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卫平: 回忆父亲张三慧–兼记大动荡时代的两辈知识分子

<h3>父亲一生追求第一。成也于斯，败也于斯 ．．．</h3><div> 一． </div>缘起 今年（2012年）五月初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州府凤凰城偶遇正在美国公干的母校校友会总干事郭樑先生。郭老师提到他主持清华校友会十年以来，一直潜心研究成功校友的成功之路，以期对学校育人的大政提供借鉴。我好奇地问到，您的结论为何，什么是成功校友的不二法门？他说，大量数据表明，成功并不总是青睐条件或机会最好的学生。机会太多时反而可能失去焦点。成功者最显著的特点是能持之以恒。一句话：坐得住。先父一介书生，一辈子在大学和中学里教普通物理。但他在我心目中是大成功者。父亲的成功，为郭老师的结论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注脚。 父亲张三慧（清华大学1951级校友，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于今年1月9日在清华大学校医院逝世。终年八十二岁。父亲于2009年查出尿管癌，后转移肾脏，又腹腔，最后至骨，逾三年。父亲晚至2011年春还写文章投稿《大学物理》。2011年11月，病情急转直下。所幸父亲昏迷至不治只有几周时间，辅之近年来医学止痛手段和实施概念的长足进步，他受病魔煎熬应属不剧。此乃不幸之万幸。<div> </div><div>父亲对清华感情极深，在清华园读书、教书六十余年，所著教科书印行数百万册，学生散布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父亲辞世快一年了，写点东西的想法每每萦绕心头。除了表达自己的怀念，也觉得是义务所在，对他的学生有个交代。同在凤凰城，也见到刚刚退任的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教授。顾校长在父亲弥留之际曾到医院探望并一清早赶来参加追思仪式。我借机再次向他表示感谢。他说：张先生“德高望重。”顾校长是父亲的学生，评价难免溢美。但与他和郭老师的一席谈话，催生了动笔。</div><div> </div><div>二．</div><div>家乡 大家庭</div><div>父亲是河南巩县（今巩义市）人，1929年出生在县城以南十几里地的水地河村。巩县地处豫中偏北，恰位于郑州、洛阳两市中间。县志载，巩县历史可上溯至远古，境内有裴李岗、仰韶和龙山文化遗址。西周、春秋时为巩伯国，初见“巩”字。战国时称东周。秦庄襄王元年（前249年）置巩县，以“山河四塞、巩固不拔”得“巩”字入地名。历代遂沿袭此名，越两千年。巩县北依嵩山，南毗黄河，中州文化底蕴深厚，是文化名人如诗圣杜甫和豫剧第一人常香玉的故乡。北宋的九个皇帝，除微、钦二帝被金兵虏去死于五国城外，全部葬于巩县。市内有国家文物保护古迹“北宋皇陵”。巩县属丘陵半山地貌，耕地、水资源丰富，有大量煤和铝矾土矿藏，辅之人民勤劳，是河南省唯一跻身全国五十强县域经济的县，列第三十九名，在河南是富庶之乡。</div><div> </div><div>我的高祖（祖父的祖父）张乃昇早年由同县的石灰务村一筐一担讨荒来到水地河。到我祖父一辈，昆仲四人。兄弟们大排行，大家庭一起过，所以我有四个爷爷。老大曾在家主事，耕田养殖，但壮年夭折。老二经营杂货铺，顾客是远近的邻里村民。老三办一个家庭作坊，做“鹰”牌粉笔，远销洛阳甚至西安。听父亲说，三爷爷手巧，曾把家里磨面时用的箩（用来将麸子和细面分开的滤网）由手动改为脚动。后来又利用家门口河道丈高的瀑布，设计制造了一架水车，用其动力既磨面又摇箩，大大减轻了家里女人们的劳作辛苦。</div><div> </div><div>及至1949年，大家庭除全家参与劳作外，雇用一个工。有八十亩地，三处房宅。时新中国成立，推崇阶级斗争。土改中大家庭成份定为地主。露磨难端倪。</div><div> </div><div>祖父</div><div>先祖父张合志，字鹏远（1897-1978）。祖父是家中的四弟，老幺。早年毕业于保定高师生物系。祖父高寿，除生命的后二十二年陷逆境身不由己，一生从事教育。他年年将在外教书所得寄给在家乡持家的三哥。这些现金来源，除了供第二，三代子孙念书，还置买田地和建窑洞。因丘陵地貌所致，巩县的百姓居所曾以窑洞为主。我1983年携新婚妻子回老家“认门”，住过祖父留下的旧窑洞。时值盛夏，窑洞内凉爽宜人。据说冬天则很暖和。窑洞现在已经基本退出历史舞台了。一大家人辛勤劳作，辅之祖父在外执教，挣得家境小康，是道地的耕读之家，在当时的乡里邻里颇受尊重和欣羡。</div><div> </div><div>父亲的外祖父也是巩县人，邻乡，做实业。经营几家煤矿和矿灯厂，是当时巩县知名的资本家。</div><div> </div><div>听父辈回忆，祖父早年在家乡是新派人物，提倡剪辫子，禁烟，反对缠足。我祖母的一双大脚就是他力行“放足”的功绩。他从来不迷信。听大堂姐讲，他曾把家里的土地神龛扔到河里。当时家里有一个姑姑在生病。恰在这时不治病亡。邻里议论纷纷，他却全无后悔。认为疾病不治乃科学进展不足之过，与神龛无关。这位大堂姐还讲了一件趣事，多少反映了旧时乡间的习俗。她是二爷爷的孙女，只比父亲小几天。当年乡间生孩子，都要向娘家送礼报喜。她说我父亲的姥姥家收到是半扇猪，因为得是个男丁。而她的姥姥家却只收到“那么窄窄的一条猪肉！” </div><div> 1922年，祖父大学毕业。先在安阳教中学两年，后受聘著名的保定私立育德中学教生物，前后凡十八年。据父亲回忆，是育德教师中的“三杰之一” 。1937年，日本侵占华北，大批学生流亡内地。为保护青年和教师，国民政府首在河南建立流亡学生收容站，继在各地成立官费国中几十所。育德师生避倭寇祸南迁至河南内乡县西峡口镇，成为第一国立中学的一分校，由私立改公立。祖父随校迁豫后继续在国立一中教书。1942年，三爷爷染病，不能持家，祖父为协同照顾大家庭，离开育德返巩县家乡。回乡后，受乡里委托，接办巩县私立大河-新心中学（后改名为新心中学），先后任副校长和校长。在任期间，他尽心操劳教育，除自己亲自授课，还延聘知名教师，为家乡培养了大批人才，对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过贡献。雁过留声，1990年代出版的巩县县志教育篇载有“张合志”一节。</div><div> </div><div>祖父常年在外，不问家里柴米，但家里所有父亲的同辈和下一辈兄弟姐妹上学至高中和师范毕业，都是他供给的。及至解放时，到我父亲这一辈，四家人二、三代十三个子女，除早夭的外，全是中学以上文化，有五个大学生。我母亲也是巩县人，出生在邻乡的读书人家。外祖父教小学多年。母亲和父亲的婚事很早就由双方父母约定。母亲未嫁之前先在祖父当校长的中学念书，后又考入祖父任教的农学院，一直读到大学毕业，之后来北京做了三十五年中学教师。大家庭里两代人（包括母亲）出了上十名教师，是祖父心血的结果，对张家可谓功德无量。</div><div> </div><div>父亲1929年3月31日出生。在这样的诗书礼教家庭里度过了童年。</div> 三．<div>小学启蒙</div><div> </div><div>父亲自幼聪慧，7岁入初小接受启蒙教育，自此一生向学。据祖父讲，他幼时在麦场睡觉，一夜背会乘法九九表。孩提时油灯下祖父教的诸多儿歌，父亲八十岁时能一字不差地背出一首：“小小子，上南漥，刨个坑，种西瓜。先长叶，后开花，接着接了个大西瓜。小小子抱瓜回到家，爹吃着好，娘吃着好，小小子乐得笑哈哈。”巩县教育志记载，1941年全县小学生学术比赛，比赛项目含算术，国语，历史，地理，图画。县立第一高小获总分第一，“学生张三慧得‘学术优秀’奖章一枚”。同年，县里又举办儿童演讲比赛。评议结果：“第一高小学生张三慧获第一名。” 校长老师等大喜，祖父亦不免得意洋洋，云: 此子可教。父亲回忆录里记了一段险走麦城的故事。人少年得志，不免浮躁。高小毕业考试时，他没有认真准备，自然课一门考试实际不及格，通融后勉强通过，险些翻船，更遭老师几小时训诫。“自此，在学习上再未敢稍有松懈”。</div><div> </div><div>徒步千里避乱求学</div><div> 1941年，父亲高小毕业，来到祖父执教的前育德中学，当时的国立一中一分校念初中（初22班）。1944年，父亲初中毕业，以年级第一名保送地处河南淅县西峡口的国立一中高中，入高25班。入学半年后，时值抗战末期，日寇图穷，疯狂西侵，豫中吃紧。不得已，学校西迁。老师学生每人发两个月的伙食费，自由结伴，背行囊徒步从豫西翻秦岭到西安，坐火车到宝鸡，再徒步二翻秦岭到汉中，最终到达陕西固城县东关的战时临时校址。不算火车的部分，徒步跋涉一千余里，跨月余，历尽千辛。年少不知愁，父亲回忆中对此段生活竟没有半分抱怨，只是感慨道：当时国难当头，国力维艰。但国民政府仍立足国家长远福祉，拨出可观教育经费，办国立大学如西南联大及遍布未沦陷各省的国立中学，免费供有志学子读书，为光复后重建国家培养可用之才，此诚大智慧也。</div><div> </div><div>为避战乱，学生长途跋涉事在中国当代史里不幸时时重演。还有两起涉及父辈与父执。中国现代结构力学奠基人之一，哈佛大学博士，清华大学已故教授杨式德先生的公子是我的发小。他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提到抗战期间清华大学为避日寇，先由北京移长沙，再由长沙迁昆明加入西南联大。1938年春，由二百多学生老师组成的清华校史上著名的“步行团”，从长沙到昆明，徒步跋涉三千五百华里，遍尝艰苦，只为活命和求得一张宁静的课桌。杨先生是其中一员，留下一本珍贵的日记，用白描的笔法记叙了这一段悲壮的历史。</div><div> </div><div>又台湾名作家龙应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曾详细描述上万名河南和山东的中学生在国共战事的最后阶段，由豫、鲁至粤，转海南，再台湾，边走边学，流离颠沛几千里。十几岁的孩子，风餐露宿多少个月，读来令人扼腕。一九四九年，父亲在河南家乡的四哥中学尾声时人间蒸发，四十年渺无音讯，到一九九零年才自台湾返乡省亲。他再现家园时，他的“遗腹子”，我的堂兄，已经四十多岁了。我九十年代到台湾公干时去探望四伯。他讲是随中学同学一起跑到台湾的。我猜想是这支中学生流浪大军里的一员，可惜当时没有细问。但愿如此历史永不再现。</div><div> </div><div>中学记事</div><div> </div><div>中学的旧事父亲记得特别清楚。初二伊始，他忽发奇想，要在年度期终所有主科得满分。他暗自下了两学期的功夫，实现了目标。学长丁怀谦六十年后有诗为证：犹记六十年前事，门门功课百分至！我后来常拿此事教育我自己的儿子，年轻人订立一个令人兴奋的目标不难，贵在持之以恒地追求，成月，成年，乃至一生无休止地追求。</div><div> </div><div>抗战期间，国家、学校皆逆境中，文娱生活贫乏。一副扑克牌弥足珍贵又十分难求。校长的公子是父亲的哥们儿（杨西岩叔叔，与父亲友谊一直持续了六十五年），一次邀他到家里玩。意外地收集到不少明信片。他拿回来在每一张的背面画上扑克牌的图案，又用桐油把它们油了一遍，就做成了一副可以乱真的扑克牌。同学好友玩起来不能释手。但同桌的同学李子英用晏子与公输般的故事（1）提醒他玩物可能丧志，打牌可能耽误学习并贻害同学。听到此话，父亲内心斗争了一番，终于把辛辛苦苦制作的心爱之物扔了，也算为同学“做了好事一桩”。我听了以后，后脊发凉，若换了我，绝无把牌扔掉的可能！</div><div> </div><div>国难时温饱已属幸运，何况美餐。父亲的一件乐事和口福有关，好几次与我提到，可见印象深刻。好友李克威出身政府高官。一次寄钱来，哥几个当即上餐馆饕餮殆尽。至今年我回国专程看望李老先生。才知道李先生的父亲，国民政府的考试院委员，应儿子求，那次只寄来了五毛钱。大伙打了一次牙祭。联想政府高官怎么没钱，匪夷所思。两袖清风，可为解释。</div><div> </div><div>父亲直到1980年代没出过国。中学毕业四十年后，在清华以推广英文教材和用英文授课闻名校园。2005年，七十六岁时他还出版了一套两册英文版《大学物理》。但他跟我说，他所有的英文都是在高中时学的。高二时已能作长篇英文作文。颇受英文老师奚建瀛赏识。在奚师的指导下，他主持办起了学校的英文壁报《SPARK》，拟可翻译成《火花》。集同学投稿，他负责每期设计刊头。其中一期的刊头画的是美军登陆硫磺岛插上美国国旗的场景。选用这一后来变成世界闻名的摄影杰作却在三十年后险些让父亲吃了苦头。文革中竟有外调人员到老同学处查问他是从何处得到此图的！但同样是这英文的根底后来带给他了硕大的光环。父亲回忆里特别感恩奚师。父亲还亲历了一个学英文的经典笑话。一日，一同学向班里的“英文才子”请教英文单词“unknown”是什么意思。父亲随口答“不知道”。同学恼怒不已，以为他恃才自傲。后来查了字典才释前嫌。父亲也丈二和尚不摸头脑，为什么这同学好几天不理他！</div><div> </div><div>左道旁门</div><div>父亲晚年对中，小学的回忆充满阳光。大概是他生活里最无忧无虑的年代。说他多才多艺，似乎是过了。不过当学生时，想他德、智、体、音、美上都下过功夫，应该不差。