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div><div> </div><div><em>编按： 惊悉李昌玉先生因患癌症于2013年6月12日早0点46分去世，本刊同仁深感哀痛。李先生享年79岁，于早岁1957年时就被打成右派。之后，极力推动宪政，是零八宪章首批签署者，也是本刊作者之一。在此特重发李先生今年年初于本刊发表的遗作，以示悼念。<br /> </em></div><div><img alt=""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3/Jun/6122013lcy.jpg" height="450" width="600" /><em> </em><br /><em>李昌玉先生 </em></div><div> <br />司马迁著《史记》是在受到“腐刑”之后。他在例举了一系列刑法之后，痛苦地说：“最下腐刑，极矣！”其实从对身体的伤害而言，腐刑远非重刑，但是在精神上受到的羞辱，从一个“刑不上大夫”的人士的看来，那是痛苦莫名，难以忍受的。于是他学习那些遭到打击困厄，如文王、孔子、屈原、左丘、孙子、吕不韦、韩非等“发愤”写作，抒发“郁结”的人，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写作了千古不朽之作《史记》。所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春秋》乃鲁国国史。以后以春秋指代史书。</div><br />我写的文章中，最有价值的也是历史论著。现在我则是要把癌症患病期间写作的文章，结集出版，故称“癌症病房写春秋”。<br /><br />我虽然度过了肺癌五年生存期，但是，去今两年复发了三次。三次复发的CT检查结论都是“双肺转移瘤”。从影像看，一次比一次重。第一次与第二次化疗的间隔是9个月，第二次与第三次化疗的间隔是4个月。病情来得快，几天就处在紧急状态。幸好医生诊断正确，用药对症，所以很快控制了病情。这次治疗计划18周，现在接近一半，效果看来较好。这两年中，我有足足一年处在化疗中。化疗产生毒副反应之痛苦是常人难以感觉的，真是难以名状。五年来，已经有若干位后我患癌症的人走了。我感谢上天对我的慈悲，使我还能苟活于世，甚至于还有时间完成或部分完成我的写作计划。<br /><br />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在死后留下4部百万字著作。三四年前我自选了第一部《轻舟过三峡》，30万字，自费印了200本，书中收集了42篇文章，都是纵论历史的散文。据张毓熙同学告知，在北京的一个书摊上竟然发现了此书的盗版本，卖50元，够贵的，果真盗版，最多卖25元。盗版书本来都是畅销书热门书，定价比正版便宜一半还多。这是非常欣喜的消息，说明我的书还有“盗版”的价值。书商认为有小钱可赚，读者认为值得花钱买。现在竟然对于我的这本鬼神不知的书盗版，可见还是值得自我安慰的。<br /><br />这更增强了我的自信心。120回的《红楼梦》为108万字。我的文稿早已远远超过百万字。但是，文章是以质取胜。卷帙浩繁的全集只能存放图书馆的书架，普通读者是不会问津的。4本也不算少了，最后或许从中再选一本。如果朋友提供精选选目的参考意见，我就感谢不尽了。至于是先出版四卷本，还是先出版一卷本，名之曰《癌症病房写春秋》。这可能要更多地看我的病情发展。<br /><br />不但如今信息太发达，中国人又普遍不爱读书，而且历史地看，凭一本书传世的作者反而多多，中外皆然。1957年批判丁玲的“一本书主义”，其实，一个想要留名于世的作者，确实是只需要靠“一本书”。仅仅就这一点而言，毛泽东不出全集还是明智的选择。乾隆大帝作诗万首，谁也不承认他是诗人。其实，杜甫、李白、白居易。苏轼等大诗人，他们最脍炙人口的代表作也不是很多很多。<br /><br />我的书是给普通读者读的，因此必须精选。我所谓的普通读者，就是指对中国近现代史有一点癖好的人，想寻根究底的人，想探寻真相的人，想知道中国的昨天的人，甚至于研究历史的专业人员大概读了也不会后悔。我的邻居，山东大学历史系的郑佩欣教授几年前就认为我的书可以出版，应该出版。他是以一位历史学家的眼光判断。<br /><br />我在山东大学上学时的马列教研室的老师（他的夫人吕欣则是我们中文系的总支副书记）、现为中国社科院编审的何祚榕先生，在读了我的《轻舟过三峡》之后，欣然写道：“李昌玉的视野与笔触是多方面的，几乎篇篇都有对历史事件的深刻反思，发人深省。他经历坎坷，受过多年委屈，但他的反思从来没有情绪化的发泄，而是在掌握丰硕资料基础上理性地总结历史教训。他同班同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仼职的研究员、教授们，提到李昌玉，无不伸出大拇指，对他的德行和才华表示赞佩。”<br /><br />我打算结集的另外三部书，大部分稿子是在国内外网络上发表过的，还有一部分，也只有几万字，正在修改补充字斟句酌中。