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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之后的清末民初，本当是中国式文艺复兴的天赐良机，犹如春秋战国一般充满人文创造的可能性空间。除了满清王朝大一统集权专制的日渐松动，尚有东西方文化碰撞造成的嬗变效应。然而，历史却极其诡异地将这个民族推上一条谁也料想不到的歧途。野蛮战胜文明，孔家店被打倒之后赫然崛起的，是比程朱理学更为僵化更为专制、以乌托邦主义为标榜的意识形态。民国年间短暂的文化复苏，转瞬即逝。承接《红楼梦》文化命脉的两位宗师，王国维自沉而亡，陈寅恪则壁立千仞。中国式的文艺复兴，再度沉潜，几近消逝。
这场劫难于文革演变至极端。倘若说八十年代是文化的再度苏醒，那么九十年代开始的人文精神重建，无疑是在文化废墟上的历史努力。这样的努力所承接的乃是自《红楼梦》到王国维、再到陈寅恪的文化气脉。其特征与其说是开拓，不如说是守灵。灵魂由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里一语道破：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

作者莫言冷冷地打量着作家莫言，没有人比他更厌恶自己。不应该怀疑的是莫言的自省，他的虚伪、懦弱、经不起任何诱惑，没有人比他看得更清楚。
他在小说中不仅预测了国家的败坏，他甚至预测了自己的败坏。
作家有两个自我：实际生活着的，小说里的。两者的关系颇像鲁滨逊和星期五——一个是另一个的仆人；也像少年派和他的老虎——一个是另一个人的敌人和朋友。小说中的作家透过纸背审视创作他的人，直到他冷汗涔涔，只能坦诚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