小时候我偶尔踢一次毽子，他刚巧路过，接过去身前背后地当即踢出好几个花样。我和小伙伴目瞪口呆。他回忆里说他当年最喜爱的运动之一就是踢毽子。</div><div> </div><div>父亲空竹斗得娴熟。自己照了一张照片，登在他写的书里，从物理学的角度讲解为什么斗单轮空竹时人必须跟着自转。最近回清华，路过西大操场。见3个空竹高手健身兼显技。我忍不住停下仔细观察。果然，真理得到实践的检验。</div><div> </div><div>儿时家里不知因何原因，有一把二胡。我拉了几天，五分钟热情过去后就再也不碰了。父亲随手拿起来，竟悠扬地拉出一首曲子。现在还记得当时既羡又恨的尴尬心情。羡慕者不言自明，恨只恨这已不是第一次我五分钟热情的短处被他逮个正着。</div><div> </div><div>文革时不上学，我有好几个发小朋友自学美术，日后成了清华和耶鲁的美术教授。我不甘寂寞，跟在一起凑份子。但终因天份不够（还是意志不坚？）而罢手。有一次父亲到清华三堡疗养所休假归来，拿出五，六张他在山中画的铅笔写生，笔法之细腻纯熟，令我大吃一惊。可惜这些画都没有保留下来。前不久看望杨西岩叔叔时，他也说最佩服父亲的不是他出色的学习成绩，而是他那一手漂亮的美术字功夫。</div><div> </div><div>我儿子在美国中学的管乐队吹次中音号，拿到州里的第一名。我们把录像传给他看。他赞赏之余说道，我当年在中学也是管乐队的，吹小号，是学校军乐队的领队。高中三年，都是我的起床号把同学从睡梦中叫醒的。有了以前几次惊奇的经历，我对此见怪不怪了。跳出如来的手心还真有难度！</div><div> </div><div>四．</div><div>金榜题名清华</div><div> 1947年父亲高中毕业，赴上海、南京两地参加高考。当时各大学独立招生，父亲被三所大学同时录取：上海交大，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一位发小的父亲是清华大学副校长腾藤教授。腾先生是父亲的清华同年。退休后外出旅游几次与父亲同团。一见面必说你是47年清华上海考区的第一名，报上登的。父亲选择就读清华物理系。祖父曾问他为何作此选择，他答道：爱因斯坦的原子发现，将给物理学带来无限的前景。我要到美国留学学物理，清华的机会最大。自此到2012年在清华大学校医院离世，父亲在清华和物理学打了六十五年的交道。与清华和物理，成败相依。</div><div> </div><div>四年寒窗 物理系高材生</div><div>清华物理系的录取通知如愿到达。父亲负笈北上。当时国共战事正酣，平汉铁路不通，父亲只能先到上海，再乘船到天津，最后抵达地处北京西郊的清华大学。路途耽搁，到校时已经是1947年10月了。幸亏一位高班学姐帮助他办理各项入学手续，安顿食宿和上课的系馆等诸事。那位大姐还帮他到城里的成衣店买棉袍过冬。清华学子的友情使他铭记不忘。</div><div> </div><div>当时清华园里物理学大师荟萃，父亲从王竹溪，周培源，孟昭英，王淦昌，彭桓武诸师，如沐新雨。中学打下的扎实的基础，辅之“未敢稍懈”的自律，使父亲得以充分发掘清华得天独厚的学习环境。他曾经跟我说当时班上学习有“五虎将”，言外之意他是五虎之一。曾任科学院院长的周光召与父亲大学同班，是一只“老虎”。同学中还有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和工程院院士高伯龙，大概都是老虎吧。父亲的学号是36396。每次考完试，教务处按学号公布成绩，第一名最高分常被36396领走。但细考他四年的学习成绩，没得过一个100，90分以上不到三分之一，学年平均分只有82.8，85.1，85.2和87分。清华授业育人的严谨几至苛刻的学风可见一斑。 1985年，作为恢复理工合校的一步，清华建应用物理系，礼聘时任科学院院长周光召担纲系主任。成立大会上，周光召应邀讲话。清华校报日后登载讲话全文，其中一段提到父亲。周院长说，“我对清华办好物理系有信心，因为清华有非常优秀的教师资源。比如，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张三慧，当年功课比我好。”周先生当然是在自谦。同年，父亲被特批晋升正教授。听说是北京市唯一一个因教学贡献突出而晋升教授的。我自己内心却老是在琢磨，这教授的名分该不是老同学一席话的效果吧？</div><div> </div><div>袭大师学风 1980年，父亲的一位学长退给他一本大学期间他修王竹溪先生《热学》时的作业本，上面还有王师的点批。父亲在扉页上写下如下文字：“早年从吾师王竹溪先生学热学，先生爱生之真切，教学之负责，治学之严谨，印象殊深，几十年未曾稍忘，常奉为圭臬，奋力相从。今值新长征伊始，忽由学长夏学江同志处复得此习题本，欣喜万分。谨心祝吾师身体健康。自当再激老骥伏枥之志，尽瘁暮年，以期不负吾师之厚望也”。这本作业本原件现存清华校史馆。其中一道题要求计算一百零八个答数，每个数字要精确至小数点后六位。当时没有电脑，只能用八位对数表一一计算。已经发黄的作业本上数字与文字（英文）工整清晰，页面无任何草率的痕迹。学生这样做功课，老师批改却愈加认真。王师的批改即是实例。他曾仔细对过每个答数，甚至用铅笔标出其中一个答案的第六位数字有误。作业本中一页上还有父亲当年注释：“From exercise of 顾之雨”。他讲这是因为当时清华授业以诚信为要，这道题他是参考了顾同学的解答才做出来的，故向老师注明。</div><div> </div><div>考父亲成绩单，《热学》课是1949年-1950学年修的。其时，国家、社会的变化翻天覆地。清华园亲历两重政权，一夜间从国统区变为“明朗的天”的解放区。老师、学生自然不免卷入政治。但在做学问事上，先生和弟子，依然淡定如常，雷池不越。必是多少代沉淀的知识分子秉性和传统使然，令人起敬。父亲讲他事后常用王师范例教育学生，以期清华的严谨诚实的治学之风世代相传。据他说，学生们反映强烈。</div><div> </div><div>承大师厚爱</div><div>父亲还不无得意地讲过一件与周培源先生有关的小事。也可作为当年清华的大师们上讲台教基础课的注脚。周先生是他理论力学课的老师。一定因为是得意门生，有一次考试，周先生监考，路过他身旁停了下来，稍事迟疑，终于小声指点说：你这儿错了。父亲一身冷汗，心想周先生爱生心切，不免“徇私”。不然不知要扣多少分走。“子继父业”，我自己硕士毕业后在清华也做过两年助教。有一次监考，也忍不住提醒了一位同学。不知她是否也这样“感念”。</div><div> </div><div>周先生后来去了北大，最终变成了国家领导人。我父亲则在清华教普通物理。一直到1980年代后期，父亲才在一个什么会场上又见到周先生。他说他走上前去问候，周先生说：你也来了？父亲事后说，这是周先生客气，他大概不会记得三十多年前的学生了。我和周先生说来也有渊源。他的夫人王蒂澂是清华附中的老师，教过我英文。六十多岁的她还当过我们“落难毕业班”（见后文）三十个学生的孩子王。非常和蔼的老太太，慈祥极了。当时不知道她年轻时是北师大的校花！</div><div> </div><div>父亲1951年大学毕业，之后就一直没有离开过清华园。他留下的对大学生活的回忆，远远不如中学。也可能人逐渐成熟了，天真，快乐和朋友真情这些孩童的特质慢慢让位给事业和家庭了。但观其后六十年的育人生涯，他的确没有辜负老师们的厚望。</div><div> </div><div>五．</div><div>毕业 国家的召唤</div><div> </div><div>父亲大学四年，恰腰跨1949年，是中国改朝换代的大时代。他回忆道，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他的政治热情不断高涨。心中确信，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即将在眼前展开。他于1949年9月加入共青团，一年半后自荐当选为支部组织委员。1951年夏，清华受命创办工农速成中学，从低文化层次的工人，农民和士兵里迅速培养大批干部参与执政。校团委给各支部下达通知，征求毕业生报名参加速中的创办。其时1951级即将毕业，同学们都开始考虑毕业后的去向。父亲深信共产党关于“知识分子要改造资产阶级思想，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和工农兵打成一片”的训育，得知校团委的通知后，毫不犹豫地在第一时间就报了名，还暗自庆幸团支委的身份，“截留”优先得到这样一个报效国家的机会。</div><div> </div><div>因为是班里学习的尖子，他毕业后的去向也有各种传说。他事后曾听说周培源师曾推荐他去苏联留学，因他自愿参与工农速成中学创办而作罢。孟昭英师曾招他去科学院电子所工作，被他以工作已定而婉拒。父亲后来记录了一段与孟师的情谊：父亲1990年到美国访问。需要推荐信。他借拜年的机会请孟师拨冗。孟师当时年逾八十，正受邀参与诺贝尔奖的评审。很忙。师母遂挡驾。父亲正在窘迫之中，孟师插话：“别人的不写了，但他这一份要写。”。师生情谊立见。</div><div> </div><div>工农速成中学的六年</div><div>之后的6年，他和与他同样心怀的年轻志愿者同事们全心全意地投入了他们认定的事业。速成中学的工农兵学生来自全国各地，两百多人中大多数只有小学水平。本着真心学习他们优秀的政治品质，努力为他们服务的信念，年轻的速中老师们把多数比自己年龄还大的学生接进坐落在清华内的校址，从食宿到上课到课外活动，精心安排。父亲回忆说，当时想的只是生活思想上如何与学生们打成一片，教学上如何千方百计让他们弄懂学会。他的努力没有白费，从近年来速中校友的回忆录中看出他很受学生的爱戴。速中校史组1984年给校友发问卷，提名印象最深的老师。速中的学生大都填得是张三慧。</div><div> </div><div>这种表现自然也颇得领导的赏识，以致他初入职场时“仕途”春风。父亲于1952年被发展入党。他的积极改造思想，努力与工农兵相结合的行为被推举为模范。校党委安排给全清华毕业生做报告。北大一团支部邀请座谈经验，团市委授予“优秀团员”称号。在学校里他担任物理教学组组长。因教学优秀，他二十出头，职称就提成中教二级。北京市教育局评为优秀教师，给中学老师讲示范课。当时政策还鼓励能者多劳，按劳付酬。在巨大的精神支持下，加上年轻不知道累为何滋味，父亲每周上二十多节课，月工资竟达五百多元，等于两个二级教授的收入了!</div><div> </div><div>看起来，父亲自己在事业上的选择果然天衣无缝地融进了建设盛世的伟业之中了。我1956年9月出生在清华园。最早的一张照片是父亲抱着我站在窗前，一缕阳光泻下，照在我们两人身上。父亲平和的表情稍带茫然，让人体会一丝不安。因为，这应已经是风雨欲来的1957年了。</div><div> </div> 六． 祖父牢狱之灾 风雨如晦 父亲，包括他的家庭，1957年之后逾二十年的恶运，都源自祖父1956年一夜间沦为阶下囚。 1949 年，国家政权易手。祖父从中学校长任上退下，不明原因地在家赋闲一年。然后先后在河南平原农学院（后并入河南师范学院）和北京农业机械学院任教。1956 年，在新乡师范学院任主讲教师兼主持生物系系务时，大祸从天而降，打破了他平静的教书生活。事因是1945年抗战胜利，祖父主持新心中学复校。学校中一教 师告密当时政府，致使一位共产党干部被捕身亡。事隔11年后，政府追查旧案。告密教师被镇压。案发时，祖父因任中学校长，时往县府公干。故涉嫌参与密告， 被巩县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他不服上诉，旋被开封中级法院改判训诫释放，回原单位工作，降职降薪，“控制使用”。 1957年反右开 始时，祖父错误估计形势，鸣放中要求重审案情并恢复工资待遇。遂于1958年被新乡市法院以反革命罪重判徒刑十年，再次锒铛入狱！劳改服刑中，曾因教授身 份被派在狱中讲课（听课对象不详）。1962年，因“认识转变好”改为监外执行，送回家乡看管。一个终生笃信教育救国并身体力行的知识分子，身不由己，被 卷入时代大潮，最后落到“拾粪看林”，务农为生。这场祸事连绵逾二十年，殃及我家三代。 出狱时祖父年近七旬，与祖母相依为命，共度时艰。 祖母1973年去世后，他独自一人在农村靠挣工分度日。从祖父的笔记看出，父亲是在七十年代里才敢间断寄钱接济。幸三爷爷家的孩子，我叫七叔和七婶的，也 帮忙照顾。据父亲回忆，他曾寄给祖父一台七管的《佳音》牌的半导体收音机。祖父大喜过望，收音机到达当天的日记说“如获至宝”。祖父自己又订了一份《红 旗》杂志，满足了他了解国内外新闻的愿望。毕竟曾经是乡里的贤达，教书一生，虽落难，但下石的不多，好像没有留下什么太多皮肉之苦的回忆。村里亦有照顾， 比如常派些看林之类的轻活。文革灾起后，红卫兵和刁民揪他批斗。从他七十年代留下的文字知道，他文革中的经历极为痛苦。但他对父亲回忆时没有讲太多被批斗 时的苦难却记着当时的村干部（祖父的一位外侄）偷偷递给他一双鞋，在被强迫下跪时垫在膝下的情景。 晚至1978年夏，祖父二十二年做人下人的煎熬才告终结。那时他已八十一岁，离辞世只有三个月了。 七． 