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惑”的“麻烦”？——中日关系史上的一段公案

<div> </div><div> </div><div>去年，日本出版了一部书：《日中国交正常化》（以下简称《日中国交》）。作者、中央大学教授服部龙二，是一位中国问题学者。因该书付梓于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前夕，是一部对中日两国复交前后历史的回顾、检讨之作，故备受学术界的关注。甫一刊行，便上了各大报纸的书评版，却也引发了“赞否两论”。</div> 正面评价不在话下：分别荣膺《每日新闻》社主办的亚洲太平洋奖的特别奖和《朝日新闻》社主办的大佛次郎论坛奖。尤其是后者，评委中不乏诸如前东大校长、京大教授和《朝日新闻》论说委员等学界“大物”，自创设以来，一向为士林所重。而负面评价，也相当刺目：老一辈汉学家、重量级学者矢吹晋教授撰写长篇书评《探寻日中相互不信任的原点——大佛次郎论坛奖•服部龙二著<日中国交正常化>的读法》，指其是一部“愚蠢、拙劣之作”；该书副标题虽为“田中角荣、大平正芳和官僚们的挑战”，实质上却始终停留于官僚们“自我陶醉”、“自吹自擂”的层面，“听不到田中和大平的肉声，庶几等于抹杀”；“该书的书带上赫然写着‘什么是真正的政治主导’，却令我误读成‘什么是真正的官僚主导’”，难掩“对此书深深的失望”。 在“温良恭俭让”的空气颇为浓厚的日本学界，桃李满天下的前辈学者竟以如此“酷评”指摘一位后学的研究，实不多见。如果不是从后者的研究成果中发现了相当的学术瑕疵，或感到某种学术立场上的冲突，矢吹教授绝不至于光火至此。由于该问题也涉及中方，牵涉到中日关系史上一段著名的公案，而对那段公案的解读，则关系到作为两国关系基础的历史问题之“解决”与否。兹事体大，敢不关注！ 田中“问题”道歉 1972年9月25日，北京时间11：30，以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为首，包括外相大平正芳、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及政府和执政党内高官共52人的庞大代表团乘坐的日航专机抵达北京首都机场。这是战后日本飞机首次进入北京。鉴于日本国内严峻而微妙的政治“磁力场”及邦交正常化谈判本身的艰难，田中对身边人说，“（来北京）做好了死的准备”。 当晚，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盛大欢迎晚宴。中日双方出席者逾600人，大大超过了尼克松访华时的规模。中方的准备工作，极尽周到之能事。军乐团现场演奏日本国歌《君之代》和《佐渡小调》、《金比罗船船》和《鹿儿岛小原节》（分别为田中、大平和二阶堂各自家乡的民谣）等日本歌曲；周恩来总理亲自执箸为田中布菜，斟茅台酒：“这酒，喝多少杯都不会上头。” 周总理在欢迎田中一行的祝酒词中，首先回顾了中日两国两千年来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接着，话头一转： ……但是，自从189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中国人民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教导，严格区分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的日本人民。…… 首相阁下，你访华前说，两国会谈能够达成协议，也必须达成协议。我深信，经过我们双方的努力，充分协商，求大同，存小异，中日邦交正常化一定能够实现。 在全场起立、干杯之后，田中走上主席台，致答谢辞： 然而，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第二次大战后，日中关系仍继续处于不正常、不自然的状态，我们不得不坦率地承认这个事实…… 为了便于译员口译，田中的致辞按意群断开，每段间隔之后，都响起预期的热烈掌声。