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双月记（2012年11－12月）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div> </div><div>时间从不偷懒，也最最无情。一年就这样过去了。</div> 前两则“读书双月记”公之于众，我其实甚为惶恐。在个人网站上，我表达了这种心情：本是私人书写，但却面对大众，有点儿“内衣外穿”的紧张与惶惑哈。 好在不太有人对这种东西感兴趣。当然，也有朋友很感兴趣，给予鼓励。有一位朋友（真正的多年朋友啊，不是泛指）来信提出一些问题，包括页码的标法、书的来源等等。我的回答大意如下： —— 页码中间有加号的，是因为一本书往往不是一个号码系列从头排到尾，而是“前言”或“目录”单独排页，到了正文再从第一页排起。这种情况，西文书籍一般前面用罗马数字来排，正文用阿拉伯数字排。但是，好多中文书，前前后后都用阿拉伯数字，而又各自从1开始。这样标出，看着就有些乱了。 —— 现在读的书，大多是自存的。到了加拿大之后，存书量又大增了。一个是因为空间毕竟大了些（现在已经感觉空间狭窄了，到处都堆着书，有些凌乱；转而盯上了当初卖给我这个房子的老房主的目前住处，他那里有个谷仓，是我梦想中的书房）；再一个也是有钱了——哈哈，是有充足的研究经费。每次去中国，总买个几千块钱的书，再花几千块海运回来。第三个，这是内人特别喜欢的：本地公共图书馆经常处理大批图书，块把钱一本；到了最后，更是几块钱买张门票，进去之后，想拿多少拿多少。我们一次往往弄回上百本书来，当然闲书居多，烹调、装饰、画册、旅游等等，结果光是关于园艺的书现在已经存了上百本了［另注：年底估算了一下，2012年中国购书约170种，本地图书馆购买旧书约470种，此外零星购买英文书约50种。一“种”就是一个标题的意思；没有按册算，有的一种书分好几册］。 —— 电子版的书俺不大喜欢。老顽固，当然。还有，那个东西不方便歪着躺着地看，也不适宜有两分钟空闲就看上一页。 杨荣甲，《共和国外交部秘辛：一个外交官在文革的亲身经历》（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2011），vii+viii+327页［通读］： 作者是文革初期外交部造反派的首领之一，但后来有所觉悟，也遇到一些挫折，写书的时候更是对毛和整个中共体制都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和反思。书中记载了中国外交系统六十年代的不少情况，与以前所读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可以相互对照、发明。作者对周恩来认识比较深刻，其中讲到周对自己以前的外事秘书、后来任职外交部领导的陈家康的态度（翻脸不认人，说“陈家康是个小丑”，结果陈被迫害，死在干校），我看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周为了自己的利益不讲原则、更不讲人情的政治风格。毛就更不用说了。毛明确说，“中国群众喊打倒朱德、陈云、陈毅的口号可以嘛！让他们喊就是了”。可是，四川有个当时二十六岁的冯耳元，从不到二十岁的时候就“学习用毛泽东思想观察和分析问题”，提出了很多在当时符合毛泽东看法的观点，杨荣甲他们要树立这位标兵。可是，仅仅因为冯也提出过，马列主义是发展的理论，因此不能说毛泽东思想就是顶峰，结果毛在外交部的代理人（毛的亲戚）王海容，就说冯“罪该万死”，把冯打成反革命，铐上手铐押回四川的监狱，此人从此下落不明。什么狗屁“造反有理”，冯还远远没有造反造到毛的头上呢！他要是敢喊“打倒毛泽东”呢？ 赵先，《忆念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75页［通读］；王直，《王直回忆录》（福州：海风出版社，2000），4＋554页［泛读］；陈锐霆，《走过百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6＋5＋352页［泛读］；陈鹤桥，《陈鹤桥回忆录》（北京：第二炮兵政治部，2004），404页［泛读］： 都是共产党老干部写的回忆。这类书现在出了很多，收不胜收；读起来则是披沙拣金，比较辛苦。赵先那本出得虽早，那个时候框框更多，但还比较有特色。一则是因为作者属于潘汉年的工作系统（其夫王尧山1955年之前任上海市委秘书长，因潘案被贬；王、赵夫妇三十年代初即在上海一带从事中共地下工作），早年的经历和后来的遭遇都可能使她不那么僵化；二则作为女性，记述了一些女性的故事，也有女性善于观察细节的能力。后三位作者，都是1955年授少将的；我因为某些私人的因素而对他们有间接的了解和阅读的兴趣，但读后所得甚少。其中王直被认为是电影《英雄儿女》里面的王政委的原型，但王直本人的解释比较中肯、得体，他懂得文学作品里的人物不能与生活中的人物划等号。王应该是比较有文化的。我看到《粟裕年谱》（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办编，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里提到，粟裕被彭德怀从总参谋长的位子整下去之后，有一段时间请人来教自己各种课程，其中一位教员叫作王直，不知是否同一人？ 