1957年 忠而见疑 成为右派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在4月27日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明言：“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 的思想 教育运动”，“应该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同期，毛泽东说：“我们的目标，是 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时任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在大礼堂党员大 会上明确宣布“党员可以根据自己的认识向党提意见。” 当时，速中有两位教师（此处略去实名）对学校领导的某些作派和做法时有意见甚至怨 言。父亲认为他们的意见虽然有时不免偏激，但仍有可取之处。遂在党支部会上建言，对该二人的意见，不妨从善如流，或有助于密切领导与群众的关系。若仅此而 已，大概还应无碍。但之后，他又在职工会上以党员的身份发言，批评组织不能虚怀，对党外群众的意见，表面接受实则推诿，乃至直言校长“作风粗暴”。 父 亲保存的一份资料里记录了工农速中某人1957年的发言记录。发言说，一反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远动之常态，反右开始后几乎见不到党员和积极分子在会上发言， 而“张三慧是第一个也是唯一在鸣放会上讲话的党员。”猜父亲此举是出于单纯，还是轻信，还是城府不深，亦或兼而有之？但铸成后果是他后来无法预料的事实。 大 约在同一时间，祖父从河南来信，说他有感于政府鼓励诤言的胸怀，已在大会上公开发言，要求澄清他的问题，改正对他不公正的处理，恢复职称和工资级别。父亲 认为作为一个公民，通过正常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并无不可。遂回信说现在共产党在整风，欢迎党外人士提意见。你可以表达你的想法，但不要过激，注意态度。 这两件在今天看来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当时不仅断送了父亲23年的政治生命，他的事业和我们一家的生活都因之受到巨大冲击。 1957年5月下旬，党内传达了毛泽东写的《事情正在其变化》。阳谋随之公开，全国上下掀起反右高潮。清华大学则更处风口浪尖。前面提到的两位教师，自然 落网，定为极右。几乎是一夜之间，父亲由重点培养对象变成在党和党的基层领导受到攻击时，立场不稳，同情右派。父亲此时已成惊弓之鸟。自忖在提“意见”变 “攻击”之后，给祖父的信可能不妥。若对党忠诚，则应主动向党汇报。但难保组织对此行为不做处理，或受处分。但转念又不免想到，若不主动汇报，祖父所在单 位很可能发现这封信（当时祖父一定已被收监），直接检举到清华。如是则麻烦只会更大。顾虑重重之后，也可能是对党的忠诚占了上风，也可能是内心算计的结 果，想两害取其轻，父亲向组织做了汇报。 但坦白并没有换来从宽，之后多少个月掏心窝似地检查悔过（父亲日记）等同对牛弹琴。1958年2月8日，父亲因同情右派，支持反革命父亲反攻倒算，泄露党的机密和歪曲党的政策等四条罪状，在工农速成中学被划为右派(2)。父亲六年前放弃留学、进科学院，一腔青春热血地响应召唤，投身工农教育。最终却因言不慎，至忠而见疑，落到右派下场。世事无常，难甚于斯。 后 来父亲曾对我说，右派分六级。一级最大，比如章罗联盟的首领。六级则最轻，比如学生，没有级别和地位再予以剥夺，带个帽子而已。父亲当时定的是五级。处理 包括开除党籍，降薪降级，但保留公职。他从当时的中教二级降级，工资从124元降到108元。这一年他二十九岁，未及而立。 应当是为了有助于自己诚心改造，不负领导和同事们的期望，父亲反右前后的日记中详细地记载了几乎所有会议上对他的批判和斥责。批评者的话语似乎隐约折射出他性格上的特点或说，恕我直言，弱点。当时，这样的会大概每天都有。1958年2月4日的日记就很简单，只有寥寥三行： 早：7:15到校。学习到11:30。 下：1:30到校。学习到5:00。 晚：7:00学习讨论到10:00。 在 每天可达十数小时的学习会上，批判和斥责里自然多是对他政治上“堕落”的痛斥，但仔细阅读也发现不少诸如“个人主义严重”，“以后不要总以为自己太聪 明”，只“对业务好的人好，令人无法接近”，“骄傲自满”等和政治无关的评价。是不是父亲当年年轻气盛，学业上聪明过人，事业正春风得意，为人处世一定书 生气十足，全然不知、更不懂人际关系需要打理，生存需要智慧，锋芒宜藏不宜露。对比中共中央明文规定的“不应划为右派”的标准(3),设想但凡有人伸手相助，以他当时的表现，虽然说了几句“错话”，办了一件“错”事，应不至陷入灭顶。不幸的是，他遇到的是排山倒海般的墙倒众推！ 留在清华 定 “右”之后，时值大跃进热潮，父亲被分派到清华当时大炼钢铁的铸造车间劳动改造半年。1959年，工农速中停办，绝大部分教职员工调出清华。他奇迹般地留 在清华，被调入基础课物理教研组工作。从实验室助教做起。一位父执，清华大学体育教研组的杨朴教授，是当时父亲在工农速中的同事和右派难友。他的问题更严 重，是四级右派，工资降了两级。我最近回清华时，曾去探望杨老先生。我半开玩笑地说，您划右派，和钱伟长，黄万里等一样，不是错划。因为您当时真的对方针 大政有不同看法。思想的确很“右”。只是这“右”在今天看来都对了。我父亲不一样。他紧跟上级方针大政，内心里从未存任何怀疑，唯恐不及。属错划，货真价 实。 我接着问，那工农速中撤销时，为什么还把留在清华的珍贵名额（四或五个？）留出两个给了右派。杨先生说，当时的领导，划右派事上，错 了。责任无可推卸。但他们的确识人。杨先生六十年代在清华楞是从大学生业余选手中培养出打破世界纪录的自行车运动员。真的是人才！父亲到大学物理教研组报 到后不久，领导约谈。说“你这个人还是有点才的，要有大志，要在工作中作出大的成绩”。父亲当时颇受鼓舞，“内心感动，万分激动”。这两件事间接证明杨先 生的判断大致不差。回忆至此，不由人不感慨系之：一个人有才华，而且已被识出，亦有现成的用武之地，为何不让他高高兴兴，无忧无虑地释放才华和贡献成就， 却要被打入另类，让他戴着枷锁跳舞，把他关在笼里唱歌？ 2011年4月，我回国陪父亲到北京肿瘤医院做化疗。在车上，他讲起一件五十多年 前的往事。他说，就在反右开始前两周，大概出于量才使用的考量，速中的书记通知他，已决定把他调离工农速中，去研制高技术武器的单位工作，也就是后来的 “二炮”。过几天就办手续。后来发生的事情自然使该调动流产。回忆这件事时他还是那么平静，但多了几分惆怅。参加一场大事业的机会与他擦肩而过：二十三位 “两弹一星”的功臣中有十四人是他清华的前辈甚或是大学的同班同学，而且学物理者众！ 忏悔录版的日记 扭曲的心灵 回 想起来，父亲在我面前讲起这些不堪的往事时，从未非常激动过，口气相当平和。有一次，他甚至说，吃得起小亏的人不会栽大跟头。我就是能吃小亏的人。言外之 意，划为右派还不是个大跟头！在我自己有了事业，社会关系，家庭和对未来的期许之后，方能想象他当时的处境：父亲坐牢，被自己引以为家的组织开除，剥夺了 游刃有余的事业，同事相背，前途未卜。这该是怎样一种悲凉、郁悒和无助的心情。这个猜想被近来才读到的父亲当年的日记所证实，真真的“刻骨铭心”。 后来接触到近年披露的大量关于众多右派分子1957年之后所受到的极其不公正而且常常是非人的待遇后，我又庆幸，父亲幸亏是五级右派，若是个右派里的“高干”，我们一家的命运还不知会被抛向社会的哪个角落！ 父 亲在反右时期和其后的几年留下了大量的日记，特别是1957、1958两年，包括划右当天结论宣布后仅七分钟时写下的对所受处理的感受，几乎是按天实录了 那两年发生在他身边的历史。人有名，话留音，事在书。今人读起来只能仰天长叹，不会理解当时社会为什么象疯了一样，不问天良。一个人的人格，无论是斗争的 胜者还是败方，竟能被彻底政治化了的环境扭曲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比如父亲，一个中国最高学府的高材生，完全被驯化了的头脑中全没有任何深刻的思考，想的却 是如何与再次身陷囹圄的祖父划清界限！父亲平反后，他没有销毁这些沉痛有些甚至是令人难堪的记录，刻意留给后人一份他当年完整的心历路程。我非常小心地替 他保存着这些日记，等待着将来关心这段历史的有心学者光顾。我猜想，这是父亲的本意。 我的故事：因为父亲是右派．．． 因 为他被定为右派，还有一件使他和母亲不能释怀的事情则和我有关。1971年，我清华附中初中毕业。当年，时值文革后第一届高中恢复招生。不考试，但只有大 约三分之一的学生可以继续升学。虽然父亲是摘帽右派，我属于“可教育好的子女”类，但我学习、表现不错，当时还是初中一个班的班长。另窃想当年父亲曾为附 中高中做过汗马（见后文），毕竟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人情面子总还在吧？不由乐观升学前景。上高中的名单预定在一天下午宣布。如料，上午，班主任王文元老 师爱生心切，“徇私”向我透露我已入选高中名单，可无虞。下午，我轻松带领本班按时进入设在五楼大教室的会场，安心地坐在前排班长的位置处，和同学说说笑 笑，等待名单宣布。 大会预定下午2:00开始。但主持人迟迟不现。半小时后，年级主任乔淑荣老师请各班带回教室，高中名单由各班单独公 布。我当时心里无由一紧。果然，回班之后，王老师叫我到僻静处，说，改行吧，不要上高中了。只要努力，干什么都有前途。我当时没反应过来，还大度地说，没 问题。去打了两个小时的乒乓球以后，回过味来，才真正明白发生了什么。我发疯似地跑回学校，在五楼阅览室里找到乔老师，她说她也正在找我。十五岁的我遂大 哭，问为什么？乔老师也只能安慰而已。那一届清华附中初中一共430个毕业生。其中180人被挑选上高中，另有220人分配城镇工作。剩下的30人去农村 插队。 高中事败，我与其他29个同学去农村了。这是后话。事后了解到，当时清华附中高中还受命招收清华园中学和清河中学初中的学生。故名 额有限。这两个学校认为清华附中出身有问题（比如家里是摘帽右派）的学生占了过大的比例。必须让出若干名额。讨价谈判到了最后一分钟，才有了上面的一幕。 不知同学中还有谁是这最后一刻交易的牺牲品。王老师也曾因此内心不安。直到我十一年后在清华读研究生时与妻子（同是王老师的学生，同是去农村插队的三十个 落难同学之一）一起去看望王师时，他还唏嘘不已。看到我后来学业并没有受过大影响，十分欣慰。 朋友们多少年后调侃，福兮祸所依，你当初若如愿上了高中，与妻子的姻缘也说不定就烟消云散了。 八． 六十年代 天真的梦想 赎罪的努力 在 1959到1979这二十年间（一个人黄金的三十岁到五十岁），看父亲留下的文字和观察他的举动，能揣摩他的内心，猜到他秉持的信条：自己错了，是个“罪 人”（父亲日记），必须诚心改造，努力表现，最终脱胎换骨，争取早日事业回归和政治重生。行动上则处处积极，寻找机会。父亲的日记提到，划右初始，他就被 “荣幸地”委以右派学习小组长。一日，人民日报指谪某印度报纸刊登丑化毛泽东漫画，父亲由衷愤怒，在系馆贴大字报严词声讨。想类似表忠的行动后来应还有发 生。1959年9月，划右仅十九个月后，他就因认罪深刻，改造出色而获第一批摘掉右派帽子，成为“摘帽右派”。虽然仍属另类，但父亲因此而受到极大鼓舞， 乃至激发他回到党内的梦想。1961年10月1日的日记载毛选四卷出版。同月23日日记中就有“四卷看完一遍。又把三卷的后几篇看了一遍”的文字。 1962年，他正式递交重新入党的申请书。此举连领导都有些措手不及，只好告知“还不便公之于众”（父亲日记）。 工作上，已有十年教龄的 他从辅导试验课做起。不久委以讲大课，更不曾怠懈。当时国家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苦斗过渡，学生粮食定量锐减，饭少菜多，营养当然不足。校方遂相应提 出各种措施“减负”，鼓励学生劳逸结合，学习上要求只掌握基本内容即可。当时的口号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教学上则推行“少而精”的原则。习惯紧 跟然后事事追求极致的父亲，认真领会学校的意图，功夫下在把教学大纲规定的内容在课堂上讲清讲透，让学生在规定课时内就能掌握内容，从而回避课下苦读。一 次，学校为检验教学改革效果，对他教的电604班突然袭击考试，全班竟无一人落马（不及格）。为此他成为全校教学改革，贯彻“少而精”教学原则的标兵，被 授予“优良教学工作者”称号。学校还把他的教学思想和方法总结成篇，向全校推广。全国各地高校来的取经团，他被遴选上台代表清华介绍经验。据无从验证的传 说，学校甚至在文革前有晋升他副教授的意思。记得我们全家六十年代时还在颐和园疗养过一个星期左右。现在依稀回忆起来，那真是天堂般的一周。此待遇也一定 与父亲出众的工作成绩有关。向摘帽右派授奖，推广其工作经验，举家疗养，乃至被考虑提升职称（若属实），当时应属罕见。用他自我调侃的原话形容就是：“当 时在清华又红了一阵。” 1961年，父亲还与数学系的程子明，化学系的章臣懿等被派至清华附中高中预科班兼课，培养尖子学生直升清华大 学。这些中学生们几十年后仍对当年这些大学的老师们出色的教学不能忘怀。学生石宏敏和王至元亲口跟我说父亲的物理讲的实在好，出神入化。另一位预科学生仲 维明是自然辩证法研究生，侨居德国，去年（2011年）写文章提到父亲五十年前讲授的物理学方法，对他启发尤深。2012年父亲的告别仪式上，来自附中高 中预科班的十几位老学生，都年逾花甲，围在父亲的遗体一周，挥泪向他做最后的告别。 此高中即十年后把我“甄别剔出”的彼高中。