可“麻烦”一句既出口，台下却安静得出奇，空气仿佛凝固了。在国会讲坛上以雄辩著称的田中，额头上开始渗出汗珠，后半段的内容像照本宣科，显得有些僵硬。 田中致辞时，中方译员，生于台湾、在神户长大的林丽韫就坐在周总理的旁边。当她听到从麦克风中传来“添麻烦”云云的日方翻译的瞬间，直觉“译法不太好”。同在一旁忙着为各国大使传译的英文翻译唐闻生嘀咕了一句“太轻了”，林默默地点了点头。 当时，与田中同时立于主席台一隅、担当口译的，是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的外交官小原郁夫。小原在中国出生、长大，回国后，又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大学中文科，中文地道得像母语。据他回忆，讲话稿是事先翻译好的，逐字逐句校对过，包括在哪里停顿等细节问题，均在讲话前与田中本人沟通过。“讲话者没说的话，（作为翻译）不可能说。也不是没有脱稿当场发挥的讲演者，甚至不乏频密发挥者。但田中总理的情况，完全跟文章一样。”因此，现场口译“误译”的可能性，可基本排除。 当晚，宴会结束后，中方即刻召开内部会议，紧急讨论田中道歉问题。据说，认为道歉规格不够、提出严厉质疑的，是彼时刚刚复出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协名誉会长郭沫若。战前，郭曾长年在日本留学、流亡，被认为是中国屈指可数的“知日派”。 田中自然没想到问题有多么严重。翌日早餐，是和中混搭的菜单，除了海苔、和风渍菜和梅干（均为田中的嗜好物）外，自然少不了田中的最爱——味噌汤。味噌原料，则特选田中长年食用、非此不可的新潟县柏崎市百年老店“西牧”的三年陈酱。刚从旅途疲劳和前晚茅台酒的宿醉中缓过劲来的田中，神清气爽，食欲大振。餐桌上，见大平和二阶堂相互以汉俳唱和应酬，说了句“俺不学无术”，便回到自己的房间，以颇为自信的书道，挥毫写就一首汉诗： 国交途绝几星霜，修好再开秋将到。 邻人眼温吾人迎，北京空晴秋气深。 ——越山田中角荣 这首诗当天便以手迹图版的形式刊登在《每日新闻》的晚刊上。可田中万没料到，几小时后面对的一个棘手问题，足以令他食欲全消。 当天下午（9月26日），举行第二次首脑会谈。周恩来一上来就对前一天晚上田中的“问题”道歉提出了批评：在中国，某人不慎把水泼在女孩子的裙子上，说给您“添了麻烦”——这是一种轻微的道歉。而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用“添了麻烦”作为对过去的道歉，中国人民是不能接受的。 至此，酿成了一桩中日关系史上旷日持久的公案，其真相扑朔迷离，至今仍间或发酵。 “迷惑”何以成“麻烦” 不用说，麻烦是出在所谓“添麻烦”的表述上：田中讲话日文原稿中的“迷惑”，被译成了“麻烦”。当然，若是照字面直译的话，如此翻译应该是不成问题的。日方邦交正常化谈判的实务主导者，时任外务省中国课长、后任驻华大使的桥本恕负责起草了讲话稿文本，他坚决否认“误译”说：“绝不是误译。”后来，他曾回忆说： 从战争结束，毕竟已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从道理上来说，日本是战败国，中国是战胜国，大家都明白。可是，日本大多数人，从当时直到现在，仍觉得是跟美国打仗战败了，而不认为是输给了中国。虽说也得承认日本军对中国做下了很过分的事，但日本民族的“矜持” ，也是我想努力保持的。我就是抱着这种想法起草的文本，大平外务大臣和田中总理看过，完全没修改。 作为被首相委以重任的职业外交官，桥本虽然深知“日本军对中国做下了很过分的事”，但顾及“不认为是输给了中国”的国内舆论（这种舆论甚至让田中“做好了死的准备”），他在道歉问题和捍卫“日本民族的矜持”之间，试图寻找某种平衡。他在1992年9月，HNK纪念邦交正常化20周年的特别节目《周恩来的决断》中，对记者谈到：“考虑到日本国内的舆论，那已经是到了极限的提法”；“我考虑了不知多少天，推敲了不知多少次，夸大一点说，是绞尽脑汁写出的文章。