赫尔曼沃克，《战争与回忆》（王圣珊、方平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四册，共1746 pp. [通读]；Herman Wouk, War and Remembranc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78), 1382 pp. [泛读]： 作者说《战争风云》只是前奏，这才是正戏。站在美国作家的立场，从历史内容上说，是这样的，因为本书正面描写了美国参加二战的经历。但是，我感觉，写得不如《战争风云》那么引人入胜，结构比较松散，故事也比较沉闷。还有，尽管有方平这样的名家参与，但翻译得不能尽如人意。正好家中有英文版，于是对照来读，发现还是读英文原文更有意思。有时候是因为译者的西方生活经历有限，有时候则是没有体会到原作的精气神儿。前一种情况，举个小小的例子：在法国南部，拜伦和人去吃“汤汁蒸麦饼”，这个字眼重复了好几次。这是什么东西？我非美食家，但在中国人里面也算极为少见的具有“普世口味”的人了，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食物我都能接受，也都有我所喜欢的，因此很想搞明白这个“汤汁蒸麦饼“是个什么玩艺儿。一看英文，哑然失笑：那是couscous. 这其实是一种源于北非马格里布的食物，颗粒状，如小米；就是犹太人的那种couscous（相对少见一些），尽管颗粒较大，也大不过黄豆，怎么能称之为“饼”呢？想起多年前读过的一本什么书，是台湾翻译出版的，说到哈佛大学旁的“群众大街”。我在校园近旁住过两年，对那一带敢说比对北大周边更为熟悉，这是说的哪条街呢？终于明白之后，也只能用“哑然失笑”来形容：马萨诸塞（Massachusetts）大街，英文一般简写为Mass. Avenue——这个Mass.，能译作“群众”吗？ Paul Kriwaczek, Yiddish Civilisation: The Rise and Fall of a Forgotten Nation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2005), xviii + 347 pp. [跳读]： 《战争与回忆》的一条故事主线，是围绕娜塔丽及其家族展开的关于犹太人在纳粹德国反犹迫害下的命运。对我来说，犹太民族是一个神话：深奥，奇特，意味繁复，不易索解。《战争与回忆》中所描写的犹太人在毒气室的悲惨命运，让人不忍卒读，也让人不能不思考。我想，如果能把犹太民族与中国汉民族做一个比较文化的对比研究，一定很有意思，对于理解我们中国人自身的深层文化密码会有极大的帮助。本书研究中欧东欧地带的犹太文明的历史，很开眼界；作者本人就是三岁的时候跟随父母从二战时期的维也纳逃到伦敦的犹太人，所述所论直接为理解《战争与回忆》中的故事情节提供了历史文化背景。北起波罗的海边的里加，南到黑海之滨的敖德萨，这块广阔的土地，在从十一到十九世纪的将近一千年中，夹在东方的斯拉夫文明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之间，曾经是犹太人的家园（homeland）。意第绪文明的影响，至今还在波兰、捷克、白俄罗斯等那些东欧国家处处可见，但是当地人甚至已经不知道他们的文化中这些东西是与犹太人联系在一起的了。2010年夏天，在布拉格、克拉克夫、华沙和里加，这些历史上实际是意第绪文明中心的城市，我都去了当年的犹太难民区（ghetto），那里很多的二战遗迹仍保存如旧，触目惊心。可惜那个时候还没有读过这本书。 严家祺，《生命树的分叉：严家祺十七年流亡生活记事》（香港：夏菲尔，2006）， 479 pp. [通读]： 收拾书的时候捡起来读了，也算对于读那些中共官员回忆录的一种反拨与平衡吧。读到作者去送外卖的那段，我很难抑制自己的情绪。我感觉，在这里，作者双重地表现了人的尊严（我想说的是dignity——这个词译为“尊严”我总感觉不大对味儿，但不知道怎么才能译得更好）：为了生活，他去做这个事情（而不是去，比如说，在民运圈子里争权夺利），这就是dignity；回忆生活，他大大方方地这样写出来（既没有矫揉，也没有解释），这也是dignity. 蔡文彬主编，《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懿德清芬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2），128页［通读］： 十一月底上海之行，获赠此书。主编者一片孝心，跃然纸上。谁能想象，他在从政从商的时候，出差旅行，带的不是秘书（更不是女秘书），而是年届八九十岁的老母亲？ Azar Nafisi, Reading Lolita in Tehran: A Memoir in Books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4), 356 pp. [通读]： 这是我今年读到的最好的一本书。作者是受了西方教育的伊朗女性，回到德黑兰在大学教授英语文学；这本书就是用教、读不同的西方文学经典为线索而串起来的伊朗生活回忆录。整本书笔融细腻、敏感，观察和思考睿智、深刻；那些学生的不同性格也生动形象地跃然纸上。