教书人只能教别家的孩子，能否上学取决于其在社会里所处的身份和阶级。我回忆不起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曾这样做过。不是过去所有的朝代都错了，就是这个朝代错了。孰是孰非，明眼人一目了然。所幸的是，那个无理的年代已成为过去。 文革“没受大罪”  1966 年初夏，文革如迅雷骤雨，突如其来。几乎一夜之间，全国沸腾。清华一如既往，又成风口浪尖。清华园里大字报如海洋，串联人如潮水。高音喇叭天天播放红歌， 喊口号。每天都有新揪出来的牛鬼蛇神。十岁的我清楚地记得物理教研组的李姓老师因公开支持刘少奇，被反绑双手，带着高帽，游街后送往公安局的情形。一天夜 里二校门被推倒的场景仍历历在目。父亲当时是摘帽右派，已属落水。有一天，见他大白天关着门，躺在里屋，不讲话。这是在我记忆里从未有过的情形。我很害 怕，问母亲怎么了。她说有人贴父亲大字报了。说他是党委和领导“招降纳叛”的对象。他一定是陷入了极端的迷惘，因为近十年的努力改造看来又错了。 1967 年前后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清华教师先后十余人不堪凌辱后自杀。其中有好几位儿时朋友的家长。当时各单位天天晚上开会到十点。11岁的我躺在床上， 一定要等着父亲上楼梯沉重的脚步声起，才敢睡去。这是我经历的唯一的一个感到恐怖的时期。我后来知道，这种恐怖并不为我一个人“独享”。我写回忆时与一位 发小分享初稿。他读到此段时，亦回忆起那些心惊受怕，夜不能寐地等父亲回家的夜晚。 作为已被打倒的另类，父亲不是运动的直接对象，家里虽然被抄，人扫过厕所，烧过锅炉，还曾被少不经事的学生辱骂，但用他的话讲，“没受大罪”。 五七干校 文革后期 1969 年，他到江西鲤鱼州清华大学五七干校劳动。父亲又把这当成磨练自己，向党表白的机会。仗着三十九岁的年轻，秉苦心智，劳筋骨的信念，他烈日下挑百多斤的稻 米，改良土壤挖地三尺，插秧时虽腰伤不下战场，特大暴雨时冲进危房把同事抱起来“扔出”窗外。鲤鱼州是血吸虫的疫区。水田是血吸虫的领地。父亲分派管水， 自称水官。非但没有怨言，还常利用沿水渠来去巡视的机会，编快板书，现编现演，鼓舞五七战士的士气。清华图书馆的田幼琴老师是一位发小的妈妈，与父亲一同 在江西劳动。田阿姨是清华有名的京剧票友，演《沙家浜》里的沙奶奶能乱真。她说，你爸爸真行。我们一起去井冈山拉练。我俩在文宣组。沿路跑前跑后，表演宣 传。我们都要事先准备要说的段子。只有你爸爸，稍作腹稿，张口就来！上文杨朴教授的公子是我的发小。中学时随家里到江西农场劳动。跟我父亲是一个“连” 的。记得特清楚有一次父亲现场讲评篮球比赛。进球的霎那，他脱口就出：“这个球真正好，嗖地一声进去了”！父亲的快板由此名传全校，是有名的“快板张”。 我初中毕业后在农村插队两年多，农活有多累，有多无聊，心智和筋骨受的什么罪，我最清楚。我从来没有过快感。我由此推测，父亲是诚心地接受筋骨的磨练，坚 信这是组织对他的考验。装是装不出来的。 也可能诚心真能感动上天，他管了半年水，没有染上血吸虫病(4)，而且第一批从干校返回北京。我去北京站接他，他黝黑精瘦的面孔，使我吃了一惊。平生第一次觉得父亲老了。 父亲从干校回到北京，时值1970清华、北大贯彻执行毛泽东“七.二一指示”，开展教育革命，试点招收文革中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他负责教工程物理系 核物理专业，回到了教师的本行。当时不叫学生，叫学员。开门办学，老师学员打成一片。父亲讲物理，也讲化学。还画工艺流程图。学员们层次不同，背景各异， 从父亲的回忆里看出他与这些工农兵大学生相处十分融洽。张铁生，黄帅，清华考教授之类的大背景，似乎没有任何影响。这是否和他十几年前就是教工农兵学生而 出道的有关？ 除了认真教课之外，父亲仍在梦想重返组织。两件事情侧面反映了他心存的奢望。他留下的回忆里说，即使在文革期间，他仍时时向 所属党支部写“思想汇报，以求得组织帮助”。林彪事件后，党中央提倡读马列原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我记得周末时他常常伏案阅读推荐的原著。我看到 的一本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他记了密密麻麻的笔记心得。当时有多少人认真响应了毛泽东这个号召值得怀疑。但父亲真地做了。 九． 告别愚忠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文革成为历史。金秋季节，几十万人长安街载歌载舞，庆祝打倒四人帮。1977年年底，邓小平复出，改革开放启动。在父亲的有 生之年，这是他经历的第二个国家历史上的大拐点。与第一次不同的是，这一次带给他的是真正的机会，成功和荣誉。这一年他四十七岁。 父亲从 大学毕业到文革结束的近三十年里，工作上始终是拼命三郎。记得2010年校庆时我恰在北京，八十一岁的他参加物理系老同学聚会后告诉我，他的学长夏学江先 生指着他说，“我们在座的，比起用功来，谁都不能和你比。你是最肯下工夫的。”但值得玩味的是，他在政治上，除了没整过人（也没有机会），也是拼命三郎。 他被开除出党后的所谓政治表现可能使大多数在党的党员汗颜。他1964年的一篇日记中记到，当时的单位的领导亲口对他说，虽然你是摘帽右派，但“党近来一 直是按一个党员来使用(你)的”。父亲不在了，说句不恭敬的话，这是愚忠的思想使然。若父亲在世，我相信他会笑一笑，同意我的看法。 写此回忆时，找出一封父亲1981年给我的信。信中写道，对于共产主义，“过去二十多年中是盲然的，思想上虽有追求，但由于对共产主义是什么都没闹清楚，当然盲从盲信的（成分就）多了。”这就是他的反思吧。这以后他生命的最后三十年里，他再也没有为愚忠浪费他的生命。 多磨的平反 人生再出发 1978年９月１７日，中共中央发出（１９７８年）５５号文件。文件规定：“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改正的人，恢复 政治名誉，由改正单位负责分配适当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应予恢复党籍，原是共青团员的，应予撤消开除 团籍的处分。”并在“提职、提级、调资、奖励、授予职称等问题上与其他职工一样对待。”得消息后，父亲狂喜。果不久，错划得到改正。党籍的问题却好事多 磨。他的日记象电影脚本一样，记录了那几个月每天发生的事情。 当时他被叫到党支部。领导拿着他的档案，但不让他看，象考试似地让他说出祖 父的身份。他老实地回答，三十年前填的表，忘记了。忘记自己的父亲曾是国民党县党部委员并支持其反攻倒算，自然罪当开除党籍，当年的处理就没有错误，恢复 亦无从谈起。党委遂一纸通知发下：“对历史反革命之父认识不够，不能恢复党籍。”据说曾有人从中调解，让他不要再“顶牛“了（父亲日记），和领导妥协一 下，事情就过去了。不知为什么，这次他一反性情，纠结了好久，执意不从。他自己还破天荒第一次在“工作上有抵触情绪”，及至当时的物理系主任徐亦庄教授 （也是一位发小的父亲）“破格”以其摘帽右派之身委以主管全校物理教学之重任时，他竟以“缺德少才”推脱。 事情拖了半年，双方终有松动。 父亲被迫重拾挖空心思检讨的旧技，承认对组织忠贞有瑕，将问题提到忘记祖父的反动身份“就是在自己思想上不自觉地把他的这个重要历史史实勾销”的高度来 “认识”这一“严重”的立场问题，并承诺痛改。但这次，他平生第一次挑战组织，在交检查的同时，要求党委向他公开档案中祖父的身份，使此类冤曲得以永远不 再。父亲的党籍在1980年2月恢复，但比他人晚了半年。后来，在祖父的法院无罪判决送达父亲的手中并转呈清华的1985年，才又有党委通知，党籍恢复与 右派平反改为同时。 三十年来，几近极致的愚忠在关键的时刻从来没有替父亲打动任何铁石心肠。若没有国家最高领导的痛定思痛和国家大政的改 辙易道，他只怕永远是国家中的另类。回忆至此，想想父亲身边的同事和领导大都见过，见面时必称叔叔阿姨。对方亦和蔼可掬。用现在的标准，无法想象人性的一 面在那个时代里如此深深被所谓党性和阶级性泯没。父亲2010年说，右派一事至今还时时入梦，惊醒后心悸不已。 中国清朝以降这一百来年， 世道无常。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就是1949年以后都在“河东”了，也上上下下，反反复复。用国家主席的话，就是“折腾”。最常见的社会画面之一就是 谁谁谁被打倒了，谁谁谁被平反了。常常打倒你是他（她），为你平反也是他（她）。打倒你时义正词严，为你平反时心长语重。既然是平反，那就一定有人当时做 错了。但令我始终不解的是，为什么从上到下从来没有人道过歉，至少要推诿成是别人或领导的错(5)。如果良心上没有悔过，以后又如何能保证错事不再？？ 凡 事总有例外。父亲回忆说，党籍风波过去若干年后，当事的书记见到父亲，歉意地低声说道：“当年事情本来可以处理地更好一些”。我开始听了曾不以为然。现在 想想，我很感激这位领导。在后来铺天盖地对父亲的赞扬潮中，父亲曾经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被人有意无意地遗忘了。这位书记是唯一的一个公开表示了反思的人。 他是一个有良心和正直的人。 无论如何，这毕竟是最后的恶梦而已。现实中的父亲整装出发了。1981年，他在一封给我的信里袒露，他对报载清华当年同班同学出国讲学，补选为学部委员， 内心“不免引起些许波浪”。“人生乖蹇，条件，境遇各不相同，我也没有过多懊丧。就我来讲，在我的条件下，自忖已尽了最大努力”。“今后，我想在普通物理 教学中努力争取到最前列的地位，在这个普物教学的革命时期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他说，科研方面，像老同学那样的“专业深入，今生已无望。但人各有途，也 不必强求划一了。回想毕业后至少有15年未从事大学物理的研究。现在在普物教学上有一些能力和见地，也不过是近四，五年用心的结果。这说明，一方面，虚度 15年，值得惋惜。这就和别人有很大的不同（也即落伍了）。另一方面，只要用心，四年五年，十年八年，就会有显见的成绩。从而建立了信心。只要还有十年的 寿命，我想在学术上还是会有些成绩留给后人的。” 上天对他宽容，留给他30年的时间。 十． 二十二年后祖父、父亲重逢 冤曲伸雪  希望小学 1978 年，国家政治气候显渐松迹象。我当时在兰州上大学。在给父母的信中与他们讨论，不必担心阶级斗争了，支持把祖父接到北京的决定。就这样，我暑假回家时路过 巩县接回了二十年没有与儿子谋面的祖父。在见到二十多年无缘奉养的儿子仅三个月后，祖父因重感冒转肺炎在北京去世，享年八十一岁。我一直认为，感冒是表， 感情和生活上的变化之大，无法适应，使他无缘享受这太迟到来的天伦。但他到底是死在儿子的呵护之中了。这也是不幸之大幸了。 祖父去世后， 父亲不懈，几去新乡中级法院代为申诉。七年的努力在1985年终成正果。法院宣布，祖父参与密告一事证据不足，1957年大鸣大放的言论不构成犯罪，“经 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对张鹏远宣告无罪”。三十年冤案得以平反。2005年，值祖父去世近三十年后，父亲捐稿费三十余万元给家乡他当年上的小学，造教 室楼一座，购买电化教学设备，复印机，体育器材和几千本图书。教室楼命名为“合志楼”，籍以纪念祖父献身乡村教育的一生和表达他对祖父的怀念。 再忆祖父  我 与祖父相处总共不过十余天，除了他和祥慈善的笑容，没有太多记忆了。但我却好像能感觉到他内心的刚毅和胸怀。再记几件旧事。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到兰 州上大学。祖父当时政治上属专政对象，身份上一介农夫，生活上刚刚温饱，年逾八旬，从二十多年没有离开过的河南乡下来信，娓娓写道：“我在大学学自然科 学，达尔文进化论。我教了四十年的进化论，觉得对人民有点好处。现代各项尖端科学正等着你去研究，去发现。谈到尖端科学，像遗传工程学，分子生物学，遗传 分子学等，我老了，无能为力了。至于电子计算机，高能物理，空间技术，遥感技术，激光技术，宏观世界，微观世界，我连升堂也没有，更谈不到入室了。希望你 大力攻关。。。”云云。 接他来北京时，当时他已八十一岁高龄，自己搭车赶路十余里提前几小时到火车站等我。可见心情之兴奋。上车后火车上 对面坐一解放军军官。在看《参考消息》。他问可否借阅。军官惊呆了。年逾八旬的老农，满面风霜，衣衫不整，居然要看《参考消息》。军官问他，你到哪，干什 么去呀？老人非常自豪地说：到北京，找儿子。他在清华教书！2005年，父亲回河南老家省亲。在田间散步。遇一同龄老人，互致问候后告知是张合志之子。不 想对方仍对祖父近六十年前辛劳办学事记忆犹如昨日。令父亲唏嘘不已。 2009年在美国家中时，一儿时清华的发小从明尼苏达州专门来电话， 讲到有朋自远方来，河南巩县人士石建民博士。闲谈中回忆起六十年代在巩县家乡上小学和中学。有位谪贬回乡的大学教授，逆境中仍不忘在乡村办学育人，启蒙农 家子弟。举手投足，总有知识分子风范，印象极深。虽离开家乡读大学，后留学美国至博士，始终不能忘怀。感叹世风不古，当今还有多少诗书之人有如此的抱负和 豁达的胸怀。“老师的名字是张合志，儿子在清华大学当教授！” 我前不久与建民兄通电话问候。他提起两件有关祖父的旧事。