当然也给大平外务大臣和田中首相看了几次，得到了他们的同意。” 不仅如此，据小原郁夫回忆，按照外交惯例，译成中文版的田中讲话原稿事先交给中方，由中方打印之后在会场发放。同样，周总理的讲话稿也被译成日文，提前发送到出席者手中。就是说，对于“添麻烦”的表述，中方应该在田中讲话前就有所了解。 桥本虽然是田中讲话的第一起草人，但他当然不会闭门造车，事先理应对首相在中日复交问题上的立场和姿态有所把握。据矢吹晋考证，田中早在出任首相之前的1972年3月21日，便曾在众议院商工委员会上，以通产相的身份做过一次答辩。他联系自身曾于1939年至1941年作为一名士兵被派驻“满洲”时的亲身经历，谈到尽管自己未曾杀、伤中国人，并为此而“感到高兴”，但毕竟在二战中丧失了众多的友人，对战争的实态还是有所了解。“我确实真心感到，给中国大陆添了太大的麻烦。因此，日中复交之时的头一句话，还应该是‘添了太大的麻烦’，对此我认为有必要从内心伏首。两国之间永远不能再战。至少我们应该表明一种强烈的姿态，那就是日本绝不再搞像过去那样的事情……” 仅两天后（3月23日），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第四分科会上，田中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立场： ……我对中国大陆，不断使用的表达是“到底添了巨大的麻烦”。不仅在公共场合如此，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亦如此。添了麻烦，是一个事实。日中要实现邦交正常化，首先要向对方表示发自内心的道歉：添了太大的麻烦。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作为邦交正常化大前提的、诚心诚意道歉的心情，都不会改变。……须超越恩怨，从新的视野、立场和角度出发来谋划日中邦交正常化。对那些“向后看”的东西，要划一个明确的句号，然后作为新的起点……这是我对中国问题的一个信念。 应该说，这里的“添麻烦”，虽然听上去似乎不及中国人所理解的那种程度，但作为一种反省的表达，在日文语境中却也并不轻。 不仅田中，从后于1978年与中方达成《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的前首相福田赳夫，到接见初访日本的中国副总理邓小平的昭和天皇，也都曾有过类似“添麻烦”（“迷惑”）式的表述。可见，“添麻烦”确乎是一种“准公式”的道歉表述，且规格并不很低，至少应该不是中国人所理解的那么低。 日文中的“麻烦”，写作“迷惑”（Meiwaku），而后者的语源在中国。此段公案的后半段，毛泽东曾向田中赠书，暗示“迷惑”的出处与文脉——此乃后话。矢吹晋曾对“迷惑”一词在日文中语义学上的变化做过一番深入的研究，指出其在中日文语境下的不同含义。他认为，中文的“迷惑”，自《楚辞》和《魏志倭人传》时代以来，基本没有变化。现代汉语中，至今仍在与《楚辞》差不多的语境下使用这个词汇。而在日文中，截至镰仓时代前期，仍与汉语同义。从镰仓时代末期起，“迷惑”一词开始呈现出某种语义上的转化，并在现代日语中定形，成为所谓“日本语之中的汉语”：即以日文特有的汉语训读来发音，与作为语源的中文古典有关联，但原有语义已被部分颠覆（转化），成了以汉语表示的日语词汇。诸如此类的词汇，在日文中屡见不鲜。除了“迷惑”外，还有“得意”、“勉强”、“合同”、“敷衍”、“地道”等等，不一而足。 就“迷惑”而言，权威的《广辞苑》（第五版）的解释，主要有三个意思：1、因不知如何做而犹豫不决；2、感到为难痛苦，苦于某件事；3、被他人置于某种困境，感到难办。而笔者手头的《三省堂古语词典》的解释，则有两层意思：1、因不知如何做而困惑，迷失张皇，惊慌失措；2、为难。上述两种辞书的权威解释，与田中话语中的“迷惑”的语境像又不像，似是而非，但肯定不是像“添麻烦”那样简单的意思。日文古语中，还有诸如“迷惑千万”、“迷惑至极”等表现，可以说都是作为古汉语的“迷惑”，经中世以来的武士文化“发酵”、转义后，又重新作为日语沉淀的结果。