这三部书可能有一点敏感内容，史实的或观点的。投给国内网站可能会告知“暂时不宜发表”，出版社当然会更加滞后。因此我就一心一意埋头写作，可以无所祈求、无所顾忌地在键盘上说想说的话。我所幸的是现在文思比较通畅，没有被癌症制服。等到定稿后可以发到海外网站。其实中国有许多前卫的电影人，拍了许多在国外获奖的影片，至今不能在国内放映。历史上许多传世的著作，不少是在作者死后才问世流传的。在这点上，我比司马迁幸运，可以不必“藏之名山”，以待知音。或许我可能先拿到香港出版。我相信，我的这些书，这些写历史的书，这些严肃的历史书，我估计少为5年，多至10年，就可能在大陆公开出版，成为国内的畅销书、地摊书。我来日无多了，但我的书会比我的寿命要长。<br /><br />除去文革，我教了高中语文课二十余年，每天就是讲“文章”。文章的古意本意是指错杂的色彩或花纹，庄子有“诚文章，散五彩”之说。现在我们讲的“文章”是写给别人阅读文字作品，因此应该讲究一点文采，使之可以引人入胜。我写的人物系列，主要是反右运动人物系列的文章，自信有不少都达到了一流水平，或可妄称为“文章”。例如《千古奇冤阿隆》、《千古奇冤葛佩琦》、《呼吁“用生命维护宪法尊严”的科学家束星北打成右派》、《李曰垓：十五少年打右派》、《冒广生：八六老人打右派》、《“敦煌魂”毕可祭》、《宋庆龄着文公开反对反右运动、》《章伯钧，一号右派的一号秘辛》、《民主女神林希翎》、《自由女神林昭》、《北大右派学生沈元叛投马里使馆处死》、《浩气凛然彭文应》、《东京审判的大法官梅汝璈打了右派》、《“铁路巨擘”杜镇远回国落难记》、《大英雄真名士：北师大教授石 盘》、《毛泽东发话：李济深，“他不能动！”》、《70岁的“云南王”龙云中招探秘》、《投进“自由”罗网的储安平》、《觍颜欺世，盗名自肥—评说张光斗》或《张光斗，中国知识精英堕落的代表》、《批判“血统论”的殉道者——遇罗克》、《郑介农：谔谔一声命黄泉——被枪杀的山东大学右派学生》、《涂鸦涂成“反革命”：徐邦治同学》、《山东大学校长华岗》、《蒋兆和的一次单恋》、《吴宓的一次单恋》、《殉道殉情一吴宓》、《赵俪生，一位讳言右派历史的历史学家》、《毛泽东引出洞的一条蛇 陆侃如》、《毛泽东的“右派朋友”黄炎培》、《父子右派、父子院士的谢家荣谢学锦》、《赵太侔：难酬蹈海亦英雄》、《喋血缅甸的抗日英烈李耀祥》、《滇西南抗战的幕后元勋》、《12岁做公安侦查员的李厚明》、《国民党员张振远的风雨人生路》、《中国独一无二的右派墓碑》、《我的舅母“不寻常”》等等约四十篇，短的几千字，长的几万字。这些传记大部分是肺癌术后五年来写的。少部分尚未发表。在这之前，还写了一部几十万字的《盛胜保、邵芳伉俪传》。<br /><br />杜甫有言：‘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我的文章语言流畅顺达，可以引人入胜，唯一的遗憾是没有“佳句”，难以“惊人”，但我的文风和涉及的内容却是有个性的，不雷同我见到的许多名家高作，互相之间不可代替，所以在林林总总的历史著作中还可以聊备一格。中国的近现代史是一部永远挖掘不尽的金藏，但我不是专业的历史学者，没有经过专业训练。我作为1934年出生的目击证人，中文系的毕业生，有两次戴右派帽子的经历，来写这段历史，虽然不是专题系统的史书，都是边边角角，枝枝叶叶，但具有后人难有的优势，也有自己的特点。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避短扬长，总是可以找到自己的优势。<br /><br />我已经成了山东大学第二医院肿瘤中心的一个“病例”。我因为在癌症缠身之际，还能沉着淡定地写作也将成为一个“典型”。这就是我对主治医生的回报，对上苍眷顾的回报。我的双肺上已经布满了癌细胞，它们布满了肺泡。肺癌术后3年，我还能游泳。上两次复发后，我还可以步行几里路不喘。现在走路快一点就喘了，因此恶化会很快很快的。时间对我就是无价之宝。<br /><br /><div>祝2013年大家生活美好，身体健康！</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div align="center"><em>【李昌玉简介】</em></div><em> <br /> 1934年生，1960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一生从事中国语文（即国文）教学，直到 1994年退休于山东大学附中。先后发表过各种文章约三十万字，退休后又好摄影，发表过照片约600张，其中有数十张经中国新文社转发给海外华文报刊。 1999年来美国俄亥俄大学探亲，一年当中写下见闻感想约三十万字，拍摄了照片三千余张。目前受八十二岁的邵芳女士之委托，回国后将为她整理、编辑、出版 《八千里路鸿雁飞——盛胜保和邵芳情书集》，全书约 80-100 万字。</em><div><em> </em></div><div><em> </em></div><div><em> </em></div><div> </div><div> </div> </div>