当时生产队订有一 份《人民日报》，每天要有人到一，两里外的大队部（？）去取。不知是惩罚还是别的，这任务交给了祖父。现在想象，就像一道风景线：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农， 每天取到报纸后，一边走一边看，到目的地时刚好看完。被人看去是惩罚的差事，祖父却乐此不疲。不若此，他哪有权利看到报纸！ 建民的姐姐极 聪明，六十年代时小学念完考上公办初中，学费，生活费国家一应包揽。这在当时的巩县乃至各地的乡村，属凤毛麟角，千里挑一。但乡下大多数孩子上完小学就没 有机会继续读书了。家乡生产队的干部有远见，把一处土坯结构的牲口棚改建成教室，三面墙刷白灰，一面墙刷黑油漆当黑板，摆上桌椅，就是学校了。然后找到戴 罪之身的祖父，委以校长，又聘了另外一位老师，学校就开学了。据建民兄回忆，学校学生最多时逾百人。多少平民百姓的孩子受惠。不幸，民办学校在文革中夭 折。祖父对这段经历没有留下片言只字。感谢建民兄卓识且强记，至今不忘祖父在逆境中对社会最底层的乡村少年所作的微薄贡献，才使这段祖父在服刑期间曾重执 教鞭的历史不至埋没。巧的是建民兄的夫人当年师从著名化学家，科学院院士吴养洁教授在河南大学读硕士。吴先生居然是当年父亲的中学好友，还记得父亲高分考 进大学的旧事。 2000年，张家4兄弟的后代集资，在家宅的后山上，立了十块两米高，半米宽的石碑，纪念上四代先人。我祖父祖母的那块碑上刻着这一支四代人的名字，包括 我的女儿和儿子。孩子们在美国长大，我们中文教育失职，他们中文讲的虽然流利，可字识的不够一筐。但能认出碑上自己的名字。很得意，算是认祖归宗吧。七婶 说我们张家这块坟地，稳坐在半圆沙发椅型的坡地里，前方开阔望出多少里外，是特别请的风水先生才找到的，保佑张家的后人都能像先人一样“有出息”。说着， 指指紧邻的一组碑，说别人都羡慕我们家的风水，“往咱家挤呢。”我们听了笑笑，能理解老一辈人认命服天的传统。 小记七婶 七 婶今年七十多岁了，一米五的小个子。出身贫寒，嫁到成份“高”的张家50年，认命嫁鸡嫁狗。家里家外都是她操持出面，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地护着张家在大历史 的动荡中生存。2006年和2012年，母亲、父亲两次骨灰安放，从安排戏班，到指点乡间葬仪规矩，到指挥厨房（全村人都来帮忙和吃饭），到夜里守灵（河 南一月份夜里零下五度，陪着我和妻子围着个小火盆在大棚里通夜守灵），到骨灰埋放，事无巨细，都是她一手操办。我们走的那天早上，她做我小时候母亲常做的 河南手擀掃子面给我们吃。一边做，一边教给妻子，好让她回美国后自己也能做。面做好了，她站在旁边看着我们吃，嘴里不断地叨唠：以后常回来啊！七婶是个好 人。 愿祖父在天之灵安宁。<div> </div><div>十一．</div><div>回归科学殿堂 倾心物理教学</div><div> </div><div>文革甫结束，父亲即被委以物理教研组教学大组长。文革为害大学教育十二年之久（1966-1978），伤筋动骨。当务之急是恢复正规的大学教学秩序。但多数讲师是初次上课，经验不足。父亲根据自己的经验，对课程各部分的课时安排，教学难点，例题选择，习题布置以及要求都详尽地写出资料，供老师们参考。他还经常旁听讲师讲课，中肯地提出意见。他在自己亲身的教学中则坚持认真严谨同时积极创新。</div><div> </div><div>英文的光环</div><div> 1978年，为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他率先在国内采用著名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物理教材Berkeley Physics Course Series ，开1949年后国内使用英文原著教材并用英文授课的先河。学生反映可用“热烈”一词形容。不少邻校的物理老师同行也来清华旁听，吸取经验。为使教材更适和中国的教学大纲之用，他继而自编了英文版讲义Electromagnetism 和Introduction to Quantum Physics，也用英文授课。据说有的学生和老师对此举最初并非完全认同，担心同学的接受程度。父亲则认为，在国内，如果清华大学都没有能力这样做，或有能力但不追求高层次的施教，其他高校又当如何？中国的高等教育如何达到国际一流？</div><div> </div><div>父亲的做法得到了“客户们”的充分认同。物73班署名“一部分同学”写信给他说：“我们认为这学期的物理课的教学应该比上学期的英语更多，不应迁就。逼一逼，促一促是有必要的。‘苹果，还是跳起来摘下的好吃些。’压力大点没关系，能采用外国教材就采用。”“对您卓越的教学方法和对学生的高度责任感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永远铭刻在心。”</div><div> </div><div>今年（2012年），父亲的学生，物71班的庞静同学发表回忆文章，提到了父亲用英文上课的旧事：“大学第一年普通物理是在西区阶梯教室上的。张三慧老师一上来就用英语开讲。因为当时百废具兴，学校还没有准备好物理教材。张老师选用了美国伯克莱大学的物理教材。当年教我们的英语老师们大部分是英国或俄语口音。纯正的《英语900句》的美式英语很少在课堂里听到。当时他把粒子运动和波的传播讲得非常精彩。可惜我已经不记得他是如何讲得那么精彩了。但我记得他从头到尾都是用英语讲的。” 北京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他的敬业和创新都曾有光顾（见1984年7月27日北京日报报道和次日的电台全文转播）。</div><div> </div><div>严师</div><div>父亲在教学中慈威并用，一方面师承老一辈门风，对学生要求极为严格。另一方面又尽力照顾全局，尽力使所有学生都有收益。严格的例子最好不过受到一些学生调侃，给他以“死活张”的绰号。《清新时报》84年4月一期报导，物理系86级叶青同学回忆道，张老师为了让同学们有备于李政道主持的CUSPEA计划考试，“用他那还算流利的但发音欠准的河南英语”教我们普通物理，讲义也是他用英文编写的。张老师“要求严格，作业量大，考试又难，加上他在讲义的署名是S.H. ZHANG，于是他就有了“死活张”的尊称。”学生们不免时时调侃老师，父亲的英文发音也见仁见智，字里行间流露的却是对老师的敬意。</div><div> </div><div>父亲一生以育人为业，深知人的能力和水平参差不齐，即便是“人精”如清华学子。比如英文授课，也曾担心英文欠佳的同学难于应付，课堂中后来常在关键处夹杂汉语。</div><div> </div><div>育人</div><div>教书育人，在于父亲，绝不是一句老生常谈，是他多少年身体力行的信条。清华历来以不仅传给学生猎物，更重要的是教给学生如何使用猎枪为教学之本。父亲则更上层楼，在告诉学生们如何使用猎枪时，还谆谆引导学生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猎“人”。王竹溪教授对学生作业的态度是他每每提及训育后来的大师范例。每年新学期开始时与新生们分享他与哈佛大学Purcell教授的通信则是另一个例子，教育学生如何做人和治学。</div><div> 1987年，父亲致函《电磁学教程》的著者，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著名哈佛大学物理学教授E.M. Purcell。他对帕赛尔教授采用相对论讲解电磁学的新径十分折服。信中交流了父亲在清华讲课中两次尝试这个方法的体会并请教了若干问题。父亲与帕赛尔教授素昧平生，但令他吃惊的是帕赛尔教授很快回信了。帕赛尔教授在信中说，接到您的来信时，我无法找到合适的语言表达我的心情。感动我的不仅仅是您于我的过奖，更令我欣慰的是不少我的中国物理教学界的同行认同由相对论导出电磁学是一条既十分启发而又非常有效的途径。</div><div> </div><div>接着，哈佛大学的大师话锋一转，提醒父亲注意他在新版的《电磁学教程》第170页上的脚注。脚注里说，Leigh Page在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仅仅七年之后，就指出了相对论与电磁学之间的关系。而他本人在1963年写《教程》时，并没有注意到Page的这篇论文。帕赛尔教授说，由此可见，他本人远不是这一卓越概念的开山。他特别请父亲在“得便的所有场合，向本书的读者介绍Page的工作！”帕赛尔教授身为国际物理学界泰斗级大师，为人和治学如此谦逊严谨，父亲为之深深震撼。他一定认为大师的成功是奠基在这种品质之上的。他从此不厌其烦地在“所有场合”向学生们介绍帕赛尔教授的美德美行。</div><div> </div><div>父亲在1992访问哈佛大学时曾与帕赛尔教授愉快地会面。大师于五年后辞世。为了纪念这位同行和前辈，在所有父亲著的《大学物理》教程里的前言中都有他们的合影和帕赛尔教授来信的全文影印。</div><div> </div><div>我最近回家发现父亲的藏书中最破的一本英文原版旧书是Page著《电磁学》。四百来页的书，因为用的太狠，硬皮封面与书芯藕断丝连了。不知他恰存有此书，还是与帕赛尔教授通信后“淘宝”得来。仔细读过，大概可信。</div><div> </div><div>过于前卫？</div><div>父亲在物理教育上心仪创新，时时另辟新径，却也并非都被认同。他曾于1987年，1988年和1989年三受国家教委之邀，参加全国高校统一招生物理考试命题工作。他出的题涉猎当代物理学的进展甚至是最前沿的内容，如高温超导和晶格常数的计算，以期引导中学师生在学习初等物理时就能联系当代学科的进展，激发学习的动力。可惜他的想法可能过于前卫，或许清华的经验并非普适。考题据说引起应考师生“很大不满”。用现在互联网上时髦的词，他可能“秒杀”了不少按本就章学习的好学生。还有，记得每年他应招住教委的招待所两周，待遇自不待言。出题一结束，出题人各自回家了，并未因泄题之虑继续被“软禁”在招待所中。现在还这么做吗？</div><div> </div><div>十二．著书立说 2010年8月，父亲在北医三院动第二次腹腔手术。我服侍在侧。父亲术后恢复良好。一天午睡后，他提笔写下打油诗四句：自侃/八十一岁/九套教材/辅育青年/不算白来。并一一列出书名和版本。一年半后，父亲离世。告别仪式上，清华大学出版社理科室室主任石磊和编辑朱红莲含泪与我握手致哀，与父亲亦师亦友的情意真挚感人。父亲病重不起时，也是这两位老师来到家里，与我们洽谈父亲过世后书的版权事宜。他们说，张先生著的大学物理教科书是清华的品牌，教材中的精品。迄今印数过两百万册。出版社已与物理系谈妥，由物理系牵头安排今后的修订和再版，确保品牌的传世。石磊老师那次还说，能把物理学的概念讲清楚的人不少，但张先生科学著作流畅和引人入胜的文笔是他的书的特色，鲜有同行能望其项背。石磊是出版业的行家，我亦不免偏心，赌评论不为谬誉耶？</div><div> </div><div>著书甜苦</div><div>父亲的著作生涯从1984任清华大学基础物理教研组主任始，至2011年夏病重放手，27年间未曾间断。计出版八本科普著作（科普著书始自1970年代），九套物理教材，主译一本美国物理教材名著，在《大学物理》，《物理通报》和《物理与工程》等杂志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另还受邀参与了《物理学词典》等四本英汉技术类词典的翻译。但他几乎没有和我交谈过著作一事。现在，摆满桌面的著作已成遗作，令我追悔不已。后悔当初没有近水楼台从基本粒子到环境保护到纳米技术到高温超导的方方面面仔细问字，也好奇他如何把如此众多的学科从古到今都梳理成章，如缕家珍。</div><div> </div><div>我1982年大学毕业回京，到1987年出国留学，与父母同住五年。当时我们住西南七楼，三居室，三家人：父母，我和妻子（1985年后又添了女儿）和妹妹。我学业工作忙，无暇照顾父母，也很少注意父亲的工作。但知道父亲在教研组主任位，谋教研组主任政，认为以清华大学的地位，物理系应该有自己的教材。另外，我揣测，父亲也是“利用”平生第一次手中的权利和掌控的自由度，真正做一件自己愿意做而且能做好的大事。遂由父亲担纲，教研组的老师们分工合作，开始著书。只记得有一阵，家里物理教研组的老师（女老师多。父亲称她们女将）出出进进，大都拿着大摞大摞的稿子。我回家时最常见到的情景就是父亲在伏案工作。夏天只穿一个背心。冬天上身穿毛衣，腿上盖一层厚厚的毯子。我1987年去国，1995年第一次回国探亲，以至于以后每年两到三次回清华，直至去世前半年，父亲伏案著书似乎是家里一帧定格的动画，说几十年不变绝不为过。孙儿女们回国探望祖父，印象最深的也是这样一帧图画。</div><div> </div><div>父亲的执着和投入不是没有代价。记得1986年前后，我母亲患病。她当时身体十分虚弱，但又查不出是什么病，医生只能敷衍以神经衰弱。但母亲身体弱到必须经常卧床，生活几不能自理。三十年前，国内精神医学还是空白，一切精神方面的不适都按例归于意志不强或思想软弱。既无药物治疗，亦无心里疗法。现在看来，母亲实际上患的是严重的抑郁症，不能自拔。父亲当时教课写书，每天要为母亲拿药，做饭等。只要母亲躺下了，他立刻把自己关在另间小屋里爬格子。孰不知抑郁病人其实最需要的是家人倾心的关照。