矢吹晋甚至认为，那种“包含了‘万感之念’ 的‘迷惑’的用法（在今天）已经死亡”。而日本既如此，遑论中国？在这种情况下，田中一句“迷惑”发言，令中方困惑不已，便可想而知了。 不过，客观地说，这种从历史文化到语义学上的学术探究，虽然是汉学家矢吹教授的强项，但确实不是每个人都能胜任的工作，包括职业外交官桥本恕。桥本不谙中文，却被田中委以重任，作为邦交正常化谈判具体方案的策定者和田中讲话稿的“枪手”，虽然是“绞尽脑汁写出的文章”，但他反复“考虑”、“推敲”的，笃定只能是日文原文，而不是如何译成中文的问题。可他在1992年9月，接受HNK采访时，面对记者“是否误译”的提问，却一边坚决否认“误译”说，同时仍一味强调原文措辞的初衷。说白了，两者完全想两叉了。 对此，矢吹晋指出：“桥本但凡把在原文推敲上所费功夫的一成用于推敲中文译文的话，兴许就避免了历史的误解。在这个意义上，只能说是这位不通汉语的中国课长的界限之所在。”因为，从田中内阁决定推动邦交正常化之初，为确保万无一失，尤其要维系与美国及日国会的挺台湾势力（青岚会等）的平衡，确立了排除外务省“中国帮”（China School）的应对方针，具体实务直接由“美国派”外交官僚栗山尚一（历任外务省条约局长、北美局长、外务次官和驻美大使）和中国课长桥本恕主导。连桥本的顶头上司、亚洲局长吉田健三都被桥本排除在政策决定程序之外，可谓“下克上”。 矢吹晋对桥本恕的盲目自信深恶痛绝，以为正是这种“官僚的自我保身与浅薄自负”，“招致日中间相互不信的悲剧” 。令矢吹教授愤怒不已，甚至不惜以如此“酷评”来指控者，还不仅仅是翻译问题上的刚愎自用。 两种版本的田中道歉 在9月26日下午的第二次首脑会谈上，对田中的“问题”道歉，服部龙二在《日中国交》一书中以“怒发冲冠” 来形容周恩来的光火。而对周总理的愠怒，田中到底当场做没做过解释，为自己辩护呢？从田中其人的性格、身份及彼时所处的立场来说，不可能不辩护（当时在场的桥本也证明了这一点）。而且，田中不仅在自己的著作中记述过当时的谈话，从北京回国后的当天，在自民党总部的报告会上及其后在首相官邸对记者的谈话中，也曾多次回忆过当时的情景。但服部查阅外务省的中日首脑会谈记录，未能找到相关记述。对此，服部却一笔带过，并未当成一个问题。 矢吹晋注意到，1988年9月，由外务省解密、可在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查阅、复印，后由岩波书店于2003年公开结集出版的《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交涉》一书中，涉及相关会谈内容的地方，只有一句话：“周总理的话，大概的意思可以理解。” 读此记录稿，给人一种感觉是“田中对周恩来的批评全然不介意，等于置若罔闻”，令矢吹觉得相当“怪异”，疑窦丛生：“假定这份外务省记录稿的内容正确的话，那田中便是‘一张嘴，两片舌’——当场对周恩来没说过的话，回国后却沾沾自喜地四处说明。 ”这不仅涉及两国关系中的历史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政治家人格的问题。 事实上，当时在场的中方官员张香山（外交部顾问）、吴学文（新华社驻东京特派记者）等人，后来均以回忆录的形式披露了当时双方的话语应酬。如吴学文在《风雨阴晴——我所经历的中日关系》一书中如此写道： 田中首相解释说，从日文来讲“添了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而且包含着以后不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这个表达如果在汉语上不合适，可按中国的习惯改。 而大致同样内容的更早的版本，出现在中国副外长姬鹏飞的回忆录《吃水不忘掘井人》中。上文中提到的HNK纪念邦交正常化20周年的电视纪录片《周恩来的决断》的文字版于翌年在日本付梓，1994年中国出版了中文版，这份回忆录系作为中文版的附录而出版（日文版中则未附），署名为“姬鹏飞谈，李海文整理”。