴隶而不知。”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对“奴隶”和“奴才”的二分法：被迫为奴者，终究会有反抗的那一天，如同摩西带领犹太人出埃及一样奔向自由；而“奴在心者”，就成了万劫不复的奴才，他们对于被奴役的命运安之若素，甚至乐此不疲。     为什么没有从希腊走向希伯来？   周辅成是希腊文明的热爱者，赵越胜在书中记述了不少先生如何带领学生阅读希腊原典的细节。早在一九三八年外敌入侵时，先生便撰写了题为《中国文化对目前国难之适应》的文章，文章指出：“古代希腊人虽然一个也没有了，但只要人类还存在着，他们那些寄托其理想的活动力之文物，流传下来，就会给我们后人以莫大的启示、鼓舞和慰籍。我们很可感觉到几千年前的人类精神文化，那些天才的灵魂与人格，与我们息息相关，并对我们殷切关照。”周辅成对希腊的热爱，与后来从希腊城邦制度中寻找民主资源的顾准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周辅成未能再走一步，从希腊走向希伯来，将“两希文明”融会贯通。也许因为在其求学的二三十年代，西学的主流已经蜕变为理性主义和进步主义，而加尔文主义、清教徒传统以及古典自由主义却遭到了边缘化。所以，在周辅成看来，克鲁泡特金的精神是欧洲文明的根本，即爱人、自由和牺牲。他说：“人道主义在西洋流行已经两千年了，但西洋人的精神仍循着这条大路前进。西洋人提到爱自由，总是心志焕发。有人说西洋人是宗教精神维持的，我觉得说得笼统了，应该说是由广大的爱所维持的。”其实，比起“基督教精神”来，“爱”才是一个“笼统”的、甚至大而无当的说法呢。“公义”与“爱”、“自由”与“秩序”、“恩典”与“律法”的美好的平衡，并不能在乐观的人道主义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里面找到，而只能在《圣经》中找到。周辅成先生终究未能戳破这层薄薄的窗户纸。 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恰恰跟后来苏俄的布尔什维克暴政以及毛泽东“人人皆可成圣贤”的狂想之间有着某种草蛇灰线的联系。正是受这一思想脉络的影响，周辅成对法国大革命基本持肯定的态度，而对英美保守主义传统保持疏离，他“不赞成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批评，说法国大革命是平民为争取做人的权利而发起的革命，柏克站在传统英国保守主义立场批评大革命，偏见很深”。年逾八旬的周辅成受赵越胜之邀去巴黎访问，对法国大革命的诸多遗迹颇为心仪。有一天，师生二人在傍晚去了巴士底狱旧址，老师说白天还要来一趟，以拍照留念。这个细节正可昭示出中国近代以来的知识人大都具有浓得化不开的“法国情结”。 《燃灯者》这个名字是《圣经》中的典故。耶稣说，人点灯，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我注意到，书中有一处写到了《圣经》：“一九八三年七月酷暑，几天前和先生约好去看他，顺便还几个月前借走的《新旧约全书》。那时《圣经》不好找，先生说读国学要通六经，读西学要读《圣经》，授我他常用的那册旧和合本，包着白色道林纸皮，已被先生翻阅得起了毛边。我知道这是先生常在手边浏览的书，便抓紧时间粗粗读了一遍，想着赶紧还先生。”遗憾的是，周辅成先生未能接受《圣经》为生命的源泉，未能确信唯有在《圣经》中才有全然的美与全然的善。若有《圣经》的支撑，他的生命之光必将燃得更亮，照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