母亲的脾气和身体状态那一段坏极了。事业和家庭的矛盾像教科书上的经典案例一样在我家发生了。</div><div> </div><div>有一天晚上，我走进父亲的小屋，他照例定格在永远的姿势上。我说，妈妈的病情不轻，你能不能先把写书的事放一放，集中一段时间，多在精神和物质上照顾妈妈。她好了，你写书的时间不是更多吗？我和父亲从来没有这样严肃地谈过话。他多少有些吃惊，但更多的是尴尬和无可奈何的表情。不记得他怎样回答我了。家里的状况后来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变。但母亲的病慢慢地好了起来。父亲主编的第一套五册版《大学物理学》也于1987年出版了，成就了他事业上的第一个里程碑。我亲历了成书的全过程之后常想，世上多少事光鲜华丽的外表之内，藏的可能是无数的辛酸苦辣。我自己也追悔莫及，悔当初没有好好照顾妈妈，助父亲一臂之力。</div><div> </div><div>父亲的书</div><div>我不是学物理专业的，没有逐字逐句通读他的著作。他在介绍力，电，光，热，核等学问时，与同行相比，在方法上的高下，我功力不够，不敢妄评。但学工的根底和职业上的历练帮我悟出些许父亲遣字行文的初衷。</div><div> </div><div>我曾问过父亲，他为什么署名张三慧“编著”而非单一个干净利索的“著”字。他说全书的内容是前辈大师和当代同行们的创作结晶。他隶属世上为数不多（相对而言）的人群之一，能够相当深刻地理解和欣赏如此辉煌的思想和实践，已实属幸运。“著”字实不敢当。</div><div> </div><div>对自己专业的热爱和好奇，是他生命中的一个部分，也应是他生活乐趣最大的来源。文革结束后不久，他得以重新全身心地投入到物理教学事业中。应是1980年前后，有一次他大概读书时又有新悟，情不自禁地跟我说，物理学我读过几遍了，以前似总有雾里看花的感觉。最近方觉得“通了”。觉得所有的概念都那么清晰，那么合理，让人觉得如果不理解反而很难。话语不免有些英雄欺人，但却真实地反映了他对物理学不懈的追求，使他到达了入化的境界。</div><div> </div><div>还有一次谈起反右的事，父亲说当时全国高校的物理系几乎全军覆没，划右比例最高。原因是学物理的人不信邪，自觉真理在手，宇宙在握。碰壁的概率自然就大。这件事我始终没有找到佐证。但我信。</div><div> </div><div>再观父亲的物理学专著书里，词汇如“奇妙”，“惊人”，“生动”，“一流”，“划时代”反复出现，婉转折射出他心目中对物理学的崇拜。也是文革刚结束时，在正式写书之前，他曾写过一本物理学讲义。他一次诡秘地笑着跟我说，他在讲义里用了“奇妙”和“美丽”等字眼，由衷地赞叹物理学定律对世界的描述和预测是如此的精确和周到，说这些形容词实在是宾至如归。但当讲义送同行前辈征求意见时，这些词汇统统被删去了。他当时对此嗟叹不已。说杨振宁和李政道讲物理时，都是这样的风采。三十年后，在他著的2009年版的《量子力学》一章的前言里，赫然写着“量子力学是一门奇妙的理论”。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耶？</div><div> </div><div>与通常的教科书体裁相比，父亲的版本多了两组内容：《今日物理趣闻》与《科学家介绍》。据出版社朱红莲老师说，全国排在前三位的物理教材中，这是他的独创也是书的特色。《趣闻》上天入地，兼大（宇宙天体）顾小（基本粒子），父亲拿出写科普作品(6)的功底，生动简练地介绍了“基本粒子”，“混沌”，“对称性”，“广义相对论”，“大爆炸和宇宙膨胀”，“大气电学”，“等离子体”，“超导”，“能源与环境”，“耗散结构”，“全息照相”，“光学信息处理”，“液晶”，“非线性光学”，“自由电子激光和应用”和“纳米技术”等16个领域。《科学家介绍》则介绍了他毕生崇敬的十三位物理学大师。他们是：伽利略，牛顿，开普勒，爱因斯坦，麦克斯韦，法拉第，玻尔兹曼，焦耳，托马斯.杨，菲涅尔，德布罗意，薛定谔和波尔。也可能是其体裁独具的风格所致，我读父亲版的教材，自然生出一个体会，就是他知识与方法并重，授业与育人同行。</div><div> </div><div>《今日物理趣闻》</div><div>我是学力学的。牛顿定律就是圣经。在我从业的行当里，牛顿定律描述了所有我关心的现象，是我谋生的“家什”。父亲从牛顿定律开篇，深入浅出地介绍了牛顿提出的科学方法和其对400年来世界工业和技术的贡献。思路严谨，例证完备。牛顿定律不但解释了，更令人信服地预测了我们周围相知相熟的世界。我当时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学生，觉得掌握了终极真理。哪知一章关于“混沌”的《趣闻》紧接在介绍牛顿定律的章节之后，告诉学生们事不尽然，天外有天。这里父亲讨论了两个概念：决定论和预测性。</div><div> </div><div>一切结果出于一定原因是为决定论。但结果是否永远可以预测则有各家之言。决定论的可预测性贯穿牛顿定律的思想。数学上说就是一旦初始条件确定，之后的物体运动状态就完全被决定，而且可以预测。物理教科书中引用各种经典的例子，使得人们对自然现象的决定论的可预测性深信不疑。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于混沌现象的研究对决定论的可预测性提出了颠覆性的挑战。父亲用气象学的蝴蝶效应，力学里的受迫振动和天体干涉运动的例子生动地“推翻”了自己刚刚“鼓吹”的牛顿定律。他讲到：“教科书中的那些‘典型’的例子，对整个自然界来说，并不典型，由它们得出来的结论并不适用于更大范围的自然界。对这更大范围的自然界，必须用新的思想和方法加以重新认识和研究，以便找出适用于它们的新的规律。”我近来读了几遍《趣闻》，每次都有同样的感悟：父亲在全书章节布局上的安排用心良苦。如此鲜明和“实时”的思想对立必然震撼有悟性的学生而后引起思考。他在教给学生们前辈大师取得的辉煌成就的同时，追求的是教给学生独立思考，不迷信权威，随时准备发现的思想习惯和方法。</div><div> </div><div>书生忧国</div><div>大学物理教程涉及的知识最晚的也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就为人类掌握了。我们的生活时时刻刻地被这些定律所左右。关于它们的日新月异的应用每天都在改变，常常是改善，我们的生活。但对这些定律无知地违背也导致自然界对人类无情地惩罚。父亲把全书几乎十分之一的篇幅分给《趣闻》，或想增加书整体上的趣味性和亲和性，或借机科普，或旨在开阔读者的思想和思维习惯，也有有感而发的痕迹。</div><div> </div><div>大概是2006年，父亲回河南老家省亲。住在七叔家里。七叔家我1960年时第一次去。当时四岁。依稀记得门前山泉溪水过膝深，老人说此水常年不断。枣树，柿子树和梨树（？）果实累累，到处绿荫。和北京比，象世外桃源。这几年，我也回去过几次。门前的水已经断流了。果树不结果了。往山上走，梯田的壁面上常见一人高的大洞，深黑莫测，是恣意毁坏良田，滥挖盗取矿土的铁证。七叔家半里地远的对面山上开了一家耐火材料厂，生意很好。对乡里乡亲亦颇有照顾。只是烟囱里喷出的黄烟，黑烟，令人心惊胆颤。粉尘纷纷扬扬，随风到处飘扬。父亲住下后，提起笔，以清华大学教授的身份给河南省政府写了一封信，投诉工厂污染环境。省里真的有回应。后来，烟囱也真地不冒黑烟了。果树第二年好像结了小果子。父亲将这一段故事入书，放在《趣闻》的“能源与环境”一节里。</div><div> </div><div>我读这一节时，开始有些疑惑。《趣闻》讲能源，宾至如归，因为是热学部分，能量是重要的概念。“环境”之论由何而来？乍一看，有文不切题之嫌。至发现他文中提及投诉一事，还有烟囱肆无忌惮冒黑烟的照片，我方悟出父亲为何“借题发挥”。用“书生忧国”形容，可为一解。只可惜无法直接“对证”父亲了。父亲在书中直言不讳，说“我国是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北京大气中颗粒的浓度是东京的15倍，伦敦的2倍。”我国“80%的江河湖泊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他大声疾呼，“我们为经济起飞付出的代价过大。”父亲还列举大量关于全球大气污染，温室效应，水污染以及臭氧层受到破坏而产生空洞的数据，以引起读者对环境问题不容忽视的紧迫感。我不知道年轻的学生们在做题的空闲之中，读到这一段《趣闻》，是否能看到“趣闻”背后绝非有“趣”的严峻挑战，自此从我做起，为改善环境助一臂之力？</div><div> </div><div>上帝粒子 幸运的英国同龄物理学家</div><div>今年（2012年）六月，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科学家们宣布，他们十多年的努力取得了堪称里程碑式的重大进展，找到了希格斯粒子存在的“几乎确定”的证据。科学家们到底严谨，没说“找到了”这颗“上帝粒子”，只说研究结果存在失误的可能性大致是0.0033PPM，也即三亿分之一左右。美国新闻媒体大篇幅报道了这一发现。我知道父亲写的书里有一节《趣闻》是关于基本粒子的。手边最早的版本是1990年版。其中关于基本粒子的《趣闻》没有提到上帝粒子。又打开1999年的第二版，发现多了一段：“除了夸克外，按照现在粒子理论的标准模型，为了实现在电弱相互作用在低于250GeV的能量范围内分解为电磁相互作用和弱相互作用，自然界还应存在一种自旋为零的特殊粒子，称为希格斯粒子。从实验上寻找希格斯粒子是当前粒子实验物理研究的中心课题之一。”父亲教普通物理，但物理界前沿的工作他关注。曾有望获得今年物理学诺贝尔奖的英国爱丁堡大学希格斯教授生于1929年，当今健在。他与父亲同年，只小差不多整两个月，两人入行物理应在同时。如果中国在1951年就循“不折腾”的方略，父亲些许有机会参与同龄的英国物理同行伟大的探索事业？</div><div> </div><div>《科学家介绍》</div><div>父亲的书的另一个特色是《科学家介绍》。先说一件有关小伙伴友情的旧事。书中每一位科学家的《介绍》，短长不同，但都附有一帧该科学家的头像。我当年发小中的一位老大现在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美术教研组的主任程远教授。那一年父亲让我请年轻的程远助教到家里来，问他能否帮忙手绘科学家头像。程远一口答应。后来每三，五天来送一次画样，父亲一般稍作评价。是长辈，程远不敢怠慢，过几天再把改好的画样送来，直至父亲满意。不久，十几帧精美亦有风格的头像画成了。记得父亲在早年的第一版的致谢里提到过程远的贡献。这里再向当年的老大致谢。</div><div> </div><div>从1987年的第一版到2009年的最后一版，《介绍》的内容和风格有迁移和变化。循其变迁，父亲的用心可查。科学家，必以其科学成就留名。父亲没有停留在这个层次上。他在书的《前言》里说：“物理教学除了‘授业’之外，还有‘育人’的任务。”他介绍科学家的目的，要旨在“以之作为学生为人处事的借鉴。”遵守着这个信条，几乎每篇《介绍》里，他都会讨论该大师在方法和思想上的贡献，及至为人。比如伽利略，他例举了迦氏的发现之后，特别强调了他将实验引入物理学的方法论上的重大贡献。一个人的成就毕竟有限，方法论带给后人的启示却是无限的。又以迦氏对待先哲尊敬虚心但不盲目崇拜更不“完全沦为奴隶”的态度为师表。</div><div> </div><div>又如爱因斯坦，《介绍》用了一半的篇幅讨论爱氏的科学作风，精神境界，所持的人生态度和为人类和平坚持不懈的努力与参与。父亲对自己的专业十分执着，对所有的细节都精益求精，说他是这行的专家绝不过分。但他却非常赞同爱氏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有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个人。”“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甚至“不应当把专业知识放在首位”。这样的人“比起那种主要以获得细节知识为其受教育目的人来，他一定会更好地适应进步和变化。”我读至此时，萌发父亲是在痛定思痛的感觉。他在学业上把专业知识的细节研究到了极致的地步，但晚年反思，认识到“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在许多时候比精细的专业知识其实更为关键！</div><div> </div><div>再比如法拉第。他的众多划时代的发明，是人类开始广泛使用电能的基石。但父亲同时推崇法拉第在物理学上的贡献。他认为，是对电磁统一的深刻信念支持法拉第通过十年的持续努力发现了电磁感应，而非先观察到电磁感应之后才得出电磁统一的结论。思想和方法之于物理学的进步，作用一目了然。法拉第的另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是场的概念。场已是当今物理学的基石之一，是法拉第“凭着惊人的想象力”第一次提出的。</div><div> </div><div>经年的观察</div><div>手边的这一套《大学物理学》是2009年版。