李海文女士曾担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中共党史研究》杂志副主编，退休后为《百年潮》杂志副主编。 循着这个线索，矢吹晋与另一位汉学家、中共党史专家、横滨国立大学教授村田忠禧一道，两度赴北京调查、采访，后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晋研究员的协助下，终于从中方的外交档案中查到了外务省外交文档中“缺失”的部分。在9月26日下午的第二次首脑会谈上，面对周总理的批评、质疑，田中本能地意识到有可能是文本的翻译出现了问题： 田中：可能是日文和中文的表达不一样。 周恩来：可能是译文不好，这句话译成英文就是make trouble。 田中：“添麻烦”是诚心诚意表示谢罪了——这样表达，从汉语来看是否合适，我没有把握，语言起源于中国。 就是说，田中不但当场做了该做的回应、解释，而且把日文中“迷惑”的那种亦可用于“百感交集”时“诚心诚意”的道歉的微妙语境传达给了中方，并得到了周总理的“谅解”。 至此，矢吹晋认为自己彻底解开了田中道歉问题的谜团。在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前，有两个版本的道歉暧昧并存：一个是田中的“迷惑”，即“诚心诚意的道歉；另一个是桥本的“迷惑”——所谓“添麻烦”。但由于在NHK20周年特别节目中桥本其人的“言之凿凿”和田中解释奇异“蒸发”后的首脑会谈记录文本（外务省外交文档）的流布，使得田中道歉“消失”，而“桥本流的迷惑”版本，则“升格”为日本政府的“公式见解”。客观上，全力推动并亲自主导了邦交正常化谈判的两位政治家——大平正芳于1979年猝逝，田中角荣则因洛克希德事件被捕系狱（1976年7月），1985年罹患脑梗塞，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逝于1993年12月），已无申辩的可能。而桥本恕作为邦交谈判的亲历者、外务省实力派“影武士”，为保全自身的清誉，不惜改写历史的“脚本”，也并非不可能。 事实上，矢吹晋的指控，正是针对这一点：恣意“篡改”、“毁弃”外务省外交文档的始作俑者非桥本莫属：“桥本氏出于某种考量，删除了这部分内容”。矢吹甚至明确给出了“篡改”的时间：“大约是1988年9月，作为外务省的公务资料，相关文件加以整理并交付印制的时期。桥本作为中国大使赴任北京是1989年至1992年。赴任前一年，我曾关注过这批公务资料的整理事宜。”为此，2010年3月10日，矢吹晋致函时任民主党菅直人内阁外务大臣的冈田克也，郑重提出两点诉求：一是复原被认为是田中发言的“周总理的话，大概的意思可以理解”一句中被省略的部分——所谓“大概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二是对田中“迷惑”发言的相关资料做彻底调查——“惟田中访华之真相变得明朗，今后日中和平的基础才有可能加强。” 四个月后的7月5日，冈田克也外务大臣复函矢吹晋教授： 根据贵书简的要求，关于当时的记录，由外务省方面对所保管的相关文件进行了重新调查。其结果，目前，除外务省公开发表的记录之外，未能发现记录该首脑会谈中双方对话的新资料。因调查需要时间，故回复有所拖延，还望先生海涵。 矢吹晋之所以强烈质疑、抨击桥本恕“篡改”邦交正常化谈判记录的行为，是认为这件事做下了中方对日不信任的根子，使日方日后在反制中方的“反日宣传”时进退失据。其恶劣影响及扩大效应所带来的后遗症，甚至在邦交正常化40周年后的今天仍在持续发作。笔者虽然无法完全认同矢吹教授对首脑会谈记录“篡改”事件之影响中日关系程度的判断，但希望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对邦交正常化谈判阶段，包括田中“道歉”问题真相在内的相关历史文档能尽快解禁。惟日方在此问题上有种种不为人知的幕后操作之嫌疑，中方解密文档的价值才更值得期待。此举无疑将极大有利于促进中日两国之相互理解，固化中日关系之基础，以期中日友好之共同利益的恒久维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