写的虽然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革命下的伊朗，我却经常在其中看到中国：首先是“文革”的中国，也不时看到今天的中国。作者事实上是在借助西方文学经典来思考极权主义社会的特点，一些议论我真想引到自己的政治学论文之中。第一部分题为Lolita，但涉及纳博柯夫（Nabokov）的更多作品，我看其思考的轴心在于迫害者与被迫害者之间的关系；第二部分以菲茨杰拉德（Scott Fitzgerald）的《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为中心，主题应该是物质、金钱与情感、理想的关系；第三部分借助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探讨战争，而第四部分则以珍奥斯丁（Jane Austen）的作品为主线，我的解读其实是在写伊朗社会的两性关系。书不短，但越看越好看，最后一部分写得不说最好，也是最好之一；这与最近看到的其它一些不错的书不同，那些大都最后四分之一走弱，有虎头蛇尾之憾。 盛可以，《北妹》（电子版）： 还是春天去欧洲的飞机上，在好像是《国际先驱论坛报》的周末杂志上（记不确实了），看到Sheng Keyi 的一则短文，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但不知道是哪几个汉字。短文写的是小河、故乡等等，别人翻译成英文的，感觉空洞矫揉（很多中文的什么散文、随笔、感想，本来读着挺好，译成英文却都是那么个味道），当时奇怪这英文刊物为什么要登这么一篇来自中国的文章。这天忽然看见中文的新闻报道，说有这么一位作者的这么一本小说译成英文出版了，评价不错。于是找来中文原作一读。确实还可以，生活气息甚浓，语言有特点，人物性格也生动鲜明。不过内容和思想都甚为单薄，作为文学来看是没有多大意思的。可以作为了解社会的一种报道来看，更像近年多见的那种手提摄像机拍摄的“民间”纪录片。 常艳，《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电子版）［通读］： 有朋友送了这个文件来，涉及到北大老同学（并不认识，但是我知道他，虽然是近年才知道的），于是就读了。开始不大读得懂，原因是弄不太清楚作者与男主人公究竟是什么关系。后来有点儿明白了，感觉很开眼界，很长学问。对于什么是“盛世”、什么是“马列主义研究”、“博士后”如何做，等等，这些和俺的专业应该说有些关系、但又具备我多年不甚了了的那个中国特色的诸如此类，增加了可贵的感性认识。联系到十一月底在上海开会时，朋友们为我启蒙什么是“211”、“985”、“三级学科”等，我觉得自己这个所谓“中国问题专家”确实需要学习、学习、再学习。好在现在不缺学习材料，上上网就能远距离学习。也巧，此件和《北妹》有可以贯通之处。这是说的其中所表现的社会现象。《北妹》作者的文学水准，比起这位偶尔卖弄文字的博士后，那是天，这是土；《北妹》的主人公让人同情，这位博士后，虽然也是受害者，则似乎和她的局长情人一样让人作呕。 Noel Botham and The Useless Information Society, The Book of Useless Information (New York: Penguin, 2006), 286 pp. [跳读]： 信息时代的问题就是信息太多、太滥。也许因此反而需要一些“无用的信息”。莫言说“文学最大的用处就是没有用处”，确为智慧之言。这里记下与书有关的几条：     —— 现在是美国文学经典、地位堪比中国的《三国》、《水浒》的小说《白鲸》（Moby Dick），作者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在世时，总共才售出了五十本。     —— 1898年，也就是铁达尼号遇险十四年之前，摩根罗伯特森（Morgan Robertson）写了一本小说，叫Futility（无用），说的就是史上最大的一艘船，在四月的一个寒冷的夜里，在大西洋撞上了冰山。     —— 维吉尼娅沃尔夫（Virginia Woolf）所有的书，都是站着写出来的。     ——如果抽屉里有个烂苹果，歌德就没法写东西（我以前听说，席勒要闻着抽屉里的烂苹果气味，才能写得出东西——似乎还是关于席勒的这个说法更可信一些）。     此外也多有好玩的。比如，索菲亚罗兰有个姐姐曾经嫁给墨索里尼的儿子；杰奎琳肯尼迪曾经当过“双日”出版社（Doubleday）的编辑；等等。     怪不得我喜欢看这种无用的书呢，其实它们很像中国古代的笔记。 Joel L. Fleishman, The Foundation: A Great American Secret: How Private Wealth Is Changing the World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7), xxiv+357 pp. [泛读]： 这个就太严肃了，但也是读着玩儿。华人社会现在也时兴搞基金会什么的，这本书似乎值得翻译出版——毕竟是讲钱的事情，华语读者也许容易找到一个兴奋点吧。不过，主要是讲为什么捐钱、捐得的钱如何把事情办好，恐怕中国富人对这些没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