信手翻来，可以发现为数不少的晚至2007年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件，被父亲用来或做例题，或借用引入概念。2007年的事例就有：计算北斗导航卫星升空的运动状况；嫦娥一号卫星运行速率和周期的计算；估算八十三岁高龄的老布什总统飞机跳伞时下落的极限速度；丹佛市跳水表演中求算大胖子砸水面时的压力；估算导致列车在新疆吐鲁番出轨时侧推风力；著名物理学家霍金失重的实录；北京沙尘暴对环境的破坏等。出版社朱红莲老师告诉我，用教材编辑的行话说，这是张先生书的另一个特色，所谓“建模性”强。概念大都通过相关实例引出，而非仅仅来自枯燥的数学公式。</div><div> </div><div>妻子回忆起来有一次她回北京看望父亲。他正好在修改他的著作。十分高兴之余，父亲兴致勃勃地对她讲起他是如何搜得这些生活中的实例的。说有一次在芝加哥看飞行表演受过启发。另一次则是在夏威夷旅游时得益于观察大海的波浪。经年的细心和不懈的努力大概是他的教材能独树一帜的原因之一。妻子还埋怨我说你自诩做科学的，为什么没有在这方面多与老人交谈，至少能让他分享成功的欢乐？这是一个永远不能挽回的遗憾，只能以对父亲的回忆聊补自己的不安了。</div><div> </div><div><div>十三．</div><div>退休</div><div>1992年，父亲从清华退休。旋被返聘，在系里和学校里的与教学有关的职务上继续工作了几年后才完全退下，集中精力著书。2003年，他受物理系特别聘任，重新披挂上讲台，给当时清华的尖子班，生物系生物医学班，讲普通物理。时年七十四岁的他再上讲台时，非常兴奋。学期伊始，他告诉同学，“This will be the last lecture (I teach) in my life (这将是我此生最后一次讲课)”。学期中每一堂课结束时，每当他说完“That’s all (for) today”，全体学生起立，报以热烈掌声后才离开教室。父亲保留了这一班学生当年新年时送来的贺卡。莘莘学子用他们年轻、童稚的语言表达了对老师的感情（他们差不多小父亲五十五岁！）：“每次看到您神采飞扬地站在讲台上讲课，心里总会升起一种莫名的感动，感动于您的投入，感动于您的激情”。“您矍铄的精神和大师的风采让我惊叹。您也是唯一的一位每次下课时都让我们由衷地鼓掌的老师。跟您学习一年将会使我一生受益无穷“。可以说，这一年清华物理系无心插柳，却让父亲心满意足地为自己的讲台生涯画了一个欣慰的句号。</div><div></div><div> </div><div>2012年，父亲的老同学顾之雨先生得知我在写父亲的回忆录，特别来信鼓励并提到和父亲有关的往事。父亲因近水，每年校庆负责联系和组织清华同班老同学返校聚会。最后一次是2011年百年校庆暨1951级六十年毕业。顾先生信中说：“每年在此常会见到历届校友（中）三慧的学生前来感谢，（言）深深得到张先生以身践行清华精神的感染！而张兄总是说‘没有做好，还是从学生那里（相长）得到的更多。’在这里认真的话语使我们作为同窗确都已感觉分享到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之乐了！”父亲说的是实话，他真地从教英才中获得了一生的乐趣和快乐。我借此机会感谢父亲所有的学生。</div><div> </div><div>我又想，比较两弹一星和成百万的学子，倘若父亲有选择的机会，也说不定父亲依然选定教书匠的行当。</div><div> </div><div>五十年健身冬泳全球游</div><div>父亲的身体一直很好。我的记忆里几乎找不到他生病的痕迹。他大学里的体育课是马约翰教的。马老著名的“健康工作五十年”的课训被他奉为圭臬。故他平生非常注意锻炼，每天闻鸡起舞，早饭前跑步做操象时钟一样准确。听说年轻时着迷篮球。在工农速中时，每天到下午五点钟，必把办公室里的人都“赶出去”打篮球。1982年，已经五十三岁的他，以一米三五的成绩获清华教工运动会跳高项目的第一名。他最喜爱的运动是游泳，不但四种姿势全都在行，还从1984起开始冬泳。每年入冬以后，中午前后，必约泳友到清华西湖游泳池，破冰冬泳，一直到七十八岁高龄。在泳伴里，大概只有校医院的老中医沈刚如老先生年长于他。</div><div> </div><div></div><div>2006年和2007年，他受朋友的影响，马不停蹄地作世界游，亚洲，非洲，欧洲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两年内去了二十二个国家：俄罗斯，朝鲜，菲律宾，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尼泊尔，印度，匈牙利，捷克，德国，奥地利，希腊，西班牙，葡萄牙，迪拜，阿联酋，丹麦，挪威，瑞典和南非。国内旅游更是走遍东西南北，足迹至海南，新疆，大兴安岭，西双版纳等。</div><div> </div><div>那些年，我因公因私每年回家两次探望，都只有相聚的愉快。父亲的身体和向八十迈进的年龄似乎甚至从来不是潜在的忧虑。想一想，是父亲对健康的执着和良好的生活习惯让我们以为他一定是长寿的异数。我们take it for granted（想当然）了。</div><div> </div><div>十四．</div><div>父亲病了</div><div>但这一天终于来了。2008年1月5日，我接到姐姐来自北京的电话。父亲在河南老家省亲时脑血栓发作，住进巩县医院。我于1月8日清晨从芝加哥直接赶到巩县。病情稍稳定后陪他于1月11日回北京，继续治疗。治疗效果良好。更所幸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大夫说这是因为他身体底子好，有本钱。</div><div> </div><div>父亲次年六月（2009）最后一次来美，住了两个月。每天到社区游泳馆游泳。常可游两三百米。和我们到附近湖里开快艇兜风时，看他驾艇驰骋在湖面上的样子，我开心之余，亦有挥之不去的不安。每天陪他散步时，以前隐隐的感觉渐渐得到了验证：他精神上十分抑郁。平生第一次危及生命的大病如提示信号，告诉他老之将至，锻炼不能保证永年。但他不愿承认，而且还常常安慰我说他想得开，人老了，要服从自然规律。但整个2008年加上2009年的大部，他著述的工作非但没有停顿反而加快了。计出版《大学物理学》第三版（有A, B, C,三套以适应各类学校的教学之需），《学习辅导与习题解答》，《大学物理学简程》（上，下册）以及英文版的《University Fundamental Physics》（Volume 1 and 2）。父亲一方面是学术习惯和爱好使然，难下虎背，另一方面不排除这是他排遣孤独和不安最有效的渠道。</div><div> </div><div>癌症抑郁最后的日子  2009年9月，姐姐再报不安，父亲在常规体检时查出尿管癌，立即送医院手术治疗。我赶回家时，手术已做完。2010年4月，他查出癌症转移腹腔，再行微创手术切除（即不必打开腹腔）。手术相当成功。他甚至还在夏天去英国旅游了十天。但2011年3月，癌症进一步转移，决定使用放疗。在北京肿瘤医院作三十五次放疗，他都乐观地积极配合。最后一次走出放疗室时，他兴奋地伸出手指做成V字形，照相留影。虽然如此，我陪他或散步，或出行，都能体会他一直为抑郁所折磨。这期间，他也曾看过心理医生，也曾对症吃药，但效果均不明显。</div><div> </div><div>那些日子里，太阳是父亲最好的朋友。哪天“不来”时（即阴天），父亲的情绪能一落千丈。能行动时，他每天走到清华南门，找一个向阳的角落坐下来，看书看报。门卫都认识他。后来他认识了一群在南楼楼下乘凉的老人，大都不是他的教授同行。但他跟他们有话说，给他们唱歌，表演快板，讨论国际形势，成了他排遣内心孤独的方式。</div><div> </div><div>自父亲去世后，我就特别注意回忆父母的文章。有一次读到一个儿子回忆一位身为高级知识分子的父亲（可惜没有留下记录）。他讲到父亲和母亲生活几十年，感情笃厚。母亲先去不长时间（一年不到？）后，已逾八十的父亲在一次散步时突然说他想续弦。儿子现代头脑，虽理解但感情使然，仍不免问道为什么。父亲简单说了两个字：“恐惧”。我读至此，眼泪几出。我失职。我知道父亲也想续弦。母亲2003年去世后，父亲对工作更为投入。加上他平生对事业的执着，让我误以为他不需人间烟火，子女的温情和照顾足以替代对妻子老伴的相依。父亲是极为好面子的人，除了在病中，对子女从来不曾表示过任何依赖。他查出癌症之前，老朋友们曾几次为他牵线，他也曾见过几位。但因各种原因，最终无缘。癌症以后，他自知此事今生再无可能，并尽所有精力斩断想法。但人孰能无情，儿女又如何能完全赶走他内心的恐惧和孤独。2011年4月，我对他说对不起，这事没有做好。他看着我，慢慢地说：我在这件事上对你的确不满，你没有尽到责任。八个月后，父亲不起。我追悔莫及。</div><div> </div><div>老年人的精神健康</div><div>我家没有癌症的家族病史。祖父长期处逆境仍高寿。父亲身体七十八年健康，但并非致命的脑栓催生抑郁后却不能自拔。整理他遗物时，我发现他在一叠活页纸上写有日记，是他第一次癌症手术后的时期。上面几乎全是自我激励的词语。例如“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等。后来发现他零零散散地在很多散页或小本中都有类似的文字。能想象是随手随时抓起笔就鼓励自己一番。但这些话却几乎从没有和儿女们坦诚或主动地表露。所有迹象表明，父亲的抑郁可能是他得癌症直接或至少是间接的诱因。当抑郁没有得到有效的抑制时，又反过来助纣为虐，加速了癌症的恶化。若当时身边有一位能终日相伴并互相沟通和照应的老伴，父亲的生命一定可以大大延长。</div><div> </div><div>我后来还特别问过一些朋友，问他们家里老人的心态。发现很多或重或轻的例子。表面上的平静和欢愉，常常隐藏着内心的孤独和抑郁，对丧偶的老人，情况无疑更为严重。老年人的精神健康，值得和应当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尤子女们万万不可轻心。</div><div> </div><div>十五．</div><div>对父亲的回忆是随时飘进来的，象一团一团，轻轻的柳絮。</div><div> </div><div>书生气</div><div>在我的记忆里，父亲的书生生活极为规律，早饭前锻炼，早饭后伏案。午饭和午睡。下午伏案。晚饭前第二次锻炼。晚饭后再伏案。这个规律，无论他在清华家里，还是河南老家省亲，或来美国看望我们，都几乎不变。有些有趣的小事能反映他一辈子的书生性格。小时候，看见他把手表放在收音机上。老式收音机的大喇叭上有一块大磁铁。我说手表会坏的！他随口说磁力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无大碍。若无其事地走开了。我怏怏。有一次，父亲看着外孙女百般无聊，不知所是，发出一番感慨：天气这么好，为什么不坐下来读书学习呢？还有一次，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饭菜大概不那么丰盛。我随口开玩笑地说，这饭意思不大。父亲头也没抬就说：吃饭能有多大的意思呀？言外之意大概是，赶快吃完去干真有意思的事。</div><div> </div><div>算了算我自己从上清华附小开始，直到在美国拿博士学位，前前后后，从中国到美国，间间断断地读了二十年的书（在校）。有时读得也很苦，但好像没有太烦过，也一直没有放弃。后来总结经验，人天生聪明是运气，但不厌倦读书，也是莫大的运气。我不那么聪明，但我有不厌倦读书的运气。我有这个运气是因为父亲。从小耳濡目染，觉得人活着，大部分时间就应该坐着不动地读书写字，像被洗了脑。我因此特别佩服有些朋友，没有生在读书人的家里，没有范例，不曾被洗脑，但天生一副运气，喜欢读书，也坐得住，日后取得傲人的成绩。我恭维他们说这是天份。我这份则是后天的，是父亲无心插柳成的荫。和吃饭有关的故事还有一个，也白描了父亲的书生气。2009年他最后一次来美探亲。一天吃晚饭。河南人晚饭不能没有粥。当天的粥比较稀。妻子问他还要再喝一碗？他想了想，说，不喝了，反正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晚饭遂罢。妻大窘。</div><div> </div><div>人际关系的“矮子” </div><div>父亲的脾气极好。我小时候不懂事，做错事，依稀记得父亲生过气。中学以后只记得一次，什么事真气到了他，给了我一个耳光。仅此而已。虽谈不到永远高高兴兴，但不大记得他满面愁云的样子。平时接人待物，他永远是笑眯眯的，让人不感到局促，更没有威胁。他朋友不多，与朋友聚会不构成他享受生活的经常的组成部分。他平日话不多，即使来了客人，他不是那种保持话头的人。我们子女常开他的玩笑，说他和朋友们聚谈，仅“聚”而已，很少“谈”。他晚年常回河南老家。到家后和七叔坐在一起，呆两小时，几乎没话，但老哥俩总在一起呆着。老同学来访，也是如此。笑眯眯地听人讲话，插话不多。</div><div> </div><div>我一直以为他并不介意他的这种生活习惯。但他病后尝孤独之苦后曾对我说过几次，说他一生虽自认对社会和后来都小有贡献，但人际交往一面不算成功。除了精湛和常年的学业上的追求，鲜有持久投入的业余爱好。朋友人脉方面，从来不懂经营维护，可以拳拳交心的朋友寥寥二三。悔当初没有在学业之外另有所追求，或广结四海朋友。致使年龄和身体迫使他住笔后，自己竟无排遣精神苦恼之术，亦无与亲人或挚友坦诚交心的习惯。所有精神上的痛苦都自己一人独自承受！1957年无人伸出援手亦可另算一例。他说你要小心。我开玩笑说，我的苦恼是朋友和爱好过多，学业不精！</div><div> </div><div>望子成龙</div><div>父亲不能免俗，望子成龙心肯定有。但在我的记忆中他直接过问我的学习，只有两次。一次是文革初期时，学校停课近两年。我十岁出头，不懂事。正乐得与小伙伴们整日介玩地昏天黑地。父亲却规定我每天用方格纸（四百个格）抄写一篇钢笔字。他每天回来检查讲评。我记得伙伴中没有一个有此“累赘”。但又不敢违命，只好每天比他们晚出去一小时，乖乖把字写完再出去厮混。偷懒的办法是找标点符号多或多由短段组成的文章抄。这样字就少写一些。绝不敢说后来字写得多好，但的确时时受到谬赞。前几年抄送朋友一篇文章，他说你肯定是用这笔字写的情书把当年的女朋友现在的妻子“骗到手”的！各种艺术形式中，我特别喜欢书法作品一定缘由于此。</div><div> </div><div>另一件事情用“无独有偶”最贴切。前文提到的杨式德教授的公子与我初中曾同班。他在回忆父亲的文章里写到：文革中的1971年，“在清华附中初二第二学期时成绩册上的英文课被红笔单独注明为54分（满分100）并要求暑假后补考，被父亲看到后询问时我因回答无理挨了耳光。当年暑假（苦）学英文，从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开始，之后一学期直到高中毕业我英语成绩一直优秀。”同是那个学期，我的英文成绩比他“好”，64分。记得成绩单到家的第二天大清早，父亲揪我耳朵把我从梦里叫醒，指着64分，问我怎么回事。大概记得回答说这年头谁还学英语啊？父亲当然不满意我的回答，不过的确没挨耳光。后来下个学期下了大功夫，期末英文考试全班两个100分。我是之一。这两份成绩单至今还保留着。另一个得100分的是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化工系教授汪家鼎的女公子，与我同桌。妻子当时与我中学同班，恰坐在我们前面。我偷看了，她得99分。所以到现在我还对妻子说我英文一直比你好！</div><div> </div><div>人父之心</div><div>1977年年底文革后第一次高考。清华近水楼台，消息快。我当时在朝阳区上班，每天来回挤公交车三小时。只能利用晚上和周末抓紧时间复习。记得快要考试了，父亲每天吃过晚饭后就坐在桌旁，或在屋里来回踱步，很少说话。我和姐姐复习到几点，他就陪到几点。数理化三门，有问应声必答。用“指哪打哪”形容，一点不夸张。我自己好为人师，这几年在美国社区的中文学校客串，教SAT数学辅导班。每周星期天午后上课。上午做些准备。虽然只数学一门，也每每被一、两道中学的题难住，必须绞尽脑汁苦想才能对付，与“指哪打哪”相去甚远！</div><div> </div><div>回到77年高考。因为是初中的底子，时间实在不够了。只好断指，放弃有机化学部分。考试勉强过关，录取我的是兰州铁道学院的铁道工程系。他听到消息后，立刻骑车到城里，见了招生的老师，详细了解了学校的情况后打电话给我。他说兰州虽然远，专业似也不那么时髦。但世事难测，这上学的机会千载难逢，不可犹豫。我听了父亲的话，1978年3月到兰州上大学，有幸成了颇有些历史感的“七七级”的一员。</div><div> </div><div>四年后，我大学毕业前报考清华水利系的研究生。挟四年死读书的功夫，考试顺利通过。当时发了个电报给父母，请他们放心。最后一次从兰州回北京时，父亲兴冲冲地到车站接我，路上只简单问了问毕业离校的情况，考试的事根本没提。回到家，母亲告诉我，我考试的那几天，父亲天天早上在阳台上晒被子。说是晚上常常噩梦到我考场失误，无缘进清华，惊醒后总是一身冷汗！</div><div> </div><div>坐得住</div><div>我整理父亲的遗物时，发现五，六个笔记本。每个约半寸厚，纸页属劣质，黄黑黄黑的，一望即知是中国文革前的产品。笔记分力学，电学，光学等学科，记于六十年代。字迹为钢笔正楷，文字，图，表，公式，非常工整，几无涂改。内容涵盖物理概念到习题到解答到眉批心得。实实在在就是手写的物理书！当时生一联想。我一位发小的父亲是中国热能工程界的权威，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的王补宣教授。王先生文革刚结束后，变戏法似地拿出煌煌上下两册《工程传热传质学》出版，彰显学界泰斗的实力。发小说，他父亲文革中多少年，口袋里总揣个小本和笔，无聊时（学术人在文革中常有无聊的时候）或受到启发时，就把脑子里的想法记下来。久而久之，滴水穿石，片纸成书。别人看像戏法，殊不知是经年的功夫。父亲九十年代以后，一发而不可止，出版九套大学物理教材，包括一套英文版，印数达几百万册。努力看来是从六十年代就开始了。父亲是王先生的清华后学，愿意经年地下功夫这一项，是同门家传。</div><div> </div><div>教室是圣地</div><div>父亲一生中，课堂教室是圣地。他的两件往事与课堂有关。父亲弥留时，顾秉林校长到医院探望。讲到他做学生时的1966年。当时文革初起，学校章法已乱。有一天他去上课，坐下后发现课堂里只有两个人。坐在台下的学生是他，站在讲台上的教师是父亲。后来五十年过去了，他变成了父亲的同事和领导。但这件事他一直记得特别清楚。另一次是2003年。母亲重病在北医三院的急救室抢救。我接到病危通知，从美国赶回。当夜留在医院值班。凌晨三点噩耗成真，我稍作料理后回家已是五，六点钟。我安慰父亲。他说他已有思想准备，能扛住。只是七点半钟还有一堂课，没有时间找人代课了。他必须去上。就这样，七十四岁的他上课回来才和我们一起处理母亲的后事。我现在想，当时课堂里绝没有一个学生知道老师家里发生了什么和父亲这一夜是如何度过的。</div><div> </div><div>与人为善</div><div>和教材有关的一件小事，能反映父亲为人的一面。他的教材或被定为“国家级重点教材”，或被北京市教委评为“精品教材”，也曾获教育部优秀教材二等奖。现在各类评比繁多，若怀疑这些称号的份量，不一定是无中生有。但书重印的次数（几十次）和总发行量（几百万本）不骗人。我手边一本，出版记录是：第十次印刷，印数二十四万八千册。总之很受欢迎是不争的事实。否则清华出版社不会称之为“支柱教材”。树大招风，就有北京和武汉两地的高校老师，未经父亲同意，出版该教材的习题解答，销路很好。律师建议父亲投诉侵权。实物和动机俱在，应有胜算。但父亲没有动作。他后来跟我说，现如今学校提职称，出版著作是重头。教普通物理的这些同行，提职尤为不易，我何必相煎呢。于是此事作罢。</div><div> </div><div>十六．</div><div>结语</div><div>父亲的追思会上，我代表子女送挽联，表达了我们对慈父的怀念：庭训身教恩及两代子孙（我们三个子女都曾有孙辈托由我父母照看经年）笔耕言传泽被百万学子（出版社云他的教材印数达若干百万册）行笔至此，抚案回首。音容笑貌犹在，人已间隔阴阳。泪已尽，唯有感恩与怀念。</div><div></div><div>—————————————————</div><div></div><div>致谢：初稿就后，父亲的学生庞静女士古道衷肠，花大时间点评，建议，多真知灼见。</div><div> </div><div>附录</div><div>（1）晏子与公输般的历史故事似难与玩物丧志相连。待考。欢迎见教。或父亲回忆细节有误？</div><div> </div><div>（2）据《人民网》旗下的《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载：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通知》规定划右派的标准是：</div><div>1. 反对社会主义制度。</div><div>2. 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div><div>3. 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div><div>4. 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div><div>5. 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div><div>6. 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div><div> </div><div>（3）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还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错误应于批评纠正，但不应划为右派分子：</div><div>1. 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对于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属于根本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学术性的问题，共产党的个别组织，个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提出批评的人，即使意见错误，措词尖锐，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同样，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在思想意识上有某些错误的人，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div><div>2. 有过类似右派的思想，但是并未发表过或散布过，而且已经认为错误、自动检讨出来的人，或者偶然讲过类似右派的话，现在已经承认错误，而在历史上一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div><div>3. 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或共产党的领导发表了错误的言论，但是并未积极宣传，事实证明不是出于敌意，经过指正表示愿意转变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div><div>4. 一度盲目地附和了右派反党反杜会主义的言行，或者一度被蒙蔽参加了右派小集团，或者一度被右派利用，在了解右派错误以后，迅速地站在正确立场，同右派决裂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div><div>5. 历史上曾经站在反动立场，现在也没有显著的转变，但是在右派进攻时期并未进行反动活动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div><div>6. 凡是界乎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之间的疑似分子，在尚未查出足以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充分材料之前，一概不划为右派分子，并且不用斗争右派分子的方法来对对待他们。</div><div> </div><div>（4）北京大学陈平原先生主编的“鲤鱼州纪实”载，北大的五七干校与清华在江西一墙之隔，开办两年后撤离。百分之三十的“五七战士”染血吸虫病。</div><div> </div><div>（5）德国分裂为东，西徳时，东德一边常有人翻柏林墙或渡河逃往西德。边界守兵开枪追打叛逃者。打死者众。柏林墙一夜崩溃，统一的德国对守兵追究法律责任。守兵争辩：军人服从命令属天职，违军命必受严处。法厅合议后判定开枪者滥杀无辜，有罪。判决书明言：作为士兵，没有不开枪的自由。作为人，有把枪口抬高一寸的义务。任何以服从为借口的劣行，从此再无辩解口实。</div><div> </div><div>（6）父亲自1972年起到2005年止，一共出版了八本科普著作。书名如下：</div><div>1. 常见的圆周运动，北京出版社，1972</div><div>2. 牛顿定律古今谈，北京出版社，1979</div><div>3. 波呢？还是粒子？北京出版社，1980</div><div>4. 体育运动中的力学问题，北京出版社，1982</div><div>5. 从伽利略到牛顿，北京出版社，1988</div><div>6. 光电世界漫游，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div><div>7. 趣谈相对论，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div><div>8. 相对性与参考系，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div>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